法制故事范文1
法律是春天草丛间和谐温暖的清风，法律是夏天绿树下沁人心脾的阴影，法律是秋天麦田里金黄丰收的喜悦，法律是冬天放眼间白色茫茫的纯净!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法制小故事，供大家参考。
法制小故事1什么是法?法就在于人们平时的一举一动，法制就是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是无情的，只要你触犯了法律，法律就会毫不留情面的对待你!
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时时刻刻都在约束着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俗话说“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一个现代公民成熟的标志。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有一次，我和妈妈走在十字路口，看到前面是红灯，我就和妈妈说：“我们等一会吧，绿灯亮了再走吧!”我和妈妈在那儿静静的等待，但就在这时，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后飞速驶过。我非常不开心，心里气愤的不得了，差点没骂出来。这个人真是太没有道德了，没看见红灯吗?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走到路中时，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和他亲密接触，一瞬间一切都没有了，这个人被汽车撞到了天上又“砰”的一声掉下来，鲜血染红的她的衣裳，看得我直心疼，现在我都不知道该同情他成了那样，还是该祝贺他的报应!至于那个汽车司机，也会得到相应的惩罚，骑自行车的人也少不了法律的制裁!
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像这个人一样不遵守法律的人满大街都是，而不守规矩的人，换来的就是法律的制裁。让我们携起手来：自觉守法尊法用法，为做一个成熟的公民而努力吧!
法制十分重要，请让“法律”这个名词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吧!
法制小故事2我们生活在法制的国度，处处需有法，处处需遵法，而作为青少年，我们要应该让法律在心间长驻。
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人人守法纪，凡事依法纪，则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倘若没有纪律的规范，失去法度的控制，各项秩序就无从保证，人们生存、发展的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每一个公民必须要做到的，而对于公民来说，惟有能自觉地做到遵纪守法，才可能获得最大的生存自由。有的同学认为，讲纪律就没有自由，讲自由就不能受纪律的约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由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人走在马路上行走是自由的，但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被车撞伤，那就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有的同学不遵守学生守则、违反校纪校规，忽视学校对学生仪容仪表、待人接物、行为言语等方方面面的要求，不爱护公物、乱扔垃圾、抽烟喝酒、沉迷网络、旷课、偷窃、为一点小事结伙打架等等……，积小恶成大恶，最终必然自食恶果。
某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某，成绩优秀，还是班级里的班干部。有一次他考试考得特别好，爸爸就奖励了他10元零花钱，有同学提议他拿这10钱去打电子游戏机，没想到就这么一脚迈进，他就很快成为了游戏机的“俘虏”，成绩越来越糟糕，视力也在不断下降。父母给的零花钱根本就不够用了，怎么办呢?他决定铤而走险，干脆去偷。有一次，他去一家超市偷东西，没想到在超市出口处被一位老太太当场发现，为了不被抓住，他居然随手拿起啤酒瓶朝老太太的头部连击数下，致使老太太当场死亡。痴迷于电子游戏机使他丧失了人性，由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沦落成了一个杀人凶手，这是多么可怕啊。
总之，法律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维护权益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权益和义务是一致的，从今天起，从这一刻起让我们一起踏上与法同行的道路吧!
法制小故事3每当我打开电视看法制节目的时候，我的心都不禁绷得紧紧的。每当看到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在我眼前发生时，我都不禁簌簌落下眼泪。这时，我心中总要涌起一个问号——为什么?为什么每天都要发生这么多悲剧呢?我想，这可能是与个人的法律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吧。法律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旁。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到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都离不开法律。所以守法、爱法、遵法、用法成了我们每个人必要的原则。
走在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见有不法车辆乱闯红灯或逆向行驶。有些司机明明知道“宁停三分，勿抢一秒”，可能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些芝麻粒儿的小事，从而忽略了安全和法规的重要性。然而，正是这样的疏忽和大意时刻威胁着大家的生命安全;也正是这样的疏忽和大意，使他们一错再错，最终铸成大错。多少家庭支离破碎，使多少人承受痛苦!如果他们不违反交通规则，认真遵纪守法，那么，伴随大家的就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我们的身旁，有很多因不学法不懂法而违法乱纪的的事发生，还有一些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在无形中就触犯了法律。有一次，我路过乐西小巷，突然看见前面有两个黑影在推推搡搡。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生手里拿着锋利的小刀对着一个小学生，要他把钱拿出来。那个小弟弟吓得面如土色，苦苦哀求着。初中生仍拿着刀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着那个年幼的小弟弟。在一旁的我清楚地明白，如果小弟弟拿不出钱来也许就会受到伤害，我也吓得心怦怦直跳。但是那个初中生表现出的却是丝毫没有商量的样子，还在继续威胁小弟弟给他钱。我首先让自己努力镇静下来，然后跑到报警亭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察叔叔及时地赶来了，那个初中生被警察叔叔带走了，小弟弟得救了!他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我悬着的心也总算落地了。
我们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学习，如果像那个初中生一样不好好读书，不遵纪守法，去干害人害己的事。我们的社会不就乱套了吗?我们学生学好《未成年人保护法》，遵守校内外纪律，就是对自己的保护和对他人的尊重!
“国不可无法，家不可无规，校不可无纪”，我们是小公民，是祖国的未来，随时随地都要遵纪守法。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学习法律、懂得法律、运用法律。法律将伴随我们一生，让我们受益匪浅!只要我们学法、守法、遵法、用法。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法制小故事4法制如同温暖的阳光，如同润物的春雨，如同炎夏的清风，有它才得以让我们的社会和谐稳定，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安康。
比如最普通的交通法规就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时时刻刻关系着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因此社会对交通安全方面严格要求，不容许发生任何意外事故。
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骑着自行车去离家不远处的超市，到了十字路口要过人行横道，一贯守法的妈妈下了车，并喊我也下车，一起推车前进。我还以为是妈妈担心我车技不稳，大声对妈妈说：“没关系的，我可以骑过去。”没想到她严肃的冲我喊道：“你有点交通法规小常识好不好。”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就是过马路嘛，“红灯停，绿灯行”，幼儿园时就知道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时，来了一位老爷爷，他也骑着一辆单车，轻快地踏着脚登，嘴里还横着越剧小调儿，在绿灯的指挥下缓缓而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可他没有想到“灾祸”从天而降。他丝毫没有察觉站在马路中央的交警鹰一样的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交警叔叔叫住了老爷爷，礼貌性地敬礼后也开出了一张二十元的罚单。老爷爷极力申辩，脸孔涨的通红，但是法规就是法规，岂是儿戏。交警叔叔为了交通的安全，秩序的井然，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而此时的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幸亏妈妈提醒了我。
回到家里，心里还有点不服气的我特意上网查了电脑，原来“非机动车通过人行横道必须下车推行”。交通小法规真是无处不在呀，我暗暗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多看些有关法制法规方面的书。心里也更加敬佩那些执法部门的叔叔。有了他们，我们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
法制小故事5每年的12月4日是我国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一听到“法制”、“法律”这些庄严的词，大家一定会觉得它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其实法律就在我们的身边。不论是一条法律，还是一个制度，或是一个警告，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没有了《交通法》，交通将会瘫痪，道路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无法出行;如果没有了《刑法》，人们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社会治安混乱一片;如果没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上将有很多残疾孩子被遗弃，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如果没有了《环境保护法》，地球上到处都是废弃物品，地球将变成一个大垃圾场，人类无法生存......可见法律是多么的重要，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保护着我们的生命、幸福生活和所有的一切。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6岁的小男孩在被犯罪分子绑架后，机智地成功逃离后，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危急时刻警车赶到，抓住了犯罪分子。他成功地用法律的武器保护了自己，使 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法制故事范文2
论文摘要：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医疗事故鉴定的性质属于司法鉴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与其他侵权案件一样，采用专家证人制度。两大法系的鉴定制度有其各自的特点。我国应该借鉴他们各自的优点，来完善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其他国家、地区与医疗事故鉴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可以为构建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制度提供宝贵的经验。以下是笔者对大陆法系鉴定法律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鉴定法律制度的介绍、比较研究及借鉴。
一、大陆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
一般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医疗事故鉴定性质属于司法鉴定。当事人如果要进行鉴定，只能向司法机关提出申请，而是否进行鉴定以及鉴定的内容都由司法机关决定。
备选鉴定人的资料登记在专门的名册中，法庭从名册中指派鉴定人进行鉴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6条规定，“任何预审法官或审判法官，在案件出现技术方面的问题时，可以根据检察院的要求，或者依自己的职权，或者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命令进行鉴定。”第157条规定，鉴定人“应当从最高法院办公厅制作的全国专家名册中所列的自然人和法人选取，或者从各上诉法院与总检察长商定提出的名册中选取”，紧急情况除外。第159条规定，负责进行鉴定的专家，由预审法官指定。遇情况需要，预审法官可以指定数名专家。
大陆法系国家的医疗事故鉴定人的地位是中立的，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其主要作用是运用医学知识对案件中涉及的医疗问题进行鉴别和审定，以弥补法官在医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他们作为中立的诉讼参与人，不从属于委托的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可以较客观中立地鉴定案件中有关医疗技术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作出鉴定结论。鉴定人并不能代替法官，他所作的鉴定结论的证据力是有限的，是否采纳由法官自己判断，属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对于鉴定结论，同样适用对立辩论原则，可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让双方当事人对其进行询问和质证。
以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为例，德国也有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但该机构与法官组织的鉴定人不同。德国类似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机构是医生协会，该协会对医生进行管理，代表医生的利益。在每一个州的医生协会分会中都设立鉴定委员会。如果发生了医生责任的争议，病人可以请求这个委员会进行鉴定，并且进行调解，如果患者能够接受调解和鉴定，则病人不再，就解决了纠纷。病人如果不同意鉴定意见或者调解，甚至认为鉴定结论是偏袒医生的，都可以向法院。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虽然鉴定不是法定程序，但是法官如果遇到相关问题，就必须进行鉴定。法官可以采用医生协会的鉴定结果，也可以完全不采用自己组织医生进行鉴定。每个法院都有一个包含各个专科的医疗事故鉴定人列表，法官从中选取鉴定人组成鉴定委员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4条规定，“鉴定人的选定与其人数，均由受诉法院决定。受诉法院可以只任命一个鉴定人。受诉法院也可以任命另一鉴定人以代替先任命的鉴定人。”根据同一条规定，法官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指定鉴定人，“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指定适于为鉴定人的人。当事人一致同意某特定人为鉴定人时，法院应即听从其一致意见”。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做出的结论，法官根据自已判断接受或者不接受。因此，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还必须对法官有说服力，如果法官认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则会指定其中一名专家对鉴定结论签字以作为证据使用，由签字的专家负相关责任。法官也可以不认可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另外找专家进行鉴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05条规定，“法院认为鉴定不能令人满意时，可以命令原鉴定人或命令另一鉴定人为新的鉴定。”而受诉法院可以把这一权力授予法官。法官自己的判断与专家的鉴定意见相左，则法官在判决中必须做出说明，说明自己意见的理由，否则，判决将会被撤销。
二、英美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
在英美法系国家，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与其他侵权案件一样，采用专家证人制度。
专家又被称为专家证人。专家是在某些行业或者领域中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其在某些专门性问题上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如果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业知识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理解证据或者裁决争议事实，则凭借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教育而够格为专家的证人，可以以意见或其他形式就此作证。根据该条规则的规定，专家证人不是狭义上的专家，不仅局限于科学的或技术的专家。专家证人并不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人，任何有技巧的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在医疗侵权案件中，专家则是指具有专门医学知识的人，要想成为专家证人还必须通过资格审查。
专家证人的鉴定结论被视为证人证言，专家的证言与普通证人的证言在法律效力上是等同的。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专家证人凭借其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做出自己的推理、判断，以专家意见的形式协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作为一种意见证据，需要陪审团审查判断。而且，为了使专家意见具有证据效力，专家证人应该对鉴定所涉及的专门问题做出明确的结论，并在鉴定书上签字、盖章。英国有关专家制度最主要的现行规定《专家证人指南》第2条规定专家证人的一般职责为：(1)专家不管诉讼胜负，提供独立的意见。检验标准为，如对方当事人向其发出同样指示的，专家将做出同样意见。专家没有支持指示当事人主张的责任。(2)专家仅就对当事人争议之重要的事项以及就其专业领域内的事项提供意见。如专家接受指示的事项不属于其专业领域范围内，须明确提出。(3)专家在发表意见时，须考虑发生意见时的全部重要事实，专家须列明其意见形成所依据的事实、文献或其他材料，如认为需考虑进一步的情形，或者因任何其他原因对最终表达的意见不甚满意，认为不符要求的，则须陈述其意见为临时性意见(或者根据不同情形，陈述为合格意见)。(4)专家对重要事项的意见如有改变，不论意见改变的原因如何，皆应立即告知指示方当事人。[4]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由当事人选任或聘请，双方可以各自选任或聘请鉴定人。因此，双方选任的鉴定人在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时往往代表本方的利益，而持互相对立的观点。与普通证人一样，鉴定人要接受严格的交叉询问，且其证言的法律效力也与普通证言等同。通过交叉质询，控辩双方都努力提高有利于己方的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努力降低不利于己方的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鉴定结论要通过激烈的质询的考验，因此，专家证人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从而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高。但是，由于鉴定人往往代表已方当事人的立场，鉴定人给法官和陪审团提供的意见是否公正可能会引起争议，所以美国法律也允许法官指定独立的鉴定人。但独立鉴定人也属于专家证人，其证言的法律效力与普通证言相同，也要接受质询。以美国为例，美国在法庭外不设专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虽然各州有管理医生的委员会，但这些机构不会介入医疗侵权的相关司法事务。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有各自委托医学专家作证的权利。但医学专家的资格要经过审查，双方可以对该专家的特别知识、经验或者技术水平进行询问，并审查其教育程度、学术水平、个人素质、有无鉴定失误的经历等各方面信息。当事人如对某一医学专家资格有疑义，可以直接请求法庭将其排除于专家证人之外，但法官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资格审查的结果。专家虽然是受当事人委托，但是他的证词必须根据事实与其掌握的知识做出。在庭审过程中，作为专家证人的医生还要接受对方律师的质询。
美国规定专家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如《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a)规定法庭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传唤该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该专家证人应接受包括传唤其作证的一方当事人在内的每一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第706条(d)规定不限制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选择传唤专家证人。
美国最高法院还规定了审核专家证词的法律标准，即道伯特标准。这个标准要求医学专家的证词不仅必须和案情相关，而且必须具有科学的可靠性。在考虑科学的可靠性的时候，法庭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1)医学专家举证所依据的技术或理论是否能够或者已经被他人所检验，这里所考虑的是专家的理论是否经得起客观的检验。(2)医学专家举证所依据的技7R或理论是否已经被同行评审以及是否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过。(3)对医学专家举证所依据的技术或理论是否有已知的错误率；医学专家举证所依据的技术或理论是否已经被同行所接受。除以上这几方面的因素之外，法庭还可以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考虑其他的因素。另外，以上每个单一因素都不具有决定作用，法庭是要考虑各个因素之后对医学专家的举证做出一个全面的判断。
三、两大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比较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鉴定制度有其各自的特点。
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启动与鉴定人的选任，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医疗事故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助手，是为了弥补法官医疗知识不足而选任的医学参谋。因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什么内容、以及由谁实施鉴定。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医疗事故鉴定人视为专家证人，而证据的提出由控辩双方负责，因此，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以及由谁进行鉴定。在医师事故诉讼程序中，控辩双方都有启动医疗事故鉴定的平等权利。
关于鉴定人的资格，大陆法系采用的是鉴定权主义，即国家明确规定哪些人具有鉴定资格或者是哪些机构具有鉴定权。除非是特殊情况，医疗事故鉴定人从既定的名单中选任。而英美法系采用的是鉴定人主义，即不明确规定哪些医疗专家或机构为鉴定人，而是任何具有专门医疗知识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鉴定人，前提是通过资格审查。
关于鉴定人的出庭，在有些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其诉讼模式的职权主义色彩，鉴定人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鉴定人是否出庭由法官根据需要来决定。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282条和第283条的规定，鉴定人应向法院书记员提交鉴定报告，如法官依据鉴定报告仍不能充分查明真相，则可以听取鉴定人的说明。但现在，鉴于鉴定结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鉴定人出庭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对不肯出庭的鉴定人可以处以罚款，而对于鉴定人作伪证的，则可以处以伪证罪。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贯彻得较为彻底，鉴定人的角色是专家证人，应当与普通证人一样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询。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况，鉴定人应当出庭，否则可能面临鉴定结论不可采的结局。C6]也就是说，专家证人在庭外所作的陈述或者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意见都不具有证据的可采性。根据美国法律，专家证人适用证人的有关规定，专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而拒绝的，法院可依藐视法庭罪予以论处；专家证人作伪证的，则可处以伪证罪。
大陆法系强调法官的作用，法官依据职权可以决定是否进行鉴定以及规定鉴定的内容，对于鉴定结论也是法官采取自由心证来自己判断。由于鉴定人的中立性，以及强调法官的作用，因此，大陆法系鉴定制度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鉴定的客观公正性，其缺点便是当事人只有申请权，对于鉴定与否、鉴定事项、鉴定人人选都无法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不利。且由于法官往往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因而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对法官影响较大，有时甚至替代了法官从事的审判活动。而英美法系国家鉴定制度充分地调动了当事人的主动性，双方能够各自选择自己的鉴定人，并能通过质询的手段去做削弱对方鉴定结论效力的努力。这种竞争式的鉴定制度能通过竞争使鉴定的质量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并能利用当事人双方的主动性来更全面地揭示案件的客观事实。但其缺点是有些鉴定结论的权威性远不如大陆法系国家，因为鉴定人代表本方当事人的立场和利益，其鉴定结论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有时难以宁人信服。
总之，两大法系的鉴定制度各有所长，我国应该借鉴他们各自的优点，来完善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
四、两大法系医疗事故鉴定法律制度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首先，我国医疗事故鉴定的性质应确认为司法鉴定，改变其医学鉴定的性质。
之所以将医疗事故鉴定确定为医学鉴定，理由就是医疗事故鉴定是专业鉴定，法官不懂医学。因此，只能由医学机构组织鉴定，而不能由法官自己组织鉴定。这是一种误解。医疗事故鉴定是医学司法鉴定，其基本性质是司法鉴定中的一种。法官不懂医学，并不能否定医疗事故责任鉴定是司法鉴定性质，法官也可能不懂刑事鉴定专业，也不懂物理、化学，尤其是不懂人类基因识别专业，但是，都由他们组织司法鉴定，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确认实事，作出法律认定。医疗事故鉴定同样如此。而且唯有如此，才能够打破医疗事故鉴定的垄断性，实行科学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定。
既然医疗事故鉴定是医学司法鉴定，那么，法官就应当享有全面的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组织权和审查权。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应当由法官决定；对于医疗事故的鉴定，应当由法官组织，确定鉴定的合适人选，确定鉴定的时机和内容；对于医疗事故医学司法鉴定的结论，应当像其他司法鉴定结论一样，法官有权进行审查，有权决定是不是应当重新鉴定，有权决定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否采信。
其次，我国医疗事故鉴定制度立法时，应摒弃以机构名义做出鉴定，建立完善的独立鉴定人制度。
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在鉴定制度上尽管存在很大差异，但有两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一，接受法官委托、指定或者控辩双方传唤的鉴定人，必须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某一鉴定机构。鉴定应当属于一种个人行为，而不是集体行为。鉴定人应当亲自实施具体的鉴定活动，亲自在鉴定报告上签字，并亲自接受法庭的传唤或者控辩双方的申请，在法庭上出庭作证。其二，鉴定人都不具有官方人员的地位和背景，而只是接受控辩双方或者法官委任，帮助事实裁判者确认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人，即使是被列入鉴定人名册的专家，也不过是普通的专家而已。
再次，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应建立鉴定结论排除制度，保证鉴定人的出庭。
英美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贯彻得较为彻底。鉴定人和证人一样，必须出庭接受当事人和法官的质询，在庭外所作的陈述或者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意见都不具有证据的可采性，法庭对不出庭者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大陆法系某些国家，由于其诉讼模式的职权主义色彩，鉴定人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鉴定人是否出庭由法官根据需要来决定。但鉴于鉴定结论本身所固有的特点，鉴定人出庭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有的国家还规定对鉴定人不出庭的，可以剥夺其鉴定人资格或对其科处秩序罚款。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条规定，负有鉴定义务的鉴定人如果应传不到，要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如果再次不服从命令的，除了要求承担费用外，还可以对他再次科处秩序罚款。
法制故事范文3
“正在行动”是目前辽宁都市频道播出的一档法制新闻节目,由辽宁籍主持人侯东升主持。播出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21:20―21:50,重播时间次日11:30,每期30分钟。节目自播出以来,联手公检法司,集纳刑事民事各类案件,游走于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与交叉之中,强力打击犯罪,呼唤救赎堕落的灵魂。节目内容构成包括抓捕现场、重犯访谈、庭审记实、道德对话、律师视点等等。“正在行动”是在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法制类节目,这也就意味着要把法制节目办得比电视剧更加吸引观众。于是,在叙事风格故事化的大趋势下,“正在行动”遵循了电视法制新闻节目“主题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的发展思路,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进行普法教育,通过观众对故事的接受达到普法的目的。下面笔者就以“正在行动”为例,详述电视法制新闻节目故事化的叙事风格。
电视法制新闻故事化的叙事手段
电视法制新闻要达到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清楚地讲述案件内容,吸引受众的眼球,并达到宣传普法、警示、教育的效果,就必须在叙事手段上多做文章。综观如今的法制类电视节目,设置悬念、情景再现和故事演绎相结合、运用电影化的视听手段成为了比较常用的叙事手段,传播的效果比较理想。
(一)设置悬念
悬念能直接增加新闻节目的精彩程度和吸引力,将事件转化为故事,加强新闻的传播效果。在制作电视法制新闻的过程中,尤其要考虑到开头、发展、高潮、结尾这几个环节,通常通过在栏目开头设置悬念,随着节目的推进发展悬念就达到了高潮,栏目最后对悬念的解密就使一则新闻报道十分完整了。
当前,电视法制节目中的悬念设置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叙事者(主持人、出镜记者以及电视解说者)来引导故事的继续发展,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叙事者再作为知情人,及时拨开迷雾,抛出下一个问题,从而再造成新的悬念。或者合理安排叙事顺序,利用顺叙、倒叙、插叙对悬念进行合理的设置,突出新闻事件内容的不可测性和精彩程度。
以“正在行动”2008年12月7日中的一期节目《鬼楼谜案》为例,故事讲述了一栋位于遵义被当地人称之为鬼楼的建筑,单从外观上看,除了其颜色呈暗红色之外,它与周边其他的建筑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就是这样一栋看似极为普通的大楼,在当地人眼里它却显得尤其特别,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鬼楼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和传说。于是这期节目围绕“鬼楼”中发生的蹊跷事件和周围群众的反映展开了。
首先栏目开头由主持人引出“鬼楼”一词。接着栏目中出现当地居民的声音,这时来自不同角度的叙述带有强烈的冲突感和悬念感:“当时修这个鬼楼的时候摔死过人”,“以前一个民工从楼上摔了下来”,“没人住在那,晚上风一吹,门就咚咚地响,是不是有鬼”……
同时主持人的解说词更是加重了这种悬念感:“很早以前,这个鬼楼的旧址曾经发生过遵义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械斗,导致很多人命丧黄泉;后来建好后,附近又发生了两起神秘火灾;再后来,一群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聚集此地,吸食,也发生过几起人命事件。因此很多当地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鬼楼的周围总是事件频频,让人不得安宁?”这一连串事实和一个疑问使得节目的悬念达到了高潮。观众急于想知道“鬼楼”里到底有什么秘密?难道真的有“鬼”吗?因此迫不及待地期待节目后面的解答。这种叙事手段带来的悬念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调动了观众的关注点,从而也调节了整个故事的节奏。满足了观众“为什么”与“后来呢”的双重期待。而这,正是观众沉浸在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风格的根本原因。
(二)情景再现和故事演绎相结合
经常看电视法制新闻的观众一定对“情景再现”这一叙事手段不陌生。人们在观看新闻节目时,通常想迫切地了解新闻事件发生的始末,心中也不断猜测到底新闻发生时现场是什么情况?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现实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与限制,记者不可能同时同步拍摄到所有的与事件相关的资料,因此完整的事件过程总是很难获取,我们记录的往往是一个已经开始正在进行中的事件,甚至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时态的事件,电视法制节目中现场画面的缺失常常成为节目中的一大遗憾。这时“情景再现”这种目前电视法制新闻节目中常见的叙事手段就派上了用场。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补充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或无法拍摄的画面,展示相对完整的故事过程。传统的解决手法是使用解说词辅以事发现场的空镜头、采访当事人或有关方面对事件现场和事件事实进行追述,还原当时的事件现场。
如中央电视台的“见证”、“今日说法”、“亲历‘见证’”等。节目中都采用了“情景再现”的手法。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江苏电视台的“南京零距离”等一些有影响的新闻节目也出现了“情景再现”的影子,这些节目的成功也印证了电视法制节目真实性的存在。在尽量还原新闻真实的同时,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摆在新闻工作者的面前,即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说明新闻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这时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在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对新闻内容进行二度创作,在 “情景再现”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新闻敏感度和对事件的了解程度对新闻内容进行“故事演绎”。所谓“故事演绎”,即要求新闻工作者在保证新闻内容主体真实的情况下,对一些细节内容作出合理的想象和补充,从而使新闻故事内容更加的完整可信。
在2009年5月1日“小偷之死”这期节目中,就采用了情景再现和故事演绎相结合的手法。主持人首先交代了在沈阳某烟店店主因为与小偷发生纠纷,将小偷刺死自己被判入狱的悲剧事件。接着栏目组跟随记者镜头,先后采访了周围邻居和办案民警,通过联系案发现场状况,向观众还原了案发当时的情景:小偷王某于半夜闯入李某店中,李某发现王某的作案行为之后,予以反抗,在追打小偷的过程中将小偷刺死。这一案发过程的还原因为当事人都没有参与陈述,记者就只能依靠群众和办案民警的叙述同时加以合理的想象,重新对这个新闻故事进行演绎,进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电视法制节目中“情景再现”手法的运用有利于展示新闻事件的整个过程。过程展示的好处“一是具有未知的悬念感,从而刺激观众的心理经验。二是创造了开放型的交流关系,使观众产生直接在场与对象交流的感觉”。①适当的“情景再现”丰富了电视报道的形式。
(三)运用电影化视听手段
作为声画结合的产物,电视法制新闻节目在讲起故事来自然比纯文字或纯声音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电视法制新闻节目可以充分运用电影化的视听手段,通过镜头的移动、景别的变化、声音与光线的造烈功能等,讲述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比如对跟移镜头的运用:或跟踪急速奔跑的脚步,镜头的晃动感渲染了人们的一种慌乱的心境;或跟踪一个人的背影,使观众产生一种亲临现场、逐渐深入的探寻感。节目中还有对特写镜头的运用:对细节的特写,更为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情感;对某样东西的细节刻画,强调了物品在事件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对光影的运用:把人物放在阴暗中表达一种极度内疚的情绪,这也是对不出镜的当事人的一种保护;或把人物形象逆光处理,用光线烘托一种温暖幸福的情绪;或是一扇背光的大门打开,一束光线照进来,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例如2008年3月3日的节目《智障女孩意外怀孕》中讲述了一位父亲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自己的智障女儿遭恶人意外怀孕的故事,节目对其父亲的表情和话语进行了多次特写,表现了父亲对自己疏忽的悔恨。同时也对智障女孩的言行举止进行了特写,那无助的表情和弱弱的声音赚取了电视机前很多观众的热泪和同情,唤起了观众对于事件的关注和对犯罪人的痛恨。通过电影化视听手段的运用,“正在行动”使报道的新闻事件更生动具体,感染力更强,利于观众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同时,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发人深省。
电视是一门艺术,讲究声画合一,电视语言的元素包括图像、声音、音乐、字幕等等,这些元素有机的组合才能将电视语言发挥到极至,创造出身临其境的效果。“新闻真实的内核是故事震撼人心的力量。电视语言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和冲击力,在叙事上具有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②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可以让电视回归本质,充分展现电视语言,使电视新闻更加具有魅力。
电视法制新闻故事化叙事风格的传播效果
采用了一系列的叙事手段之后,最重要的是要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研究显示,以说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趣。以这种方式整合过的新闻素材将更加有效地吸引读者。因为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地陈述事实,而是真实的生活。
在故事中讲述新闻,增强新闻的故事性,对提高电视节目的吸引力,对满足观众的兴趣要求,提高新闻的可视性有积极作用。在我国,信息的普通接受者,无论是阅读文字作品,还是收听、收看音像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千百年来的鉴赏习惯,即喜欢新奇的、情节曲折的、有人情味的故事。这样不仅能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视性与认同感,同时也使得新闻报道充满了人情味和亲近感,为采写新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式。故事化叙事风格的应用使“正在行动”在传播效果上呈现了比传统法制新闻更明显的优势。
(一)人物可视性和形象感增强
前文提到过电视新闻的特点之一就是将事件中的人物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因此对于观众讲述情节时,故事中人物的心理斗争,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应该成为电视法制新闻刻画的重点。讲故事的新闻一般都很注重人物的言行,事件的细节,环境的画面等,注意挖掘新闻事实中具有人性、人情的因素,描述人的生存境遇,捕捉生动传神的生活情境,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从而增加了新闻的可视性和感染力,优化了新闻的传播效果。
例如,2009年3月7日“正在行动”播出了栏目《风雪夜上岗值勤,女警花不逊须眉》的特别节目,节目中报道了在沈阳风雪夜中坚持执勤的两名女交通警察的故事。摄像镜头对准了大雪中两个单薄的身影。栏目镜头中大雪夜,刺骨的寒风中两名女警不畏严寒,一丝不苟地对来往司机进行严格的检查。大雪不断地落在她们的身上,但她们丝毫没有留意,这样认真的模样令观众动容。节目对当时恶劣的天气环境这个细节予以了渲染,并同时对两名女警因寒冷而冻的发红的脸部和呼出的哈气进行特写,使两名女警的爱岗敬业形象在观众心目中树立起来。记者用讲故事的手法将所见、所闻、所感,迅速、准确、生动地讲述给读者,除了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外,还能让读者从故事化的讲述中领略到某种启迪,感受到某种情感的震动,从而使新闻更具有人文色彩和人格化的意义。栩栩如生、娓娓动听的报道,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可视性,使新闻人物的形象感越发清晰。
(二) 事件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强
“新闻的感染力是指新闻通过那些能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内容和富有情趣的写作手法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影响人们的感情。这样的新闻往往事实新奇,观众也更感兴趣;或者富有戏剧性,情节曲折跌宕;或极具趣味性,能在一般人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情感中引起共鸣的事实。”③因为这类新闻采取贴近群众的方式来激发观众的感情,寻求与观众感情上的沟通,从而容易引起观众感情上的共鸣。
例如“正在行动”2009年3月7日的一期节目《智障女孩完成引产,爱心温暖不幸家庭》。本期节目是2008年3月3日《智障女孩意外怀孕》的后续报道。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非常热烈,在对犯罪嫌疑人表达强烈谴责的同时,小鑫一家人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在本期节目中,面对摄像机镜头,小鑫的爸爸声泪俱下,讲述了新闻报道之后家里发生的变化,同时不停地感谢好心人的帮助。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这个大男人的热泪顿时使观众感到一阵心酸。节目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不仅生动地表现了对犯罪人恶行的控诉,更通过镜头传达出新闻工作者对受害人的一份关爱,从而使节目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得以增强。
传统的新闻报道一般只注重新闻事件的结果,而故事化新闻不仅仅告诉读者新闻事件的结果,更在乎描述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抓住其中的矛盾,并将它展开为丰富的故事情节;这种充满感染力和人情味的报道方式区别于传统的宏大叙事模式。
(三)新闻可信度和普法力度增强
电视法制新闻用讲故事的手法向观众展示犯罪事件不是电视法制新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求法制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故事化这一叙事风格达到普法宣传的最终目的,这也是制作法制新闻节目所追求的最佳的传播效果。传统新闻节目是标准的五个W模式,简单明了的导语,然后配以新闻事件简单的画面加上大白话的解说词,就完成了一条新闻,平淡如水、枯燥无味。但是故事化叙事风格的应用,让新闻成为一个故事,人都喜欢听故事,新闻故事化让电视新闻节目贴近大众。电视新闻节目采用故事化的叙事风格让新闻更轻松,观众看新闻的视角也更加平民化,拉近了电视新闻报道与百姓的距离,更易于观众去接受和体验,从而也增加了新闻的可信度。
故事化的新闻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让受众感到其场景、经历都是他们熟悉而真实的。法制新闻的故事化让百姓对新闻有了全新的认识,它的情节性、细节和人物都让观众身临其境,在关注他人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对法制新闻事件本身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新闻可信度增强,普法宣传也不再枯燥乏味,在讲故事的氛围中了解法律常识,达到普法宣传的最终目的,优化了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法制新闻节目的诞生、发展与繁荣满足了广大受众想听故事、爱听故事的需求。虽然电视法制新闻节目本身就具有故事性的特点,但如果忽视讲故事的艺术,就无法在如今信息急速共享的社会里推销出自己的产品,无法在面临众多频道可选择的观众中实现有效传播。虽然广大观众的欣赏水平与欣赏口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但他们想听/看一个好故事的心理欲求是不变的,所以电视法制新闻节目在创作的过程中应该注重故事化叙事风格的应用问题。随着我国法制理念的不断完善,再经过广大法制节目从业人员和研究学者们的努力,我国的电视法制新闻节目一定会有更辉煌、更广阔的发展前途。
注释
①刘春:《纪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广播电视新闻论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②赵蔺:《电视新闻故事化浅析》[J],《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第106页
③李卓钧:《新闻理论纲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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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故事范文4
无论是构成交通肇事还是仅仅民事赔偿的份额分担，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整个事故的处理中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却一直为理论界所质疑，司法实践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以及其是否具有可诉性争论激烈，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新交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具有可诉性仍然没有予以规定，同时《新交法》又取消了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从而造成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既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又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事故当事者往往来回奔波于法院和交警部门，却告状无门，从而抱怨不断。理论界对事故处理机制的质疑也有增无减。在本文中，首先详细阐述了我国当前交通事故处理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了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接着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进行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比较了国内学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最后提出了笔者认为在我国比较切实可行而又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设计方案。
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数以十万起②，其中绝大部分案件要经过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无论是作为交通肇事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还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却一直为理论界所质疑，司法实践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以及其是否具有可诉性难以正确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新交法》）明确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使用，其用意是对多年的质疑和冲突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新交法》施行一年多来，理论界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的质疑有增无减，事故当事者也抱怨不断③，当前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真的存在问题吗？笔者拟就肤浅的思考参加探讨，以求共鸣。
一、我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事人若不服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他有几种手段可以救济？
（一）当事人对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可以以交警部门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呢？
《新交法》对此仍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1992年12月1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即法发（1992）39号文）的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法发（1992）39号未违背2000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精神④，应仍然有效。根据法发（1992）39号文第四条的规定，若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将不予受理。
（二）当事人对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可以向上级交警部门申请复议呢？
在《新交法》颁布之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三十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在《新交法》颁布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失效，《新交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该法将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取消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关于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规定。按此规定，即使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也就无权申请行政复议。
通过以上（一）、（二）分析可知，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在《新交法》颁布后，当事人亦不能申请行政复议，现在当事人能采取的救济途径只能是：在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要求法院对确有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不予采信或予以纠正，或者法院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确有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不予采信。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仅仅通过这个途径，当事人的权利真的能得到保障吗？
问题一：仅仅让作为非专业机构的法院和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法官作为纠正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的唯一途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项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是有很强的政策性、技术性和法律性的。如责任认定过程中的所涉及的路况安全工程鉴定、车况技术鉴定、痕迹鉴定、车速鉴定、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等等一系列专业技术鉴定，都无不表明责任认定工作的技术性、复杂性和法律性等特征，虽然说法院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法官并非万能，他们尽管应该都是精通法律的专家，但是他们并不是研究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完全寄希望于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法官来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来说，无论如何应该都是不够的！
问题二：当事人在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让当事人举证证明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对当事人来说是否公平？
现场的勘验、检查，对证人的调查等方面的证据均掌握在交警部门的手中，要求当事人自己去搜寻足够的相反的证据来作为国家机关的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谈何容易？而且公安机关一旦认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该责任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拘留、关押，其就没有机会去收集证据，更谈不上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了，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问题三：如果经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认定一方当事人负全部责任，负全部责任的一方能否按照最高的司法解释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
根据1992年最高院和公安部联合的通知，当事人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同时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当事人被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话，其不可能要求其他人赔偿，即其找不到适格的被告，所以也无法就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更谈不上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要求法院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其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对方当事人提起赔偿的民事诉讼的同时要求法院不采信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在对方当事人提讼的之前，其责任将一直处在不定状态，而找不到任何其它救济途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证据可能无法取得，这对被认定负全部责任的事故当事者要事故责任认定变得越来越困难。
问题四：交通肇事的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纠正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对当事人来说其权利的救济是否及时？
只要根据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责任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人身自由将受到公安机关的限制。即使责任人对该责任认定不服，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其不能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对该责任认定提起行政诉讼，只有将案件从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再到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经法院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不予采信，才能将解除责任人的人身自由限制，这给事故责任人的权利救济太晚了，无法有效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
上面我们已经详细探讨了当前我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处理机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我们必须先弄清当前我国交通事故认定的性质。虽然《新交法》中已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作为证据使用，但这仅仅解决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作用，并没有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目前，在国内，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争论最多的主要有两种观点：
观点一：我国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理由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第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实施的主体是公安机关；第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授权而实施的一种职权行为；第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针对特定的交通事故而单方面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它代表着国家行政机关独立的管理意志，不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事人是否提出处理申请或者在处理活动中是否同意，都不影响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这就决定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既不同于行政调解，也不同于法律规定的行政仲裁行为；第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经作出，即对特定的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授权，在具体的交通事故处理活动中，针对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大小进行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⑤。
观点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技术鉴定结论。
理由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行使职能与专业技术相结合的评价。公安机关作为我国交通管理机关，其按规定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是与其行政管理职能密切联系的，而责任认定本身是一种评价行为，与鉴定、评估等一样，是以评价者的专业技术为基础，以居中者的身份，通过技术手段对事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公安机关作为评价者是处于事件之外的。就评价行为而言，其评价行为与国家职能无关。如伤残鉴定由法医学会作出，物价评估由价格评估机构作出，这些学会和机构都与国家职能无直接联系，评价的资格来源于其掌握的技术和国家对其资质的认可，作出的评价结果只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无须强制遵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所作出的认定行为不是完全的行政管理行为，而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技术性的操作⑥。
根据我国当前的事故认定处理机制，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有待商榷，第二种观点不够完整全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与行使国家职权有关的，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作为以及相应的不作为⑦。事故责任认定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同点是都是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为。但是，并非行政机关依据职权作出的行为都是具体行政行为。从行为后果上说，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成立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实际的影响，对行政相对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相对人一方必须服从并履行行政行为所要求的义务。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具有具体的、确定的影响当事人权益的法律后果，是把握是否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关键。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也没有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仅具有证明行为的性质、责任程度等作用，属于证据的一种，可以作为行政主体认定和处理问题的依据，也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判交通事故纠纷的依据，必须经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确认后并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司法判决后才能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经审查，如果认为该责任认定有误，依法还有不予采信的职权。在行政法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为准行政行为，或者说是不完整具体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并不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发生直接的法律效果，也就是说不直接对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具体行政行为所应有的特征？？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其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其次，我们来探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不是技术鉴定结论？
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该属于技术鉴定结论范畴，但是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技术鉴定结论，而是一种特殊的技术鉴定结论。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属于技术鉴定结论范畴。除了第二种观点的两种理由外，笔者觉得还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责任认定行为与技术鉴定行为具有相同的特征。技术鉴定行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而得出的事实性结论。同样，责任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根据事故现场获取的证据和资料进行各种鉴定后，依照有关事实、技术鉴定结论和法律规定，并遵循严格的操作规程确认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所作出的综合性认定行为，是一种认证和判断、推定的认定行为。第二，鉴定和事故责任认定都具有不可诉性。即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不能据此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但人民法院有权对鉴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查证不实、不合法的，则不予采信。责任认定行为也同样不可诉性，在行政、民事、刑事诉讼中也只作证据作用。
但是，在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下，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一般的技术鉴定结论还有一些区别：
第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为，其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而技术鉴定结论可以由行政机关作出，也可以由司法机关或者其它事业性单位作出；第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安交警部门一次认定即告终结，当事人无权申请重新认定；而若当事人对一般的技术鉴定结论不服，可以申请不同的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第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的单方行为，体现的是行政意志；而一般技术性鉴定则由当事人提出申请，鉴定人一般不主动行使，是双方行为。
综上，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交通事故处理机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虽然同时具有具体行政行政行为和技术鉴定结论的一些特性，但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技术鉴定结论而是一种特殊的技术鉴定结论。
三、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的探索
在前面，我们详细论述了当前我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存在的问题：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新交法出台后，取消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提起行政复议的制度，造成当事人救济手段单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在国内，不少学者也已经看到这一问题，纷纷提出救济措施来完善我国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机制。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认定行为是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对责任认定中可能出现的违反程序和错误适用法律的部分可提起行政诉讼，而对责任认定中的纯技术性的部分，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得提起行政诉讼⑧。第二种观点认为，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对责任认定不服，均可毫无保留地提起行政诉讼⑨。第三种观点，应该恢复行政复议制度。
（一）笔者认为，对于前两种观点，笔者觉得无论从法律理论还是从法律后果和社会效果看，将行政诉讼作为当事人不服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都是不妥的。
1、从法律理论角度看，如果允许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将违背法理和现行的法律规定。
从法理上说，在前面已经详细阐述了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属于准行政行为。只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现行法律规定上看，根据最高法院、公安部联合作出的法发[1992]29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联合通知》）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单独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从法律后果和社会效果上看，若允许对事故责任认定单独提起行政诉讼，将会产生很多问题。
（1）若允许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可能造成纠纷无法解决。
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经法院审查后，若认为该事故责任认定是合法正确的，自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若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公安交警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违法，法院判决撤销重新作出认定。因为诉讼时间一般较长，事故现场往往面目全非，公安机关重新取证已经不可能，此时，公安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不重做违法，在没有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重做同样违法，而且公安机关的事故责任认定又不可能用其它方式替代，这样势必造成纠纷无法解决。
（2）若允许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违背人民法院“一事不再裁”原则，给当事人造成诉累。
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不管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什么样的裁判结论，实际上，仅仅是处理了事故责任的认定问题，还没有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若当事人对基于责任认定上的行政处罚不服、以及民事赔偿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若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要继续参加刑事审判。也就是说，在行政诉讼之后，当事人要最终维护自己的权益，还必须再打一场民事、刑事或者行政官司，给当事人造成诉累，同时也违背了人民法院的“一事不二裁”的原则。
（3）将纠正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没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身上，很难从根本上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在本文的前面，笔者已经谈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的涉及到许多专业的东西，一般都是通过专业的技术鉴定和技术认定才能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属于专业技术范畴的职能，就像如公安机关作出的法医鉴定、痕迹鉴定一样，都可以通过技术鉴定结论的方式解决，而不应该通过行政诉讼方式。否则，既增加了法官和当事人的讼累，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当事人的权利也得不到真正保障。
（二）我们再来看一下将行政复议手段作为当事人不服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可采取的救济途径是否合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第二条规定⑩，能提起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是，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从行政法理论上看，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属于准行政行为或者说是不完整具体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以，笔者认为也不适宜将行政复议作为不服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
（三）笔者对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认定机制的设计方案
从法律理论角度分析，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该属于一种特殊的技术鉴定结论，由于是特殊的技术鉴定结论，不能由一般的鉴定机构来作出，故应该设立一种新的鉴定机构来执行。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成立独立于公安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具体方案设计如下：1、人员组成。鉴定委员会的成员由研究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组成；2、机构设置。在各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设立县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对一般交通事故的首次鉴定；在设区的市设立市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对不服一般交通事故责任初次鉴定的再次鉴定以及对特大交通事故的首次鉴定；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设立省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对特大交通事故的再次鉴定。3、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及重新认定的程序。公安交警部门认为需要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案件一律提交到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由鉴定委员会统一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的，可在接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
笔者认为，一旦在全国实行了这样的方案，可以解决我国交通事故处理机制中现存的各种问题：
1、明确了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由于按照现行的交通事故处理机制，事故责任认定是由公安交警部门依职权作出来的，具备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表明特征，而且由于事故责任认定的作出又具有相当的技术性，所以也就具备技术鉴定结论的特性，一直以来，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究竟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技术鉴定结论争论不断，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在笔者设计的方案中，事故责任认定由作为社会组织的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我们可以确定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而应该是技术鉴定结论，这点非常明确。
2、能够较好的保证事故责任认定的准确性和统一性。现行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由公安交警部门的经办民警作出的，由于民警的素质参差不齐，很难保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准确性，而且同一案件如果不同民警经办的话，可能责任认定的结果也不一样，造成事故责任认定的公信力下降。而成立事故鉴定委员会后，由于委员会成员都是研究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素质相对较高，由他们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较高的质量，而且全县（市）的案件的事故责任认定都是由他们统一作出，能保证事故责任认定口径一致，使事故责任认定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3、若不服事故责任认定，救济途径通畅，当事人的举证义务大大削弱。前面，笔者也已经谈到按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事人若不服事故责任认定，无权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或者刑事诉讼中通过举证来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而与交通事故相关的证据均掌握在交警部门的手中，要求当事人自己去搜寻足够的相反的证据来作为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难度相当大，而且一旦公安机关认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该责任人的人身自由都已经受到公安机关的限制，其就没有机会去收集证据去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而在笔者设计的方案中，即使事故当事者涉嫌交通肇事而被限制人身自由，当事人也只需要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就有义务去全面审核，当然事故当事者也可以举证事故责任认定，但这不是当事人的法律义务，而是其权利，这样可以从根本上保障事故当事者的合法权益。
4、对当事人权利救济非常及时。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若公安机关根据事故责任认定认为责任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那么即使该事故责任认定错误，也只有到了法院刑事审判阶段才能纠正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对于将人身权利放在第一位的法治社会来说，对责任人的权利救济也来得太晚了。而在笔者设计的方案中，当事人若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直接就可以申请重新认定，若确属责任认定错误，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会将予以纠正，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就会恢复人身自由，用不着等到刑事审判开庭时，这样其人身权利就能得到及时的保障。
5、改变了将所有的救济希望全部寄托在没有专业知识的法官身上的困境。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事人若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只能在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诉讼中让法官对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予以纠正。但是，法官并不具有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只能在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纠正事故责任认定，在一般情况下，法官由于交通事故方面的专业知识欠缺，很难纠正事故责任认定。在笔者设计的方案中，上一级交通事故鉴定委员成员都是精通交通事故方面的专家，他们对事故责任认定了如指掌，能及时发现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并予以纠，这更能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①在《新交法》实施之前，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新交法》规定，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称“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减弱交警部门的行政职权的色彩，本文采用《新交法》的规定，故取题为“当前交通事故认定机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②根据2005年公安部的新闻会公布的数据，2004年我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567753起。
③《新交法》颁布后一年内，笔者已经接待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来访者40人次，而在《新交法》颁布前一年接待了20人次，整整翻了一倍。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二）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三）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四）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五）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该属于第一条第六款的情况，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诉讼收案范围，所以最高院的1992年的司法解释未违背本解释精神。
⑤刘善书，《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可诉性》，《法律适用》2000年第1期。
⑥佛山市中院行政庭著：《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诉性问题探讨》，载2004年8月4
⑦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著：《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6页。
⑧王家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的性质及其可诉性》，载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21日三版。
法制故事范文5
论文题目：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一.文献综述
1、蔡印霞撰写的硕士论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法律问题研究》，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法律价值定位、功能、法律性质、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对本文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参考依据。
2、于敏在《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定位与实务探讨》中对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定位以及实务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3、于敏在《海峡两岸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中阐述了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的法理，在考察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对两岸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了大陆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中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对本文的写作有参考价值。
4、杨先旺在《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存在弊端进行简要的分析，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5、徐明水在《汽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交错》中对台湾地区现行汽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体系及采行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论及实务运用论上所衍生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本文的写作有较大的帮助。
二.选题背景及意义
随着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对于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呼声越来越强，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效力等级偏低，法律规定过于粗疏，许多具体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存在许多问题。如责任主体不明确、保险费率比较混乱、缺乏监督制度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发展，有必要进行规制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
意义在于：基于上述背景的考虑，研究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问题对于建立健全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只有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研究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体系，明确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从而为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提供正确的方向。其次，只有全面考察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到规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定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有所裨益。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相关理论分析
一、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概念分析
(一)交通事故的法律定义分析
(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分析
二、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特征分析
(一)基本法律特征
(二)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部分 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一)通过考察现状，发现问题来分析必要性
(二)通过分析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价值来予以考察
二、可行性
第三部分 国外立法和借鉴
一、立法比较
二、借鉴经验
第四部分 规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若干建议
一、提高立法位阶，建立专门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
二、完善现行的法律规定
三、协调好相关制度
四、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
四.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以及完善建议上，拟采取的解决方案有：(1)采用文献检索搜集的方法。检索、搜集与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的法律问题、国内外相关著作、学术期刊和网络的学术论文，进行整理、筛选、归纳、分类，为本工作重点与难点的研究奠定基础。(2)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中运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通过充实论文的应用价值来予以解决该难点。(3)比较借鉴。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的立法规定，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立足于本国实践，提出构想。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1)查找、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初步确定选题;(2)根据掌握的文献资料正式确定选题，撰写开题报告;(3)到相关机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4)撰写论文初稿，在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5)听取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士意见，完善论文，最后定稿。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本文以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分析、综合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正在于此。考察法学界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缺陷等理论问题上，很少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面的研究。由于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本身包含着众多内容，如果单一研究某一个内容或者其中几个内容，显然不能挖掘其问题的根源。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法律性质以及法律特征，以此为基础，对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现状进行了考察，目的在于全面发现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运行中的主要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试图寻找若干规制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对策，从而为完善我国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提供有力的理性支持。
七.完成论文拟阅读的文献
1、祝铭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版.
2、马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j].法律适用.2003(1).
3、李薇.日本机动车故事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4、蔡印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法律问题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5、高原.道路交通事故若干问题初探[j].畅行网.2010年1月1日访问.
6、铃木辰纪.保险论[m].成文堂，1992年版.
7、朱丽斯.东莞法院适用新交法判决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j].人民法院报.2004年10月15日.
8、丁玉娟、张雅光.论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的法律适用[j].行政与法.2007(1).
9、刘晓红.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j].当代法学.2003(1).
10、郑济世着.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之推动[j].保险信息.1997(139).
11、吕玉宝.机动车所有人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的民事责任[j].2003(1-2).
12、王荣.质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j].法易网.2010年1月1日访问.
13、张颖.论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之第三人请求权[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法制故事范文6
论文关键词 基层法院 交通事故 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因涉及身体伤害，触及当事人切肤之痛，与当事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仅需要法官精准的审判水平，而且需要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上的抚慰，更适合用和谐的方式处理。调解因具有处理时间短、工作效率高、社会效果好、节省司法资源的优势，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适用调解机制，不仅能达到及时、高效、便捷的化解矛盾，而且符合诉讼的价值追求，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
1.交通事故案件数量逐年递增
截至2010年12月底，东莞市现有机动车保有量超过92万辆，驾驶人超过128万人，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道路里程的不断增长，道路交通事故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度，原东莞市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371宗；2007年度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610宗；2008年度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719宗。自2009年1月1日起，原东莞市人民法院撤销，新成立东莞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法院。2010年度仅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029宗，2011年度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
2.交通事故案件处理急迫性
交通事故案件大多涉及受害者身体需要及时救治，如果按照传统的审判程序时限处理，即使适用简易程序，解决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审阶段约需三个月时间，若再加上二审及执行阶段，受害者拿到赔偿款大概需要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急需等钱治病的受害者是无法承受的诉讼之痛。因此，寻找一种快速处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压力较大
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三庭为例，共有法官7人，2011年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已结案件3152宗，人均结案数为450.28宗。因此，基层法院适用调解机制能够节约司法成本，缓解案多人少压力。
（二）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可行性
1.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特点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的案情一般比较简单、涉案标的额相比其他民商事案件较小、法律关系较为明确、赔偿标准比较明确具体，而且交通事故案件具有偶发性和车辆购买保险的特点，保险公司是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比较适合调解。
2.交警部门前期处理，当事人具有调解意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作为交通事故案件提起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交警部门具有多年丰富的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经验。交通事故案件经过交警部门的勘查，询问调解意愿，事故责任认定等一系列过程，到法院受理阶段，一般经历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家属，其希望得到赔偿、抚慰的心理更加迫切，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处理，因此希望调解的意愿更加强烈。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及不足
（一）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
1.保险公司调解意愿较低或参与调解人员权限不足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人，保险公司同意调解是调解成功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保险公司为了追求利润，除非降低赔偿数额，否则保险公司拒绝调解。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且较为苛刻，如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赔偿，医疗费扣除社保用药等等，在法院审理中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是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医疗费并不扣除社保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求原告调解的话，有可能损害原告的利益。这样造成了调解难度的加大。另外，参与调解的多为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多为分公司或者中心支公司，受省级保险公司的分级管理，赋予的调解权限不足。而且，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授权人员多对调解程序不尽熟悉，并且公司授权范围也较小，调解难度较大。
2.交警部门与法院审判标准未统一
交警部门对如何划分事故责任及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相关赔偿标准的掌握不一定清楚。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以交警部门的答复作为抗辩，如责任比例的问题，车辆与行人相撞司机与行人负同等责任，交警答复是各赔偿一半，这是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的。这样导致调解时，当事人不知应该听法官的还是交警的，导致调解不成。
3.基层法院之间审判标准未统一
基层法院的审判标准不统一，虽然东莞市三个基层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标准大部分是统一的，但在一部分证据认定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东莞市周边各地的赔偿标准差别较大，如佛山市，当事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户口计算，并且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一个案件中一并处理。在深圳市，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照伤残等级来确定的，一个伤残等级是10000元，而在东莞市是一个伤残等级5000元。不同地区按照不同标准进行赔偿，这样就导致了“同命不同价”现象，当事人心理落差很大；法院进行调解工作时，很难取得当事人信任，调解工作较难开展。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不足
1.审判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
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因涉及当事人人数众多，法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居中调解。但对于一个法官有时候一天要安排六个庭审，在每个庭审半个小时的紧迫时间内，在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在庭外等待开庭时，法官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予以调解。由于案多人少，每个法官的时间有限，也成为调解难的一大原因。
2.法官调解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东莞市基层法院是非常年轻的群体，法官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以东莞市第二法院为例，截至2010年11月法官平均年龄是33.6岁。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法院系统，为法院注入年轻的活力。不少年轻法官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注重法律的审判流程，不注重调解，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由于年龄阅历和工作经验的不足，年轻法官较为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三、提高基层法院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促其认识到调解的重要性
1.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宣传调解的优势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法院应向其宣传调解的好处，提高其主动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调解的好处有：（1）减少理赔环节。交通事故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东莞地区的审判实践是分案处理，是车方赔偿给伤者之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第三者商业险，若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时，车方需向法院另案起诉保险公司。如果是调解的话，在调解过程可以达到交强险和商业险同时处理，避免了车方在赔偿给伤者之后再次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减少了保险的理赔环节。（2）节省理赔成本。根据保险公司的商业性质，一般来说，保险公司接受的调解方案是协商赔偿金额低于法院判决金额。原告方是用减少的金额换取保险公司的快速赔偿，因此，调解对保险公司是非常有利的。（3）节约司法资源。调解的及时高效，不仅当事人可以节省诉讼费和律师费，而且可以及时领取赔偿款医治伤痛，降低诉讼成本。并且，对于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来说，可以节约出宝贵的司法资源处理重大疑难案件。
2.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促其统一内部赔偿标准
保险公司不愿调解的一大原因是误认为调解的赔偿金额高于保险公司内部的赔偿标准，保险公司不仅不通过调解方案，反而影响了调解人员的业绩。其实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过于苛刻严厉，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法院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对其理赔人员予以指导，使保险公司内部赔偿标准与国家法律相统一，这样理赔人员的授权范围也会得到扩大，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
3.参与保险协会评价活动，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法院参与保险协会对保险公司的评价活动，对积极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和调解人员予以表扬和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二）加强与交警部门的联动，共同促进调解工作开展
1.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统一法定赔偿标准
法院应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对处理交通事故调解的人员进行法定赔偿标准的指导，对负责调解工作的交警予以培训，促使交警部门与法院统一赔偿标准，有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
2.交警部门调解成功，法院给予司法确认
交警部门在调解成功后，应告知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由法院出具裁判文书，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制力。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时，另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便捷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同时，达到充分保障自身权益的目的。
3.交警部门调解不成功，应给予当事人权利保护指引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不成功时，交警部门应及时指引当事人保护自身权利，比如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等诉前保护措施，以保护自身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法院调解能力
基层法院调解能力的加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统一基层法院之间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由于周边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愿意调解。鉴于此种情况，应统一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在一定条件允许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全省或者部分地区基层法院开展联席会议，统一全省或部分地区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如珠三角城市统一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以促进调解工作的开展。
2.加强法官培训，提高调解能力
法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法官调解能力：一是培训法官调解能力，邀请法院调解能手或者调解学术专家一起探讨调解方法及技巧。二是树立正确的调解观念，正确看待调解，不可轻视调解工作。
3.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公民参与调解
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优秀的公民参与到调解工作中，社会各界热心的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公民均可参与调解，包括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律师、保险理赔员以及具有多年调解工作经验的社区委员、具有调解经验的村委会委员或者其他行业的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由于具有较多的社会基层调解经验，调解更加亲切，更能深入当事人心中，增强当事人的同感及信任，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吸收公民参与调解，也是体现司法阳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4.加强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
众所周知，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也能促进理论的升华。为了更好的做好调解工作，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法官必须注重调解的理论研究。在工作时间中不断积累调解工作经验，并形成一定的学术成果，为同行提供参考，为调解工作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