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范文1
【关键词】学术文化；风俗文化；儒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59-02
儒家学说是鲁文化的精神成果。关于“儒”《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所谓“柔”指的是儒家学说的风格；而“术士”则是指儒家成员的社会身份。儒学之所以产生于鲁地，不仅与鲁地深厚的礼乐文化的积淀、丰富的文化典籍的收藏有关，而且与该地“柔顺、“尚仁”的民风s习俗也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学是鲁国的风俗文化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同时，儒学在鲁地的产生及发展，又在鲁地的风俗文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一、鲁俗与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关于对“风俗”的理解，《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①简而言之，风俗包括社会风俗和习俗两个方面。所谓“社会风尚”指统治者倡导并为社会所认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借以表现的社会风气，在鲁地就表现为“好学重道”，而“民间习俗”则是指在民间相沿积久、约定俗称的民间生活模式，在鲁地就集中体现为“拘谨”和“俭啬”的习俗。关于鲁俗对儒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鲁地“好学重道”讲习礼乐、“柔顺”、“尚仁”的民间习俗是滋生儒学的土壤。鲁国当地人民喜欢讲习礼乐，尚礼乐是其自古以来的传统。鲁国人“柔顺”、“尚仁”的风格是促使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学在该地产生的精神土壤。
其次：鲁地“重道”“尚德义”的风俗文化促使儒学基本特征的形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②建国之始，鲁国就以“褒有德”为其特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的情况时说：“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濒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③指出了鲁国尚德义的特点。正是由于鲁地“重道”、“尚德”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儒学“政治的伦理化”和“人格的道德化”的基本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重视道德教化，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正如《学而》篇所记述的那样，在家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爱护弟妹的人，在外很少有犯上作乱的。
再次：鲁地“好学”之风尚，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地区经学事业的发展。好学是指鲁国人对经学的重视与喜好，它是鲁地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例如东汉时期设置的《五经》十四博士，就有许多鲁地的儒生，像治《尚书》的夏人夏侯始昌和夏侯胜，治《诗》的鲁国人申培公，治《春秋》的鲁国薛人颜安乐。好学蔚然成风，使鲁地成为当时经学最发达的地区。
最后：儒家思想借助风俗习惯的力量推广到全社会，连没有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下层民众妇孺也在风俗习惯中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鲁国的民间风俗十分重视礼义廉耻，同样儒礼的中心思想也是强调伦理道德和尊卑等级。
二、儒学对鲁俗的影响
儒学作为在鲁地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文化凭借着强大的政权力量和舆论手段，对社会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并在鲁地的风俗上打上自己的印记。
首先：鲁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特殊的学术文化环境促进了鲁地“好学”的社会风尚的发展。关于鲁地好学的社会风尚《汉书？地理志》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④
班固的这段记述介绍了鲁地好学之风始于孔子著《六经》，并兴办私学，在当地传道授解惑，其中较为出名的有七十七位弟子。在孔子教学的影响下当地的人民兴起了好学之风，以至于汉代之后朝廷的许多卿相多是来自于鲁国。
鲁地好学的传统悠久，自孔子以来直到秦汉，自古以然，深入民心，遂成风尚，特别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进入仕途的进身之阶，其风愈烈，韦贤和韦玄成父子就是鲁地好学的典型。
韦贤是西汉的大臣，鲁国邹（今邹城东南）人，他性情质朴，淡泊名利，善求学，一心专注学问，精通《诗》、《礼》、《尚书》，以教授《诗》著名，号称“邹鲁大儒”。汉武帝时期，朝廷征召他为博士，成为汉昭帝的老师，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前71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从韦贤起，汉代始有丞相致仕制度。韦贤的小儿子韦玄成继承父业，通晓儒经，后来进入仕途。汉元帝时成为少傅，后来又升任为太子太傅，直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永光二年（前42）春，接替于定国担任丞相。继承了父亲韦贤所曾经担任的丞相职位。这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邹鲁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⑤当地人们认为黄金可以坐吃山空，但是经学传家却可以受益无穷。鲁地“好学”风尚的发展与儒家重教育以及儒学在该地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儒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沉厚重的道义感，对鲁地“重道”、“尚德”的社会风尚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孔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教化，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于此相适应，鲁地的社会风尚是以“尚德”为价值取向，在道德与利益的取舍上，重义而轻利。《国语？鲁语下》云：
昔先王之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父不淫也。”⑥
从本段记述就可以看出鲁国人崇尚节俭，其目的是为了忘利而一心向善。
《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的鲁朱家仗义就季布就是鲁国人尚德重义的典范。季布本是项羽手下的将军，项羽战败之后，汉高祖刘邦宣布悬赏千金捉拿季布，敢有窝藏季布的要罪及三族。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季布到得了朱家的救助，朱家不仅把季布安全的安顿下来，还四处为他打点游说，最终使季布获得了赦免，成为汉初的名臣。
再次：孔子提倡的“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学说相沿为教，促使鲁国人持重拘谨的群体性格的形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鲁国人有周公遗风、崇尚儒学，讲究礼法，“故其民龊龊”。所谓龊龊就是谨小慎微的意思。司马迁的这句话点出了鲁地拘谨的民间习俗。鲁国人在言行上谨小慎微，进入仕途也多以经学起家，这与孔子所提倡的“讷于言而敏于行”，批判“巧言令色”之人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论理观念对鲁地的风俗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总之，儒学作为在鲁地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术文化对鲁俗的形成了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不仅对鲁地“好学”、“重道”的社会风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所标榜的封建论理观念也对鲁俗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小结
通过上述对儒学和鲁俗的关系的分析和阐释，表明了学术文化和风俗文化之间二者是互相沟通与影响的。风俗文化为学术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文化的长远发展。同时学术文化的形成又在影响着风俗文化的发展，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①③④⑤班固.汉书？地理志[M].中华书局，1962：1640；1662； 1663；3107.
风俗文化范文2
通化县东来乡鹿圈村位于石湖镇老岭山脉，罗圈沟河畔，距通化市区35公里。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土质肥沃，物产富饶，空气清新，民风淳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是一个文化底蕴极其厚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秀美山村。古人留下的光耀百世的关东风情至今仍使人叹为观止，当之无愧地获得了2012年“中国十佳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的美誉。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民族英雄杨靖宇痛击日寇、英勇不屈战斗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石人山战役，七名英烈为国捐躯，长眠九泉，烈士墓已成为东来乡社会各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土地革命，抗美援朝，世世代代辛勤耕耘在这块黑土地上的东来乡农家儿女更是血脉贲张、献力献策……
这里是人们跋山涉水闯关东，常年垦荒种地、狩猎，赖以生存的聚集地。该村现今保存完好的两棵上百年的古树和两口古老的辘轳井，仍在见证着满汉文化的发展与延续。
如今，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勤劳朴实、忠诚厚道、热情好客，经过蹉跎岁月沧桑洗礼的鹿圈村人们在这片有着悠久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与文化的土地上，倾力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关东民俗文化产业旅游村，奏响了一曲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凯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东来乡党委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指导方向上着力提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打地域牌，走特色路”，依托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创意文化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努力打造旅游产业品牌，硕果颇丰。
东来乡民俗村始建于2009年，是以满族、朝鲜族特有的民俗、人文、自然、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少数民族独有的房屋建筑、器皿、工具、饮食、服饰、礼仪为特色的观光园。2011年民俗文化产业项目进入实质性运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档升级，鹿圈村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投资环境不断改善。鹿圈村人把打造民俗文化产业旅游工作同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工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建设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效益。
鹿圈村的文化厚重，来源于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悠久的历史；民俗村的文化时尚，是因为他们继承和发展的文化理念贴近了时代脉搏。
为了全力打造民俗旅游项目，近几年，鹿圈村先后投资1329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仿古式围墙1600延长米，新建一处古朴典雅、造型美观、别具一格的仿古大门一座，依托文化资源，建设宜居、宜游生态村落，从道路、自来水、围墙、亮化工程、旧房改造、围墙粉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建设，一排排农家新房，明亮的路灯呈现出一派新农村面貌与厚重文化和谐交融新景象。同时对民俗村周围38座年久破旧的房宅进行统一改建为满族、朝鲜族风格，使民俗村规模由原来的38户扩大到50多户，艺术地再现了满、朝鲜、汉族的民族生产生活和民俗风情的魅力，成为通化县文化产业独一无二的旅游亮点。
“窗户纸糊在外，草坯房子篱笆塞，烟囱砌在山墙外，南北大炕对烟袋，嘎拉哈决胜败，摇着秋千真自在，唢呐花轿等在外，新郎骑马娶真爱。”这首童谣就是对民俗村的真实描述。
每当来到这个文化氛围浓厚、富有民族特色的关东民俗村，一个大型的宣传画廊立刻映入眼帘，上面一幅幅具有关东特色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有中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魅力通化”在此拍摄的花絮；有以关东民俗村为背景，由著名影星范伟、张桐、黄晓娟、闫学晶主演的电视剧《上阵父子兵》的拍摄场景；有从广东慕名而来的一对新郎新娘骑马坐轿举行婚庆的镜头特写……仅这些照片就能够勾起八方游客一睹民俗村芳容的强烈愿望。
沿着镶嵌着别具特色的碎石的乡村甬道，闻着四周奇花异草散发着的芳香，倾听着潺潺溪水的流动，关东民俗村如同一幅美丽壮观的山水画，别有一番情趣。就这样，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关东风情把游人带进悠远的时光隧道。在一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能看到的民房前，只见细木头夹的木障子里面种着玉米、青菜，栽着各种果树，呈现出好一派关东田园风光。门前一口古老的辘轳井，井旁一盘石磨，用黄泥堆砌的大烟囱，长着青苔的房顶，屋檐下挂着籽粒饱满的玉米和一串串红红的辣椒，勾起了孩提时代的
无尽遐想。院子里保存完好的三间泥草房仅从外观上看就感觉已经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屋内的摆设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南北炕铺着用芦苇编织的炕席，上面有古老的炕琴柜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被褥，炕席上摆放着烟笸箩，屋中间挂着哄孩子的悠车子……这一切都凸显出满汉古老文化的发展与延续。
在民俗村，浓郁的民族文化处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都展现着民族的特点，朝鲜族的图腾、白色的屋檐、茅草的屋顶、檐下各式古老的农具、七曲八弯的石墙，仿佛讲诉着朝鲜族人民勤劳的故事。碾盘、古井、渔舟、木屋，满族的四合院仿佛让你走进了满族人民悠久的历史。关东民俗文化村搜集了民俗展品2000多种，详尽展示了东北风情、农家生活风俗和农业产业风俗。这些展品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当地农民赖以为生的劳动工具和生活器具，走进展馆，凝望展物，恍若置身于时光隧道。打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民间老艺人手工绘制的民俗画——“关东十八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栩栩如生的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北农家早期的生活情趣。步入民俗村，就感到走进了东北的历史，以蛮荒时代起步，从民国再到共和国建设初期，以及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字、照片、实物组合出东北历史沿革的全景。那斑驳的、陈旧的皮靰鞡、辘轳井、煤油灯会让一段段模糊的回忆变得清晰。
2011年，外部投资者还深入挖掘了不同时期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如满族八大碗、朝鲜族小吃等特色美食。民俗村初具规模后，周边农户依托关东民俗村建立了农家乐山庄和采摘园，对外开展体验农业的项目，让游客既感受到满族文化的古朴神秘，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奇特景观的神韵，又能进一步体验到乡村生活的质朴和耕作收获的喜悦。
风俗文化范文3
关键词：抵制“三俗”之风；校园文化；监督
一、“三俗”之风强劲，校园已非净土
所谓“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三俗”之风不仅仅在文艺界“吹”得厉害，它也已经潜入了我们的校园。不少的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朗朗上口的歌曲不是《上学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等，而是不可思议的唱起了《爱情买卖》，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一直被如此之“俗”化所包围，往小处着眼他们的前途令人堪忧，而往大处着眼国家的前途亦令人堪忧。
二、“三俗”浸染校园，原因错综复杂
（一）缺乏高水平的校园文化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一切均向“利益”看齐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充斥到社会的角角落落，甚至学校也包括其中。在政府教育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为减少政府负担，促进教育发展，集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办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而它们在丰富我国教育资源的同时，问题也渐渐暴露。一些学校摒弃了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而将盈利作为首要目标，高水平的校园文化建设就更谈不上了。姑且不谈这些社会力量办学，不少公立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也是差强人意，中小学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升学率上，将“成绩”放在一切建设的首位；高校则将就业率放在首位，视其为学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二）缺乏系统化的政治教师体系
受市场经济负效性的影响，现在不少学校都以“市场”为导向，在日常教学安排上没有将思想理论课程置于其应有的高度，缺乏系统化的政治教师队伍体系。但可喜的是，在我国无论什么性质的学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政工干部，这也是我国多年来在学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体现，但可惜的是，它们之间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性机制，也就是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填补的一大漏洞。缺少这个联动性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像在打“单打”，缺乏打“双打”的协调性与配合性，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上也就表现为总是不尽如人意。
（三）缺乏强有力的政治课堂改革
一提及思想政治教育课，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偌大的阶梯教室，教师是课堂的绝对主角，缺乏互动性。在课程的考核上，只采用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书面考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效果，更多地体现在实践性上，如果不能考核学生是否能够在行动上践行课堂所提出的要求，那么这门课程也就失去了其开设的意义。
三、抵制“三俗”之风，营造校园文化是关键
校园作为教书育人的摇篮，不但要跟上主流文化的步伐，而且还要在“反三俗”的战役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要与时俱进，创建自己的特色文化；充分利用“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传播校园文化；紧跟社会发展动向，改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
（一）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创建校园的特色文化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即将离开的时候，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西湖不折不扣地成为了杭州的代名词，成了杭州的一种文化。同理，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周末讲坛的方式传播特色校园文化，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
（二）要建立“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传播校园文化
所谓“三位一体”的教师队伍就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和学生政工干部“三位一体”、功能互补、有机统一的教师队伍。充分利用这支队伍就要使他们各司其职，尽其所能发挥作用。使学生受到思想上的净化，而且达到了传播校园主题文化的作用。
（三）要依社会发展动向，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学校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针对近期发生的对我国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外重大事件，让学生们进行探讨、辩论，在激烈的讨论辨析中，找出正确的观点，然后由教师点评，在自觉学习的氛围中使学生们的思维跟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步伐。同时改变该学科的考核方式，不只是进行书面考试，而是让学生接触实际生活，把它们分成小组，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情景实验，将自己的观点放在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印证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与自己想象的一样，让学生自己去总结，从而使得其认识向着更高层次提升。
四、抵制“三俗”之风，学校要接受监督
（一）媒体监督
学校要接受所在省市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将他们请进校园，让他们感受学校的氛围，支持他们与我们的学生进行交谈，真实地检测我们的教育成果。相信，当他们体会到校园文化的感染力时，一定会以优美的文字给予我们赞扬，当然如果他们找到了学校仍然存在的问题，学校会大力欢迎，请他们给予批评指正，这样高校才能在抵制“三俗”之风的战役之中，永远向前，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家长监督
构建家长监督机制，将学校的联系方式通过学生转达给每一个家长，设立家长联系日，各位家长可以在这一天来到学校，进行参观座谈，及时向学校反映孩子在家时的表现，对学校教育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发放学校家长联系卡，双方随时对学生的培养工作进行协调沟通，使学校知道学生在家里都有什么表现，也使家长知道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样学校和家庭都有了施教的依据，它们就可以双管齐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民众监督
民众的监督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学校周边的住户，他们更了解居住在自己附近学校的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也就更有话语权，所以可以将学生的一些表现记录成册，发放到他们手中，让他们进行甄别，哪些是真正做到的，哪些不是，进行信息汇总，找出解决依据。学工通过设置民众开放日，接待群众的来访，反映学校学生的情况，同时开设网上邮箱，随时接收不能亲自来访的群众们的意见。
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彻底、大力度地行动起来，我们的校园文化定会绽放出别样的魅力，任何糟粕文化都不可能有可乘之机，抵制“三俗”之风的目标也就一定会达成。
参考文献：
1.刘德才，《高校学术讲坛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
2.王国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大思政”教学改革与建设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
作者简介：任福全（1953—），男，河北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风俗文化范文4
立秋气候特点
从这一天起，秋天开始，秋高气爽，此后，气温由最热逐渐下降。
“立秋”到了，但并不是秋天的气候已经到来了。划分气候季节要根据“候平均温度”，即当地连续5日的平均温度在22℃以下，才算真正秋天的时节。中国地域辽阔，虽各地气候有差别，但此时大部分地区仍未进入秋天气候，况且每年大热三伏天的末伏还在立秋后第3日。尤其是中国南方此节气内还是夏暑之时，同时由于台风雨季节渐去了，气温更酷热，因而中国医学对从立秋起至秋分前这段日子称之为“长夏”。
秋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地区也要到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首都北京9月初开始秋风送爽，秦淮一带秋天从9月中旬开始，10月初秋风吹至浙江丽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线，11月上中旬秋的信息才到达雷州半岛，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崖县时已快到新年元旦了。
立秋交节，天象变化的方向
交立秋的那一天，正是农历的七月，七月也正是“申月”。立秋之时太阳处在赤纬+16°19'，比起夏至那天的+23°26'已经向南偏了不少，北京地区的白昼也因此缩短到了14小时04分(夏至日是15小时)。天气依然很热，立秋之后仍有一“伏”，“秋老虎”依然存在。因此仍旧要注意防暑。但是，大自然还是有了变化。出现了中午热、早晚凉的“尜尜天”，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
立秋节的文化风俗
晒秋
每年立秋，随着果蔬的成熟，篁岭进入了晒秋最旺季节。晒秋是一种典型的农俗现象。在湖南、江西、安徽等生活在山区的村民，由于地势复杂，村庄平地极少，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架晒或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现象。这种村民晾晒农作物的特殊生活方式和场景，逐步成了画家、摄影家追逐创造的素材，并塑造出诗意般的“晒秋”称呼。
全国不少地方的这种晒秋习俗慢慢淡化，然而在江西婺源的篁岭古村，晒秋已经成了农家喜庆丰收的“盛典”，篁岭晒秋被文化部评为“最美中国符号”之后，其更演变成乡村旅游提升的“图腾”和名片，每年吸引数十万人去篁岭赏秋拍摄。
秋忙会
秋忙会一般在农历七八月份举行，是为了迎接秋忙而做准备的经营贸易大会。有与庙会活动结合起来举办的，也有单一为了秋忙而举办的贸易大会。其目的是为了交流生产工具，变卖牲口，交换粮食以及生活用品等。其规模和夏忙会一样，设有骡马市、粮食市、农具生产市、布匹、京广杂货市等。现今把这类集会，都叫做“经济贸易交流大会”。过会期间还有戏剧演出、跑马、耍猴等文艺节目助兴。
秋收互助
秋忙开始，农村普遍有“秋收互助”的习俗，你帮我我帮你，三五成群去田间，抢收已经成熟的玉米。一料玉米要搬四次：头茬、二茬、三茬、捞空茬。妇女、老人、十来岁的小孩，他们手提竹笼，一排接一排，一株接一株，挨着个儿去搬。切忌“猴子搬玉米，搬一个撂一个。”而是搬一个放在笼子里，然后放在地头玉米穗堆子里，最后用大车拉回家。头茬先搬已经成熟了的玉米穗，未成熟的玉米穗，留下来二茬再去搬。二茬、三茬是用同样的办法去搬。最后捞空茬，把剩余的玉米穗，不管老嫩、一齐搬回家中。看谁家的玉米成熟的早，先给谁家搬，既不违农时，又能颗粒归仓。
秋田娱乐
秋天，特别是秋忙前后，农事虽忙，秋种秋收，忙得不亦乐乎。但忙中也有乐趣，常见一些青年人和十余岁的孩子，在包谷、谷子、糜子生长起来以后，特别是包谷长成一人高，初结穗儿的时候，田间里正是他们玩耍、做戏的场所。他们把嫩包谷穗搬下来，在地下挖一孔土窑，留上烟囱，就是一个天然的土灶，然后把嫩包谷穗放进去，到处拾柴禾，包谷顶花就是很好的燃料，加火去烧。一会儿一全窑的包谷穗全被烧熟了，丰硕的包谷宴就在田间举行。他们还上树捉麻雀蛋，就地打兔子，能吃的野味很多，都可以在野地的锅里，烧制出来。有荤有素，百味俱全。他们还把打来的柿子，弄来的红苕，放在土窑洞里，温烧一个时辰，就会变成香甜的美食。这种秋田里的乐趣，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贴秋膘
民间流行在立秋这天以悬秤称人，将体重与立夏时对比。因为人到夏天，本就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在立秋这天进补各种各样的肉，炖肉烤肉红烧肉等等，“以肉贴膘”。
啃秋
“啃秋”在有些地方也称为“咬秋”。天津讲究在立秋这天吃西瓜或香瓜，称“咬秋”，寓意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江苏等地也在立秋这天吃西瓜以“咬秋”，据说可以不生秋痱子。在浙江等地，立秋日取西瓜和烧酒同食，民间认为可以防疟疾。城里人在立秋当日买个西瓜回家，全家围着啃，就是啃秋了。而农人的啃秋则豪放得多。他们在瓜棚里，在树荫下，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抱着红瓤西瓜啃，抱着绿瓤香瓜啃，抱着白生生的山芋啃，抱着金黄黄的玉米棒子啃。啃秋抒发的，实际上是一种丰收的喜悦。
秋社
秋社原是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始于汉代，后世将秋社定在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此时收获已毕，官府与民间皆于此日祭神答谢。宋时秋社有食糕、饮酒、妇女归宁之俗。唐韩偓《不见》诗：“此身愿作君家燕，秋社归时也不归。”在一些地方，仍流传有“做社”、“敬社神”、“煮社粥”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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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文化范文5
关键词： 翻译 文化差异 影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这就为彼此间文化的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为了更好地学习交流各民族特色文化，翻译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本文主要对浙江地方文化风俗的翻译进行难易分析。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文化差异的影响。
1.社会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浙江地方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因而翻译就会受到传统习俗文化的影响。
比如“十里红妆”，虽然有很多译文是“The Red Dowry”，但若细想的话，则会发现其不妥之处。汉文化认为红色象征喜庆，结婚时新娘要穿红，所以中国人习惯用“红”表示与结婚有关的东西。但西方人认为白色是纯洁、忠贞的象征，新娘结婚要穿白色婚纱。但若因此将“红妆”翻译成“White Dowry”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中国人习惯用白色表示“death”，在举行葬礼时才穿白。因此，若将“十里红妆”翻译成“The Red Dowry”，则似乎并不能让西方人体会到其中的真谛。
2.宗教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宗教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不同的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若未能深刻了解东西方宗教文化个性的差异，则会引起错译、误译。
中西方文化中由于长期不同的，决定了两种语言中许多表达方式的差异。英美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而中国人长期信仰佛教、儒家学说，因而在翻译时要顾及各自不同的，特别是有关宗教意义的词语。
如《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中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译文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文化内涵。把“天诛地灭”译成了“stand condemned by God”，这一成语运用“天”、“地”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它只能适用于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故不能用反映基督教信仰的“God”取代。
3.地理环境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浙江的地理环境与英语国家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而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
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鲁迅先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吃苦耐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力大如牛”，英语则说“strong as a horse”。再如“to spring up like mushroom”，汉语翻译过来是“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处英语借用mushroom(蘑菇)，因其生长快，产量高，而且英国不产竹子，所以英国人就不可能以竹笋作形象比喻。相反，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赞颂竹子，如画家画竹，诗人吟竹，而且竹笋是一种完全具备“比喻新事物大量出现”的植物。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英汉采用两种不同的植物进行形象的比喻。
4.文化空缺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空缺是指某些说法（或称之为文化概念）是一国一民族所有，不为其他国家民族所有。比如浙江特色年俗祭灶、分岁酒，端午节挂艾叶、赛龙舟，以及浙江传统戏曲松阳高腔、浦江乱弹等，这都是浙江所特有的文化遗产，不了解浙江文化的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
排除文化上的差异，单从语言上来讲，翻译道路也是崎岖坎坷的。由于受母语的影响，汉语在词的搭配上与英文不同。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保证避免语法错误外，还须时时谨慎，避免出现明显的中式英文。比如“鱼米之乡”，翻译成“aland of milk and honey”，而不是“aland of fish and rice”。再有就是对专用名词的翻译。比如海宁平调、浦江乱弹等。当然，有的专用名词也有现成的翻译，如叫花童鸡，翻译成“yellow mud roasted chicken”。但是，怎样才能确保其翻译的准确性、科学性呢？这就需要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大量的资料比对，结合各自语言的特点，从而确定其最准确、最科学、最具说服力的译文。
除了外界因素给翻译带来的困难外，翻译本身也是一项较为枯燥的运动。但是，翻译能使浙江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译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动力，因译者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本身具有的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不会因为词汇量大内容又枯燥而中途放弃。再者，译者自身对本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翻译时相对能够做到“信手拈来”，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又一大优势。
风俗文化范文6
关键词：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
一、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独特的内在内涵
自元朝以来600多年间，蒙古族一直以总体散居与局部聚居的格局在我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生息繁衍，其中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百年来，在对西南环境的适应过程中，这部分蒙古族人原来的游牧文化早已发生了变化，然而，它们又以其独特的内在内涵传承着家族的历史和作为蒙古人的执著信念，形成了自己独特不群的民俗风情文化。一方面，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与我国北方典型的蒙古族大不相同。他们不住蒙古包，没有蒙古族传统的祭祀活动祭敖包，也不举行以蒙古男儿三艺――射箭、博克、赛马为重要内容的那达慕群众性集会，即使在饮食、服饰、劳动习俗等方面也与自己的北方祖先天差地远。相反，他们通用汉语汉文，其生活、文化、婚姻、丧葬习俗等也基本与当地汉族相同。另一方面，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这种与典型蒙古族相异而与当地主体民族大致相同的概貌并没有隔断他们与自己先祖的联系。数百年来，他们通过姓名风俗、节日风俗等极为强烈地凸显了自己的家族寻根意识和族群认同关怀，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他们都以“余”为姓。大方县余姓蒙古族一直流传一个在姓氏渊源上为了藏匿原来真姓，改“铁”为余姓的传说，关于这一改变的详细情况在他们保存下来的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撰修的《余氏族谱》谱序中有清晰的记载：我余氏祖姓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焉。……不料红巾扰乱天下，又被奸臣诽谤，元顺帝听信奸臣之言，有诛吾九族之意，统家窃负而逃，来至四川，改铁为余，余字万代不改，一行来至泸州凤锦桥，人多影大，难以一路，乃联诗盟誓遗嘱作证，四散各处。诗曰：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构祸人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风锦桥边插柳桠；否泰是天皆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字源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十人誓愿归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后来贫富须相认，千朵桃花共树发。自此以后，几经辗转，余氏蒙古族先人落籍贵州大方县，虽然自己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因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以“余”字作为自己的姓却“万代不改”。二是传统节日里没有中秋节。在我国民间，中秋节与反“”有关。相传元末红巾军起义时，在中秋节八月十五日这一天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递消息。而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的先人遁入“西涯”最后落籍大方县的一个重要原因恰好是由于“红巾构祸”，因此，解放前虽然大方县内其他各民族均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但是唯独余姓蒙古族不过。三是过年时供菩萨。大方县余姓蒙古族人都会在过年时供菩萨。据余氏族谱记载其先祖“统家窃负而逃”时共有“九子十进士”，其盟誓联诗也有“十人誓愿归何处”之说，这种与“十”有关的传承很突出地体现在他们供菩萨的活动中。目前，在大方县大多数余氏族人供菩萨的做法是从年三十这一天一直到正月初三都在菩萨面前烧大香，香粗如现在的卷烟大小，固定都是十根，同时用水果糖、鱼、鸡、猪肉等作为供品上供给菩萨。也有人会找一个合适的瓶子，在瓶子里装进米饭，插上十根筷子在上边去供菩萨。
二、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独特的外在功能
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也造就了其独特的社会功能。首先，这种民俗风情文化凸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教育功能。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与贵州其他世居少数民族相比主要不在娱乐方面发挥影响，而是一直张扬它的教育功能。他们不过中秋节等一方面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向外人表达了自己作为蒙古人的执着，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世世代代在教育警示后辈勿忘自己的祖先与蒙古人的民族身份。其别是关于自己姓氏的由来，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对自己的子女和后人，自小就向他们宣讲“铁”改“余”姓的具体缘由和经过，同时将《余氏族谱》中盟誓联诗的诗词教他们背诵以期世代牢记。为此，现在余氏家族中即使不识字者均可背诵出其铁氏先祖兄弟十人因元末红巾军起义等原因避逃前的盟誓诗。其次，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生成了最为强劲的维系功能。余氏蒙古族定居大方县数百年来在对西南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他们的经济生活早已改变为以山区农业为主，原来表征自己民族特征逐草而居的游牧文化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其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作用下，他们既没有忘记自己是蒙古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余氏族谱中就记载其先祖子福弟兄在“明主践柞金陵，文物衣冠一变”时“三人不变元服，建学宫于父墓之旁”，“以清廉劝学官吏，以孝弟勉后学，以勤俭教农工，不著明时衣冠”。2002年出版的《贵州省志・民族志》也介绍了1983年1月29日，大方县余其鸳、余洪涛、余尚谦、余尚书、余尚友联合签名正式提出申请返本归源，恢复蒙古族族籍，并特别说明余姓恢复蒙古族族籍主要根据是余姓家藏族谱和该姓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最后，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产生了极为深沉的规范功能。长期以来，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在受到当地主体民族民俗风情文化侵蚀的同时又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遗存，其形成的民俗风情文化“混合体”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一直都在无形之中支配着余姓家族的所有行为，使他们时时事事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自己独特民俗的指令。例如解放前余姓蒙古族结婚迎娶时新郎新娘或均穿长袍，扎一丈二尺长的腰带；也有地方新娘穿大襟半长袍，领口扣子大都分二或三款。婚礼进行过程中新郎新娘要用盘子盛酒盅，给长辈、客人敬酒二杯，一般是新娘端盘，新郎倒酒。由此可知，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在婚姻、敬酒、服饰等方面仍保留有一些蒙古族的习俗痕迹。 长期以来，他们就是以这种“混合体”型的民俗风情文化规约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同时表征着自己的族群认同信仰。
三、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嬗变的原因及其启示
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民俗风情文化的嬗变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自身原因来看，余姓蒙古族的先祖在元代成为统治阶级后在民族政策上实行四等人制，这种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当时蒙古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史载元末时“苍头杀主一类的事件时有发生”。[1]（P.372）因此，随着蒙古族贵族在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丧失统治地位后，淹留在南方各地的蒙古族担心曾经的被统治者“尽铲主家以自便”[1]（P.372）而不敢公开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改名换姓隐居起来。这在大方县余氏族谱中就曾有提及，如盟誓联诗“红巾构祸人西涯”说的就有这个意思。从外部原因看，在旧社会，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等蔑视、压迫少数民族。大方县余姓蒙古族居民就曾提到解放前虽然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汉族人，但到了外面不能公开说自己不是汉族人，如果说了，那会连书都读不到。毋庸置疑，这种生活状况也影响到了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的民俗风情文化，使之出现了嬗变。
借古鉴今，当今时代贵州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要被进一步推向前进第一在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追求文化和谐。一方面，诸如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我国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也需要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民俗风情文化等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以辩证的方式在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和我国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民族文化之间扩展张力，促使二者在和谐中发展，在发展中和谐。第二在实践上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报告中，同志特别指出：“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3]（P.1）由此可见，只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3]（P.29）“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3]（P.30）包括大方县余姓蒙古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文化在内的我国各民族文化就充满希冀和一定有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 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