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