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于1942年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2年之后，总书记也发表了关于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两次讲话都针对当时的文艺创作与时代语境提出了多个问题，其中的理论主张有共识也有细微的差异。这两次座谈的文艺理论主张和萨特的文学介入理论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将通过对比二者异同，思考其理论的演进逻辑并联系文学创作在当下的需要与未来的前景，展开具体论述。
【关键词】文艺工作座谈会；介入文学；文艺与政治
一、两次重要讲话之比对
在1942年5月的整风运动上，曾经做过《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讲话主要根据当时的时代，提出了四个问题，分别关于立场——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态度——歌颂还是暴露；工作对象——文艺作品给谁看以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四个方面。而问题的中心则在于“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和“努力于提高还是普及？”这两方面。这次讲话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正式形成，也为当时中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做出了明确的把握。而在2014年的10月，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思想的理论成果下，提出了关于五个方面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以及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其中存在差异的，主要是在“努力于提高还是普及”的问题上。在做“延安讲话”时期，重点在于文艺作品的普及。文艺作品在给予人心灵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也一直将文艺战线看作是军事战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作为该时期文艺主要受众的工农兵群体，文化水平普遍有待提高。从数据上看，当时的工农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盲，这样一种环境下，要求发挥文艺的影响力，便于普及的文艺作品便成了文艺工作者最值得聚焦的创作形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工农兵群体之外，仍存在着一大批能够读懂深邃且有永恒价值文艺作品的群体，但“延安讲话”中的结论是，在当时需要将文艺工作的重心放在普及而非提高上。72年之后，于北京所做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中，虽然不再以“提高还是普及”作为讨论的形式，但是却将“提高”文艺作品质量这一思想贯穿于讲话之中。其提出的“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强调了必须将创作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要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触及人的灵魂并引起人民的思想共鸣，创作出更多代表时代的精品文艺作品。同样深知文艺作品对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沟通中也能产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延安讲话”重视文艺的普及到如今“北京讲话”的提倡文艺精品，在顺应了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提高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标准。诚然，对于文艺的创作，与在这一问题上给出的侧重不同，但其内在的思想都包含着“为时代与人民而创作”这一共同的政治内核。
二、中外为时代与人民而书写的介入文学主张辨析
在“延安讲话”时期，文艺作品大多注重普及与接地气，是为了能够让受众数最大工农兵群体能够读懂，这里也可以看出敏锐地把握了时代文艺工作的重心，并秉承着明晰的思路，即当时文艺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新时代下，提倡的“文艺精品”与“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中共同的思想在于文艺作品均为了“时代”与“人民”，而所提及的“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强调的“立场问题”则更是包括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方面需要。与的文艺理论主张，都具有强烈的文学应介入生活的意识。与认为文学应介入现实、为社会改造服务的观点与法国文学家萨特所提出的“介入文学”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广义的介入文学泛指所有涉及社会与政治维度、通过作品对某些普世价值观进行捍卫的文学，而萨特的介入文学是指狭义的介入文学。从古至今，通过文学参与政治的作家不计其数，但是从萨特对其进行理论化开始，“介入”才具有了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指涉，并被用来形容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作家。按照萨特的观点，文学创作者需要将文学介入现实并通过作品来对当下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进行表态，文学创作者对他的作品以及接受他的时代负责。萨特“介入文学”的“介入”一词，在最初是以哲学概念出现在其著作《存在与虚无》中的。在萨特的哲学思想中，“自我与他人”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与哲学作品中都多有体现，在此不做详细的展开。而“介入”在萨特的笔下，出场便涉及自我与他人的概念，即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同作为客体的世界产生着联系。在萨特看来，作为主体的人自始至终保持着绝对的自由，而完全地被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人所限制。在这种情形下，面对无法逃离的处境，人可以采取两种面对的方式：消极地回避或积极地介入。萨特所认可的是后者，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介入实际上是对自己感受的表达。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文学需要介入，文学创作者需要借文学作品来干预当代社会生活并成为生活的向导，不能沉浸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探索之中，迟钝、麻木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他提倡“为他人而艺术”，即作家对于当代社会的形势与问题必须积极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选择采取行动，并为之负责。萨特之后于1947年在其创办的《现代》杂志中所发表的著名文论《什么是文学》中，更系统地阐释了其文学介入观。在《什么是文学》的前三部分中心思想都与“介入”有关，其中第一部分“什么是写作”中，萨特首先通过对文学与其他文艺的区分，论述了文学中不同于其他文体“散文介入”的具体内涵。其次，他对于这一节中“写什么”问题的回答是“写今天！”写今天，实际上也就是写当下的时代，萨特鼓励作家拥抱时代，为时代创作出充满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承担当代意义的作品。在第二部分，萨特明确地论述了作家不可能为了自己写作然后自己阅读，作家们费尽心血地创作文学作品是为了让其被读者阅读，通过作品来引起双方的联系，并以此介入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中。在萨特看来，选择了创作小说和散文也就是选择了介入，选择为后世创作的诱惑对抗，同时也就放弃了对创作永恒性作品的幻想。对于此问题，萨特的回答仍是：“为了今天而写！”为今天而书写，为时代而书写。这一点同与在“延安讲话”与“北京讲话”中重视时代的思想内核如出一辙：在“延安讲话”时期，提出文艺作品要坚持普及，正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下，需要反映那个时代的、能够让广大工农兵群体能够读懂的“初级作品”，而在这种处境下，许多拥有智慧与能力的作家在权衡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后，并没有执着于兼具深度与高度的创作，而是选择了拥抱时代，为时代的需要创作文艺作品。而在相隔72年之后的“北京讲话”上，指出文艺工作者想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更是同样强调了为今天、为时代而书写，要求文艺工作者们要创作出“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作品。除了为今天、为时代而写这一思想内核的契合之外，萨特在《什么是文学》第三部分中提出“写给谁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同与所共同倡导的“为人民”的想法依旧不谋而合。作家往往会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萨特所生活的法国，作者群体从中世纪到18世纪，或是依靠当时的意识形态，或是为自己所掌握的读者群，也就是贵族文学或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文学创作。而在19世纪20年代，作为“人民”的读者群体出现了。萨特不赞成以往为贵族与资产阶级写作的现象，而倡导作家要在注重时代、关注时代的基础上，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写作。作家究竟应该写给谁看？萨特的回答是，应当写给多数人看，写给人民群众看。这一点在与所做的两次讲话中都有着明确的强调。在“延安讲话”上，就工作对象问题，就已经说到“文艺作品给谁看”这一方面。他当时给出的答案是写给工农兵及干部们看，要注意文艺作品创作取向的大众化,要深刻地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而在“延安讲话”最后的所提及的问题中心，则是再次强调了“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这一方面。在看来，文艺作品的创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人民群众，要从实际出发，创造出能够为工农兵大众所接受与传播的作品，同时把握作品歌颂与暴露的主题。在这种倡导的旋律下，文艺作品的诞生被普遍赋予了人民性，比如以平实的语言所写就日常生活的小说与散文，在能让当时人民读懂的基础上，广泛传播着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而在“北京讲话”上，所提及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使“人民群众”作为文艺作品所接受的中心这一观点更为明晰与了然。他论述道，社会主义文艺在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我们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文艺创作者为人民服务这一天职。无论是所做的“延安讲话”还是所做“北京讲话”，二者均重视对于为时代的书写和为人民的文艺创作。而在萨特的介入文学观中，所重视的也是为了当下的时代创作与为人民的创作，要求文学创作者做时代的扛旗手，为了时代与人民的要求做勇毅的担当，以文学作品对当代社会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做直接的介入。对于文艺创作，这样的态度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的，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发挥文艺与政治的作用，传达出社会与人民的声音。但是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政治的交叉力度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文艺创作尤其是文学创作，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更包含着艺术自身的场域与规律。萨特的文学介入观在当时与后世饱经质疑与诘难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对于知识分子与作家的书写任务实际上是不同的。大部分人认为知识分子等“”，其创作的任务是为时声；而作为作家的创作，则可以不用过多地介入社会与政治，应当享有“提出问题不解决”这一麻烦的豁免权。文学中的介入政治固然值得反思,但1947年之前的萨特却认为文学创作不能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直到1947年之后，在萨特心中这一想法才开始产生转变，将自由同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起置于心中最高的地位。这虽然是萨特思想的一种矛盾与含混，但却不可否认地使其文学介入观饱含张力。
三、文艺创作当下的矛盾
文艺创作要为人民服务，但正如马克思主义谈论人都是探讨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一般，人民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组合而成的一个集合。然而这个集合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是往往由利益取向相似、社会政治要求相近的人群构成的团体、组织或者阶层。诚然如在“北京讲话”所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但是人民内部本身就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不同的团体组织或者阶级都会根据自己所属的角度出发，提出要求并行动。文艺创作者也同样总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单元中的，这就要求了他们需要超出自己所在的那一个团体组织与阶层，用一种全面的角度看问题，避免自己的创作目光的局限，从而尽可能地创造出能让更多的人产生共鸣与共情的时代作品。在“北京讲话”上，总书记强调了文艺创作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党领导着政府前进，总书记所言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实际上也应当引起文艺创作对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人民大众的意愿与要求是多元化的，不同的社会单元群体的诉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政府就算是完全以人民的意愿与要求为导向，也势必无法满足整体的人民群众，只能满足人民大众当中的一部分。而作为文艺创作者，一方面需要顺应政府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努力去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文艺创作如果过于顺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可能会因为受到商业的逐利性污染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压制；而过于专一以至于忽视了人民的多样化需要，则会被人民所排斥。这是我们应当集中注意力去思考的一方面，即如何在顺应政府所提倡的大方向上，适度满足多个群体人民的需要。所提及的“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在此处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自身具有先进的意识与警惕性，在文艺工作方面也能在贴近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扶正文艺前进的方向。文艺创作者如果失去了党的领导或者少了“介入”的文艺创作思想，在资本追逐利益这一本性面前，难免会使反映时代优秀的文艺精品创作受到负面的影响。
四、结语
从的“延安讲话”到的“北京讲话”，时间跨越了72年，这两次讲话之间的差异也反映着时代与潮流的变迁。但无论是侧重文艺普及也好，呼唤文艺精品也好，共同的内核仍旧是紧紧地抓住时代与人民，文艺作品为时代而书写，为人民而书写。这不仅仅是一句抽象的概念，而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真正如同萨特所说的那样，去介入社会与政治的潮流中，勇敢扛起发现问题的旗帜，着眼于时代的问题与弊病，为今天而写作，为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写作。而在当下的时代，文学作品的经济化、商品化问题在市场的影响下极为严重，文艺作品的传播在新媒介的飞速发展中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让我们去明晰其中的利弊并使之得以严加管控。这样让人民在享受反映时代优秀精神的文艺作品的同时，也应当让文艺工作者明白自身针砭时弊的使命。
作者：葛荣凯 单位：湖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