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万锋 邹云敏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暴行,动摇了崇尚“工具理性”的西方社会的思想基石,以致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学者阿多诺做出激烈的言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国际间的冲突与对立并未随着二战的结束而告结,邱吉尔的“铁幕”标志冷战时代的到来,超级大国间一轮轮的军备竞赛,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心理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宣告冷战终结,但地区间、民族间、宗教间的纷争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东欧巨变后的国际关系,交流与合作逐渐成为主流。“全球在经济、科学、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正日益加深,这种关系是由在自由主义贸易理论推动下出现的经济和金融边界的开放所造成的。”[1]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先导的“全球化”国际大趋势使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避免“文明冲突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需要加深不同宗教、文明、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而这一切都依赖于行为主体人的认识程度,所以应尽力使他们接受“具有丰富的本国文化知识和尊重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即国际理解教育。”[2]
一、国际理解教育:“构建捍卫和平的屏障”
对于国际理解教育,学术界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3]综而观之,德洛尔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中对国际理解教育的阐释影响力较大。“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的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他人……教育不但应致力于使个人意识到它的根基,从而使他掌握有助于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标准,而且应致力于使他学会尊重其他文化……其途径是本着尊重多元性、互相了解及和平价值观的精神,在开展共同项目和学习管理冲突的过程中,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和对相互依存问题的认识。”[4](P36-87)从德洛尔的报告可以看出,国际理解教育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立足于本国实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伦理等有较为深刻透彻的认识,即“意识到它的根基”;同时,为了国家间、地区间、民族间更好的了解与交流,受教育者也应该本着尊重的态度,更多地掌握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知识,并在两种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认清彼此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最初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是对20世纪上半叶几次“人祸”反思的结果,旨在保障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和提升人类健康与幸福。在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这一理念历经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20世纪40年代的倡导;50年代的初步实施;60年代的进一步推进;70年代中期的转折;80、9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后期,由于冷战的结束,国际理解教育从政治阴影中走出,迈上了新台阶。针对最新的国际局势和发展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4年召开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主题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总结与展望”。会议以“和平文化”建设为其核心,致力于保证未来的和平发展,对当下复杂的国际环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国际理解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外语教育对于增进彼此文化的了解和接受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外语学习可以使公民获得准确的信息,清楚地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表达自己的需要,并参加社会环境中的各项活动。同样也为更深地理解其他文化提供工具,这也是社区和国家之间更深理解的基础。”[2]鉴于此,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应当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增进国际理解与交流中的重要使命,努力学好专业课程,增强自身在阅读、词汇和写作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而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最能表征英语文化传统的课程就是文学专业课程,但纵观各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文学课程不外乎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而对于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发展与现状则绝少涉猎,这与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是相悖的。
二、英语文学:英美文学?
我国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英语文学课程一直是英语专业高年级主干课程,是学生深入了解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在课程设置上,我国的英语文学课程一直都偏重英美文学,即以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作为学习的对象,对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发展少有涉及,这有其历史原因。英国文学是英语文学的母体。英国文学发展历程久远,流派众多,大家纷呈,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抹亮色。早期北欧移民带来了带有浓郁北欧风情的史诗《贝奥武夫》,标志着英国文学的开端。乔叟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帮助欧洲文艺复兴在英国开花结实,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标示着英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古英语阶段。文艺复兴产生了莎士比亚、马洛这样世界级的戏剧大师,使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大放异彩。此后,英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是群星灿烂:王朝复辟时期的大文学家弥尔顿著史诗《失乐园》《力士参孙》;古典主义时期的蒲柏藉自己的创作使英雄双行体成为18世纪上半叶诗歌创作的标准;斯蒂尔和艾迪生以《旁观者》为阵地发表的散文作品,终于帮助散文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而约翰逊博士的《字典》为近代英语标准化奠定了基础;18世纪后五十年则是小说兴起的时代,出现了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斯特恩等一批重要的小说家;浪漫主义时期则涌现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拜伦、雪莱、济慈等众多才华横溢的诗人;维多利亚时代也出现了几位为社会所接受的女性小说家,如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盖斯凯尔夫人,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现了时代的风貌;同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对社会不公不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进入20世纪,英国文学界依然人才辈出,佳作频仍,继续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其他英语国家的母国或宗主国,英国文学长期对英语世界的文学创作施加影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殖民地时期,文学艺术主要依赖英国的产出,从母国引入相应的书籍,而自身很少从事直接的创作。后来随着各国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人和团体,但从他们的作品看,对英国文学题材、体裁、语言等方面的模仿痕迹清晰可见。在从母国文学阴影中逐渐走出、建立具有自身特色民族文学的进程中,美国文学走在最前列。
美国文学奏出了英语文学时代的最强音。美国在殖民地时代,已有人开始文学创作,[5](48-124)但多缺乏北美本土地域、民族特色。独立战争前后,一批有政治抱负的文学青年开始从民族眼光看待发生在北美的各种事件,并以自己的作品(多为小册子)表达了关注。美国建国后,有感于美国在文学、艺术方面还依赖于英国,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文学范式,爱默生发动了一场“超验主义”运动,并创办杂志,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也通过不断的到各地讲学、撰写文学作品,来为这场运动摇旗呐喊。他的《论自然》《美国学者》《神学院致辞》等文章都表明他是一位致力于“美国文化独立的旗手”。[6](P164-185)同时代的惠特曼,不满于当时美国文坛对于英诗传统亦步亦趋的状态,致力于要为美国文学争取“一次发言的机会”,[7](P189)把注意力投向了美国的山川、海洋、普通人、物、景,以自由奔放的笔触抒发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回应了爱默生的号召。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当时的美国现实抱有如此乐观的态度,小说家霍桑与麦尔维尔就从“性恶”的角度对人性的黑暗面进行了无情的剖析。19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分化和劳资矛盾的加深,人们渐渐把目光转移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来。这时候的现实主义大家豪威尔斯、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社会进行了解读。而90年代的自然主义作家则把现实关注推向了极端,把视角锁定为贫民窑、凋敝的城镇、没落家庭的不幸个体,从遗传学和“环境决定论”的角度阐释人生悲剧。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更是一枝独秀,引领风骚数十年。“意象派”诗歌开风气之前,把东方文学因素引入到诗歌创作中,虽存在时间不长,但对20世纪美国诗歌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1922年,T.S.艾略特发表了长诗《荒野》,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献上了一幅准确的素描。相对于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超验主义运动),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则更是名家辈出。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福克纳、斯坦贝克等众多小说家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美国社会诸多方面进行了表现。二战后的美国文学更是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诗歌创作中流派纷呈,自白派、黑山派、纽约派、垮掉派等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都从自己的诗歌理念出发,从自我感知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予以解读。小说领域也是成果显著,多位小说家为美国捧回诺贝尔文学奖,而其中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多元主义倾向:由男性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所充斥的经典作家的圣坛正在为少数族裔作家所“侵占”。当代美国文学地图上,美国犹太作家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J.D.塞林格、约瑟夫•海勒、辛格、菲利普•罗斯、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辛西娅•奥芝克都是研究现当代美国文学时绕不开的人物。此外,黑人文学、亚裔美国文学、本土美国文学、美国西语裔文学(HispanicAmericanliterature)等文学形式也正在向“中心”游移,形成了“争鸣”的态势。英美两国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或由于其悠久的历史、或由于其强势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英语文学界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英语国家只是被动地接受与模仿;相反,他们都努力把自己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质书写进文学表达中,以此来向世界宣誓自己的民族、国家存在,二战后这些英语国家的文学发展尤其迅速,不断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与欢迎。#p#分页标题#e#
与美国相似,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文学发展都经历了殖民地、创始、发展、成熟、繁荣等几个阶段;而印度、南非、爱尔兰等国的英语文学则由于与英国关系的特殊性而呈现出独特性。这些国家英语文学在当代的繁荣发展为世界文学增添了瑰丽色彩的同时,也为我们更好理解这些国家提供了很好的文化范本。每个国家的文学史书写,无论其建国时间长短,都会占据相当篇幅,这里姑且从世界文学大奖获得角度来审视一下当代的英语文学(英美除外)。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七位英语文学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分别是: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13)、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1923)、爱尔兰戏剧家乔治•萧伯纳(1925)、澳大利亚小说家、剧作家帕特里克•怀特(1973)、南非女作家内丁•戈迪默(1991)、爱尔兰诗人希尼(1995)、南非作家J.M.库切(2003)。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布克奖,自1969年开始评奖以来,很多英语国家小说家曾获此殊荣。印度裔作家一共有四位:基兰•德赛、萨尔曼•拉什迪、阿兰达蒂•洛伊、阿拉温德•阿迪加;澳大利亚有三位:彼得•凯利、托马斯•肯尼利和D.B.C.皮埃尔;加拿大也有三位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严马特尔;爱尔兰则有三位:罗迪•道尔、约翰•班维尔和安妮•恩莱特;南非有两位作家:J.M.库切和戈迪默;新西兰女作家凯里•休姆也是此奖得主;其中,库切和彼得•凯利曾经两次获得布克奖。这些获奖作家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也以自己的创作丰富着本土民族文学,蕴含并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元,解读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于加强国际理解与交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英语文学教育:国际理解的桥梁
我国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8]由此可以看出,文学课程旨在通过对原著的阅读与理解,并借助相应的文学批评手段,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达到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感知,这和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理念十分契合。但过去英语文学教育囿于英美文学的现实,限制了对其他英语国家文学文化事业的了解与认识,不利于我国与他们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顺利展开。进入21世纪后,我国英语教育界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于2006年6月举办了题为“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的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对于英语文学这一命题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阐释。此次会议首次在国内提出“英语国家文学”这一概念,其涵盖的范围突破了以往文学教学与研究中的英美文学局限,把澳大利亚文学、加拿大文学、爱尔兰文学、南非文学、印度文学等也纳入英语文学的范畴,较为科学地把握了当代英语文学发展的潮流与态势。与会代表从文学与哲学、政治、宗教、社会、批评理论的关系角度阐释了当代英语文学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对地域特质、族裔经验、民族历史和文化想象等关键词做了深入的交流与磋商。[9]这次学术研讨会后,“英语国家文学”的概念引起了英语文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主要英语国家文学简史》,为英语文学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确实的学术资源保障。
随着英语文学教育由英美文学扩展为“英语国家文学”,英语文学教育的内涵扩大了,为理解英语国家文学文化社会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窗口。先前的英美文学模式为当下多元共存的英语文学模式所取代,更多英语国家的文学表达开始进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视野。从此,英语文学不再是英美两国文学的专属舞台,而成为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南非文学、爱尔兰文学、印度文学等英语文学众生合唱的场所,成为不同英语国家展现本土地域特色、文化传统与历史传承的平台。随着更多英语国家文学文本被引入英语专业的文学课程,学生们的视野将得到开阔,他们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认识也会提升,这对于在未来的生活与事业中,他们能够以一个更加全面、务实、宽容的态度看待英语世界,能够以一种知己知彼、求同存异的国际理解态度来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