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媒介范文1
关键词 媒介间性；媒介融合；本体论；媒介边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之下，新旧媒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叉重合性。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EllestrOm）指出：“什么是媒介间性？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媒介，媒介间性在哪里为它们之间的‘鸿沟’搭建了桥梁。”媒介间性将媒介文化而非技术作为融合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探索不同媒介共通之处，为搭建媒介之间的对话平台，促进媒介文化深度融合提供启示与方法。广义上，媒介间性涉及到对多种媒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探索新旧媒介互动传播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媒介的融合路径与格局提出建议。狭义上，媒介间性研究将每种媒介均视为具有独特内容生产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个体，关注媒介在深度融合过程重构传播格局的过程，如：新旧媒介如何在重大事件传播中重新定位，进而形成传播合力；新旧媒介在互动过程中如何超越主体限制、融合不同社群的话语，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新旧媒介如何相互促进，转换固有角色，重塑媒介形象，形成更强大的公信力。在新旧媒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媒介间性重点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新旧媒介弥合话语裂痕与观念鸿沟，合作共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因此，在融合大范畴之内，媒介间性能够超脱以往技术偏向的融合话语对新旧媒介关系的宽泛解释，同时区别于一直以来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批判模式，通过对新形势下媒介生态与传播格局的参与观察形成新的理论空间。
理解媒介范文2
【关键词】媒介 受众 传播效果
一、对于媒介的理解
大众传播借由媒介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对于媒介潜力的挖掘与掌控，引起了传媒人和学者的倍加关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大胆地宣称“媒介即为信息”。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新的媒介一出现，往往使人类感官的均衡状态产生变动，使某一个感官特别突出，凌驾甚至压抑了其他感官，造成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塑造人类了解环境的新方式。因为媒介塑造、控制了人类关系和行动的规模与形式。这些媒介如何被使用，也就是它的“内容”，既不一致，而且无力铸造人类关系的形式。说实话，媒介的“内容”足以蒙蔽我们对媒介的个性之了解。①
施拉姆曾说：媒介是媒介，信息是信息。媒介未必即是信息。他的观点指向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影响差异小，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影响差距大。②
笔者认为：媒介虽然是大众传播变革的动力，但其本质上只是一个中介、一个载体。它本身没有喜怒哀乐、善恶情仇。当然，也许媒介技术在它产生之时，发明的用意却有它某些内在的偏向性，比如便士报的大量印制使得广告商的利益驾驭在新闻理念上；而电报对激发公众在冲突中迅速产生的新闻兴趣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至于广播和电影作为新的媒介在20世纪30年代为宣传家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新的宣传工具。这些例证都让我们看到媒介似乎放大和鼓励了某些理解社会的方式、行为的习成和作用的模式。
只不过对于媒介的发展，对新技术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不应该只为了它激发了人类心灵中乐观积极的态度因子就趋之若鹜或者一感受到它开启了恐惧的门窗散发出阴沉的气息就固步自封。其实，媒介若有任何附加的偏向性都应该是作为传媒人的我们的作为。而我们最应该努力实现的便是将其还原到最简单的内核，在遍及个人生活和周遭世界的影响上描绘出真之责任、善之情怀以及美之理想。
二、对于受众的理解
在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合著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中曾对媒介受众研究有过一番梳理，书中写道，“媒介受众研究始于20世纪初。早期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着眼于对受众的描绘，判断媒介对人们是否直接起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研究已不再生产新的见解。在过去三十年里，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新问题，发展出新的媒介理论来解释人们使用特定媒介的原因，以及使用这一媒介对他们自身的意义。”③
笔者曾翻阅了台湾政治大学徐佳士教授的《大众传播八讲》，他在著作中描述受众一直所用的词汇――“阅听人”十分吸引笔者的目光。学者对于传播的研究多看向“信息能对受众做些什么”，多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观瞻他们运用传播的意图、测量传播抵达的途径、描绘传播成型的经过。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鲍尔批判了以前的研究都是单向的，而传播应该是双向的，获取与给予的双方是施受均等的。
这样看来“受众”的提法既言“受”就已暗示了单向的传播，而“阅听人”的提法则是既描绘出了人们的参与感也客观的更新了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形象。与此相应的，被新思想洪流洗涤的学界对受众的研究也开始转向关心“人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层面。把主动权释放给“阅听人”，提高“阅听人”的地位与在传播中的影响。
笔者认为，“阅听人”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是一个显示出其自身主动的、积极的、甚至活跃的高度自主的过程。每一个“阅听人”的心理都错综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顽固”的秉持与信念，“顽固”的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进行接收、只对自己有用处的信息进行挑选、只对自己会相信的信息进行感受、只对自己能驾驭的信息进行处理。
而在现代传播媒介充塞，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并隶属于各个社会团体的“阅听人”，则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岛屿孤零零地飘浮在茫茫无边的信息上。他们也许毗邻“舆论领袖”、也许靠近“媒介精英”，但“岛屿”都近似自在漂浮，没有随波逐流的扎堆围拢，也没有整齐划一如大雁迁徙。形状各异的“岛屿”只求自我在洪流中能吸取养分、收获满足。
三、对于效果的理解
就如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效果研究的传统”一章的开篇所提：“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从媒介中所得到的信息和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媒介声音和图像的世界中，很少有人能否认我们个人是通过媒介来获取重大信息或者是形成个人意见。”④因此，可以说整个大众传播的研究是建立在媒介具有重大效果这一前提之上的。
但是，基于笔者对于“阅听人”的理解，在这个人类对传播活动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效果的研究上，笔者认为无论是传播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还是被动的受众，他们的“顽固”心理都会使得传播功能、传播收效的研究愈加步履维艰。
在对“传播效果的本质”的学习中，笔者曾关注了有关效果研究起伏消长的形态，它沿着直线式的历史轨迹行走，呈现出“强―弱―强”的变化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初期“万能媒介”席卷受众，媒介谱什么曲，受众就跳什么舞的“魔弹”效果，到20世纪50年代媒介刺激和受众反应之间没有直接或一对一的联接关系，媒介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无所作为”，再到20世纪70年代传播媒介复兴又扮演起积极主动的角色，显出不可忽视的“潜力”效果。如此，效果研究的更新都不可忽视的配合又隐喻了社会与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显然，媒介作为一种潜在的影响力随着时代的风云流转，对其释放效果的关注点也该从短期的态度和感情转向长期的变化和认知。
笔者认为，效果――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是关联传播活动形成实现的精髓，是传者的意图与受者的欲求相平衡的纽带，是各种媒介拥有生命力、得以释放生机活力的见证。于是在“顽固”的受众面对繁杂信息体现强大意志力的今日，让传播效果发挥最大的作用是学界、业内人士一直试图达成的愿景。大家都期待摸清受众“心理动力模式”的脉络，使传播的效果可以卓越有效。
虽然人类心理的构成十分复杂，但其有时对潜移默化的事物又是难以设防的。正如克鲁德曼研究“电视广告的影响”时指出的，正因为电视广告的内容多半无聊而琐碎，人们更不必架起“视觉的防线”，于是让它学了忘，忘了又学，如此重复不断日积月累，终于像掺泥沙、挖墙脚似的，改变了我们的“参考架构”。⑤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尽显，但平时我们都不会留意，只是到了关键的要给予意见、表露心声、付诸实践的时候，这种潜移默化的习得便开始施展压力。
换言之，就像我们在看广告时不必费心，不必紧张，不必有“介入感”，但久而久之却会把信息纳入长期的记忆系统。因此，面向传播的未来，传播媒介要能产生强大的效果，就应该让发出的信息建构一个社会现实，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人们经由媒介提供的“参考架构”，来阐释现象与事实，并受之于生活万象中。如此一来，也许大众媒介、受众以及效果三方终可抵达一种相对平衡相守的彼岸。
参考文献
①徐佳士：《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评介》，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7：293-304
②Schramm,Wilbur：《Men, Messag-
es, Med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
w》,1973：128
③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P253
④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P354
⑤Krugman, Herb：《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Public Op-
inion Quarterly,1965：349-356
理解媒介范文3
关键词：麦克卢汉；智能手机l“地球村”；媒介即讯息；手机人
马歇尔・麦克卢汉是20世纪炙手可热的原创媒介理论家，1964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观点，世人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别若天壤。史蒂夫・乔布斯是苹果教父，其推出的iphone系列“重新发明了手机”，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通讯、娱乐和生活方式，深刻地阐释和拓展了麦克卢汉有关理解媒介的众多观点。
一、智能手机使互动的“地球村”变成了移动的“地球村”
“地球村”是麦克卢汉所有理论中最没有争议性的一个，当前“地球村”已显而易见，且成为全球共识。有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之后，全球实现了生活的同步化，电子信息可以瞬间传到天涯海角，时空界限已不复存在，人类生活的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是广播、电视时代的“地球村”，信息的传播还是由点到面的单向传播为主，虽然时效性上可以达到天涯若比邻，但是互动性还是很差，受众的反馈很难到达传者那里，即便可以也具有很大的滞后性。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实现了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统一，人们可以在浏览信息的同时发表自己的看法，使得双向的互动性的传播成为可能。但是人们不能随时随地携带庞大的电脑显示器，这就限制了交流的方便和快捷。智能手机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局面，移动互联下的智能手机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结为一体，既具有移动通信随时随地随身的优势，又具有互联网分享、开放、互动的优势，成为整合二者优势的升级版本。在智能手机这里，“地球村”不仅是互动的”地球村”，还是移动的“地球村”。
二、“媒介即讯息”，智能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存状态
“媒介即讯息”无疑是麦克卢汉最有名的警句。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人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人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的这段解释由于晦涩难懂，使得很多人误解了麦克卢汉的意思，认为媒介所承载的内容不重要，媒介真正传播不是具体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其实“媒介即讯息”的含义在于人们对任何一种传播媒介的使用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比如互联网对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影响远远超过网上的具体内容。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写道：“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一部电影的内容是一本小说、一个剧本或一场歌剧。电影这个形式与它的节目内容没有关系。文学或印刷的‘内容’是言语，但是读者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刷这个媒介形式，也没有意识到言语这个媒介。”麦克卢汉之所以提出“媒介即讯息”，并不是想说内容不重要，而是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味关注内容引向关注媒介，加强对媒介的理解和感知。
内容是重要的，媒介也是重要的，或许才是麦克卢汉的初衷。麦克卢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媒介技术对于文明与社会的巨大作用，在唤起人们对媒介技术重要作用的认识上不可避免地有些矫枉过正，因而被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标签。“媒介即讯息”开拓了从媒介技术方面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并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这一点在智能手机上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智能手机深刻改变了人们的通讯、娱乐和生活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现代人可以用手机娱乐、工作、生活，电脑可以不开，电视也成了伴随音，睡前要玩手机、醒来先看手机，出门必带手机，排队要拿手机，如厕也带手机……智能手机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的尺度，创造着新的规制和标准，形成了一种新的手机文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有关手机的世界。一言以蔽之，智能手机正在全方位多角度地再造人类生活。
三、智能手机成为人综合器官的延伸，人人变成了“手机人”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任何一种新技术或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导致一项新的延伸。报纸需要眼睛来看，是人的视觉的延伸；广播需要耳朵来听，是人的听觉的延伸；电视需要眼睛和耳朵的共同参与，是人的视觉和听觉的延伸。互联网不仅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手还可以进行操作，互联网需要人的各种器官的共同参与，是人的中枢神经和其他感觉的共同延伸。
智能手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样态，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视频，上网络，并可以做到随时随地随身，可以说是上面四种媒介的延伸，是人综合器官的延伸。智能手机的强力渗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具有了其他工具无可替代的地位，于是“器官化”了，即智能手机成为像人体器官那样一刻不能离身。全球有超过53亿的手机在使用中，而2000年仅5亿部左右。英国通信行业的Ofcom最近了一份调查报告《整个国家都沉迷于智能手机》，从餐桌到洗手间，从办公室到卧室，几乎所有场景都被智能手机所占据，27%的成年人和47%的青少年都拥有智能手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手机用户已达94亿，其中3G用户达9412.1万，占手机用户总数的10%，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无论人们接受与否，这已经是一个沉迷手机的地球。
在智能手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赛博格” （cyborg，即机械化生物），人们依靠手机进行记忆、交流，尽管血液还是那血液，身体还是那身体，但是被手机武装的人们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们了，而成了“手机人”。如今，“手机相思病”正侵袭着每一个人，表现在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和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智能手机俨然成为人们生存性的依赖和情感的附着物。
结语：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手机成为最广泛、最重要的媒介样态。对智能手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咀嚼麦克卢汉，更好地理解媒介。麦克卢汉既提出“媒介即讯息”（media is message），指出媒介技术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也提出“媒介即按摩”（media is massage），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因此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技术的善恶，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利用，乔布斯开启了智能手机的潘多拉魔盒，对于手机媒介，应怎样趋利避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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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3]王秋艳/聂晶磊：《手机媒体对麦克卢汉理论的阐释及拓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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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实施缓慢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也只是刚刚起步。目前中小学普遍已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主要教授计算机知识和操作使用，但还没有开设媒介素养课程。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最早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在此后也只是几所高校零星的实验，并没有形成教育规模。高职院校媒介素养教育较普通高校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更为迟缓。
1.2主要原因分析
我国传媒业迅猛发展，媒介正在发生着数字化、市场化、民本化的转型，迫切需要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媒介受众树立正确的媒介观，形成科学合理的接触媒介、解读媒介和使用媒介的媒介素养，而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活动的开展却很缓慢。其主要原因：
1.2.1缺乏政府政策法规的保障
我国目前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还处于学界呼吁阶段，还未引起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足够认识，近几年学术界虽有一些部级重大攻关课题取得成果，但还未足以影响到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中小学和高校领导和教育者来说，媒介素养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
1.2.3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的支撑
我国的媒介素养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梳理和介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薄弱和实践的缺失相互制约，一方面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做支撑，另一方面，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缺乏又延缓了理论体系的形成。
1.2.3缺少媒介教育专门师资的培养
媒介素养教育是跨学科的课程，对授课教师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既具有传播学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又懂教育学的一般原理和规律，还要有其他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人才的培养机制还没有建立，本科和研究生培养均未开设这个专业，至多是新闻传播专业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从事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教师只是传播学背景或其他学科背景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热爱者。
二、高职院校媒介素养教育策略
2.1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确立
2.1.1明确媒介素养教育目标
高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一方面使大学生自觉抵制媒体不良信息，减弱媒介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使大学生自主利用媒介，提升对信息资源的支配能力。
2.1.2以学生为本的媒介教育
对受众媒介素养的培养应是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途径，而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受众自身的内因。因此以学生为本的媒介素养教育重在启发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实现高度的自律和对媒介有效利用。媒介素养教育应唤醒学生的媒介素养意识，将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2.1.3符合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
与西方发达国家漫长的媒介发展历史不同，我国媒介发展有自身的显著特点，是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经历了短时期内的迅猛的发展，媒介体制的市场化转变，媒介形态的日新月异，新媒体的迅速普及，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高职院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既要借鉴国外已有经验，更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和高职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状况，解决突出问题。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成长过程中完全不同的媒介环境带来的观念差异，如高职学生过度依赖、崇拜新媒介而疏忽传统媒介的现状，如新媒介某些方面使用能力较强与有效利用媒介资源为自身服务能力不足的矛盾，如不同的教育环境带来的学生媒介使用能力的较大差异等。
2.2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
2.2.1媒介素养课程的开设
课堂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高职院校媒介进行素养教育，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是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有师资条件的学校可开设媒介素养必修课，暂时还不具备条件的学校也可先尝试开设媒介素养公共选修课。还可将媒介素养的内容融入到相关的公共基础课或专业课程中去。在教学内容上注意针对性、实用性，了解一些理论知识是必要的，但重点应放在媒介意识的激发和媒介使用能力的提高。教学的内容包括媒介认识、媒介解读、媒介使用三大方面，具体内容可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征求教学对象的意见不断调整优化。要让学生认识媒介社会与现实社会的本质区别，能够控制自己的媒介接触行为，不让媒介过多占用自己的时间；了解媒介的商业属性，能够正确解读媒介信息，如解读新闻、解读广告、解读娱乐节目、解读影视的能力；能够利用媒介学习知识，开阔视野，增长本领，休闲娱乐，善于制作并媒介信息，扩大交际面，关注社会与人生。教学的方式上应采用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因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对媒介也已拥有丰富的体验。在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理论的讲授，让学生接触较为系统的媒介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课堂上要多提供交流的机会，鼓励学生把自身对媒体的认识和经历带进课堂，通过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与经验分享来提升实践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
2.2.2媒介素养教育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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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媒介素养是人们获取、分析、运用媒介信息的能力，是信息化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基于媒介与语言的必然联系，本文重点探讨了在外语教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可行性及其对于外语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与发展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所谓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
有关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始于英美国家，而以媒介素养教育的形式正式纳人公共教育当中，则是80年代后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进行的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尝试，进入90年代在欧美国家得到进一步推广，使这项新兴的教育活动逐步发展起来，目前加拿大是开展此项活动最先进的国家。从过去的教育实践来看，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开设专门的课程，如新闻传播学课程，相关的研究侧重于课程体系的建立;二是把它纳人到其他的学科领域教学当中，如语言课程的国语课以及外语课，研究则侧重于媒介素养教育对于该学科的教学体系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媒体素养教育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引导学生认识媒介，学会理性地辨别媒介信息，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第二，使学生掌握与媒介接触的常识，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更好地完善自我、服务自我，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在邻国日本，媒介素养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纳人国语教学中，经过几年的教育实践，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与此同时，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的日本语(第二语言)教育活动中，有教育者尝试性融人了媒介素养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我国，除香港和台湾地区，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这说明媒介素养教育尚未引起外语界的足够的重视。然而，从外语教学的学科特点来看，它与媒介素养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因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意图的，媒介素养是媒体社会语言教学不该回避的一个领域。无论从教学的内容、方法还是效果来看，媒介素养教育都会给外语教学带来一种有益的刺激。
二、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外语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一)媒介素养教育丰富了多媒体教学的内涵
近年来，随着电视和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体的出现，外语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更加多样化了，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外语教学领域一种常态化的教学方式。另外，以这些新兴媒体为依托，媒介素养教育得以广泛地传播开来。正因如此，媒介素养教育常常被误认为就是多媒体技术或多媒体教学。的确，媒介素养教育本身包含活用媒体、制作媒体等相关的教学活动，但是，对既成媒体的批判性、建设性的解读始终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它不单纯是掌握一定的技术以便灵活操作信息承载机器或软件。此外，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所利用的媒体，如新闻报道、报纸专栏、电视剧、网页等等，都是作为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利用的，其目的是利用一些图文并茂的素材在视觉和听觉上给学生带来感官上的双重刺激，使其在精神兴奋的状态下更好地掌握语言知识。从效果来看，多媒体教学只停留在听说读写等语言学习的表层，没有从培养批判式思维的更深层次挖掘，而媒介素养则是对媒体本身制作方法的评价、分析与鉴赏以及对媒体制作意图的解读。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学生会了解到以下内容:(1)媒介信息是对现实的再构架;(2)媒介能够决定人们对现实的认识;
(二)媒介素养教育符合全球化时代外语人才培养的目标
大学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使学生不仅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而且具有广泛的、一定深度的关于对象语言文化方面的知识，即文化理解能力，而语言实践能力与文化理解能力的综合构成了时下外语教学所强调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它是全球化时代外语教学所追求的目标，它要求交际者不仅要有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有较强的语言意识以及多元文化认同意识。从这一角度看，媒介素养教育与外语教学有着近乎一致的结合点。
1.对媒体文本的解读既是提高语言能力的过程，也是培养语言意识的过程。语言是交流的媒介，而媒介又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意图的，语言与媒介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媒介素养可以在语言教学领域得到培养，反过来媒介素养又促进了语言能力的提高，培养了学生的语言意识。以加拿大为例，在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步阶段，课堂上使用的媒体教材主要是报纸，学生同时阅读几种报纸，从标题词语的运用到版面设计再到文本的配图，对不同媒体的制作形式进行评价、分析和鉴赏。通过这个过程不难发现，这是集审美意识、思维意识及语言意识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活动。而这里所谓语言意识，是指对于媒体文本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取向的分析能力和评论能力，是对媒体文本的深层次理解，需要调动学习者的背景文化知识、认知能力、自主意识和批判式思维，而这些都是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称为语言意识。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增强语言意识，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取向具有一定的辨析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语言信息的内容和意义，而以往的外语教学却很少触及到这种深度。
2.媒介素养教育是培养多元文化认同意识的有效途径。多元文化认同，可以理解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宽容，是对多元价值观的承认。多元文化认同是对“他者文化”持有的客观态度，不会因该文化处于弱势而固执地排斥，也不会因为其处于强势而盲目地崇拜。在跨文化交流中，多元文化认同是消除交际摩擦、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前提。由于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引起外语教学领域对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外语教师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将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途径和方法。然而，如果将目光转向媒介素养教育，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媒介素养教育的课堂正是文化传播文化学习的有效途径。任何一个媒体文本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文化，不同的文本展示了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学生通过阅读媒体文本可了解到多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分析与比较，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异同，进而反思“自我文化”，消除对“他者文化”的刻板印象，并逐步建立起多元文化认同的意识。
3.媒介素养教育是外语课堂实施素质教育的有益尝试。无论是外语教育还是国语教育，对学生良好人格的培养始终是教育的根本所在。在传授外语知识的同时，使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性格、气质与能力是外语教育的最高境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使媒体信息无时无刻不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思辨水平与鉴赏能力是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欧美一些国家，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都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在那里，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通识教育。通常情况下，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仅应当具备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还应在视、听音像方面有较高的欣赏水平。毋庸置疑，在当今媒体社会中，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民的基本素养，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在外语教学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三)媒介素养教育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外语教学理念
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理念是外语教学改革永恒的话题。近年来的外语教学改革特别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倡导自主学习，互动教学。那么媒介素养教育体现了什么样的教学理念?首先了解一下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茶的日本语言界。为避免实践活动零散不成体系，他们将媒介素养所涵盖的宽泛的内容精缩为四个主题，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媒介素养。具体内容如下:(1)我与媒介素养，我们与媒介，意在认识自己与媒介的联系。(2)电视的商业广告为何物?意在对媒介进行批判式解读。(3)电视剧与我们的社会，意在了解媒介的构成、表演的技巧。(4)解读新闻报道，意在理解媒介所表达的各种意义，利用媒介展现自我。以上四个主题分别设有四个内容不同的话题，在具体实践中，如果时间不允许，也可以针对一个主题展开讨论。以主题(1)为例，它所包含的四个话题分别为:(1)——①何谓媒介?运用媒介学习的乐趣有哪些?(1)——②我与媒介接触的历史、我们与媒介接触的历史;(1)——③本周电视节目欣赏日记;(1)——④调查媒体与流行的关系。具体实践活动大致有以下几个流程: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小组成员讨论确定媒介对象;发现该媒介存在的问题，展开批判式调查;小组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媒介的基本常识，制作相同形式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以上教育活动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之间互动，学生之间互动的讨论式教学过程。教师是组织者，并作为学生的支援者参与活动过程，例如，向学生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以及教育目标和基本理念，以电视和报纸的新闻报道为例，向学生说明媒介构筑现实的方法。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给学生提供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空间，使其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媒介素养教育的课堂是学生展现自我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学生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鉴赏能力，培养了批判式思维。这与外语教学所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解决问题的教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媒介素养教育才得以在传播学以外的语言教育领域广泛地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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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是人们获取媒介讯息、讯息的意义和独立判断讯息价值的知识结构，是对繁杂的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表达和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的能力。媒介素养表现为人们所具有的媒介认知能力、媒介使用能力、媒介批判能力和媒介创造能力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是指在大学生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辅导员具备的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能力。
一、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意义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信息化时代，高校辅导员只有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能力，才能够在众多媒介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分析、辨别信息的意义，明辨信息的真伪，客观地评价媒介信息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价值所在，自如地利用新的网络媒介，合理地进行信息的加工制作，做好大学生的信息“把关人”，为学生传递有利于健康成长的正能量信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 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是适应现代媒体发展变化的需要
当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地融入人们日常生活，讯息传播呈爆炸式增长，受众的交往形态、交流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媒介信息资源成为社会交流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新的媒体以其传播的快捷性、高抵达性，为信息的传播、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传播者与受传者界限模糊，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实时的互动，快速交换讯息。现代传媒的传播形态、传播过程和传播内容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交往的影响愈来愈大，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不复存在，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辅导员能否积极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新兴媒介，直接影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高校辅导员只有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能力，具有明辨信息的真伪、分辨信息传播目的和意义、客观地评价媒介信息的社会价值，自如地利用新的网络媒介，合理地进行信息的再次加工制作，做好广大学生的信息“把关人”，为学生传递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正能量信息，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2 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是现代传媒环境下大学立德树人的需要
立德树人是大学教育的核心任务，也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要求。在媒介化的传播环境下，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教育管理者，只有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提升自身应对信息的辨别能力，才能做到“立德”，才能在信息轰炸的时代坚定自身的政治道德信念，才能为“树人”奠定扎实的自身素养基础。在媒介化的传播环境下，信息的背后都代表着各自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经济目的。大学生对新鲜、新奇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辨别能力不强，社会阅历浅，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处于形成阶段，面对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宣传信息，难免会眼花缭乱、迷茫困惑甚至被误导。因此，面对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充分认识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媒介素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教育能力。要通过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帮助大学生了解媒介的特质、媒介信息的特质、认识媒介组织系统以及分析和管理媒介接触行为，训练大学生的媒介自律能力，引导大学生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健康成长、立德树人。
二、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内涵和要求
1 掌握媒介传播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特点
高校辅导员具有扎实的媒介理论知识，掌握媒介传播的基本理论，了解媒介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及其运行的规律，是提高媒介素养，运用媒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现代媒介具有信息宣传功能、报道新闻功能、监督舆论功能、社会环境监测功能、社会规范强制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和娱乐功能。高校辅导员认识到这些功能，利用其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防止其消极的和负面的作用和影响。
高校辅导员要掌握媒介信息特点，建构人为的“媒介环境”。要了解“事实真相”的加工过程，了解“媒介环境”建构的过程，掌握信息“把关人”理论、“知沟”理论、“议程设置”等媒介传播的基本理论知识。全面掌握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理论，熟悉媒介传播的理论知识，理解媒介环境塑造的内在规律，培养对大众媒介批判意识，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和理论水平及实践能力。
2 具备较高的媒介使用能力
现代传媒快速变化发展的环境下高校辅导员要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除了要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要掌握媒介使用的基本技能，具有熟悉媒介特质、媒介信息特质及对媒介的选择和分析判断能力，具有较高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到“媒介已经把传播和文化融合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并将每一个社会人都包容其中！人们不可置否地都被生活在媒介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高校辅导员必须学会有效地利用传播媒介，有效获取信息资讯并能正确地理解判断和选择媒介信息，根据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对媒介信息进行有效地选择、处理和传递，灵活地使用大学生中普遍使用的传播媒介进行沟通、处理、创造、传播信息，不断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为思想政治教育辟出一条新途径。
3 较高的媒介管理教育能力
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关键是提高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和媒介管理能力。高校辅导员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教育和管理能力，是现代传媒环境下对辅导员职业的新要求。当前，高校辅导员不仅要提高自我的媒介学习管理能力，还应具备媒介管理教育能力，即有效地开发、利用媒介资源并引导和训练大学生正确使用媒介、引导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不断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其成功的关键就是信息传播的效果。作为高校辅导员，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纷繁复杂的众多信息中整合信息并利用校内外的媒介将信息有效传递给学生，从而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媒介素养是公民的 终生修养，媒介素养教育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高校辅导员要积极为大学生搭建平台，指导学生掌握媒介信息解读的方法和培养应对信息轰击的批判意识，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同时也要指导大学生熟练掌握媒介技术、正确有效获取信息的能力；通过各种主题班会和媒介文本的讨论等方式，培养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思考和分析辨别的能力；利用各种契机强调的重要性，引导大学生培养媒介道德，选择合适的表达渠道和方式，正确地通过媒介表达自我的问题，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三、提高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对策
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的教育培训是媒介素养提升的重要环节，健全的引导和考核体制是媒介素养提升的关键，媒介资源共享建设是媒介素养提高的重要保障。
1 加强素质培训和历练
要加强高校辅导员在思想意识层面和技术层面的素质培训，使辅导员不仅能够掌握媒介技术，同时也能够形成良好的媒介态度和积极的媒介意识。要加强辅导员对信息的解读、评估、判断和应对实践能力的培训，切实提升媒介素养实践能力。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升关键在于提升媒介素养的实践能力。通过培训提高辅导员对学生传递的信息的吸引力和权威性，进而占领新媒体场域中的主流话语和意见领袖地位。通过培训使辅导员能充分并灵活地利用手机、电子邮件、博客、微信等新媒体把大学生应知、欲知、未知的信息传递给学生，提高大学生的媒介运用、媒介理解、媒介选择、媒介思辨等能力，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媒介信息的正面互动。
2 建立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教育机制
高校要建立提高辅导员媒介素养的筛选、激励机制，将辅导员的媒介素养的状况作为聘任、考核和奖励的依据，通过长效机制来保障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高。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应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健全培训机制，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培训方法，探索出适合高校特点的培训方案。
3 加强高校辅导员媒介资源共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