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美敏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印度英语文学是印度近现代文学，乃至世界现代英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60年代至今，印度英语文学逐渐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彼得•查尔兹所称的‘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就是针对这一时期印度作家的英文小说、英国作家有关印度题材的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影响日益扩大而言。一九七一年V.5.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里》获奖，更成为这一重要现象的标志，作品虽然写的是某一不知名的类似乌干达的非洲国家，与印度无关，但是奈保尔的印度血统一直让印度人引以为骄傲”①。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是20世纪后期印度英语文学在世界文坛崛起的标志性作品。拉什迪在印度英语文学领域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语“三大家”。“午夜的孩子”这个隐喻预示着独立之后的印度英语作家所要面临的各种困境:文化的割裂、国家的分裂、多元文化的冲击等。一个1947年午夜诞生的小孩身上集有诸多历史特殊性。可以说，他的成长史就是独立之后印度的成长史。他是历史的见证人，亲历了各种复杂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印巴分治、宗教冲突、孟加拉战争等。“午夜的孩子”是个历史的隐喻，是20世纪中后期作家思想的历史缩影。独立之后的印度英语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午夜的孩子”身上所集有的特征。
安妮塔•德赛(以下简称“德赛”)，于1937年6月24日出生于印度德里北部山区的慕索里小镇，父亲D.N.马宗达(D.N.Mazumdar)是印度孟加拉人，母亲托妮(Toni)是德国人。德赛身上有母亲的德国血统，自幼跟母亲学习德语。德赛在印度和西方双重文化氛围之下成长，德赛说她以母亲，一个“他者”的眼光看待印度;以父亲，一个印度本土人的身份来感受印度。德赛的文本建立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分裂性的社会形态上，“孤独意识”和“焦虑意识”是小说人物的内心特点，表达人物的内心意识是德赛创作的主要目的。这种写作思潮与20世纪初西方哲学和心理学思潮在印度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其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影响了印度现代主义的小说。
一、独立后印度英语文学的话语环境
独立前的印度英语小说多依赖于对社会环境的描写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印度英语小说“三大家”(安纳德、纳拉杨和拉奥)的多数作品多表现为外倾性的美学特征。独立后的印度英语小说在美学上发生了巨大的擅变，受西方20世纪文学主流思潮“向内转”的影响，外倾性写作已经不能表达人物丰富的内心变化，印度的文学艺术在独立后也开始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从社会生活表象转向人的精神本质。此时，印度英语小说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技巧上都深受西方小说的影响。独立后，印度作家主体对待客观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生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丧失了统一的原则，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荒诞世界。另外，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发展，以及多学科之间的交叉，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作家从关注外部的社会现实转向内心世界。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面对前进中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对社会与道德破坏”，①文学倾向于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描写，而淡化社会问题的描写。
印度英语小说家拉贾•拉奥开始了写作的转向。拉贾.拉奥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转向为德赛作了创作的铺垫。德赛是独立后印度英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人物之一，她的小说运用了大量的现代主义手法，这种创作风格从传统的故事叙事转移至人物心理，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实现角色同社会关系的剥离。德赛高超的心理分析技巧为印度英语文学开辟了新的创作途径，她以人物的内心意识为书写中心，突破传统小说的全知叙述，在艺术创作技巧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革新，着力描写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人物心理意识的变化。德赛有意淡化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把小说引向心理学和哲学。她的小说以描写人物心理意识为主，在印度英语文学史上，承接了独立前的现实主义写作和独立后的现代主义写作，为印度20世纪文坛带来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潮。德赛的小说艺术技巧暗合了西方20世纪文学的重要转变，小说进展的动力从自我与社会两极对立的原动力变为自我内心意识的驱动力。德赛的小说重点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表现现代社会中矛盾的自我，这些人物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英雄形象，而是社会变革中敏感的女性群体和孤立无援的社会边缘人物。面对物质化的社会，这些带着传统理想的人物显得缺乏理性和逻辑性，她们的内心意识折射出客观世界的荒诞色彩。德赛秉承对人性洞察的创作理念，深人剖析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表现她们的主观意识。
二、独立后印度英语文学的美学特征
(一)人物的孤独意识和内心异化
德赛前期的创作聚焦于敏感的女性群体，刻画出女性个体面对现代社会的压抑感和悲观意识，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心理的异化。“由于与更广泛的人群缺乏联系而在心理上和交往上与社会隔绝起来。她们无法使自己与社会机构建立起富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联系。”①她们是孤独的群体，孤独是她们的心理本质。在小说语言上，德赛善于驾驭零散、跳跃性的语言，以契合人物心理意识变化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德赛善于变换叙事角度，以展现人物的内心变化。1963年，德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哭泣吧，孔雀》在英国出版，让她声名鹊起，奠定了她在印度英语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通过女主角玛雅的心理描写表达了现代印度社会中产阶级女性萌发的寻求自我的意识。在这一艰难的心路历程中，印度女性试图在自我与传统印度家庭、社会之间找到平衡。在传统男权中心的生活模式中女性背负着沉重的压迫，比如童婚、“萨蒂”等。这些制度都是对女性的摧残。印度独立之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试图摆脱传统的束缚，建构理想的生活模式。《哭泣吧，孔雀》中的玛雅曾在自我意识中无数次建构理想的生活模式，渴望成为和丈夫平等并互相尊重的独立个体。然而她没有认识到当时的社会，传统的家庭模式仍旧根深蒂固，也没有意识到导致她极端行为的正是传统社会的力量，更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溺爱也是极端父权制下的表现。玛雅对于未来生活的构想仅仅是转型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萌芽的“小荷尖角”。她最后精神的崩溃意味着这一点新思想的萌动最终也是“身世浮沉雨打萍”。《哭泣吧，孔雀》中大量心理描写和意识流的运用使德赛的写作风格从传统小说中脱颖而出，她被誉为“印度的伍尔夫”。作为一位探索人物心理的小说家，她的作品多数反映独立之后印度女性和边缘人物的心路历程。在印度英语文学史上，《哭泣吧，孔雀》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玛雅是德赛笔下女性形象的典型，她是社会转型时自觉审视自我、审视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女性的缩影。“孔雀”是一个隐喻，“孔雀”的哭泣象征着毁灭和死亡，也象征着玛雅的绝望。玛雅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对身份的追寻反映了印度中产阶级女性的集体意识。自《哭泣吧，孔雀》发表之后，德赛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重视。1965年，《城市之声》在《印度周刊》上连载，深受读者的喜欢。如果说《哭泣吧，孔雀》开创了印度英语意识流小说的先锋，那么《城市之声》则开始了德赛漫长的“奥德赛”(Odyssey)之旅。小说以三兄妹尼罗德、莫妮莎和阿姆拉为主要角色，描写了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加尔各答的种种遭遇。尽管个人际遇各有所异，但他们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异类，各自寻求着自己的理想生活模式。《城市之声》的社会背景是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迎利之城，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迩利女神是加尔各答的标志，她象征着破坏和毁灭，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主宰。同时，加尔各答又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光影和声音的交错之间，尼罗德等三兄妹迷失了生活的方向。整个文本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推进。尼罗德、莫妮莎和阿姆拉是独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和社会的冲突昭示着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迷失。文本利用各种噪音的艺术烘托表达生命的空虚感和加缪式的虚无主义。#p#分页标题#e#
(二)异质文化环境中的疏离
1971年出版的《再见吧，黑鸟》以德赛在英国收集的材料为素材，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和印度人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小说讲述印度人阿迪特和德沃在伦敦的生活经历。德沃刚到英国之初，对英国的生活有强烈的排斥感;阿迪特则娶了英国姑娘萨拉赫为妻，移居英国数年之久的他已经非常习惯西方化的生活。小说的结局却十分充满戏剧性:德沃留在了英国，接替了阿迪特的外交官职位;而阿迪特则由于思乡情切携英国妻子回到印度。这是德赛第一次以自己短暂的旅行体验，叙述移民者的双重文化困境。阿迪特和德沃一方面深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无法舍弃对印度文化的认同感。可以说，阿迪特和德沃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印度一英国文化的两端，即处于若即若离的文化状态。阿迪特虽然久居英国，最后的离去表现了他与英国社会的疏离感。而初到英国的德沃还处于同异质文化的“蜜月期”。在开放性的结尾中，读者可以看到德沃依旧是行走于印度本土与西方现代双重文化之间的边缘人。在德赛的写作经历中，对她的创作造成巨大影响的莫过于1947年的印巴分治。印巴分治是南亚次大陆建构后殖民独立国家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创伤。
作为亲身经历过这段惨痛历史的作家，德赛在她多部作品中都回忆了这一历史性的创伤，她以弱势群体—女性的视角描述了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德赛生活的北印度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乌尔都语是穆斯林的语言，但印巴分治后，乌尔都语在北印度成为一种没落的语言。德赛以自己一贯钟情的对乌尔都语诗歌的书写揭示印巴分治的历史创伤。《被监禁者》中的戴文和《白日悠光》中的拉贾和敏兄妹俩，都是乌尔都语诗歌的热爱者。乌尔都语诗歌是他们的文学理想。《白日悠光》中的拉贾是一个印度教男孩，由于喜爱乌尔都语诗歌而和隔壁穆斯林海德阿里一家结下深厚的友情。在分治前的暴乱时代，拉贾舍身保护穆斯林邻居海德阿里老爷一家。印巴分治带来的创伤和失落不仅仅是拉贾一个人的，还是印度那一代人的集体失落意识。德赛曾说:，’(印巴分治)对德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落。某一天我发现所有的穆斯林邻居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许多人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我所在的学校一半是穆斯林女生，一半是印度教女生。突然，学校的穆斯林女生都离开了学校。社会分裂成这样，我觉得太异常了。”①这一惨烈的历史事件，在德赛(当时德赛10岁)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她目睹了这场印度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暴力、屠杀、逃亡和分裂的局面，其中每一个冲突事件对她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她感到无比的失落。从小根植下的历史性悲伤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她的很多作品中，这种伤感的情绪是作品背后不可忽略的情感元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互为异质的文明为小说人物造成了文化的疏离。
(三)身份的追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已近不惑之年的德赛离开印度，开始了旅居国外的生活。自旅居国外开始，德赛的创作题材也随之逐渐偏离印度，写作主题从早期家庭和女性的小空间叙事转向后殖民写作。旅居国外是德赛旅行写作的开始。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认为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在旅行和生活，然后又不停地回到他所拖带的世界里去。德赛拖带着印度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写作。在英语文学史上，自笛福开始的旅行写作传统就带上了“东方主义”的话语色彩。无论是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还是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殖民主义的印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一些来自前殖民地的作家开始了‘逆写帝国’(Empirewritesback)的文学行动;旅行写作成为后殖民地作家解构殖民主义表述传统、重建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文类之一。”②按照某些后殖民批评家的观点，从许多方面来看，“旅行依然是第一世界的一种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旅行者属于一个精英阶级，一个‘旅行阶级’(Travellingclass)他或她总是带着某种俯视的目光打量其所造访的国家和人民”①德赛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精英阶级，她的旅行写作显然带上了“逆写帝国”的文学特征。在她后期多部小说中，她的“旅行阶级”身份分化为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多个角色，他们多数来到印度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些西方人对印度文化的仰慕和追寻解构了西方作家的东方主义的文学姿态，其中对印度文化的书写也是身居国外的德赛建构自身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双重身份是德赛从小就面对的问题。从哲学上说，身份也就是同一性，寻找作为个体存在的同一性就是确证自我身份的过程。在成长过程中，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亲身感受到了母亲对自己的祖国德国的担忧。她的母亲自来印度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德国。小说《鲍姆嘉特纳的孟买》取材于二战，主人公是德国犹太人鲍姆嘉特纳，他为了躲避纳粹屠杀而来到印度。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母亲的影响，小说的构思源于小时候母亲给她讲述二战前德国的情景。德赛家中经常有德国朋友来往，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从母亲的德国朋友那儿德赛又获取了很多有关德国和二战的素材，丰富了她对《鲍姆迩特纳的孟买》的构思。小说讲述犹太人鲍姆迎特纳来到印度后，与德国迥然相异的东方文化让他感到陌生和疏离。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印度，他都是一个“外者”的身份。“在德国他显得太黑，他的黑肤色标志着他是个犹太人;在印度，他又太白了，标志着他是个外国人。在这两个国家他都不被接受。”②这种肤色的差别是文化悬置的象征。鲍姆迪特纳的旅行不只是有关从德国到印度地理意义上的旅程，而是关联到德国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意义。自从母亲死于纳粹手下后，鲍姆迪特纳和德国唯一的联系也彻底断绝了。小说表达了现代社会中人的无根性和文化的悬置感。尽管在印度居住50年之久，但印度对鲍姆迩特纳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种疏离感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二战和纳粹屠杀所导致的。移民、疏离等主题是20世纪中后期文学史上常见的主题。自我的迷失、内心的孤独都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而来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地理上的错位都会导致个体的流散，文化疏离不仅仅是后殖民国家的集体无意识，还是全球的文化现象。
二战产生的集体焦虑感使很多西方人从西方高度物质化的生活转向印度，期望能够在神秘的东方宗教国家寻找到心灵的慰藉。在20世纪的60、70年代，有很多西方人来到印度，期望在这异国他乡寻找到心灵的安宁。《伊萨卡之旅》就是一部关于西方人寻求精神家园的小说。其中三个外国人:莫图、教母和索菲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旅行，如印度信徒般朝圣“伊萨卡”。印度—伊萨卡在精神上表达了同一性的概念，是精神的归途之旅。这种寻找家园、寻求身份是现代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主题，不仅仅西方人在寻找精神家园，德赛自己也在寻找。德赛用文学的经验方式融人到博大的旅行主题创作之中。#p#分页标题#e#
德赛40岁左右离开印度，对她来说，印度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她的情感中。身处强大的西方文化之中，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经验不断地刺激她的创作。((斋戒•盛宴》(Fasting，Feasting，1999)就是一个创新，小说主角乌玛和阿伦是一个印度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两姐弟，姐姐乌玛在印度生活，弟弟阿伦在美国留学。虽然看似两个完全分割的部分，但德赛在分割的两部分情节上制造出强烈的文化冲突效果。德赛无意于对这两种文化进行孰优孰劣的简单比较，但其印度本土主义的文化倾向是不言而喻的。潜藏于小说中的印度神话叙事模式是其创作的新颖之处，“斋戒”象征着“独身”、“禁欲”;“盛宴”象征着“欲望”、“情欲”，两种文化在隐含的神话叙事模式中达到冲突的顶峰。可见，在德赛的旅行写作中挥之不去的依旧是印度文化情结。
德赛用饮食意义上“斋戒”和“盛宴”的观念表达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在德赛看来，印度文化是一种节制的、克服自身欲望的文化;美国文化则是放纵的，有关欲望的文化。在小说结尾，阿伦送给潘特太太一条印度披肩和一盒印度茶叶，其中“披肩”和“茶叶”象征印度文化，也是阿伦在文化身份上的象征物。潘特一家和阿伦分别隶属于两种相异的文化群落。在同一个文化群落中，人们的衣、食、住、工作、娱乐和社会交往都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平常得让人往往忽略其存在。这些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建立在被称为“价值观”的心理活动之上。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等进行判断的标准。尽管它对于文化行为的控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却不能被看到，听到或者体验到;尽管它所引起的结果—人的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对它本身却无法进行直接的调查。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①面对强大的美国文化群落，阿伦身上体现出的印度文化群的特征显得非常特殊。他对即将开始的新学期生活表示焦虑和不安，这是文化缺乏同一性所致。虽然新学期的生活不可预见，但阿伦迫不及待地逃离潘特先生一家体现了对印度本土文化的渴求。印度独立后的英语文学，以德赛的创作经历最具有典型性，诸多其他作家也如同她一样，似印度教徒般地在文学圣地里朝圣，在多元文化的国度中体验个体生命的价值。德赛在创作上，从家庭的小空间叙事转向人物内心异化、疏离和对身份的追寻，实现了从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代表着独立后印度英语文学的美学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