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种姓制度范文1
种姓制度以统治阶层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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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范文2
[关键词]印度；现代化；社会分裂
印度同中国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两个亚洲大国，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都被迫走上了一条寻求民族复兴，梦想国家崛起的漫长而又痛苦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在印度的启动稍稍早于中国，约开始于19世纪早期，在英国殖民者一步步的蚕食过程中，现代化的曙光也逐步洒落在这片神秘而又古老国度的土地上。当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才刚刚开始面临着列强瓜分和暴力破坏的时候，印度已经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统一治理之下，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如马克思的精辟论断所言：“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随着建设铁路、敷设电报、建立现代企业、实现农业商业化、推广近代教育、实行世俗政策、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因素等，也就往往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2]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以及社会现代化历程后，经过长期的反殖民斗争，印度到二战后还基本完成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开始了自主独立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在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拉・甘地领导下，印度基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具备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工业实力大为增强，工业技术水平令人瞩目，特别是以软件、信息通信等高精尖技术而闻名世界，一度享有“世界办公室”的美誉，印度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作为世界上又一台经济增长的巨型引擎，印度正在快速崛起，与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之间形成“龙象之争”的态势。
但是，工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等同于现代化，印度发展的前途也绝不能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印度炫目的现代化成就下仍然存在着如美国现代化学者英克尔斯所言“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那样对比鲜明的社会现实，面临着难以回避的发展困境。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形形的教派斗争与冲突，界限明晰的种姓对立，日益严重的贫困与失业境况，根深蒂固的社会陋习，不断增长的恶性暴力犯罪事件等等这些都成为困扰印度这头“巨象”前进的阻碍因素，使其陷于困顿与崛起之间。
自80年代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兴起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印度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就已经开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对印度现代化问题关注颇多，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学者们大多或对印度问题的某一方面加以关注，强调其对于印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影响，如传统种姓制影响、腐败问题等，或将印度现代化困境归之于几个主要因素，如政治民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传统文化的异化等等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整体上对印度现代化陷入困顿的原因作出总结性的回答。本文旨在梳理概括前人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对印度现代化所面临困境的形成原因做一系统性的总结，为进一步研究的进行提供参考。
一、种姓制下的社会分立
凡是到过印度或对印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现代印度社会中的种姓问题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印度现代化已走过漫长的路程，现代化的成果在今日印度也随处可见，但种姓势力和种姓观念在印度社会仍顽强地存在着，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印度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马克思也曾指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3]因此，想要探究印度现代化进程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对代表着印度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种姓制度不进行一番探讨是不可行的。
盛行于印度次大陆达三千年之久的种姓制度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和血统论的特征。在这种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被认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天生被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在这四大种姓之外还存在着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这些种姓之间尊卑分明，社会地位不可变更，不同种姓的人必须严格分离开来。出生在婆罗门家庭的是婆罗门，出生在贱民家庭的就是贱民，婆罗门的血统天生纯洁高贵，贱民的血统则生来污浊低贱。一个人的血统出身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决定了能否接受教育，能够从事何种职业，决定了他能与社会哪个集团的成员交往，与谁通婚，也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虽然独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种姓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已经不具有合法依据，原先的几个种姓也逐步结合形成三个种姓集团：高级种姓、中等种姓和低级种姓集团，但是印度人深受该制度传统的浸染和熏陶，在社会上仍然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以及强大的种姓势力。这些种姓观念、种姓势力以及其所产生的种姓问题都人为地给印度社会造成了分裂，给现代化发展设置了重重的阻碍，严重地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现代印度中的种姓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歧视迫害贱民，认为血统有清浊之分；二是在现实生活中，用人处事考虑种姓背景。[4]贱民是印度社会中最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阶层。贱民不仅像社会中其他劳动人民一样遭受剥削和压迫，处于贫困状况，而且还被社会上其他人当做污浊的人，被摈弃在社会之外，被剥夺了做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随着印度现代化的不断进行，作为原种姓制度核心的贱民制受到一定的削弱和限制，但是贱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占贱民人口90%以上的农村贱民在经济上受到高种姓地主的严重剥削，城市贱民由于受到歧视也很难找到工作，这就更加剧了贱民的痛苦程度。到1980年，印度全国两千万贱民家庭中，66%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他们贫困，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没有接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在政治上就连最起码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随时遭到歧视、、迫害和残杀，印度全国迫害贱民的案件逐年增加。即使在现代印度，贱民已经得到政府的保护性优待，一些贱民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进入了企业或政府部门，但是贱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得到晋升和提拔的机会也很少，更多是被中、高种姓势力或是利用或是排斥。如某邦一名贱民出身的国大党党员在一次大选中当选为议员，要求担任党议会党团里的一名书记，但是由于遭到其他种姓出身的党内议员的反对而落选。歧视贱民的不可接触制严重妨碍了印度人民相互之间的团结，不时发生的迫害贱民的暴行，不仅给贱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给印度带来了动乱不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6]然而，印度社会不仅存在中、高种姓与贱民之间的对立，各个种姓集团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对立与排斥关系。比如在职业市场中，求职者的种姓背景仍然是雇主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某个种姓开办的企业往往雇用同种姓的人就职，种姓商店、场馆甚至学校也到处存在。在印度，“种族忠诚（Caste Patriotism）和种姓主义（Casteism）比民族主义更加流行，这一事实对印度的民族整合来说是威胁也是挑战”。[7]种姓内部的上层为了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竞争中加强同一种姓联合来壮大自身的力量，大力呼唤种姓观念意识，建立各种种姓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以谋取自身及本种姓阶层的最大利益。当有权势的种姓集团利用这种办法在政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排斥其他种姓阶层时，这便意味着政府甚至在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经济机会方面就会偏袒特殊群体，排斥其他群体――通常是低级种姓。几十年的政治歧视给予了上层种姓接受教育和攫取资本的特殊便利，让他们成为富裕阶层的主流，可以从国家日益增长的财富中受益。根据种姓划分经济权益，并以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加以落实，这种做法完完全全地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公民才能”；也使得印度社会中种姓和少数民族的帮派林立。[8]印度是一个因为种姓制以及相伴而生的种姓观念与种姓势力而四分五裂的国家，这使得印度的大多数公民不可能有效地参与经济的或政治的发展进程。
二、宗教斗争下的社会对抗
除了因几千年的种姓观念而造成印度社会分立外，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长期宗教斗争所形成的社会痼疾使得印度社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相互对抗。
和种姓制的历史差不多一样悠久，印度的宗教斗争从古代就已经开始，那时主要在佛教、耆那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四大本土宗教之间展开的。自12世纪末13世纪初，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地区以来，印度次大陆的宗教斗争冲突就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育印度教的矛盾。在英国殖民统治前后以及独立之后，这种矛盾从此都一直贯穿整个印度社会。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习俗矛盾甚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更是两教上层斗争的焦点。英国殖民者利用两教矛盾对印巴予以分治，使得两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大规模的教派仇杀给两大宗教的信徒留下了深重的心理创伤。双方因为教派成见、现实的利益冲突以及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而互相仇视。在现代印度内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教的互不信任。具体说来，又可以体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印度的多数穆斯林都使用乌尔都语，仅次于印地语的使用人数，是印度的第二大语言。它与印地语在北印度对地区官方语言的争夺一直很激烈，在一些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北方邦，许多穆斯林不满于印地语成为该地区的指定官方语言，要求给予乌尔都语同样的地位，但是都遭到官方的拒绝。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乌尔都语才以政府条令而非立法的形式在一些邦获得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是后来又都随即取消，并且大多数的邦都对乌尔都语的学习、交流使用加以限制，直至本世纪初，乌尔都语仅仅取得了辅官方语言的地位，或者被视为在某些地区使用的特殊用途的一种语言，把乌尔都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努力仍然未果，长期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满足，这使得伊斯兰教徒对在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印度教势力非常不信任，也十分不满。
第二个问题是教派利益之争。这个问题主要以发生在1984年北方邦莫拉达巴德的流血事件和低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改宗状况为典型。发生在1984年的这起事件是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争夺该地区的铜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而起。由于在莫拉达巴德，印度教业主的店铺生意清淡，仅仅勉强维持度日，而穆斯林业主则货源充足，又从外地接来大量订单，营业兴旺，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兴建清真寺和学校，因此遭到印度教徒们的极端仇视，将这样的情况认为是在印的穆斯林在一些境外伊斯兰国家支持下抢夺印度教徒的饭碗和生意，对穆斯林教众大加迫害和残杀，这一教派屠杀惨剧震惊了全国。
此外，在印度一些农村地区，信奉印度教低级种姓常年受到印度教高级种姓的严酷迫害和压榨，生活难以为继，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所宣扬的内心信仰、宗教简朴以及教派和睦等等教义的吸引，往往选择放弃原来的印度教信仰而改宗伊斯兰教，甚至出现整村整村的低种姓群体集体改信状况。一些印度教狂热分子利用改宗大肆渲染，危言耸听地说，这是伊斯兰教蓄谋扩张的表现，是对印度教的进攻。[9]还蛊惑道，伊斯兰信徒们梦想利用民主制度在印度建立穆斯林的统治。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下，多地都出现了各种针对穆斯林或是改宗伊斯兰教的信徒的迫害和残杀事件。如1982年初，在马哈拉施特拉就发生了印度教狂热分子残杀改宗伊斯兰教的贱民的案件。
两大宗教在印度的冲突斗争一方面是因为教派的偏见，印度教徒视留在印度的穆斯林以及改宗伊斯兰教的低种姓群体为不忠诚分子而加以仇视，穆斯林则因为在印人数较少而担心在民主政治中受到不公正的压制从而不信任占人口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另一方面，印穆教派之争的幕后，是世俗政党、政客的显示政治利益之争，并不是真正的宗教狂热，一些政客为了捞政治资本常常打起宗教旗帜，使得印度政坛不时笼罩上狭隘的教派主义阴影。
三、贫富分化下的社会对立
印度独立以来，国民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也有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据官方数据，印度国民收入从1950-1951年的1673.1亿卢比增长至1984-1985年的5701.4亿卢比，增长近3倍；同期人均国民收入从466卢比增至771.5卢比，增长率超过65%；按照当年价格算，同期印度国民收入从881.2亿卢比增至17320.7亿卢比，人均国民收入从245.5卢比增至2343.8卢比，分别增长18.66倍和8.55倍。[10]
然而这些绚烂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两个印度的存在：一个是高级技术和尖端工业、富裕的印度，另一个则是浸泡在贫困、失业、饥饿、疾病和无知中的传统印度。正如印度能源部长瓦桑特・萨蒂所言：“增长与发展仅仅限于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事实上在贫困的大海中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小岛......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立体的摩天大厦和五星旅馆为水平蔓延的贫民窟所重重包围。”[11]印度的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在印度，资产超过500万卢比的家族财团就有75家，根据1965年的数据，它们占印度全部私营公司的5.9%，总资产的46.94%，实收资本总额的44.1%。到1980年底，资产超过2亿卢比的大财团共有92家，它们的总资产相比1964年75家大财团的总资产数额增加了3.83倍。[12]家族财团基础雄厚，实力强大，虽有政策的严格限制，但是它们总能有各种办法绕过和避开，所以政府的严格限制并没有办法制止家族势力的增长，只能在速度上有所影响，家族财团的势力愈发强大。
与印度社会的顶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的亿万城乡贫苦大众。贫困线是指维持最低生活的标准费用，而这样的标准也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价格不断变化。据印度政府抽样调查，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全国的人口比重中一直保持在39-50%左右。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贫困线规定为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6400卢比，城市家庭收入低于7300卢比。按照这样的标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7-1978年和1984-1985年的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分别为3亿和2.7亿，占全国人口的48.3%和36.9%。[13]而印度学界和舆论界则认为，印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目自独立以来一直在增长，所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独立时的40%左右增加到80年代的50%以上。
印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较重比例这一现实一方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购买力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印度的大多数人口接近或低于贫困线，除了勉强糊口外，没有更多的购买力。在印度，人均开支在1200卢比以上的人总共只有8000多万，仅仅约占总人口的12.5%，造成印度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14]另一方面，印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较重比例的现实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也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收入低，微薄的仅仅能填饱肚子外，没有多余的支出来增加营养和改善居住环境。据80年代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印度人每天摄取食物的热量仅为1949卡路里，低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分别为2590卡路里和2282卡路里）；印度人每天摄入的蛋白质为48.1克，达不到正常人每天需要的62克标准，比亚洲（57.8克）和非洲（56.3克）都要低。1982年，印度有8330万户没有合适住房，按五口之家标准计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面临住房问题，大众劳动者的住房既拥挤又破乱不堪；1981年，全国城市有2500万人住在贫民窟，1985年增至3310万人，约占城市人口的20%。严重存在着的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地撕裂着并深刻影响着印度社会。
四、结语
纵观整个印度社会，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社会分裂。而社会分裂给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深刻的，只有以全社会力量的团结融合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化。英克尔斯在对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行研究后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些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的国家，如果想要避免可怕的全国性的分裂对它们产生影响，就必须寻找某种方法把所有公民团结起来并融合到社会的现代部门中去。”[15]印度的社会分裂由来已久，情况交错复杂，寻道之途异常艰难，非一时一人之功可以解决，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印度的社会分裂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政府和社会都需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处理好社会分裂对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阻滞，印度社会才能在“印度道路”上继续前进，否则印度现代化成果将会因为严重的社会分裂而阻遏不前，尽付东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3]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4]洪笙：“从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问题看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5]A.赛义德：“帮助贱民的十亿卢比计划”，《印度时报》，1980年4月24日。
[6]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378页。
[7]辛格主编：《社会变化中的种姓、社团与冲突》，新德里，1992年，第39页。
[8]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9]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10]印度政府：《1985-1986年经济概览》，第105页。
[11]江春泽主编，《国际经济比较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12]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3]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1990》第一卷，第33页。载《经济时报》，1985年11月29日。
印度种姓制度范文3
天竺。天竺是古代中国以及其它东亚国家对当今印度和其它印度次大陆国家的统称。天竺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四大帝国：孔雀帝国、笈多帝国、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史记-大宛传》，当时称为身毒《山海经》记载“西方有身毒国”。汉书记载“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唐初统称为天竺。后来玄奘西域取经，根据读音才正名为印度。印度是一个著名的文明古国，也是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人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有许多发明，例如阿拉伯数字、国际象棋、甘蔗制糖法等。近代印度陷于政治动荡，一九四七年获得独立，但分离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社会中曾经存在过严格的阶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等四个阶级。除此之外，还有比首陀罗更低阶不属于这四种种姓阶级的贱民。当时种姓间不得通婚，违者处罚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处死。尽管如今印度宪法明文规定不准阶级歧视，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因“种姓制度”千年来根植于印度教的信仰中，除非抛弃信仰，否则低阶种姓终其一生都受其教义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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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范文4
中印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都是当今世界人口和疆域大国。双方在近代都遭遇了西方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民族独立后，基本上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1949年，印度略领先于中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当然双方不同之处也有，比如印度完全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中国则依然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西方撤离后，被认为留给印度两项宝贝：英语和民主制度。而中国则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过双方制度虽然不同，但巧合的是，双方都采用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下的中印两国虽然发展明显落后于世界，特别是中国还发生了十年，但当去世时，中国仍然略领先于印度。看来，西方在印度留下的两个宝物并没有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
除了全球通用的GDP这样的指标，在社会发展上，印度也同样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的腐败是这样的：搞定了中央，搞不定地方，搞定了政府，搞不定议会，等到全搞定了，又选举了。印度文盲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仅为百分之四。印度贫困人口达4.5亿（这是按印度官方的统计，仅为联合国每天消费一美元标准的三分之一）。按联合国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为1亿左右，按中国自己的标准，则为2000多万。在不满5岁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比非洲的比例还要高。所以印度的预期寿命仅为64岁，远低于中国的73岁。对于印度，一言以蔽之：虽然有选票，但仍然在挨饿和居无定所！至于基础设施，印度更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官员开玩笑说他们不知道所谓的基础设施指的是什么。不管是机场、铁路、公路、建筑、电力，简直都是一团糟。茅于轼先生曾这样点评：我在2005年和2007年两次去了印度，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不是一般的糟糕，是糟糕到了极点，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效率降低得非常厉害）。
当然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衡量，印度最触目惊心的依然还是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种姓等级制度以及对妇女的歧视。印度目前有超过1.5亿的贱民，他们在印度被认为是“不可触摸的人”。低种姓的人所受歧视之严重可从如下一起悲剧略知一二：今年5月，查尔肯特邦的印度国大党民选议员勒克拉因女儿与低种姓的青年相爱，为了挽救家族荣誉，勒克拉便指使别人杀死了青年。这在印度视为光荣的“荣誉谋杀”。受过良好教育、民选的议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至于女性受到的歧视，也可从如下事例得以验证： 2010年4月1日，印度终于颁布《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第一次从法律上保证了女童的受教育权利。
民主与腐败共存
可以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却也是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族群歧视严重的国家。那么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呢？显然，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就需要从制度本身寻找原因。
首先，我们还是要先看看西方的民主是如何成功的。西方的民主制度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出现、工业革命、城市化（英国1851年城市人口就超过农村人口，现在的印度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全球殖民以及逐步扩大的投票权。简而言之，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实行今日典型的民主制度：多党、普选。而一个国家在工业化之前，实行一步到位式民主制度的，没有一个取得西方式的成功。这是印度民主表现如此糟糕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印度60多年来，几乎所有的印度政党的领导权都是继承制的，或者是在儿子、女儿、遗孀、女婿中展开竞争。也有部分学者干脆把印度从民主国家行列中除名。
印度在社会、经济极度落后的情况下过早建立了民主制度，导致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印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人炸。到目前，印度人口已突破12亿，再过不到20年将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可是印度的国土面积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我们设想一下，13亿人的中国缩小三分之二多是一个什么概念？而印度正在一步步接近这个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经济在90年代开始起飞，但失业率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例外。放眼全球，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之前就已出现严重的人口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计划生育。但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下，哪个政党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哪个政党就会在选举中丢掉政权。最后再也没有一个政党敢于逆民意而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印度人口突破10亿、11亿、12亿。可以说，人炸不仅是民主无法解决的，反而是民主这种体制阻挠了问题的解决。
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众所周知，任何宗教都有愚昧之处，基督教甚至导致了西方长达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但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基本克服了其弱点。印度教最大的问题在于种姓制度，但印度一直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宗教改革。所以，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故我地存在。种姓制度在产生时就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其对印度经济消极影响之大难以估量。比如一是只允许同一种姓的人在一起工作，二是泯灭作为常人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因此，在印度想在一地建立拥有大规模劳动力的工厂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不同的地方才能召集到足够的同一种姓的人去劳动。现在在印度的乡村不同种姓的人住在同一村里的不同区域。印度除了贱民阶层外，另外四大种姓下面还有1500余种亚种性，不同种性的工作和思维方式都是不同的，这阻碍了大规模工业化的实现。但在民主制度下，竞选各党不仅不敢对宗教势力动手，反而要借助宗教势力的支持以赢得选票。
产业方向有待商榷
印度由于有着庞大的人口，其最大的资源就在于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因此，从就业角度讲，从发挥全球比较优势讲，印度全力发展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印度却走向了发展软件业这种高智商、高投入但产业链极短、拉动力很弱、对解决大众就业无甚帮助的发展道路（而且和西方的竞争相当激烈）。而原因仍然在于民主。因为，要发展第二产业就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大量的可用的劳动力。然而，在印度，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有一户百姓不同意拆迁，这条高速公路也得告吹。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印度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原因。而严重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另一大瓶颈——电力，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严重匮乏。
更要指出的是，印度虽然是土地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而且耕地面积超过中国，但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根据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饥荒指数，印度排在88个国家中的第66位，中国排在15位， 而凡倒数30位的国家，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粮食问题的国家。印度农业落后的一个原因也同样和民主制度有关：地方官员出于选举的需要热衷于给农民补助，立竿见影，但却不愿意进行长期的水利投资。
印度种姓制度范文5
“印度崛起”是近年热议的话题。2005年底在德里20多天的访问，让我对“印度崛起”有了别样的亲身体验。按说1 5年后再访德里，应有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但所见所闻却还是那么熟悉：住宅楼破旧不堪，贫民窟随意搭建，垃圾随处可见，乞丐到处游荡，公共汽车依旧爆满……
印度学者也普遍坦承，印度各类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气、通讯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尤其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增长需求，已成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短期内难以解决。
也有一点变化。德里与周边省份交界处的五个新区发展得相当不错，颇有印度崛起的气象。但尽管如此，至少从印度几大都市的总体发展面貌来判断，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事实，即过去1 5年来，印度经济常年的高速增长没有在“硬件设施”与城市公共服务中体现出来。
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
为何如此不太张扬的发展面貌却与近年来如此张扬的“印度崛起论”相伴相随呢?这里面不能排除欧美人为炒作的成分。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非常“乐见”印度崛起，因为它们渴望以印度的“民主崛起模式”，来抗衡甚至抵消一个与其社会体制格格不入的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印度崛起，还在于印度崛起同时拥有强大的自身优势。
比如，印度拥有大国崛起的充分潜质。从幅员、资源、人口、地缘、文明质素而言，印度拥有崛起为亚太乃至全球大国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印度拥有控制印度洋及其海上咽喉要道的地缘优势，这将成为崛起的战略依托。此外，两千万海外印侨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将便利印政治、经济、外交影响的快速拓展。
同时，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1991年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年均GDP增速高达6％。这是除中国之外经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另一大国。随着印度基础设施供应环境的逐渐改善，制造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产业结构将逐渐由过去的以服务业为基础、高新科技为龙头的布局向劳动密集型与知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转变，后发优势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而且，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相对完善的私企竞争机制，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加之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印度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
印度还具备相对有效与多元的社会解压机制。尽管印度社会仍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如贫穷悬殊，地区发展失衡，大面积失业等，但千百年来，尤其是近50多年来，印度社会已形成了多种经济、政治利益能基本和平共处的框架。
印度人愉快指数非常高
重要的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劳工规章、公务员体系、危机应急机制、弱势群体保障措施等体系，共同组成了一个覆盖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维稳”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防止国家政策的严重出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激化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保证转型期间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其中，、种姓制度等传统文化与保守理念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从宗教方面而言，印度人普遍信教，无神论者在印度是稀罕物种。印度人口中82.7％以上为印度教徒，另有11％左右为穆斯林。此外，还有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巴依教等教徒。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宗教，印度都有，故印又被称为“宗教博物馆”。虽有教派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使得印度流行忏悔文化，广大民众深受伦理道理与宗教信条的严格约束，安于现状，注重来世。
印度种姓制度在高低种姓之间，尤其是在高等种姓与占印人口三分之一的贱民之间形成了一层坚厚的绝缘膜，客观上减少了高低种姓之间因直面对接可能导致的生理与心理的激烈冲撞，从而也减少了不少社会矛盾。
虽然印度低等种姓人群也拥有不少本种姓的政党与政治组织，但这些组织的上层人士往往又关注自己的政治权益，他们只是在选举期间体恤一下下层种姓的民情民意，一旦执政他们很快就被上等种姓的思维与习惯所同化。结果，经过选举的短暂喧嚣，一切又复归平静。高低种姓生活在各自的种姓社会，互不干扰，相安无事。
这些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广大印度人“非分”的物欲追求，降低了他们对生活的过高期盼，甘于简单与平淡。实际上，印度人不管贫与富，其愉快指数都非常高。2005年10月，欧洲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大都市中，若论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但其居民幸福指数却排名第4位。反差之大令人咋舌，但这是事实。
印度人乐于纵向比较，而不“擅长”横向比较。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与长辈的生存状态比较，如果有进步，哪怕进步了一点点，他们也会感到知足。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文化及其浸淫而成的生活态度将印度社会转型本应遭遇的阵痛降至最低。
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中断
印度整个社会，传统与现代呈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和谐相处与彼此包容。大大小小的历史古迹与奇奇怪怪的现代建筑摩肩接踵，毗邻而居。马路上挤满了各类交通工具，既有发达国家不太常见的奢华轿车，也有第三世界惯见的破烂汽车，更有大量的三轮车(机动，人力与畜力都有)穿行其中。而德里地铁甚至可与发达国家新建地铁相媲美。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对待交通事件的态度出奇地平和。他们对于一般的磕碰事故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彼此解释几句就完事大吉，极少有人为此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
穿行在德里的大街小巷，也很难看到印度人行色匆匆，反而总能碰到三三两两的印度人――不管是衣着极其光鲜的绅士还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在悠闲地喝着甜茶，聊着天。在德里，除了一些政界要员、社会名流的深宅大院有较为明显的安保系统外，很少见到居民住宅楼上安置了大大小小的防盗设施。
尽管印度社会很难出现中国式的跨越式发展，但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年均GDP增速有望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且整个社会又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这个国家的崛起难道不是必然的吗？难怪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5年2月在其《2020展望》中首次将印度和中国并称为“未来亚洲崛起的两大国家”。
印度种姓制度范文6
印度是这样的大国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亚洲东部格局中有潜力完成国家崛起、实现大国战略的国家。评估大国的方法有很多，但究其根本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军费开支。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依靠IT产业的拉动，其国民收入、财政收支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均有改善。印度政府于1991年撤销对软件出口及软件公司盈利征收的税项后，软件出口从1991年的1.64亿美元直接上升至1998年的20多亿美元。2010至201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5%。
印度的军事能力和抱负更是众所周知。
印度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98年5月印度接连进行五次核试爆，从而跨过核门槛，一度引发南亚核竞赛。
印度是拥有航母的国家，印度海军目前拥有一艘航母、八艘导弹驱逐舰、约40艘护卫舰、16艘潜艇以及大量辅助战舰。据悉，印度政府已批准2015年之前再建造两艘核潜艇。
最近印度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军购大国。2011年印度军费开支为363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同年军费的40%，而其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84万亿美元，仅为中国同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这充分说明印度对于军事发展的投入程度。2012年3月16日，印度宣称2013年军费开支将增加至400亿美元。2011年印度的国防开支增长了12％，与此同时印度军方正购买一系列新装备，包括作战飞机、潜艇和火炮。目前印度还在与法国达索航空公司最后敲定关于126架“阵风”战斗机的购买合同，该交易估计价值为120亿美元。
2012年4月19日，印度成功试射“烈火-5”导弹，这使得印度在成为继美、俄、中、英、法五国之外的第六个拥有远程核导弹打击能力的国家的同时，其导弹射程已经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印度媒体更将该导弹贴上了“中国杀手”、“打到北京”的标签，而印度防长则宣称“‘烈火-5’让印度高高站立”，其针对中国之心昭然若揭。事实上，中国早在1980年就第一次成功向太平洋试射了8000公里射程的“运载火箭”，因此印度官方与媒体的言论更像是一个坐井观天的儿童，刚刚有点起色便高呼“得矣得矣”。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分析印度如此行为的根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格局决定了大国行为的总体趋势。所谓世界格局，就是世界上各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其中的实力就包括各种经济、军事、政治执行能力，外交手段和国土面积、居民数量、民族素质等等。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当一个国家过于强大时，其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就会联合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制衡，以求得格局的基本平衡。在东亚地区，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印度。因此完成在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制衡，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崛起，以免实力差距过大，自然就成为了印度国家战略中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一些官员甚至从不讳言自己的目的。早在2001年3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就说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
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印度在南海问题所展示出来的态度。不论是积极参与南海问题国际化，还是与越南合作开发油气田，都是印度通过外部制衡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实证。在中印之间，最敏感却又最实际的问题就是领土问题。领土纠纷是国家根本利益的矛盾。换言之，除因中国崛起而感到震动外，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印度在内部积聚实力发展军备、在外部联合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制衡中国的关键原因。不论印度是因无法识别中国崛起后的政策意图，还是本能地对周边大国崛起产生出的必然恐惧；不论是觉得中国军事实力上升是对印度的威慑，还是因50年前那场战争而怀抱着的忌惮和报复心理，中印之间实际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印度实际控制着的藏南地区才是问题的实质。在整个东亚的体系结构中，中印都属于依靠自身能力来维系国家安全的自助国家，因此其对外政策的实质还是维护本国核心利益。这样，两个同样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就必然存在安全困境。但作为自助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印度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表态展现出了一个大国的独立性，其利益攸关点有时也与中国重合，比如在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印度比中国更积极表示出不会降低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的立场。所以，中印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友好就十分自然了，但是归根结蒂领土问题才是中印关系的实质问题。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认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更多责任在印度一方，因为中国始终没把印度当成敌人，而印度某些人则认为中国是‘威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中印边界问题经过两国代表十四轮的谈判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不能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印度也不同意从其多年来实际控制的那些地区退让出来，不愿做出一些调整。而我们都知道，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占领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这对于印度来说如芒刺在背，战争失败的阴影50年来始终盘旋在印度精英阶层的心中。其次，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在拉大。印度在与中国贸易中形成了巨大的赤字，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其GDP大约只占中国的1/4，在军事能力等其他方面也弱于中国。第三，中国同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国家以及缅甸的关系引起印度的疑虑,印度感觉自己处于包围之中。所以，印度始终认为自己可能会同时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两线作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印之间的和平友好，中印每年也会互派很多代表团访问，近期国务委员戴秉国也表示丝毫不存在所谓中国要‘进攻印度’、‘打压印度’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仍然没有消除印度的疑虑，尤其是印度的一些军方高层人士一直高调宣称中国威胁。因此，中印两国媒体在这方面也没必要过分夸大，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对于中印关系的未来，程瑞声大使对本刊记者说到：“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邻国，也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发展虽逊于中国，但近年来其GDP也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所以正如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美国面临着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新的竞争者。实际上，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话，印度已经是世界第四了。因此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已经把中美印三边关系作为很重要的议题提了出来。由此可见，中印关系已经是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了。而且由于双方历史上还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战争这样比较大的事件，所以中印双方均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中印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历史上，从1959年开始到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为止，中印关系曾长期对抗，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也影响了周边的安全局势。而自从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至今，中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显然两国的和平共处对双方都很重要，这样双方才都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如今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中国还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总量也屡创新高。再者，中印之间还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比如在减排问题上，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其利益和主张都是一致的。再比如能源方面，中印在从伊朗进口石油方面的政策也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鲜明反差也是印度追逐军事力量的重要原因。古印度文明的疆域毕竟曾经包括今天南亚的几乎全部地区甚至中亚部分地区。印度又是距离世界资源贮藏量最丰富、地缘利益最集中地区――波斯湾的最近和最大的国家。正因此，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对印度的未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预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换言之，印度有着自己的大国梦想。印度洋不能白白以印度来命名，波斯湾也不能仅仅在地理上存在于北印度洋，印度目前的军事发展方向也正如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所说：“印度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拥有了印度，英国才享有了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能够把势力伸张到西太平洋之上。因此印度地理位置的意义不言而喻，而拥有这个地理位置的印度自然产生了主导印度洋的欲望，而要实现这个大国梦，印度必须拥有与此相匹配的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国民心态的重要变化，而此刻的印度也在经历新一轮的民族觉醒。如今，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安分的印度，也会看到一个强大的印度。在前不久落下帷幕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人们看到印度总理辛格那年迈却健朗的身影伫立在领导人的中间位置，不禁产生联想：这样的国家将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产生怎样的冲击？显然，西方国家担心的不应该仅仅是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助理研究员楼春豪认为，印度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因为与巴基斯坦、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其边界问题和国内民族矛盾突出，所以陆军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印度国防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印巴矛盾的突出使得北方克什米尔实控线上必须驻扎大量守军以应付威胁；另一方面，维系印度洋军事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又使得印度必须将国防重点向海军持续偏移，于是尽管印美关系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巴反恐合作使得印度十分不爽，而美国维持自己在印度洋绝对优势的基本政策对于印度来说更如芒刺在背。或许正如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在2001年8月所表示的：美印关系是有限的，“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那是一个已然拥有海上核打击能力且意欲称霸印度洋的国家。
打开黑箱看印度
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分析，仅仅从实力和意图角度分析是不充分的，任何政策的实行显然并不能仅仅由世界格局和地缘状况来决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决策体系，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打开印度的黑箱，去看看这个国家的内部。
在笔者看来，最应该考察的是印度的宗教和政治制度。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印度”二字。印度拥有堪称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拥有辉煌的历史，为世界贡献了多个影响深远的宗教，在这里也曾多次建立庞大的帝国。但是印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民族国家，早有西方学者认为，“印度”本身只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集合体，而非物质层面的国家和政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度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姜景奎认为，印度的地理概念即指南亚次大陆，印度的文化属性一般是指以印度教为核心，以印度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为组成部分的观念体系。
古代印度一直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更是从未出现过完全大一统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印度一方面是以甘地为首的现代民族主义领袖一手缔造的，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之奠定了基础。姜景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误区，即认为印度的统一完全由英国“空降”，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4～6世纪的笈多王朝、13～16世纪的德里苏丹国、16～19世纪中期的莫卧儿王朝都是相对统一的，而英国治下的印度面积甚至还不如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广大。
但是，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等等，确实都是由英国殖民者为现在的印度留下的基本制度。印度还有一个称号是“民族博物馆”，印度现有400多个少数民族，约有5900万土著部落居民，而印度货币卢比上就印有17种文字。因此，印度作为一个国家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民族众多，整合难度很大。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印度又是如此和谐，人民幸福指数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在殖民时代，英国仅仅依靠几千名军官和数万之众便统治了整整三亿印度人，这令人惊骇的纪录至今仍然可算作另类的奇迹。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情世界的感情
不久前，本刊记者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印度。跟几乎所有去过印度的中国人一样，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印度处处都闪耀着宗教的光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都有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而印度正因为这些存在而体现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表象。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指出，宗教是区别文明与文明之间最鲜明的标志。想要了解印度，必须对印度宗教文化有所涉猎。
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印度较早的宗教是吠陀教，其崇拜对象是多个不同的神。西方最古老的宗教也是如此，人因为命运的无形而恐惧，进而崇拜有形或者想象中的具体事物。但是宗教的历史进程多数是一致的，即其崇拜对象由多个逐渐发展为一个，崇拜的神也从有形而发展至无形。比如，上帝实际上就是一团光的所在，无形无相。同时众多宗教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创立者。然而，印度教及其前身婆罗门教却完全不同。它没有明确的创立者，没有耶稣，没有，也没有释迦牟尼，甚至都没有使徒彼得这样的传教者。实际上，印度教基本是依靠沿袭和修改吠陀教的传说而流传至后世。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教基本由婆罗门教以及零散的佛教内容和印度民间传说构成。印度教的三个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均为有形之神，换言之，印度教在宗教谱系上来说是十分古旧，但它就是这样主宰着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姜景奎指出，“印度教及其经典都是集体创立的，印度教是一种多元宗教，我称之为一神信仰、多神崇拜。比如在崇拜主神的基础上，任何人都可以崇拜老鼠、大象等等。因为印度教认为不论是老鼠还是大象，都不过是同一个主神的不同状态而已。”
婆罗门教的核心教义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种姓制度。它把所有的人口区分并等列为不同的集团。这种区分和等列，一般是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标准。种姓类似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并包含表现在文化上、联系到职业上、世袭上和内婚制上的等级。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教士和学者）、刹帝利（贵族和战士）、吠舍（农夫和客商）、首陀罗（农奴和奴隶）。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宣称梵天用口造出婆罗门，用手造出刹帝利，用双腿造出吠舍，用双脚造出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各族间不可通婚，下一等级的人不允许从事上一等级从事的职业。四大种姓之下，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显然，种姓制的实质是一种极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同时，婆罗门教还设置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即任何违反种姓制度的人都会遭到放逐。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中的一段文字如是说：“做你份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份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因此印度人3000余年传承下来的心态就是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于律己。职业是“神”分配给你的，因而不但是世袭的，而且是你不能违抗的，如果违背“神”的旨意，你就会被社会抛弃。抛弃你的不但是其他种姓群体，而且也包括你所属的种姓社群。婆罗门教的另一主张就是善恶有报、人生轮回，轮回的形态取决于现世的行为，只有达到“梵我同一”方可获得解脱，修成正果。因此，那些低种姓的人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找到当世之位置，严守当世之痛苦，以待来生之幸福。所以本刊记者在印度各大广场所见所闻最多的，就是印度人慵懒地躺在草地之上“谋杀”着无聊的时光。你无需奋斗，因为你无法改变身份和命运。这些古老的制度和文化并不因为西方人的统治、并不因为共和国的建立、并不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并不因为追求现代化和大国抱负而消退――直到今天它依然紧紧地控制着大多数印度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姜景奎在谈到印度教对其信徒的影响时，谈到了中印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中国人的理想状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平天下是我们最崇高的抱负，实际上就是入世的人生态度。而印度则只强调修身齐家。用印度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林栖期，即为遁世，所以印度人最终是寻求解脱的，他们最看重的是来世而非现世。因此印度人的性格才会比较散漫，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等待来世就可以了。
楼春豪认为，印度就是依靠其维系着社会基本结构，在这个可以说从未发生过革命的国家之中，宗教起到了类似伊斯兰教对于世俗政权所起到的作用。作为偏刚性的宗教，十分不平等的印度社会因印度教而和谐，而印度教也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从未被内力或者外力打破而延续。英国殖民者确实给印度带来了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带来了统一的规章，但是英国人也正是利用了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整合作用而统治着印度。直到甘地的出现，也未能自上而下将印度教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消除。
印度至今仍有80%的人信仰印度教，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等级观念是不可能被废除的。尽管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问题就在于，过于稳定的社会也意味着阶层之间严格封闭，社会结构丧失了流动性。印度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很难再有所改变了。这样的后果首先是社会精英阶层缺乏足够的竞争，同时社会精英的数量也过于稀少，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有机会竞争高位。实际上竞争的减少、社会精英基数的弱小就会直接导致国家发展前景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任何国家都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其次，社会流动性的壁垒阻挡了下位者的奋斗精神，也使得他们自暴自弃，印度低种姓人群的超高文盲率由此而生，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最基本的教育，低种姓人群乃至贱民就难以大规模觉醒而去对抗命运，更不用说去质疑种姓制度甚至进行革命。种姓制度3000年来没有本质变化，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印度社会稳定。但是人们不禁好奇：经济迅速发展，民主观念日入民心，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现状还能维系多久呢？姜景奎教授认为，“种姓制度未来还是不可变的，因为种姓决定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包括家族关系、工作、收入等其他方面，所以印度人强调的平等都是种姓内的平等。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不论其财产如何，他在宗教地位上都是崇高的，其他种姓则必须对他进行朝拜，这种高种姓的优越感和低种姓的宗教崇拜心态是很难改变的。”
印度国内第二大宗教为伊斯兰教。印度境内大约有13%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关于印度两大宗教的矛盾，姜景奎介绍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文化主要就是因为印巴分治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穆斯林都奔向了当时的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样留下来的伊斯兰教徒本身就在社会地位上属于比较低下的族群，而并非由于印度教排斥了伊斯兰教。换言之，目前伊斯兰世界认为印度国内穆斯林地位低下是由于印度教恃强凌弱，这是不对的。姜景奎认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对抗并没有外界渲染得那么激烈，我个人接触到的很多年轻穆斯林都是认可如今的印度政权的。”
但不论如何，两种宗教的斗争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上，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包括锡克教在内的一些势力较小的宗教也会跟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我们熟识的佛教缘起于婆罗门教，但佛教从来不是婆罗门教。后者讲求等级，前者强调平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不平等制度遭到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才会产生追求平等的佛教。但是佛教在印度却在经历了千年兴盛之后日渐式微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讲求平等，佛教的主张是不现实的。
民主制度与种姓政治
印度的要归因于英国人的“空降”民主，然而英国人的遗产还包括印巴分治和克什米尔问题。历史不论功过，但是印度人心中是有一杆秤的。在本刊记者随团访印期间，切身感受到的自然也包括了印度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去英国化趋势，尽管英国对印度的影响早已不可更改。
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历史上印度非常容易维系专制统治。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极度的专制直接转变为民主而没有经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个跨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奇迹。但正因为这个跨度太大，时间太短，印度民主政治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也有点“独树一帜”的味道。
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就在于它以公正平等为旗帜，平衡了大众的权力欲。但是印度从1947年建国至今，种姓制度从未在实质上有所松动。换句话说，印度建国后，固有的不平等与民主所宣扬的平等这对矛盾在其社会内部业已共存了近70年。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战之一，因此印度才有了著名的“种姓政治”。
印度于1950年通过其宪法宣布废除“贱民制”，最受人诟病的种姓间不可接触制被清除，但是种姓制本身并未从根本得到净化。实际上，印度政府在通过一定政策向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扶助和福利时，是以种姓为界定手段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获得政府在教育机构、就业岗位等方面的保留名额，你必须属于某一低等种姓。低等种姓的社会身份在这时候成了获得政府扶助的必要条件。当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差别对待，只能以种姓的身份获得政府的帮助时，低等种姓的身份对他们来说便是在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状态下有可能平等占有社会资源的惟一自身资源。显然，这给种姓制度披上了新的合法性外衣。同时，印度政客打着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旗号捞取底层民众的选票。这就是当代印度政治舞台上的“种姓政治”，眼下这种“种姓政治”成为强化种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种姓”这一工具，打“种姓政治”这张牌，已经成为印度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足够的选票、成为执政党的关键，甚至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2008年5月，人们在拉贾斯坦邦爆发的骚乱中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数千名属于“首陀罗”种姓的民众在该邦一半以上的城镇同时举行游行示威，再次要求当地政府将自己纳入“特殊种姓部落”，游行示威随即演变成暴力骚乱。示威的民众阻断了从新德里到孟买的铁路交通干线，并与前来制止骚乱的警察发生冲突，数辆警车被烧毁，至少39人被警察打死。事后该骚乱甚至扩大到了印度的东北部，连首都新德里都未能幸免。低种姓的诉求不是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是强化自己的种姓身份。这就是“种姓政治”的结果。显然，透过这些骚乱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和社会的矛盾之处。
“最大民主国家”的弊端
除了种姓政治，印度的政党制度则是印度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印度是多党制国家，在国家层面主要有三个党派势力较大，分别为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近十几年以来，一直是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轮流坐庄。国大党为印度的独立和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独立以后长期执政，其代表的势力以世俗派资本家为主。而印度人民党则有着深厚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背景。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党选举最大特点就是各个垄断财团进行竞争，而印度则多了一层宗教和地域特征。近年来，宗教对国家选举的影响日益突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大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印度人民党。印度在地方邦议会选举中也具有很独特的地方。姜景奎指出，“印度全国性政党不能完全在地方取得胜选。比如北方邦，基本都是种姓政党占优。印度人民党在西印度地区占优，国大党在中央邦势力较大。”
由此我们看出，宗教在政党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种姓制度的根基也就越深厚，因此不论是通过立法，或者是利用民主政治本身的特性，都无法在印度真正消除不平等。同时，印度做出的任何政策选择必然也带有宗教色彩，或者说是印度文化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许在且只在印度才能成为一种现实。印度人因印度教的信仰而对忍耐二字有着非凡的理解，这是该运动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同时使用暴力反抗命运也违反了印度教的基本精神。总体来说印度历史上的暴力事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少之又少。
再者，就是印度的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中央权威而言，明显地表现出中央弱、地方强的态势。对于印度而言，十六个邦本身就拥有相当的自，而其邦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又不是一个党派，甚至不是全国性的大党派，因此中央政府的对内政策受到极大限制，在政策执行上更是步履维艰。而且由于印度的统一来自于英国殖民遗产，因此仅仅依靠语言为基础划分的十六个邦缺乏相互需要、紧密联系的关系而凸显出松散的特点。但是因为印度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基本划分方式，各邦内部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因此这个有些别扭的社会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
尽管如此，中央权力有限，肯定对国家长期政策有致命影响，比如印度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左右，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而中央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印度的四大财团――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和博拉，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堪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前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则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均来自垄断财团。显然，印度中央政府的弱势更加强化了种姓制度之下民众贫富差距过于巨大的结果。
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的领导，但是在印度所体现出来的却刚好相反。婆罗门种姓作为金字塔的上层人数十分稀少，四大垄断财团所代表的帕西族和锡克族在印度人口比例中仅占到了2%。楼春豪提到，“很多印度人认为，是锡克族成就了现在的印度。锡克族的族徽就是雄狮，体现了他们尚武好斗，具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正是依靠了锡克族的努力，印度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巴基斯坦缠斗不休。”但这恰恰表明了印度社会最大的问题，极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富裕与绝大多数百姓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印度的政治制度，程瑞声大使认为，印度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算是一个老字辈了，而且多年来其选举顺利、运转正常，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印度也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从其弊端来说，也是有的。比如，现在包括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都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往往都需要联合其他小党派联合执政。这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社会内部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印度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次是种姓问题，尽管印度宪法要求平等，但由于四大种姓与“不可接触者”都是印度教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实际上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即其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调查，印度拥有4.5亿的贫困人口，换言之，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第三，印度国内教派矛盾也很突出。因此印度全国性政党的民意基础比较分散和薄弱，印度人民党曾经的一届政府甚至只持续了短短的13天。“中央弱、地方强”的政党制度不仅使得印度决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其执行效率也非常低下。
是“印度象”，还是“孟加拉虎”
印度的宗教既促进了印度的国家统一，也造成了印度的“隐性”分裂。本刊记者在巴特那参观的印度国立法律大学，每年仅招生80余人，以至于我们步入该大学而未见人影时以为学校在放假。印度的精英阶层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群体了，倾全国之力铸成的人才确实不凡，正因为这样的优待，印度20年来在IT等高科技产业方面大放异彩。同时，多来自于婆罗门种姓的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得益于印度教对印度人民的绝对影响而屡战屡胜。但是，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婆罗门政治家却与商业无缘，这是因为印度教教义对商业有着繁多的限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则继续强化了印度教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不良影响。
我们也必须看到，印度独立后在经济发展中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更是十分迅速，其GDP从以前的4%～5%直达7%～8%，其服务业更是世界闻名。但是印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缺陷：印度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经历过任何工业化时代的洗礼，因此制造业的发展非常有限。印度的天永远充盈着蔚蓝，这确实让人心旷神怡，但没有污染也恰恰说明印度工业的欠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印度不得不热衷于进口各种军事装备，换言之，印度成为世界军购第一大国除了前文分析的原因之外，其制造业的孱弱也是重要的助推力。同时，因为缺少制造业的发展而直接步入虚拟资本阶段，就使得印度的富人只能是少数。我们知道，虚拟的金融资本是不会凭空创造财富的，更无法大量创造就业。只有制造业的实体发展才能够使得全民富裕起来，商品不但可以生产出来，也可以被本国人民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正常的良性循环。现在的事实是，印度国内市场很小，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则无力消费。
显然，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印度与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得出的判断完全不同。前者展示出的是印度的总体实力和不安分的意图，后者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有着沉重的宗教包袱、并使得现代化受阻的国家。“国家生命所系，实所系于文化。”印度正是这样一个因文化而统一的国度。楼春豪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来，一些贱民或低种姓的人依靠自身努力考上了印度公务员，尽管这在印度还属凤毛麟角之事。”不论如何，任何希望开始都不过是由绝望而生的。不是吗？
西方国家只看到了印度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寄希望于印度来制衡中国，其实它们高估了印度。而中国人或许低估了印度。中印对比，几十年来一直为许多中国人所热衷，而这种对比几乎总能得出中国优于印度的结论，这也加深了我们对印度的误解。尽管本文讲述了印度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第三大研发基地的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依旧是一个或许衣衫褴褛、却肯定富有朝气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