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斌 单位：张家口市职教中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汉武帝把《诗》列为“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对《诗》的形成，汉代学者有官府采诗之说。班固《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择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对采诗之说，历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全面考察周代史料可以看出，采诗之说还是可信的。
现存《诗经》，汉代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删削编定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对此，当代学者有不同看法。宋衍申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说：“孔子删诗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当孔子幼时，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孔子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以上两例，说明此书在孔子之前已经成集。”我认为，孔子删诗之说不可轻易否定。《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孔子删诗，完全可按风诗原来的次序；二，他所说“诗三百”，完全可以指自己编定的本子。秦始皇焚书，《诗》亦被毁，汉初复得流传。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称《齐诗》，鲁人申培传称《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称《韩诗》，赵人毛苌传称《毛诗》。前三家出于汉初，武帝时已列于学宫，《毛诗》晚出，未得立。《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东晋，《韩诗》亡于南宋，《毛诗》独传，即今《诗经》。
《诗经》所收作品的创做年代，起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叶，它们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亦应属于这一时期。《诗经》有不少作品，谈到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反映当时人的文学思想。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诗经》里说到作诗的有十二处……”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又说：“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和颂，……”其实，也不尽然，因其并非讽、颂所能包含。《诗经》谈到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共有三类：
第一类：作诗是为了讽刺和劝谏。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雅•四牡》）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港伯》）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
第二类：作诗是为了歌颂和赞美。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蒸民》）第三类：作诗是为了抒发忧愁和悲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上面这些句子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文学的社会作用诗可以用来讽刺和劝谏，意味着诗可以鞭挞丑恶，揭露弊端，意味着诗可以促使统治者调节行为，调节政治，这说明诗具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是符合事实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它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道德状况、风俗民情；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精神面貌、生活状况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人认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如此，文学还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必须否定的；从而使人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文学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诗经》中的作品就是如此。周代统治者的“采风”行为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文学的审美性质“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说明作者已认识到诗应该是美的，应该是令人愉悦的。这就接触到文学的审美性问题。文学不同于学术，学术以逻辑思维为主，文学以形象思维为主；学术以抽象的理论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以具体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学术重在以理服人，文学重在以情感人；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都是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的，文学必须激发人的美感，必须让人感到愉悦，否则就不是文学。诗经的作者虽然还不能像我们这样认识问题，但已意识到诗应该是美的，应能给人以美感，应能激发人的感情，应让人感到愉悦。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一书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全面考察《诗经》中的作品可以看出，我国周代的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了。
三、文学的抒情功能“心之优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这说明，作者已明确认识到诗歌可以抒发忧愁和悲哀，具有抒发感情的作用。这不仅揭示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而且从一个层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看，作者是创作的主体，作品是创作的客体，作品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作者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感情，作品诗作者感情的抒发。从诗歌的本质上看，诗歌是作者感情的体现。当然，《诗经》作者还不能从这样的角度认识问题，但其作品却实实在在地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一个雕象应该通过形式表现心里活动。”这和“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都揭示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都揭示了艺术的本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