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州，即今重庆市奉节县，自古以来是由三峡出入蜀地的必经之地。历代诗人在夔州留下了多达4484首诗作。其中，杜甫存诗437首［1］，从质和量上都可看作历代夔州诗的巅峰，《秋兴八首》《登高》《咏怀古迹五首》等作品更可谓是千古绝唱。 杜甫诗歌中的自然写作（自然写作是生态批评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始终与道德、政治等严肃命题相关联，体现出与“神韵”山水不同的“风骨”倾向。其中“风”为深沉的道德力量，而“骨”为纯粹的审美诉求。旅居夔州后，这一倾向与当地强悍、蛮荒的生态碰撞、耦合，激发出对逆旅、放逐、归零一类主题的反复考量、书写。将“介入”的现实性和自然的超功利性统一于诗歌，这是夔州诗之所以“跌宕奇古，自创一格”的原因，也是杜甫对山水诗境的开拓。本文联系地域背景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和环境效力，以“山水”为中心来考察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从而揭示出杜甫夔州诗作“夔州风骨”的内涵和成因。 一、现地视角 在杜甫诗歌研究中，“夔州诗”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现象，成为文学史上的专名，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杜甫的夔州诗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地感”。所谓“现地感”即指诗人大量表现当地的特殊景物和地方文化，在自然描写中构建独特的“家园宇宙”［2］10。一方面，诗人创造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意义空间和想象空间；另一方面这种现地感又成为在应对环境“粗糙冷漠”一面的过程中，诗人处理自身位置的反应机制。 不同于王孟山水诗，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没有试图于本地风物和日常生活外找寻超越性的境界。因而与王维对“辛夷坞”等现地物象所作的泛化和虚化相反，杜甫将夔州的地方风格进行了有意识的强化。杜甫由云安入夔州为大历元年春晚，时55岁；去夔出川时距离去世仅有2年。可见诗人流寓峡江的时期正值人生晚秋，遭受着身体衰落和心情郁结的双重折磨。这样的人生状态恰好与夔州奇峭险峻的地理风貌和山水品格相契合，使诗人的心境在夔州山水间得以投射。由此，自踏上夔州的江岸起，诗人笔下就呈现出一个奇峭、冷峻、动荡的江山图景。如杜甫进入夔州所做的第一首诗《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濑月涓涓。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 前期“春色醉仙桃”“红绽雨肥梅”的春景被飘摇黯淡的峡谷之景所取代。“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的清新和“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秦州杂诗二十首》）的平静变成了“雪树元同色，江风亦自波”（《江梅》）、“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愁》）的动荡和萧瑟。这种完全夔州化的自然写作印证了诗人所谓的“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的诗学主张。通过将景物极大地现地化、具体化，诗人依靠突出峡江特色营造出“吞几云梦”的审美体验，也借助物象本身的文化意涵和历史记忆使诗歌具有“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的意义空间。 首先，杜甫夔州诗的现地视角体现在异常鲜明的地形特征和物种特征上。夔州诗中，以“江”字实指江景的多达167首，提到“山”或“峡”的也超过百首，排除怀人咏古之作，几乎每一首诗歌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峡江风光进行了描写和表现；即使对象是寻常之物，诗人也冠之以“江”“峡”等字眼。如： 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常作客，老去一沾巾。（《江月》）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其三》） 在对其他物象的处理上，杜甫抓住了夔州季节和物产的地方特征加以表现，如酷暑惊雷，白小黄鱼：峡中都是火，江上只空雷。想见阴宫雪，风门飒沓开。（《热三首》） 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解闷十二首》） 同时，诗人这一时期诗歌中尤其偏爱“晚秋”“猿啼”“白雁”等物象，从而利用其当地特征构建起巨大的话语力量和想象空间，在寥寥数语之间营构起值得反复玩味揣摩的意境。如：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九日五首》）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这2首旷世佳作被誉为“如海底珊瑚，瘦劲难移，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仇注）其中的景物描写不仅呼应了中国文学深远的“悲秋”传统，也借助愁猿啼泪中包含的断肠之悲的联想，为流亡和放逐的沉重主题找到诗意化的表达方式。 其次，对于地域特征尚不够明确的物象，诗人通过对举或添加形容、描述的方式将其进一步实景化和意象化，既突出地方特色，又诉诸文化背景丰富诗歌的意涵和境界。例如，在提到“城”或“楼”时候，杜甫多冠之以“孤”“危”“高”等形容词，以此呼应历史中先主托孤，英雄迟暮的悲剧内涵，抒发孤独、紧张的情绪： 畎亩孤城外，江村乱水中。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向夕》） 江度寒山阁，城高绝塞楼。翠屏宜晚对，白谷会深游。（《白帝城楼》） 而凡涉及“云”“雨”等物象时，诗人则往往将二者对举，暗示以高唐神女、隔水伊人的传说，以“空幻”之美隐喻浪迹江湖的人生客梦。如：#p#分页标题#e# 片片水上云，萧萧沙中雨。（《雨二首》） 楼雨沾云幔，山寒著水城。（《西阁雨望》） 再次，杜甫在诗歌中集中地使用了大量地名：白帝城、永安宫、八阵图、昭君村、赤甲山、明月峡、楚王阳台等，从表象层面的风景深入到地方景物背后的文化语境。如杜甫的名篇《咏怀古迹五首》：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通过地名的应用，景物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在作者和读者的知识背景中找到了回应，从而在物象背后建构起一层新的意义空间，为文字赋予多重意境的架构。例如，“白帝城”通过呼应公孙称帝和蜀主托孤的历史事件隐含对功业虚妄性的反思；“阳台楚宫”则通过与当地云雾缭绕的气候特征相联系，唤起对宋玉才情的追慕和对理想幻灭的感叹。 在作者看来，任何地方物象都包含独特的文化价值：一方面能够与典故、传说相呼应；另一方面则可以由族裔、习俗折射出诗人的立场。通过现地化的景物描写和具体化的地名指示，诗歌中呈现出一个粗糙冷漠而又深刻沉重的“边地”。在巨量山川形成的狭窄空间里，黯淡、幽闭的风景造成一种紧张压抑的外部气氛；而历史和文学中悲剧性的事件、记忆又不断唤起诗人伤感、郁结的情绪，因而亲切闲适的田园，疏淡开阔的塞外和明媚婉约的庭院这些山水诗的传统主题都从诗人笔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幽深峻峭的高山峡谷和神秘野性的村庄人群。 从专注地域景物出发，夔州异己性的环境因素在夔州诗中被诗人转化为了具有特殊生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符号。物象的现地化既是诗人与过去文化传统的系连，又是他与异己力量保持距离的自我保护姿态。这种现地视角的诗意表达运用一种极其温柔的支配力量，并非对异己性的他者加以把握和征服，而是为其施洗。在荒野中，诗人通过自然写作将环境引入了诗歌的视野，突破了“独抒性灵”的桎梏，将冷峻粗粝的物象以一种非人本主义的方式感化，从而浑然无迹地纳入诗意的建构。 二、环境自觉 在现地视角建构起的环境空间中，作者对山水的基本态度也凸现出来。在杜甫看来，山水始终作为人的对应物存在，不能被主体简单地同化或精神化。这决定了杜甫是在以主体为核心的层面上实现对环境的发现的。诗人不是消解，而是“俯视”自然中的异己性因素，返回到生命和文明中去寻找精神的立场，在“无情”的环境中加入自己的灵魂反思和道德关怀。 这种对生命的宽容和尊重，以及对孤独的承受和认同，贯穿于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而在夔州诗中，这种物我关系的把握更演变成一种深刻的“环境自觉”。 引发这一自觉的原因之一在于夔州特殊的地域特征。据道光夔州府志（卷十六）记载：“夔在蜀为大郡，与荆襄汉沔相接壤，江山相属，地广民稀，然其俗尤为近古。”这一边地是异质文化交融、过渡的空间，它所具有的生命力量和原始逻辑构成了文明的对立面，是一个具有投射和选择能力的系统，不断进行着适应与创制，交流与生存的活动。蛮荒的山水不懂人的参照系，对人最深层的文化规范也不会有任何关心，它只是瞬息万变，说着难以理解的数十亿年的遗传语言。因此诗人在此意识到的是偶然的恒常性，经受到的是强大的时空对人类规则反复地破坏、僭越。这一经验使夔州诗中的环境自觉具有以下2个特点： 第一，环境自觉不能使诗人通过“妙悟”或“澄怀”以达到“清静”“淡远”。因而，产生于环境自觉的诗歌并非处于“无我之境”的维度，而是处于“有我之境”的维度。 由于夔州诗自然写作的对象是粗糙冷漠的边地山水，而诗人又是牢牢立足于脚下的土地，以现地视角呈现山水，这一机制便决定了夔州诗中精神和自然一直处于相互打压和安慰的状态，不能简单地消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达到“舍筏登岸”的物我两忘。因此，杜甫夔州诗中的自然写作并非“禅悦山水”或“玄对山水”。诗人不是一个“观光客”，而是一个在命运的规划下“进入”此地并在山水中找到灵魂安放之所的抒情主角。例如杜甫的《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独夜旅魂惊。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尤悬双杵鸣。（《夜》） 与类似主题的《滁州西涧》等诗歌相比，杜甫的自然写作不是山水本身的审美化，而是道德主题的诗意化。诗人拒绝通过排除“人”的气息和对时光的省略与漠视来掩盖和弥合此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及差异，而是始终坚持在山水之外体现人的存在性。因此杜甫的夔州诗保持了完整的时空感，避免了以内在超越的方式将自然彻底地对象化。在这里，自然写作被用作为一种在安全掩护下追求更加敏感的主题的方法，山水成为了文学的阐释对象。文字与外物之间建立于视觉观察和心灵感悟上的直接关系发生了偏移，加入了诗人可塑的精神结构。这使得夔州诗中的山水呈现出双重的认识论身份，既可由之体验自然的效力，又可顺其领悟诗人的内心。 杜甫写于夔州的《秋兴八首》鲜明地体现出复杂而敏感的道德反思如何在山水的参与下以一种含蓄深沉的方式体现于诗歌。如：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秋兴•其一》） 诗中杜甫将自己与“故园”的系连放置于山水对个体生命强势的合围中。“孤舟一系”的脆弱和生命的迟暮与“兼天涌”“接地阴”的压倒性力量构成了让人震撼的对比。此者与他者，生命与时光之间的相互衡量、耦合的复杂关系使人与山水的际遇不再是“消遣”的体验，而是“再造”的体验，产生的不是“默然相对”，而是一场辩论和撞击：双方藉由此达成对真理、价值标准、知识体系等主题新的认定和默契。在杜甫的夔州诗中，自然因素成为了心灵锐感和痛感的表意形式。#p#分页标题#e# 第二，与神韵派山水诗“独语”的倾向不同，边地山水使杜甫反思过去承担的道德责任和文化使命，近距离审视自然和人性。因而，诗人在自然写作中打破了内向、封闭的自语状态，“矛盾”的对话成为诗歌的主题，主客体间形成了一种外向性和发散性的变形交流。 这种矛盾的对话机制使杜甫的夔州诗呈现出“荒野诗歌”的特质：并非单一的观看，而是在山水背后反复考量被压缩、逼迫、阻碍的精神状态，以纯粹的自然观照呈现命运的难题和心灵的力量［2］11。 对于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而言，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出世与遁世的选择和冲突，是溷身山水的心灵自救和介入世事的仕宦激情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如：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堕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秋兴•其七》） 从深处探究，诗中无疑表达了对于“秦中自古帝王洲”的呼应和思念，流露出身阻鸟道，还京无期的伤悼。但同时诗人通过以渔翁为自比，也传达出对王居之地繁华生活的漠视和对昔日欢游的规避。从“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天地沧浪一钓舟”“独把钓竿终远去”这些诗句中，杜甫对冠盖相交，欢宴终日的无谓生活表达了含蓄而深刻的怀疑。 这种那个漂泊异乡的放逐被弃之感和对寄身之地的依赖眷恋在杜甫的山水描写中构成了一种“充满急迫感的美学”，“来源于互补的多重欲望的纠缠”。这正是环境自觉对矛盾主题的表达方式。夔州诗的自然写作背后，是被2种强烈而对立的欲望撕扯着的作者［3］。而诗歌深沉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正脱胎于那种受着折磨的，试图去调和二者的心灵。诗人不能毫无阻碍地将风景用作表情的工具，无法停留于对风景的流连，只能以边地山水作为润滑剂不断磨合自我与他者，考量生命的矛盾，找寻人生的命意，反复呈现溷身“江湖”的自誓和自伤这一人生悖论。 落落盘据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古柏行》） 雪暗还须浴，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鸥》） 诗人的自比透露出诗人正是力图通过自然写作展现栖居于世间的种种可能，让品味生活和拯救生活的双重冲动在凌厉的意象、纯净的韵味之中得到一种略带悲剧性的诗意表达。在山水外物的参与下，杜甫复杂、隐晦地表达了在“高峰寒上日”“郊扉冷未开”的环境打压下绮梦成尘的惆怅和“落落欲往”的孤愤。“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和“残生逗江汉，何处狎樵渔”（《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的人生困境以诗化的方式阐释了出世与介入、漂泊与还乡的中心主题，成为了杜甫山水诗开掘诗境的突出表现。 三、荒野审美 杜甫夔州诗中的现地视角和矛盾主题没有使诗歌狭窄、板滞、直白。其原因在于诗人既俯身于脚下的土地，又将目光投向天际，用“荒野审美”的眼光审视环境。荒野”具有粗糙、神秘、完整和失衡的力量感，“它是一种状态，关于我们对令人哀伤的情景的洞察”［4］。对于写作山水的诗人来说，正是荒野充分的“异己性”吸引并愉悦了他们，使他们把解放自己的理性作为反应方式，描述观念还未形成或确定时的体验。 “蛮歌犯星起，空觉在天边”（《夜二首》），这句话可谓此种荒野审美的形象表达。杜甫将蛮荒的山水和野性的民风转化成诗意的构件，在实地描写外构建起“兴寄无端”的想象空间，既消除了现地视角可能引发的过度写实化，也避免了沉重的文化意蕴和道德力量伤害诗歌含蓄的美感。凭借开阔的想象维度和成功的语言探索，杜甫突破了高山峡谷压缩下幽闭的视野，在诗歌中“得千汇万状之美”，体现出“想象的陶醉”和纯粹的审美诉求。具体而言，这种以地域为中心的荒野审美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其一，杜甫以异乡人的身份，不仅试图观察、体验、理解边地原住民的生活状态，也从“轻易滛泆，柔弱褊阸”的边地风气中突破想象的边界。“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峡中览物》），当诗人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在意想不到、难以理解的社会关系中时，平衡中庸的立身哲学被“疏”“怪”一类倾斜感所破坏，而诗人自身也不断被异质性的“生态群落”改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杜甫几乎检视了当地原住民“夔獠”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畲田而耕、暴尫瓦卜、男坐女立、人日踏蹟等。如： 瓦卜传神语，畲田费火耕。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负薪行》） 从这些对异族严肃而略带好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诗人一方面隐含着士大夫文人所代表的儒教文明暧昧而根深蒂固的逻辑，另一方面在他身上也进行着的习俗、异教、方言以及其他偏见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5］当强大的异己力量和未知事物造成了安全感的丧失，人的机械运动被限制在狭小的区域时，夔州凄美的传说和神秘的信仰却为诗人内心久已失落的浪漫招魂。诗人对自身性灵的自珍、自怜与当地强悍野性的生命冲动结合，形成了诗歌中飞身超越的远游情怀：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阁夜》） 夜半归来冲虎过，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庭前把烛嗔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夜归》）#p#分页标题#e# 伴随着“野哭”“夷歌”“猿啼”，是诗人一轮轮生命的游历。诗人将“故园”作为永恒的思念对象，反复以星光、水影等自然景物书写对它的迷情。“孤槎自客星”（《宿白沙驿》）在动弹不得的羁旅中，诗人却向天际的诱惑让步。夔州封闭的环境让诗人愈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状态的停滞不前，生命一次次归零，“故园”这一幻象却无法靠近，只能从山水景物上寻找和期待着某种无望的回归。这种复杂深沉的情感通过放纵奇诡的想象排除了散文化，平面化的危险，极大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深度。 其二，夔州诗中独特的物象和奇崛的声律句法体现出“卒音激讦，含思宛转”［6］147的荒野特色，反映了诗人对“南音巴曲”有意识的模拟，这正是诗人出自单纯的审美动机，对“边地”之美的刻意营造。“吹笛秋山风月情，谁家巧作断肠声？”（《吹笛》），历代评诗家认为杜诗“清丽亦开义山”［7］者，实就杜诗这种唯美倾向而言。如：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舟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秋风二首》） 巫山秋夜萤火飞，疏簾巧入坐人衣。忽惊屋里琴书冷，复乱簷前星宿稀。却绕井栏添箇箇，偶经花蕊弄辉辉。沧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见萤火》） 这2首诗启发出李商隐“少倾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听雨梦后作》）、“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隋宫》）之句，诗人不再着力于协和与工稳，而是用奇诡的意象和兀傲的声律，反复呼应动荡、倾斜、失衡的内心世界。试比较夔州登楼诗和成都登楼诗：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拆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八鼍游。扶桑西树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登楼》） 同为登楼，写于夔州的《白帝城最高楼》意象绵密，风格特异，颇具刻画之功，似乎正印证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与成都《登楼》的醇厚、工稳相比，夔州《登楼》以古奥、奇谲的文法，对应了高山深谷，江狭路险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诗与物在生态意义上浑然一体的意境，达到了如诗人所自况的“老去诗篇浑漫兴”（《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高度。 夔州诗这种“思飘云雾动，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的唯美倾向被一些诗评家认为“造语牵率而情不接，结响奏合而意未调”，这亦说法忽视了夔州诗中文字与山水的涵容之趣。评价夔州诗不能离开大维度上的环境背景。夔州这片典型的“荒野”是一个模糊的意象空间，无法用文明世界“温柔敦厚”的言说方式加以传达和解释，只能从“生态”的角度洞察其状态和情景。杜甫夔州篇章中的“顿挫起伏，可骇可愕”正是山水的错落险峻在语言中的符号化和象征化。前人已道：“入蜀诸诗，须玩其镵刻山水，于谢康乐外，另辟一境。”［8］。由此可见，杜甫诗歌中的想象和象征实际上是基于环境自觉和生态体验的艺术探索，使诗歌摆脱了直白俚俗的“直立性”话语，从而“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6］148 总之，杜甫夔州诗的自然写作隐含着环境、文化、诗歌的多重对话，既包含了严肃的反思，也不乏放纵的想象，既有思考也有感悟。相对于神韵山水诗“淡远”的超功利倾向和“性灵”的私人化表达，杜甫的“风骨山水”讨论了严肃的道德主题和敏感的心灵矛盾，体现出深刻的生态视域和环境自觉。通过这种方式，诗人从平凡庸俗的当下现实中全身而出，将自己茫然失措情感沉浸到一种真实可靠的超越力量中去，如爱默生所说：“诗人从景色中，特别是在眺望遥远的地平线时，看到了与他的本性同样美丽的东西。”［9］夔州的山林皋壤，实可谓杜甫文思之奥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