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什么诗人范文1
昨天在街口，迎着秋天的第一阵风，涌上我心的是这两句诗：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才知道，曾经以为不那么喜欢的杜甫，早就潜伏在我的血液里了。
过去一说到杜甫，第一个反应是微微皱眉。这要归罪于课本选杜诗时一味强调“人民性”、“现实主义精神”，弄得一提杜甫就是三吏三别，就是车辚辚马萧萧，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再没有别的。最初的这个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后来知道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时我非常惊奇，怎么，老气横秋的杜甫竟然比意气飞扬的李白，年轻了那么多？即使这样，这个“诗圣”在我心目中，还是一个整日忧国忧民、愁眉苦脸的夫子，一个从做人到做诗都过分严谨、一板一眼、无趣、沉闷的人。这样的人，尊敬是应该的，但是亲近就难了。
重新认识杜甫，是因为这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赠卫八处士》
这首诗像一杯陈酿，滋味醇美，一饮即醉，却忍不住一饮再饮。读这首诗，才知道什么叫“沧桑”，什么叫“古道”，什么叫“热肠”！这是我读过的写朋友相逢最感人、最深沉、最美的诗篇，而且难得全诗写来只是家常话一般，质朴自然，细针密线，却又不见痕迹。
连吃的都是那么家常，但是谁能像杜甫一样，将如此简单的食物写出这样强烈的食欲美、如此浓郁的诗意？以至于学者胡晓明先生说自从读此诗，特别爱吃春天里江南的韭菜，可见此诗的感染力。
这首诗的感情全是人之常情，但是以心相见，全无遮隔。读别的诗，你往往还要经历一个进入的过程，要作者指引着走上一段回廊过一座假山才到达感动，而这首诗是你站在门口，门就自己开了，里面一股温热直扑而来，不由分说把你裹了进去。
不，不是杜甫，简直就是我们自己，在那样的连年战乱之中，亲历了那温暖人心又五味杂陈的一幕：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这个晚上真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了，彼此都白了头发。再叙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杜甫此时四十八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点出当时的干戈离乱）；没想到二十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啊，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这一路的坎坷真是从何说起啊，要说恐怕时间也不够，何况也会牵动愁肠，于是）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孩子们去准备酒菜。吃的自然是倾你所有，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饮为敬，而且一喝就是十大杯。因为心里高兴，十大杯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我们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山水相隔，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彼此都不知道了。
这样的家常情景，这样的人之常情，对经历战乱动荡、颠沛流离的人，无异于上苍的最好怜惜。那种短暂的温暖和片刻的安宁，如杀戮血水中的一朵白莲，如滚滚尘埃中的一粒珍珠，越是洁白朴素，越是光彩夺目，动人心魄。
不明白为什么中学课本不选这首？这不仅能让少年人亲近杜甫，而且对那些沉湎电脑的青少年绝对是人情美、人性美的绝好教育。
当然，杜甫的大部分诗是要到中年才能读懂的。比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比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比如“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比如“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那首千古绝唱、七律第一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纵是悲苦，也这样开阔，纵是沉重，也这样有力，这样浑厚。催下来的，也是滚烫的英雄泪。
夏天应该读王维以消暑气以求清凉，天凉了，就读杜甫吧！瑟瑟秋风中暖一暖心肺。
阅读试题：
1. 作者对杜甫的认识经历哪几个阶段的变化？为什么说“天凉了，就读杜甫吧”？
2. 作者着力写杜甫的“暖”，为什么要先写其在“我”，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整日忧国忧民、愁眉苦脸的夫子，一个从做人到做诗都过分严谨、一板一眼、无趣、沉闷的人”？为什么还要附写一段“杜甫的大部分诗是要到中年才能读懂的”？
3. 评论诗歌的文字多抽象理性，而潘向黎的文字却生动自然，试分析“那种短暂的温暖和片刻的安宁，如杀戮血水中的一朵白莲，如滚滚尘埃中的一粒珍珠，越是洁白朴素，越是光彩夺目，动人心魄”一句的妙处。
4. 从此文中，你还可以读出作者对课本选择诗歌时怎样的建议？
参考答案
1. 最初因为课本选编杜诗时一味强调“人民性”、“现实主义精神”，而“微微皱眉”； 后来知道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时，“非常惊奇”； 读《赠卫八处士》后重新认识杜甫，觉得“温暖”“亲近”。正因为读杜甫的诗，可以在“瑟瑟秋风中暖一暖心肺”，所以作者温情地说：“天凉了，就读杜甫吧”。
2. 本文写作的目的很明显是一改大多数人对杜甫的固定认识，即“一个整日忧国忧民、愁眉苦脸的夫子，一个从做人到做诗都过分严谨、一板一眼、无趣、沉闷的人”，这样欲扬先抑，更好地为后文写读《赠卫八处士》中发现杜甫的“温暖”做铺垫。而写“杜甫的大部分诗是要到中年才能读懂的”，更进一步杜甫诗“纵是悲苦，也这样开阔，纵是沉重，也这样有力，这样浑厚”的风格特点。
杜甫是什么诗人范文2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一首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古诗，全诗计四段：第一段写对狂风破屋的焦虑，第二段写对群童抱盗的无奈，第三段写长夜沾湿的凄苦，第四段写对广厦千万的期盼。前三段叙事，倾诉自己的痛苦，情感深沉含蓄，尾段直抒胸臆，表达忧国忧民之心，激越昂扬。前三段叙事蓄势，尾段抒情如火山喷发，振聋发聩，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诗人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博怀。
这首诗是对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完美诠释。在诗中，诗人的情感深沉、真挚，表现手法沉着蕴藉，在195个字的背后掩藏着丰富、细腻、博大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妨尝试着进入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借他的口来为这首诗作一次心灵之旅。
1.秋风啊，你为什么如此无情？
起风了，这风刮得真大呀！呀！我的房子！不好，那么多的茅草被掀掉了，千万不能卷走。这风早不来晚不来，偏在我这茅屋刚刚盖好时来，我已经居无定所，到处漂泊这么久了，如果不是那些亲朋旧友帮忙，就连这茅屋也盖不起来啊！糟糕，草被刮到江那边去了，那树上、水中到处都是，想什么法子把它们收拾起来呢？风啊，无情的秋风，你别再刮了，你快停一停吧，你就体谅一下我这颗破碎的心吧！
2.顽童啊，你们为什么如此不义？
风小了，这风终于要停下来了，谢天谢地！奇怪，对面竹林里好像有人影在晃动。噢，原来是几个小顽童。咦，不对，他们在干啥，他们在捡拾那些茅草！喂，你们在干啥，那是我家的茅草！把那些茅草放下！那些茅草是从我家屋顶上刮走的！哎呀，你们听到没有，我家的茅草屋……这些小顽童，怎么这么顽劣！现在的人这是怎么啦，怎么连小孩子都这么不通人情，他们这些做法与盗贼何异？唉！噢，想想也是，如果有办法的话，干吗要抢人家的东西，这些小顽童的家里也许比我更穷困，算了，算了，但愿这些茅草对他们的家里有些许的帮助。
3.秋夜啊，你为什么如此漫长？
还好，风停了。天上聚集了那么厚的乌云，千万别再下雨了，要是下雨的话，那正是验证那句古语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会的，我杜甫向来以天下为己任，从未做过亏心之事，上天对我一定会庇护的。老天爷知道，即使不下雨，我那冰冷如铁的被子，我那破旧不堪的被子，我那面目全非的被子，怎么能裹着我们一家老小度过这漫漫长夜！可是，这天就像这世道一样，你怕发生的事情它偏偏就会发生，这雨还是哗哗地来了。下吧，随你的便吧！安史之乱以来，这凄风苦雨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这么多年以来，我能睡过几个安稳觉呢？我们一家老小几时能一起做个幸福的美梦呢？老百姓有几家享受过幸福的夜晚呢？
4.泱泱大唐呀，你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能看到曙光？
天终究要亮的，雨也总会停的。可今天夜里不会只有我杜甫一人受此苦难吧。那些房屋被毁、流离失所的人，今夜栖居何处？那些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人，今夜苦何以堪？那些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今夜怎么度过？我们的泱泱大唐呀，你这么多年的战火何时消停？我们的泱泱大唐呀，你什么时候才能让百姓修身养息？我们的泱泱大唐呀，你什么时候才能让你的子民安居乐业？啊，今夜我杜甫彻夜无眠，今夜我杜甫饥寒交迫，今夜我杜甫饱受秋雨浸淋，但愿以我一人之苦换取天下黎民百姓之苦，因我一人之忧，让天下苍生无忧，那么，风无悔，雨无忧，死亦足！
以上的补白也许比较稚嫩抑或浅薄，但以这样的心灵独白去破解诗圣杜甫的心灵密码，也许会让学生加深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理解，以一种简易浅显的“穿越”的形式，与“诗圣”对话，梦回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去拥抱那颗伟大而孤独的心。
二、风雨交响曲
罗素说：“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明净而婉转，中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而杜甫的下游却是悲苦而忧郁的，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很不得志的，穷愁潦倒伴随了诗人的一生。但可贵的是诗人落魄不落志，坎坷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一位忧国忧民的伟大“诗圣”，在他的史诗巨著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他济世忧民形象的最好诠释。
这首诗写于公元761年。两年前（759年），饱受战乱之苦的杜甫一家流浪到四川，在亲友的帮助下，终于在成都西郊建起了一座茅草房，暂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幸的是，761年秋天，一场大风把茅草卷走了，诗人一家只好在风雨淋漓中度过了一个难挨的不眠之夜。此情此景，使杜甫感慨万千，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不朽的诗篇。这首诗最能体现杜甫忧国忧民的博怀和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情感炽烈、内涵深刻，学好本诗就会对我国古代诗词名篇多一分认识，更能受到美的熏陶和启迪。
这是一首具有叙事成分的抒情诗。全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他所居住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第二部分时间由黄昏至深夜，写顽童们抱茅而去，自己因屋漏而长夜难眠的情景；第三部分为最后一段，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最为光彩照人之处，抒写作者的济世情怀和博襟，以及“大庇天下寒士”的崇高理想。
诗人首先写茅屋为秋风所破，开门见山点明题目。杜甫同时还写了一首《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草堂前一株两百年的楠树都被暴风连根拔起，诗人临时的避难所遭破坏之惨烈可想而知。“号”，风声；“怒号”，以拟人化状风之猛烈。“三重茅”，几层茅草。虽说草堂的茅草不止一层，但从杜甫其诗中写草堂的“茅茨疏易湿”“敢辞茅苇漏”等诗句看来，杜甫建造草堂时既无经济实力，又要赶工期，所以没有经过严格的验收。“罥”，牵绊纠缠；“坳”，低洼之处。屋上被掀起的茅草飞过了浣花溪，高者挂在树尖，下者沉落塘坳，可见风之狂野。
诗人次写屋漏偏遭连夜雨。首先是引申意义：本来已经遭到天灾，又遇到“人祸”。在诗人前一年所写《泛溪》诗中，浣花溪南北岸的一群顽童就曾出场：“童戏左右岸，罟弋毕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这群顽童不明白这些茅草对于杜甫的重要性。竟忍心这样当面做贼，明目张胆地抱着茅草入竹林而去，任诗人声嘶力竭也无法阻止。“呼不得”，即喝止不住、喊不停。在以单句“归来倚杖自叹息”过渡之后，时间由黄昏至深夜，由深夜而近天明。诗人继之以两句一组的四组句实写“屋漏偏遭连夜雨”。“俄顷”，短暂，顷刻之间；“向”，将近。“恶卧”，杜甫的两个儿子崇文与崇武尚在幼年，睡姿不佳，乱踢乱蹬，布被本来老旧，经此折腾连里子都破了。“雨脚如麻”，可见密雨不绝。安史之乱起，杜甫已经四十多岁，历尽坎坷，饱经困苦，心忧家国，早已患上了失眠症，如此漫漫长夜凄风苦雨，寒意袭人，还心忧家小，当然更加夜不能寐，不知何时才能天明。
年迈的杜甫盖起的这一座草堂，怎能避得开风雨？避得开战乱，避得了世事纷纷扰扰，又怎能避得了诗人心中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一个问题自然而出，始终如一，串连全篇：“长夜沾湿何由彻”，诗人彻底未眠，心中悲凄，暗自泣泪，诗人的眼泪究竟为何而流？为了房屋被秋风所破而伤感？对此不必再过追问，显而易见，只要读那茅草纷飞的状态即可。为了群童欺我年迈而伤心，抱茅而走而悲愤，还是为了诗人年老无依，生活困苦，家人贫困难耐而暗自流泪？似乎都有可能。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贫困凄惨？一个和谐安定进步的社会应该是“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少有所教”，一个社会中如果老人孩子都衣食无忧、安然快乐，那么社会一定安定祥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就是如此。老人和孩子代表社会中的弱者，尊老爱幼是一个时代文明富强的标志，而诗人笔下描绘的是什么场面？小孩子欺负老人年迈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老人在后面唇焦口燥呼不得，只能归来自叹息。
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什么原因使大唐社会出现如此不堪的局面，百姓如此困苦，民风如此顽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抛却其他的原因不计，诗中一言以蔽之：丧乱（安史之乱）！战争将大唐王朝践踏得一塌糊涂，作者在诗中暗含笔墨，全力控诉。正面侧面针砭时弊，“长夜沾湿”又岂是今天的长夜漫漫，这就是如椽巨笔，这就是史诗般的控诉。
有如一阕风雨交响曲，最后一段是高潮也是华彩乐章。杜甫不是“但自求其穴”的蝼蚁之辈，而是中国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中最具有博爱之心的伟大人物。“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他曾经这样为天下苍生祈愿，而今推己及人，想到的是普天下贫寒的人，如果有“广厦千万间”作为庇护，则“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博爱之心与至善人性，可与日月同光。作为中国诗史上与屈原、李白比肩的伟大诗人，杜甫所占领的高度当然是诗的高度，但同时也是思想美的高度和人性美的高度。
杜甫是什么诗人范文3
千古诗心忧
万般难眠愁
v
教学目标：
1.通过诵读诗歌，把握节奏和感情，感知诗意。
2.通过品读诗歌，涵泳字词句内涵，体悟情感。
3.通过悟读诗歌，了解叙事诗特点，赏析手法。
v
教学重点：
1.通过品读诗歌，涵泳字词句内涵，体悟情感。
2.通过悟读诗歌，了解叙事诗特点，赏析手法。
v
教学难点：
赏析叙事诗的材料裁剪、形象塑造、留白手法。
v
学情分析：
八年级的学生曾学习过杜甫的名篇《望岳》，对杜甫有一定了解。但学生对其作品认识，大多停留在《望岳》所呈现的青年杜甫的积极向上和雄心壮志；或是对杜甫及作品有模糊的了解，对杜诗现实主义风格认识尚浅，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感情理解不深，无法独立品味诗中精炼的语言。另外，在朗读方面，学生能力有限，有待于老师引导和点拨。
v
文本解读：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叙事诗，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事实里面，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面，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在事实的诉说中寄予了作者对安史之乱的控诉和对百姓的无限同情。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色即傍晚时分，百姓此刻躲无可躲，诗人也是辗转很久才到了石壕村，这个时间官吏才来捉人，说明其狡猾、狠毒。用“捉人”而不是“征兵”，说明百姓是被强迫带走的，“捉”字仿佛让我们看到，百姓在前面跑，官吏在追，追到了，抓了就走，更点出了百姓惧怕战争。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对比之下，石壕吏凶恶、暴虐，更显出百姓的卑微可怜、生活困苦。“听妇前致词”领起对家中景况的叙述，突出战争的频繁惨烈，带给百姓和普通家庭的巨大伤痛，蕴含了对百姓的深切同情。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一方面表现了儿媳泣不成声的伤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
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寓褒贬于叙事，既节省了很多笔墨，又丝毫没有给读者概念化的感觉。诗中还运用了藏问于答的表现手法。“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概括了双方的矛盾之后，便集中写“妇”，不复写“吏”，而“吏”的蛮悍、横暴，却于老妇“致词”的转折和事件的结局中暗示出来。诗人又十分善于剪裁，叙事中藏有不尽之意。一开头，只用一句写投宿，立刻转入“有吏夜捉人”的主题。又如，只写了“老翁逾墙走”，未写他何时归来；只写了“如闻泣幽咽”，未写泣者是谁；只写老妇“请从吏夜归”，未写她是否被带走。诗歌用“独与老翁别”一句照应开头、结束全篇，既是叙事又是抒情地告诉读者：老翁已经归家，老妇已被捉走；那么，那位吞声饮泣、不敢放声痛哭的，就是给孩子喂奶的年轻寡妇了。正由于诗人笔墨简洁、洗炼，所以才用了较短的篇幅，在惊人的广度与深度上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
引领学生研读诗歌，再现岁月沧桑，涵泳圣人诗语，感悟圣人情怀，乃课堂价值所在。
v
教学步骤：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夜晚有百般情态，世人有万般境遇，而在诗歌长河中，诗人也在那些漫漫长夜，写下了悠悠情思，请齐读：
【投影】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思亲念家让李商隐在巴山之夜难眠。
【投影】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宋】范仲淹《渔家傲》
战事不绝让边塞将士在孤城夜不成寐。
【投影】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唐】杜甫《石壕吏》
石壕村的夜晚又为什么让杜甫辗转难眠？今天我们就和杜甫一起走进那个“泣幽咽”的晚上。
二、读诗入情
1.请同学们先看屏幕，将屏幕上每个词语齐读两遍。现在请大家把这些词语在自己书上相应的位置标注出来。（板书：题目，作者）
【投影】
石壕（háo）
逾墙
(yú)
邺（yè）城戍
(shù)
老妪
(yù)
幽咽（yè）
河阳役（yì）
现在我们来齐读诗歌，要求读准确，读流畅。
2.范读诗歌：大家读得非常准确，但语气和节奏还需要加强。现在，我们来听一遍录音的范读。请同学们边听边领会，并给诗句标上重音和停顿。
3.齐读诗歌：（投影出示划分好节奏和重音的诗歌）请同学们根据标好的重音和节奏，模仿刚刚范读的语气语调，自由朗读。现在，我们一起再诵读一遍诗歌。
三、读诗悟意
1.
这一遍大家读得很好，老师听出了一种故事感。那么今夜，杜甫走进石壕村，究竟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能用诗中的一句话进行概括么？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2.
请同学们将这个句子勾画出来。诗歌开头第一句就交代了事件，我们来齐读这个句子。那么以叙述事件为主的诗歌，我们称它为——叙事诗。
在读的过程中，老师注意到了同学们将红字部分进行了重读处理。哪位同学来分析下，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到了这几个字？
夜晚捉人，百姓无处可躲，官吏的狡猾凶恶。
用“捉人”而不是“征兵”，说明百姓是被强迫带走的，“捉”字仿佛让我们看到，百姓在前面跑，官吏在追，追到了，抓了就走，更能点出百姓惧怕战争。
3.官吏为什么要捉人呢？往往与战争有关系。杜甫是在记录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叫——安史之乱
【投影】（请一位男生读一下）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邺郡，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乾元二年（759）春，杜甫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赶往华州。他在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首诗。
4.那么在这场战争中，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在这首诗中，有没有哪一个字可以概括百姓的生活？
苦
我们来齐读一下这个句子：妇啼一何苦！
5.诗歌中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苦”？
丧子之苦：三男去两；存者且偷生。分析“且”“长”“矣”。
生活之苦：更无人；无完裙
应征之苦：自请随去。分析“急应”“犹得”
6.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感受到了百姓切实的痛楚和悲伤。请同学们有感情的读一读这个句子。
【投影】妇啼一何苦！
7.面对百姓的苦，官吏是什么反应呢？（吏呼一何怒！）
我们来齐读这两个句子，读出双方的感情来。
【投影】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四、读诗得法
1.
是啊，百姓是多么的苦，而官吏却是多么的怒！通过分析，我们能切身的体会到了妇人的“苦”，那么“吏呼一何怒”又表现在哪里呢？——没有直接能看出来的地方。
也就是说，官吏所“呼”的内容应该是隐藏在了老妇的致词中了。小组讨论，请同学们尽量使用符合原文语言风格的词句来补全对话。前两句已经填好了。
【投影】
石壕吏：_①_家中何人在！_______
老妪：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石壕吏：
_②尚有他人否？________
老妪：室中更无人。
石壕吏：______③______
老妪：惟有乳下孙。
石壕吏：____④_
______
老妪：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石壕吏：
_____⑤_______
老妪：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讨论之后，出示
【投影】石壕吏：
①家中何人在！
老妪：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石壕吏：
②尚有他人否？
老妪：室中更无人。
石壕吏：
③何故有啼哭？
老妪：惟有乳下孙。
石壕吏：
④孙母在何处！
老妪：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石壕吏：
⑤必带一人去！
老妪：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2.
请男生读石壕吏，女生读老妇人，想象他们对话的语气和神态，我们来模拟当时的对话。谁来评价下自己读得怎么样？
3.这真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杜甫为什么要省略他们的问话而突出老妇人的致词呢？要知道题目是《石壕吏》而不是《石壕妇》啊。
总结来看，诗歌要精于裁剪，用藏问于答可以高度精炼，用妇人可怜可以衬托官吏凶残。而这些都达到了留白的艺术效果。请齐读：
【投影】
（1）妇人可怜衬托官吏凶暴更见其妙。
（2）藏问于答高度精炼多有想象空间。
（3）叙事诗歌精于剪裁使之留白丰富。
5.其实，这首诗歌的留白还有很多处，大家不妨试着找到一处，想象这个地方可能还会出现怎样的情景。
【如：（1）“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想象逃走前老翁和老妇的对话。
（2）“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想象临行前老妇对孙媳的叮嘱。】
6.你看这些内容，诗人都没有直接写出来，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诗人文字的缝隙，用想象来填补诗歌，从而能更深刻的理解诗歌。
五、读诗识人
1.从对诗歌的细节想象和情景还原，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到了百姓的痛楚和官吏的凶暴，那么在诗歌中，你能看到一个怎样的杜甫呢？请同学们从诗歌中找找看，这一夜，杜甫做了些什么？
听妇前致词
如闻泣幽咽
独与老翁别
2.老妇的致词，这家人的深夜幽咽都一字一句，一点一滴的滴在了诗人的心头。面对战争，面对征兵，杜甫虽然无能为力，但他选择成为这个苦难时代的记录者。他始终将双眼看向底层，用双耳倾听民声，他以一只笔，以一首首诗，写尽了普通百姓的生存艰难，以悲悯之心记录下那一段段“哀沁心脾”的人间悲剧。请齐读：
【投影】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在自己屋漏床湿的境遇里，他想的是天下寒士的温饱）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垂老别》
（在战乱频发的年代，他看到的是百姓的水深火热）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在抽丁征兵的现场，他听到的是亲人死别的撕心裂肺）
这便是杜甫，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尽情歌颂的荣光，也有需要深刻凝视的苦痛。而唯有常怀悲悯之心，方能写出像《石壕吏》这样的忧民之作。
所以，有一首赋这样赞美他：
【投影】
伟哉杜甫，流芳千古；忧民尧舜，漂泊孤鹜；
饥肠辘辘，哀歌处处；壮志难酬，行吟野赋；
讴云颂月，吐尽疾苦；诗韵天成，难抒痛楚；
世上疮痍，天寒日暮；山河破碎，涕泪湿褥；
颠沛一生，德音卓著；伟哉杜甫，流芳千古！
五、课堂小结
结语：这节课我们和杜甫一起走进了石壕村的夜晚，感受了石壕村民的痛苦，石壕吏的凶恶，体会了留白艺术的高妙，领略了杜甫的悲悯情怀，最后，我们齐读课堂小结。
【投影】
解读叙事诗，先从事入手。
情理在事外，形象有美丑。
留白大手段，细读莫遗漏。
千古诗心忧，万般难眠愁。
杜甫善歌吟，诗坛称不朽。
给同学们一点时间，把这首诗歌背下来。
下来后，如果想对诗人有更多的了解，可以读读冯至写的《杜甫传》；愿意读点古文的话，还可以读读《新唐书·杜甫传》。谢谢同学们，下课！
六、板书设计
石壕吏
杜甫
苦
听
悲
杜甫是什么诗人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
辩护并不需要争论。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争论，往往缘于争论双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当双方真正意识到这一前提性的差异时，争论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各持已见罢了，哪里有争论的“焦点”呢?这里的问题也很清楚，杨、王有杨、王的“诗史”，我们有我们的“诗史”——我们这些以“诗史”称誉杜甫的大多数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诗史”含义，并因此显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人手为“诗史”辩，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则我们可以问：当人们用“诗史”一词称誉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悲陈陶》、《哀江头》……等等时，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应该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赞叹行为。仔细体会，这种赞叹行为实际上可改写成两个可能的句子(“诗史”虽然是一个词，但在使用中，其实是省略的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才能表达人们行为中的意图)。
句，“真是好诗!这是用诗写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诗!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两句共有“真是好诗”语，这是无疑的，因为“诗史”是褒意，总含着对杜甫诗作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可看出，称“好”的理由，主要来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誉诗，因而以“史”誉诗——诗史。这并非否认杜甫诗艺的高明，如公认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律对精切的造诣，众体兼备的优势等等，但在“诗史”一词中，其实也是对杜甫部分诗作的赞誉中，人们最为看重的，的确是一个“史”字。因此，理解“史”义，是理解“诗史”之义的关键。本文基本上就是围绕“史”字，分析“诗史”之义。两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诗史”一词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们比较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这是用诗写成的史”，此处“史”字，着眼于“文字记载”，但既是“用诗写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书”，即使我们将a句省略为“真是好诗!这是史啊!”，凭直觉也可断定，该处“史”字，绝非“一般史书”，因为无论多么推尊“诗史”二字的人，也不会真的以为杜诗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这里“史”字，显然不属“文字记载”，它指向的是“历史本身”——可定义其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事)”。对此“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更不必然是“一般史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这里，就是诗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划分，并不是任意的，它们正分别对应于通常对“史”字的两种直觉理解：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此显示出“诗史”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说，此两种意味是各自独立的。毕竟，它们统一于“诗史”这单一的称号中，这是其一。其二，两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历史本身”落实为“文字记载”，“文字记载”溯源到“历史本身”。这样的分析，目的仅在于显示，即使把“史”字单纯理解为“文字记载”，“诗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书”，“诗史”之誉也并非在宣扬以诗代史(或以史代诗)；更进一步，我们并不应该单纯从“文字记载”方面理解“史”字，“历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对其的“文字记载”已属第二义。当我们以“诗史”称誉杜甫，亦即赞叹其“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时”，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呢?
也许有人立即要说，杨、王之论并不是要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他们不满的是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不符合“含蓄蕴藉”的艺术标准。这的确是他们的明显意图，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属各人的审美爱好，不值得争论。杜甫的诗艺，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诗史”名号的那一类诗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丽，造语精切等也为世人所公认，“直陈”也不必然“无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因此，本文不为杜甫的诗艺辩护，不为审美兴趣争论，只为“诗史”二字正名。杨、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进一步贬斥“诗史”之誉，就有点限制诗歌表现范围的嫌疑了，这是我们不妨指出的。
嫌疑还只是嫌疑，杨、王之论的明显误区在于单纯地认“史”为“文字记载”，进而为“一般史书”。举前引杨慎语“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为例可知，他们的“史”，就是《尚书》、《春秋》那样的“一般史书”。这是一种直觉，是他们看到“诗史”二字时的直觉。杨、王由此出发，认定“诗史”的名号，抹煞了诗、史两种文类的界线，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现。
当然，诗如果写成“一般史书”，或宣扬诗与“一般史书”没有区别，那肯定是诗的不幸，他们的不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上分析，“诗史”之誉，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味。因此可以说，杨、王之指责“诗史”，有点无的放矢。
不过，我们还应该设身处地地代杨、王立言。他们可能会反驳：即使考虑到“史”字有两个范畴义——“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仍可以从此两方面追问，为什么“诗史”之“史”不是“一般史书”以及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理由，否则就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它是在追究“诗史”之“史”的特定意味。关于这个“特定”，首先有一个诱人的界定思路：“这是用诗写成的”，或“以诗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这条追“诗”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对于“诗史”名号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事实，我们不再饶舌。二，同时，此思路也隐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极易堕入对诗的本质、定义的争论，这早已是无休止的老生常谈。这又导致理由三，如此“争论”往往又演变为对兴趣、爱好、品味的注解，这是本文力图避免的。实际上，杨、王当然知道“诗史”之“史”包含有这种“特定”，但出于对“含蓄蕴藉”的偏爱，恰恰认为如此写“诗”，“诗”就不是诗了，这“特定”。循此思路，最终就是对杨、王的审美爱好纠偏，而这是王土贞、朱庭珍早已做过的工作。还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诗史”之誉中，“史”字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们不以“诗”字修饰，去界定“诗史”之“史”的“特定”，那样的话，是在讨论“诗”，而不是“诗史”。我们仍然追问“史”字自身：这个“文字记载”的 “史”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本身”落实而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诗史”一词诞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它的最初的历史使用中去寻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诗史二字”，这是当今学界常识。晚唐孟柴《本事诗》“高逸”中记载：“杜逢安史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处“当时”云云，似乎说杜在天宝末年即以“诗史”成名，这是不确的，因为这不符合关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且也无任何其他文献佐证，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确证的，至迟在晚唐时杜甫开始享有“诗史”称号，《本事诗》本身即证明这点。
对此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别”、《哀江头》、《兵车行》……等诗赢得“诗史”之誉，白居易也最为看重这些诗，并且认为杜甫写得还不够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显然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发扬光大，数量上并不输于杜甫。那么，质量上呢?拿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相比，如果我们掩上作者的姓名，悬置杜甫的“伟大”，不考虑时代背景等等，纯粹进行一种文本的比较，恐怕面对这些同样令人耳熟能详之作，区分质量高下是很困难的。像现代——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比较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认定杜甫伟大的追认说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诗艺高低。因为，根本就没有绝对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证写出哪怕是像样之作。我们当然知道，杜甫的“伟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现在我们谈得是晚唐的杜甫，把“伟大”暂时悬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单纯从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当时的名气，有迹象显示在老杜之上。
尽管从中唐开始，杜甫已获得很高名声，如韩愈《调张籍》曾宣称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从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杜甫又渐渐被人淡忘了，因为在此期间的文献材料上很难找到杜甫的名字。对于白居易，则至少可举三点以说明其名声很大。其一是元白诗派的形成，这当然意味着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诗人的追捧。其二，白诗的广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与元九书》中白氏就自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师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学白仍是诗坛一大流派。
从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声很大，并且“以韵语纪时事”之作并不输于(至少不明显输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终享有“诗史”称号，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杜甫生在“安史之乱”的时代。
这是富有意味的，我们太习惯于“时代造就杜甫”之类的说法而往往放过这个意味：安史之乱是史，白居易身处的“和平时代”不是史——不是“诗史”所指的“史”。白居易无论怎样“纪时事”——假设比他现在的作品更加贴切、细腻、深刻、动人……，恐怕都难以获得“诗史”的称号。
“诗史”所指的是什么“史”?这个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上文指出的“历史本身”，只是笼统的说法，需要更加细致地确定其意义。是否可以说，“诗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这么说，但“重大”含义有点模糊。安史之乱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时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温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难说“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乱那样“重大”，不足以成为“诗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标准如何确立?
仔细观察安史之乱的特征，由此可给“重大事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杀丞相”与“朱温代唐”这两件事，就可以把它们(以及类似它们的历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围以外了。因为前者与天下百姓并无直接联系，尤其在一个地域广大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恐怕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后者属改朝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了天下人的生存，但这个转变是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酿成的结果，对“小民”而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性质，并非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样，“诗史”之“史”的特定含义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可以说，将其定义为能“急剧地变几乎所有人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并非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诗史”这一名号诞生的初期，在它的历史使用中，通过杜甫、自居易同类诗歌不同命运的比较而自行显现出来的，是客观的。
这一定义也非“深刻”之见，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乱本身就直接显示着这个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杨慎、王夫之贬低“诗史”称号，除了硬性认定“诗史”之“史”为“一般史书”外，也不自觉地将其当作笼统的历史。再举前引杨慎讥讽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句为例，且不论“直陈”如何理解，对杜甫诗艺的评介是否公允，单就“时事”而言，就暴露出杨慎无意识的对“史”的一种笼统认定。事实上，“诗史”这一名誉称号并不接纳“直陈时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时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诗史”誉杜甫和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贬斥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杨、王严格辨析诗、史两个文类的界线，鼓吹诗的独立价值，自有其意义，但这不妨碍人们赞扬杜甫以诗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对其没有理性上的自觉，也直觉到其褒义性，决非王夫之断言的“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客观的特定”最终使得杨、王从“一般史书”、“笼统历史”的“史”之理解出发的攻击，变得无效了。
至此，我们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诗史”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此问题现在即可代换成“为什么对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对此的回答也是从正面为“诗史”名号的以史誉诗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诗”之“好”当然离不开杜甫诗艺的高超，但正如我们前文已指出的，“诗史”的称誉中，“好”很程度上来源于“史”。我们撇开人所共知的杜甫诗艺，只关注这个“史”。
初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单独的“史”或“重事件”怎会产生诗之“好”?“一般史书”照样记载、从而“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可它们连“诗”都不是，更别说是“好诗”。
可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史书——《史记》，无可争议地置身于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行列，更享有众所周知的鲁迅美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这里是以诗誉史，诗也可以构成史之“好”。
这提醒我们，在某种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从一般的文类着眼，诗、史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使得诗、史通过互喻而互誉，指示着那种最高程度。这就是以史誉诗、以诗誉诗的合法性所在。
哪种最高程度?我认为可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词说明。
杜甫是什么诗人范文5
关键词:杜甫 儒家思想 忧国忧民 忠君爱国 仁爱精神
一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渊源
杜甫自始至终执着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一
——忠君爱国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政,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的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二
——仁爱精神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杜甫是什么诗人范文6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在这无垠的诗国星空中，唐诗宛如众星璀璨的银河，而杜甫则是银河中最为耀眼的一颗。他被后人誉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文化巨人形象、伦理风范、道德品格以及在诗歌艺术领域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诗人，赢得了他人无法企及的众多崇拜者和追随者。千余年间，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崇杜之声不绝嗣响。到上个世纪的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作出决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并要求各国在1962年也就是杜甫1250周年诞辰之际举行纪念活动。光阴荏苒，转瞬过了半个世纪，今天我们纪念杜甫，就是要深刻认知杜甫诗歌的思想文化蕴含，用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检讨和优化现实；还要充分认识他在促进中国诗歌发展上的诸多创新之举，从而获得繁荣新文学创作的精神启迪。
在这个商品经济横行和娱乐至死的时代，诗歌的命运是孤寂的，只有诗人被恶搞，或发生诗歌丑闻事件的时候，诗歌才被大众关注。甚至现代人还嫌不足，要拉古代的伟大诗人来开涮，让诗歌斯文扫地、风雅沦丧。
对诗歌而言，这无疑是历史长河上最严峻的时刻。
欧美风雨东渐以来，虽然西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促进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但从目前的现实而言，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有危险，而新的法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西方文化的精髓并没有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这就是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非驴非马的意思了。
笔者在写作《从风雅到风骨——汉语诗歌书写的转向与个体审美精神的确立》的过程中，愈发认识到汉语诗歌自身传统的伟大，这就是“风雅的传统”。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杜甫，也许这是一个契机，让偏离了轨道和方向的中国诗歌，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并回到这个传统来。
所谓风雅，就是诗歌作为一种悠久的抒情方式，其赞美、想念、哀叹、讽刺，皆要合于度，归为雅正，发挥“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政治教化，汉代的《毛诗》就是对《诗经》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政治学解释。儒家用诗歌行教，这其实是一伟大的创造。
把高度精神化的诗歌纳入到礼仪教化的政治秩序中，并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的神圣使命，这正是所谓的中国礼乐文明高度成熟的象征。人们通过创造诗歌来参与政治，褒贬美刺，改善风气，齐正天下，好比是今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空间”，成为古代中国最为文明化的精神空间。
同时，诗歌作为一种言说之法度，比兴和四言的大量运用，使得《诗经》具有审美的价值。比兴生发了大量美好难忘的形象，四言则赋予诗歌以形式美感。而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后，以及“风骨”的发现并成为一种审美范型后，诗歌自身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曹魏三大政治家亲自主导了诗歌实践和审美法则的确立，使诗歌不但没有完全疏离政治，反而以一种更加普遍的审美风气贯通和吹拂着当时的政治空间，扩展了风雅的内涵。
在历史长河中，风雅与风骨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两大传统，风雅是大传统，风骨是小传统，而作为审美的诗歌和教化的诗歌，从来不是相互独立不相往来的，而是相互影响，难解难分。唐朝出现了两座无与伦比的诗歌高峰，这就是李白和杜甫。而他们就是集风雅与风骨于一体的大家。
李白被人誉为“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或与另一位复古诗人陈子昂并列起来评价：“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白曜风雅之绝鳞。”而杜甫自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如果说李白更多继承了风雅传统中的审美（抒情）的一面，杜甫则更多发扬了风雅传统中的批判现实（叙事）的一面，美刺教化的一面，并赢得了“诗史”的美誉。
对于当代诗歌而言，如果我们要拯救诗歌被丑化的形象，就要像杜甫一样，再次拥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再次展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襟，再次心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悯情怀，让诗歌回到社会教化的道路上来，重新发挥诗歌的批判和美刺的功能，起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当下所谓的口水诗、下半身诗，不能振奋人心（不能“兴”），无关现实痛痒（不能“观”），与大众疏离（不能“群”），也难以反映民间疾苦（不能“怨”），几乎成为个人自怨自艾甚至低俗趣味发泄的方式，诗人娱乐了诗歌，也为大众所唾弃和娱乐。历史上不乏其例，六朝诗歌风格纤细而靡弱，乃至变成浮艳淫丽的恶俗，其后果是亡了国，带头写淫诗的君王成为阶下囚。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中圣哲”的原因，乃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以诗行教的国度，其身后有伟大的风雅传统，这也是积极入世的儒家传统。作为诗人，杜甫也是一个耿直的儒者，当朋友房琯被罢官时，他敢于仗义执言上疏皇帝，最后自己也被贬官。可见，古代的儒者并不都是什么“封建专制”的维护者，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道德理想，更何况一个赤子诗人呢。
在白话文冲击和西方诗歌影响下，汉语已经散文化、碎片化了，当现代人把拖沓的散文分行当成诗歌还洋洋自得时，杜甫则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每个句子上下工夫，甚至“字字不闲”，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其在艺术上字斟句酌的精神足以为后世法。
当代诗歌为什么很难产生耳熟能详的经典句子，为什么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有点“面目可憎”，乃至被当作口水诗，其原因即在于此：古人作诗是以字、句来计算，现代人作诗却是以篇、章、部来计算，自然不能等量齐观。
杜甫在格律对仗方面是一个巨人，也是一个革新者。这源自于汉魏以来的风骨传统。风骨作为一种美之法度，要求诗歌内在的情感节奏（风）和外在的文辞形象（骨）达到协调，内容和形式要达到完美统一，文辞在质朴和华丽之间也要达到平衡。在这个要求之下，中国诗歌形成了悠久的炼字传统、对仗传统，从而让汉语诗歌焕发出异常简练、清晰、谐和的美。
我们要还原杜甫，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放在一个儒家的士人的精神体系里来看，士农工商，士的价值从来就是第一位的。在我眼里，杜甫的价值是最好地延续了屈原以来、陶渊明以来、嵇康以来士的传统，直到晚清最后一位诗人陈散原都是这一脉士大夫之气。士的精神在今天很稀有了，我们今天纪念杜甫，主要是纪念这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之精神，士在今天早已变成了知识分子这样难听的称呼，本来在国家架构里的士大夫，现在沦落为知识分子，只能待在大学的流水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