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死范文1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着作以社会写实着称。又被称杜拾遗、杜工部、杜少陵、杜草堂。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虽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杜甫”在2012年突然蹿红，忙碌的身影出现在网络的各个角落。其实，历史上的杜甫也真的很忙，只是忙的内容并没有多么高雅，而是为了生计在奔波。
虽然后世一提到杜甫，都将其与李白一并视为唐诗的代表与化身，但与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其生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更没有享受到创作带给他的荣耀与富足的生活。
相反，杜甫的命运很不幸。与其文学才能相比，他的经世能力堪成反比，中年之后只能不断投靠他人来维持生计。而且他的个人性格似乎也有瑕疵，时人评价他“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这显然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更糟糕的是，他生逢乱世，赶上了唐代盛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在这种种的因素下，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时常忍饥挨饿，甚至于他的死因，也与食物扯上了关系。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杜甫死于饮食过饱，唐代人编着的《明皇杂录》中描述：杜甫在漂泊至湖南耒阳的时候，为洪水所困，差不多十天都没有进食。后来幸亏当地县令派船救助，并且赠送杜甫一些牛肉和白酒。长期的忍饥挨饿之后，本应慢慢进食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让肠胃逐渐适应。但杜甫一下子猛吃猛喝，牛肉又不是易消化之物，结果肠胃难以承受，反而因此丢掉了性命，时年59岁。
一代诗人如此死法，自然令人叹息不已，后世还有人假借韩愈的名义，写了一首《题杜子美坟》的歪诗来感慨杜甫之死：
当时处处多白酒，牛肉如今家家有。
饮酒食肉今如此，何故常人无饱死？
到了近现代，又有学者结合现代医学认为：杜甫死因确实与食物有关，但不是死于消化不良，而是死于食物中毒。并分析认为当时正值暑热天气，旧时并无冷藏技术，牛肉极容易变坏腐化，从而产生毒素，而饮入体内的白酒又会促进毒素的循环，杜甫身体本就虚弱不堪，从而导致食物中毒而死。
虽然杜甫的死因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无可争议的事实便是由于长期动荡、贫困的生活，杜甫的身体状况确实很差，早衰迹象非常明显：他四十多岁时候已经满头白发，像一个老翁一样；而且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晚年，肺疾、风痹、疟疾、消渴（糖尿病）等频繁发作，视力变弱，耳朵也有些聋，就连牙齿都已经半落，有时候走路都需要拄杖，平生最爱的酒也不敢常喝。
但实际上，杜甫并非不懂养护身体之道，他对于养生颇有兴趣，也谙熟药性，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他曾着迷于寻仙访道，不但与从事修炼的道士结交，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和李白一起到王屋山寻访世外高人，想学长生之道，当寻访未得时，竟然夜宿石阁，希望有神仙半夜来传授他金丹秘诀。在他的诗歌中，鼎炉、丹砂、姹女、金丹等与炼丹有关的词语并不鲜见。只是炼丹也好，服食也罢，总归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像杜甫这样连温饱尚成问题的文人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杜甫时常在山野间采集药材，或者偶尔自己种植一些，他对于药物的药性、采集、炮制等都非常熟悉，留下了许多诗句。但是这些亲手采集、加工而来的药材并非自用，而是要出售来维持生计，特别是较为名贵的药材更不可能留下自用，正如他在《赠李白》一诗中所说：“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杜甫一生中，曾经屡次卖药来维持生计：
在长安十年，曾满怀政治抱负的杜甫科举失意，向权贵献诗也屡屡受挫，没有收入来源，时常忍饥挨饿，无奈之下，只好“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家带口逃难途中，又操起采药、卖药的旧业，“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甚至一度濒临绝境，全家饿得申吟不止，只好在山间捡一些橡栗充饥；到了成都，杜甫在浣花溪旁安顿下来后，还曾经开垦药圃，并“洗药浣花溪”；晚年流寓湘江时，又再操旧业，白天上岸卖药，晚上夜宿孤舟。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显然，这些悲惨的遭遇对于杜甫个人而言当然是大不幸，但对于诗坛而言，则是福音，或许正因为“诗穷而后工”，由于诗人杜甫有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才能挥笔写下那些千古流芳的作品。
杜甫诗歌感人至深，具有无比的艺术感染力，甚至被认为可用来“治疗”疾病，当时便有“杜诗除疟”的美谈。
据时人记载，杜甫写《姜楚公画角鹰歌》诗后，曾请好友郑虔品评，郑虔读后说：“足下此诗，可以疗疾。”这当然是在恭维，赞其将鹰的威猛描绘得极为形象，令人不觉悚然。
后来，郑虔妻子恰巧生病。杜甫遂引自己诗句对郑虔说：“你先对夫人读‘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果没有好转，就再读‘观者徒惊掣臂飞，画师不是无心学’；若还是没有用，就读‘昔日太宗拳毛■，近时郭家狮子花’。倘若病仍不愈，那么即使叫医和、扁鹊这样的名医来也没用了！”
杜甫之死范文2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分析与了解杜诗的精髓，而是随便从杜诗中抓一点东西就说是学杜，并以此为荣。他们学杜只拘泥于死法，生硬地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法，不懂得学其神韵，灵活创作。王夫之反对这种把诗歌推向模拟蹈袭死路的复古诗风，对他们学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汗蔑更无一字矣。批评刘辰翁、谢杭得、虞集等人对杜诗胡猜乱度。
王夫之认为诗贵在含蓄蕴藉，藏锋不露，而杜甫的一些诗句多为直白语，缺乏诗的风情韵味。那些盲目学杜的人一味圣化杜甫而将其诗歌中的不足也当作优点学习。王夫之评《漫成》: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堕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学杜之人若盲目学此俗白无诗味的写法，真是学之者拙，似之者死，无疑会导致竞学杜而不复有杜的悲惨局面。
杜甫之死范文3
【关键词】唐代诗坛；杜甫；爱国忧民；“三吏”；“三别”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提到唐代自然就想到诗歌，而想到诗歌自然就会想到“诗圣”杜甫。他是唐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拥有真挚爱国忧民情怀的爱国诗人。在其众多诗作中充斥着对国家的热爱，洋溢着对民间百姓疾苦的同情。尤其是在其晚年时期，杜甫对国家有着极为强烈的忧患，这种意识“最为可贵地表现出他对大厦将倾的唐朝政治的预见性”，体现着其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体现出其对国家的关注和挚爱。同时，其诗歌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最真的还原，充斥着对贫苦大众的怜悯和同情。杜甫的诗歌传递着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洋溢着真挚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如此，使得杜甫的诗歌走上了现实主义创造的顶峰。
一、杜甫爱国忧民情怀的形成
在杜甫的诗歌中，尤其是其晚年时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呈现出真挚而深厚的爱国情怀，充斥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忧民情怀。这一切都源于诗人坎坷的际遇。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社会更加动荡，国势由盛转衰。杜甫的生活也被打破，漂泊于江湖。此时，杜甫接触下层贫苦民众的机会更多了，他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对社会不公和黑暗的批判，但是更多的是对国势的担忧，是对百姓悲苦生活的同情。杜甫和很多传统士大夫一样深受孔孟“仁爱”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受到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杜甫的爱国、忧国情怀得以形成。杜甫的生活经历是其爱国忧民情怀形成的最为主要的因素。杜甫的一生可以划分为成长及南北漫游时期、长安觅官时期、离乱为官时期、蜀相漂泊时期等共四个时期。我们将更加关注其安史之乱之后的蜀相漂泊时期，这一时期是杜甫的晚年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顶峰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杜甫不停地逃亡和漂泊，居无定所。这样使得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忍，目睹了国势的衰败，目睹了百姓的离乱之苦。虽然，在这一时期杜甫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正是这样险恶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杜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逃亡途中，杜甫途经石壕村、新安道等地。他亲眼看到的是国家的破败和满目的疮痍，他也目睹了官府抓丁的场面，聆听了新婚送丈夫出征时的哀挽哭诉。因而，其诗情澎湃，就创作了“三吏”、“三别”等代表作品。诗人“长安十载乞食”，以及大半生的流离颠沛等使得他对“儒家”忠君济事思想也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味，其爱国情怀和忧民意识在诗歌中有了更沉郁、深刻的体现。
二、杜甫爱国情怀的内涵
杜甫的诗歌中，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呈现出出仕与报国的抱负。而这也正是诗人爱国情怀的体现，是其具体内涵的再现。杜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人生愿望也是出仕报国，大济苍生，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生活状况。他也幻想自己能兼济天下，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青年时期的杜甫信心满怀并不懈努力。但是，考场不利，未能如愿。杜甫在这样的打击下并未沉沦，而是选择留在长安来寻找被赏识和重用的机会，多方请求举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其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最终他通过向皇帝和贵人的献赋、投赠，得到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的小官，其政治抱负初步实现，且努力工作争取实现自我价值，报效国家。
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潜逃到凤翔，出任左拾遗。虽然其年华易逝，然而其寻找报国之坦途的雄心未泯，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以及报国之志荡漾于胸。虽然当时残酷的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黑暗的朝政等使其一生壮志未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健儿宁可死，壮士耻为生”等诗句也都体现了其壮志难酬的情感。但是，杜甫虽壮志未酬然情绪高昂，其爱国情怀普照人间。
此外，他通过其作品也表达出对统治阶级的无情揭露和不满，如“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等诗句，但更为主要的还是体现其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关怀和同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爱国情怀的抒发。尤其是在其组诗代表作“三吏”、“三别”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而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杜甫的爱国忧民情怀的内涵。
三、杜甫爱国情怀在“三吏”、“三别”中的体现
杜甫晚期组诗代表作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以及《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尤其是“三吏”、“三别”集中体现了安史之乱后国势的衰败和百姓的悲苦生活，诗歌中充斥着诗人对国势的担忧，对百姓悲苦生活的同情和怜悯，集中体现出诗人的爱国、忧民情怀。如《新安吏》中所写：“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以及“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而在《石壕吏》中，“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得知“一男”暂且生还，而“二男”却刚刚战死，该喜抑或该悲啊？正如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杜甫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极度痛苦生活充满着怜悯和同情。而在《潼关吏》中，诗人先是整体上介绍并概括了唐军加紧修筑潼关的景象，之后在与潼关吏问答中，指出了“修关”，“还备胡”，暗示了三年前的潼关失守一事，写出了诗人对战势的不可预料的担忧。但潼关吏“胡来但自守”的决心以及“艰难奋长戟”的英雄气概，呈现了潼关将士的报国情怀。诗人并没有忘记“前车之覆”，希望潼关吏能汲取教训，表现了诗人的沉痛抑或是悲愤之感。而这些情节和诗人情绪、情感的变化都能向我们呈现诗人对战势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忧，呈现了其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
另外，杜甫在《新婚别》中赞扬了新婚之妇的深明大义，写到新娘鼓励爱人参军，她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戌行。”这里就真切地呈现了诗人的一种认识，新婚固然可喜、可贵，然而在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还是应该“舍小家”，而保“大家”，不只是顾念“小家”的欢乐，更应该认识到“有国才有家”。而这也正是杜甫的伟大爱国情怀的真实再现。正如研究者所说，“热爱祖国使得杜甫虽同情人民的兵役之苦，但是仍含着眼泪去劝勉人民摒弃这些痛苦，去承担兵役、效命疆场。”再如《垂老别》中，老战士子孙阵亡殆尽，而老妻又缺衣少食。老战士并没有因此而选择退却或是逃避，而是愤然投军。这一个老翁是多么的正直豁达，又是多么的大度、爱国啊。杜甫借助这一形象来呈现其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正如王嗣在评论“三吏”、“三别”组诗时：“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杜甫在这组诗中更为主要的是表达了对民众生活的同情，同时也洋溢着爱国情怀。如《垂老别》中的“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诗人对战争造成的国家的破败是多么的痛心疾首，这种情怀是多么的难以自抑。再如《无家别》中，“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这战后的乡村的荒凉和凄惨和战前这里的其乐融融和富有生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进而呈现出诗人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对国势的担忧等，而这一切都是其爱国情怀的呈现。
四、结论
总之，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其“三吏”、“三别”呈现出诗人对国势的担忧和对百姓悲苦生活的同情，更为主要的是呈现给我们以愿“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可贵的爱国情怀和忧民情怀。正如闻一多先生对杜甫的评价：“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13 页.
[2]赵海菱.论杜诗的史学底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杜甫之死范文4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 。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言方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王安石）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望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北之意。”此解清朱鹤龄从之：“‘黄昏胡骑’二句，放翁谓惶惑失道，正合当时情景；且与起二语相应。”[1]现代一些学者也有采用陆游说法的，或言“欲往城南句，写极度悲哀中的迷辋心情”；[2]或言“这说法比较圆通些”，“作‘忘城北’，或‘望南北’，虽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忘’字写的是心理活动，既凌虚不实，又显得直陈心曲，反而有矫揉造作之态，都不如‘欲往城南望城北’，写得来比较形象：心里愈来愈迷惑瞀乱了，想走回城南我的下处去；低头走了半天，才发觉我是在望（向）城北的方向走着呢！”[3]
陆游首倡的“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的说法却被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所否定。他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者，讫无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东南。《两京新记》云：‘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他诗‘都人四面向北渧，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即此意。若用‘忘’宇，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义？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4]此说影响颇大，风行海内的《唐诗三百首》注本即采胡氏之解，如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说：“曲江在城南，地势最高。肃宗在灵武即位，地在长安之北。望城北，望王师的北来恢复京师。”[5]现代学者亦有持上述说法的，如萧涤非《杜甫诗选》认为：“欲往，犹将往。杜甫这时住在城南，时已黄昏，应回住处，故欲往城南。望城北者，望官军之北来收复京师。时肃宗在灵武，地当长安之北。旧注云：‘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记南北之意。’杜甫恐不至如此神志不清。”[6]
现代亦有既不同陆氏之说的，又不同意胡氏之说的，如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就作这样解释：“杜甫家居城南，‘春日潜行曲江曲’之后，自当回到城南。然当‘黄昏胡骑尘满城’之时，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唐朝廷在长安城北，白居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回车叱牛牵向北’可证（意本陈寅恪说）。杜甫《秋兴》‘每依北斗望京华’，与此同意。‘望城北’三字正表达了诗人忧国之情，绝非心乱目迷的形象。”[7]
如是三种观点，其实都值得商榷。倘说杜甫“惶惑避死之际”竟然不能辨别“孰为南北”，大敌当前，社稷焚毁，人民涂炭，杜甫这样的举措岂不是怕死鬼的形象吗？《哀江头》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天；在这之前的至德元载（756），长安陷落，“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叛军）”，杜甫从长安逃出“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8]又被送到长安。在兵荒马乱、人命难保的情况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羸服欲奔行在”，其精神和胆识已非常人所具有，却怎么会“惶惑”到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呢？既然如此胆小，怕死，“惶惑”，怎么会于此年“今夏草木长”的四月，“脱身得西走”而“麻鞋见天子”呢？难道他不怕掉头吗？所以陆游的“惶惑”说不能令人折服。又倘说曲江“‘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也似于理不通，诚如傅庚生质疑：“当然，谁也不能说当时老杜不冀王师之至，他是在万分殷切地伫望着的；问题只在这一句诗的原意是否即在北望灵武？以理度之，倘欲北望，在任何高处都可以，何必到南郊高处再隔城以望北呢？眷念官军，心‘向’北方的行在就可以了，何必当真用目去望？灵武虽在北方，相居数百里之遥，定能真个望见？原诗明明说的是在‘黄昏’，既已‘黄昏’，又云‘欲往’，然后再去‘望城北’，还能望见什么呢？”[9]中的之论，解人之未解；但傅先生的结论却回到陆游的“惶惑”说上去，恕笔者不敢苟同。再倘说“唐朝廷在长安城北”，杜甫“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也好象有些不近情理处。杜甫“潜行曲江曲”的当儿，“唐朝廷”在长安已不复存在，玄宗蒙幸成都，肃宗即位灵武，“望城北”岂不是空望？何况杜甫对于安史之乱前“唐朝廷”早已心怀不满，颇有讽刺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且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诗用对比手法，极写贵族豪华奢侈，宫墙咫尺，荣枯分明，判然两个世界，稍有良心的朝臣，谁不为之战慄恐惶，这样下去，国家要出乱子的！明刺群臣，实讽人君——玄宗！待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杜甫更是入木三分地讽刺和揭露昔日“唐朝廷”的荒淫误国：“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他寄希望于肃宗，又称快于陈将军（玄礼），就是对玄宗朝廷的鞭挞和否定。足见杜甫“忠君”绝非愚忠，他往往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忠君爱国”。《哀江头》诗中的“望城北”断非诗人“累望”那个玄宗之“朝廷”。
综上所析，前列三说，均不能释笔者心中之疑。我认为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江”指“曲江”。《太平寰宇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之。”《剧谈录》：“曲江在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头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叶，依映可爱。”这里当是唐朝廷皇室贵戚游宴享乐文人学士赏景览胜之地，据傅庚生先生考证，杜甫那时可能就住在长安城南，朱雀街东的地方，常在这里盘桓。[10]诗人“潜行”到此，“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此江头行幸标为题目耳”。[11]杜甫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惨景，回顾昔日繁华热闹胜地，抚今追昔，意多哀悼，通过对比，触景生情，旨在揭示出国破家亡的根源，实由于玄宗朝廷的骄奢荒淫，统治者以“明眸皓齿”化作“血污游魂”而自食其果。这“哀”颇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意思，就是说“哀”而含怨，“哀”而含刺，即“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12]《杜诗博议》的作者云：“赵次公注引苏黄门，尝谓其侄在进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是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按黄门此论，止言诗法繁简不同耳；但《长恨歌》本因《长恨传》而作，公安得预知其事而为之兴哀？《北征》诗‘不闻殷夏衰，中自诛褒妲’，公方以贵妃之死，卜国家中兴，岂应于此为天长地久之恨乎？”[13]所引苏辙之论，颇能启发人。但是他否定杜甫由玄宗的荒淫误国而预知唐王朝之兴衰是失之于对诗人的全面了解，仍然视杜甫为“愚忠”，实在太遗憾了。其实在苏辙看来，《长恨歌》和《哀江头》所写的是同一题材，只是白居易侧重于纪事，杜甫则侧重于抒情罢了。但是却都写了悲剧主人公的形象，或恨或哀，不无黍离之悲。不过白居易之恨“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14]带有中唐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杜甫之哀纯粹是清醒者对盛极而衰的现实的埋怨、讽刺和批判。苏辙肯定的是杜甫“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的行文之道，欣赏的是杜甫“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的大手笔，是那种跌宕跳跃、挫顿有致而“转折矫键略无痕迹”的抒情风格；他认为白居易那样“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则是极笨的法子。[15]应该说，“纪事”以“词气”为主，“注波蓦涧”，不怕顿转间断，固然可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认为详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很不好。可是苏辙这种比较法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引发：既然《哀江头》的题材跟《长恨歌》相同，既然杜、白同写悲剧主人公，则笔者则认为“欲往城南望城北”恐怕就不是诗人的形象，而是悲剧主人公之一—唐玄宗的形象了。
首先，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哭”的“忆”的“泪”的“感”的是诗人，而所“哭”的所“忆”的，所“泪”的所“感”的当是悲剧主人公——杨、李。而且就这首诗而言，制造悲剧的责任杜甫认为应由李隆基来负。诗不言哀但以哀字贯穿始终，笼罩全篇很切题，很有现实性，很有时代感，他绝不是抒发自己陷于叛军的个人哀怨，而是以眼前景联想到唐皇室，联想到整个国家。读者到此，不禁发问谁把国家弄到这地步？前人有悟出其中道理者，如黄生《杜说》所云：“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且云：“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言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16]这是很得诗人之意的。 其次，考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至德元载》：“（哥舒翰）麾下来告急（指潼关失守），上（玄宗）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憧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储侍，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惧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是日，上移仗北内（玄武门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及亲近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及至马嵬兵变，贵妃赐缢，国忠被杀，“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循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已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进，宿扶风郡。……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壬寅，上至散关……丙午，上至河池郡。……”[17]恕笔者繁引史料，因与“欲往城南望城北”之解关系重大。当“胡尘轻拂建章台”的时候，“圣主西巡蜀道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这个逃亡天子李隆基原来是“然之”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即决定“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不料马嵬兵变，“虑违众心”，以采纳韦谔“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的建议为幌子，宿“扶风”上“岐山”“宿陈仓”上“散关”“河池”绕了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到了蜀地成都。上述所经之地如“扶风”“岐山”，均在长安城之西北，玄宗意在逃往长安西南之成都，都围绕经过长安西北州郡，岂不是“欲往城南向城北”吗？“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把“向”释为“望”不是更顺理成章吗？可见杜甫诗中所写的，乃是史实。诗人“潜行”于“曲江”，看到眼前“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情景，当时“九重城阙烟尘生，千骑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一幕幕出现，自然又想到“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唐玄宗。这样的狼狈下场难道不可哀吗？当年“霓旗下南苑”的威武一去不复返了，只落得绕道奔蜀，逃命，“明眸皓齿”的贵妃，也只剩下“血污游魂”。“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衬托之笔，极言花草无知，年年依旧，蒲柳自绿，又何足怨呢？倒是“人生有情泪沾臆”，“此恨绵绵无绝期”啊！这也就是杜甫“哭吞声”的原因所在。真可谓‘黄昏胡骑’二句”才真正“含当时情景且与起二句相应”。杜甫挖掘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哀情出之，既总结了亡国教训之痛，又表达了自己爱国之忱。以笔者拙见，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在仅有的二十句诗中，熔“纪事”“抒情”于一炉，诚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又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前人把它跟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长恨歌》作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1]
所以《哀江头》末两句可散绎为：暮夜降临，叛贼在长安城内烧杀掠抢，闹得乌烟瘴气，血腥满城。一年前，皇帝玄宗“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绕道逃亡的血的历史可千万别重演了，“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历史悲剧多么悲哀啊！我只盼望早日收复长安，快点结束战乱，“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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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之死范文5
“这就是杜甫草堂？”当车子泊在草堂前，我感到惊讶与困惑。
没有想到，杜甫草堂具有如此的气魄：院门之肃穆庄严，匾额之古朴厚重，门前石狮之气派恢弘，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很诧异。想象中的草堂应该是“茅飞渡江洒江郊”的凄惨，是“床前屋漏无干处”的无奈。
我知道这不是梦。我终于来到了历代文人心仪的圣地，朝拜这位用诗歌记载历史的诗坛巨擘。
走进草堂。院内，花木扶疏，树影婆娑。楼台亭阁之间，有雕花长廊曲折地延伸；名花异草之处，有鹅卵小径含蓄地逶迤。那条古老的浣花池，窄窄的，依旧是水流潺潺，从院外遥远的地方逶迤而来，又曲折地绵延而去。可是，那水还是唐朝的水吗？流过了千年的时间，可曾还记住了诗人瘦弱的身影？水岸边镶嵌着坚硬的石块，石块边种植着萋萋芳草。“一岁一枯荣”的小草，可曾记住了那位瘦的诗人憔悴的面容？
当年，杜甫一家从中原流浪到成都，靠了友人的帮助才在这浣花池边搭建起一间茅屋，并且穷居此处长达三年的时间，写下了200多首的诗歌，没想到当年的草屋如今竟是这样的景致，这大约是杜甫绝对没想到的吧！即使是一生崇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倘若面对此时此景，恐怕也难以用他的如椽之笔描绘出2000多年后的草堂变迁了。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草堂几度败落，又几度重建。而每一次的修缮都是在前一次基础上的扩充，形成了今天园林和古建筑相结合，既古朴典雅，又庄重肃穆的风格。然而，每一次的重新修缮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使得杜甫当年赖以栖身的地方竟成为后代文人们心中朝觐的圣土。
仅从诗歌的渊源来看，历史的时光里，闪烁着无数的诗坛星辰，然而，他们的作品连同他们的生命都被谁也阻挡不住的时间风化殆尽，唯有杜甫，人们尊重他，纪念他，尊他为“诗圣”，称他的诗歌为“诗史”，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乃是诗人一生的命运和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的命运休戚相关。他爱百姓之所爱，也恨百姓之所恨。他敢于用手中的一支纤笔，呐喊出人民的心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乃是诗人发出的对黑暗社会的最强烈的控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乃是诗人对人民最真诚的同情。大唐帝国辉煌的时代抛弃了杜甫，然而，杜甫却创造了一个同样辉煌的诗歌的时代。历史上，无论是帝王，还是贵戚，倘若他没有对人民的真挚的热爱，就不会获得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千百年来，那些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的人，名字烂得比石头还快。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歌，不也同样可以用来纪念杜甫吗？徘徊在草堂里的小路上，我这样想。
可是，人民记不住历史上帝王的显赫，权贵的势力，富豪的财产，却记住了一个漂泊流浪的诗人，记住了一个在悲苦和失意中挣扎了一生的诗人，记住了一个生前潦倒身后又荣耀的诗人。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诗人，死后却有一大批人靠他活着，这不是一件很值得后人深思的事情吗？对于一位真正的诗人，世俗的荣华富贵如同过眼的烟云，唯有诗歌传诵于后世，才是永恒的安慰与丰碑。这里，我想起了曹丕的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历代胸怀正义，心系苍生而又命运坎坷的文化人总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翰墨之间，似乎那些由文字建筑的殿宇就是自己运筹千里的帷幄，也只有在这样的帷幄里那些文化人才能有舒展理想与才华的场所，才能有展示自己生命价值的机会。
今天，我们读杜甫的诗歌，虽然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文字，而且里面搀杂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雕刻，可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文字之间洋溢着的杜甫的鲜活的生命，感受着他的博大的胸怀，仿佛他就坐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因为诗歌已经承载着诗人的生命，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使我们能够汲取其中无限丰厚的营养。只要诗歌不会死亡，诗人就不会死亡。
草堂的庭院内，亭馆祠堂，曲水园囿，华贵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早就相去甚远，而这一切，无非是后人对这位“诗圣”表达的一种怀念，对我们这个民族古老文化的崇拜。如今，那些成为胜景的地方基本上是失去了名胜原有的风貌，总是带着一种人工制作的痕迹，让人品尝不到原汁原味的感觉，因而，我匆匆的脚步只好停留在一处简陋的茅屋前，这茅屋显然是后人依据那首诗歌的记载仿造的具有川西特点的民居了。草缮的屋顶，泥做的墙，篱笆围住的小院里，一口老井却显示出历经岁月的沧桑，这是否是杜甫一家赖以维持生命的水源呢？
我站在这样的小院里，思绪纷飞。时令正是初秋，微风过处，带来一丝凉意，这是否是当年杜甫一家栖身的地方呢？蜀地处于盆地之中，地理的位置决定了它的气候温和湿润，那么，公元761年的秋风究竟有多大，它能把杜甫辛苦搭建的草屋吹得茅草飘扬，“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诗句究竟是老先生的夸张之辞，还是他的内心愁苦的表现？确证的是，杜甫在这里的一段生活是很艰辛的，然而又算是比较稳定的，因此，他能够安下心来，写下了一生中比较集中的诗歌创作。
文人的安居乐业是文学以及一切艺术得以发展与繁荣的前提，也只有作家或诗人的思想或灵魂系着民族安危的时候，才能不媚俗，不唯上，才能写出真正基于良心基于艺术的作品。倘若一个作家失去了良知，也就失去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失去了一个作家作为作家的资格。而一个民族最辉煌的文学往往又是这个民族在心灵最受煎熬最受苦难的时候凝聚出来的最灿烂的情感结晶，也是那些文化人用最痛苦的灵魂谱写出的最富有回肠荡气之旋律的乐章，由此又折射出一个真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表现。
不看杜甫草堂，就意味着没有到过成都。草堂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成为一处文化的象征，影响之深远，意义之宏大，这在中国的名胜之中也是不多见的。
杜甫之死范文6
论文摘要：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思想是杜甫诗歌的灵魂。杜甫的爱国情怀，既包含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又是根植于“忧国忧民”之上的更进步的爱国之情，体现了诗圣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一说起唐朝，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诗”，在那个诗意的世界里，既有山水田园的恬淡适意，又有边塞诗派的浪漫雄壮，既有李白的潇洒飘逸，又有杜甫的沉郁顿挫。唐朝的诗人、诗作虽然众多，但很多都已湮灭无闻，其中杜甫的诗歌创作却如同“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①。翻阅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余首诗篇，我们读到的是诗人爱恨交加、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感，那就是杜甫诗歌的灵魂——诗人赤诚的爱国之心，深切的忧民之情。
杜甫的这份爱国情怀并不是单一的、苍白的，而是丰富的、立体的。他是从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朴素情感出发，逐步上升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厚感情，并最终将这份爱国情在报国卫家、以身许国的满腔赤诚中升华。本文就循着这样的情感脉络，从以下三个侧面进行层层解析。
一、赞美河山 忧患国运
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对祖国山河的赞美是他们表达爱国情怀的最直接的方式，杜甫也有很多描绘祖国名山大川的优美诗篇。他从20岁起，先是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饱览河山之胜。中年寄寓京华，晚年漂泊各地，足迹所至，均有诗作留存。岱峰的高耸，剑门的险峻、锦江的秀丽、三峡的奇峻，尽在笔下。
国家不仅是一个自然范畴，它还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因此，杜甫在描绘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当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时，诗人满怀自豪，热情赞颂；当国家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时，诗人又忧心忡忡，愤然痛斥。
杜甫的青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此时唐朝的国力强盛，百姓富庶，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顶峰，史称“开元盛世”。而杜甫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却能够在盛世的光环中看到重重危机，觉察到 “万方多难”的危机，唱出了一曲曲动人肺腑的悲歌，体现出诗人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最为可贵地表现出他对大厦将倾的唐朝政治的预见性”。②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四载（755），就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杜甫途经骊山，唐玄宗正携杨贵妃在华清宫吃喝享乐，杜甫心忧玄宗昏庸，大权旁落，用诗歌讽刺外戚专权的政治现实。诗人听说皇宫内的金盘宝器，都已转移到国舅家的厅堂，而更加严重的后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级和人民严重对立，唐朝已处于岌岌可危、行将倾覆的边缘。很快，安史叛军的鼙鼓也在渔阳敲响。所以千载以后重读这些诗歌，我们不能不佩服杜甫敏锐的洞察力。正是由于诗人怀着深切的爱国之情，才能及时觉察到当时社会中的各种隐患。
“安史之乱”的铁蹄不仅彻底打碎了诗人期盼天下太平的希望，也点燃了他胸中的炽热的民族意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成为诗人爱国情怀更突出的现实表现。
二、维护统一 反对分裂
纵观杜甫的一生，安史之乱对他的影响巨大，使他更加心忧国家、贴近人民。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肃宗年间边镇守将安禄山、史思明挑起的反唐叛乱，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安禄山、史思明本人及其属下绝大多数都是胡人，因此这场暴乱带有民族矛盾的性质，当时则是唐王朝平息叛乱，是维护国家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战争。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创作了很多诗歌，其中有两首很具有代表性，一首是《春望》，另一首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春望》作于安史乱军占领长安之后，杜甫困居长安，面对故都长安在战乱中凋敝、荒凉的景象，诗人抚今思昔，创作了这首千古名篇。
春 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春望》中，杜甫以沉痛的笔触批判了安史乱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痛斥了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表达了杜甫反对国家分裂和向往和平的态度。全篇忧国、伤时、念家、悲己，显示了诗人一贯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而这也正是本诗沉郁悲壮、动慨千古的内在原因。但是诗人深知，和平的取得需要付出代价，当分裂战争来临时，只有奋起反抗，才能用战争结束战争，用战争赢得和平，回归统一。
所以，杜甫又以热情洋溢的笔触地赞美了官军痛击叛军的胜利。公元763年，诗人听说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郑州和开封等地，叛军头领纷纷投降，持续多年的“安史之乱”也由此结束，在极度兴奋的心情下，诗人创作了这首七言律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在这首诗中，杜甫闻听收复失地，欣喜若狂。唐军的胜利使得分裂的国家统一，他又可以返回魂牵梦绕的家乡。这首诗也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
比较《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两首诗歌，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都写到战争的胜负。但杜甫的情绪却是截然不同的。情绪上的巨大反差源于杜甫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念。在杜甫看来，唐军是代表国家的正义之师，而安史乱军则象征了分裂国家的不义之师。唐军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乱军的胜利则会使国家分裂。心忧国家、心系天下正是杜甫爱国情怀的博大之处。
人民是杜甫诗作中始终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战乱之中，诗人与人民一同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同情悲悯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但是，面对战争诗人绝不是空作悲叹、消极避战，而是热情地赞颂和肯定了普通百姓舍生取义、以身许国的高尚行为，这种价值评判将诗人的爱国情怀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三、以身许国 报国卫家
同样是以安史之乱作为背景，乾元元年冬，郭子仪、李光弼等唐朝统帅，被叛军大败于邺城，伤亡惨重。兵员亟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大举征兵。诗人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六首诗，如同六出感人肺腑的悲剧，让我们读到人民的战争痛、爱国情，也让我们读到了杜甫对人民的关心、对国家的热爱。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石壕吏》
这些都是杜甫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③就是这样的家庭仍然是被征兵的对象。战争把曾经的美好摧毁殆尽。
对于广大人民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诗人充满了同情，但是对于毅然走上战争前线，保家卫国的将士而言，诗人心底涌现的更多的是崇敬和赞叹。舍生取义、以身许国，正是千百年来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
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
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新婚别》
这位普通的妇女用她朴素的话语说出了所有人民的心声，她鼓励自己的丈夫不要牵挂家庭，还是要为了国家的安定，努力战斗。
这组诗歌既有同情，又有歌颂。同情战乱年代经历着生离死别的人民，歌颂人民虽遭家破人亡，却积极投身报国，从容赴死的伟大精神！王嗣奭在评论这组诗时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④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思想是杜诗的灵魂。杜甫的诗歌中，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厚感情，又是根植于“忧国忧民”之上的更进步的爱国情怀。这丰富、深厚而感人的爱国情怀成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将现实主义的诗风推向了最高点。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⑤。
注释：
①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②刘明华.杜甫研究论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③仇兆鳌.杜诗详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