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作品范文1
1、青年。《房兵曹胡马诗》是唐代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诗。
2、此诗用传神之笔描绘了一匹神清骨峻、驰骋万里的“胡马”，借此期望房兵曹为国建立功业，表达了诗人刚毅勇决的性格和驰骋风云的远大理想。
3、全诗风格超迈遒劲，豪放乐观，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
4、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注家一般认为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二十九年（741年），正值杜甫漫游齐赵，飞鹰走狗，裘马清狂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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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作品范文2
[关键词]翁方纲；杜诗；“义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100 ― 02
清代是杜诗学的高潮期，崇杜、学杜、注杜、评杜的文人数不胜数，翁方纲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学注重考证，最突出的成就是提出了义理与文理合而为一的“肌理说”。翁方纲的“义理”体现了其对诗歌内容的重视，他认为杜诗继承六经，符合儒家规范的学问和思想，是对“理”最好的体现。
翁氏著有《诗附记》，《诗经》研究汉、宋兼采，考据、义理兼重。训诂多取汉学，义理、文义多取宋学。他推崇朱熹的《诗集序》，努力调和《诗序》与《诗集传》之间的冲突，翁方纲推重诗为“心之声”这一观念，肯定诗言情的一面。他曾说：“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1〕翁氏这里说的“志”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怀抱”之义，作者所抒发的怀抱表现在文字上，又要受到“理”的限制，翁方纲这里所说的“理”仍可以义理与文理两面来理解，“心之声”要符合义理之要求，而具体的写作又要受文理法度之约束，可以说他所理解的“志”并不只是强调儒家的政教功用，而是理、事、情皆具的。
翁方纲以发展的眼光从杜诗的思想内容、叙事方法来看待杜诗之正变，杜甫“师古”的文学史观中亦有追步“风雅”的自觉要求。翁方纲曾指出《诗经》中的诗篇并非一成不变。翁方纲对风雅正变的看法，其实与叶燮较相似，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说：“《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也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此后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离变也明矣。”〔2〕在政治由盛而衰的背景之下，体现于诗歌创作则会有“诗变”，要“不失其正”则体现在作品的讽谏规世的作用，这可说是“法自儒家有”在作品思想与内容方面所继承的内容，整部杜诗则始终贯彻着这一内容，体现着一种“谏诤”的姿态与“忧愤”的意识，这也正是杜甫“诗言志”之“志”的核心部分。从事物的发展历程来说，“变”本就是必然之理，所以叶燮以为诗歌之变亦是必然，正、变实为一个矛盾的整体，正中含变，变中含正，翁方纲也是以辨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之关系的。
一、变而不失其正――讽谏精神的体现
翁方纲在杜甫的《槐叶冷陶》一诗后批注：“此所谓‘每饭不忘君’者也。”〔3〕因儒者之流，用世是务，故杜甫即便在颠沛流离之即，仍念念不忘君主，就杜甫而言，他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将不忘君主的深层内涵推为不忘天下苍生。通观杜诗，儒家的忠厚缠绵之情贯穿终始，由于深厚家学的影响，尤其受先祖杜预的影响非常深，杜甫从小便有一种崇高的用世之志。杜甫少壮时唐朝还处于盛世，此期唐人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飞扬向上的气象，且人在青年时期都不免信心百倍、志气高昂，杜甫也如此，偶一受挫不会耿耿于怀。而安史之乱后，杜甫的儒家之“仁”则由自身之追求、忠君孝悌发展至“泛爱众”即爱天下百姓，至秦州以后诗，则推阔为爱万物，成都诗大力书写自然景物，此一时期他所写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无不寄寓着他深厚而深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其人忠君爱民、心怀天下融入骨髓后的自然呈现，与早年壮游时期纯粹抒发山河之爱的欣赏所不同。命运总让杜甫经受流离失所的困厄，而他不选择逃避，即便有时会发发牢骚，却始终清醒地直面现实人生，其仁者胸怀更使他在困苦中对生民怀有深挚的热爱、体贴与同情，他的忠君忧民意识体现得更坚定而缠绵。杜甫之执着正如同屈原，这种往而不返精神，已经带上了悲壮的色彩，虽悲壮，却极震撼人心。反映在诗作中，则体现出一种伟大与崇高的阳刚之美，这也是杜甫的诗之所以能“切己、切时、切事，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4〕的思想基础。
翁方纲认为杜甫的《奉先咏怀》《羌村》与《北征》互为表里，《奉先咏怀》作于天宝十四年，正值安禄山造反，诗当作于往奉先探望妻子的路途当中，所以杜甫应当还不知道安禄山反事，但诗作中已经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了。《羌村》三首虽然写的是杜甫回到家时的所见所感，但由一家之不幸可推至天下家家户户之不幸，诗中所记录的人、事都是平凡的，但作品的思想、感情都是层层推进的，诗作呈现出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杜甫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由此及彼，感情吞吐反复的深厚力量。《北征》则反映在战乱频仍的时局中，杜甫所见所感无不关系国事，忧心国事，希望己之谏诤能有补于国君，是恋君，更是为整个国家而担忧。以上三首诗都并非创作于盛时，但却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背景下诗人自己以及生民的生活现状，且作品中都流露着浓厚的忠君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单指对君主之忠心耿耿，更主要的则是心系天下之情怀以及匡扶时政的寄托与期待，可以说是“变之正”的典范。
翁方纲是肯定杜诗中诗教“温柔敦厚”、“主文谲谏”之旨的，要反映时事，却不可直指君主，不可违礼，体现在文字上要“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5〕，在表现手法上则追求不可直说，这也正是“舂容唱叹”的体现。杜甫的“三吏”“三别”作于乾元二年，自东都归华州途中，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新安吏》有杜甫的自注，故而有点兵事，翁方纲认为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为劝告、安慰私家骨肉之意，既然点兵一事不可避免，与其让孩子不情不愿地上路，还不如让他们不要担心，劝告他们战事一定会顺利，军官对士兵也很照顾，以宽慰的方法来鼓励他们，同时也是安慰自己，更期盼着孩子的安全归来。正是百姓的这种“捐躯赴国难”的自觉意识读来才更让人不忍，这样的诗作如果能被君主看到，规谏的效果应该非常大吧！
上面几首作品都是五言古诗，若按照文体的正变、尊卑观念来说，则古体尤其五古是处于正而尊之一面的，但翁方纲也并不以近体诗为卑，形式始终是为思想、情感的体现而服务的，只要“变而不失其正”，近体诗仍能作为继承“风雅之正”的语言载体。杜甫的五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当作于大历五年秋，这年冬，杜甫卒于谭岳间，旅殡岳阳，在生命的尽头，杜甫仍不免对于自己的怀才不遇难以释怀，他如实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抒发了当时的感想，而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难免有人认为杜甫在发怨，但笔者以为诗中虽有“悯”字，但并非要其亲友怜悯，当是自伤不遇，虽有着对环境的直叙，但因为叙、议、情的融合，尤其抒情的融入，在情感的表达方面仍能以含蓄蕴藉来约束。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杜甫作于深处动荡之时局、环境或在朝任职之时，作这些充满讽谏精神、忧国意识的作品还正是理所应当，那么他在成都，生活相对安逸一些的时候，仍不乏这样的作品，就更可见其人“忠厚缠绵”之情了，翁方纲在评《题桃树》诗中，以为杜甫仅仅从盛时桃树的与人共享，衰时自顾不暇而遮蔽桃树这种日常琐事，婉曲地道出今昔之别，使读者从侧面见出身处乱时人人、家家各自为计之状，可见杜甫其人之性情、品格，心眼之中正是万物一体。
二、风雅之正即史法――诗史内涵的贯彻
《风》、《雅》之正，即是史法。〔6〕这说明了翁方纲对诗法与史法之关联的肯定，史法，初指史家之书法，随着其内涵的不断扩充，则渐渐与书法、史笔相通。在会通化成之文化意识方面，宋人将“诗史”以体用来看待，其体为诗，其用为史。诗以言志咏怀，史则叙事资鉴。故其特色有二，一则充满史之反思与致用精神，一则具备史之取材与笔法。清人喜用“诗史”理论阅读杜诗，而多数人对“诗史”概念的解读即以“知人论世”为主。陈沆以“比兴”来理解“诗史”，将其视为“诗史”概念的内涵，根据张晖的梳理，“比兴”与“诗史”的关联体现在：诗歌要做到“思无邪”，不谬于圣人，即符合诗教传统；诗歌创作中为尊者讳等委婉曲折的方面。强调“情”又强调“事”。翁氏肯定杜诗为“诗史”，整部《翁批杜诗》中常见其评杜诗得《春秋》之意，具史迁笔法。在进行讨论之前，可先看几条翁方纲在《翁批杜诗》中对杜诗用史法的批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能够反思致用；二是如实记录实事而面面俱到；三是运用《史记》的叙事手法。概言之，史法内涵的贯彻仍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与创作手法方面，前两点归入思想内容的讨论，而翁方纲论诗还强调对实境的反映，对实境、实物的反映也是对生民生活现状的呈现，亦当属于史所记录的内容。
“风雅之正”所反映的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能如实展现广大生民的现实生活画卷，并能将深刻的讽谏精神内具其中。如龚鹏程作为有着深刻自省意识的宋人而言，作诗取法杜甫，很大程度上也就肯定了杜甫自身的这种自省意识，反思、自省也是对待忧患的一种态度。杜甫除了对社会重大历史时间有所记录之外，更书写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生民的生活场景，行到一处，便对一处之景、一处之风俗有所记载。同一时期的诗作当贯穿起来，才能完整地看出诗人此一时期的生活境况、思想状态，整部诗集才能完整地展现诗人的一生，呈现出诗作多样的艺术风格。翁方纲曾说，古今诗人只有杜甫的诗集可以进行编年。其意盖指诗人经历着岁月的蹉跎，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种种磨砺，其思想也是不断变化、深化的，其艺术造诣经由青年至老年，亦得以不断锤炼，最终得以形成自己的作品风格，这在所有诗人都是必经的一段路程。正如历代诸家所公认的，杜之秦州以后诗，皆为臻至化境之作。又因对诗作讽谏精神的强调，加之经世致用之目的，对反思致用的要求实已暗含其中。结合翁方纲所理解的“风雅之正”来看，“诗史”正具有《春秋》褒贬劝慰的资世之意，能够有补于君主，具反思致用的精神内核，以“一字褒贬”、“推见至隐”、毕陈时事来委婉显晦地达到劝慰、资世的作用。《春秋》在宋代最称显学，而以《春秋》书法论诗，更是宋代诗学会通化成的一项重要融通。
在书写现实政治之外，翁方纲还强调杜诗中对实景的如实刻画，陈贻{也指出杜甫的《发秦州》至《凤凰台》十二首诗及《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十二首都是其纪行诗中的佳作，之所以能获得诸家好评，很大程度上正得力于蜀中山水之奇特，在此基础上结合以杜甫之诗艺并发之以诗人的感悟，方能成之。描述现实事、物，呈现实境，杜诗常用白描的手法，读者能透过作品的细节来体会作者的心理感受。不过，翁氏以为对实景的追求是要具有时代动态感的，也不能违背“心之声”的本质。杜诗中所摄入的自然，并非山川虫鱼之摹写，亦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怀志意，而体现着整个动荡时代背景下生民的生存状态与内心呐喊。
翁方纲推崇学人之诗，他自己在创作实践中也如此贯彻，将务实考证的治学态度融入对杜诗的批评之中。翁氏拈出“杜法”，以“肌理”说进行具体的批评应用，其“理”是无所不包的，从义理之理来说，他认为杜诗根柢六经，内容涵盖万有。在文理之理方面，杜甫在不违背义理之理的层面上，极尽能事地学习前贤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诗艺上构建一座辉煌的殿堂。
〔参 考 文 献〕
〔1〕（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27.
〔2〕（清）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9）：4.
〔3〕（清）翁方纲.翁批杜诗〔M〕.台湾：里仁书局，2011：619.
〔4〕（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9.
杜甫的作品范文3
经典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含社会、文化、人生、自然和宇宙的一些重大的思想和观点；经典具有创造性，具有只有诗人自己才拥有的无法复制的独创性；经典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它总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总处于“现在时”，总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经典具有无限的可读性，经得起一读再读，经得起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的阅读，经得起若干时代的阅读，使人或惊奇或震撼或愉悦，在精神上变得深邃和成熟。
我们将要阅读的四篇文章，正是从多个方面证明了杜甫和他的作品的经典性。
黄维棵的《秋天的悲剧情调》，让我们看到杜甫《登高》的普世品性，看到它与人类、文化、人生、自然与宇宙的那种内在联系，让我们想起在《获得教养的途径》（必修一）中那段让人感奋的话：“我们越是懂得精细、深入和举一反三的阅读……相信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世界各民族的成千上万种声音都追求同一个目标，都以不同的名称呼唤着同一些神灵，怀着同一些梦想，忍受着同样的痛苦……会看见一个极其崇高的超现实的幻象，看见那由千百种矛盾的表情神奇地统一起来的人类的容颜。”
林庚的《唐代四大诗人・杜甫》则让我们在更多杜甫的作品中感受其独创性。“沉郁顿挫”“凝练而不艰深，老成而又雄浑”。之所以形成这种风格，则又在于杜甫的“老者”也就是“长者”的境界，那种老者悲悯天下的慈爱与宽厚。
吴经熊在《唐诗四季》中，则把杜甫一边放在“唐朝”的盛衰中，一边又放在与西方诗歌的对比中，得出“杜甫是我所知悉最具有基督精神的诗人”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仅要说杜甫有着基督对人“登泰山而小天下”，高度决定视野，视野拓展眼界，眼界改变人生。类的仁爱，更是说杜甫“夏季诗人”的品格：“夏季诗人被社会之不平和生活之痛苦所激怒，无暇为自己流泪。”
杜甫的作品范文4
关键词：杜甫 诗歌 情感教育
用一般的眼光去看杜甫，他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千百年来杜甫被公认为“诗圣”，决不仅仅因为他的诗写得好，还在于他的诗于诗美之外，还蕴涵着一种情美。所以梁启超不称杜甫为诗圣，而称之为“情圣”，并以《情圣杜甫》为题，说杜甫是“中国文学界笃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的确，杜甫诗歌用诚挚之笔抒写着爱国之情、人伦之情、珍爱生命之情，使人在感受着诗的魅力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教化，千百年来滋润心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亦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尽管他不曾像孔孟那样授徒讲学，亦不曾有过自成体系的教育理念，但他的诗歌字里行间渗透着教育思想，他的为人处事足以为人师表。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人情却越来越淡漠、人越来越没有信念和责任感、心性越来越浮躁的的今天，研讨杜诗的情感教育功能，品味杜诗的精华，以此涵养心性，达到孔子诗教的效果，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
杜甫对祖国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从早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报国志向，到临终“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深深惦念，杜甫用他的一生，谱写了一个赤子对祖国的拳拳之心。
安史之乱中，有的文人投敌了，有的文人消极避世，杜甫却始终关注着国家命运。尽管处境危险，他却时刻不忘祖国。宰相房琯在陈陶斜和青坂遭到惨败，杜甫得知消息后，一面对“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表示沉痛的哀悼，一面又担心仓促对敌会遭到更大的失败：“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春莫仓卒！”（《悲青坂》）诗人还关心着整个战局，恨不得有人去提醒李亨加强对芦子关的防务，《寒芦子》中他说：“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诗人写下《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感人肺腑的悲剧，亦是高亢的爱国之歌！有母亲送儿子的，有新妇送丈夫的，有老妻送老翁的，连一位“二男新战死”（《石壕吏》）的老妪也被连夜带走，一个无家可别的单身汉又再次被征召，多么可悲可悯可恨！但诗人笔下的这些主人公，在悲痛愤恨的同时，却终为坚忍的爱国精神所驱使，毅然决然走上战争的前线。《垂老别》中的老翁说：“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新婚别》中成婚才一天的新妇劝慰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这种悲壮激越、异乎寻常的爱国精神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比照着现代人的国家观念，“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一些人不想着如何建设国家，反而靠坑损国家谋取个人私利。国家耗费资材培养了众多的大学生，结果是一流的大学生一江春水向西流了（定居西方发达国家），二流的大学生孔雀东南飞了（移民澳大利亚等东南国家），只有三流大学生留在了国内，却也一心想进外资企业，时不时享受一下麦当劳，一有机会就想移民海外。
二
杜甫从小就生活在人间的温情中。他母亲离世很早，幼年时，他曾经寄养在二姑母家。在时疫流行之时，姑母总是先照看他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于是杜甫的病渐渐有了转机，而姑母儿子的病却日渐严重，最终早夭。长大后的杜甫曾经满怀深情地追忆这段往事。他在爱中成长，自然也会懂得爱、珍惜爱。杜甫对周围的人，包括妻子、儿女、弟妹、朋友和邻居，都充溢着真挚的爱。他用自己的心与笔，谱写了动人的爱情、亲情、友情之曲。
文士风流，自古而然。唐代又是个浪漫的时代，诗人的生活更是如此。金屋藏娇、青楼寻欢、买伎教舞等都被视为文人特权，而杜甫却坚决与这些时尚划清界限。唐代诗人中很少有像杜甫这样终生与原配妻子厮守而不曾移情别恋的。他在《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诗中就明确地说：“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他的夫人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两人感情深厚。杜甫半生贫困，几度辞官，四处飘荡，杨氏都与他同甘共苦。杜甫不是迂腐之人，他是一个温情的丈夫，他无法拂去对妻子的思念：“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珍惜难得的安定而有情趣的生活：“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现在一些有钱的、当官的，包二奶养小密，玩搞艳遇，读读杜诗，岂不汗颜？
对于孩子，杜甫是慈父。杜诗中提到孩子的地方特别多，赞扬他们聪明。对兄弟姐妹他也是手足情深，他在诗里一再提到的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杜甫不仅在诗里经常念及他们本人，而且还惦念他们的妻子、丈夫、孩子。读他的诗，能够强烈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如《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天下明明是同一轮明月，却偏偏要说故乡的月亮最明，但被故乡明月映照过的弟兄们却是天各一方，四处飘零，一种深深的惦念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
杜甫对朋友，感情真挚而持久。他不仅以友谊作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而且用动人的诗句为读者展示了友谊所应遵循的原则。如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互帮互助。杜甫在诗中对李白、高适、岑参等诗友的诗歌都曾给予由衷的赞美和中肯的批评。朋友之间还应经常往来，时时思念，不能因为眼前的事务而把心中的这个位置挤兑掉。杜甫写下了大量怀念朋友的诗歌，大大丰富了传统友情的内涵。尤其是他对李白友谊的挚诚，堪称后世的楷模。他和李白在前后约半年的相处时日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安史乱起，李白先被下到狱中，后又被判长期流放夜郎，杜甫对此十分关切。因久久得不到李白的确切消息，以至积思成梦，写下了《梦李白二首》：“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诗歌中的这些温馨描写，带给后世读者怎样的感动和向往！
杜甫的作品范文5
一、杜甫的儒家思想体现在思想观念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他年少便深受祖辈的儒士做派的影响，成年后的杜甫更喜欢以儒士自居。作为儒学的继承者，杜甫一直坚守着君臣有义、父子有亲、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意识及忠君思想。这从他的诗中频繁使用“朝廷”“致君”等词语中可以体现出来。在漫游齐赵时期，杜甫写下了历代传诵的《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皆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诗气象雄伟，胸襟开阔，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杜甫青年时代那种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更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最佳写照。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必然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充盈着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作支撑。杜甫这首诗极好地诠释了这一理想人格，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
二、杜甫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从政之路
《礼记・儒行》：“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恩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又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这说明儒家并不是把做官看成唯一的出路，杜甫的从政之路即是践行了儒家这一思想。从他后来的求官经历来看：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退下则干谒权贵以求荐引，荐引不成又投恩匦以献。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越走越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样屡败屡战，非考个进士不可。可见他恃才负气，自视极高，生性是很倔强的。他曾写的“纨F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正是对此种选官制度的抨击。这种性格同时也影响了杜甫后来的为官之路。儒学传统中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杜甫当然也一直未停止对仕途的追求，他曾多次痛心的违拗自己刚直的本性而屈身干谒。但诗人的从政之路是极为短暂的，杜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贫困漂泊的在野状态。然而，诗人未尝一日忘忧国。
三、杜甫的儒家思想体现在责任担当
儒家抱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与社会责任感，儒者经天纬地、大济苍生，透显出对家国天下的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济世情怀。杜甫把这种儒家理想转化为自己的实践。立身朝堂，则尽忠奉职，绝不含糊，希望在政坛上大展宏图，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他明知这种坚持可能为自己带来祸患，也在所不辞。因为“致君尧舜”的理想必然要求行动，这种行动体现在杜甫的行为中，就是犯言直谏。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也丢了。但杜甫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更坚定的拿起如椽巨笔，直指对那些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生活，国殃民的罪行切齿痛恨。他在《丽人行》中，对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披露：“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在《兵车行》中，他更把矛头直接指向唐玄宗，揭露他穷兵黩武、开边拓境行为给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甫对当政者的无比愤恨与无情揭露，都是来自儒家勇于担当的精神。
四、杜甫的儒家思想体现在忧国忧民
杜甫的儒家思想，在他的诗中表现了忧国忧民，揭露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希望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实现国盛民安的社会理想。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杜甫一生关怀着国家的命运。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杜甫的爱国之情还体现在他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精神的推崇。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五、杜甫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人伦秩序
杜甫的作品范文6
李白和杜甫历来被认为是诗的双峰——诗仙与诗圣，但杜甫从来就不吝惜对李白的喜爱和赞美。杜甫在怀念、题赠李白的诗作中，对其瑰丽的诗篇高度赞赏，称李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更为感人的是，杜甫每每在自己生活境遇艰难食不果腹之时，首先想到的是李白。最为感人的当属《春日忆李白》之名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杜甫在长安思念江东的李白，表现无限离情和不尽挂念，让人动容。更让人惊叹是杜李可以在同一题材上写出难分伯仲的千古名句，成为世代诗坛佳话。李《渡远荆门外》咏：“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旅夜书怀》叹“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昼夜互和，相映成趣，传诵千古。
杜甫让人感动，不仅因为他的诗歌。杜甫不仅对才高八斗的李白赞美关切，对有争议的诗人同样力排众议给予肯定。时人认为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诗歌有浮华之风，褒贬不一，杜甫却认为其突破了“宫体诗”影响，刚劲清新——“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提倡“转益多师”，海涵百川，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诗歌的高超技艺，而是一代文豪的胸怀和气度。
当今湖北被称为文学大省，在各个时代出现了一些在中国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但本人认为，湖北当代的作家们特别是著名作家们，特别是同一写作门类之间，历来缺少良性的沟通和善意的交流，互相激赏抬美的事向来没有，倒是互不买账相互挖坑甚至讥讽者，时有耳闻。且不论他们的文学才华能不能与杜李相比，在这一点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吧。文学创作固然有很强的个人化色彩，但作家们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应该会对文学创作本身带来裨益，对作家拓展视野丰富提高叙述能力和技艺等诸方面带来好处。而湖北作家历来陶醉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以绝对的自恋，在心灵建一个私密的花园，不让别人走近。
由此看来，《湖北作家写作家》便有了深远的意义和引领的风范，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展示出崭新的风景。
湖北作家们终于从埋头写作孤芳自赏中抬起头来，打量身边的同行，有的找出书堆中沉压了多年的作品看起来。虽然他们见面握手亲切再见，但其实对彼此的作品并不熟悉。
“我真没看过他的作品，其实写的比我想像的好得多。”一位老作家感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