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艺术精神的特性

道家艺术精神的特性

作者:施保国 俞娟 单位:嘉应学院

一代“诗哲”方东美极为重视道家的艺术精神。他认为,道家以艺术化的精神超越之路,化解了世间存在的大量相对价值及由此产生的纷争和动荡。此艺术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在经历了人间世的种种层面后,“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精神上达“寥天一”高处而与大道契合,与真宰契合,与宇宙脉动精密相连,再将“天地之大美”,宇宙中盎然生意向下流注,点化人间为艺术天地[1]124-129。方东美哲学的特色在于中西融通、体贴生命和高扬理想,以诗人眼光打量人类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所谓“吾一旦进入道家,便为道家艺术天地的雄奇瑰丽和钩深致远深深折服,觉兀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如历神奇梦幻之境”[2]218。他认为,道家的诗性智慧和艺术精神,能将人的现实生命提升或点化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领域。

一、真理、真实与“太空”胜境:道家艺术精神的指向

方东美以形象的比喻“太空”来描述道家妙不可言的胜境。摆脱一切相对价值和物质藩篱之后,人的心意迥然处于云端之上,再将此“寥天一”处人类的永恒之光投向人世间。不同于西方科学探测下的无穷宇宙观,道家从感觉器官出发,从见闻的知识里面肯定这个有限的世界,然后以艺术的才情将有限的物质系统点化成一种大公无我之境。如庄子所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此大美“破有限,入无穷”,然后在无穷空灵的境界里面纵横驰骋,这便是道家艺术精神的指向。方东美认为,从艺术才情方面看,“道家远胜过墨家,甚至于超过儒家”。[2]237道家不满现实世界林林总总的物质和欲望的困扰,认为人世间充斥悲欢离合、辛酸苦楚以及种种迷迷茫茫之情,人们为了一己私利、表象的价值及世俗的虚荣,而让真相泯灭在物质的世界中。

“芸芸众生之上下沉浮,流荡于愚昧与黠慧、妄念与真理、表象与本体之间而不能自拔,终亦永远难期更进一步,上达圆满、真理与真实之胜境”[2]218,因此,应建立一真理、真实之胜境,让圆满和真性以及生机活力自由流溢。这种胜境是一“空间世界”,是“画幅空间,诗意空间”,而不是“物理空间,建筑空间”。把有限的物理空间点化成无穷的艺术空间,展示极广的艺术才情,让自己成为精神纵横驰骋、自由翱翔的“太空人”。此空间世界不同于儒家以许多范畴来建立的“时间生灭变化的世界”,以时间之创化过程来描述人类生活的世界;不同于孔子的“变易的哲学”本体,也不同于以“皇矣上帝”为决定一切精神权力的宗教之永恒世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建立的是“永恒之哲学”境界。在此境界,古希腊柏拉图认为是“不可思议”或“穷于词”,通过逻辑和清晰的语言来表达神秘的宇宙的秘密,最终是徒劳的。

在道家的胜境中,时间是回旋的概念而不是直线的概念。在此回旋结构中,人类的生命创造精神可进行“交易”和创造[2]216,体现道家道本体的精神境界,所谓“真而又真之真实”、“玄而又玄之玄奥”、“神而又神之神奇”[2]220。这个境界即庄子所说的“寥天一”处。庄子以大鹏为喻,扶摇而上九万里,阅历宇宙各种不同高度的世界,一直向上达到宇宙的顶点“寥天一”处,在此境界,可一层层透视世间的一切光明与黑暗和奇奇怪怪的现象。人们可以得到以下的进步:一是摆脱一己的私利以公心的宽阔自由视角面世;二是穿透虚繁的表象达到对真相真理的接近;三是超越世俗琐烦的羁绊保留真性永恒的流贯倾注。

此胜境的真善之光淹没了对现实相对价值的执着,人们的自我经验或彼此交流依赖的相对价值标准淡出。战场的杀戮被偏视为英雄,以仁义为名行盗窃之实而难以追究,为“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之辩论而大动干戈等将不复存在。庄子反对那些各执一端的是非之偏,认为其疏离了“太空”境界的至善、全美和纯真。要让天地间绝对的真理、真实,走出世俗生活中真善美的局限,可以“悟”的方式跳出相对世界,达到精神逍遥;让生命精神无限扩展,以艺术精神的升腾之路来点化人间;建立大我之适。方东美推崇郭向理解的道家的“各适其性”,各种事物不分形体大小、存留时间长短、生存状态的差异,只要各适自己的“性”,便是自由的,但又明确反对这种建立在“小我”之上的小满足。为了一点小的欲望实现和私利的归己而沾沾自喜,显然不能达到“太空”胜境。因为此乃小我之适,人类建立大我之适,必须超脱此小我之适,让大我之性自由贯注,出世间却不离世间,让圆满、真实、真理之“太空”胜境,在人间出现。

二、超越、解放与“坐飞机”升迁:道家艺术精神获取的途径

道家认为,可通过超越、解放、出离,或“坐飞机”之路达到对世俗生活的艺术点化,运用无边神思,以空灵玄妙的无穷艺术点化有限物质世界的束缚,达到超越善恶之上的绝对善、超越美丑之上的绝对美。方东美认为,生活中的人们要先坐一次飞机,俯视人间,发觉平常痛苦之世界的光明面。由飞机上的高空以自由精神回光返照此世,把它美化;以自由精神纵横驰骋,回顾世界人间,才能产生种种哲学和人生艺术智慧。人们可以通过“符号的审美化”来“坐飞机”或乘发射卫星的火箭筒,来体味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的推演过程。比如用艺术的才情发为语言和符号,以之象征自然界,发现其中美的境界、美的秘密,创造一个美丽的、超越现实的艺术世界;以诗人之慧眼发为形上学之睿见,将那窒息碍人的数理空间点化,成为画家之艺术空间,作为精神驰骋、灵活自由翱翔之空灵领域。方东美极为重视艺术的才情的“点化”作用,他认为,“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或者是先秦的墨家也好,都是透过中国人共同的才情来点化宇宙,这个共同的才情是什么呢?就是艺术的才能。以艺术的才情,把有限的宇宙点化为无穷的境界”。[2]236

方东美以庄子的大鹏之喻来表达“坐飞机”升迁或解放之路,摆脱了所谓的丑陋、荒谬和黑暗,从性相差别中走出,体会无穷生意,达到精神最高处“寥天一”处。“扶摇而上九万里,负云气,背青天,俯视人间,顿觉‘云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庄子•逍遥游》)通过此“扶摇而上”之径,可“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情”,使个体与大道冥合。当然,“天地之美”离不开创造和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只有生命,其意味是甜蜜的,令人对之兴奋陶醉,如饮甘露,能在饱满的价值理想中奋然兴起,在灿烂的精神境界中毅然上进。所谓圣人、真人,就是通过艺术精神的“超越”、“解放”,感受生命律动与创造活力,体悟个体与万物一体惧化,并游无碍,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庄子•齐物论》)以双向的艺术精神点化生香活意的艺术天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圆融无碍,便是道家的一贯之道。#p#分页标题#e#

宇宙美轮美奂,人生亦是充满纯美的太和境界。方东美认为,艺术精神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天地之大美在于普遍生命的流行变化,创造不息,在于盎然生机与粲然活力。美寄予宇宙的普遍生命之中,是“生意”、“生气”、“活力”的表现。作为审美意向之集中表现的艺术,“不论它们是任何形式,都是充分的表现这种盎然生意,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3]。例如,形式上注重格律音韵的诗歌,从内容上说则是生命之律动。抑扬顿挫的音乐,亦在表现生命之旋律和丰富的生命情调。中国的艺术品,早自仰韶文化中的白陶,殷墟中的骨器玉器,到历代的青铜、陶器、雕刻等,其造型、饰纹和色彩,无不象征生命的畅然流行与盎然创意、表现生命的活动力与繁殖力。总之,各种艺术形式皆在于表现生命之美及其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4]128方东美指出,艺术表现生命,不是生命现象的刻板记录,而是“以精神染色相,浃化生命才情,而将万物点化成盎然大生机”。不同于西方将主观感觉投射于外的移情作用,此天人合一、主客合一的艺术以自然之身心投入自然怀抱,将宇宙奥妙摄入一己之灵台,既能提升超拔,又能契合天然。“体贴”即“创造”。如何达到庄子所说的对于艺术境界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情”?老子把生畜、长育、亭毒、当作妙道与玄德,周遍天地,通达众妙。其在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不断地表现出“创造性”。孔子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甚至对于韶乐是“三月不知肉味”。而“乐”与自然界一样表现出“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的“创造性”,即中和之创。庄子融通老、孔,深知其玄旨大意,故说,“与天地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地和者谓之天乐”。[5]102人与万物浑然一体,总有一股神妙的机趣贯注其中,点化万物,激励人心。方东美认为,除了“体贴”之外,还要通过“保护”生命之伟大来实现艺术精神。一切美的修养,一切美的成就,一切美的欣赏,都是人类创造的生命欲之表现。中国的广阔疆域有幽香的花,勃茂的树,蕴藏巨大的艺术纯美,我们优游其间,体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一块滋生高贵善性和发扬美感的中国领土,我们不但要从事实上、政治上、经济上,拿热血来保护,就是从艺术的良心,和审美的真情来说,也得要以死生以之,不肯让人家侵掠一丝一毫!”[5]103-104另外,以“损”或“提炼”的方式,达到价值层面的最高系统,做到超越和解放。在老子看来,超越的智慧与寻常的知识是两回事。在知识方面一定要靠累积起来,现在的知识超越过去,将来的知识超越现在。但是从哲学的智慧来看,许多累积的知识只是相对的知识。在相对知识里,断定某物是真时,从另角度说它的错误却隐藏在里面。因此取“真”的同时要去“伪”,叫做“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个“损”不是破坏,而是“提炼”一切累积起来的知识。从价值上说是相对的。“真”里面有“伪”,“善”里面有“恶”。依据向上提升的作用,进行彻底的澄清,把“真”里面的“伪”去掉,把“美”里面的“丑”去掉。然后“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提炼到最精粹的价值,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超越的价值系统。

道家之所以能“牵着”别人的鼻子,而不是沉没在现实的权势里面,走的是在现实中“开辟”的超脱、解放之路。方东美认为,道家在中国思想里面,就是保留了人格上面精神的解放同精神的尊严,这是现实力量所钳制不住的。如果受到了钳制,他可以在广大的宇宙里面开辟一个广阔的境界,而在那个地方纵横驰骋,仍然不受现实的束缚。这一点,儒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儒家在生活上面太入世,便很难作到超脱解放[2]239。方东美以西汉张良为例,来说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道家思想如何通过超脱、解放而达到精神境界的升迁的。张良以道家思想投向现实政治,其动机是借助于汉王铲除残暴的秦朝,在功成名就时适时而退,保持精神的高位性质,自己“开辟”了一条超越之路。所以他不但不被现实的权势钳制,反而能够“牵着”政治的鼻子走。而韩信因为用的是半截的道家即黄老之术,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终因不是真正道家的智慧,在现实政治中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

三、运转无穷与“同心圆”扩散:道家艺术精神的影响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至善至美的道德理想实现过程中蕴藏着湛深的艺术精神,此纯美的艺术精神是“无言相对最魂销”,然而,其广泛的影响却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道家的“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其上回向和下回向展示的艺术精神空灵瑰丽、盎然无穷,与形上哲思的玄妙绝伦,共同影响着现世界之诗歌、绘画、造型艺术的优美风格的形成,如“同心圆”一样,将运转无穷的魅力通过花样的涟漪绵延不绝。道家的艺术精神,曾激发中国无数第一流的优美作品,并为其创作灵感之源泉。如诗人陶渊明、李白等,在艺术的薰陶下,充分享受生命的盎然充满,将一己小我之知能才性,与在时间化育历程中生生不已的宇宙生命,互摄交融。这种对艺术的虔诚,最后成了一切中国文人的会通处。

“天德施生,地德成化”。道家的艺术精神亦因此一健动不息的大天地得以不断升华,建树无穷,并在宇宙的创化历程中获得了“中枢”或中心地位。其“艺术之母”的灵韵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开拓了艺术的视野。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艺术源于自然却超出自然,在对自然的模仿“形似”之外把握其主体大用“神似”,在本体“有”之上更建立一超本体“无”,化物成艺,以道家的艺术精神堪称颠峰。如中国画家可以画大为小,也可画小为大,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观点和一固定透视视角,而是产生一总透视法,透视其他相对的透视境界,“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以此超越有限的总透视点和视角来观察艺术的美妙世界,起到“润物无痕”的广袤之效。二是通过艺术精神将宇宙的生意注入到艺术作品中去[1]124-129。道家讲究“天人合一”、“物我相融”,认为人的生命与宇宙生机从根本上说是一体的。一幅绘画,一首诗词,一座雕刻,或任何艺术品,所表露的酣然生机与陶然趣机,乃是对大化流行、劲气充周的宇宙生机的一种描绘。艺术作品的使命就是在自身中展露宇宙的创造活力和生香活意,足以劲气充周,而达到运转无穷。#p#分页标题#e#

不过,这种宇宙的生命劲气,需要艺术心灵来钩深致远,充分发挥,其生命气象始能穆穆雍雍,方能如大鹏展翅,“扶摇而上九万里”,而驰情入幻、遨流太虚;如“太空人”,提神入虚,俯视万物。方东美自己亦似一同心圆。他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与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似一个同心圆。譬如,我们在纪元前12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此一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大文化景观。据方先生弟子傅佩荣所述,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早熟的”哲学家。他在38岁时(1937年)发表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公开演讲,内容涵盖了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将近20年后,亦即1956年,他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生观》。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6]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核心未改,而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最后成为体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就方先生个人来说,他的资性气质是道家,犹如一个同心圆,影响着他的学术结构,构成他的亦道亦儒亦佛的生命哲学系统。就方先生的哲学影响来说,也犹如一个同心圆。在当代港台哲学界以及海外的哲学文化界活跃的,大多是方先生的弟子或受到过方先生思想影响的学人。他们在发扬着中国哲学的精神,由点及面,由里及外,使民族的精神逐渐在全球开花结果。

四、道家艺术精神的特性

方东美说,中国艺术的通性,乃在于表现盎然的生意。道家艺术精神亦表现在展现全体宇宙的真相及普遍生命之美,主要表现为以下的特性:

首先,玄学性。科学在其实际历程中,是通过分析的原则来勾画各种自然现象的细密结构,导出最后综合的可能性;但是,玄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天人合一或广大和谐的原则来玄览一致性。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艺术家擅长于驰骋玄思,在创作中宣扬气韵生动的宇宙机趣,所以透过艺术品阐述的,正是对宇宙之美的感受,在大化流行中,将一切点化为活泼神妙的生香活意。[5]289-290道家艺术不同于只透过科学的一隅在技巧上下功夫的“工匠”们的雕虫小技,而是通过整合的心灵与创造的精神进行的神妙奇异的艺术创作,包括了哲人的玄妙神思、诗人的抒情心灵、画家的透视慧眼、雕刻家的熟练驾御,以及作曲家的创造能力,直透灵魂深处。这种玄学观是一种整体性的观点,是对人类私欲偏见的一种超脱,对精神怡然自得的一种提升。

其次,象征性。从意味来说,道家艺术充满了不同于描绘性、而接近于理想性的象征性,很难传述,所谓“无言之言”,“无声之声”,“言在此而意在彼”。道家艺术充满陶然诗意与盎然机趣,表现的是气韵生动的充沛活力,如像庄子笔下的大鹏展翅,或如“太空人”,“扶摇直上九万里”,而弛情入幻,遨游太虚,通过象征表达完美的境界;如西方歌德式的教堂,其尖端直指苍天,通过象征性充分表现无穷的超升;[5]291总体而言,道家是通过象征性来表达交光相纲,流衍互润的“大生机”世界。

再次,表现性。方东美以诗人画家苏东坡画竹一笔到顶等为例说明中国艺术家善于表现事物的生香活意。对于事物的表象并不看重,在艺术品中,真正重要的乃是由事物表象所激发的神思。“诗仙”李白的“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赠僧崖公》),正因为抓住了根本,让道家的无限超脱精神更具有表现性。在中国历代的艺术形象中,庄子的大鹏和鱼儿等故事中的形象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四,妙契人文主义精神。道家以人类精神的活跃创造为特色,将有限的体质点化为无穷的势用,透过空灵的神思而令人顿感真力弥漫,万象在旁,充满了生香活意。道家坚持,人类与自然是水乳相融、毫无间隔的,所以精神才能自由饱满,既无沾滞,更无牵拘,以盎然生机点化一切,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5]302,自能冥同万物,以爱悦之情玄览一切。方东美对于中国艺术理想、艺术精神,尤其是道家艺术精神特征的阐释,是具有较为独到的眼光的。这些特征说明了中国艺术不拘泥于形色,重意态、讲意境,更注重阐发艺术蕴含的精神意味,注重色相背后的宇宙共理,这个共理就是流贯于宇宙中的生命精神。在此,艺术成为人与人、人与宇宙间对话的媒介,生命意识也正是中国艺术家借艺术手段向世人传递出的终极信息[7]。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艺术精神的生香活意的生命传达成为了一种必然。方东美对中国艺术精神中的生命意味的强调触及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之处,不失为真知灼见,成为一家之言,这对于现代艺术思维、艺术精神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方东美认为,艺术在生活中是绝对缺少不了的,可为生活增添“面包的甜料”和灵魂的滋润。道家艺术精神,可点化现实生活,回避部分现实中的尴尬,展现生活美好。

然而不足指的是,方东美把握中国哲学精神走的是形上学的途径,“通中国哲学之道,盖亦多方矣。然余于是书则独采形上学途径,旨在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所在”[8]。他所谓的真理、真实之“太空”胜境,为艺术的指向,揭示了形上学理论的同时,对于那些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东西却避而不谈,必然缺少内容的丰富性。他对艺术精神的超越、解放、“坐飞机”之路的探索亦只在精神层面,难以在实际运用中发挥很大的效益。还有,他认为艺术精神与哲学精神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通性,走超越现实之路;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文化以道德精神为重,属伦理文化,走现实之路。之所以陷入这种思想困境,与其说是论证方法的不严密,不如说是由于客观上根本不能像他那样以艺术的眼光处理文化问题。在文化选择上,他推崇和提倡玄妙浪漫精神的文化,这样他就很难将在他的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下将中国文化真正统一起来[4]426,形成一个广大和谐的统一体。再者,这种艺术精神包罗万象,缺少分析和实证科学的成分,由研究“不在场”的方面达到对“在场”方面的指导,对人们具有很大的思想启示。然而从具体物质生活层面来说,倾向于“不在场”的哲学精神或者艺术精神,是难以触及到整个生活面的。#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