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