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菁
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学从一门自然科学逐渐上升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具有普适性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被不断地吸取到其他学科建设中，并形成了以生态学为中心的学科群，如教育生态学、媒介生态学、金融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心理生态学等。文化生态学也是其中的一种。以生态学的方法为指导研究人类文化，国内学术界目前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著作，本文拟对此作一综述。
一、关于文化生态的基本理论问题
学术界关于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开端于对文化生态概念的界定及概念所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论层面。
1．关于文化生态的涵义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首次提出，并倡导成立专门的学科，其目的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在借鉴斯图尔德的观点基础上，对文化生态的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种认识：（1）文化生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一种学说。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1］邓先瑞认为：人类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体，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与其生存空间的环境及其变化相依相伴，“文化”与“生态”早已结缘，难舍难分，探明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即是当今说的文化生态的内涵。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人类赖以生存、文化得以生成的环境，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因素，而是自然背景下经过人类长期活动而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揭示该复合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的关系是我们长期的任务。［2］（2）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随着生态学方法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及人们对文化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不仅外部的复合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有机关联，且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性同样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文化生态的概念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方李莉认为，她所指的“文化生态”，除了有斯图尔德所提到的“文化生态”这一层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3］刘春花认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是一个较自然生态更为复杂的系统。概括而言，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和内部生态秩序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部分，文化同社会其他方面相互协调，形成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文化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协调，使各种文化样式、文化板块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张力，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形成文化的内部生态秩序。文化的内部生态秩序是文化功能得以发挥和文化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根据，文化的外部生态秩序则是文化自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只有当文化的内、外部生态秩序都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时，文化才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浸润于文化中的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4］此外，孙兆刚、孙卫卫、徐建、张贞、刘力波等都从这个角度探讨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他们认为构成文化生态主要有两个规定性：一是内部存在多样的文化类型和因素；二是多样性的文化类型与因素之间，及作为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综观我国目前关于文化生态概念的论述，虽然各自的表述存在差异，但大致上可分为这两类：一种是将文化生态视为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这一种实际上是与斯图尔德“文化生态”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对其理论的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他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另一种将文化生态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即以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其基本涵义就是把人类文化本身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当然是一个类比于自然生态的系统），认为文化生态是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生态学的方法为指导，更为彻底的关照文化系统内外关系的结果，即不仅认为文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具有关联性，同时在文化系统内部之间也存在着各种有机关联，协调好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各要素的和谐共生，实现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生态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
2．关于文化生态的特征
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策略，具有鲜明的特点。王长乐认为，文化生态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1）时代性和发展性。文化生态作为人类主观行为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质量，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又由于社会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正方向的、进步性的变化，因此随着社会进步，前进的文化生态还具有发展性、进步性特征。（2）有秩性和逻辑性。文化生态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和，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但众多的文化现象不会是杂乱和无序的，而是依据一定的内在逻辑结构而有秩序地排列的。有秩性既表现为文化生态的多层次性，又表现为其多维性。但无论怎样区分，文化生态在一般情况下，其内部有强烈的逻辑性，而且这些强烈的逻辑性主要来自于社会的运动逻辑。（3）非组织性和间接作用性。文化生态的形成虽然有外在的规律性和内在的逻辑性，但这些逻辑性和规律性都是社会结构的自然作用，并非社会某个团体或机构的组织结果，其形成从表面上看带有很大的自然性。因为文化生态的形成是非组织的，并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致使其运动的目的和方向也具有含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目标不确定的文化运动，其功能往往具有多重性、利弊兼有性，其正向作用可能被负向作用抵消，或者二者相互销蚀，造成其社会作用的非直接性。（4）作用渗透性和交互作用性。文化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其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其作用的渗透性和交互性值得注意。文化生态的社会作用虽然直接作用小，但其持久性和基础性特征却使其作用大量地通过隐蔽途径渗入其他领域，对社会产生基础性的影响。［5］鲁杻元指出，文化生态的基本因素与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文化系统必然是由文化主体及其环境共同构成，而文化主体可以具体划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类型；（2）文化系统是一个各部分、各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内部又可以存在不同的等级和层面，大系统可拥有若干小系统；（3）文化系统内部同样有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这种流动具有交互、反馈、循环以及自我调节等特征，并且其自我调节能力随着系统内部文化数量的增加而增加；（4）文化系统在整体上又是运动、变化的，这些运动、变化是可感可测且在一定程度上经验可控制性的，或者说可以是优化，也可以是退化。［6］戢斗勇认为，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整体性。文化是作为系统整体而存在的，整体对内在要素具有总体的制约性。系统的整体性，是我们认识文化生态系统的前提。（2）相关性。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在关联中得以实现的，相关性是文化生态学的最基本的理念。（3）有序性。在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存在中，其内部结构也是划分不同的，具有多层次、有序的特点。（4）动态性。文化是一个动态开放型稳定的系统。系统内部整体性的稳定性都是相对的，而变动是绝对的。（5）主体性。主体性是文化生态系统所必有的特征之一，也是文化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根本区别。［7］#p#分页标题#e#
3．关于文化生态的分类及结构
文化生态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且具有多维性，用一种单一的结构和模式是难以完整地认识文化生态的立体结构，27必须从不同视角来剖析文化生态系统。对此，研究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刘进田、衣俊卿等都是较早涉及文化领域的研究的，他们虽然没有提出过文化生态的概念，但他们其实在文化的分类中，已详细探讨了各种划分方式下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性，这种研究实际已是用生态学的观点来对文化结构进行分析。刘进田认为从文化总体上看，文化大体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诸因素及其关系构成，它们相互区别，但同时又是同一整体中的三个侧面，在整体文化中是相涵相摄、相辅相成。从文化的外化和接受过程看，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从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看，文化可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虽有许多区别，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从文化在系统中的地位看，又可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具有对立的一面。但它们又是互补并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8］衣俊卿对这些划分方式都持认同态度，但他着重立足于文化哲学的角度，重点分析从两个角度对文化结构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就文化的外在的、对象化的表现形态而言，文化应当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文化作为一种稳定的生存方式的内在机制而言，文化可划分为自觉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同时，依据不同标志划分出的文化类型之间不是彼此分离、互相对立，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的内在结合的关系。［9］从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对文化生态结构进行解剖，是文化生态结构划分的基本维度，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讨。谢洪恩认为，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生态，其内在构成尽管相当复杂，但从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纵向的（历时的）建构和横向的（共时的）建构两个方面。从历时的纵向来看，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在纵向上总是处在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之中，形成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性链条。从共时的横向来看，在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为了适应其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需要，适应统治者有效管理的需要以及该社会发展、完善的需要，它必须拥有一个可在一定程度和能级上涵盖该社会生活各个方而，满足社会各个层次需求的横向网络。该文化网络所包括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居于该社会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居于该社会精神高位和智力前沿的文人文化；居于该社会最大层面和最低层次的民众文化。这些文化，一方面要受历史传承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更要受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政治生活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各种文化样式之间以及该社会与所输入的外域文化之间也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影响和制约。［10］韩振丽认为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1）文化生态的空间结构。（2）文化生态的时间结构。（3）外在生态系统和内生态系统。外在生态系统侧重考量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内在文化系统侧重考察中国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及其运行机制，看是否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11］文化生态的结构划分依据其他不同的方法及标志，还可以进行更加多样的划分。如徐建认为，从历史时间出发，可以将文化分为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从地域出发，可以将文化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洲别文化、国别文化等；从民族出发，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不同的文化。从文化的性质出发，可分为物质文化、组织文化、精神文化。从以是否进行商业经营，可把文化分为事业型文化和产业型文化。从文化的载体的不同，有人将文化分为视觉文化、听觉文化、触觉文化；从文化的受众人群出发，可以把文化分为老年文化、青年文化，女性文化，校园文化等。从文化中折射的话语内涵不同，可以将一个国家的文化划分为以政治话语为基调的主导文化；以人文话语为基调的精英文化；以世俗话语为基调的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生态关联性。其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生态关联性最强。［12］从研究的总量上看，对文化生态结构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者并存的格局的研究为数较多。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们认为这三种文化形态已各有其相对稳定的“文化领地”，并在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其他一些文化形态，如民间文化等，虽也不乏存在，但由于其本身的芜杂，凝聚不成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不足以构成文化结构的一级。如张贞、鈡淑洁、孙卫卫等都是从这个角度对文化生态的结构进行探讨。他们认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构成了当前我国文化生态的整体格局，而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总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文化生态结构是多维的。但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生态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不同的划分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印证的。同时，在任一种划分方式下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也是互为交叉且相互转化的。
4．关于文化生态的功能和作用
文化生态作为一种系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对人们的生活、心态、风俗等有着重要的影响。王长乐认为文化生态具有：（1）表现功能———文化生态虽然只是间接地对社会产生影响，但还是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制度的文明、进步程度和水平。（2）评价功能———文化生态对社会制度、国民素质、民族传统的表现并不是复原或简单的表现，而是评价性表现。（3）唤醒功能———文化生态状态的良与不良，表现为涉及全体公众的社会活动和公众利益时是否讲社会公理，人民对社会现状是否满意，从而显示社会的思想基础是否稳定。（4）褒奖和谴责功能———文化生态的价值性倾向，反映了公众的愿望和需要，显示了人心向背，也显示了公众对社会制度、社会现状、国家领导集团的满意程度。［13］黄云霞认为，一个处于良性循环发展中的文化生态系统将产生一种内在的文化自律，这种自律一方面规范着既有文化因素的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着整体生态系统中恶性因素的产生与蔓延，由此也使艺术的生命得以向未来延伸。［14］乔艺认为，文化生态建设的目的是维护文化物种的多样统一，实现文化生态的总体平衡。［15］戢斗勇认为研究文化生态，其目的在于使文化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优化，文化的资源与环境合理配置，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以改善，文化的系统功能能得到有效实现。［16］徐建认为，构建良好的文化生态，必将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壮大，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动荡；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使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门类、文化形态各展所长、共同进步；有利于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胸怀气度，充分认识并正确对待各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中的丰富性、差异性、兼容性和互补性，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差异，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引导人们处理好社会矛盾和精神文化差异，促进不同文化在相互借鉴和竞争中和谐有序地持续发展。［17］概言之，国内学者基本认为，构建文化生态的目标和归宿就是要实现文化生态的平衡，达到文化和谐，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保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持。#p#分页标题#e#
二、关于文化生态失衡问题
当前，由于中国文化生态在种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发生了剧变，出现了文化生态失衡的状况，对此，研究者们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刘力波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生态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世界历史”的形成客观上从空间维度破坏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机制。（2）社会转型的被迫开启从时间维度上割裂了中国文化传承与变迁的脉络。（3）西方列强的全方位挑战抑制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全面发展。［18］孙兆刚认为，当前文化生态系统存在失衡现象，表现为：（1）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由于科技文化而产生的工业文明使交通发达、信息畅通，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模仿西方国家发展模式而使大量地方性、区域性文化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2）文化垃圾污染后果严重。［19］李承贵认为，当今文化建设中反生态现象有：（1）文化价值污染。所谓文化价值污染，就是指在文化建设中贯注了一种消极的指导性价值，使文化受到污染。（2）文化解读污染。由于执行文化解读的是具有主观性的人，有可能使文化解读成为一种背离文本的误读，这种误读非但是对被解读文化的污染，亦是对文化接受者或消费者的污染，这就叫文化解读污染。（3）文化行为污染。由于文化行为的主体是具有主观意志的人，且文化行为大多数属于文化生活层面，以及文化行为本身具有的随意性、游离性、非规范性等特征，从而在文化建设中造成负面影响，形成文化行为污染。［20］戢斗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当前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1）文化压抑。文化压抑是指不适宜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恶劣环境。（2）文化污染。不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存在并对健康文化发生的负面影响称为“文化污染”，它涵盖了精神文化产品的各个层面。（3）文化入侵。在文化生态方面，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化入侵，特别是当今的世界正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认同与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色的保护同样重要，文化入侵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1］韩振丽认为，当前我国文化生态存在的文化失衡主要表现为：（1）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2）文化安全问题凸显；（3）文化垃圾污染后果严重。［22］徐建着重分析了文化生态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内存在的矛盾有：（1）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冲突；（2）主导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冲突；（3）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冲突。［23］孙卫卫认为，当今文化生态失衡依然严重。在文化分制格局中，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地位并不对等，远没有形成真正的鼎足之势，其中最突出的仍是大众文化的强盛和精英文化的弱小，工具价值甚嚣尘上，人文理性缺席退隐。［24］从总体上看，研究者们认为当前文化生态失衡主要存在两个方面：文化生态内部之间各要素关系的失衡及作为整体的文化生态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失衡，其原因主要来自于社会转型、外来文化的冲击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三、关于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发展
国内学者认识到了和谐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文化生态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严重恶果，建议实施文化生态保护，保证文化生态良性发展，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当前，国内学者从协调文化内部关系方面探讨文化生态构建的较多。如梁渭雄等认为，培育良好文化生态，发展先进文化，必须认识和处理好以下一些问题。首先是一元主导与多元、多样并存的关系问题。要在坚持一元主导的原则下，容许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其次，要认识和处理好文化的兼容与斗争的关系。再次，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还必须认真创设一些条件和采取一些措施，从物质上、制度上创设条件和获得支撑。［25］刘建祥等提出，保护与发展文化生态必须培育多元文化生态；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适应全球化趋势，吸收各种文化的精髓；扶持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弘扬主旋律；加强文化创新，促进先进文化良性发展。［26］李承贵认为当今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缺乏生态意识所致。应当在文化建设中贯注生命原则、整体性原则、净化原则、自然更新原则等。［27］孙兆刚以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演化，并从系统的演化得出启示，认为：我们要在不断寻求先进的思想文化、推动文化生态系统变异的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28］鈡淑洁认为构建保护和发展文化生态，应以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文化，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以大众文化滋养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文化生态的健康互动。［29］孙卫卫认为，由于大众文化事实上的强势地位，因此发展优秀、开放、富有活力的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平衡中国未来文化的关键所在。［30］张贞认为应从“日常生活”内部入手进行精神建设，使各种文化形态都能更贴近民众，同时又对日常生活进行升华，无疑是构建中国当代和谐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31］众多学者从文化内部关系的协调探讨文化生态的建构，主要是因为文化生态发展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运动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依据。
同时，面对当前文化传播方式正发生着质的飞跃，一些学者着重从文化媒介方面探讨了文化生态的构建。如李红春认为，大众传媒是我国目前文化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因素。只要引导合理，改进有力，大众传媒一定会在未来文化生态的建设中释放出更大的能量。第一，更新传媒理念，创造“大众趣味”。第二，重视议题设置，引导大众舆论。第三，锻造传媒批评，加强文化自律。此外，大众传媒本身也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需要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支撑，只有在法律上得到有力的维护，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自由，大众传媒才能实现更好的转变，成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中流砥柱。［32］此外，一些学者从文化主体建设方面探讨了文化生态的构建。徐铜柱认为，政府作为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应当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政府的文化生态责任，以确保政府文化生态责任的具体落实。（1）提高行政人员的文化责任意识，增强责任感。（2）健全政府内部责任监控机制，发挥政府自律优势。（3）完善政府外部责任监控体系，强化他律的监督效果。（4）建立政府责任问责机制，增强制度的约束力。［33］杨晓刚认为，实施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发展，（1）要树立新型的文化发展观。（2）努力建设和谐文化。（3）不断提高党委政府建设和管理文化的能力。［34］#p#分页标题#e#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对文化生态进行系统构建。徐学福提出，着力营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不是自发形成和听凭自然的，而是受人们意识、目的、热情和实践过后控制和驱使的，因此造就先进文化协同运动并向生态系统发展之势，关键是要发挥先进文化建设的领导、组织、管理等系统调控功能。重点抓好如下六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在文化体制上，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应由政府统一领导、组织、规划，具体的文化创作工程，政府不必过多干预，应让其根据文化规律自行发展。其二，在文化政策上，除了确保“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外，还要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实施措施，并保持相对的长期稳定。其三，在文化立法上，要把文化建设纳入一定的法制轨道，形成有序的运作。只有把方针政策引导与法律调控手段结合起来，才有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其四，在文化市场上，既要认识文化产品的一般商品共性，也要认识文化事业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实施政策性、法规性、经济性等多种调控手段。其五，在文化组织上，要建立和完善一定的组织机构，形成一个科学的管理系统。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和研究会、学会、协会的作用，有的文化产品可以以企业的形式进行组织。其六，在文化队伍上，一是要建立一支卓越的文化艺术人才队伍，二是要建立一支优良的管理人才队伍，同时还要扶持业余文化工作队伍。总之，只有对先进文化进行合理的生态系统构建，先进文化才能在社会有机系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5］沈建良认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文化因素都对文化生态有着独立的贡献，注重文化系统中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的协调、配合，文化发展才能处以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中。从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看，文化资源构成了文化链的基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则是文化链的两个重要渠道，文化外交是连接内外系统的重要一环，只有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因素以实现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36］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由上可见，许多学者不仅从学理上探讨了文化生态的内涵，认识到社会进步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同时也关注到文化生态的失衡给社会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文化生态建设的各种有效途径等。但是，国内对文化生态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且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学理的探讨上，较少运用到解决社会实践中，以解决实际问题。要进一步深化文化生态研究，我们认为：
（1）明确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定位。文化生态概念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以来，得到了极为丰富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生态”概念的运用呈现出富有弹性而过于宽泛的特点。为进一步深化文化生态研究，应当首先明确文化生态学的概念，纠正在其概念上的一些偏误。要将文化本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突破传统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局限性，即仅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文化生态学。不仅要探讨文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这是文化生态发展的内在根本依据。
（2）深化文化生态结构分析。文化生态的结构是文化生态分析的重要方面，因为只有从多个角度出发，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的存在。但当前对于文化生态结构的分析，大量研究者着重探讨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个维度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研究当然很有现实意义，但显然不够深入全面，而对于其他一些重要文化结构形式划分的探讨还远远不够，如：以文化的外化形式划分出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之间；以文化的性质及地位划分出的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之间；以文化感性与理性关系划分出的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之间，等等。
（3）拓展文化生态建设途径的研究。从总体上说，由于文化生态是个较为新兴的研究课题，研究者们对文化生态的探讨还较为集中在对文化生态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当前文化生态所面临的问题上，对于如何构建文化生态的探讨仅仅是刚刚起步，且主要是从协调文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出发，而文化生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它的构建应当从更为系统的角度出发。文化主体是文化生态构建的实施者，对文化生态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从文化主体对文化生态建设的作用研究文化生态的建构较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技术对文化生态建构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从媒介手段的方面来说，从这方面探讨文化生态的建设也尚未深入，此外，一些对文化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设途径也还未展开有效的研究，如制度文化建设、心理文化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