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侯元兆 杜士才 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重庆市林业局
2012年里约会议(里约+20)将向绿色发展转轨
人类将再开一次可持续发展会议，这就是正在筹备的2012年6月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这次里约会议被认为是地球留给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8］，将有至少120位国家元首和5万人参加，目前各国正在加紧筹备，包括我国。联合国环境署已经公布一些核心文件，主要有《绿色经济报告》(GER)和《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等。《绿色经济报告》还专门提出一个森林专题报告，即《森林篇———投资自然资本》［9］。所有这些文件都提出和阐述了绿色发展的概念，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在效益、脱贫和就业等方面的比较，以及转轨到绿色发展的条件和举措等。现在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新的里约会议必须引导世界进行真正的改变，引导迄今为止的经济基础转向可更新自然资源;引导迄今为止的生产、贸易和消费走上绿色模式;还必须重新定义那些200多年来一直支撑黑色经济或褐色经济模式的经济学概念，包括对价值观、GDP驱动、财富、福利、安全等概念的重新定义［3］。有些国家已经抓住了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开始致力于把国家经济调整到绿色轨道上。例如，韩国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中有81%的资金属于绿色投资。不丹已经抛弃了GDP，改用“国民幸福总值”(GNH)。法国总统建立了一个科研团队，正在为发展制定新的国民经济指标体系。德国已经有效地提供了可再生能源就业机会。英国的沃金市已经建成了一个由太阳能、风能、水力、生物能和天然气等组成的本地自供清洁电力系统。我国的重庆也在推动绿色发展，“森林重庆”的提出远超出绿化造林的意义，体现了重建山区森林财富和城市森林环境的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的内涵
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同年11月在北京了《绿色经济报告》。这些报告提出了更明智的对自然资本进行管理的路线图，描绘了未来世界创造财富的方式，即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报告还建议每年将全球GDP的2%用于“绿化”10个核心经济部门。绿色发展把传统发展的失误定义为“资本误置”，即过多地投资于那些把自然资源转变为工业资产的领域，而忽视了对自然资产的投资。绿色发展观点认为，只有对自然资本投资才能使发展得以持续，仅靠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绿色发展还是一个真正的脱贫机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有助于社会公平。绿色经济的本质就是低碳经济。转轨到绿色发展模式的条件是:1)动员国家力量，形成国家意志(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力度还不够);2)制定“绿色发展规划”，引导社会投资，用政策推动转轨;3)科研重点转向开发绿色技术;4)发挥本国优势，确立发展重点;5)要有巨额资金投入，为此必须创新融资机制。几千年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总是把天赋的森林改造为耕地或用以采伐商品木材，传统的发展始终就是这样天经地义地牺牲各种天赋资源以追求金钱或人造财富。传统的财富概念认为金钱和人造资产是财富，却始终不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财富的视野。
按照传统财富的概念，从森林里砍伐出来的木材是财富，但森林生态系统不是，生态系统服务更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耗损与环境破坏均源自这一片面的财富观。绿色发展下的财富概念不仅指金钱、商品或工业资产，更是把自然资源视为财富。由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由最初的研究通过工业和贸易获取财富，发展到研究商品生产和贸易行为本身，最终完全忽略了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本身的关注，引导社会走入了掏空发展基础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现在，很多专家正在回归到经济学对于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基本认识就是，自然资源本身也是财富，投资于自然资本，在若干年后将获得高于投资人造资产的收益。不难理解，如果人们能像追求传统财富那样追求自然资产，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就不会出现无米之炊了。可惜，迄今为止，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政策体系、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仍然是以消耗自然资源、建设人造资产为导向的。较之于现行的投入、技术、教育等，人类培育自然财富的能力建设仍处于边缘状态，更别说成为主流和核心了。传统福利的定义是指收入、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以及社会保障公民健康和幸福的各种举措。传统的经济增长遗漏了福利的非“财富”因素，正如我国的“在滋生癌症的环境里点钞票”的说法。为了纠正这种步入歧途的发展，不丹国王发明了“幸福指数”，联合国开发署发明了“人类发展指数”。这些指标都完善了福利的内涵。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将福利定义为“生态系统是人类福利的基础”。
MA指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终要依靠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传统的健康福利概念，是追求一个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按照这个概念，不能排除这样一个悖论:社会一方面把国民置于一个越来越损害健康的环境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建设越来越多的医院来医治他们。而健康福利的新概念是从医学模式转向生态系统途径，这颠覆了传统的健康福利观。森林环境是人类进化的源环境，人类离开森林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即使在现代社会，森林产生的氧气、负离子、萜烯类物质、清洁的水资源、清新的空气以及宜居的环境温度等，仍然都不是现代技术所能替代的。因而重新定义福利，就是主张森林回归，人类要重建森林环境。仅凭现有的科学依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环境越是应当森林化。环境的森林化和财富的绿色化是一体的。国家安全不仅是国防，也包括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木材安全、山区安全、社会安定等非传统领域，以及有军事用途的自然资源和产品的供应。主席指出［16］:“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现代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资源，稀缺资源可能成为战争的起因。储备资源早就是西方国家构筑安全的重要思维。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都与自然生态系统有关［5，17］。如果我们在国土上重建了优质森林生态大系统，就可以规避很多生态灾难、能源危机、木材危机，构筑起山区生产与生活的安定环境，而且有益于社会和谐。有了稳定的内部安全，国防安全就会具有更强大的保障，这个辩证关系可溯源至自然生态系统。绿色财富、绿色福利和绿色安全，都是一体的。#p#分页标题#e#
绿色发展应以超常规机制投资自然资本
20世纪60—80年代，发达国家国土整治的概念很流行，后来他们完成国土整治规划后就不再讲了，遗憾的是我国没有完成国土整治，但也跟着不提这件事了。其实，国土整治是一个很好的自然资产建设导向。80年者曾见到过一个法国智库呈交给总统的一份专题报告，主题是“让成千上万亿吨的淡水白白流入大海是国民经济的最大浪费”，所以法国主张把陆地淡水资源充分利用后再排入海洋。国土整治包含很多领域，例如国土优质森林培育、永久性水利建设、山地安全治理、盐碱地治理、高产牧场建设、基本农田建设、海洋环境和海洋产业建设以及自然保护等。在发达国家，各种国土整治工程已经于上个世纪完成。但我们连水患治理和水利建设还没有完成!结合国土整治，把各种生态系统当成资产来建设，这就是绿色发展。以森林为例，一个国家，森林占有一定的国土面积，但总要当作资产、当作财富，获得经济产出才行。几个北欧国家的实践证明，森林资产不是边缘性的，而可以是基础性的。2011年主席参观过奥地利的一个牧场，那个牧场已经经营了200年，但是草场越来越肥沃，可持续发展没有问题，而我们的草场，放牧几年就沙化了。还有我们的近海、湖泊和江河，几乎已经无鱼可捕。而吉林省的查干湖，60年来每年冬捕，一网总能捞出十几万公斤。这就是对可更新自然资产投资的绿色发展。通过以绿色发展为内涵的国土建设创造财富，还具有公平性，因为它由千军万马参与。不像华尔街金融资产的高智商运作、上市公司的“钱生钱”，这类经济行为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过“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材木不可胜用，王道之始也。”重温孟子的强国富民之道，就是培育林、农、牧、渔等可再生自然资产。
寻求绿色发展下森林的新定位
绿色发展即将推开。站在这一历史高度寻找森林的新定位，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在绿色发展下，森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基本财富、基本福利和基本安全。联合国为“里约+20”会议准备的《绿色发展森林篇———投资自然资本》中的第1句话也是这样为森林定位的:“森林维持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支持人们的生计，是绿色经济的基础。”让我们看一下中国森林财富的潜在效率和规模:1)哈尔滨市林业局丹青河林场等3个林场的森林经营示范。经过12年经营，森林蓄积由70～80m3/hm2增加到130.8m3/hm2，超过了114m3/hm2的世界平均水平;立木年生长量由2.3m3/hm2提高到6.2m3/hm2。以此推算，对东北林区约0.367亿hm2(5.5亿亩)退化次生林开展经营后每年可新增立木蓄积1.5亿m3，新增价值至少1500亿～3000亿元。2)次生林和退化地。我国热带有0.1亿hm2(1.5亿亩)这类土地，用25～30年就会形成40亿～60亿m3的立木蓄积，价值达4万亿～8万亿元。如果对全国0.8亿hm2(12亿亩)次生林加以经营，一年可新增蓄积3.12亿m3，新增价值至少3120亿元。3)南方桉树。多年以来，种植桉树每年可以获得约7500元/hm2的纯收益，而原来的荒山没有产出。4)全国的森林经营。若提升全国的森林质量，用30～40年的时间，可以建起立木资产总价值约为160万亿元的财富，可以变成640万亿元的原材料财富和2400万亿元的半成品财富，年度产生的财富也有60万亿元。这就是森林的财富潜力。目前，我国全国立木资产总价值约6万亿元，平均3000元/hm2，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迄今，我国有2.87亿hm2(43亿亩)林业用地的利用率和资源效率都很低，放眼绿色发展，我们还远未发挥森林的财富功能。如果我们能较好地经营森林财富，也就拥有了较好的福利和可靠的生态安全。只要拥有了丰富的、可持续的立木储备，国家就可以兴起一个以森林生物质为原材料的发达的工业体系，包括电态、气态和液态的能源以及新材料、纺织等工业，由此可以化解能源危机和木材短缺，并改善山区安全和社会安定。庞大的森林生态系统还可以吸收经济发展产生的碳排放。用森林铸就绿色社会的运行基础是有根据的。
主席在2011年(北京)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强调，中国要把林业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完善林业政策，增加资金投入，加大资源培育力度，提升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19］。同年11月在美国夏威夷APEC首脑会议上，主席又强调，要深化亚太地区绿色增长合作，称绿色增长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增长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指出应加强亚太地区森林可持续恢复和管理［20］。但是，国内还鲜见从绿色发展的高度来解读胡主席的讲话，2012年2月11日罗富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讲话精神的低视角理解，反映了我们还没有挣脱传统发展思维的泥潭。60年来，我们一向认为森林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这个定位有历史作用。但在转向以森林等可更新自然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仍然坚持森林三效益的定位，会贬低森林的作用。对一种自然资源，认为它有经济效益，与认为它是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是两个高度、两个力度。一个是软定位，摆在中心和摆在边缘都行;一个是硬定位，是任何其他的发展都必须要建立其上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对讲话的解读。为适应绿色发展的理念，我们应当确立这样的森林新定位、森林新价值观:森林是基础的国民财富，森林是基础的国民福利，森林是基础的国民安全，森林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可能有人会说，将森林界定为未来绿色经济的基础言过其实，因为很多地方没有森林。这样说，并不等于说全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要以森林经济为主体。有的地区草原占优势，无疑就要以草原经济为主体;有的地区水体占优势，那就要以淡水经济或海洋经济为主体。这里定义的绿色经济基础，并不排斥其他的可再生资源经济。再说，一个动态稳定的全国森林大系统，也是农业、淡水、畜牧等自然资源发展的保障。
绿色发展下的我国森林发展新体制探讨
绿色发展下的森林发展不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基础问题和战略问题。从现在开始，我国的森林发展应更新理念、重新定位，并建立相应的机构，设计相应的投资机制和政策体系。1)应从绿色发展的高度理解主席讲话，要树立通过森林创造财富、创造福利、保障安全和发展绿色GDP的理念，确立建设一个优质的全国动态稳定的森林生态大系统的目标，以此创新发展模式。尽管节约或循环利用不可更新资源可以延长发展终结的到来，但终究会出现油枯灯灭的那一天，只有下决心把发展转轨到可更新资源基础上，才是名副其实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谁早一天转轨，就会早一天强盛。2)在现有林业主管部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绿色发展框架下的森林主管部门，一个职能高于国家林业局的全国森林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使其有能力举全国之力致力于森林发展。也可以把“全国绿化委员会”实体化，变为“国家森林发展委员会”。不管国外有没有这样做，为了创新绿色发展，我国可以带头尝试。3)在一个时期内，建议国家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投资森林发展，如每年6000亿元(大约占GDP的3%)，当然也要确定这些投资能达到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重庆市已经确立了公共财政的绿色投资方向，并创新了一系列的融资机制，全国还有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积极性。现在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予以规划、整合与推动。4)现行的林业观念、林业体制、管理机制和政策体系，都不再适应绿色发展，甚至在传统发展机制下也是不适应的。现在面临着一个扬弃旧政策体系、构建一个森林富国政策框架的历史使命。这里，仅指出现行政策体系中的几个问题。#p#分页标题#e#
森林分类经营方案缺失了森林财富之魂。现行的森林分类经营方案，是一个既不符合旧财富观，更不符合新财富观的方案。把森林划分为2类，造成生态公益林面积过大。因生态公益林的属性要求限制经营和生产，这必然导致大面积森林资源的非财富化、低价值化，甚至排斥经营。这样的分类方案违背了最基本的林学原理，无视森林经济和生态功能存于一体的客观事实。实践上，生态公益林由于缺失了经营，有些已经逆向演替。例如，海南的67万hm2天然次生林已有60%～70%被薇甘菊和金钟藤吞噬，这些绞杀植物正在南方各省林区快速蔓延。河北塞罕坝有林地面积7.24万hm2，划出的防护林和特用林占58.5%。由于不经批准不能进行抚育性采伐，这些林分已经退化，林木的寿命缩减，每年的生产收入抵消不过防火投入。这样的森林管理，如何为社会创造财富、福利和安全?天然林保护政策走了极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国家和地方封存了很多天然林和人工林。例如，江西某江河源区对覆盖源区79%的山林基本上是“一封了之”，还导致了一些生态问题。退化的天然次生林一般都由萌蘖、杂灌组成，很少有可以成长为优质用材的树种。这样的生态系统，如果封存不动，其自然演替的前景只有2个:一是通过演替走向顶级群落。但这个过程需要200～300年，期间生态功能不高，木材价值很小。二是森林生态系统在自然演替过程中很容易因外因而突然发生逆向演替。这是由于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在自然演替中有一个很长的脆弱期，如同人类的婴儿期、幼年期，必须管理。尽管不排除这一政策有积极的成效，但有争议的分类经营政策加上走极端的天然林保护政策，导致我国林业建设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事实上，除了小面积的核心保护区和生态特别敏感地段外，对于大面积森林资源应开展近自然经营，逐步减少“贬值资源”，扶持“增值资源”，使森林走向繁荣。国家森林资源没有明确的主体。多功能森林的本质特点就是通过“模仿自然、加速发育”的手段，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永续的基础上，科学利用自然力，可持续地产生社会所需要的优质立木和多种生态服务。近自然的森林具有自育功能，生态系统比较稳定，应当成为国家森林生态大系统的主体部分。而与之相对应的，一方面是专门用于自然保护的保护区，另一方面是专门用于生产林产品的商品林。
这两者构成了国家森林生态大系统的两翼，主体是中间的多功能森林，我们称之为森林分类经营的“飞机模型”。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的森林资源建设只有翅膀，没有机身。多年以来，我国同样也缺失了对于多功能森林经营技术的研究和政策体系的建设。退化次生林经营长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我国1.75亿hm2的森林资源中，有次生林0.8亿hm2。培育我国雄厚的森林财富的一个重点应当是这些次生林。由次生林(或残次林、退化林地)到次生顶级群落，一般需要200多年。这样的次生林，一两代人都不会受益，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个进程缩短为30～50年，这就创造了森林财富。可惜的是，有些次生林被改造成了速生丰产林，有些被转变为果园，客观上进一步压缩了多功能森林的发展空间。人工林发展长期在误区里徘徊。在我国人工造林中，有几个观念是错误的:一是改天然林为人工林，甚至前年还出现过把东北天然商品林改造为杨树林的言论;二是造林追求人工化和齐整化;三是忽视乡土树种;四是排除利用自然力。这4个误区导致我国的人工林发展长期在大数量、低效益的误区里徘徊。工业原料林和经济林长期广种薄收。工业原料林追求利用有限的土地生产工业原材料。以我国目前的桉树工业原料林为例，年立木生长量只有10～15m3/hm2，仅及国际水平的1/2～1/3。较长时期以来，我国营造工业原料林多是在破坏了天然植被以后再以低产技术营造低产林分。经济林的发展也有同样的问题，大部分果园都是在破坏了天然植被的山地上发展起来的。“以钢代木”、“以塑代木”的短视政策长期误导发展。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森林资源的破坏是木材利用所致，其实正相反，恰恰是木材利用才可有力地刺激森林发展。而“以钢代木”、“以塑代木”政策，弱化了“育林—木工”产业链，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发展。这个政策本质上是鼓励用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可再生资源，鼓励碳排放，限制碳吸收，鼓励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发展，从而约束了绿色经济的成长。按照孟子的思想，培育林、农、牧、渔等可再生自然资产乃“王道之始也”。如果奋斗30年，在国土上建成一个丰厚、多产的森林财富层，我们就能强国、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