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中的绅士范文1
2.狐狸绅士跑过来,向猪九戒大王打小报告,说许多大臣对大王不服气。
3.一会儿,狐狸绅士带来了狮子、花豹、老虎、鳄(è)鱼……猪九戒大王看到这些大个子大臣,心里有点害怕。
4.狐狸绅士作为大王的特使,与狮子、花豹、老虎和鳄鱼大臣进行谈判。
5.谈完后,狐狸绅士匆匆跑进宫殿(diàn),向大王汇报谈判内容。
6.猪九戒大王吓得腿都软了,瘫坐在太师椅上,十分后悔没跟猪八戒前辈(bèi)学功夫。
7.狐狸绅士以为大王中计了,心里暗喜。没想到大王却忽然睁大眼睛,说:“我要练本领!”
8.狐狸绅士一听就急了,想打消猪九戒大王练本领的念头。
9.狐狸绅士见猪九戒大王没有中计,就威胁(wēi xié)他。
10.猪九戒大王发现狐狸绅士是个坏家伙,就想了一个好主意来对付他。
11.狐狸绅士一走进大王的衣帽间,衣帽间的门就被关上了。
12.狐狸绅士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败在老实的猪九戒大王手下。
13.猪九戒大王开始练本领了。他抱住一块大石头,试举了好几回,石头纹丝不动,他却累得大汗淋漓(lín lí)。
14.猪九戒大王躺在大树下休息。没多久,他进入了梦乡,见到了威名远扬的老前辈猪八戒先生……
15.猪八戒前辈掌心发出一道耀眼的金光,射在猪九戒大王身上。
16.猪九戒大王顿时觉得浑身有劲,他一使劲就把身旁的大树连根拔起,把前来比武的狮子和老虎吓得屁滚尿流。
17.猪九戒大王神气极了。
18. 突然,猪九戒大王的王冠被一阵大风吹走了!
19.猪九戒大王从梦中惊醒过来。森林里真的刮风了,他的王冠被住在树上的大尾巴松鼠捡到了。
20.猪九戒大王命令大尾巴松鼠把王冠还给他。
21.大尾巴松鼠要与猪九戒大王比赛。猪九戒大王对他不屑一顾。
22.大尾巴松鼠从树上跳下来,猪九戒大王吹了半天的气,也吹不倒他。
23.大尾巴松鼠把尾巴伸到猪九戒大王的胳肢窝下挠(náo)痒痒,猪九戒大王痒得难以招架,倒在地上求饶(ráo)。
森林中的绅士范文2
[关键词]大卫・里恩；电影；人物形象；人性光辉；矛盾性
一、引言
作为文艺作品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人物形象塑造在小说创作和电影创作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大家的代表性作品，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无疑是其中最为醒目的亮点之一。在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著作中，他曾经将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所谓扁平人物是指性格比较单一，缺少矛盾和变化的人物形象；而圆形人物则是指性格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文艺批评界所推崇的是圆形人物，认为扁平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且缺乏真实感。但事实上，随着文艺批评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多元化发展，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不再具有“天差地别”，而是各有所长地存在于文艺作品之中。在电影创作中，导演往往在既定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将自己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融入拍摄过程中，这使许多导演在不同人物形象塑造中均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就英国著名导演大卫・里恩的电影而言，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大有不同，男性形象大都偏重于单一人格的塑造，而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则更趋向于展现其性格中的矛盾性，也就是说，扁平的男性形象和圆形的女性形象就是大卫・里恩在电影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一大特征。本文将在充分关注大卫・里恩其人其作的基础上，从展现人性光辉的男性形象和凸显人性矛盾的女性形象两方面入手，以其《雾都孤儿》《远大前程》《相见恨晚》《深情的朋友》等代表性影片为例，解读大卫・里恩电影中的类型化人物形象。
二、大卫・里恩及其电影创作
被英国电影学会主办的杂志《视与听》评价为“史上第九大导演”的大卫・里恩是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导演之一。这位泰斗级的导演于20世纪初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之中，自幼有轻微读写障碍的他学习成绩很不理想，无奈之下父母将其送入教会学校学习，其问，大卫・里恩获得了与电影“亲密接触”的机会，经常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的大卫・里恩开始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岁时，大卫・里恩进入英国的高蒙电影公司工作，在经历了打杂、剪辑影片、出演电影后，1942年，几近不惑之年的大卫・里恩终于执导拍摄了其第一部影片《与祖国同在》并至此正式踏上电影导演之途，随后拍摄了《相见恨晚》《雾都孤儿》《艳阳天》《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印度之行》等16部影片。其中许多影片均成为英国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大卫・里恩所执导的影片曾被奥斯卡金像奖提名50余次，获奖近30项。大卫・里恩也凭借在电影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以及金球奖的最佳导演奖、美国导演协会的故事片杰出导演奖和美国电影协会的终身成就奖。1991年，大卫・里恩因病逝世，留下了三部尚未完成的作品，成为英国电影史上的遗憾。
在大卫・里恩的早期创作中，许多影片均改编自英国的文学经典，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孤星血泪》等，这些影片均具有浓郁的英伦风格。在20世纪中叶，大卫・里恩的创作风格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以《桂河大桥》为开端，大卫・里恩创作了许多“跨洋电影”，即在展现本土文化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美国观众的审美趣味，正是这些“跨洋电影”使大卫・里恩的影响力跨出国界，在美国好莱坞占据了一席之地。凭借上文所述的《桂河大桥》的成功创作，大卫・里恩获得了第一个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1962年，《阿拉伯的劳伦斯》又使大卫・里恩获得了第二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此外，这位著名的英国导演还七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提名。对于这位享誉世界的导演及其作品的研究在国内尚未出现专著，仅在与英国电影史相关的书籍中简略地介绍了大卫・里恩及其代表作品，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史教程》《欧洲电影分析》等。在论文方面，对于大卫・里恩其人其作的研究则相对丰富，但大都是自其电影创作整体所进行的研究，关于其影片中类型化人物形象的探讨还存有留白，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大卫・里恩电影中彰显人性光辉的
男性人物形象
上映于1946年的影片《孤星血泪》又名《远大前程》，是大卫・里恩根据狄更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讲述了一个名为皮普的孤儿成为上流社会绅士并最终归于平淡的故事。这部影片集结了约翰・米尔斯、阿历克・金纳斯、珍・西蒙丝等20世纪中叶的著名演员担任主演，通过皮普这一男性形象的塑造彰显了人性之光辉。这部影片不仅使大卫・里恩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而且一举斩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剧本的提名和最佳摄影奖、最佳艺术指导奖。在大卫・里恩的《孤星血泪》中，男主人公皮普虽然出身贫穷，但却拥有着善良的天性和良好的品行。在哈维沙姆小姐的影响下，皮普励志成为一名上流社会的绅士，这一梦想随着贾格思律师的到访而成为现实。贾格思律师找到皮普并告知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要资助他赴英国学习怎样成为绅士。事实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助者是皮普曾经救助过的一位含冤入狱的逃犯，即马格维奇。马格维奇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皮普的生活，骤然进入上流社会的他虽然开始了奢靡的生活，但并未迷失善良的本性，成为绅士的皮普不仅对马格维奇知恩图报，而且在与亲人、朋友、恋人的相处中均十分真诚，甚至能够帮助贫困的陌生人。就在皮普已经逐渐融入上流社会之中时，曾经的资助人马格维奇死在了监狱之中，其所有财产也被没收，失去物质支撑的皮普则回到了原来生活的村镇中，从绅士变回了贫民。在大卫・里恩的《孤星血泪》中，无论是贫民皮普还是绅士皮普，均善良而真诚，这种扁平人物性格贯穿于影片始终，同时凸显了导演对于人性光辉的赞美和希冀。狄更斯的《孤星血泪》曾被多次改编并搬上大银幕，在不同版本的影片中，男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也各不相同，如在柯克执导的版本中，男主人公皮普就是一个十分功利主义的人物形象，在极力融入上流社会的过程中人性的光辉全然消散。虽然柯克版的皮普也是一个被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但却不及大卫・里恩在《孤星血泪》中所塑造的皮普形象深入人心，正是凭借这一核心人物形象的塑造才使大卫・里恩所执导的《孤星血泪》被公认为多版本改编中最为成功的一部。
同样改编自狄更斯小说的影片还有《雾都孤儿》。在这部影片中，大卫・里恩十分忠于原著地呈现了小说故事发生时的英国风土人情，并在执导和拍摄的过程中坚持高水准制作，使这一影片饱受赞誉。在这部影片中，男主人公奥利弗与《孤星血泪》中的皮普一样，拥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母亲在贫民区生下奥利弗后便撒手人寰，自幼成长在教会贫民院的奥利弗虽然缺乏关爱，但却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在其不满十岁时，奥利弗就被迫成为棺材店的学徒，繁重的劳作和经常的打骂使不堪重负的奥利弗逃离了棺材店。在逃亡伦敦后，奥利弗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被偷盗群体的头目捉到了偷盗团队中，终日学习偷盗技巧。在一次偷窃被捕后，幼小虚弱的奥利弗得到了一位老绅士的收留。然而好景不长，奥利弗在一次外出途中再次身陷贼窝，原来真正想要对奥利弗实施人身控制的人，即孟肯斯，是这位老绅士的财产继承人，而奥利弗就是老绅士失散多年的外孙。为了独吞老绅士的财产，孟肯斯不惜将自己的表兄弟扔进贼窟、逼上绝境。最终，奥利弗与老绅士相认并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影片的人物塑造中，奥利弗一直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他虽然自幼缺失亲情和关爱，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两次陷入贼窟，但却一直保有纯洁的心灵，这与《孤星血泪》中的皮普形象塑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均彰显了人性之光辉。
四、大卫・里恩电影中存于矛盾之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相比于电影中彰显人性光辉的扁平男性形象而言，大卫・里恩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归为圆形人物形象。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格大都通过情感生活表现出来，她们处于情感的旋涡和生活的矛盾之中，或是遵从理性和道德，或是坚定地追寻自我，或是在爱恨情仇的交织中走向人性的悲剧。在这些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女性人物形象背后，是导演大卫・里恩对于两性问题的思索。
在上映于1945年的影片《相见恨晚》中，大卫・里恩就塑造了劳拉这一身处婚姻和爱情矛盾之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这部影片曾荣获1946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正如影片的题名所言，劳拉与埃里克相识相恋于劳拉婚后，相见恨晚的两个人在炙热的情感面前险些越过雷池，但当劳拉面对与自己相敬如宾的丈夫和活泼可爱的儿子时，她选择了回归家庭、放弃爱情。在这一过程中，劳拉所呈现出来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变的，最终回归家庭的这一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主流观念。在大卫・里恩的另外一部影片《夏日时光》中，女主人公哈德森也面临着情感与理智的抉择，《夏日时光》上映于1955年，这部影片一经上映便饱获赞誉。凭借这部影片，大卫・里恩再次提名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奖，并获得纽约影评人协会奖的最佳导演奖，该片本身也获得了英国电影艺术学院奖的最佳影片奖。在《夏日时光》中，哈德森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而远行至威尼斯并遇到了迪拉斯先生，一见倾心的哈德森与迪拉斯在威尼斯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最终哈德森选择坚守自己的原则而独自离开，保持着单身所带来的生活自由与选择自由。如果说《相见恨晚》中的劳拉是用理智战胜了情感，做出了符合社会主流文化观念的选择，那么《夏日时光》中的哈德森就是用自我战胜了感性，这一类型的女性人物形象在20世纪中叶的英国十分具有突破性，正因如此，《夏日时光》才获得了业界的充分肯定。
森林中的绅士范文3
士绅在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最早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晚明时由于君权的衰弱，士绅在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扩大了，清随明制，使得中国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中，出现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士绅阶层。
要给这一群体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简单地说，他们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精英主体。但某个人是否被接纳为这一阶层的一员，则有着许多的标准，例如，具备基层科举头衔，在《儒林外史》中，需要卖鸡买米的范进中举后全家迅速被接纳为士绅阶层；拥有较多财富的商人和地主也算，有时候，他们被称为“绅富”；退职的文武官员、捐钱买来的虚衔官员当然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穿着深青色的衣服，以示和平民的区别。
这样一群人所构成的士绅阶层，承担着替帝国治理地方的重大职责。在明清中国，行政单位只低至县一级，一个县令或知事手下的正式编制，只有十多个人，却要负责管理几万几十万人的诉讼、税收、科考等事务，依赖士绅来完成地方自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士绅因此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政治荣誉、社会和经济特权。在议罪、量刑标准、礼仪、居处、舆马、服饰、婚冠、葬祭、蓄奴等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以表明他们高于庶民的政治身份。依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
这种“精英荣誉和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一度中断，但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和精英群体对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的提升，“士绅治理”正有萌芽的趋势。在共和政体下，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新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如前人般的特权，只是对政府荣誉和参与行政管理上，开始有了胧胧的诉求。一个可以视为回应的细节是，作为国家奖励表彰体系的一个未来组成部分，相关部门从2007年起已经开始就国家荣典制度，启动国家勋章法的研究做论证工作。
更明显的趋势是政协委员中“新贵代表”的逐年增加。在最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后，香港的媒体因此惊呼说，“超过60位的中国新贵私企老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马上表示，“不止这么多，上一届就有100位了，这次至少在100位以上，许多界别中都有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委员中，许多人的名字都能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中看到，比如玖龙纸业主席张茵、吉利老总李书福、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等。而这，还只是在最高层面上的政协委员，从中可以推断，各省、市、县的政协委员中，吸纳了大批的新兴精英人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在浙江温州调研时，就已经感觉一些民营企业家非常积极地进入政协人大参政议政了。”
尽管如此，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当选两会代表的人数还不算多，比例还不够大，“现在全国有私营企业5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数5000多万人；个体户27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口也有5000多万人，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理应给他们合适的代表人数，反映他们的声音和诉求。”一个正在逐渐扩大的共识是，让新兴阶层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将对整个社会有利。
这种共识为新士绅阶层的萌芽和培养奠定了基础。而新兴的精英群体在获得了财富上的成功之后，必然会朝向更向的需求层次，陕西韩城一位竞选村官的富豪的自我表白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为什么要竞选呢？因为我的事业发展承蒙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一直无以回报……人要懂得感恩，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在竞选当中承诺，当选后为村里创办经济实体，三年内为每位村民分2万元，且由自己垫资先行分配。他在当选的第二天即筹资1300万元兑现了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
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怀疑动机，但当一个人勇于拿出1300万元，挣更多的钱，或许并不真正是他追求的目的，而产生“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在情理之中。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富人治村”和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事例，隐约凸显了新兴阶层在更大舞台上表演的渴求。
新时代的“济世”
4月4日，在坚持了65天之后，出于卫生和公共安全的考虑，民营企业家林如新在义乌设计的施粥摊暂停了下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施粥是出于一种心愿，因为老家有施粥的风俗习惯，为了秉承行善的传统，才组织进行施粥活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向每名来受施的人提供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及一些咸菜，共计1元钱的食品，每天都有至少上千人来受施，一天花费约1200元左右。
林如新的民间施粥摊并非唯一，在温州也有个“红日亭施粥摊”，几位退休的老人每天为人们提供热粥小菜，“来喝粥的人有回收废品的、拣垃圾的、装修工人、乞丐、流浪者、寺庙的僧人等，附近的一些居民也会到这里喝粥，有些不想做早餐的老人每个月会给粥摊几百块钱，他们也天天过来这里吃。在这个粥摊上没有地位之分，有衣冠不整的，同样也有衣冠楚楚的。没有外地人和本地人之分，都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老人们因此曾入选“2007感动温州十大人物”，温州市委书记还特地去现场喝过一碗粥，捐了2000块钱的善款。
这种传统方式的义举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了。随着更为西化的“慈善”一词的深入人心，指责中国富裕阶阶层没有慈善传统似乎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实际上，随着史学界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增多，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主导的民间社会救济的繁荣和蓬莱。
民间社会救济的广泛发展体现在当时大量的义仓和义庄的兴起。义庄本义是宗族救济族人的机构，最为著名的就是宋代名臣范仲淹始建于苏州的范氏义庄，“历千年而不坠”。但到明清以来，不仅宗族义庄的数量大幅增多，而且许多义庄都面向社会救济。义仓则主要指由民间集资建设、由地方绅富管理、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它一般设有总理其责，并有常设机构维持日常运作。以当时较有名的苏州丰备义仓为例，它不仅是粮仓，事实上更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到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已拥有土地近一万五千亩。能够自我造血，救济大量的灾民。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民间社会救济所取得的高度，也让人咋舌：相当高水平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体救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有些地区甚至开始超越国家救济成为救济的主体力量。在光绪初年，陕西、河南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旱灾，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他们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苏松地区成立了桃花坞筹赈公所、上海果育堂、上海协赈公所等救济机构，在河南、山西各地设立赈局，同时开展救济，并且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捐款由协赈公所汇聚，并派遣专人前往灾区建立赈局，发放协赈款项，同时开展救济。协赈公所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生存性救济，而且致力于维护灾后灾民的生活和生产。
而除了救荒和备荒外，士绅们主导的日常民间救济则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出现了建有固定堂舍等设施和专职管理人员的同善堂、育婴堂、普济堂等善堂。这些机构由民间社会力量独立主持和运作，都立有专门的规程条约，而且大多数组织还定期刊刻征信录，表明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去向，以及运营状况。这些设施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有对患者施医给药的医药局，有对死者施棺代葬的施棺会、义冢，有打捞和赈济落水者的救生局，有笃疾孤老的普济堂、安济堂，有收容流民的栖流所，有抚恤节烈妇女的儒寡会、清节堂，有收养遗弃婴孩的育婴堂、恤孤局、留婴社，还有恤及生灵万物的放生局、惜字会等等。
类似自发的义举，深刻体现了当时的士绅阶层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济世”的朴素想法。他们当然从来没有听过卡耐基说的“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巨大的耻辱”，或许也从未想过捐家财，更不会想到借此而张扬个人声名。这种“非功利性”的行善方式，正是成就和衡量现代新士绅的标准。在慈善口水满天飞的今天，许多富裕者做善事并是像西方富人一样有着伦理信仰，西方社会的企业家在获得巨大财富后，从事慈善活动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对自己敛财手段的“宽恕”或肯定，确保内心的安定和安宁，相反的是，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公关的好看，看中了“慈善”二字赋予的商业价值。浙家的企业家们曾经推出过国内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榜单，期望更多的浙商从“功利商人”向“公利商人”转型；在台湾，“慈济功德会”的许多弟子都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的行善方式更是按照传统佛家救济方式来进行。慈善并不只有唯一的伦理来源，并不只有捐款捐物的方式，施一碗粥，提供一次借宿，都是义举。
士绅式的社会理想
在传统的士绅社会，士绅同时承担着对社会进行反哺的功能，尤其是社会管理和文化教化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模式,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长期保护,公共道德得到不断滋养。比如数千年来，地方上的修桥铺路打井等公共建设，便主要是依靠士绅阶层组织，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而在文化的教化上，士绅阶层更是居功不浅，捐资义学、传播圣贤之道几乎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要在地方获得影响力，士绅必须从思想上获得优势地位，他们得制定家法、宗规、乡约，宣讲皇帝谕旨，还得在书院讲学，或在义学、社学任教，培养后继的士绅人才。而由于近几十年来士绅阶层的中断，儒学几近断绝，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以孝道式微为代表的道德滑坡，以黄赌风盛行为代表的文化生活荒芜，以人与人关系冷漠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松散化，变得十分普遍。
新士绅阶层的兴起，正在慢慢地回归这种功能。亿万富翁梁希森是其中的一个。2002年7月，他拿出4200万元给老家山东梁锥村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2005年11月，他又拿出7000万给临近的许家村盖了216套连排别墅。让村民们搬进新居所，并不只是梁希森兑现承诺那么简单，它是梁希森宏大计划的一个起，他试图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农民，让他们“去除愚昧自私的心理和落后的思想”。典型的细节是，为了让村民们适应室内的卫生间，他坚持不建公共厕所，与顽强的村民们对峙，直到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在屋子里解决问题。
在浙江慈溪，本地民营企业在快速健康发展壮大的同时反哺社会成为了常态，甚至作为一种现象被研究。自2003年起，宗汉民营家对地方文化活动的赞助一直没有断过，民营企业出资办文化的氛围逐渐浓厚，有些帮助出资购买舞狮队的道具、服装；有些支持组建龙舟队的经费，形式各样，但都大大丰富了本地街道乡村的文体氛围。这种文化反哺是不仅增强了企业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凝聚力，进而强化了其他资源要素的黏合力，使得当地的企业发展和文化建设共同走向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这种传统教化力量所能产生的渲染力，可以从上月的一则新闻中看出。重庆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为父亲举办80寿宴，数千人赴宴，“考虑到乡亲方便和节约，地点就选择在老家重庆璧山县正兴镇卫寺村薛家庄院坝里。”寿宴不收礼品礼金，吃的是土家菜，厨师是村里或邻村的，杀了100多头生猪和450条鱼。受邀赴宴者主要是村里或邻村的乡亲，有近3000人，其余就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来的朋友同学等。薛方全在接受采访坦言，“父母都是80岁的人了，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作为儿女，我们想给他庆祝一下。只是想尽孝，回报父母生育和养育之恩。大家都看到了我的企业家老板身份，但我也是父母的儿子。人人都有父母，尽孝合乎常理，给父母祝寿，就是在尽孝，希望大家体谅。”
森林中的绅士范文4
N亿年前，那无比炽热的火山，那无比宽广的海洋，那无比微小的生物，N亿年后，那火山平息了他的火气，那海洋改变了他的嚣张，那生物创造了他的后代，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伟大功绩。
森林代替了那沙漠，绿叶点缀了那枯枝，芬芳装点了那败花，湛蓝的天空也包容了那娇羞的云彩，是大自然塑造了这些神话，这些不朽的传奇。
公园里，艳美的花儿，绅士的小草，悠闲的大树，蜿蜒的石子路，这是自然妈妈给我们的礼物；
大海边，松软的沙土，顽皮的波浪，缤纷的贝壳，摇荡的藤椅，这是自然妈妈送我们的惊喜；
地震后，温暖的阳光，清凉的泉水，温柔的雷声，慈爱的风影，这是自然妈妈给我们的安慰；
大自然就是个魔法师，森林，清泉，天空，云彩，鲜花，阳光，雨露……大自然给了我们太多太多。
森林中的绅士范文5
一.清代婺源的水旱灾害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全国出现了垦荒的高潮。大片的森林被毁坏，环境迅速恶化，自然气候异常，全国的水旱灾害频频发生。在这种在大气候下，清代婺源县水旱灾害的发生也更加密集了，见表（1）：
表（1），婺源县历朝水旱灾害总数及频率统计表。
朝代|唐|宋|元|明|清
水旱灾害次数|1|4|1|18|23
发生频率|0.3|1.3|1.0|6.5|8.6
从唐代到清代，婺源县水旱灾害的发生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居高不下，清代，婺源县水旱灾害平均每百年发生8.6次，是唐宋元三代最高记录--宋代（1.3次/百年）的5.7倍，是明代（6.5次/百年）的1.3倍。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婺源县水旱灾害的发生越来越频繁，而清代则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婺源自然条件的恶化引起了水旱灾害的发生，同时，特殊的自然、社会条件又使水旱灾害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1、水灾多于旱灾，但持续时间短，影响一条线。明清时期，从全国范围来看，水灾和旱灾的次数交替攀升。明代，全国水灾有196次，旱灾174次，水灾多于旱灾；清代，水灾有192次，旱灾201次，旱灾多于水灾(2)。在婺源，从17世纪到19世纪，水灾的次数远远高于旱灾的次数。婺源县各个世纪的水旱灾害次数见表（2）：
表（2）、婺源县各个世纪的水旱灾害次数统计数(3)
世纪|——9|—10|—11|—12|—13|—14|—15|—16|—17|—18|—19
水灾（次）|—|—|—|—|—3|—1|——|—4|—8|—6|—8
旱灾（次）|1|——|——|——|—1|——|——4|—5|—3|—2|—1
从9世纪到16世纪，婺源县的水旱灾害次数基本持平，水灾8次，平均每世纪1次，旱灾10次，平均每世纪1.3次，旱灾略多于水灾。但从17世纪到19世纪，水灾频频发生，共有22次，平均每世纪7.3次，旱灾则逐渐减少共6次，平均每世纪2次，水灾的频率高于旱灾，但水灾灾情不重，只影响频河一条线。根据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婺源县总共发生27次水灾，其中有9次只记"大水"而不录灾情，占25.9%；淹没、漂流房屋18次，概率为66.7%；淹死人口9次，概率为33.3%；冲毁田园8次，概率为29.6%；山崩3次，概率为11.1%；其他损失4次，概率为14.8%。(4)这种灾情的出现是由婺源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婺源县东北、西北是高山，西南较平坦，即"西南稍旷衍，东北多依大山之麓"，再加上河道狭窄，落差大，稍降暴雨就会因渲泻不畅而泛滥成灾。因而，每次涨水，首当其冲被淹没和毁坏的就是沿河而建的村庄。同样的原因，洪水来得突然，去得也快，不容易形成特大水灾。
2、旱灾持续时间长，影响一大片。在婺源，旱灾持续的时间动辄以月计。根据县志统计，明清时期婺源共发生14次旱灾。其中，标记"旱灾"的有9次，"久旱不雨"1次，"夏旱"2次，"秋旱"3次，"夏秋两旱"2次，"大旱"3次(5)。如果把只标记"旱灾"、"夏旱"、"秋旱"、"久旱不雨"的旱灾视为较轻的旱灾，把"夏秋两旱"和"大旱"视为持久干旱，那么，较轻的旱灾有9次，占64.3%；持久干旱有5次，占35.7%。旱灾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会造成农业生产的严重减产。在县志中，清代以前的旱灾只录有受灾时间而不记灾情，因而在这里，笔者想通过民国时期婺源发生的五次旱灾灾情的分析，来考察清代的旱灾受灾情况，见表（3）：
表（3）、民国时期婺源县旱灾受灾情况统计表(6)
时间————————||灾情类型|——受灾时间|————具体灾情
民国二十二年（1933）|—旱灾—|——————|————粮食歉收
民国二十三年（1934）|—大旱—|——————|全县受灾面积30.8万亩，粮食产量减产48%
民国二十九年（1940）|—旱灾—|—连月无雨—|——旱、中、晚稻收成大减——
民国三十三年（1944）|—旱灾—|——三个月—|————早稻三焦，灾情严重——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旱灾—|—久旱不雨—|—水源枯竭，农田龟裂，早稻禾苗枯萎
民国时期，婺源共发生5次旱灾，4次较轻，1次大旱。不同类型的旱灾，灾情也大不一样。一般的旱灾，粮食欠收，收成大减；而出现大旱，粮食减产达到将近一半。可见，旱灾直接威胁到婺源人的生存问题。另外，大旱又往往伴以疫病和饥荒，共同肆虐，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如万历十七年（1559）大旱，饥荒兼疫病流行，饿死和病死的人"遍满道旁"；顺治三年（1646）大旱，次年，饿死的人甚多(7)。相对而言，旱灾造成的破坏比水灾要严重得多，因而，婺源的地方社会既要防水灾，也要防旱灾，但更重要地是预防旱灾的发生。
频频发生的水旱灾害中断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水灾则漂流民居、坍塌桥梁、冲毁田园、淹毙人畜；旱灾则"田皆龟拆，禾苗枯死"，饥民载道。水旱灾害的每次发生，直接危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摧残。面对水旱灾害的频繁袭击，面对每次灾害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婺源县的地方社会在抚平伤口的同时也不得不采取措施作出反应。这些措施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但客观上都遏制了水旱灾害的发生。
二.地方社会对水旱灾害的遏制
清代，婺源的宗族制度十分发达。县内的各个自然村落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大姓为主的家族宗族制度作为国家政权的补充，同基层行政组织一道管理着地方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地方社会的任何活动都可以归源为宗族的活动，因此，考察地方社会对水旱灾害的遏制，就必须从婺源的宗族制度谈起。
4000多年前，婺源县就有先民劳动生息。唐末，为逃避连年的战争，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其中就有不少中原土族到婺源定居。他们聚族而居，用集体的力量同自然抗争，同土人谈判。经过两宋、元、明的繁衍发展，到清朝时生齿日繁，族大丁众。但是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更加严密。"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尊卑长幼犹秩秩然，罔敢僭忒，尤重先茔。自唐宋以来，丘墓松楸，世守勿懈。盖自新安而外，所未有也"(8)。宗族制度的发达，一方面是因为宗族通过建宗祠、修族谱、祭祖先等集体活动巩固了宗族内的血缘联系；另一方面，因为宗族制度能弥补行政控制的不足，受到清政府的大力提倡。
清代婺源的宗族是以地缘为依托的血缘共同体。世家大族严格按一姓一族建村立寨，一个村落往往就是一个宗族。一个宗族由数个、数十个、乃至数百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有的宗族就是一个数世同居的大家庭。这些家庭不是松散地分布在一地方，而是通过从"族长房长家长家庭成员"的权利管理系统形成一个严密内聚的整体。血缘关系是编织这张权力网的纽带，而封建伦理道德、家法族规则是宗法权力运行的保证。另一方面，每个宗族都有祠堂、族田等公共财产，如果经营得当，族产还会增值。随着族产规模的扩大，宗族除了能进行特定的集体活动外，还能开展一些公益活动。从这个意义而言，宗族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自然灾害强大的破坏力面前，单个家庭的反抗力显得极其虚弱，宗族的二重性就决定宗族有能力以集体的合力担负起防灾救灾的职责。宗族面对灾害的自救活动主要由族中的权势集团--族绅在操作。族绅是指宗族内有仕宦功名的人。在婺源，族绅常常是乡绅、地主、商人三位一体。身兼地主和商人的族绅在宗族内享有特殊的权威，他们掌握文字的权力，又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上通官府，又把持着族权。族绅的特殊地位决定他们是宗族集体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当频频发生的水旱灾威胁宗族的生存时，这些宗族的精英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遏制灾害的发生。
（一）灾前预防
在长期同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活动与水旱灾害的种种因果联系，于是人们根据灾害作用于人类的途径和灾害发生时的表现，对症施药，扬长避短，或主动开展一些公益活动，或对自身的措施主要是族绅倡率全族兴修水利，植木禁山和贮缓备急等。
1、兴修水利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但是水多了容易成涝，水少了容易成旱。婺源"地处陡峻，梯山而耕，河流之水不能激而使上"(9)；另一方面，"群壑奔注，而飞瀑迅急，无停潺之蓄"(10)。一面是无水灌溉，一面是水资源的白白流失，如果能解决这对矛盾，使矛盾向有利的方向转化，变水为利，就能很好地遏制水旱灾害的发生。解决这对矛盾的关键是兴修水利，在婺源主要表现为塘、陂、堨的修筑。塘、陂、堨的作用是，"水则资之潴泄；旱则资之灌溉。"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往往是因地制宜，"田在山谷既远溪流而为塘，乃资灌溉；平坂之田近溪流者，乃得浚治堤防，筑而为堨"(11)。根据《婺源县志》统计，有清一代，婺源有塘63座、陂121处，堨91座(12)，平均每里有1.8个(13)。这些为数众多的塘、陂、堨水利工程主要由族绅地主个人捐建，或者由他们倡议而合族共建的。仅以陂堨为例，表（4）列举的是部分陂的名称和修建者。
表（4）清代婺源的部分陂堨及其修建者(14)
陂名——|——修建者———|—陂堨名—|———修建者
平渡堨—|———汪口居民筑|—水口礁堨|——吕献震建
润泽潭—|江模、江懋告牍开通|—古城堨|——臧坑臧都昌建
石龙堨—|龙尾江泽、江浦建|——坳口堨|——金墠汪尚志造
中村碓堨|—清源睦堂众建—|——龟石堨|——金墠汪尚志造
汇源堨—|—凰山里人众建—|——屏峰堨|——金墠汪尚志造
大田水口堨|——何正宪造—|——车田堨|——车田倪经锄众建
润宅堨—|——吕献仓建——|——安头堨|——洪钟坦洪文楷建
尚书陂—|—明季张之盖重造|——象陂—|——元祝寿朋建
龙塘陂—|—明季张之盖重造|——樟树陂|——赋春吴爆建
族内水利工程的兴建体现的是一种互助合作的精神，族绅利用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常常是"倡捐首事，"而族众则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清朝婺源人王士鉴在《中云旱塘录》一文中就详细地记述了其祖云峰公苦心经营，在中云梅岭冈修建旱塘的经过："公倡捐首事，度水势所浸，得田五千四百余亩，募谷二升分里人收其入。时康熙二十八年己已一阴月也。八月始浚，间有怠沮，公乃请于官。十一月凿石筑堤购田治圳，逆塘坑之流而入焉。明年三月，蒇事，费五百贯三千文。"(15)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塘陂堨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在表（3）中，石龙堨"灌田千亩"，汇源堨"灌田数百庙"，象陂"灌田数百亩"，尚书陂、龙塘陂"灌西岸畈田二顷余亩。它们的修建，可以变旱田为膏腴，增加粮食产量"，中云的聿里有"旱田千百余亩，十九无获"，但王良日方"倡开塘潴水后，以时蓄泄，遂成膏腴"(16)。即使是大旱时，也可以降低受灾的程度，使大旱成小旱，水旱不成灾，正如王士鉴所写，"（中云）数十年间，以兹丘之高燥而幸少大旱灾者，旱塘之利也"(17)。
2、植木禁山
森林是一座天然的蓄水池，对水旱的调节和预防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著名林学家梁希曾指出，当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9%以上，且分布均匀时，就能起到减免灾害，保障农田丰收的作用(18)。婺源地处万山丛中，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清代，婺源的山林根据用途可以分为荫木林和经济林两种。宗族对山林的开发和管理，有对风水的迷信，有出于经济的考虑，也有基于对破坏山林会导致自然灾害的认识。庐源人詹荣标就因为有人"将祖遗山业委潜、太两县人耕种，大害田庐"而"输金助族绅请禁于官"(19)。荫木林在村子的周围，在所有山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宗族对荫木林的保护，客观上保护了婺源的生态环境。荫木林有墓荫、水口林、扩宅林和来龙林等，其中，对墓荫的保护往往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禁养而溶入了很深的宗族信仰之情。宗族认为，荫木繁茂是一个宗族兴旺发达的标志，"故培其本者则枝叶繁茂，浚基源者则流长。人能以先陇为意，培植而封护之，则其子孙岂有不昌大者乎？"(20)基于这种认识，婺源"自唐宋以来，丘木松楸，世守勿懈，……若有樵牧，子孙仇之"(21)。水口林和护宅林的作用是护宅，宗族也勤加种植和保护。在中云，"云山、骐山为村北障，（王联辉）劝族人培植树木以护宅"(22)；在理田，"村有西山，（李赠）集众捐资栽树以障北风，余费置租善后，里宅由是获荫"(23)。来龙林有一村之来龙，也有一县之来龙，在族绅们看来，来龙事关一村、一县运气之兴衰，从而被严加看管。当族权无法约束乱砍乱伐行为时，族绅就讼于官府，借用国家的力量加以禁止。沱川国学生余翔就因为"大鄣山麓和本里来龙被居民垦种伐害"而"与众议叠请宪示严禁，长养山苗十年"(24)。婺源县人历来视大鄣山为一县之来龙，有关全县风水，但从万历年间开始，有"奸棍私开窑户，取石熔灰，肆行伐凿，使龙伤气泄"，绅衿频频鸣之于官，官府自天启元年（1621）屡立禁碑，但"禁者自禁，伐者自伐"。在绅衿不懈的努力下，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才平息事态(25)。
婺源山多田少，对山场的经营可以弥补农业生产的严重不足，因此，经济林对婺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婺源主要以产杉木、松木为主，据弘治《徽州府志》载："大抵新安之木，松臛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族绅地主对山林的经营，大多身体力行，勤加栽植，以为乡里表率。沱川庠生余席珍"居乡，博养山苗"(26)。氵己川人余德基"家稍裕，即为村栽树植竹以开财源"(27)。由于杉木生长周期长，往往在成材之前就可能遭到盗伐，对山林的保护、砍伐和奖惩作了种种规定，以村规族法的形式来约束族众不自觉的行为。沱川祠规规定："远祖墓萌，准支裔伐大养小，以裕经费"(28)。秋溪人詹明训曾"集议栽培山木，立规条申禁约，积十余年"(29)。桃源人詹应墀也曾"植木禁山"(30)，明堂里人叶绍镛尝"捐资请示栽植杉松木苗，严戒斗叶呼卢，时自稽查，力为诏勉"(31)。宗族对山场的经营管理，使林木有伐有种，这既保证了族民的收入来源，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3、贮缓备急
在婺源，"民鲜田畴"，平时种粮所得不足以自给，一旦灾荒袭来，则米价踊贵，甚至于无米可买，因此，储缓备急事关婺源之民生大计。根据县志记载，婺源的仓储制度最早建立于宋朝，自宋以后，一直存在两种平行的仓储制度：一是国营粮仓，一是族内义仓。如果这两套制度互相补充，就能充分发挥其救灾的效能。在实际操作中，国营粮仓不可避免地暴露其官营的弱点，"适其始，未尝不泽被；久之渐为败，饱胥徒而归豪右者，往往而是"(32)。明代邑人余懋衡在《北乡富教堂记》一文中指出，"邑故有预备仓，然遇粜及赈，大半饱积胥市猾。乡民赴领，忍饥待哺，至不偿往返费，间持空囊以归。不如乡有峙积，望门投止，稍治升斗，得济缓急之为便也"(33)。特别是由于婺源常年所产粮食不足以自给，贮缓备急的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绣溪人孙文炜就告戒家人说："积贮为生人大命，慎无贪重值轻粜，致凶年无备也。"故"其家仓庚，所蓄陈陈相因"(34)。在宗族内，贮缓备急的载体有义田、义仓等，有时供宗族祭祀用的祀田、族田也可作救灾之用。表（5）列举的是光绪《婺源县志》"义行"卷所记载的义田、义仓的设立情况。
表（5）清代婺源县的部分义田、义仓的设立情况
义仓名称|地点|创建者—|——具体情况
义丰仓|江湾|江源进|辅腴田百亩，置大厦为义仓，公之江滕二姓及寄居与佃民，丰积歉散
义济仓|江湾|江义|捐田建仓
景义仓|祠源|王朝玬
义丰仓|济溪|游本钊
立义仓|甲路|张起鸿|捐千金入，敦裕众置
义丰仓|上洪村|洪姓合族
传开仓|翀田|齐兆传
同庆仓|翀田|齐众姓
义远仓|旃坑|江义堂支众
集积仓/东祠源/王钊支裔
读屋泉义仓/读屋泉/孙姓众
程氏义仓/金溪/程思梅
方氏义仓/平盈/方氏合族
恒丰仓/上溪头/程氏合族
义田/清源/江佰元/置义田六十亩，每岁周族穷乏
义仓/丰田/俞邦钲/输谷义仓，春贷秋偿，不权子母，岁以为常
永济仓/江湾/江仕任/尽以（其产）输公……以为救荒备张
义仓/澄源/江有梧/创设义仓，赈饥急课，乡人赖之
义田/仁村/胡世闱/输钱百金入祠，公置义田，为久远计
义仓/丰田/俞文宝/捐租首倡劝同族创义仓，亲任经理，积谷数百石，灾有备
义仓/磐山/程世杰/置田三百亩立义仓，丰年积贮，遇凶年减价平粜
祀田/龙尾江良俊/损银生殖，置买祀田，遇荒平粜
义仓/桃溪/潘元旷/输金市米平粜，余资复立义仓经理，一本朱子遗法，贫穷赖济
义仓/明堂里/中昭镛/输租百秤，倡立义仓，减价平粜
义仓/渔潭/程士怀/倡建设仓，多输积谷，以备区荒
义仓/赋春/吴昱/倡捐义仓，输谷百秤，遇岁歉减价平粜，因恤贫乏
永川义仓/汪口/俞仁里/合族捐银万余置田建
义仓/桂潭/董梯云/捐资置义仓，值岁饥减价平粜，族赖以安
常美仓/中云/王考祥/与同志创常美仓，储谷备荒
义仓/古汀源/石光海/创立义仓，积谷族内，遇荒无饥
义仓/长溪/戴德臜/与族中德循、元王玄创建义仓，首捐租谷三百石
义仓/梅溪/吴文纯/建义仓，置租约三千金，以备荒歉
义仓/项村/项国修/创立义仓，首捐谷百余石，复藉众力输助得谷二百石
义仓/黄莲潭/李尚余/领袖捐资创建义他仓，闾里德之
丰义仓/虹川/洪国祯/与弟输银千两建积丰义仓，以济荒歉
世丰仓/晓起/汪允璋/创建义仓，储谷济乏
义仓/游山/董树畅/创建义仓，积谷筹备，首捐银租共二百余金，劝阖族量力免输
义仓/清源/王赵叙/倡立义仓积谷，首捐输金二百二十两，并劝里中有力者襄助以成，至今贫户犹沾其泽
注：此表根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三、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制成。
分析上表可知，清代婺源县的民间仓储制度有以下特点：①族田、义仓有的是合族共设，但大部分是族绅个人创设。表中共列有义仓38座，其中，合族创建8座，占21.1%；族绅个人捐设30座，占78.9%。②义仓有"经理"经营。经理由族中精明能干之人担任，如果经营有方，祠产还会增殖，而不至于出现岁久荒废的情况。理田人李元佐被族人"推理祠务，经画井井，公廉无私，祠田岁增，里支祠尤大增膏腴，夏月平粜，岁饥则计口授粮"(35)。祠产的增殖，无疑有助于延长救灾的时限和提高其救灾能力。③族众直接受惠。族田、义仓是在宗族内设立，面向全体族众，丰年储谷以备（粮食来源主要捐入、租入和购入），凶年出谷以济。平时，义仓的谷子让族民"春贷秋偿，不权子母"；遇有饥荒时则减价平粜，或是无偿周恤。这样，族民既可以免受奸商高价屯积之苦，也可以避开高利贷资本的盘剥，从而得以保全性命。
4、临灾救济
宗族内既有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的尊卑等级秩序，也存在着亲属血缘关系，并且宗族还有意识地过建宗祠、修族谱、祭祖先等集体活动来强化这种血缘上的认同感。此外，婺源是朱子故里，理学思想在这里广为流传，连"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议"(36)。受朱子思想的影响，宗族推崇"宗族之义"，即"尊卑相恤而后以致其敬，贫富相通而以致其爱，冠婚宾客相庆而欢欣焉，死伤患病相恤而哀矜存焉"(37)。"宗族之义"除了规定尊卑有序外，还要求族民贫富相通、患难相恤。正是这种血缘上的认同促使族绅们在饥荒来临时纷纷施行救济的善举。族内的救济手段主要有赈济、平粜、施粥的、借贷和"补还积谷"（替族民补交拖欠的租谷）等。为了具体考察各种救济手段在族内救济中的地位及效用，笔者参考光绪《婺源县志》"义行"卷进行了统计。据统计，从清初到咸丰朝218年的时间里，婺源县共有235位族绅对46次灾荒(38)进行了救济。各种救济手段的使用情况见下表：
表（6）清代婺源县各种救济手段使用情况统计表
救济手段/平粜/赈济/施粥/借贷/补还积谷/其他
使用人次/113/107/18/2/4/27
注：同一族绅的救济手段可能是多样的，现分列如下：平粜兼施粥有5人，赈济兼施粥有1人，赈济的兼平粜有15人。为了能真实考察各种救济手段的使用频率，本文将属于同一人的多种救济手段分别归类统计。
在235个族绅中，有27人救济手段不明确，因而考察范围缩小为208人。在这208人中，平粜113人，使用概率为54.3%；赈济107人，使用概率为51.4%；施粥18人，使用概率为8.7%；借贷2人，使用概率为1.0%，补还积谷4人，1.9%。由此可见，在婺源的宗族救济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平粜和赈济，二者都有超过一半的人使用过，其次为施粥和补还积谷，而借贷使用得最少。平粜和赈济各有优缺点，平粜是有偿救济，而赈济是无偿施予。每当灾荒袭来，米价踊贵，族绅们不仅将自己仓库和义仓内粮食减价出售的，甚至赶赴休宁、景德镇和乐平等地买米以供平粜之用。平粜有利于资金的周转，可以延长救灾时限，避免坐吃山空，但无法满足贫困族民的需要。赈济则恰好相反，其优点是将粮食和钱物无偿捐献给族民，其缺点是如果族绅财力有限，就很容易赈济一空。平粜适合用于对大灾荒的救济，赈济则适用于救济小型灾荒。平粜和赈济交错使用，大大提高的了宗族的救济效率，值得指出的是，族绅的救济行为还带有传承生。一些族绅不仅自己一辈子从事社会救济，而且叮嘱自己的子孙继承下去。清源人的江佰元"置义田六十亩，每岁周族穷乏，复以千金遗子的万玑，令备荒赈"(39)。族绅救济不仅人数多，而且投入资金和粮食也较多。在上述235位族绅中，投入白银超的过千两的有11人，占总人数的4.7%；超过百两百银的有26人，占11.1%；捐粮食超过千石的有2人，占0.9%；超过百石的有17人，占7.2%，总计捐银百两和捐谷百石以上的共有56人，占23.9%(40)。很显然，清代婺源众多的族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救济行为，对帮助族民渡过灾荒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地方社会的自救效果
婺源的的地方社会通过灾前预防和灾时救济等主观努力，在同水旱灾害的抗争中取得了良好的自救效果。
1、旱灾的次数逐渐减少。笔者在前文分析时曾指出，在婺源，旱灾的持续时间长，灾情重于水灾，因而婺人要以防旱为主。宗族通过植木禁山、兴修水利和储缓备急等一第系列活动，使大灾成小灾，小灾不成灾，成功地遏制了旱灾的发生。就世纪而言，16世纪婺源县的旱灾次数最多，达到5次，而从17到19世纪则依次递减，分别为3次、2次和1次（见表2）。就朝代而言，清代婺源发生了5次旱灾，这在周边几县中是最少的。
表（7）清人代婺源县与周边各县旱灾次数比较表(41)
县名/浮梁/德兴/乐平/万年/玉山/婺源
旱灾次数/7/7/14/23/10/5
2、婺源的地方社会成功地遏制了水旱灾害的肆虐，使得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都低于历史最高水平，见表（8）：
表（8）清代婺源县的最重灾情与历史最高记录比较表(42)
水灾
死亡人数：历史最高记录——元延三年（1316）淹死53000余人；
—————清代最高记录——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淹死72人
漂流民居：历史最高记录——明嘉靖十八年（1539），漂流民房2000余幢；
—————清代最高记录——乾隆二十四年（1759），漂流民房1540幢
旱灾
历史最高记录：万历十七年（1859），旱灾兼疫病，"道馑相望，孤村几无人烟"
清代最高记录：顺治三年（1646）旱灾，次年，饿死的人甚多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婺源的洪水主要是破坏沿河的房屋，有鉴于此，许多沿河的村落都在族绅的倡率下修筑石堤来保护村基。如长滩村"村基频河，多水患，议筑石堤以护之，需费数千，（愈日升）领袖首捐五百金以为倡，……堤成村赖以安"(43)。石堤安全稳固，经得住大水的冲击的，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沿河的房屋和居民的安全。对于旱灾而言，宗族的种种预防和救济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旱灾的发生，缓解了灾情。
3、森林植被保存得较为完好。清代婺源人虽然"力作于山"，但宗族对山场的计划经营有效地保护了森林植被，另外，一些偏僻的原始森林因为人迹罕致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县志中有关的老虎伤人的记载就是力证。据县志记载，元大德十年（1306）、十一年（1307）、明嘉靖十七年（1538）、万历三十八年（1610）、天启元年（1621）、二年（1622）、、顺治九年（1652）、十年（1653）(44)、乾隆三十八年（1773）、民国六年（1917）(45)都发生了老虎伤人的事件。在一条食物链上，有老虎之类的大型食肉动物存在，就说明了当时在这个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小型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很显然，与周边几县相比，婺源的深山茂林仍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场所。
4、在整个清代，婺源的人口持续增长，即使在水旱灾害频频发生的康乾人口也有增无减。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乾隆十六（1751）年的36年里，暴发水旱灾害6次，平均六年一次，但是这个时期人口数从61988增加到142190，增加到125.7%，年均增长3.4%。特别是经历1744年和1755年连续两年水灾，1746年的人口数（120910人）仍比1741年（110419人）增加了9.5%(46)。在水旱灾害的频频干挠下，人口不间断的增长和这个时期婺源富有成效的防灾救灾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应该指出的是，到清朝晚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宗族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据县志记载，从咸丰四年（1854）到同治三年（1864），有小股太平军在婺源县及周边的地区流动作战，同清军和本县团勇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战争打断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使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方志中屡有"焚烧数百家，伤亡数十人"、"阖门尽忠"、"满门节义"(47)的记载。经过这次兵燹，婺源地方社会遏制灾害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
四、结语
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个人的力量在自然灾害强大的破坏力面前难于有所作为，而宗族能集合全族的力量，从而具备了同自然抗衡的筹码。宗族兴修的水利，涨水则可以蓄水分洪，干旱则可以"资之灌溉"；宗族对山场的计划经营，避免了对山场的滥垦乱伐，从而保护了生态环境；在族内建仓储粮，方便灾荒发生时的救济；临灾救济则解决了族民的燃眉之急。由此可见，宗族作为地方社会的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水旱灾害的发生或减轻其危害程度。
注释：
（1）（3）（42）：根据光绪《婺源县志》卷六十四“祥异”和1990年版《婺源县志》第83
-86页制成。
（2）《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第30页。
（4）（5）（7）：《婺源县志》卷六十四的，“祥异”。
（6）1990年版《婺源县志》，第85-86页。
（8）（21）（36）光绪《婺源县志》卷三，“疆域·风俗”。
（9）（11）（1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营建志·水利”。
（10）（12）道光《婺源县志》卷九，“建置·塘堰”。
（13）道光《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乡都”记载，乾隆时婺源县有155里。
（15）（17）民国《婺源县志》卷六十八，“艺文·序记”。
（16）（19）（35）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一，“义行”。
（18）《梁希森林防灾思想简论》，王金香，《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0）清华《胡氏族谱》卷三十八，“丘垅图志”。
（22）（23）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义行”。
（24）（26）（27）（28）（29）（30）（47）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五，“义行”。
（25）道光《婺源县志》卷一，“疆域·图考”。
（32）光绪《婺源县志》“食货·储蓄”。
（33）民国《婺源县志》卷六十七，“艺文·序记”。
（34）（39）（43）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二，“义行”。
（37）婺源《胡氏族谱》卷之首，“九世孙师言序”。
（38）（40）根据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制成。
（41）根据六县新版县志“灾害”卷制成。
（44）光绪《婺源县志》卷六十四，“祥异”。
森林中的绅士范文6
猫，是一种自由，狂野，充满野性的动物。对于身边的宠物猫，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自由的，因为它们在享受这种轻松的生活。
《猫武士》讲述了一只宠物猫火星特加入了雷族，成为了雷族其中的一员。森林里，雷、河、影、风四族继承承了猫武士的遗传，共同统治森林，为了生存彼此竞争。火心凭自己的智慧与与正直，击败了强大的对手，成为雷族族长：火星。
猫武士忠诚、勇敢、友谊的品质，结合了许多现代人早已丧失的本性。现在的人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好东西自己先去抢，而雷族的猫，都是尊老爱幼，齐心协力，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集体。而现在的绅士、贵族小姐，见到到外人就嗤之以鼻，不理睬甚至歧视……雷族却在见到被别外族抛弃的猫，就收留他们。蓝星与火星都知道，每一只猫猫都能使雷族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