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许传新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的是狭义家庭教育概念，是指家长（父母或主要家庭监护人）在家庭中按照社会需要和子女身心发展特点，对未成年子女实施的教育。具体从家庭教育资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家庭教育的主观评价共五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指标见下文。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流动家庭”界定为从四川农村迁移到成都市区务工或经商，且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就读于成都中小学的家庭。“留守家庭”是指调查时点、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被留在四川农村由父母一方或者其他委托人代为监护的家庭；“普通农村家庭”是指调查时点、父母均未外出的且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家庭。本文所用资料来自于笔者2009年3月份在四川省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分为两大部分：即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调查和流动子女家庭教育调查。留守子女家庭教育调查以四川省东、中部地区农村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作为研究总体，样本的选取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共发放1792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385份，有效回收率77.3%。其中“留守子女”家长或监护人占82.2%，“普通农村子女”家长占17.8%。流动子女家庭教育调查。我们在成都市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北、城西各抽取一条街道，然后从街道办获取了一份从四川农村来成都务工且有子女就读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人员名单，对其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1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65份。有效回收率为91.7%。
结果与发现
家庭占有的各种资本的多寡和分布不仅决定着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各种资本也是家庭教育的条件和基础，对子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进而影响到子女资本的获得，决定子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对三类家庭拥有的资本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大致看出三类子女家庭教育条件的差异。本次调查发现，成都市区四川籍“流动家庭”2008年年收入为19186.15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6512.7元和8632.95元。交互分类统计分析发现，有31.9%的“普通农村家庭”2008年的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比“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多出4.1和27.2个百分点；有29.4%的“流动家庭”2007年的家庭年收入超过20000元，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7.9%和25.0%。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这说明“流动家庭”的经济资本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资本要充裕，这为开展更好的家庭教育提供了经济条件与保障。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形态，即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味等文化产物；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具体指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将行动者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的形式予以认可，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等方式将其制度化的资本形态［4］。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通过对三类家庭拥有的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和客观形态文化进行比较，来分析三类子女家庭教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差异。调查发现，“流动家庭”被调查家长的文化程度要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被调查家长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占22.0%，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2.2和9.7个百分点；“流动家庭”被调查家长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占26.7%，低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1.2和19.4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三类家庭大多数都没有订阅报刊杂志，但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订阅报刊杂志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没有订阅报刊杂志的占73.4%，高出“普通农村家庭”和“流动家庭”3.4和11.8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三类家庭2008年为子女购买的图书并不多，但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为子女购买图书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多。如“留守家庭”中2008年没有为子女购买图书的占42.5%，高出“普通农村家庭”和“流动家庭”1.2%和12.8%。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总之，无论是从家长（主要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来看，还是从家庭拥有的文化物品来看，“流动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都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丰富。相对优势的家庭文化资本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庭教育期望是家长（监护人）对其孩子教育目标的认识和看法。笔者选取了三项指标来测量家庭教育期望，其一是家长（监护人）培育子女的愿望，其二是家长（监护人）对孩子的文化期望，三是对孩子的职业期望。调查表明，三类家长（监护人）中绝大多数的人具有将孩子培养成才的强烈愿望。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的这种愿望更为强烈些。“流动家庭”的家长对“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得聪明、能干、有出息”持“非常赞同”态度的占79.7%，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4.7和7.6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长（监护人）中绝大多数的人对子女的学历期望高。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中的这种期望更为强烈些。有93.4%“流动家庭”的家长期望孩子的学历在大学及以上，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7.5和9.7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庭对孩子的职业期望过于理想化，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上这两种职业占了绝大多数。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的这种职业期望理想化更为明显。“流动家庭”期望孩子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占61.9%，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6.2和9.1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p#分页标题#e#
家庭教育行为是家庭教育的实践过程，直接决定家庭教育的效果。本文采用三个指标，检查作业、辅导作业、参加“特长班”三项指标来比较三类家庭教育行为的异同。调查表明，三类家庭在家庭教育的行为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在：从检查孩子作业的情况来看，“流动家庭”对孩子作业检查的频率要明显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中每天检查孩子作业的占44.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7.3和26.2个百分点。而“留守家庭”中从不检查孩子作业的占33.2%，高出“流动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4.5和10.0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从辅导孩子作业的情况来看，“流动家庭”辅导孩子作业的频率要明显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中经常辅导孩子作业的占36.3%，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0.7和14.6个百分点。而“留守家庭”中没时间辅导孩子作业和辅导不了的占16.5%和33.8%，高出“流动家庭”3.3和11.0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从参加“特长班”来看，虽然三类家庭中孩子参加“特长班”的都不多，但相对而言，“流动家庭”中孩子参加特长班的要比“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多。“流动家庭”中有37.0%的孩子参加了特长班，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5.3和25.9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可以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本文采用三项指标来测量三类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状况，即参加家长会的频率、家长主动找老师交流孩子教育情况的频率、班主任主动找家长交流孩子教育情况的频率。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庭与学校的交流少，沟通互动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为参加家长会，家长的校访和班主任的家访都比较少见。相比较而言，“流动家庭”与学校的沟通要好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流动家庭”经常参加家长会的占81.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30.8和24.5个百分点；“流动家庭”中的家长经常主动找老师交流孩子教育问题的占17.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9.1和10.2个百分点；班主任经常找“流动家庭”中的家长交流孩子教育问题的占12.2%，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6.6和5.3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以上从家庭教育资本、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行为、家庭与学校的沟通四个相对具体的方面对三类家庭教育的情况进行比较与分析。而家庭教育的主观评价是从一个更为综合的角度对家庭教育总体认识与看法。本次调查发现，三类家庭中的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家庭教育压力感和家庭教育满意度三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流动家庭”中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重要的占75.3%，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12.4和21.0个百分点。这说明“流动家庭”中的家长对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高，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望子成龙“的思想，也表现出城市文明对他们观念的促进。“流动家庭”中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压力大的占61.1%，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7.2和20.5个百分点。这可能正是因为“流动家庭”中的家长认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家庭教育的期望高，而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又大，所以较“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体验到的家庭教育压力感大。“流动家庭”中的家长对家庭感到满意的占84.4%，高出“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27.2和34.8个百分点。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在总体中也是真实存在的。
结论与讨论
综合各个维度的家庭教育状况，一致表明“流动家庭”中的家庭教育要优于“留守家庭”和“普通农村家庭”。这意味着农民工将子女带进城，虽然增加其生活负担，甚至也对其工作会带来一些影响，却更有利于子女的家庭教育。这与王水珍等人对“流动”与“留守子女”社会化水平相比较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化优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5］。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如周芳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父母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不少家长没有意识到为孩子提供一个基本的学习环境与条件的重要性，具体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又缺乏科学的方式方法等［6］。李伟梁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之一是流动家庭本身存在的种种障碍造成其家庭教育困难重重，很难给子女提供优质、高效的家庭教育［7］。我们以为，如果从城市人角度来看，或者说按照城市家庭教育的标准，那么所有这些便成了“问题”。但是，如果按照农村家庭教育的标准，那么所有这些都不是“问题”，而是“优势”了。之所以成为优势，是因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在家庭教育观念、方法、内容、行为等等方面都会受到城市的深刻影响，他们会自觉地、无意识地向城市家长学习，从而促进其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方法的改进和内容的更新。
“流动家庭”较之“留守家庭”中的家庭教育比较优势，是促成农民工外出家庭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将子女从农村带进城市，农民工在子女家庭教育的选择上无疑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流动家庭”的家长以城市家长的教育家庭做为标准，会发现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上与城市家庭仍有较大的差距，这必然会增大他们的家庭教育压力。为此，社会各界应为这种“流动家庭”的家庭教育构建一张强而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如政府要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为缓解“流动家庭”的家庭压力营造一个有利的体制环境；学校可以举办“流动家庭”家长学校，提高流动家长素质，更新其家庭教育理念，改进其家庭教育方式；社区应将“流动家庭”的家庭教育纳入社区家庭教育工作范围，纳入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网络之中。总之，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劳动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农民工流动的各项制度的逐步松动，农民工家庭化将出现扩大的趋势［8］，其子女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工子女所受家庭教育的好坏是反映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和分享进步成果的重要标尺，也是城市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有利于农民工子女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