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不在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是20世纪以来最令人瞩目也备受争议的文化样态。它的最初形式是被精英文化主义者称之为“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所谓“劣质文化”。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文化得以与科技、商业和市场相结合，从而能够以文化产品的身份大批量地出现在消费市场上。一部分文化形式，逐渐从前现代社会的精英话语中挣脱出来，以其通俗、廉价的特征而深受广大平民大众的喜爱。然而，正是这些深受普罗大众喜爱的“大众文化”，却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以阿诺德、利维斯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主的文化精英主义者的无情批判。大众文化在一片被冠之以“下里巴人”和“意识形态欺骗工具”的讨伐声中挣扎着前行。 然而，尽管如此，大众文化并没有就此停歇脚步，反而在巨大的商业利润、媒体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心理的相互关连中愈益膨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愈发凸显出它的晚期资本主义性质，社会各个方面的“后现代”特征日益明显。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随之逐渐被日益丰富的文化产品所消解，大众文化不再只是那些“没有接受教育的、毫无素养的下层平民”的专属，追逐流行，引领时尚转而成为富有阶层炫耀财富的资本。也因此，西方社会更喜欢用"popularculture"（流行文化）来代替"massculture"，以反映流行文化广泛受欢迎的程度。 时至今日，流行文化已经随着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推动而波及到欧美世界以外的其它国家，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并已在现代大众传媒的推动下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充斥着流行文化的影子，流行文化已经上升至社会生活的中心。费瑟斯通曾说：“（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1]詹明信则更为激进地干脆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意指文化，并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来讨论。他指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遍及社会领域的惊人的文化扩张，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可以说都已变成了‘文化’”[2] 二、冲击：媒介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商业、媒体、大众心理，是流行文化不断得以膨胀的三张王牌。其中，巨大的商业利润是流行文化发展的原始动力，高科技媒体是流行文化得以迅速推广的工具和保障，大众心理则是流行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 商业媒体利用大众追逐时尚、彰显个性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以各种“类型化”的媒介流行文化将受众进行“区隔”，比如电视、电台不同类型的频道，不同时段的不同节目，不同流行元素的报刊杂志等，以此将不同的媒介流行文化消费群体作为商品“出售”给特定产品的广告商，以赚取商业利润。而受众则完全被商业媒体和广告所操控和摆布。 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青少年，由于还没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因而是最容易受到流行文化侵扰的群体。流行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毫无商量地侵入了青少年的成长空间，并控制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流行文化告诉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应该看什么听什么，应该穿什么做什么，应该怎么讲话，怎么思考问题……如此等等，以至于青少年在多变、娱乐、模仿和趋同的流行文化中表现出风潮般的集体盲动性，他们的需要、期望、目标、梦想，他们的情绪、态度和行为，他们的选择和决定，着魔般地被流行文化所控制。青少年对外部世界和自我身份的确认，已经在变幻的流行时尚中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有学者称，后现代是青少年认同发展的一个新的社会语境。[3]在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权威受到冲击，流行文化、多元价值受到追捧的特殊时期，青少年的自我反思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也增加了青少年期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后现代社会就像一个万花筒，它闪着变幻莫测的影像，跳动着快乐的音符，我们欣赏着、期待着、投入着，却又纠结着、矛盾着、恐慌着。所以，詹明信说，尽管处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清楚自己的个人身份，失去了计划性，但是，世界呈现出的即时、无分化的状态，却导致人们的一种生动体验：一种充满神秘而压抑情感刺激的生动体验。[4]这的确是后现代大众心理的真实写照，也是流行文化至今仍毁誉参半、颇受争议的原因。 三、抵抗：国外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 商业利润的追逐和文化环境的净化构成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矛盾。一方面是开放的、多元的媒介流行文化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保护主义者、青少年保护主义者的坚决呼吁。当媒介社会学家希望大众传媒作为非商业的公共服务工具的理想主义立场失败以后，他们转而投身于从受众主体的角度对媒介流行文化进行识读和鉴别，以增强受众的媒体免疫力。为了抵制媒介流行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欧洲学者就提出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养）的概念，以增强青少年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和评估能力。 而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即使是最崇尚文化自由主义和鼓励媒介市场自由竞争的美国也意识到了培养青少年文化鉴别力的重要性。媒介素养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欧美各国的普遍响应和广泛传播。至二十世纪末，这一概念又通过欧美各国相继传入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包括南非、巴西、中国的两岸三地。在倡导提高青少年媒介素养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了适合于本国的媒介素养培养方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的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电视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首当其冲的，便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融入到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学校课程体系之中。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日本等国已经将其列入全国或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教学大纲。#p#分页标题#e# 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一般有两种形式：融入课程式和独立课程式。融入课程式是指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到现有的不同学科之中，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媒体素养思想。这种方式一般比较适用于较低年级的学生；独立课程式是指在教学大纲中规定开设专门的媒体素养课程，由专职教师主讲，一般适用于高年级学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已开设融入课程式媒体素养教育，将媒体教育课纳入国定课程(NationalCurriculum)，包括小学（5-11岁）和中学（11-16岁），[5]主要形式是将媒体素养内容尝试着融入到其它一些学科如艺术、英文中，而并非一门独立的课程。日本文部科学省2001年在中小学开设“综合教育课”，其中就包括媒体素养教育的内容。加拿大则在1999到2002年，在艾伯塔省媒介认知协会的支持下，开发了与媒介素养相结合的新型英语语言文学课程，并逐步在该省从幼儿园推广到12年级。此外，像历史课、健康课、法律课、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也部分融入媒介素养内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目标2000：美国教育法案》中鼓励艺术学科的课程内容标准包含小学和中学各年级的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目前美国已有多个州把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编入英语语言、艺术、社会科学、历史、公民学、生态学、健康课程中。融入课程式一般是在有关学科中设立几个与媒介有关的主题进行讨论，或者在学科教学中专门拿出一段学时，进行独立单元式的教学。在独立课程式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都陆续以必修课的形式将媒体素养教育写入该国的小学、中学教学大纲中，而大学则主要是在新闻传播类院系开设专门的媒体素养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皆围绕媒体语言、文本流派、媒体技术、作品分析、阅听人等方面展开。 （二）培养专职的媒介素养教师 媒介素养课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是学校顺利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的保障。进入21世纪，西方各国在积极完善媒介素养课程内容和形式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媒介素养教师的教育和培训。 英国许多学院，例如伦敦大学和南安普敦大学等，都设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项目，专门对从事媒介教育教学和研究的中、小、大学老师进行专职培训。在英国教育体系中，新闻学和传播学等传媒类学科，并不仅仅是一种操作性极强的功利性课程，教学的目的也不仅仅限于学习新闻和影视写作、编辑、摄影、剪辑和录音等制作层面的技术和能力，更重要的则是媒介素养教育。[6]法国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高校中广泛开设了电影、电视记者、媒介文化的校本课程，在巴黎、莱尔、斯特拉斯堡等地的高等学校，专门为师范生开设了媒介研究课程。[7]这也为日后部分新闻传播类学生从事媒介素养教育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澳大利亚的全国性教师组织“澳大利亚媒体教师协会(AustralianTeachersofMedia)”，每隔18个月由各州成员组织轮流主持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讨论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并进行经验交流。美国东部地区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培训项目。有些州规定，要获得媒介教育的教学职位，应当具有学士以上的学位，再加一项授课认证（大约30个学分的证书），教师可以从提供教育学位的正式机构得到有关的认证培训。[8]在新墨西哥州和纽约的社会组织则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媒介素养教师培训工作坊。此外，像媒介素养速成课程中心(theCenterforMediaLiteracy'sCrashCourse)、天普大学(theTempleUniversity)的媒介素养教育实验室等都有专门的工作坊以提供媒介素养教师的培训。 （三）媒介素养运动的社会支持 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除了以正规的学校教育为载体，还依赖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一是家庭辅助教育，二是社会组织和协会的实际推动。其中，各种教育组织、社区组织、成教机构和宗教团体的推动是其主要特征。 英国政府和许多团体赞助的MediaSmart项目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媒体素养帮助项目，家长可以通过项目提供的各种媒体教育资源帮助孩子正确地观看电视节目和广告。新西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辅助设立大量的关于媒体教育的第三方课程，并且在一些协会和组织的推动下开发统一的媒体教育标准。日本的媒体素养教育最初就是由民间团体所推动，发展至今，形成了由媒体专业人士和学校教育联合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模式。加拿大媒介素养运动的最初也是在媒介素养教育协会(CanadianAssociationforMediaEducation,CAME)的发动下由众多社会团体自下而上共同推动的，并且在培训媒介教育的教师和联合学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后，像AML（安大略省“媒体素养协会”）和JCP（加拿大耶稣会士交流机构）等社会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整个加拿大的青少年媒体素养教育。此外，美国CML（美国媒介素养中心）、MEF（美国媒体教育基金会），澳大利亚的ATOM（澳大利亚媒体教师协会）等知名社会团体都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媒体素养教育。 （四）制度和法律保障 为了保障媒介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一些国家已形成专门的制度和法律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法定监督。如英国的“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就享有制定媒体素养章程，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媒介素养权利的法定责任。[9]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媒介素养教育立法，以保障媒介素养运动的顺利开展。 媒介流行文化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从魔盒中跳出来的会是什么。青少年对流行文化极为敏感且又缺乏成熟的判断能力，而媒介素养，却能够成为他们“识读”、“鉴别”千变万化的流行文化的有力武器。希望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经验能为中国的青少年媒体素养培养提供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