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解论文范文1
新艺术史与女性主义艺术史构成了当前西方美术史学发展中两大景观,它们反映出来的共同取向是抛弃了19世纪以来的、存在于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这两种观念都认为艺术史研究应该效法自然科学,做到考察的“客观”与“精确”。在艺术史从业余的消遣或娱乐的状态向专业化和系统化发展的时候,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艺术史毕竟是人文学科的一种,它更多的是与人的精神和思想打交道,所以套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显然存在着许多弊端。 并且从我们所检查的西方艺术史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绝对“客观”的艺术史。从纪元初年普林尼对艺术情况的简单记载开始,艺术史就不存在一种中性的、排除价值判断的观察状态。普林尼在自己的记载中显示出的兴趣显然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在里面的。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以及布克哈特等学者和艺术史家均为不同的审美价值确立了理论基础,因此他们的美术史不是机械的记录或冷酷无情的解剖,而是有着强烈和鲜明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的美术史是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着创作和观看)的审美价值辩护史。此外,就是持实证主义观点的艺术史家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亦不能排除他们的价值观,这是不言而喻的。 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其理论假设上都反映出认为这个客观化于我们的世界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从而在对世界进行阐释时逐渐形成了一层坚硬、圆滑的外壳,结果我们阐释得越多就离真实越远,更加严重的是在人们的思维之中产生了惰性。这就是通常被两个世纪之交的一些有见识的思想家和学者所指出的存在于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危机。【1】面对这种危机,人们开始从方法论方面发动了攻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胡塞尔的“悬搁”都是这种努力的代表。从世纪之交开始的这一批判,一直延续到今天。开始于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是发起的新的一轮攻击的标志,这是对此前所存在的一切理论假设的破坏与颠覆。虽然所处的时间不同,但是在方法上新的批判者与其先驱并无太大的区别。 如解构者的代表德里达就称自己是一个干“零杂活”的“零杂工”,即不建设也不破坏,从而开辟了一个“中间地带”,动摇了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笔直的界限。【2】在轮番攻击下,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大厦已经倾覆有日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映着主体能动性的艺术史的阐释特性被推到了重要位置上,它担负着对传统的实证性理论假设继续批判的任务。所以现在标以“后现代”或“新”等名称的艺术史往往都是首先强调突出主观色彩的阐释功能,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这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就是阐释的标准问题。完全的相对主义必定会把艺术的研究引向绝路。鉴于此,我们必须对新艺术史和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新艺术史从80年代初期开始,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学艺术史系、艺术学校和多种学科的交流都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艺术史”一词。不仅如此,就是在一些学术性不太强的部门,如美术馆主办的带有指导性的巡回讲座、艺术批评和艺术类书籍也日益频繁地谈到“新艺术史”一词。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艺术史”呢?答案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是因为“新艺术史”并不是一个传统的流派,从最概括的意义上讲,它仅仅指谓着一种价值上的取向,那就是对传统艺术史的批判。但这仍然是模糊不清或笼统的一种解释。A.L.雷斯和F.博泽罗是1986年首次在英国、其后又在1988年出版的《新艺术史》论文集的编辑,她们对“新艺术史”做了这样形象化的解说:当一篇(艺术史学术)论文分析画中的女人的形象而不是笔触的特征时,以及一个美术馆的讲座忽略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为基督教教会的宗教艺术所使用的圣母玛利亚的罩袍的光泽时,那么新艺术史就投下了它的影响。【3】雷斯和博泽罗进一步认为:新艺术史是一个宽泛的、便利的名称,它概括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政治观念对一个学科的影响,这个学科因为它对艺术守旧的鉴赏趣味及其在研究活动中的正统观念而名声欠佳。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已经导致了某些最为有意思的、有争议的关于艺术的著述……(同上)雷斯和博泽罗所编辑的这本《新艺术史》论文集本身便非常集中、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新艺术史”的特点,卡尔文•西尔维尔德对此总结说,这是“一个边缘交汇处,这里有新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结构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和立场,这里主要的讨论者有学术界的人员,也有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拍卖会的人员。每一个撰稿者都相信传统艺术史的原理和方法大部分都未经过检查而存在了下来。”【4】那么,什么是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呢?一般地说,贡布里希以前的、包括着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研究都属于传统范围。据认为,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对象被概括在马克•罗斯基尔在1974年的一本题为《什么是艺术史?》的著作中。在这部著作中,罗斯基尔认为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就是风格、归属、时间、来源的可靠性、稀有性、重建、赝品的识别、被遗忘的艺术家的再发现、以及绘画的意义。罗斯基尔在这里对艺术史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他认为艺术史是具有明确的原理和技术的科学,而不是直觉和猜测。【5】他指出,思想、社会背景、宗教信仰、赞助情况、题材的选择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影响对绘画的理解,因而它们是艺术史的一部分。此外,罗斯基尔还告诫:“艺术史不仅是一个阐释的学科,它还是一种职业。”(同上,P12)本来这种教科书一般的著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它在一点上触怒了一些不安分的激进主义者,这就是“在平静安祥的自信中,这本书就象一个照耀着艺术史的清白无瑕的过去历史的耸立着的灯塔”。【6】具体的罗斯基尔所代表的美术史和新艺术史家所倡导的美术史的区别,我们在后面还可以进一步见出。 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年,蒂莫西•克拉克在《时代文学增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条件》一文,【7】他要求艺术史要考虑艺术所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真实性,克拉克的这种取向被视为一种新事物出现的开端。正如我们已经在上一章所介绍过的,在此前一年克拉克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影响的著作,《纯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形象》。这两本著作均已显示出克拉克的主要兴趣所在,也就是艺术与阶级斗争的关系。#p#分页标题#e# 1975年,在克拉克的鼓励下,利兹大学开设了艺术社会史的硕士课程。四年后,杂志《阻挡》(Block)作为一个激进的艺术史家和设计史家的论坛而创立。为向传统学术交流中的彬彬有礼的斯文姿态挑战,《阻挡》以不屈不挠的两个栏目及其强硬的措辞给通常可以在法国曼泰尔市(Nanterre)、而不是在国家美术馆找得到的斯文习气予以致命的一击。与通常艺术史研究那种把注意力集中在大量的死亡的东西上的后向性视野相反,《阻挡》却发表活着的、被这些艺术史的新派人物称之为实践家的艺术家的照片实录、集锦和文章。在学术界人士抱怨这种研究的语言的莫名其妙情况下,在1980年,颇孚众望的艺术史家协会通过给它的传统的论述归属和影响的论文增加新的部分,即方法论、女性主义和社会史方面的论述,从而将它的讨论会和《艺术史》杂志向新的方向开放。这时新艺术史已在电视和函授之类的公众大学中开始出现,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从此新艺术史开始走进一些被关闭的大门。在1985年,美国的《今日历史》杂志向6名被采访的艺术史家提出“什么是艺术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莫衷一是,这些艺术史家在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辩护的时候充满了疑惑和不满,从而揭示出这一学科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在1982年,《阻挡》杂志及其发祥地———英国米德尔赛克斯的多学科大会就“新艺术史?”为题举行了讨论会,这是第一次公开使用“新艺术史”一词,据认为这是由乔恩•伯德所提出的。标题中的疑问号的使用标志着对这一名词的用法存有疑问态度,这与马克•罗斯基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罗斯基尔的书名中虽然也使用了一个问句,但是他相信自己可以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不同是颇具意味的。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罗斯基尔解释和分类,但是没有提出问题。新艺术史家不仅为艺术、同时也为与其有关的社会提出了问题。他们对艺术的地位提出疑问,以及对那种想当然的理论假设提出疑问,这种理论假设认为艺术就是在一定风格之中的绘画和雕塑。他们问道,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作品首次被称作艺术,以及为什么唯有它们是值得研究的。这些以“新”为标志的艺术史家不为对艺术的特别关心所触动,他们关心的是,对于在书中、办公室、博物馆和美术馆看到艺术作品的人和拥有艺术作品的人来说艺术的目的是什么。艺术在同时代的经济、政治作用也被提了出来。艺术史学科的创始人也未能逃脱被严厉审视的下场。强烈的社会和政治信念是新艺术史家在自己头上不断挥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为之所激励,从而被导向他们对于一种观点的自觉,这种观点就是向早期艺术史家呼吁客观的学术研究提出疑问。 新艺术史象征着艺术史讨论中的一种新的变化。 旧的艺术史已经不被信任,象鉴定学、品质、风格、以及天才这些词已经成为禁忌,从新艺术史家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具有讽刺和嘲弄的意味。他们断言,这些词汇只是模糊不清地适用于关于艺术是什么的旧的理论假设。新艺术史自有一套新的词汇,如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阶级、方法论、以及还有那些不经意地显露出它们的社会科学的出处的词汇。在新艺术史家的后面摆着一条新的思维方法,那就是把艺术内在地看成与产生它和消费它的社会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什么由艺术家的天才制造出来的神秘的事情。 我们对《新艺术史》这本论文集中的某些作者提出的观点略加一点不完全的介绍或许可以使我们对新艺术史有一些更具体的了解。马西娅•波因顿指出:“艺术史长期以来就需要一个更加严格的理论基础。”【8】玛丽•F.戈尔马雷和帕梅拉•格里什•纳恩认为,新艺术史所谓的“新”,主要是针对将艺术史作为一种无价值评判的学科这种传统的、实证主义者的观念。(同上,P61)这表明,新艺术史家对一个人已经接受的观点是自觉的,而不相信学术能够必然地是“客观的”。 通过在前面有关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艺术史作为一种科学是由里格尔和沃尔夫林的艺术形式的分析方法所开始的。帕诺夫斯基和埃德加•温德很快就证明艺术形式不是与外界隔绝的,而是历史背景和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文化象征。这正象乔恩•伯德在《论新,艺术与历史》中和保罗•奥弗里在《新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中分别所提到的,安托尔、豪泽尔和克林根德所致力于的社会学艺术史是新艺术史家所关心的对象。(同上,P33,P136)玛格丽特•艾弗森指出,目前的一代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的艺术史家不是把艺术看作批评家必须历史地立足于之上的一件乐善好施的产品,而是把艺术本身当做传达意识形态的有问题的传达手段或工具。(同上,P84)维克托•伯金和马西娅•波因顿都显示出,贡布里希为什么在今天是一个问题:他的研究实践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娴熟的关于历史的知识,但是他倡导的是一种脱离肉体的或无实体的眼睛。(同上,P47,P154)卡尔文•西尔维尔德认为《新艺术史》这部书充满了好的、有信息价值的问题,这是实际的、活生生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是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新艺术史运动(如果可以称作运动的话)所提出的问题。问题一: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是对的,即历史是选择性的,以及“某某主义”是作为标志的分类(如超现实主义)、标签(如达达),而这些标志又被一些新艺术史家认为是把多彩多姿的现象歪曲和错误认同于同一的整体手段,那么用来教育学生的“艺术史”和艺术的历史不是颠倒黑白的方案吗?这是职业的责任吗?问题二:如果法国结构主义的浪潮(这已经被诺曼•布赖森加以英美化,并且正在向艺术史研究渗透)是被索绪尔的、对于绘画的形象方面来说具有致命的缺陷的语言学所担保的,(艾弗森倡导皮尔士的指号学,《新艺术史》,P85)那么在符号学的洪流过后艺术史真的会存活下来吗?问题三:如果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是新艺术史的发起者,以及蒂莫西•克拉克在《时代文学增刊》所发表的宣言率领大军越过了障碍,(保罗•奥弗里持此议,《新艺术史》,P133-141)从官方的角度来讲我们处在胜利的年头,那么新艺术史改变了现状吗?一些新艺术史家的回答是不,因为这些激进分子已经被现行体制所接纳;虽然在一些大学里有个别的潮流如女性主义,但是写作艺术史的基本范畴仍然是极端保守的和反动的,这种观点为阿德里安•里夫金所提出。(同上,P161-162)还有的回答是等待,如约翰•塔格所议,这里没有一元化的方法论的解决是最终被指望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艺术史是与“权力”有关的文化实践,我们或许必须进行“集体组织,以及对公共机构进行抵抗”。(同上,P165-79)诺曼•布赖森在1988年编辑出版的《画诗:来自法国的新艺术史论文》论文集,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了新艺术史的面貌。作为一种或“主导性的”或“传统性的”这种可选择的艺术史形式,布赖森收编了当代法国的几篇论述艺术的文章。在导言中,布赖森批评性地将符号学的论述与被他归为“权威的”艺术史相比较,这种“权威的”艺术史为贡布里希所代表。同时布赖森也将符号学的美术史研究与其它现在的艺术史的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倾向做了比较。评论者认为布赖森的这篇导言并未简要地说明什么是“新艺术史”,但是它向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挑战,由此也向艺术客体的传统观念挑战。【9】在这篇导言中布赖森继续了他对贡布里希长期以来的批评。【10】布赖森指出贡布里希在他描述图像的制作中所使用的关键词汇如“方案”、“观察”、“试验”忽略了或悬搁了图像的社会形成。布赖森说,如果图像制作被完全描述为发生并交流于画家和观者不可见的深处世界之间的私人心理事件,那么这种进程就被从图像的意义置于其中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力量中排除出去了。而布赖森所收编的这些论文均认为艺术作品是可以从社会性来认识的符号系统的产品。不过,这些作者并不把图像归结为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布赖森认为,这样的还原主义者忽略了艺术作品与其他社会话语如经济、科学、宗教这些组成社会的砖块的本质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被编辑在一起的论文均是将不同的绘画和湿壁画当做复杂的物质性的符号的“解读”,这些符号是穿越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制作工厂的话语之流的部分。这部论文集主要包括了一些符号论者和被称之为后结构主义者的论述,其中就有福柯论述委拉斯贵支(1599-1660)的《宫女图》、巴尔特论述荷兰艺术的文章。#p#分页标题#e# 通过对新艺术史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新艺术史的背景实际上是在英国发起的一些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史思潮,当然其中也不乏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者。按照笔者的观点【11】,英国的激进主义大致可分为三代人,那么从事“新艺术史”的新艺术史家就可以被看作第四代人。新艺术史更大的社会背景是60年代末期西方激进思想运动,依据一些保守派人士的说法,这就是西方对左翼和“大陆”观念“宽容”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克拉克的宣言性的论文出现、并且能够找到市场,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新艺术史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艺术史理论,其中有许多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因而要评价新艺术史的功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并且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应该看到,自从70年代以来,由于象克拉克和塔格这样的艺术史家的批判,作为一个学科的艺术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那就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它的破坏要大于建设。 新艺术史在90年代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新艺术史的代表人物约翰•塔格在1992年出版了《争鸣园地:艺术史、文化政治学以及综合领域》,这部书包括了塔格自1985年至1990年所写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一部分反映出新艺术史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塔格被认为是本世纪比较早的反对鉴定学、图像学、艺术家传记、以及时期与运动的研究、并促使转向艺术社会史的人物。在这本集子中,塔格所关心的问题均为新艺术史家所关注的中心,如博物馆的功能、艺术史的标准以及作为艺术史的对象的艺术作品。但是在后现代的氛围中,学术交流的宽容性使得任何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都能够得到一块容身之地,所以相互敌对的倾向也为相互转化、同化和相互吸引所代替,因而由于新艺术史的出现从而将艺术史学科投于其中的危机在这种新的多元化的宽容气氛中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新艺术史所作的事情也为新、旧右派的后转倾向所抵消,因为新、旧右派可以把他们观点上的缺陷和矛盾隐藏在“价值”、“艺术客体”这样的盾牌之后,而对于那些将后现代主义视同于一个无标准、无价值观的深渊的人们,新、旧右派的“价值”和“艺术客体”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之一,否则只能走进深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新艺术史家就陷入了十分相似的两难境地:被迫屈从于他们自己具有社会机构性特点的社会地位,从而现在就丧失掉自己的激进和新奇,而同时也明显地显示出他们不能去实现自己早期的革命目的。塔格的这本选集就是为解决新艺术史家的这种随之而来的自信心危机而出现的。塔格在《艺术史与差异》一文中指出,早期的艺术社会史学家只是对艺术史学科的方法论的规则进行了攻击,但是他们忽略了艺术史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这应该被看作是新艺术史对自己内部的一种检讨。然而人们或许感到:“在塔格的断言中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它避开了这一问题,即一个激进的艺术史家应该如何不是寻找越来越多的权威中的肤浅人物并削弱他们而能继续下去。”【12】二女性主义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新艺术史包含着部分女性主义的艺术史,二者在理论主张,如反传统、方权威、反中心论等,有许多相似处,所以很容易地会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一些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本身就属于新艺术史家阵营。但是,女性主义也有自己更大的独立性,从艺术史的研究来讲,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有的研究者指出:在诸如历史学、哲学、生物学、以及法律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女性主义者的学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经改变了研究方向和知识发展。通过扭转这种景观把学术研究带向一种自觉的性别视角,女性主义揭示了学术研究中的以前未被注意到的男性偏向,从而填补了那已经被揭示的我们理解中的裂隙。【13】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鉴于女性主义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之进行专门的介绍。 西方女性主义是西方妇女运动的产物,产生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在1920年世纪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后,妇女运动转入低潮,这标志着妇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结束。在60年代,美国黑人的人权运动引发了整个西方的妇女运动发展中的第二次高潮,由此以后,女性主义进入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领域,并影响着西方人的生活和思维。 一般将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80年代为限,前期为经典或传统女性主义时期,其理论强调两性差异的社会原因;后期为现代女性主义时期,主要特征是否定经典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而突出差异的绝对性,强调阶级、民族、种族、地理等因素。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吸收了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或者对经典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修正,或者全面否定两性平等的观念。因此,女性主义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内部论争后,在90年代初期其理论的统一性就被认为已经解体了。 【14】一般说来女性主义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项,一个是性别,这是作为差异的另一个名词;一个是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姿态。对这两项内容阐述就构成了整个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的艺术史研究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最早讨论艺术史问题者之一是琳达•诺克琳,她在1971年的《艺术新闻》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一文,通过指出早期欧洲妇女由于习俗原因而被排除在职业训练之外,从而暴露出艺术史叙述(男性)艺术家的“天才”这一现代神话式的结构。【15】诺克琳的论述为其后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开了先河。 诺克琳的早期论文和另一部出版于1976年的重要著作《女艺术家,1550-1950》因其改良主义和保留传统艺术史价值评估体系的倾向而被批评者划归第二代女性主义者。1989年诺克琳出版了《女人、艺术、权力及其他》论文集,其中包括7篇论文。【16】在这部文集中,诺克琳受到了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享乐”、话语理论以及语言/言语差异诸方面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中“享乐”概念为巴尔特所提出,而话语理论和语言/言语差异诸概念则为德里达所建立。在写于1987、1988年的第二篇论文中,诺克琳对贝尔特•莫里索的画作《乳母与朱莉》做了分析,揭示出在印象主义与以男性视点为前提的消闲主题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象酒吧、妓院、剧院、芭蕾剧这些为印象主义画家所热衷于表现的地方都是女性劳动的场所。评论家认为,这项研究中有一个值得发展的意见,这就是诺克琳认为贝尔特•莫里索作为一个“二流的印象主义者”的地位的限制与艺术“作品”的观念的批判的性别化密切相关。#p#分页标题#e# 也就是说,莫里索在印象主义画派中的地位与她对性的处理和认识有关。 这部论文集中的第三篇论文写于1978年,主要围绕语言和隐喻中的两个中心的性别差异而展开讨论,这里的语言和隐喻就是“落下的”(fallen)与“堕落的”(prostituted)。这一研究是通过对拉斐尔前派画家罗赛蒂(1828-1882)的分析而完成的。第四篇论文是关于女性现实主义者的,现实主义一直是诺克琳所关注的对象。通过对四种风格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她认为“现实性”本身就是从性别化的景观中来解读的,或者说来评价的。在写于1980年的第五篇论文中,诺克琳以一种不对“公众/私人分隔”进行挑选和将“社会意识的艺术”加以性别化了的方式,对美国艺术家弗洛林•斯特泰默尔(1871-1944)的作品做了“强制性的”检查。写于1972年的第六篇论文提出了“色情艺术”意味着“为了男人的色情”这一观点。诺克琳的这些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艺术史甚至艺术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面对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诺克琳的方法和观点多少有些过时的感觉。 经过70年代的不断发展,自从80年代初以来,西方女性主义关于艺术史的著述急剧增多,并且不断趋于成熟,由诺尔马•布鲁德和玛丽•加勒德编辑、并于1992年出版的《扩大的话语:女性主义与艺术史》论文集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这种面貌,由此也为我们了解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打开了一个理想的窗口。【17】早在11年前,布鲁德和加勒德已经编辑了《女性主义与艺术史:问题的连祷》,这是一部最早的女性主义学者研究视觉艺术的论文集之一。现在《扩大的话语》结集了29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讨论的范围包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至20世纪后期的欧洲和美国绘画艺术。编者在前言部分强调这些论文的研究中心均集中于男人的注视、女性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本质论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扩大的话语》中的许多论文分析了欧洲绘画中反复使用的女性人体这一题材的艺术处理。这些研究者反对传统艺术史把对女性裸体当做是对“自然”的描绘或是纯粹的女性价值的轨迹来论述,她们把艺术产品置入它的社会背景中,并且有力地争辩说对女性肉体的再现总是历史地传达着性欲和权力这样的特殊的意义。这部论文集的作者全部向这种传统型的艺术史及其传统型的阐释挑战,还有几篇就艺术自身的概念问题提出了激进而不乏深刻的见解。 该文的顺序是按照年代安排的,前八篇主要讨论文艺复兴艺术。几位作者重新构建了不再在当代观者中引起共鸣的形象的意义。玛格丽特•R.迈尔斯在《处女的赤裸乳房》中分析了从事抚育工作的马利亚这一形象的宗教和社会意义。她由此展示了14世纪的托斯坎纳人对女性的态度这样一幅复杂的画面,这要比一个人所期望看到的要多得多。帕特里夏•西蒙斯的《画框中的女人》将“注视理论”运用到对15世纪托斯卡纳的侧面肖像画的考察中。她提醒人们注意到艺术有使用价值,即这些画通常被用以展示作为财产的妻子们,而这个价值常常是在艺术作品一旦被供奉在博物馆以后就为我们所忘记。莉莲•泽波洛同样也对波提切利的《早春》做了研究,她同西蒙斯一样,认为这些女性形象显示出对婚龄女性的一种专有化的处理。 玛丽•加勒德讨论了达•芬奇的妇女肖像画,认为达•芬奇与他同时代人不同,他尊重女性的性特征,并且反对当时流行的科学观点把妇女当做麻木的生育机器。罗娜•戈芬的论文利用彻底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指出了提香作品的色情处理和女裸体的处理。玛格丽特•卡罗尔对鲁本斯的分析强调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比较流行的对强暴题材的描绘。她注意到“强暴”不仅强化了丈夫胜过妻子或男性胜过女性的权力,而且还指谓着政治中的君王的权力与控制。耶尔•埃文从性的主题出发对政治做了相当有意思的研究,她分析了陈列在佛罗伦萨长廊的雕塑的历史,追溯了这样一段历史:多纳泰洛的犹滴杀敖罗斐乃的雕塑作品声望逐渐减弱,并由切利尼高度性感化了的《珀尔修斯杀梅杜萨》和博洛尼亚的《一个塞贝人的强暴》所取代。 帕特里夏•赖利从形式的角度对艺术史中的性问题进行探索。她认为文艺复兴的艺术理论具有为男性艺术所设计的特征,因而必须包括着色彩的女性化的淫荡和绘画的“肉欲”。纳塔利•博伊梅尔•坎彭认为,罗马帝国和18世纪的欧洲二者都有一个反映着社会权威的视觉,那就是要求妇女充当必须被驯服的另一个人。坎彭争辩说,古典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风格,而且还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控制的隐喻”。 【18】讨论19世纪的艺术主要限于法国艺术。阿比盖尔•所罗门—戈多的《走向自然》和彼得•布鲁克斯的《高更的塔希提人体》两篇文章都将高更置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之中,并使用了当时的文学和历史学资料。虽然在选题和方法上有颇多相近之处,但是两位研究者的对高更的社会和风格价值的评定是完全不同的。 描绘女人体的不同的方法也得到了讨论,其中有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的诺克琳关于莫里索《乳母与朱莉》的考察,此外塔马尔•加布的《雷诺阿与裸体女人》和詹姆斯•萨斯洛关于罗萨•博纳尔的分析,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萨斯洛认为博纳尔的作品包括着被忽视的自画像与女性肖像画的标准风格有一种故意的对比,并试图描绘出她的同性恋特征。在论述雷诺阿和杂志艺术的文章中,加布将女性形象置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之中。同类的研究也为诺尔马•布鲁德所进行,她分析了德加的画作《年轻的斯巴达人》。加布揭示出雷诺阿著名的裸体作品中的厌女症,而布鲁德则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德加同情女性主义者的原因。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是女性主义中的激进分子,她的《现代性与女性主义的空间》一文为现代绘画的出现做了强有力的分析。她认为现代主义的确切概念都是伴随着一种公众和私人空间的意义而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个空间中女性却不能平等地参与。安妮•希戈尼特的《隔绝的视觉》是这部文集中极少数没有对艺术史的“大人物”做出讨论的文章之一。她关注的重新是18和19世纪繁荣起来的家庭相册艺术,认为这构成了独特的女性艺术传统,而这一传统在19世纪结束时被遮蔽了。这篇论文揭示了一个关于环境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允许艺术在亲密的小圈子和环境之外具有被认识的意义的环境,这个小圈子和环境孕育了作为“男性”艺术世界的特征。#p#分页标题#e# 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男性支配地位的进一步思考在卡罗尔•邓肯的文章中被指向20世纪的艺术。邓肯关心的是,如果现代艺术是关于形式的,那么,为什么它更多地负载到女性形象上面?并且特别是象妓女这样的性欲可利用的妇女上面?它认为这些形象“积极地男性化了作为一个社会环境的博物馆”。(同上,348)对妓女的另一种描述,即春宫画,是玛里琳•林肯•博德关于马蒂斯的研究主题。玛丽•安妮•考斯的《被拍摄和被描绘的女士》一文中发现超现实主义激发了关于注视、性、以及女性主义的反映。她特别敏锐地关注到理解艺术的女性观者之角度的困难。 文集的最后部分的讨论对象主要是20世纪的女性画家或女性主义者的作品,也更多地涉及到当代的一些政治问题、种族问题,还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此处不再介绍。 通过上面的一些具体的介绍来看,女性主义的美术史研究主要还是针对女性形象在艺术中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一系列有关社会、政治、男性和女性的心理、以及妇女在传统习俗或政治制度下的地位的问题,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美术史研究又对种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而这些独特的视角显然为以往的艺术史研究所未触及。女性主义的优势还在于它的新生性,一块未经开垦的土地很自然会以极其开放的姿态迎接它的拓荒者,所以一些旧的或传统的艺术史中的局限性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家不拘于门户之见而急切地吸收各种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盛行时期,女性主义对其他理论成果的运用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在现阶段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特点的比较突出的人物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简单地提到的英国艺术史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此外,她的研究以及其他艺术史家和评论家对她的批评与辩论,还显示出当前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一些趋势。 波洛克在1988年出版了《视觉与差异:女性、女性主义与艺术史》,在这部著作中,波洛克的探讨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这就是一方面她要把对于世界的再现放到艺术作品中来考虑,另一方面她要把艺术作品放到艺术史中来考虑。波洛克宣称,她的目的不是“追求女性主义者艺术史”,因为按照波洛克的理解,这种艺术史只能是这一学科正规论题的一个女性主义者变种,波洛克称自己的目的是实现“对艺术史的介入”。 波洛克强调需要形成一种综合的女性主义理论,以向艺术史的主导范例挑战。她说:“女性主义者的介入要求认识性权力的关系,使男性权力的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文化再现的作用成为可见的。”【19】从此目的出发,《视觉与差异》表现了近来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的一些带有前卫色彩的努力方向,即不再局限于试图揭示女性艺术家的各种历史,而是代之以考察社会的结构(过去的和现行的两方面的艺术史实践),在这个结构中“女性艺术家”作为例外以引证这条规则。 波洛克承认依赖于由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所提供的模式,尤其依赖于蒂莫西•克拉克的著述,但是她也辩论说,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关注艺术的生产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方向,但是它却忽略了性别与种族的方面的问题。她对此谈到:“虽然向马克思主义的父制权威挑战是重要的,因为在其之下对性的习惯性划分的确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理论的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以性来取代阶级,而是要在所有的历史实践形式中破解阶级和性、以及种族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同上,P5)这被评论家认为是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平安无事”的心境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波洛克会剥下这个学科至为神圣的方面中的许多东西,它们包括相信历史研究是客观的信念、意识形态的无价值评判的中性状态、把艺术再现当做一种穿越历史的专题性进军或风格类型的变化、对传记的依重、以及对艺术天才的信念。一些批评家指出,波洛克的这部著作不同于许多艺术史方法的讨论,它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以取代将被移去的规范。波洛克在讨论中运用了福柯、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理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波洛克的理论是杂乱无章的大杂烩,而是十分有条理地使这些理论为她的中心论题服务,同时自始至终都遵循着女性主义的精神。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波洛克在建立了她的行程规则后迅速转入对艺术作品的分析,这使她的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波洛克的主要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印象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与此同时,波洛克的理论也招致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当然这些批评并非完全针对着《视觉与差异》,而是针对着她的全部理论和研究。一种指责是波洛克在试图调和她关于主体性和文化生产的符号学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学理论批评与她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将艺术当做一种社会“实践”的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困难的。“在如此做的时候,她将为什么艺术家和作家相信自己是自我表现的和自主的动因这一问题就留在了神秘莫测之中。”【20】其次,文化与政治的调和是有问题的,这里的政治是关于性别与阶级的。艺术被表现为一个文化被铭记于其中的关键地方,但是文化和图像这两个概念都是太受局限的。“虽然权力的表现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在创造文化的现实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一点也解释不了组成现实性的共有的经验和记忆的多样性。”【21】再次,波洛克对风格问题的忽略,虽然这是向传统艺术史关于风格的观念的一种挑战姿态,但是艺术史家处理的毕竟是无言的视觉艺术,并且显而易见它有可见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特征又是有个人和时期风格所构成的,“或者风格比内容更能以一种深层的和基本的方式传达意义和意识形态,但是这里视觉表现毫不置疑地被置于词汇表达之下。”(同上)最后,认为波洛克对拉斐尔前派的研究忽略了接受者的方面。这种意见指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也不是与接受者的被动接受打交道,因而波洛克(还有其合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指示的过程永远都是暗示着一个观者。这一看法主要为女性主义艺术史家卡伦—埃迪斯•巴尔茨曼所持。巴尔茨曼指出目前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文化的女性生产者身上,一种是集中在性别的与艺术的主题上,从而促使人们将女性当做观看的客体,而不是观看的主体。巴尔茨曼认为波洛克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仍然未能脱出这两种方式,它们仍然是建立在“大师—读者”和“读者—文本”的模式基础之上。因此巴尔茨曼提出了第三种思考方式,即从女性观者的主体性出发,超越“读者—文本”关系,从而建立一种“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艺术史”。【22】这种观点显示出女性主义艺术史在当前的另外一种走向。#p#分页标题#e#
艺术理解论文范文2
回首1980年,当胡坤首次突破了中国人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零”的记录———获得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五名时,人们在惊喜之余,还以为这是个别、偶然的现象。然而自那以后,中国优秀小提琴选手陆续几十次赢得了各种国际比赛大奖,让世界乐坛刮目相看:王晓东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英国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吕思清和黄滨分别于1987年、1994年摘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桂冠等等[1](第202-206页)。如今,当我们再听到中国选手“国际比赛获奖”时,高兴之余,已不会再感到特别意外和惊奇了。诚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夸赞中国的小提琴艺术有多么辉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蓬勃兴旺的整体社会环境,使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活跃、开放的国际交流和学琴热潮造就了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腾飞,涌现出薛伟、钱舟、陈曦等多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
经过几代中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优秀的中国小提琴教育家对西方小提琴艺术已经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并掌握了科学的技术训练方法,被国际著名小提琴教授迪蕾盛赞“超过欧洲所有的学校,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巴黎音乐学院”[2]。在学习、借鉴西方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小提琴艺术已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显示出可贵的特色。中国小提琴艺术由中、西两大音乐支柱所支撑,涵盖了小提琴的教学、表演、创作、制作及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属于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音乐水准的提高,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也达到了最活跃的时期。研究形式既有集中论述某一问题的专著、文集,如钱仁平撰写的《中国小提琴音乐》、洛秦主编的《小提琴艺术全览》等著作,也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一些研究生以小提琴艺术方面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1](第191页)。与专著和学位论文相比,音乐期刊上的文章不仅具备一定的学术性,还具有时效性、广泛性特点。其中,《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更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于考察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欲以1978—2008年在以上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论文为蓝本,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数量、内容、研究趋势以及作者构成等方面的统计,尝试分析与总结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78—2008年核心音乐期刊小提琴论文概况及进展
据统计,1978—2008年在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文章共计358篇(包括部分短讯和信息)。其中,《音乐研究》刊载18篇,《中国音乐学》9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5篇,《中国音乐》18篇,《人民音乐》148篇,《音乐艺术》59篇,《黄钟》31篇。关于音乐家演奏会、艺术成就、纪念及研讨会等内容的论文共140篇。其中约有近三分之一(共44篇论文)是关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文章多角度探讨了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对小提琴演奏、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马思聪在我国小提琴艺术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有关其他中国小提琴家,如刘育熙、胡坤、吕思清等人的文章为46篇。在介绍外国音乐家的50篇文章中,对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关注最多,有9篇文章以他为题。另外还有关于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穆特、西琦崇子等杰出小提琴家的文章,主要涉及来访演出、讲学、回忆和怀念等内容。
研究小提琴教学和演奏理论的论文共78篇。在探讨教学方法的42篇文章中,有6篇介绍了被誉为“冠军教授”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教学方法,将富有特色的林氏教学法从理论上进行了较系统、简明的总结。其他教学文章还谈到基本功训练、中外专家的讲学、选择教材和教学法等内容。研究小提琴演奏的36篇论文,讨论的方向集中在演奏姿势、动作、音准、发音和技术训练等具体问题上。分析小提琴音乐作品的论文共有62篇。研究中国乐曲的为40篇,其中又以对马思聪的音乐创作研究为主,占17篇。另外,还有6篇论文对备受赞誉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技法和中西结合风格进行了探讨,对杜鸣心、王强、夏良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有专文介绍。在仅有的研究外国作品的22篇文章中,既包括演奏解析的译文,又有从主题因素、和声调性、曲式结构等创作角度对作品进行音乐学分析的论文。
在有关小提琴比赛的34篇文章(包括简讯)中,记录历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和中国作品演奏比赛的文章为15篇,另外19篇是对国际比赛及获得国际比赛大奖的中国音乐家的介绍与采访。关于小提琴艺术史、小提琴学派的文章共18篇,涉及世界小提琴文化及其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影响、中国乐派如何形成等内容。此外,还有10篇文章主要介绍小提琴基本常识;6篇文章专门研究提琴制作;书评、声学问题等其他内容为10篇。与改革开放前仅有《音乐研究》和《人民音乐》上刊载的四十余篇小提琴文章相比,以上统计的358篇文章,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突破,体现在对小提琴艺术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极大拓展: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使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目光从基本演奏知识和有限几首小提琴乐曲的普及性介绍,扩大到表演教学、作品分析、国际交流以及提琴制作等各个方面。关于演奏方法的文章,除了研究左手揉弦、右手运弓等一般问题和介绍大量中外小提琴家的音乐会及演奏经验外,出现了《演奏好中国小提琴曲所需的补充技术训练》[3]《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与初步研究》[4]等文,对演奏西洋乐器与中国风格的实践结合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教学方面,从左右手训练、发音音色等常见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到多位具体小提琴教育家,如马思聪、张世祥、林耀基等以及外国大师教学方法的记述和总结(参见[5][6][7]),为小提琴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较为详实、可行的经验。
作品研究方面,对中外小提琴乐曲的演奏解释和音乐学分析的文章数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明显增加,并且出现了一些比较少见或较新曲目的研究,如《克里格里奥诺〈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音乐分析》[8]等。关于比赛方面,自从中国选手开始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此类文章内容也从介绍国内、国际比赛,逐渐到记录在国际赛事捧杯载誉的吕思清、陈曦以及获提琴制作大奖的戴洪祥、郑荃等优秀中国音乐家(参见[9][10][1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还呈现出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态势,发表的论文已经涉及到音乐声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社会学等以前很少触及的领域,如周泽华的《从音乐声学看小提琴音色》[12]、张漪和杨燕迪的《阿尔班•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的人文寓意诠释》[13]、李齐华的《意大利小提琴音乐中炫技因素勃兴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14]等文章。作者不仅从小提琴及乐曲本身的具体形态分析,更是站在与声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角度上对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扩充,使研究对象不止局限于之前的乐器表演和乐曲本身,而上升到更高更广的层面以求得愈加丰富、深刻的精辟见解。这不但契合小提琴艺术本身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质,同时也给予以后的学者更多的启示与空间。#p#分页标题#e#
在学术视野和范围拓宽的同时,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也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例如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重要开拓者马思聪的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音乐》上仅有三篇记述他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文章[15][16][17]。改革开放后,对马思聪突出贡献的探讨不止停留在演奏层次,更从传承教育、技法风格和历史影响等多角度挖掘出他所做的众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成就。除了有不少回忆、怀念马思聪的文章外,他的学生杨宝智、林耀基、向泽沛等总结了马思聪重视基本功、强调听觉思维、注重对乐曲意境的理解等教学特色[18][19];苏夏、钱仁康、杨儒怀等从作曲理论和作品分析方面对马思聪的不同曲目和创作手法进行了细致分析[20][21][22];而音乐学家梁茂春、向延生等则分别从史学角度对马思聪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特点和他在演奏、教育等各领域的卓越成就进行了阐述[23][24]。近年来,对马思聪的研究形成了全面而深入的局势,通过对他演奏才华、教学观念以及音乐创作等各方面的潜心钻研,当代音乐工作者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养分和经验。
不仅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论文的研究视点明显深化,从1978年到2008年间的研究层面也呈现出逐渐深入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论文以介绍小提琴家和基本演奏知识的内容占据多数,译自苏、日、英、美等外国作者的介绍小提琴训练、历史、比赛的文章就有10余篇。90年代后在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介绍小提琴常识的文章明显减少,而在音乐作品的深度点评、教学演奏法的分析和从人文历史角度看小提琴发展方面,则有很大进展。尤其在小提琴民族化问题上,对马思聪之前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到目前中国小提琴学派的构想,提出了中国小提琴曲创作的真正起点、民族化发展的两种模式和坚持民族化发展的文化性、创新性、开放性、技法性等不少发人深思、值得借鉴的观点[25][26][27][28]。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
对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缺失的思考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这三十年间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值得重视的缺失。首先,与飞速发展的中国小提琴艺术实践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整体处于滞后状态。这表现为:一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实践还未上升为理论,存在着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空白区”;另一方面,已有的理论研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前瞻性、科学性作用,缺乏对零散化知识的有效整合。在中国小提琴演奏技术堪称世界一流的今天,仍有种种技巧、内容、形式、艺术等方面的关系和问题,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例如:林耀基等重要教育家怎样充分运用艺术规律、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技巧;中国演奏家演绎西方乐曲时的文化、审美基点;关于专业演奏家、业余爱好者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类音乐教育的培养理念问题;在中国小提琴曲创作中,如何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风格更好地统一的问题等等。这里面,既有关乎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方略性的问题,也有侧重于实践操作的技术性难题。音乐理论从来不以自身的发展为其目的,而是应当在演奏、作曲等音乐活动之间“铺路搭桥”,起到纽带的作用。音乐表演、教学、创作的实践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艺术的思维研究也是一样不断发展更迭。
我们需要建立高瞻远瞩、正确客观的音乐艺术思维方式,以完备的理论体系支持和应对动态展开的、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的飞速发展。已有的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危机关系,其原因一是在于不大受实践者重视;二是理论研究本身没有发挥出其充分有效的作用,干预音乐实践的精神不足。许多著名演奏家和小提琴教师对于艺术理论研究的热情显然不是很高,即便在演奏人才比较集中的高等音乐院校,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对于深化实践和交流经验都是不利的。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小提琴教育家韩里、杨宝智、赵薇等长期坚持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添砖加瓦。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者们应象蓝玉崧先生在《芳林新叶摧陈叶———寄意青年民乐家》一文中对民乐演奏家所期望的那样,既“高质量地锤炼和丰富乐器的演奏技巧”,也能“以现代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为武器”,使演奏理论与技巧“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29]另外,现有的研究文章虽然数量上不算少、内容上也几乎涉及小提琴艺术的各个方面,但从学术质量上看,可以形成系统性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课题之间联系不够,音乐批评较为单一,难以产生显著的实际效果。纵览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整体研究,还缺乏高屋建瓴的体系性规划,缺少内聚力和凝聚力。当然,这并非短期凭个人之力可以改进,需要音乐机构及有识之士们借鉴音乐艺术多种学科的新知识不断丰富、完善它,使其社会影响力和应用性逐渐追赶上实践的步伐。
其次,理论研究中对教学演奏、作品分析、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关注不够均衡。仅从1978-2008年三百多篇论文的内容比例上看,对音乐创作、艺术历史的关注远不及对著名小提琴家及其演奏和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高。与实践中大量学习和演奏西方古典、浪漫时期乐曲相对的是,关于这些作品的演奏解析和理论研究文章很少。研讨现当代西方小提琴作品的文章更是仅寥寥数篇,而且一些新创作的西方作品乐谱在国内很难找到,说明我们对现代作品在风格、技法等方面的认识还不足,在实践演奏和理论认知上均未有十分的把握。另外,对小提琴艺术文化的历史衍变及其处于现今全球经济与文化趋于融合的环境下的民族化发展研究,以及与提琴演奏密切相关的提琴制作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也有待于更多的强调。对于西洋乐器的掌握,仅仅学习它的演奏方法和运用分析技术研究音乐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熟知这种音乐艺术背后的文化脉络。尤其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历史环境下,小提琴艺术的发展又与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我们需要通过对文化历史的认真审视,不仅研究音乐艺术本身“是什么”,而且探索“为什么”会这样,找出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矛盾所在。前文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一多”(教学演奏法)、“一不足”(作品分析)和“一少”(历史文化)似乎与小提琴学习实践当中体现出的某些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重视演奏方法的同时,忽略对所演奏作品的理性认识和对整个提琴艺术知识的补充;对独奏的重视大于对重奏、合奏的重视;学习和演出西方现代作品、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比例较小;学生对专业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及自然科学等知识了解甚少等等。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思考,梅纽因就曾在写给周巍峙的信中谈到:“我感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即:错误地强调培养超众的个人尖子而忽视集体音乐才能,忽视三、四人的小组演奏、直至大约十五人的室内管弦乐队演奏的联合努力。……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为所学的艺术服务。”[30]中国小提琴学生缺的不是才华、不是勤奋,留学西方的学生更多的是去体验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其实就是乐器背后的文化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成为大师的必备素质。#p#分页标题#e#
再次,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还未能满足实际需要。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教学与演奏活动多以西方小提琴作品为主,基本是欧洲音乐、也可以说是欧洲音乐审美感的教育。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必然性、甚至是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小提琴艺术概念中的中国部分———民族审美感,即审美母语的培养。虽然在涉及音乐作品的62篇文章中,研究中国乐曲的占据了40篇,但大多仍停留在对马思聪音乐创作和协奏曲《梁祝》的分析上,关于其他音乐家及新作品的介绍非常少。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小提琴曲约有五百多首,近三十年来也不乏优秀之作产生,如谭盾的《戏韵》、瞿小松的三首小提琴作品《谷》《山之女》《恋》以及陈怡的《中国民族舞组曲》等。作曲家们一直沿着自马思聪以来就遵循的“中西交融主义”道路在前进,成功的音乐作品正是受惠于西乐的技术和对中乐的感悟。但对于这些新近作品的创作技法和民族化风格的研究还太少,并且生活中流传广泛的还往往是那些建国初甚至“”时期创作、改编的朴素流畅的小提琴作品。就实际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新创作的中国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具有思想深度与高超技巧的经典小提琴作品也还稀缺,造成了部分民族审美语言培养上的缺失。我们今天仍需孜孜以求地探寻、吸取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继续倡导优秀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另一方面,还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小提琴艺术,加强思考“国际化”和“提琴化”上的不足,对“民族化”去除狭隘和保守的理解,以自己独特瑰丽的色彩装点世界艺术宝库。
另外,全国的小提琴艺术发展具有地区差异性。从核心音乐期刊这三百多篇文章的作者地域来源看,北京的学者大约占一半,另外还有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研究者,来自较偏远中小城市的作者数量屈指可数。当然,这与全国文化、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有紧密联系,更与偏远地区小提琴教学、演奏实践水平的落后有直接关系。在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艺术学院及综合大学中的音乐系科里,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艺术水准最高,形成了中国小提琴教育各具特色的两大中心。北京在音乐机构和表演团体的数量、招生的范围等方面具有强大涵盖性优势;上海的音乐艺术具有应和时代、融化传统、容纳中西、敏感灵便的多元化特性,大有与北京一争高下的态势。虽然前文提到迪蕾教授等世界著名音乐家非常赞赏中国的小提琴教学,但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瞩目的主要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全国还有许多地区缺乏高素质的音乐专业教师和高品质的文化交流活动,综合音乐实力无法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相比。尖子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培养是需要的,整个国家国民的音乐修养也不可忽视。提高我国整体音乐素质仍是一个需要耐心实干、任重而道远的长久任务,基础性的工作往往更为复杂、艰巨。近年来,国家各级组织实施的聘请音乐学院高水平的小提琴教师在新疆等地支教以及在各地开办学习班、培训班、夏令营等措施和活动,加快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有效缓解了部分长期存在的问题。
最后,与同样是西洋音乐的钢琴艺术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小提琴和钢琴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化生活影响最为深广的两种西洋乐器。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和钢琴艺术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各自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目前“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显示的数据来看①,两者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差悬殊:以钢琴为题名的文章总量约比小提琴文章多五倍,《音乐研究》等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的小提琴论文至多占到钢琴文章数量的一半左右,钢琴方向硕士学位论文以500多篇大大多于小提琴的60余篇,对钢琴艺术的专门研究还出版有《钢琴艺术》专刊。并且在1996年,卞萌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成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钢琴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在其之后的钢琴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继续对钢琴创作、演奏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作深入探讨。而关于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博士论文至今还未出现,以中国小提琴名曲为重点论述课题的专著《中国小提琴音乐》也是进入21世纪才出版的。从研究内容上看,对钢琴艺术的探讨除了演奏、教学角度,在人文历史背景、作曲技法分析、民族化风格结合等方面也受到较多关注,尤其在钢琴音乐中的中西因素的结合问题上有不少真知灼见,如魏廷格《中国钢琴艺术30年回顾———略谈成果与缺失》[31]、代百生《外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中国风格”研究》[32]等。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可以大胆借鉴包括钢琴艺术在内的中外乐器研究的众多成果,以扎实、严谨的工作不断提高自我。
小结
艺术理解论文范文3
在艺术教育教学论文的写作中，需要的是善于阅读，加强“问题意识”，这正如奏鸣曲式中的“引子”一样，为论文写作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胡适先生认为：“问题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在教学工作中，我们要像胡先生说的那样，牢牢抓住“问题宝丹”，加强“问题意识”，形成不断反思的好品质，在实践和阅读中前行。首先是阅读。朱熹云：“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就是沉浸其中智慧感悟的过程。可以说，“疑”与“无疑”，云泥之别。所以，我们的阅读，贵在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在关注别人思路中打开自己的思路，学会思考问题。带着问题读，读出更多的问题，以达到学以致用的境地。其次是实践。实践是一线教师的优势，基于实践的思考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基于实践的思考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作研究两不误。我们面对的每个学生都是鲜活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因而，在艺术课堂中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教师的教学设计、学生的问题回答、课堂的突发状况等。所以，我们要不断审视自己的课堂教学行为，运用教师课堂教学的智慧，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策略，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阅读、实践和思考，特别是基于阅读和实践基础上的有效思考，犹如“奏鸣曲式”中的“引子”，为论文写作铺就了一方基石。
二、呈示部——立选题、搭框架
“奏鸣曲式”中的“呈示部”是一首乐曲的精神所在。正如论文写作中的“定选题，搭框架”一样，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1．立选题
选题是论文写作的基础，是明确研究的目标和方向的问题。所以，第一点就是立选题，要命题准确，联系实际。合理、恰当的选题是通往成功驿站的第一步。在论文评比中，笔者经常看到音乐教师写的诸如《流行音乐之我见》《小学音乐教育之初探》等为标题的文章。我想：这样的选题如果展开来写的话，应该写成一本专著，而这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那么，怎样确定选题呢？题目是点睛之笔，它凸现问题的价值，要用简明、精确的词语反映论文的观点。对于选题，笔者的做法是“小题大做”，题目力求新颖。一般来说，确定题目前先要确定关键词：关键词是文章的主心骨，凸显文章的主题思想，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限定了问题的外延，有了它，拟题就不会跑题、行文就不会言不由衷。一般每篇文章可选3—5个关键词。然后围绕关键词拟出题目，题目初定后，还要反复揣摩，如果自己是读者，是否能从题目中了解到该文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是否需要要用副标题进一步加以说明，因为题目往往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浓缩。
2.搭框架
立好选题后，第二步就是搭框架了，要做到谋篇布局、胸有成竹。（1）构建提纲：提纲是作者用简洁的语言提炼出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是作者对全文的总设计。没有提纲，拿起笔就写，很容易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现象，导致写作失败。相反，如果科学合理地拟定了论文提纲，作者便能把材料组成一个中心明确、论证严密、详略得当的具有说服力的合理体系，形成一条明晰、畅达、连贯的写作思路，从而为下面的写作铺就通畅的大道。有了论文提纲之后，作者可以依纲逐段写作，贯通文脉。论文提纲包含中心论点、分论点、层次段落与所用的资料等内容。（2）把握局部：框架搭好后，我们还要把握局部，为每个论点寻找相应的理论依据，举出符合的实例以支撑论点；同时，要把握好相互间的逻辑联系是否得当，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否和谐，每一环节内容是否丝丝入扣、配合默契，是否都能为主题服务。在立选题、搭框架的过程中，就好比“奏鸣曲式”的“呈示部”一样，脑海中会出现“主部”或“副部”，其调性关系或是对比并置的，或是对比冲突的，这时候就需要撰写者反复打腹稿、拟草稿，思考文章的题目和框架结构，在不断的对比冲突、否定与自我否定中完善题目，搭好框架。
三、展开部——充内容、善表达
如果说呈示部是一首乐曲的精神所在，那么展开部则是奏鸣曲式的中心部分，是呈示部的发展。在论文立好选题、搭好框架结构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撰写论文的主体内容了。“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是撰写论文主体的必要条件。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实例新颖：论文的实例从哪里来？笔者以为：要先从自身的课堂开始，强化问题意识，勤于反思，通过反思汇总成实例，哪怕是三言两语，只要有想法就及时做好积累，并由这些实例来提炼出自己对教学的感悟，进而以此来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提高艺术课堂的教学质量。这样的实例是不可复制的、鲜活的，它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一手素材。
2.表达充分：在行文中，要善于表达。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头，提出文中要研究的问题，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正文为论文的核心部分，是回答怎样进行分析、研究的部分，应充分阐明论文的观点，用事实说话。本论最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部分，部分之间要有逻辑关系，部分之间篇幅要大致均衡。结论为论文的总结，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论点，应注意条理性，要精练。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时所参考的文献署名，一般集中列表于文末。
3.语言贯通：写作时思维要清晰，语言要贯通。文字表达多用书面语而少用口头语，文章的段与段之间都要过渡、转承，才能文气贯通。写作中，教师往往会参考别人的文章，观点、论据的表述都要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语言组织，避免简单地照搬照抄。在“展开部”式的论文写作中，我们要以“呈式部”中的选题和框架为主，通过以上三个要点，不断地贯通思维、充分表达，来构建文章的主体内容，使论文在作者搭建的“主调”上出现，以取得再现部的调性统一。
四、再现部——细推敲、勤修改
再现部，顾名思义就是把呈示部变化地再现出来，使作品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使主题形象更加完美、突出。我们的艺术教育教学论文亦是如此，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使文章更加完善、更具价值。首先，推敲文章题目和关键词。当初确定选题时的想法和如今论文初步写成后的思考，其体会、感受自然不同，选题立得住，才能使文章有生命力。其次，要修改文章的结构。通读文章，看论点、论据、论证三者关系是否处置得当、层次是否分明，文章的开头、结尾、过渡、详略等各个环节是否合理紧凑，论点的顺序是否可以改变，段落间的关系是否需要调整。然后，再仔细斟酌文章的表达方式，仔细揣摩论点的阐述是否简洁，是否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文章要经过多次修改，直至满意为止。经过“再现部”式的重复与变化，文章在不断的推敲和修改中不断完善、日趋成熟。
五、尾声——重细节、多思考
“奏鸣曲式”的尾声不仅起到补充的作用，有时还扩大到第二个展开部的规模，成为整个奏鸣曲式的第四部分。在论文写作中，“重细节、多思考”的尾声不可小觑，这是完成一篇好文章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要通过阅读，追踪音乐教学的学术刊物，认真了解刊物的投稿要求、行文风格、写作格式及规范，以保证在后续写作过程中有的放矢、胸有成竹。反复推敲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是否正确，每一个案例是否有新意，从而有效地提高写作质量。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只有注重细节，善于思考，才能如“奏鸣曲式”的尾声一样，拨动心弦，回味无穷。
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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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了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它是一个含有多种学科内容的复合性研究领域。然而，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一直严重滞后于演奏与教学的实践发展，从钢琴艺术在中国的缘起直至“”结束，钢琴艺术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也曾出版了一些外国钢琴艺术理论的翻译文献，而由中国人撰写的钢琴艺术理论专著却为数甚少，直至新时期之初才开始出现了一些关于钢琴演奏与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此以后，随着社会各方面逐步走向正轨，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并且不断地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专业音乐刊物的创办，为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信息平台，从而使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了繁荣。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与思考，现阐述如下。
一、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献
我国对于钢琴教学理论的研究一直着眼不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钢琴教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直至新时期之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时期曾出现了几篇关于钢琴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这些钢琴教学论文在研究程度上还很有限，还没有从深层次上阐述钢琴教学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但是，这毕竟在我国已经开始拉开了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序幕。随着新时期以来钢琴教育事业的不断繁荣，使钢琴教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了迅速发展时期，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关于钢琴教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关于钢琴教学基本理论的学术文献。该时期钢琴教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廖乃雄的《试论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音乐论丛》1979年第2期）、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出版）、吴铁映、孙明珠的《简明钢琴教学法》（华乐出版社1997年出版）、代白生的《钢琴教学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司徒壁春、陈朗秋的《钢琴教学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樊禾心的《钢琴教学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这些文献中成熟可信的观点和清晰严谨的文风，给中国钢琴教育界带来了许多启发，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使我们不仅着眼于钢琴教学中的细节思考，而且还可以站在心理学、生理学等跨学科的高度来探究钢琴教学理论的深层意义。新时期以来最早一篇关于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文章应该是廖乃雄的《试论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该文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钢琴教学规律的相关问题，[1]这对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钢琴教育界来说，确实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学术论文。该文作者在文章中论及了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问题，指出了在钢琴教学中教师主观施教和学生被动去学的各种弊病，他认为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发展学生的钢琴艺术水平。作者强调在现代钢琴教学中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理念与现代教育思潮相吻合，由此证明了作者所具有的先进教学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重点论述了如何培养学生的音乐理解力、演奏欲望、演奏技能，以及如何实施教材安排、教学进度、有效练琴等教学环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钢琴教学中的各类问题，作者在文章中的诸多理论观点给了当时钢琴教育界许多启发，这也正是该文对于中国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廖乃雄的这篇论文影响下，使中国钢琴教育界迅速兴起了教学理论研究的高潮，一些钢琴教育工作者纷纷对自己的教学感想进行了总结与思考，并且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据卞萌在《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一书中的资料统计：自1979年至1990年期间，在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上共发表钢琴教学理论文章83篇，这些论文主要是对各层次钢琴教学中的技巧训练、弹奏方法、作品诠释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探讨，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论题具体而实用，这些论文对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钢琴教育界来说，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还有几篇论文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钢琴演奏的心理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也正顺应了国际钢琴教学研究从生理学到心理学的观念转变，因此，这种钢琴教学理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视角。此外，中国文化部曾在1991年主办了首届全国钢琴主科教学研讨会，在此会议上共宣讲了29篇关于钢琴教学的研究论文，此次会议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钢琴教学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期还有一些钢琴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教学方面的科研课题，撰写了许多有关钢琴教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些论著对于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深远意义。新时期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钢琴教学理论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该书主要论述了钢琴教学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2]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了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钢琴乐器的历史沿革、钢琴初级阶段的教学要点、钢琴演奏的技术形态、多声部音乐的演奏训练、钢琴踏板的使用方法、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钢琴教学大纲的制定与实施、钢琴备课的乐谱研究、钢琴演奏的心理训练等专题。该书作者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观点来探讨钢琴教学中的具体问题，科学地阐述了钢琴教育领域中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从而使钢琴教学体系更加科学与完善。
应诗真对于钢琴教学方法的诸多研究与探讨，为我国钢琴教学法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以后，无论是对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法研究，还是对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法研究，在主体理论框架上都基本沿用了这种学术体系。例如：吴铁映、孙明珠的《简明钢琴教学法》、代白生的《钢琴教学法》、司徒壁春、陈朗秋的《钢琴教学法》等，这些专著都是新时期以来关于师范院校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理论文献不仅从钢琴教学法的理论界定、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钢琴教学的基本知识等原则方法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还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装饰音的弹奏方式、复调音乐的演奏方法、钢琴演奏的技术训练、钢琴踏板的使用原则、钢琴演奏的视奏方法、钢琴演奏的记忆方法、钢琴演奏的练习方法、钢琴演奏的心理调控、钢琴教材的选择搭配等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阐述，这些理论文献都是作者在长期的钢琴教学实践中，归纳总结了一整套钢琴教学的方法规律，这些文献对于师范院校钢琴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4][5]此外，还有文献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樊禾心的《钢琴教学论》是作者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运动医学、音乐声学等跨学科的理论知识，从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地揭示了钢琴教学的相关规律，[6]使钢琴教学研究从以往主要是对教学经验总结的操作层面提高到方法认识论的思维层面，因此，该书应该是我国第一部从教学论的角度研究钢琴教学理论的学术著作，这部专著对于音乐院校钢琴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p#分页标题#e#
（二）关于钢琴教育家教学经验的学术文献。该时期有许多专家学者不仅对钢琴教学的普遍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而且还对中国著名钢琴教育家的教学经验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且撰写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例如：葛德月的《朱工一钢琴教学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作者根据朱工一教授的课堂钢琴教学而整理编写的一部理论著作，此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朱工一教授的钢琴教学思想；刘庆刚的《杨峻钢琴教学艺术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作者依据杨峻教授的多年钢琴教学经验而撰写的一部理论著作，此书从多方面体现了杨峻教授的钢琴教学理念；黄大岗主编的《周广仁钢琴教学艺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是一部体现周广仁教授钢琴艺术成就的集大成，该书集中反映了周广仁教授在钢琴演奏、钢琴教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辉煌成果；夏小燕的《郑曙星钢琴教学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出版）是作者师从郑曙星教授学习后的深刻感悟而写成的一部理论著作，该书详细记录了郑曙星教授的教学经验和师德风范。这些对于中国著名钢琴教育家教学成就进行总结的文献著作，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这些钢琴教育家的教学理念，而且还让我们从中获取了宝贵的教学经验，这对于我们钢琴教育工作者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些钢琴教育家的教学经验也为我们从事钢琴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料。
（三）关于儿童钢琴教学方法的学术文献。该时期不仅出版了许多钢琴教学的理论著作，而且还出版了一些兼有专业性与普及性、学术性与实用性的钢琴教学论著，特别是随着全国“学琴热”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儿童学习钢琴的有关问题，因此，许多钢琴教育工作者开始撰写了一批关于儿童钢琴教学方面的理论著作。例如：李斐岚的《幼儿钢琴教学问答》（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出版）从幼儿心理学、生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以问答形式对一些幼儿钢琴教学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说明；童道锦、孙明珠合著的《少儿钢琴学习辅导》（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出版）从儿童学习钢琴的心理特点出发，详细阐述了学习钢琴与智力或非智力的一系列关系问题，对于如何培养儿童良好的练琴习惯、正确的练习方法、规范的演奏技巧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说明；魏廷格的《钢琴学习指南——答钢琴学习388问》（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以问答式文体论述了作者关于钢琴演奏艺术的观点，全面回答了钢琴教学中的常见问题；李民、周海宏等人合著的《儿童钢琴学习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儿童学习钢琴过程中的技术训练和心理操作等问题；魏小凡的《少儿钢琴学习之路》（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以工具书文体全面介绍了儿童学习钢琴的相关问题，具体讲解了常用钢琴教材的演奏诠释、音乐术语和音乐常识等有关知识；但昭义的《少儿钢琴学习辅导》（华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全书分为“学前篇”、“入门篇”、“基础篇”三个部分来探究儿童学习钢琴的有关问题，以及教师和家长在辅导工作中的常见问题。这些文献主要从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的配合关系角度，探讨了儿童钢琴教学的基本规律和主要原则。该时期除了上述关于儿童钢琴教学方面的理论文献以外，还有一些文献是专门为儿童业余钢琴考级而撰写的理论书籍。例如：周铭孙的《钢琴考级与钢琴教学》（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静蔚的《钢琴考级作品练习指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元、常桦的《钢琴考级曲目演奏指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结合儿童业余钢琴考级的具体问题而撰写的教学辅导理论书籍，这些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性的业余钢琴考级理论书籍，使辅导教师和学生家长从理论上了解和认知业余钢琴教学的客观规律与基本方法，这对于中国钢琴基础教育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对于钢琴教学理论的研究需要我国学者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曾经有许多学者经过辛勤努力对钢琴教学理论中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学术研究，其中，有些学术研究或许对钢琴教学理论确实起到了里程碑的重要作用，有些学术研究或许对钢琴教学理论仅是提出了一个合理方法，有些学术研究或许对钢琴教学理论就是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大多数学术研究不足以影响整个钢琴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但是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新问题的提出都凝结了学者们的智慧，他们不断地促进了钢琴教学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作为钢琴教育工作者应该善于从钢琴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和选择具有研究意义的新问题，应该善于把在钢琴教学中积累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提炼成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而遗憾的是，有许多钢琴教师把这种学术研究仅停留在经验总结和描述层面的水平上，因此，提高钢琴教师的科研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在钢琴教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某些偏颇和弊病。例如：有的研究忽略对钢琴教学的实证研究，仅从个人固有的思维理念和经验积累出发，通过主观臆断推论而获得的结论，致使这些成果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研究缺少对钢琴教学经验的理论总结和高度概括，不善于把实际积累起来的丰富教学经验转化为学术课题，致使这些成果仅停留在一般的经验总结和感性认识阶段；有的研究完全以前人的学术成果为理论框架进行重复研究，致使这些成果缺乏了创新性和应用性；有的研究不能够运用跨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对钢琴教学中的诸多复杂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致使这些成果缺乏了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上述问题体现了我国在钢琴教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学术意识比较淡薄、学术态度比较浮躁、思维方式比较主观、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等问题，最终使有些研究成果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因此，这些都是值得关注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钢琴演奏理论研究的文献
我国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的研究一直不够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公开出版了一些外国钢琴演奏理论方面的翻译文献，然而，就是这些翻译文献却引发了我国学者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的关注与探索，由此奠定了钢琴演奏理论研究框架的学术基础。随着新时期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加关注钢琴演奏理论中的各种课题，并且从诸多视角对钢琴的演奏方法、演奏行为、演奏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系统地分析了各种钢琴演奏现象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从而揭示了钢琴演奏艺术中的内在规律。我国关于钢琴演奏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p#分页标题#e#
（一）关于钢琴演奏基础理论的学术文献。新时期以来我国钢琴演奏理论方面的理论专著主要有：赵晓生的《钢琴演奏之道》（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李嘉禄的《钢琴表演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出版）、谢颖的《20世纪钢琴大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这些文献都是作者长期进行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总结，他们分别论述了钢琴演奏中的音色控制、指法选择、节奏把握、乐句弹法、音响变化、踏板应用等问题，其中，有许多观点颇有新意。特别是作者对于钢琴演奏美学的论述更是非常精彩，他们普遍认为钢琴演奏者在完全掌握了弹奏技巧时，就会为艺术演绎展现出无限广阔的视野，为了取得良好的演绎效果，要求在知识和审美的基础上，巧妙地使智力、心灵和情感相互结合，把各种音乐要素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要动脑筋和用感情去挖掘隐藏在乐谱行间中的音乐内容，同时还要具有演奏家个性的演绎风格，这些理论观点对后来许多学者在钢琴演奏理论研究中都有很大启发。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部钢琴演奏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应该属赵晓生的《钢琴演奏之道》，该书共分为琴道、琴法、琴艺、琴韵、琴禅、琴诀等章节，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是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哲学视角，阐述了钢琴的“整体系统演奏法”理论。[7]该书作者把钢琴演奏作为一个整体大系统包括了琴法（技术）、琴艺（表演）、琴韵（风格）三个子系统，琴法是演奏者实现音乐表演艺术的重要手段，琴艺是演奏者体现全部艺术内容的整个过程，琴韵是演奏者对于音乐作品风格的总体反映。作者在琴法中又分为手指、手腕、手臂、身体、耳朵、心智、气息、神韵、化境九层境界，并且以此感悟钢琴演奏中“琴人合一”的奥妙境界。手指是钢琴演奏中触键方式和音色控制的基础，手腕是钢琴演奏中连接手指与手臂的“中转站”和“调节器”，手臂是钢琴演奏中控制手指与手腕的“发力源”和“调节阀”，身体是钢琴演奏中高度协调配合的本源，耳朵是钢琴演奏中倾听全部过程的重要中介环节，心智是钢琴演奏中包含感性与理性的全部心理活动过程，气息是钢琴演奏中控制整体音乐结构的能力，神韵是钢琴演奏中领悟作曲家心灵信息的玄妙境界，化境是钢琴演奏中达到忘我的最高层次。作者把手指、手腕、手臂、身体四层境界称之为“外向功”，这是可以通过五官进行观察的动作系统，“外向功”可以造就一位钢琴匠，作者又把耳朵、心智、气息、神韵四层境界称之为“内向功”，这是无法用五官观察而只能通过静观自身所获得的感知系统，“内向功”可以造就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化境则是可以造就一位钢琴演奏大师，这是体现一种出神入化的最高艺术境界。由于钢琴艺术是西方传来的“舶来品”，因此，作者在本书中所论及的经典钢琴作品主要都是出自西方作曲家的手笔，对其风格特点的分析也离不开西方的文化大背景，而对于揭示钢琴演奏的本质则渗透了中国哲学的合理因素，使钢琴演奏法的论述具有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征，这也正是该书独到之处的学术见解。除了赵晓生的这部钢琴演奏理论研究文献以外，还有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应该是李嘉禄的《钢琴表演艺术》，该书主要论述了音乐与技术的关系、触键与音色的关系等一系列钢琴演奏法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作者还用了大量的笔墨，详细讲解了如何运用钢琴演奏技术来表现作品音乐内涵的问题，故使该书称为《钢琴演奏艺术》。[8]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缪天瑞先生曾为该书作序，并且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留美博士蔡怡敏在1994年以中国钢琴音乐教育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其中的主要内容就论及了李嘉禄的《钢琴表演艺术》一书，由此可见，该书在中国钢琴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在此类文献中不仅有对钢琴演奏理论进行论述的著作，而且还有对钢琴演奏大师进行论述的著作。例如：谢颖的《20世纪钢琴大师》就是一部系统介绍20世纪西方著名钢琴演奏家的代表性理论著作，该书共介绍了五十位世界级的著名钢琴演奏大师。[9]该书作者以流畅的文笔、形象的语言、睿智的观点，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曾经活跃在20世纪世界音乐舞台上钢琴大师的演奏风采和精湛技艺，并且向我们推荐了这些钢琴大师的演奏唱片。作者通过介绍这些在国际乐坛上赫赫有名钢琴大师的精彩人生，使我们更加理解了这些钢琴大师精彩的演奏技艺精髓，也使我们更加信服了那句“只要奋斗，便可超越”的人生真谛。
（二）关于钢琴演奏理论的专题性文献。该时期在钢琴学术界不仅出现了许多对于钢琴演奏理论普遍规律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学术文献，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对于钢琴演奏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研究与探讨的专题文献，使研究课题向深层次发展，这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魏廷格的《六首肖邦夜曲不同演奏的比较研究》（《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陈云仙的《钢琴重量弹奏法浅议》（《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樊华的《马太钢琴演奏理论初探》（《钢琴艺术》2004年第4期至第8期）、郑兴三的《钢琴音乐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童道锦、孙明珠编选的《钢琴艺术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这些文献分别对钢琴演奏中音色的控制、音响的变化、指法的选择、节奏的把握、乐句的弹法、踏板的应用等专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其中，有些学术观点在钢琴演奏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在这些重要的专题性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文献中，有的文献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分别对不同的钢琴演奏版本进行深入探讨。例如：魏廷格的《六首肖邦夜曲不同演奏的比较研究》是新时期以来第一篇关于钢琴演奏版本研究的学术论文，该文首次尝试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来探讨钢琴演奏艺术领域的版本问题。[10]该文作者选择了四位钢琴家所演奏的6首肖邦夜曲的音响录音来作为研究对象，从中研究二度创作的相关规律。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不仅体现在他把常用于民族音乐学中的比较研究方法首次移植到钢琴演奏理论的研究上，更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在钢琴演奏理论研究中的版本研究方法，由此启发了人们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研究中的静态乐谱版本和动态音响版本的实证研究，使钢琴演奏理论研究更加全面与具体，这将有利于把钢琴演奏艺术的主观性分析可以提升到客观性分析的研究层次。
除了上述采用比较方法针对演奏版本进行研究的专题性文献以外，还有针对不同钢琴弹奏方法进行论述的专题性文献。例如：陈云仙的《钢琴重量弹奏法浅议》是一篇关于钢琴弹奏方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该文首次阐述了钢琴重量弹奏法的技术形态问题。[11]该文作者不仅对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钢琴弹奏方法进行了梳理，而且还对现代钢琴弹奏方法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探讨，从中阐明了钢琴重量弹奏法产生的历史成因与时代演变。作者对于钢琴重量弹奏法的辩证分析，为我们客观地认识传统钢琴弹奏方法与现代钢琴弹奏方法之间的连带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在广泛使用钢琴重量弹奏法的今天有着重要意义。此外，樊华在此基础上又将陈云仙的论文中关于英国钢琴教育家马太的弹奏法理论进行了更深入地论述，樊华在《马太钢琴演奏理论初探》一文中首次系统地解读了马太的钢琴演奏理论体系。该文作者主要从演奏技巧、触键方式、重量弹奏法、前臂旋转等方面具体诠释了马太钢琴演奏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并且进一步阐明了该理论体系对于传统弹奏法所具有的突破性和重量弹奏法所具有的合理性，以及建立在心理学和生理学基础上所具有的科学性。#p#分页标题#e#
作者还特别指出前臂旋转理论是马太钢琴演奏理论体系中最具有独创性的组成部分，马太主张内在不可见的前臂旋转理论突破了那种单纯强调外在可见的前臂旋转动作理论的局限性，因此，马太的理论要比当时德国钢琴家布莱特豪普特的理论更加具有先进性。该文从整体上对马太钢琴演奏理论体系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与研究，这对我们正确认识马太钢琴演奏理论体系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提供了很大帮助。作者运用了跨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探讨钢琴演奏的技术问题，这无疑给中国钢琴界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思维观念，从而也引发了人们从生理解剖学角度来思考钢琴演奏中的手指、手臂等肢体运动问题。该时期曾陆续出版了一些由个人或集体撰写的文集汇编或论文集，在这些学术文献中分别对钢琴演奏理论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研究。例如：郑兴三的《钢琴音乐文集》是一部作者个人在20世纪90年表若干钢琴艺术理论研究论文的文集汇编，其中就有几篇关于钢琴演奏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作者在文集中选载了《论钢琴演奏发音的科学化》、《论钢琴演奏的思维模式》、《20世纪世界钢琴学派的比较研究》、《论钢琴演奏的美学原则》、《论钢琴演奏风格的学说体系》等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课题涉及了钢琴演奏理论中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问题。[13]作者以严谨的学风、睿智的文笔对每一篇论文专题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使每一篇的论文专题都能言之有物、掷地有声，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是为中国钢琴艺术理论建设添砖加瓦。再如：童道锦、孙明珠编选的《钢琴艺术研究》是一套由众多学者共同撰写关于钢琴演奏理论研究的论文集，该文集分为《钢琴教学与演奏艺术》（上）、《中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中）、《外国钢琴作品的分析与演奏》（下）三册，收选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之间所发表的百余篇钢琴演奏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14]这些论文或是关于钢琴演奏技术训练方面的文章，或是关于中国钢琴作品演奏方面的文章，或是关于外国钢琴作品演奏方面的文章，这些都是我国关于钢琴演奏理论研究领域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专题性学术论文，该文集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钢琴演奏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个钢琴专业杂志《钢琴艺术》的创办，为研究钢琴演奏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自从它的创办之日起就接连不断地发表了大量有关钢琴演奏理论的学术论文，其中，有许多论文在研究逻辑上是很系统的，在观点阐述上也是很有深度的。如果将这些钢琴演奏理论文章中具有学术价值的观点用于演奏或教学上，并且在实践中又能够充分发挥这些理论观点的作用，这无疑是更加具有实际价值意义的学术研究。我国学者在钢琴演奏技术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从美学角度来分析钢琴作品的演奏技术内涵和风格诠释特征，并且从人文历史背景和艺术美学思想中获取客观而独特的观点，这种研究理念给我国学者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钢琴演奏理论研究实际上内含多种学科领域，虽然目前涉及了较为广泛的研究课题，但是在整体的学术研究程度上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在运用跨学科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这种知识移植的特性要求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钢琴演奏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钢琴演奏理论研究上的薄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中国钢琴演奏艺术实践的发展，因此，我国学者还应该进一步挖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寻找更加新颖的研究方法，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从而促进中国钢琴演奏理论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理论研究上的成熟也正是形成中国钢琴演奏学派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三、钢琴艺术史论研究的文献
我国对于钢琴艺术史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人们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分别对中西钢琴艺术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钢琴艺术史论文献都是以音乐文化历史为背景，或是对不同时代钢琴音乐家的传承关系进行纵向比较研究，或是对相同时代钢琴音乐家的相互影响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从而建立了经纬交错的钢琴艺术史论学术研究框架。我国关于钢琴演奏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一）关于中国钢琴艺术史的学术文献。新时期以来中国钢琴艺术史方面的理论文献主要有：魏廷格的《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硕士学位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卞萌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华乐出版社1996年出版）、刘小龙的《中国钢琴艺术发展60年》（《钢琴艺术》2009年第3期至2010年3期）等。这些文献都以中国钢琴艺术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系列研究对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钢琴音乐文化的各种现象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并且以文化学的视角对各阶段的钢琴作品、钢琴演奏、钢琴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使我们能够全面地理解和认知新中国成立以来钢琴艺术发展的独特文化现象。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梳理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历史的学术文献应当属魏廷格的《论我国钢琴音乐创作》，这是一篇以研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为专题的学术论文，该文首次将20世纪80年代以前正式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大背景中我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历史。[15]该文作者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历史分期、创作成果、艺术特征、创作经验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与研究，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作者对各阶段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特征、民族特色、创作技巧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作者对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时期的划分是非常合理的，在此以后许多此类课题的研究都沿用了他的时期划分。此外，卞萌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刘小龙的《中国钢琴艺术发展60年》都是以研究中国钢琴艺术发展历史所涉及的诸多文化现象为专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文献，卞萌在学术专著中主要论述了钢琴音乐创作、钢琴演奏艺术、钢琴教育历史、钢琴艺术理论等几方面的问题，[16]刘小龙在系列论文中分别论述了新中国的早期钢琴教育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钢琴教学活动、国际钢琴比赛的中国获奖者、中国风味的钢琴音乐创作、中国的钢琴普及教育、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文化意义、中国的钢琴考级活动、中国新生代的青年钢琴家等几方面的专题。[17]这些文献都以中国钢琴艺术的综合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课题，运用史论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且深入研究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西方钢琴学派对中国钢琴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使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本体研究从一个局部、零散的状态，提升到一个全面、整体的状态，因此，这些文献对于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p#分页标题#e#
（二）关于西方钢琴艺术史的学术文献。新时期以来外国钢琴艺术史方面的理论文献主要有：周薇的《西方钢琴演奏艺术史鸟瞰》（《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3期）、付占文的《欧洲钢琴艺术史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周薇的《西方钢琴艺术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出版）、周薇的《钢琴教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钢琴艺术》2005年第1期至2006年第5期）、张式谷的《西方钢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出版）、于青的《音乐大师——多梅尼科•斯卡拉蒂键盘奏鸣曲风格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这些文献论述目标明确、历史梳理清晰，在论述过程中既有鲜明的艺术观点，又有详尽的事件说明，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西方钢琴音乐文化的信息资料，这对于我们研究西方钢琴音乐发展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我国学者在撰写西方钢琴艺术通史文献中，一般都是按照西方音乐发展历史时期的整体时间顺序进行论述的。例如：付占文的《欧洲钢琴艺术史概论》、周薇的《西方钢琴艺术史》、张式谷的《西方钢琴音乐概论》等，这些著作都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从宏观上概述了西方各时期的钢琴音乐创作风格。这些史论文献不仅分别论述了键盘乐器的历史沿革、巴罗克的键盘音乐、古典时期的钢琴音乐、浪漫时期的钢琴音乐、民族乐派的钢琴音乐、印象主义的钢琴音乐、20世纪的钢琴音乐等内容，而且还对一些经典钢琴作品的演奏方法也作了具体的分析与论述。[18][19][20]这些文献以详实的文字史料和珍贵的作品谱例，向我们讲解了西方钢琴音乐创作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了不同时期钢琴音乐的创作特点和艺术特征，并且将那些看似孤立的、零碎的音乐历史现象串连起来，深入探讨了各种音乐现象之间的来龙去脉和传承关系，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作曲家的钢琴音乐风格，从而给我们增加了许多有关西方钢琴音乐历史的理论知识，由此也成就了这些钢琴艺术史论文献的学术价值。
我国学者在西方钢琴音乐专史文献中一般都是以一个内容专题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西方钢琴音乐文化中某种特定现象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例如：周薇的《西方钢琴演奏艺术史鸟瞰》和《钢琴教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两篇从宏观上研究西方钢琴演奏或教学的史论文献，前者是一篇以研究西方钢琴演奏艺术发展历史为专题的学术论文，后者则是一篇以研究西方钢琴教学发展历史为专题的系列学术论文。周薇在《西方钢琴演奏艺术史鸟瞰》一文中首次系统地解析了从17世纪至20世纪西方钢琴演奏艺术的历史演变过程，[21]该文作者不仅从操作层面上论述了各时期钢琴演奏行为的形态特征，而且还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了各种钢琴演奏观念的历史成因，特别是关于20世纪各种钢琴学派演奏风格的理论剖析，使我们对西方钢琴演奏艺术有了一个整体的认知概念，该文也启发了我们对于钢琴演奏理论研究的关注。周薇在《钢琴教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从17世纪至20世纪西方钢琴教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22]该文作者以西方钢琴教学研究为核心，不仅对钢琴演奏技巧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还对各种钢琴教学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分析。作者向我们介绍了纷繁多样的西方钢琴教学理论学说，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各种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想，拓展了我们钢琴教学的研究视野，这将有助于指导我们钢琴教学的实践活动。我国学者在西方钢琴音乐专史文献中除了以某种特定现象为研究对象，还有以某个作曲家的特定体裁作品为研究专题。例如：于青的《音乐大师——多梅尼科•斯卡拉蒂键盘奏鸣曲风格研究》是一部专门研究意大利古钢琴家D.斯卡拉蒂键盘音乐创作的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大量运用作品实例对这位作曲家全部奏鸣曲的创作特点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与研究。[23]
艺术理解论文范文5
一、设计“学习准备”环节，让学生感知不同的文化。
在音乐文化信息迅速传播、通俗音乐铺天盖地的今天，一些学生对音乐课本中的音乐不感兴趣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这成为顺利实现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阻碍，许多教师被这个问题困扰。
我认为，学生对课本音乐缺乏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与音乐作品相关的文化知识作为理解音乐的基础，他们会感到在欣赏音乐时难以理解而无法获得心灵的共鸣。只有充满兴趣时，他们才会主动地参与学习，也更容易理解音乐文化。因此，音乐教师可以设计“学习准备”环节，让学生在“学习准备”环节里通过收集相关文化资料了解音乐作品的背景知识，感知不同的文化，获得学习经验，这是学生进行发现学习的前提，为实现多元文化的有效渗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具体方法是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布置不同的任务，如分别收集相关历史、地理常识；音乐相关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服饰礼仪等社会知识，以及音乐相关民族的姊妹艺术知识；音乐作品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生平、创作思想和贡献等背景知识，等等。小组成员合作收集并在音乐课上予以展示，如以多媒体的形式给全班学生播放他们收集的材料。
这种方法与教师收集资料制成课件在课堂上讲解的方法相比，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他们积极思考，主动参与课堂教学。这不但体现了美国教育家杜威“在做中学”的理念，而且符合教学的“准备性原则”（学生收集资料的准备帮助学生感知不同的文化，使他们在理解音乐文化时更顺利）。采用分组协作探究法能让学生在与同学合作完成设计任务时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这样，有了背景知识作为基础，学生在音乐课堂学习中就更容易理解音乐相关文化，从而感受到音乐美，在音乐美的体验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开阔视野、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目的。
二、采用比较法，让学生探究不同的音乐风格。
音乐风格作为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这种音乐文化的特色，不同的音乐文化有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因此，要在音乐教学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首先应让学生掌握不同的音乐风格。只有熟悉和理解世界各民族的音乐语言结构、音调特征，才能进一步开阔音乐文化视野。但是学生对只是传授概念的教学方式常常感到厌倦和缺乏兴趣，更愿意自己探究、解析和了解音乐的真相。《音乐课程标准》强调过程和方法的重要性，音乐课程的目标是在体验、比较、合作等过程与方法中实现的。我认为可以采取比较法让学生探究音乐的风格特征。这种学习方法满足了学生享受探究过程的乐趣，使学生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体验中，力求探究出音乐的不同风格。
例如，我在人教版第七册的歌唱课《樱花》的教学中，让学生通过聆听中国民歌《茉莉花》和日本歌曲《樱花》音乐，在音乐体验中感知两国音乐风格的不同，并通过视唱两首歌曲的曲调，在旋律体验中比较，思考其区别，探究两者调式的不同，我加以引导。通过比较，学生得出以下结论：《樱花》使用了Do、Mi、Fa、La、Si，没有Re和Sol。《茉莉花》使用了Do、Re、Mi、Sol、La，Fa和Si没有用。《樱花》的结束音是Mi，《茉莉花》的结束音是Sol……从而逐渐引出日本节调式的特点：各音依音高顺序排列为346713（后面的13是高音）其旋律以级进为主，词乐关系以一字对一音为多。节奏平稳，旋律自然流畅，具有幽雅古朴、清新明朗的色彩和浓郁的日本风味。可以用音乐听辨的方法比较，巩固对不同风格音乐的感知。如上例《樱花》教学中，我在学生了解日本音乐特点后，弹奏或播放三首不同风格旋律，学生欣赏、比较、辨别，指出哪一首是都节调式旋律，加深对其音乐风格的掌握。
比较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探究意识，让他们主动参与学习，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掌握音乐风格特征，学会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今后的音乐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三、利用音乐创作等实践环节，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的音乐语言。
每种文化都有相对应的音乐艺术风格类型，这些音乐艺术风格都以一定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要形成相关民族音乐文化的审美情趣，就必须理解相关音乐语言结构、音色、节拍、节奏等基本形态，从而把握风格，正确领会音乐文化。要深入理解音乐文化，就必须熟悉音乐作品的艺术语言。音乐学习的过程是音乐实践的过程，要避免片面地仅仅讲解与音乐有关的世界文化与民族音乐知识，忽略在音乐实践中领会音乐文化。
传统音乐教学采用的音乐知识灌输式教学让很多学生喜爱音乐但不喜欢音乐课，因此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帮助学生理解音乐作品、实现多元音乐文化有效渗透的关键所在。音乐艺术的独特性要求音乐知识的内化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必须是在音乐体验和音乐实践中获得。我认为，培养学生多元音乐审美能力应与欣赏、歌唱、创作等方面密切结合起来。
学生可以通过对不同民族音乐的聆听、演唱、乐器演奏感受不同民族音乐和声、调式、节奏的特点，进而感悟不同的音乐文化。例如，在日本民歌《索兰调》的鉴赏教学中，我选取部分乐谱作为歌唱及视唱材料，让学生通过歌唱和视唱体验浓郁的日本民族风味；又如，在朝鲜民歌《清津浦船歌》的鉴赏教学中，我将这首音乐作品的节奏抽出作为节奏练习材料，对学生进行节奏训练，让他们通过律动及演奏打击乐器获得对朝鲜音乐节奏的感性体验，感悟朝鲜音乐风格。另外，通过创作将对音乐语言的领悟用外显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不失为熟悉不同音乐风格的好办法。如在歌唱课《樱花》的教学中，我用日本音乐音阶常用音do、mi、fa、la、si进行音乐创作，如自编旋律并进行演唱和演奏等让学生在创作中加深对日本民间音乐文化风格的理解，挖掘学生的创作潜能，让他们在实践与创造中提高音乐能力。#p#分页标题#e#
事实表明，贯穿音乐实践的音乐课程对学生来说是充满吸引力的，使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潜移默化地提高音乐能力，获得多元音乐文化的感悟与理解。
总之，音乐创作等实践环节创造了通过音乐实践感知多民族音乐文化语言的音乐环境，让学生更好地感受不同音乐要素的表现作用，有利于使学生形成相关民族音乐文化审美情趣，增强音乐教学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的实效性。
四、设置“文化小论文”的学科综合环节，让学生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提倡“学科综合”理念，并对音乐教学的学科综合做出了如下规定：“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学科综合”可以成为真正体现音乐课程作为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的人文课程的途径。美国音乐教育家贝内德·雷默先生在他的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一书中里提出了人文艺术学科综合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文化小论文”环节让学生课下收集与音乐课堂音乐相关的文化资料，并写成小论文。贯穿这些资料的主导明线是文化，各种人文知识穿插其中，相互联系。学生通过相关文化资料的收集，深入各种文化之中，能学会感受各民族艺术的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实现以文化为主线的学科综合，进一步了解多元音乐文化，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学生在撰写“文化小论文”时需要对收集的材料整理、分析和评价，并研究如何将材料组成一篇小论文，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而且能引发对不同文化的思考，激发探求不同文化的兴趣，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有效渗透。
艺术理解论文范文6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三、教学之花与学术之果
艺术理解论文范文7
民间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其民族地域特征最鲜明，其民族文化表征最显著。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具有广泛的识别性和鲜明的个性。平面广告设计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受着民间工艺美术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自发的，而不是主动、自觉的。这种被动与自发性主要体现在：或仅是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采取或选取了民间工艺美术的某一种形式，或在平面广告设计个案中受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影响而潜意识地体现一些民族文化、民族美术的特征。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平面广告设计的一条最基本原则——易读性，即能准确传达信息，让受众清晰理解广告所表达的意思。把民间工艺美术的思维、理念、特殊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造型特征运用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更有利于为群众与广告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更有效地形成广告效应。尤其是品牌推广本身必须具有入乡随俗的特点，民间工艺美术为品牌推广的平面广告设计地域化、特色化提供了依据。平面广告设计要走出一条“民族个性”的道路，就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并进行具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及对平面广告设计的启示
（一）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和运用。在分析整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积极因素，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平面广告设计和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湘南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目前，专家学者们研究以郴州市民间工艺美术为主要，然后辐射整个永州市和衡阳市，即湘南地区。其研究主要从湘南古民居、湘南民间工艺美术、湘南民间石雕、湘南民间木雕等几个方面，对民间工艺美术进行了归类、分析和整理。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进行简要概括：（1）具有地方特色的湘南古民居著作，如唐凤鸣著《湘南民居研究》、范迎春著《湘南宗祠——建筑及装饰艺术研究》、王铁著《2012中国高等教育设计专业名校实验教学课题：湘南民居印象》等。（2）有关湘南民间工艺美术的课题与论文，如陆岚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湘南民间工艺美术资源的挖掘利用与理论研究》、论文《浅析蓝印花布的色彩观》等。（3）湘南民间石雕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如何次贤的课题《湘南民间石雕的人文内涵、艺术价值及其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的文化寻绎》《从湘南民间石雕艺术看中国民间文化的崇德立德意蕴》等。（4）湘南民间木雕的研究论文，李曦《湘南民间家具的装饰特征研究》《湘南古民居的木材选用与木雕装饰》《湘南古民居木雕艺术》等。以上这些课题、论文、著作主要从研究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自身的特征入手，广泛收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作品，阐述民间工艺美术的概念并将其分类，系统的分析其造型、色彩及美学特征，部分著作还进一步研究了民间工艺美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对平面广告设计启示（艺术造型的直接借鉴）
1.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
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是现代设计的土壤并影响其的发展，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来源于群众，并为群众所熟知，平面广告首先得被广大群众认识、认同并接受，因此将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既对民间工艺美术加以提炼与创新，又能让平面广告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从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先进的平面广告是国内学习和引进的主体，西方文化也在其中自然而然的传入，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正面临消亡的边际，将其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既为中国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的设计灵感，又为民间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延续寻找到新途径。
2.为郴州地区的民间工艺美术传承寻找到新的载体。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它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是中国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晶。由于受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民间工艺美术的创作者和消费群体大量进入城市务工，使得郴州地区民间工艺美术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民间工艺美术正在加速消亡。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引入平面广告设计中，将为其生存找到新的传播载体，在传达给广告受众的同时，促进其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也将为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再设计与开发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3.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
从文化传承角度的考虑，郴州民间工艺美术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部分，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对其文化艺术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一种有利的补充与完善。虽然郴州是中国的一个市，但其工艺美术是人民群众对大自然最纯朴、最直观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这种自然与纯真也是现代平面广告设计所追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探究，既是对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补充，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魅力的进一步挖掘，也将影响着现代平面广告设计作品的创作。
三、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从源头上分析，是郴州当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独特产物，在艺术思维、艺术理念、艺术特征、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包括平面广告设计在内的现代艺术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可以预期的。但在可见文献中，还没有发现把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应用到平面广告设计教学的研究，因此，这属于尚未涉足的领域，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一）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如何应用郴州民间工艺美术
1.情感的继承。
平面广告设计者只有在真诚理解郴州民间工艺美术创作者情感的基础上，才能深刻的挖掘劳动人民的艺术成果，并把他们的情感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作品中。例如，在平面广告设计实践教学中，研究郴州大布江拼布艺术的一组同学，一开始只是在网络上搜寻整理资料，缺乏对拼布艺术实物的真实美感的体验，在老师的建议下，联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布江拼布绣传承人何娟，走进了她的公司，了解她的创作历程与民间工艺美术创作的情感体验，接触与了解到真实大布江拼布作品的魅力，他们满怀激情的研究进程PPT汇报，感染了每一位同学，也让班上所有同学了解了大布江拼布艺术绣，为后期拼布艺术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平面广告设计与民间工艺美术虽然在思维方式、表现手段、传达载体上有很大区别，但是对生活的热情、对劳动的赞美、对祖国的热爱是相同的，广告设计者在情感上的继承，也将为平面广告设计作品融入生命力，恰如其分的情感融入，不仅可以为平面广告设计作品增资天色，又可以使其具有亲和力，拉近广告受众的距离，让他们自然而然接受，做到润物细无声。
2.造型的借用与发展。
郴州传统民间工艺美术造型丰富多彩，既有表达吉祥幸福的人物、动物花卉、文字、云纹、回纹、几何抽象形态等，又有广为流传的典故和成语，还有一些约定成俗的造型寓意组合。如果将这些丰富多彩的造型借用于平面广告设计中，将为平面广告设计开拓新的创作空间。如：陈秀同学利用郴州民间剪纸的造型形式制作了“南京青奥会欢迎您”平面广告作品，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的借用与发展，既丰富了平面广告造型语言，又为广告主融入消费群体奠定基础。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课堂教学中，既是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的传承，也是对郴州民间工艺美术造型艺术的发展。民间工艺美术造型经过提炼再设计，既吸收其造型的精髓，又承载着广告主赋予的消费理念、价值引导、审美情趣等，是将造型特点、形式美感、大众识别性等融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为平面广告设计注入新鲜血液，促进平面广告设计的发展。
（二）理念的创新
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创新：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创新、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
1.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传承的创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迅速扩展，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民间工艺美术在不断消亡和流变，郴州民间工艺美术也正在消逝。2014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就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延续指出，设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精彩的创意设计可以使传统工艺美术焕发新的生机，既可以成为时尚产业的一部分、成为制造业人文工艺的增值部分，也可以以当代艺术的形态出现，重新建构审美、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高校具有文化资源优势，地方高校通过其教育幅射功能，可以对地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传承发挥直接的、有针对性的作用和影响，地方高校平面广告设计与地方民间工艺美术只有合作互补、相得益彰，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
2.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在“地方高校应用转型”的形势下，我院将艺术设计专业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作为其主干课程之一的平面广告设计，将本地的工艺美术资源请进课堂，通过教学手段进行继承和延续，对平面广告设计表现形式进行创新的探索，对平面广告设计内容进一步丰富，将郴州民间工艺美术的吉祥寓意、造型特点、审美情趣引入到平面广告设计中，是对平面广告设计形式与内容的创新。
3.郴州民间工艺美术融入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是对课堂教学的改革创新
艺术理解论文范文8
1.1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积极性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深入了解学生的兴趣程度、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自始至终激发学生的思维和兴趣；第二，以教师为主导，整体把握课程并精心设计每一堂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选修《中国茶文化》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每个学生家乡都有与茶文化相关的风俗习惯。每次开课的第一堂课，笔者以湘西苗族风俗习惯中与茶有关的婚俗以及湖南特有的虫屎茶等为例，亲身体会生活中的茶文化。
1.2体验式教学调动学生求知欲
一方面，在讲解茶的分类命名、茶的评鉴冲泡以及茶水礼仪等相关章节，笔者将代表性茶类和茶具带进课堂，并就每种茶和茶具的特点及用途当场示范“绿叶红镶边”、“三龙护鼎”和“凤凰三点头”等茶艺用语的真实含义；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随机抽取一种备用茶，推选代表初步判断茶叶品种和质量优劣，让学生对实物有切身的感性认识，增强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收集地方名茶，或利用课余时间到各大商场、超市和茶叶专卖店收集茶样，或自行调研茶叶价格和消费水平等。
2教学手段改革
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教学手段，把《中国茶文化》课件中文字、图形、影象、动画、声音及视频等媒体信息数位化，并将其集成在一起，具有交互性和实时性的特点。在茶的分类和茶的冲泡技艺等章节讲授过程中，应用多媒体技术穿插播放了教学短片“六大茶类”和“茶艺表演”等短片；在讲解茶文化在电影等艺术创作的作用时，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了电影“绿茶”和“茶色生香”等片段中以茶为载体的艺术表达形式。以上多媒体技术将《中国茶文化》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
3多元化考核体系改革
3.1课堂笔记与出勤
课堂笔记与出勤占总分的30%，其中课堂笔记随机检查2次，分优、良、合格和不合格4个等级，占总分15%；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15%，缺课3次以上者视为自动放弃该公共选修课。笔者每次开课的第一节课重点强调了课堂笔记和出勤的重要性，促使学生积极出勤，并及时总结、记录课堂上的知识点。笔者在统计《中国茶文化》课程出勤时，每缺一次课扣3分，平时成绩少于12分。
3.2课件制作与课堂讨论
课件制作与课堂讨论占总分40%。笔者围绕当前茶文化的动态，准备了“茶文化发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茶文化与生活”和“茶与健康”等10余项议题，学生以组为单位，组内成员明确分工，任选一项议题课后搜集资料，整理并制作ppt展示汇报，最后根据每组汇报情况展开讨论。每组汇报计时5分钟，教师及学生评委根据课件制作和汇报情况综合打分。以上环节调动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3.3课程论文写作
课程论文写作对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强自主查阅科研文献和培养书面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学术等综合素质发挥重要作用。公共选修课《中国茶文化》课程论文的写作是考核学生掌握茶文化系统知识程度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教师规定课程论文的框架，学生自主选题，教师要求学生严格按照学术写作规范要求。笔者以“爱茶者说”、“品茶品人”以及“茶品人品”等立题，要求学生从中任选其一，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字数3000左右。以上课程论文写作部分占总分30%。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