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的小说《甘加丁之路》中的“桃园结义三兄弟”来源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人义结金兰的情节。通过对其结义初衷、人物形象及结义意义的分析，阐述中西文化语境下“桃园三结义”的差异，探寻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中国传统故事对美国华裔族群身份探寻的意义。
关键词：桃园三结义；《甘加丁之路》；文化语境；美国华裔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故事经久不衰。从古至今，中华传统故事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20世纪上半叶，许多华人携中国故事远渡重洋定居海外。虽受西方强势权力话语的冲击与影响，他们仍将这些中国故事代代相传，将其改写于华裔英语文学作品中亦屡见不鲜。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Chin）的小说——《甘加丁之路》（GungaDinHighway）中的“桃园结义三兄弟”[1]79-84就是中国传统故事在异域语境下改写的一个例证。“桃园三结义”[2]最早出现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罗贯中创作的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本文拟对比中西“桃园三结义”的差异，探索中国传统故事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变异与改写，探寻中国传统故事对美国华裔族群的意义，关注华裔族群在侨居地的生存现状，同时也顺应当前助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潮流，研究中国故事的海外传播情况。
1结义初衷对比
《三国演义》开篇，天下大乱，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心报国，以匡扶汉室为己任，在一处桃园义结金兰。其初衷是为了平定乱世、报效国家、挽救黎民百姓于水火，迎合了当时封建社会忠君报国的主流思想、救国救民的社会需求。在小说《甘加丁之路》中，主人公尤利西斯•关（Ulysses）在放学后还要去唐人街的中文学校学习。为了反抗中文老师的权威，在听了“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后，主人公和小伙伴本尼迪克特•汉（BenedictHan，简称“本”）、迪戈•张（DiegoChang）三人结为兄弟[1]79-84，这就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桃园结义三兄弟”。尤利西斯•关因与关羽同姓戏仿关羽，本尼迪克特•汉因其母亲姓汉自认为是汉皇室的后人而戏仿刘备，迪戈•张因姓张而戏仿张飞。其结义是为了与中文老师对抗，这符合美国主流社会所推崇的反叛精神，与美国主流社会所塑造的华人男性懦弱无能的形象截然相反。由此可见，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桃园三结义”的初衷也完全不同。在异域语境下，华裔作家赵健秀对中国传统故事进行了改写，使其笔下的人物更加符合西方文化所推崇的精神形象，也借此为美国华裔族群声张，试图改变白人种族主义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树立具有反叛精神的华裔英雄形象。
2人物形象对比
2.1关羽与尤利西斯•关
关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桃园三结义”中，关羽排行第二，侠肝义胆，对刘备始终忠心耿耿，被中国人尊称“关公”。关羽是中国古代义薄云天的英雄，其精神的核心是“义”。纪念关羽的庙宇遍布中国大地，纪念关羽的活动也随海外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在海外，唐人街几乎每个堂会都供奉关公，关公“义”的精神是凝聚海外华人的精神力量。赵健秀的小说中，主人公尤利西斯•关的名字含义丰富，“尤利西斯”来自古希腊神话《奥德赛》——“尤利西斯（Ulysses）”在拉丁语中的说法便是“奥德赛”（Odysseus），“关”姓来自“桃园三结义”中的关羽。[1]序作家如此安排，暗示了主人公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小说中，在编排戏剧《傅满洲弹西班牙吉他》（FuManchuPlayingSpanishGuitar）时，尤利西斯•关将傅满洲（FuManchu）这个角色塑造为粗鄙对待白人的硬汉，以此嘲讽白人种族主义幻想。傅满洲刻板丑陋，是华人形象的代表之一。尤利西斯•关赋予其新的性格特征，认为“《傅满洲弹西班牙吉他》创造的是带着吃屎怪笑的、直踢白人种族主义睾丸的华裔美国文化”，[1]296表明尤利西斯•关重塑傅满洲形象的想法。由此可见，尤利西斯•关是一个以文学为武器、重塑美国华裔英雄形象的文学创作者和践行者，也是作家赵健秀本人在小说中的化身。在中国故事中，关羽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诱惑，始终对大哥刘备忠心耿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去投奔刘备，是一个忠义两全的英雄形象。《甘加丁之路》中，作者赵健秀在创作时安排主人公一家姓“关”，与关羽同姓，意在从关公形象中汲取中华古典文化中的英雄主义传统，希望主人公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成为关公精神的继承者。因此，尤利西斯•关是一个反抗白人种族主义，并寻求建立华裔英雄形象的践行者。在中西方语境中，关羽和尤利西斯•关都是英雄形象，但此英雄非彼英雄。在中国故事中，关羽忠于汉室、有恩必报、侠肝义胆，是一个忠义两全的英雄形象。而西方语境中的尤利西斯•关更具有反叛精神，作家赵健秀塑造此形象的目的在于推翻以往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华裔男性唯唯诺诺的“失语”[3]状态，以建立美国华裔男性具有阳刚之气的英雄形象。
2.2刘备与本尼迪克特•汉
在《三国演义》故事中，刘备是汉室后人，后自称为帝，在三兄弟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历史上的刘备，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4]罗贯中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仅从小说《三国演义》对刘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作家罗贯中塑造的刘备是一个心怀天下、心地仁慈的明君形象。在《甘加丁之路》中，本尼迪克特•汉是“桃园结义三兄弟”中的大哥。小说中，他为随意改写中国故事的华裔女作家潘朵拉（Pandora）辩护，认为“如有人应该从白人的种族主义幻想中得益，那就应当是我们华人。……想在美国成功，我们只有出卖自己”。[1]297-298他认同“创造出一个白人可以接受的中国文化”[1]296的创作观点，努力迎合白人种族主义价值观。作家赵健秀塑造此形象一方面影射了改写中国文化以迎合白人种族主义幻想的部分华裔作家，另一方面通过对比烘托出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英雄人物——尤利西斯•关。通过对比发现，中西方语境下，“桃园三结义”中的大哥形象完全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家罗贯中塑造的大哥刘备是一个极为重视兄弟之情、符合儒家“仁”的核心思想的明君形象。而作家赵健秀塑造的大哥本尼迪克特•汉是一个顺从白人种族主义幻想并试图从中获利，为此不惜与兄弟尤利西斯•关决裂的人物形象。作家罗贯中塑造的刘备形象符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主流社会对君主的期待。而《甘加丁之路》中本尼迪克特•汉的形象，反映了华裔美国文学语境中的“部分作家屈从于白人对华裔形象的歪曲与丑化，改写中国故事以迎合白人种族主义幻想”[1]序的文坛现状，也借此反映了作家自己鲜明的创作态度。
2.3张飞与迪戈•张
在中国故事中，罗贯中塑造的张飞是一个勇猛、鲁莽、重情重义、疾恶如仇的武夫形象。而作家赵健秀塑造的迪戈•张是美国二战后典型的“垮掉的一代”，[5]他对尤利西斯•关与本尼迪克特•汉的分歧视而不见，并没有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对于中国文化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在小岛上以制作吉他打工为生，醉生梦死，逃避现实。中西“桃园三结义”中张飞与迪戈•张形象的不同归根结底在于作者创作背景、创作目的的不同。在《三国演义》中，无论是作家罗贯中所生活的元末明初，还是小说中描写的东汉末年，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张飞“万人敌”的武夫形象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作家赵健秀的创作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迪戈•张的形象是当时美国青年“垮掉的一代”的典型代表。作家也借此突出了“尤利西斯•关”与“本尼迪克•汉”的形象，烘托出了二人在文学作品中思想和性格上的分歧。
3“桃园三结义”意义对比
在中国故事中，“桃园三结义”虽人物定位不同、性格不同，但志同道合、重情重义，都是正面人物形象。作家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当时社会混乱，迫切需要如刘备一样仁爱的君主，如关羽、张飞一样的英雄将领。罗贯中的人物塑造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和读者期待。“桃园三结义”是小说的开篇，三国故事由此展开。作家罗贯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极为成功，《三国演义》故事也广受欢迎，成为流传久远的古典名著。作家赵健秀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唐人街长大，长期生活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其创作背景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当时“垮掉的一代”成为美国青年的典型代表。因此，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尤利西斯•关这一代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寻求绝对自由，纵欲、吸毒、沉沦，这部小说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赵健秀笔下的“桃园结义三兄弟”最终分道扬镳，也符合美国华裔作家因不同的写作态度而渐行渐远的现实。在小说中，赵健秀设计阳刚十足的男性充当故事的主要动作者和叙述者等，以此打破亚裔男性被长期消音和扭曲的历史。[6]作家赵健秀认为“任何依附于历史的，或对历史有兴趣的，或写历史的，或写中国移民的任何华裔美国人与英雄传统都有关系……我们是带着英雄传统到美国这里来的”，[1]457而这种英雄传统来自中国传统故事。小说《甘加丁之路》中的“桃园三结义”反映了美国华裔文坛的现状，突出了以“关公”为核心的英雄传统，重塑了华裔英雄传统。同时，赵健秀通过《甘加丁之路》中不同人物的命运，揭示美国华裔族群在身份认同过程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英雄主义的重要性。中国故事“桃园三结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现实情况。中国传统故事漂洋过海后，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土壤上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华美文学中的“桃园三结义”如一面镜子，折射了美国华裔族群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社会现实，体现了华美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态度，展现了作家赵健秀坚持塑造华裔男性英雄形象的创作理念。
参考文献：
[1]赵健秀.甘加丁之路[M].赵文书，康文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罗贯中.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邵娟萍.华裔美国小说中男性失语现象探析[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5（5）：66-70.
[4]沈伯俊.枭雄与明君——论刘备形象[J].中华文化论坛，2006（1）：78-83.
[5]戈哈.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J].世界文学，1960（2）：147-157.
[6]董晓烨.《甘加丁之路》的性别政治与人物叙事策略[J].当代外国文学，2014（3）：62-72.
作者:赵颖迪 苏蕊 单位: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