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共产党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相应的，承载着刊发高校主要成果任务的高校学术期刊在每个特定的时代都有其特殊使命。这使命是高校学术期刊自我发展、服务学校、回馈社会、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要了解高校学术期刊使命，必须先了解学术期刊所依附存在的高校(大学)的使命。关于大学的使命，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大学要体现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学术自由的精神;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应该通过教学、科研、服务承担起改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使命。［1］两种观点并不冲突。笔者以为，大学的使命，就是在追求知识的同时，结合当前的具体实际，将自己的知识、精神、信念等传递给社会，承担起比其他组织更强烈的责任担当。这也是先贤民主人士一直致力追求的信念和理想。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促成了北京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变，也推动了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在他实行一系列改革后，北大有了新的学术体制。众多学者在新的体制下进行学习探讨，在探讨中形成的学术论著又要求有学术刊物进行表达。但直到蔡元培接手北京大学时，中国几乎还没有学术性刊物。［2］蔡元培基于自己留学欧洲的经验，强烈意识到创办自己的学术刊物是时代所需。在他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月刊》得以创办，它“承载、传播学术，为中国大学学报之滥觞，奠基新文化学术刊物编辑事业，在近世中国学术发展史、期刊史以及学报编辑史上独树一帜，无它可以替代”。［3］因此，探析蔡元培的编辑思想，对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蔡元培的编辑经历及编辑理念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比如社会转型、思想激荡的时代，总会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为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发展担当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样的时代精英和楷模。蔡元培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其治学治校理念、救国救民情怀都在其参与、创建、编辑各种报刊，尤以《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的编辑出版中得以充分体现。在创办《月刊》之前，蔡元培就已经涉足编辑界、期刊界。这些职业经历和思想认识为他创办《月刊》积累了多方面思想素材。这些思想素材的积累，使得他在编辑《月刊》时提出的一系列编辑思想和体例原则为后来的大学学术期刊所继承发扬。因此，《月刊》的创办在中国大学学报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蔡元培期刊编辑代表作———《北京大学月刊》基本情况
(一)创刊背景
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国收到北京教育总长范源廉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0月2日他离欧归国，并于1917年1月4日就职北大。当时的北大因“腐败”之风盛行，备受外人指责:“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4］如此学风、校风，与蔡元培设想的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5］的定位完全相悖。在他看来，大学应该是追求学问的地方，而不是为做官、升职来镀金的场合。由此，蔡元培要求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1917年11月16日，他创办《北京大学日刊》，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做了最真实的记录。［6］自此，北大“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蔡元培任职北大以后所作的一系列改革，使北大的学术研究之风有了改善，学校的学术氛围逐渐加强。［7］再加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周作人等《日刊》编辑学者的身体力行，学术争鸣之风渐开。随着学术争鸣的深入，学术刊物的创办势在必然。但是，“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同时，“《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8］《日刊》这种编辑出版模式已完全不能满足学者的学术要求，也不能承载北大作为最高学府的学问研究之需，学术刊物的创办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二)办刊体例
按照现代《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1号，2005年)，创办、设立期刊出版单位，应当具备诸多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出版章程;有符合条件的主管、主办单位;有确定的出版业务范围;有相当业务水平的编辑专业人员;有确定的主要负责人，等等。也就是说，当前时代创办期刊，主编、编辑、章程、宗旨等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蔡元培在100年前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同样具备这些条件。
1．办刊宗旨
《月刊》的办刊宗旨如其《发刊词》所述，“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进行学术研究，实现“大学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理想，使得北大人能“利用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将自己研究所得的“几许之新义，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改变大多数学子“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的现状，达到网罗众家学说、发表各方面学术见解、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的目的。“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以《月刊》“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8］这是蔡元培及一众北大学者在纵观时局和北大甚至整个教育界现状后拟定的宗旨，代表着蔡元培及当时学者们的创刊理想和期望。
2．出版形式
从1919年2月26日《月刊》出版者与发行者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出版合同可知，《月刊》的开本为“三开本”;卷期“每年拾册”;字数“每册以拾万字为率”;页码“约壹佰页，即二百面”;定价“每册三角，全年九册，定价二元四角。增刊另定”;对期刊出版形式等都有具体规定。
3．人员构成
主编与编辑人员的素养是期刊得以发展的根本条件。《月刊》在蔡元培主持下，创办之初就成立了编辑处，“由各研究所主任教员认定分期编辑”［10］。《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刊登的《编辑略例》中，罗列了轮流担任编辑的各研究所主任名单。1922年，蔡元培以校长兼主编的身份在《日刊》以正式通知方式聘请《月刊》编辑，这些编辑很多都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在当时的进步期刊如《新青年》发表诸多文章，甚至参与编辑工作。编辑人员的选择及组成，保证了《月刊》的正常编辑流程和编辑质量。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细则，即使在1919年4月《月刊》刊发四月号之后，时局动荡导致学生罢课，蔡元培辞职，《月刊》依然保持正常运转。
4．稿件来源
稿源是期刊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拥有数量充分的高质量稿件，期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月刊》在其《编辑略例》中规定，“其材料之供给，大体由本校职员学生担任。校外宏哲，如有特别佳箸，亦得代为发表。”这是对稿件来源的明确限定。此外，《编辑略例》声明，《月刊》取材标准为“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纪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著作。”在作者选择方面，蔡元培要求自己以及担任编辑的各主任、学者提供稿件，因而便有了蔡元培《哲学与科学》、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朱希祖《文学论》等高水平作品的刊出。
5．出版合同
对著者著作权(版权)的保护，可以追溯到宋代的《东都事略》一书。曾留学多国的蔡元培对版权问题相当看重，因此在创办《月刊》时他就特别重视对版权的保护。《月刊》明确声明“不许转载”，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919年2月26日，《月刊》主办方北京大学与发行方商务印书馆签订正式出版合同。合同中诸多表述都体现了对《月刊》权益的保护，如费用方面，“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照实用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销售折扣方面，“所有同行、分馆，依发行人向来惯例，折扣批发办理，照实收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月刊》的衍生权益方面，“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但著作人保有版权，适用编译会条件”。合同中还体现了对《月刊》主办方北京大学宣传权益的保护，如:“月刊中登载关于北京大学之广告两面，不收费”。在签订出版合同时，充分要求尊重编辑意见，保证刊物质量:“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有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务须格外清楚，以免往返询问，耽延时日。”如此详细的出版合同，充分保障了《月刊》以及《月刊》的主办方北京大学的权益，使得《月刊》能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吸引众多一流学者的稿件，保证了《月刊》销售渠道的畅通。
三、《月刊》体现的蔡元培编辑思想
(一)对学术的重视
无论作为教育总长还是作为北大校长，甚或作为个体学者，蔡元培一贯将学术视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蔡元培提出，现代学生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和骆驼样的精神。其中“骆驼样的精神”是指学生要有对学术的责任，精研学理，做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世界有用的人。［11］只有以学术为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才能在世界上立得住脚。他在《编辑略例》中明确指出:“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在此精神指导下，遂有《月刊》高质量学术文章的刊出。
(二)对学生的培养
在蔡元培看来，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学生的培养。任教育总长时，他提出自己的教育方针，“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专门教育，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12］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就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他相信，即使在“风俗日偷，道德沦丧”的社会，学生若能“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也可以“于道德无亏，于身体有益”;如果学生群体能“以诚相待，敬礼有加，相亲相爱”，则可以“收切磋之效”，共同进步。因此，在创办《月刊》之后，蔡元培便一直重视《月刊》对学生的培养。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月刊》前三号都标明作者身份，其中第一号有1篇理科毕业生的文章，第二号有3篇学生论文，第三号有1篇学生论文。由此可知，《月刊》对学生作者的培养是自创刊便有的主张，也是蔡元培编辑理念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对国家、社会责任的担当
在蔡元培看来，“社会逃不出世界，个人逃不出社会”，“国家为社会之最大者”，因此，个人之权利，是在对国家“克尽种种责任”之后才能有的权利;［13］“国家的利益，应该超过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之上”。［14］教育者应该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13］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蔡元培接受了黎元洪政府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在北大践行自己的教育救国理念。他相信，“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5］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教育立国”体现了出版人对国家、社会责任的担当。因此，《月刊》一方面刊发陈独秀、胡适等当时新文化思想代表人物的多篇文章，以推动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刊发马寅初的《战时之物价与纸币》《银行之真诠》《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纸币与我国之京钞》《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以及陈启修的《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等作品，反映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出指导意见。
(四)对主编自身修养的要求
主编的素养是刊物的精神所在。林语堂、陈独秀、冯友兰等都曾对蔡元培赞誉有加。冯友兰更是称“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是“才学”兼备的近代君子标准的第一人。［16］这样的赞誉或者有对蔡元培的个人推崇在里面，但也可以明见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和品质修养对众多学者、作者、读者的吸引。蔡元培最大的修养在于他的“兼容并包”。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迅即访晤陈独秀，请其出任文科学长;随后与热心法学、哲学改革的教授交谈。此外，他提拔胡适、刘文典、刘半农、杨丙辰、宋春舫、朱家骅、徐宝璜等年轻人出任教员。依靠这批具有真才实学且接受了新思想和新学术理念的青年才俊，蔡元培的改革迅速见效。而在此过程中，蔡元培对辜鸿铭、刘师培等学者的尊重有加、一视同仁，更是其“兼容并包”、以才学为先理念的体现。蔡元培作为《月刊》主编，亲自写稿、审稿、编稿。他将主编、编辑、读者的身份融于一体，使得他在约稿、组稿等方面有天然优势。因此，《月刊》的稿源能得到保障，刊发了大量精品。甚至在蔡元培离校后，稿源依然不断，《月刊》得以继续出版。
四、蔡元培编辑思想对当代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启示
伴随现代学科的建制和大学的兴起，高校学术期刊成为高校师生课堂之外最重要的学术文化平台，对内可资师生间的交流研讨，对外可向社会发出声音。在传递现代观念、形成团体认同、形塑国民意识、构建公共场域、传播文化学术等方面，对时代变革所产生的尺寸累计之功不可小觑。［17］以高校学报为主的高校学术期刊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繁荣我国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高校学术期刊在推动高校的学科发展、学校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高校学术期刊的使命所在。关于高校学术期刊使命，学界主要从高校学报的性质、功能、定位及作用等方面进行阐释。如陈淑娴［18］分析了高校学报的作用和科学定位。刘曙光［19］认为:学术期刊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时代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以探讨学术问题为中心、以学术交流为宗旨。朱剑［20］认为学术期刊在学科构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贺树［21］从烹饪学术期刊与烹饪学科的关系入手，认为二者是共生发展关系，可以形成相互激励和促进的正向互惠共生模式。前面探讨梳理了蔡元培的编辑出版经历和历程，特别是他的编辑思想和理念，对当前的高校学术期刊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重视学术
对于期刊而言，学术质量是其生命线。当前国际公认的顶级权威学术期刊，如《科学》《自然》等杂志，其权威无不因长期坚持极为严格的选稿用稿标准，发表的都是学术性、前沿性极强的文章。重视学术是蔡元培办刊时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也正因此，《月刊》至今依然被高校学术期刊办刊人推崇。当前，“60%国家高层次人才以上集聚在高等院校，我们国家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60%以上是由高校承担，我们国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60%以上建在高校，国家科技三大奖60%以上是由高校获得”［22］，我们的高校学术期刊有先天优势，有优质的作者、稿源，因此我们更应该延续蔡元培先生的编辑理念，让期刊以质量说话，立足当前的各种评价体系，不负“学术”二字。
(二)注重学生培养
如前文所述，蔡元培无论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还是主编《月刊》期间，一直注重对学生的培养，这些培养体现在多方面，如德智体美等。在标明作者身份的《月刊》中，每期都有学生的文章刊出。由此可以看出，蔡元培在编辑《月刊》时对学生学术研究非常重视，体现了其对学生的关怀和高校学术期刊的责任和担当。当前的高校学术期刊办刊人必须继承并发扬蔡元培的这种办刊理念，加强对学生的培养。
(三)注重主编、编辑自身人格魅力的提升
文化产品只有通过编辑活动才能够进入社会文化系统，得以不断补充、修订、更新，乃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编辑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而主编的精神又是刊物的灵魂所在。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月刊》主编，将众多学者聚在自己身边，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合力。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这样评价蔡元培:“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23］这是对蔡元培人格魅力的最直接评价，也提醒我们要办好刊物，主编要有学术眼光、学术气度、学术胸襟等作为支撑。在办刊过程中，编辑要如蔡元培在《国民杂志》序中提出的，“必须正确、纯洁、博大”。所谓正确，就是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说事情与自己的预期相迎合，就认为其真;与自己的预期相抗拒，就认为其伪。所谓纯洁，是指刊物要有一贯的宗旨，不能“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所谓博大，是指办刊人要有博大胸怀，既要考虑部分民众的利益，也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小家的利益服从大家的利益。“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24］这既是对期刊办刊人的要求，也是期刊本身的使命所在，更是编辑选稿的标准所在。编辑只有与时俱进地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才能保持对新材料、新方法、新观念、新事物的高度敏感。
(四)注重期刊与学校、学科的共生关系
在蔡元培看来，学校的各科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如果将学校的各科分隔开来，对学生来说，“势必会造成理科学生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使得他们失去在这方面的造诣机会”，甚至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打破存在于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障碍。如此，《月刊》作为大学的一个部分，自应承担起大学“共同研究学术”的任务，让学校的各科教员、学生能在“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得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学术期刊与学科、学校是共生发展的关系，它们在人才培养、提升知名度、营造良性学术氛围和学术评价体系、服务社会等方面协同共生。［21］享有盛誉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学术出版为支撑，一流的学术出版同样需要以一流大学为依托。［25］重视高校学术期刊与学校、学科的共生关系，是期刊服务学校、服务学科发展的使命所在。
(五)反映时代精神，勇于担当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社会责任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的职责和义务。［26］高校学术期刊应该在出版工作中传承文化，对社会大众产生积极影响，体现自己的责任。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代表人施莱尔马赫(1768—1834)认为，大学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家，大学遵循科学的要求培养学生，既可繁荣科学，也可满足国家的需要，比如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也是大学以及依附大学存在的高校学术期刊应该有的责任担当和使命。而在办刊过程中，编辑选择有明显的思想导向、审美导向、价值导向和文化导向。［27］106这些导向，引导编辑主动设置有生命力的选题，选择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稿件，便是作为期刊对国家、社会责任的一种担当。100年前，蔡元培和他创办的《月刊》实践了“救亡图存”“学术立国”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担当。在新时代，编辑人同样应该秉承出版人需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保持文化品格、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的责任”。［27］203这是编辑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所决定的，也是编辑应该担当的。
五、结语
探析蔡元培的编辑思想，继承蔡元培学报“可以提起学理的研究心”，“可以提起求新的思想”，“可以提起公德心”等精神［28］，对新时代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指导意义。而高校学术期刊所在的出版单位作为高校的重要组成部门之一，一般有两种存在模式:一是挂靠在高校的科技处，二是作为独立的科研部门存在。无论高校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处于何种模式，高校学术期刊都应该承担培育人才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培育具有文化担当、学术担当、社会担当的学生，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促进学校的发展，这是高校学术期刊在新时代的使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