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背景
1.习俗转变渐加大
工业革命的发展使物质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但也正是在当前物质消费需求不断满足以及工业化时代的大众消费从一般意义的物质产品转向文化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争相体验西南边疆区域带有一定原生态色彩和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带动了这些区域特别是一些原本较为偏远的山区民族村寨。这一过程在促进民族地区开放与开发的同时，也使得外来的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交流与融合频繁，使得民族区域的民族习俗发生了极大变化。
2.族际联系愈密切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是以包容性为主要特征，但这种交流与融合出于传统的信息交流渠道与方式它是有一定限度并局限于相应的区域，但在现代工业革命和全球化影响下，信息交流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族际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居住模式上从传统的大聚居小杂居逐渐向大杂居小聚居转变，而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进程无疑也促进了族际交流。近几年，“原生态”一词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上述关于全球化所导致的民族文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我们在此所做的只是一个简要的现象梳理，而这些现象的发生让我们联想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影响下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是在此提出“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的背景。
二、研究述评
关于全球化与民族、民族文化认同等问题，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学术界基本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反思意识，并在积极探寻应对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认同危机的策略。对于全球化与文化变迁、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学和民族学经典理论家一直在积极的进行讨论，其中，斯坦利•霍夫曼在《全球化的冲突》中充分肯定全球化对世界的极大冲击；约翰•汤林森继之进一步认为全球化使得文化与文化间的联系频繁导致文化与地方间联动关系的“被消解”，并导致一种新的文化出现成为可能；乔纳森•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中则通过对日本阿伊努人、刚果人和夏威夷人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如何塑造他们民族的认同或他们自己的认同的分析，这一分析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使我们联想到在全球化影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必然存在着类似的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问题。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提出文化相似性的三条途径（即本族的独立发明、本族祖先传承、从他族习得）及其相关阐述可以为我们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借鉴。
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埃里•凯杜里的《民族主义》和塞维斯的《文化进化论》等文献也都对全球化与文化变迁、文化认同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和视角的阐述。在国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从全球化是什么到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迫切话题：王希恩在其著作《民族过程与国家》中认为民族国家对国民具有一种天然的族性规约从而使他们具有和倾向于具有某种文化共性，车昭益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出路》中提出“如何既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又有效地适应全球化的语境”这一现实问题并深入分析了全球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张海洋在其著作《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进一步结合我国实际从族群、民族国家构建等层面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童萍的《文化民族性问题研究》、关凯的《族群政治》、纳日碧力戈的《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和方铁主编的《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等著作也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学者还针对民族关系与文化变迁问题做了研究，如马戎的《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金炳镐的《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及何明主编的《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变迁的符号表征：以云南为例》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形成了厚实的积淀。
也正是在全球化发展及其影响不断加深的背景之下，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2001年教育部在云南大学设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本文对西南边疆的界定即以该研究中心的界定为标准，即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南部西南部），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系列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辑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等涉及西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等内容的大批成果，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族际互动过程中“如何塑造‘自我’以及国家在建构‘中心’的同时如何塑造‘边缘’”这一话题也逐渐成为了学术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的核心议题。回顾学术界在对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研究的相关成果时，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及成果的丰硕，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明显的体现在了对于宏观问题的理论梳理，对于西南边疆多民族区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阶段性总结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
三、讨论分析
文化如何大发展与大繁荣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迫切话题，而在全球化影响愈加深远的今天，特别是作为多民族国家，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而西南边疆地区不仅民族众多，同时区位特殊，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关注也说明了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也正是基于以上对学术界在全球化、民族文化变迁与认同等方面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在当前及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应强调一个专门的范畴即“全球化背景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更为专门的研究层面即“全球化”影响这个大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避免过于漫长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历程对研究主旨的遮蔽。将全球化背景下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研究整体，重在突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焦点，重在强调课题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特色。整体上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现象与规律的分析和对文化认同意识问题的探讨，以形成相对厚实的一个大个案，服务于边疆和谐文化建设，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文化繁荣寻找可借鉴的经验和途径。具体来说应关注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如何影响，也就是关注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这是对一个阶段的回顾，也是我们开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基础。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南部西南部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在西南边疆地区有34个，其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约60％。），其中云南、广西两省和沿边境外地区分布有约20个跨境民族，文化悠久、丰富而复杂。正因此，才要将全球化作为一个话语背景，探究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全球化对经济因素的放大及趋同一段时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困难，文化在迎合政治与经济的需求时被消解，特别是在旅游经济中的“被看”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焦虑与认同困难，继而到“接受”与对“我们”的主动展示。不论是文化遮蔽、文化焦虑还是文化认同，这些问题在全球化加剧的今天依然存在，并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和发展。因而，全球化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如何影响等问题应该作为我们对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
第二，全球化的影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在何处和为什么会变，也就是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问题。“化外川”、“南蛮子”等词语曾是西南边疆部分地方的代名词，这既是文化边缘化的一种描述，也是被边缘化的一个现实。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南边疆城市化、商业化、信息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加快，而在此过程中，“旧”与“新”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历史”与“今天”的交融、“我”与“他”之间的碰撞，“我是谁，他是谁”，接受还是拒斥，共存还是排他，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我们也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少数民族地区学会了利用文化资本运作的某些有用方式，以一种“被看”的他者变为主动展现民族文化的主体角色，这一切都清晰的告诉我们“这里”切实在发生着变化。这一内容正是要追寻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在何处和为什么会变等问题，这是对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研究的关键内容。
第三，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中他们认同什么和为什么会认同，也就是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认同意识问题。民族国家面临的许多民族问题如民族隔阂深、民族差距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难以统一等是因民族融合程度不够而造成。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在西南边疆地区带来了一种被边缘化，而这种被边缘化使得边缘层努力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同质性和异质性的二元特点。同时，西南边疆各民族的杂居共处、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不仅促进了区域社会的稳定，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实践策略。关注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文化认同意识问题，就是要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中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为焦点，着重探讨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中他们“认同什么和为什么会认同”等问题。
第四，关注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和谐文化建设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消灭民族文化，而是在应对全球化冲击时民族文化应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我们应该相信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的。我们以前阶段研究为基础，将进一步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文化认同与西南边疆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探讨其作为多元文化之一元对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特别是为全球化影响下的西南边疆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四、结语
民族文化研究不应该只是从文化而民族抑或从民族而文化，而是要关注具体问题、关注地方问题。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是多样性民族文化共容共存的基础，同样也在此过程中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能够相互发生影响和作用，“西南少数民族信息传播途径的逐渐多样化，在传递国家理念和价值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成员生活的时间秩序和地理空间进行实质性改造，极大的改变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感知和心理体验，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现实意义上重新建构认同的可能与途径。”同时，全球化时代城市化、商业化、信息化发展导致的社会文化环境、生活环境等的变化必然导致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既有外力也有内因，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可以和谐共存，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文化多样性存在的根本，将全球化这一时代话题放置于西南边疆这一多民族区域中来探讨，这不仅在过去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可，而且今后也将会是一个重要话题。
作者：荀利波 关云波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