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为代表的改革派在唐顺宗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但是仅仅持续了百余天，这场运动便在保守势力的反攻下以失败告终。刘禹锡作为“二王八司马”中的骨干，被贬为朗州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刘禹锡的确做了十年的朗州司马，但他所作“新辞”(竹枝词)之地却不在朗州，而是在夔州。刘禹锡何以要作《竹枝词》，个中原因我们从作者作品入手自然更为可靠。他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使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认为屈原居沅、湘之间而作《九歌》，朗州即今湖南常德一带，东临洞庭湖。屈原《九歌》产生的沅湘流域和刘禹锡谪居长达十年之久的朗州，属于同一个地域空间。虽然刘禹锡《竹枝词》作于夔州，但是朗州十年成为其无法忘怀的生命烙印。他与屈原在同一片土地上同遭贬谪，无疑会在其心中萌发复杂的情感共鸣。这就为日后夔州《竹枝词》的创作埋下了伏笔。这份久久未曾迸发的情思，直到长庆三年(822)刘禹锡到达夔州，耳闻目睹了“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才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完成了九篇《竹枝词》的创作。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明确提出了《九歌》与《竹枝词》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沿波讨源，从《九歌》入手来在探讨《竹枝词》的主旨。关于《九歌》，东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状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怨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王逸《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屈赋注本，王逸为楚地之人，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也相对较近，所以其说法比较可信。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九歌》是屈原在放逐之后，依据楚地民间的祭祀歌舞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愁思”“冤结”。那么，“它既是从俗的怨歌，又是屈原个人的抒情诗。祭神与抒情相融，鬼事和人事结合;若即若离，虚虚实实，成为神曲、民俗与诗人内心情感的综合体。从这个角度看，‘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正好道出了《九歌》即事抒情的总特征。”《楚辞论•历代咏赞屈原诗词选》辑录了从汉至唐五十三位诗人的七十三首诗词作品，其中有抚古思今，借屈原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者，亦有祭祠临江，托有情之诗文寄百代之敬仰者。作品咏赞的具体对象，或为遭贬而不弃故国，或为愁苦而长怀忠直，以至于最终自沉汨罗的高尚峻洁之人格魅力。既然这些文人对屈原人格及其思想评价如此之高，那么反映屈原思想的《九歌》等楚辞作品在他们看来，表达出“履行忠诚以事于君，不见信用而身放弃”也就很自然了。这种寄兴说并未在唐代终止。相反，却愈演愈烈。到了南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时，“几乎对每一篇他都要诠释出其‘存君兴国’的微言大义。”既然如此，置身于以忠君爱国思想为重要准则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之中的刘禹锡，自然无法逾越这道天堑，更何况其贬谪遭遇又暗合了屈原这位以忠贞而见放的诗坛巨擘。那么，刘禹锡学习屈原在沅湘间作《九歌》的方式来作《竹枝词》，又怎能没有与屈原相似的情感寄托?
二
刘禹锡在《竹枝词引》中提到他因《九歌》而作的《竹枝词》有九篇。我们不妨一一来看。第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此诗所写为思乡之情。前两句交代了时间、地点。春草初生，蜀青，南人或许只是不经意的歌唱，便触动了客居于此的北人几多愁肠。第二首:“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头;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红花开着，春水流着，然而作者面对盎然春意却流露出浓浓的伤春之情。难道是刘禹锡下车伊始即对当地男女流水落花般的恋情感慨不已?客观地说，这首诗从作者政治上悒悒不得志，借楚辞中“香草美人”的方式来表现内心世界的角度理解更具说服力。第三首:“江上竹楼新雨晴，?西春水?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雨过天晴，春波微漾，来来往往的人共唱歌行，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但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杨柳”意象。“杨柳”意象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开始，便被诗人们赋予了送别、离愁的含义。此处正是以乐景来反衬诗人包孕在文字深处的几许愁思。第四首:“日出三竿春露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此诗化用杜甫《狂夫》而来，却能不着痕迹。昔日杜甫虽寓居成都，在万里桥西结草堂而居，但心中却时时不能忘怀帝都长安，生活的落魄和客居蜀地的乡思让他难以释怀。有着某种相似经历的刘禹锡，于诗中表现的正是此种情怀。第五首:“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春来。”前诗情系少陵，此诗意托明妃。王昭君曾遭画师所诬而远嫁胡廷，刘禹锡作为改革派而贬谪蜀地，虽情生此境，却不多言一字，作化蛇之举。第六、七首可一并来看:“城西门前滟?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两诗都以托物起兴破题，或用“滟?堆”以突出坚不可摧，或用“十二滩”以表现路途难行，接着转入正题，懊恨人心不能似石头那样坚，长恨世道却比水道还要险。知人当须论世，这两首诗，正是政治命运多舛的刘禹锡在贬官之后对世道人心深刻体味后的真实表达。第八首:“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猿啼”亦为相传已久的愁悲意象。刘禹锡于此诗一语道出真谛:猿啼之声令人悲愁，但这啼鸣本身并不是感伤的根源，它仅仅是牵出愁情的诱因，只有亲身所感之人，才能深味其中三昧。第九首:“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作者以写实的笔法客观展现了当地的劳动生活风貌。这九篇《竹枝词》，从寄寓的情感来看，是一个整体。它主要表现的是刘禹锡被贬之后才不得展，志不得申，又客居蜀乡，心恋魏阙的悲郁心情。从汉唐间诗人对屈原的评价，可知他们对屈原作品的认知、评价仍是定位在王逸所创立的“兴寄说”基础之上的。刘禹锡曾明言其因屈原作《九歌》，“故作《竹枝词》九篇”，但这只是说出他学习了屈原，而这种学习一方面是形式层面，如借鉴民歌、选择了数字“九”等。另一方面是精神层面，指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以及对屈原人格的敬仰等。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禹锡作于夔州的九篇《竹枝词》，其创作主旨并非歌唱爱情。其创作起因是受到屈原的启发，其创作形式也是像屈原一样汲取了当地民歌的新鲜养分而别开生面，而最为重要的，是其创作精神———远祧屈原风神，将自己比作屈原式人物，抒发其为正义事业而遭贬谪之后的客愁与深切怨愤。经过一系列分析、探讨，实验小组得出了基本结论。笔者在肯定学生取得进步与成绩的同时，将评价的重心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让学生在反思中通过自我评价发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其实，总结评价环节结束，也就意味着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完成。但我院指导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额外增加了一项学习内容，即正确运用资料，用尽可能准确、规范的学术语言对基本观点和结论予以阐述。本文即为本次研究性学习的基本观点进行文字总结的产物。
三
经过本次学习活动，同学们普遍认为研究性学习方法的运用可以很好地激发学习兴趣，他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在专业知识学习、审美能力培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亦能切实提高。
作者：苏利国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