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
对于个人信息，解释繁多。一般认为是可识别的所有本人信息的总和。1995年欧盟公布的《欧洲联盟数据保护规章》定义：“个人信息是有关一个被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的任何信息：可识别的自然人是指一个可以被证明，即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特别是通过对其身体的、生理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身份的一项或多项识别”。国颁布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定义：个人信息是指可识别的、活着的个人的数据组合，包括数据控制者占有或可能占有的其他个人信息、任何关于该个人观点的表述、数据控制者或与该个人有关的其他个人意图的表述。我国学者杨立新认为：“个人信息是隐私权保护的内容，凡属于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资讯、资料，包括计算机存储的个人资料、域名、网名、电子邮件地址等都是个人信息。”在我国的公共范围内对于个人信息大体范围可以概述为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的本人的信息。其中能够直接识别的个人信息是可以单独识别的本人信息如姓名、肖像、身份证号、基因等；而那些与其他个人信息相结合才能被识别的信息则称之为间接个人信息，如性别、爱好、生活习惯、兴趣、学历、职业、收入等等。我们日常所使用的个人信息的范围为以上两者的总和，这些信息包括了一个人从生理到心理、从个体到社会、从经济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涵盖一个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人所有的内在面与呈现面，包括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社会活动以及名誉等涉及人格权的事项并囊括了著作和财产等关涉财产权的事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个人信息并不等同于个人信息本人所知的全部。无论是本人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在我国个人信息法中都明确其为个人信息的范畴，如被网络服务商非法收集的个人信息以及那些掌握在医生手中的绝症患者未知的医疗信息等等。在互联网时代，当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于网络的时候，这些个人信息以个人数据的形式存载于计算机中，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云计算等先进的信息共享技术的开发，使得存储于虚拟网络中的真实信息成了随时可供提取查阅的“待宰羔羊”，这些涵盖了个人隐私的相关信息的安全性也就变得岌岌可危，鉴于网络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以及当前技术方面的某些漏洞，使得个人数据一旦进入互联网就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的被转载、复制、传播，而在当前市场利益的驱使下，被某些人窥视到了个人信息中所蕴藏的巨大商业价值。个人信息的污染与破坏、被窃取与侵权等种种道德失范的行为使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成了当下“新技术时代”特殊的存在于虚拟世界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深入影响的社会道德问题，也是伦理学发展到当下所应面对和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
二、个人信息安全道德失范行为的表现形式
当下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为人类信息的利用与传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尤其是电子计算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网络生活中的虚拟技术将网络活动主体的个人信息数字化和符号化发展成为人们信息交往的实践手段。这种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活动但与此同时负面效应也接踵而至，正如恩格斯曾预言的那样，人类每进步一次就加大一步对自己的惩罚力度，我们在网络共享这一平台，可以接收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信息，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个人信息也有可能被世界各地的任何人传播或复制，信息的“贩卖”、“丢失”“、陷阱”，等等失范行为，使我们在网络生活的每一分一秒都如履薄冰。
（一）、信息“贩卖”
进入当下的电子商务时代，很多社交网站、电子商务网站都采用“会员制”，用户需要注册会员后才能享受相关服务，而注册会员需要填写大量的个人信息，这写个人信息关涉到个人的姓名、职业、收入、爱好、兴趣、个人家庭状况甚至于真实的身份证号就相当于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界面内注册了一个真实身份，这些真实的信息存储的网站数据库中；此外为了得到更多便利的服务，很多用户不得不将个人信息存储于网站的数据库中，比如电子商务网站，用户将自己的信用卡号、住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存储在数据库中，可以款素地完成交易。由于会员信息具有很好的商业价值，因此，很多网站以及网站的内部工作人员都觊觎这一块的利益，有些网站甚至将贩卖会员信息作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目前，由于网店、快递公司等需要用户填写详细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地址、固定电话、身份证号、信用卡号等高质量的个人信息，故而成为会员信息泄露的一个主要源头。如淘宝网站就有通过一元秒杀活动，借机猎取个人信息，在当事人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具象的个人信息以低价批量出卖；在网络的环境里人们缺乏明确的约束力，放纵了自己对于利益的盲目冲动，这也是一些潜在的道德异化进而外化的现实恶行。
（二）信息“丢失”
不仅网络的“内部人”觊觎会员信息，社会上的一些黑客和黑客组织也对各大网站的会员信息抱有极大的兴趣，想方设法通过网站服务器，窃取会员信息并贩卖或用作其他用途。2011年底，中国知名的“天涯社区”1.7G的会员数据被黑客窃取，并被散播到互联网上，这些会员资料包含4000万天涯用户的账号、密码、邮箱等信息，给用户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除了贡献网站服务器之外，一些黑客也通过手工或专门的软件破解特定用户名和密码，盗取用户存在网站上的信息。更有甚者，有些黑客通过“钓鱼”网站或发送有“木马”的电子邮件，诱导用户点击后，将木马或病毒植入用户电脑中，窃取用户电脑中的隐私信息，如各种账号和密码、聊天记录、文件等，并将这些信息打包，悄悄地发送出去。2011上半年，共有1.21亿中国网民的账号或密码被盗，占中国网民总数的24.9%。2012年，瑞星公司的《中国信息安全报告》中指出，我国共有超过7亿网名被病毒感染过。这种运用技术窃取个人信息的失范行为给很多网络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甚至是私生活的曝光，造成当下众网民在某些技术者的“迫害”下的当众“裸奔”。
（三）信息“陷阱”
当下，有很多软件厂商在其发售的软件中内置窃取用户信息的程序，如有网络“小甜饼”之称的软件cookies，用户安装后，软件就会将用户的信息发送到软件厂商的服务器上。在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的今天，由于android系统安全门槛很低，因此，安装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比如，有一款名为“高德地图”的导航软件，就有窃取用户登录账号、密码等信息的“后门”，该软件将窃取到的账号、密码等信息以明文的方式发送到高德地图的服务商手中，以作他用。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研究团队曾对某款主流智能手机的系统300余款应用软件进行分析，发现58%的软件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从网民储存于电脑中、网站中、手机中的个人信息，每一种可以登录网络的电子设备都存在着无可规避的风险，种种道德失范行为的产生使网民在网络活动中的所有社会性行为都显得犹如刀尖上的行走，可这种种并非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在网络时代，人性的一种恶性异化的表现，当下网络环境中所呈现的这些道德负面现象真是伦理学多应研究并攻克的一道难题。
三、针对失范行为伦理层面的分析
当代的信息技术是一个特殊的统一体，它涵盖了特定的知识体系和行动过程，一方面被当下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影响，又同时对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反作用。主体人这一概念在网络社会中的丧失，使得数据鸿沟的不断拉大，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使人们在应用信息技术的同时不断沉沦，沉沦于技术的工具性而丧失了主体的思维，超越了道德的禁忌，使得人们在网络社会中的生活如同困于囹圄，人们逐渐迷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渐被技术异化，技术之于伦理，伦理之于技术，两者并轨而行才能完成人类于当下社会更健康的发展。
（一）网络活动中人主体性的丧失
海德格尔提出现代技术的在实质层面上来讲就是一种展现方式，在信息化的社会下，信息技术通过编码化、数据化的展现，通过“强制”、“限定”是人进入到了一种非自然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失去了主体性意识的人，加之网络的匿名性，是网络中生活的主体人处于一种不被现实社会道德约束的假象之中，导致了人们现实与虚拟世界中分饰二角的分裂性人格，海德格尔指出在现代技术的作家中，一切事物包括人都成了必不可分的东西，而当人被吸纳入这种系统之后，他“就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现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当技术操作者在运用自身掌握的网络技术进行示失范的行为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并非技术的操作者，反而成了技术的奴役者，在这种技术的异化下逐渐失去了一个主体人本身所具有的自我约束能力和所有遵守的道德规约，逐渐沦为技术符号的附属品，由主动变为了被动，有操控者变为了被控制者。
（二）技术的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的断裂
针对技术的本身其使用的限度是受自然属性的制约的，而现代的信息技术又带有社会属性，人们在带有自身价值观念去使用技术时就意味着人类多余技术的使用有可能超过所能承受的限度范围。当人们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来过度开发的同时也就埋下了技术异化的因子。作为技术发展的最新形态，信息技术也同样具有这两种属性，它的工具理性就如同其自然属性一样，其实质是呈现世界的实然状态，但是在人们应用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把其工具理性推到一个至高的地位上，而其社会属性也即是具有一定正向约束力的价值理性却被“束之高阁”。技术的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本应并轨而行才能保证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呈现一种自然的状态，造福社会而又不违背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可人们为了谋取自身的利益，把技术本身视为一种客体，对其任意球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却毫无背德意识，“这种理性化的潜在逻辑，是加强支配与压迫的逻辑。人对自然的支配变成了人对人的支配，而且最终会堕入自我支配的噩梦之中”。如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就此在人为的作用下发生了断裂，“技术的‘真’与伦理的‘善’也就此断裂，在空间上：技术则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以获取足够的利润支持，从而研发更先进的技术；伦理则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以获取本体论意义上的家园感和安全感，即技术的‘利’与伦理的‘善’之间的断裂。”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若不将伦理的价值观念纳入考量的范围之内，那么信息技术的工具理性就会与其价值理性就会分轨而行，造成工具理性的无限放大性的畸形发展，也就造成当下人们道德失范的种种后果。
（三）网络信息技术使人的异化
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的某个对象中，物化作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作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人们在网络社会中所掌握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的范围必然不会超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维度“，在异化的状态下，信息技术成为统治人和剥夺人的异己和敌对力量，这时的人成了信息技术的附属物。所以信息技术的异化的实质就是人与信息技术矛盾的激化，网络信息在被滥用的情况下没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记载信息社会中变成了数据化、符号化的人，人被异化成信息产品。人们不断被信息同化、物化。”这种信息技术的异化使网络社会中的人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品格，加之利益的驱使，使其原有道德品格丧失，在操纵他人个人信息时，自己也变为网络社会中一个传输数据的中介，将其自身也数据化、符号化了。海德格尔曾言“和机器一样，工业化时代的人本身也依赖于技术系统，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海德格尔的语言不仅适用于工业社会，在当下的网络时代，信息社会里也同样适用，在信息社会里，作为主体的人在进入这个虚拟化的网络社会里，在信息技术的操纵下，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由主体人变为数据人，这种技术的异化，改变了以往的社会结构，更对人们已然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构成了威胁。
四、针对失德行为的对策分析
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加之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开方向，使得网络社会生活的秩序出现的管理失控，信息的泄露与侵权已成为当下不可规避的难题之一，也逐渐从网络社会中演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既对传统的伦理规法发起了挑战，也制约着网络社会自身的平衡发展。因此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呼吁建立是应用于当下的伦理道德规范，增进责任机制的培养，加大法律的保护力度，同时引导自律机制来调整当下社会的伦理困境，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一）责任机制的培养
网络社会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原有的生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可以说是于潜移默化中的一种彻底颠覆，人们从开始对信息技术的折服发展到当下对信息技术的崇拜，进而迅速沉沦，可是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道德观念却没有及时梳理成型，就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斯皮内洛指出的：“技术往往比伦理学理论发展得快，而这方面的之后效应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危害。”当下网络生活中道德相对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人际关系淡漠以及道德人格的扭曲皆由因此而生，归其本质是道德责任的淡漠，责任伦理遂成为信息技术时代的必然诉求，引导责任机制的建立成为当下解决道德失范行为的一个先导机制“，责任伦理”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于1919年在其所著的题为《作为职业的政治》一文中所提出的概念。随着当下伴随着网络社会出现的一系列伦理范畴内的失范行为，责任伦理成为当下的必然诉求，面对利益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时，全社会都应肩负起自身的责任来，不仅要注重个人对其职业的责任理念，更应该注重社会团体的责任意识，进而整个社会的责任观念才会得以树立，唤起我们这一时代的责任观念，自身的本我价值观念才能与社会公共的价值观念才得以统一。针对当下网络中的信息技术本身，本无善恶之分，技术的最初职能即是呈现实物的自然面，但当网络的虚拟空间的独特属性，人置身于网络社会中，在运用信息技术的过程中人为附加了人性化的元素于其中，有加之隐匿性的掩护，使人的劣根性不断放大。若要在网络空间这一亚社会领域里构建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体系，那么首先要构建的就是人们的责任意识，这是至关重要的，用责任意识去约束相关人员的行为“，因为伦理精神不仅仅是指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而对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针对个人信息安全，相关执业人员的一些违反自身职业道德或者社会规约的失范行为来讲，最需要的就是对自身的责任机制的架构，在发挥其才能的同时又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西方的责任伦理大师尤纳斯认为“：‘责任与谦逊’是最重要的伦理精神，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形象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所以，符合当下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时间主体的新的责任意识必须是与技术的发展并轨而行的，这要求专业的技术人员在设计与应用技术的同时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参与相关活动的运营团队也同样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形成上行下效的责任机制，从而实现技术的健康发展，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优化的保障。
（二）加强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
针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道德伦理和技术手段的保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核心的保护手段也是约束力最强的手段即是法律手段，在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造成的个人权利伤害的种种行为中，最能对个人提供保护并对相关人员起到强制约束力的有效手段。在我国针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立法还只是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而我国大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尚在制定之中。在没有专法保护的情况下，有关个人信息的问题是被拆分为保护人格与保护隐私等法律规范内来实施保护的。换言之，我国大陆地区还没有出具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专法。从全球范围看，绝大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包括少部分的英美法系国家都选择了统一立法模式。统一立法模式是在立法上将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基本法对待。其特点在于充分考虑到个人信息保护的统一性，照顾到行政机关和私人机关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主语在司法上采用同一标准。美国的分散式立法模式是在针对不同领域定制单行法，此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立法明确，内容界定清晰。其弊端是无论从立法角度还是司法角度都容易造成法治的不统一。基于对一两种立法模式的考量，在结合我国的法律体制和一贯法律传统，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该选择同一立法的模式为立法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自律模式，相互融合取长补短。针对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除了其基本的立法模式外，我国还应在各国立法的基本原则上梳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立法基本原则。在梳理了各个指导原则后，笔者认为，OECD指针的第二部分适用于国内法律的实际范畴，而该部分规定的个人资料保护的八大原则也可为我国立法所借鉴。即，限制收集原则、资料品质原则、目的特定原则、限制利用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公开原则、个人参与原则、责任原则，实践证明，指针确立的原则对其后的国家立法以及国际文件都产生了示范作用，同样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确立提供一个优良的基础。一部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如同一面没有漏洞的天网，能够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一道难以跨越的屏障同时也会让诸多破坏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无所遁形，成为一种无懈可击的保障力。
（三）完善个人自律机制
鉴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开放性等特质，网络主体的行为带有一定的隐匿性，使人们逐渐背离了现实社会中那些已然被大家接受并遵守的道德规约，加之法律、规范的约束力的滞后，使人们的劣根性不断放大，以为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降为所欲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人们认为自己在一个隐蔽的环境里，自己的行为不易被察觉，或者认为可以不受时时约束，可以逃避监督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就会自行卸下道德法规的“包袱”，而此时道德准则也就丧失其原有的作用。由此看来，完善自律机制是继责任机制与法律保障后，又一需要架构的针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障机制。在信息社会中，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大多处于“独处”的状态之中，每个人都如穿着隐形衣一般，这时道德规约的贯彻实施就要求更高层次的自律。《礼记•中庸》有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鉴于国人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地位，针对网络社会中自律机制的建立，应以儒家“慎独”思想为“入德之方”。“慎独”思想所倡导的“独处时坚守道德准则”对应于我们当下于网络社会中的“独处”状态的道德戒律达成契约，强调我们在网络社会中必须审慎的行动，在这种强烈的道德感的感召下，严于律己，恪守道德信念，进而达到网络社会中个体人格与道德情操的高度统一。网络社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与虚拟化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空间的道德理论的建立需要每个网络活动主体的慎独精神力，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规约转化为内在的一种约束体系，就如编写程序一般编入每个操作者的操作流程中，将道德内化为一种习惯、一种网络生活中自然的状态，将规范转化为一种责任感，才能尽可能从根源上规避失范行为的产生，当每个网络活动主体都对自己的网络行为审慎于独处，戒其于微小，这种内在维系力便结成，道德的自律意识也便成型。
五、结论
在人类的历史上普通民众，从未有过像今天一样，如此担忧和害怕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各种道德失范行为的肆意横行，不仅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更干扰其正常生活也会造成经济损失，甚至是造成人身伤害，本文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探究了道德失范行为的根源并从社会团体、法律机制及网络主体个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预想策略，希望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供以微薄之力，先贤黑格尔曾提醒世人：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笔者这样理解这句话：尊重他人是自己为人的前提。
作者：刘焱 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