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责任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文化理性；文化产业；产业生态；伦理对策
一、新经济时代：文化理性危机及文化产业责任伦理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从万物中发现并产生了有关主体事物的概念。在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构建了以“理”为中心概念的理学体系。朱熹也指出离心无性、离性无心的客观事实。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对理性的认知就已经极为深刻。在西方，理性的概念最早来源于逻各斯（λόγος）。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世间万物的统领，代表着一种理性和智慧，并且逻各斯是人类在进行活动时的准则和根据。逻各斯中所代表的理性和智慧可以主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随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是理性动物，人的德性源于理性功能的卓越展示。1换言之，只有具备完整的理性才能具备高尚的德性。尽管在中西方对于理性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理性以两种形式而存在：认识理性和思维理性。认识理性和思维理性作为理性的两种形式，通过不同层面阐释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的不断变革，意识形态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人们思想、价值取向的纷繁复杂，导致人们理性程度的逐渐丧失，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倘若此类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影响到我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自2003年9月国家文化部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也悄然兴起，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迅速兴起，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产业连锁效应。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也在《启蒙辩证法》（1947年）一书中率先指出“文化产业”的实质：文化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审美的商品属性昭然若揭，并使审美生产与消费呈现出规模化的效应。2在党的报告中所指出：“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见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关键性和引领性。诚然，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并非一朝一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这40年是中华文化蓬勃发展的40年，是中国文化产业不断壮大的40年，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跨越。这40年是党引领人民披荆斩棘、风雨同舟、砥砺前进的40年。在这四十年间，不断地开创着良好的“新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倘若不加以合理解决，将会对文化产业迈向更高台阶产生一定的阻力。问题的产生最大的根源在于文化产业主体“责任”的缺失，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在其代表作《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DasPrinzipVerantwortung：VersucheinerEthikfürdietechologischeZivilisation，1979）中首次提出“责任伦理学”，深刻反思了当时科技技术的发展对于生态和人类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了对人类和人类生存空间的维护，进而把责任推向伦理学问题的核心，把人类存在作为责任伦理学的首要要求。在约翰斯的观点中他认为人是具有义务的道德理性主体，要自觉承担当代以及后代的道德责任。这一观点对当代责任伦理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二、新时代视域下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当下新型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两种属性，党和政府倡导文化产业主体要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作为价值追求。然而，在文化产业逐步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倘若不加以监管和协调必定会引发文化产业生态效益的失衡。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问题重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我国部分文化产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理性化程度低，责任意识淡薄，只顾盲目满足“娱乐化”的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盲目迎合大众物欲的期待，不能以绿色健康合理的文化产品引导群众心理需求，公众长期接触庸俗、肤浅的娱乐性文化产品，便会逐渐丧失对问题的是非判断能力，进而也会影响到公民政治素养的提升、共同理想信念的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等也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借助种种强势手段，向世界各地传播其文化产品，企图占领中国的文化市场，再加之，中国文化企业逃避自身对文化的传播责任，为避免市场风险而大量生产快餐式的低级庸俗文化产品。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产业形势在我国迅速得到普及，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尽管自媒体具有时效快、高信息量等优势，但自媒体的文化生产准入门槛可以说是“零门槛”，与此同时，公众也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的转发和创作，并且可以针对社会热点话题实时自由发表个人言论和观点。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此类信息一旦持续高速扩张，便会严重影响到受众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进而影响到我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会直接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生态发展产生强烈的冲击。
三、加强文化理性建构与文化产业生态责任伦理的现实途径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2
关键词：科技期刊;科普内容;《广西植物》;实践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大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已成为全民关注的重大社会生态问题[1]。为此，联合国宣布每年的5月22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每年的6月5日为环境日。2020年9月30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讲话，强调“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2]。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科技期刊在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时，也要承担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责任，利用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内容优势开展科普工作，提升大众的科学素养，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珍惜濒危植物面临灭绝的风险，水土流失加剧，土壤化学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护任务艰巨，亟待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生态学方面知识的科学普及工作。《广西植物》是报道植物系统发育学、植物生理生态、植物与环境、植物化学等方面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在坚持“内容为王”、提升学术质量同时，也重视科学普及，履行科技期刊的科普责任。
1科技期刊在科学普及中的内容资源优势
科技期刊主要发表本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及综述文章，以专业性和科学性著称。科技期刊在报道某一专业领域内最新研究成果、传播前沿科学理念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科技期刊以其专业媒介的属性要求也承担对公众传播新的科技成果，宣传最新的科技理念，提升公众科学文化素养的社会责任[3-5]。科技期刊在对公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方面具有强大的内容资源优势，其科学性和权威性是其他大众媒体和自媒体无法相比的。科技期刊的论文作者大多来自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所发表的论文大多是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了解该领域前沿科学动态具有较强的指导性[6]。另外，科技期刊拥有学术水平很高的编委会和审稿专家库，时需要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在研究的热点来源、内容的准确性和质量把控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优势。因此，科技期刊要增加受众覆盖面，提升期刊影响力，需充分利用其权威的科学内容资源优势，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在更大范围内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多种多样的植物、植物功能及资源利用、植物生存的环境、植物资源的保护等都是《广西植物》科普宣传的内容资源。植物科普的目的是要让公众保护生物多样性，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美丽新世界。本刊以自己的内容资源优势，按照不同层次的知识储备将目标对象划分为中小学生、普通民众、大学生、政府机关人员等，从植物介绍、植物功能与利用、植物与环境、植物资源保护等方面，以生动有趣的文字配以图片、视频来帮助公众了解植物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培养公众关注生物多样性，积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
2《广西植物》传播科普内容的实践
2.1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科技期刊不仅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还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舆论导向作用[7]。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重点推介国家和地方重大项目支持的研究领域，对公众全面普及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及宣传研究热点内容，满足公众对前沿科学知识的渴求，在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我国与有关国家不断拓展合作区域和领域，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针对“一带一路”热点选题，本刊在2018年第11期和2019年第9期刊登了“一带一路”沿线植物多样性研究专栏/专刊，主要介绍了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植物新资料、植物遗传多样性、植物生态适应性、濒危植物生境介绍及致濒危的原因等，对保护沿线植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2普及植物学前沿科学知识。科技期刊都把提高内容质量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当前科技发展的大潮中，编辑应该转变观念，把学术与科普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切实承担起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4]。科技期刊不仅需要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来提高本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度，更应该利用新媒体技术，用生动有趣的科普化语言弘扬科学精神，进行先进科学知识的普及，培养公众理性的科学思维，进而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中国喀斯特地貌(也称岩溶地貌)因其多样的造型地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天坑是岩溶地区最壮观奇特的负地形景观，犹如大地之眼，随着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相继发现大型天坑群，吸引了诸如地质、环境、景观、旅游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同时也激起了公众探究天坑的好奇心。本刊在2020年第6期发表了《广西乐业大石围天坑种子植物区系研究》一文，但其专业性很强，深奥难懂，不适合大众阅读。编辑协助作者运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阐述深奥的岩溶植物多样性专业知识。首先将题目改为引起公众阅读兴趣的、适合微信文推广的《探秘大地之眼——大石围天坑群植物篇》；其次用精美的图片对天坑的险、奇、峻、美等罕见的旅游景观进行简单介绍，并重点介绍了天坑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和独特生境，保存了大量珍惜濒危植物，是许多难得一见植物的“乐土”；最后利用纪录片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成果。由此可见，科技期刊的学术论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科学普及，不仅能满足大众对前沿知识的需求，还能提高期刊的影响力。
2.3对关注度较高生态事件的科学普及。在发生一些重大生态事件时，科技期刊应凭借其权威的内容资源优势，从科学和专业的角度，约请资深专家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可以弥补公众在面对严重自然灾难或生活困惑时科学知识的不足，提供一定的科技支持和保障[5]。澳大利亚在2019—2020年发生严重的山火灾难，使得近5亿动物丧生，山火烧毁面积超过5.25万km2，这是人类难以忍受的重大自然灾害，导致整个生态系统被破坏，环境污染严重[8]。我国2020年西昌发生森林火灾，致使19名英雄牺牲。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科研工作者都在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与读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本刊在2020年7月在中国知网优先出版了《5种常绿冬青叶片防火性能评价》，为森林防火树种的筛选，建造防火林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装潢材料和装饰引起环境甲醛超标，导致室内和公共场所环境污染，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9]。甲醛具有污染来源广、持续释放时间长和强致毒致癌等特征。在实际生活中，国内大多数装修后的居家和公共场所内残留的甲醛浓度超标。当前吸附甲醛的方法都因各种条件限制难以被人们接受，植物吸收甲醛已成为便捷、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的一种可行方法。本刊分别在2012年第6期刊登《竹芋科和蕨类室内盆栽植物对甲醛净化作用的研究》、2015年第4期刊登《甲醛胁迫下四种盆栽植物的生理动态反应》、2019年第6期刊登《室内观赏植物对甲醛的吸收及抗逆效果研究》3篇关于植物吸附甲醛的文章，为公众在选择室内观赏植物时提供了一定的科技支撑。
2.4普及民族植物学的知识。世界上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了利用本地区传统植物的风俗习惯和丰富经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人们愈来愈重视传统文化，对天然植物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10]。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民族植物利用经验没有文字记载，因此需要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整理和记录，与此同时对公众进行民族植物学资源利用的科学普及。本刊近年来发表了多篇关于民族植物学的文章，《云南普洱可食用棠梨花的民族植物学初步研究》《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广西龙胜红瑶传统药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知识》《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及现状》《广东阳春重阳传统药市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湖南通道染制侗布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等，主要内容包括京族、瑶族、纳哈尼族、侗族、拉祜族等在食用、药用、驱蚊、建筑等方面的应用。这些论文本身在记录少数民族使用当地植物的一种行为习惯，并且这些民族地区的植物具有多种药物功效，能吸引大众阅读的兴趣，进而拓展了读者对民族文化的吸收范围，丰富了大众的精神文化，使植物学领域的科学普及达到更高的层次。
3科技期刊开展科学普及的建议和思考
3.1学术与科普并重。在新媒体时代，科技期刊不仅要重视科技知识传播的深度，更要注重广度。编辑的素质和水平是影响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科技快速发展时期，编辑更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认识到科普和学术同等重要，承担好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社会责任[11]。科技期刊可以适当增加科普论文，也可以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进行科普化二次创作，可以提高受众覆盖面，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实现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国际顶尖的科技期刊如Nature不仅设置有学术论文栏目，还有非学术论文栏目，在这个栏目中发表了很多的科普文章，并且经调查发现科普栏目赢得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12]。也有统计结果表示，科普文章的引用率和影响因子往往也很高，甚至超过同期其他的学术文章。科技期刊为宣传学术论文可谓是用尽各种办法，提高学术论文的影响力目前还是各个期刊放到首位的工作任务。科技期刊权威性的内容资源是进行科普的最大优势，同时科技期刊可以采用多种技术手段、从多个角度为学术论文做好宣传。所以科技期刊编辑应该把科普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在今后的工作中，力求学术与科普并重。
3.2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科学普及的有效性。新媒体背景下，科技期刊在发挥其传播学术思想传统优势同时，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采用多媒体的传播方式对科技知识进行宣传普及，可有效提升科技期刊品牌效应。科技期刊编辑可以采用文字短文宣传法，也可以利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手段在各大平台上对学术论文进行解读，回应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使阅读的可能性变大[13]。同时要注重语言的科普化，考虑受众的阅读习惯，选择适合多媒体传播的内容形式。本刊今年开始选择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将学术论文科普化，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利用精美图片、纪录片的形式对学术论文内容深入浅出进行解读，满足公众对获得科技知识的需求。科普化内容被大量阅读和广泛传播，从而实现学术论文的有效传播。
3.3培养高素质的科普人才。高素质的科普人才是科普工作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根本，也是办好科技期刊、促进科技知识传播交流的基础。国际上顶尖学术期刊的科普专栏对公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拥有较高水平的、善于写科普文章的专家，并且他们写得很好[14]。而我国目前大多科研工作者对科普写作还不擅长，科技期刊的编辑也未有进行科普创作的意识。科技期刊需要培养编辑的科普写作能力，并且协助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学术论文进行科普化创作，促进科研成果能在公众中广泛传播，使公众能够轻松地理解，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3
关键词：学术生态;科技期刊;科研诚信;出版伦理
科技期刊是科研工作者获取最新学术成果的主要平台，是我国科研成果面向国际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科研诚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与质量快速发展，出版内容的可见度大幅提升;同时，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不断出现。因此，重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制度建设和学术失信惩戒制度建设，加强期刊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对提升科研诚信水平、净化学术生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科技期刊编辑而言，一方面应做好学术不端行为的守门员和防火线，主动探测、防范科研诚信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自身过硬，恪守出版伦理与职业规范，认真履行科技出版的责任与使命。同时，科技期刊编辑也应积极参与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体系建设，建言献策，共同打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1科技期刊应对科研诚信问题进行有效规范与监督
一篇科技论文的发表包括投稿、评审、编辑、出版等环节，其中每一步都涉及对科研诚信问题的核查与监督。科技期刊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应对常见问题高度敏感，尽量主动发现，提前排除。
1．1对常见的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问题进行规范说明。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做不到熟知诚信伦理相关的所有知识，而且不同研究领域往往还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习惯。因此，科技期刊可在投稿指南、稿件处理流程等公开信息中提炼出本刊常见的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问题与规范，供作者比对、参考。这是科技期刊参与诚信体系建设的最基本途径，也是我国部分科技期刊，尤其是中文科技期刊较为薄弱的环节［1］。以生命科学领域经典期刊《JournalofBiologicalChemistry》(中文名为《生物化学学报》，创刊于1905年)为例，在投稿指南中，除了期刊特有的出版政策，还包括编审流程、科研成果共享原则、医学伦理政策、数据可获取性要求、版权要求、撤稿要求、图片处理要求、利益冲突说明、署名标准等等［2］。可以看出，这些往往是科研工作者最困惑、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如果作者能够理解并遵守，期刊能够有效监督，通常可以满足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方面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期刊可要求作者必须按照要求提供相关的原始数据;科研图片必须反映原始的结果，不得过度处理;图文版权转移、再使用需要遵守相关规定;作者必须申明论文所涉及的学术工作没有利益冲突，著作权人需要从书面上对科研诚信做出保证;论文中涉及的实验方法与材料、软件数据等要与所有科研人员共享;科研工作必须符合相关的学术伦理规定;涉及人体的研究需要提供相关的审查文件;作者署名和排序要符合相关标准，通信作者要承担相应责任与享受应有权利;等等。
1．2对科研诚信相关问题高度警惕并主动核查。在论文编辑过程中，科技期刊编辑应关注出版全流程，主动探测、挖掘潜在的科研诚信与伦理规范问题，并充分利用各种工具、信息进行排查。同时，学术不端行为也呈现出越来越隐蔽的趋势［3］，期刊编辑应积极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对新老问题都能保持熟知与警惕。在出版过程中，需要集中核查的问题包括重复发表、抄袭与剽窃、不合理引用、非正当署名、违反出版法律相关法规、未完成实验伦理审查、政治问题等。对于每篇投稿，重点问题都应至少排查1次，且力争早发现、早处理，避免后期的无效投入。目前，已有多种软件和支撑数据库来帮助期刊完成这一过程，如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AMLC以及国外检测系统CrossCheck、eTBLAST、PaperFree等。国内外大多数主流期刊已将软件核查作为文章处理的必需流程，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投审稿系统EditorialManager的标准流程中，甚至包含了对每篇投稿进行科研诚信方面的人工核查，只有核查通过的稿件才能送达编辑部手中。对于存疑的稿件，期刊编辑部应及时通过多种方法确认，如对于稿件，可参考业内专家总结的方法进行识别和防范［4－5］。确认存在疑似学术不端行为以后，期刊编辑部应尽量进行退稿而非退修，退修往往会使初次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为编辑部带来更多隐患［6］。
1．3严格遵循同行评议的原则与规范。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沿用数百年的核心规则。同行评议既是对科研诚信相关问题的监督，同时也是一个本身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例如，2017年4月，国际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对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所发表的107篇来自中国的文章进行一次性撤稿，其原因就是作者推荐了虚假的审稿人，得到了虚假的评审意见。然而，在此过程中，《肿瘤生物学》编辑部并没有对审稿人资质进行严格审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研究指出，对于高质量科技期刊来说，编辑部审稿制度结合同行评议制度可大幅提升期刊的运行效率［8］。期刊编辑部在组织同行评议的过程中，首先应该从制度上维护审稿的独立性，合理确定评审模式(单盲、双盲、单双盲结合、开放评审等)，合理制定审稿的流程和审稿人规范，保证其他各方(包括主编、编委会等)不进行非正常的干涉。其次，期刊编辑应仔细评估审稿人资质与质量，慎重对待作者推荐和回避的审稿人。再者，期刊编辑对审稿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常现象应高度敏感，比如过快过慢的速度，过好过差的质量，可能存在的偏见，等等［9］。最后，期刊应该尊重同行评议的结果，不随意删改评审意见，并帮助评审人与作者进行适度沟通，同时合理地处理申诉。当前，同行评议的公正与规范已经成为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
2科技期刊从业人员本身应恪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在已公布的科研诚信案例中，涉事主体除了科研人员以外，有时还包含了期刊编辑，其中有些是期刊编辑有意为之，有些是工作中的粗心与失误。可见，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对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也应洁身自好，恪守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
2．1加强对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期刊编辑的工作往往难以被读者、作者所直接了解，工作量和质量也难以进行量化和考核。对来稿的核查标准更多地依赖于编辑本身的精益求精，这也是期刊编辑职业素养和敬业态度的最直接反映。因此，应重视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使其真正成为科研诚信的捍卫者和防火线。加强编辑队伍的价值体系建设，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牢记自身岗位在科研诚信共同体中的责任使命，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以科学公正的态度对投稿论文严格把关。第二，严格遵守期刊制度，崇尚道德自律，按照期刊标准处理稿件，拒绝利益稿、人情稿、关系稿等［10］。第三，严格遵守科技期刊出版在过程中的“第三方服务边界”［11］，不与中介公司、等不合理、不合规的第三方服务公司合作。第四，编辑稿件严谨耐心，一丝不苟，严格遵循我国现有的编辑出版相关标准与规范，实现内容的标准化、精品化，切实为科学家提供优质服务。
2．2对涉及的失范行为谨慎而积极地处理。之后，将由广大读者监督并反馈科研诚信相关问题。对于此时暴露出来的潜在失范行为，期刊不应消极回避，而应该谨慎核实其真实性，积极面对，按正当程序及时严肃地处理，必要时可与作者所在机构沟通商讨解决方案。对于可能出现学术不端问题的稿件，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撤稿。撤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明确证据显示文章内容不可靠(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内容在之前发表过;构成抄袭;研究过程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作者一致主动要求撤稿。撤稿的最终决定权在于编辑部而非作者，对于符合撤稿标准的稿件，期刊应按撤稿规范妥善处理，在所有版本上撤稿声明。撤稿声明应单独成文，免费开放，并在网络版本上与原文互为链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某些不符合撤稿标准的稿件，不应简单粗暴地进行撤稿，而应采用关注声明或更正声明［12］。其中，关注声明主要针对以下情况:存在疑似但无法确定的学术不端行为;作者的解释相互矛盾，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对于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需要时间较长，等。更正声明主要针对论文中存在的少量非主观性错误。对于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相关的多种伦理问题，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简称COPE)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建议，尤其是COPE流程图［13－14］，是实际工作中期刊编辑的有益参考。
2．3积极主动地履行传播科技的责任与使命。除了保证内容真实和符合法规，科技期刊还应关注自身在科技传播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在实践中促进研究内容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分享。这不仅是出版伦理的延伸，也是科技期刊在学术生态建设方面的重要价值体现。首先，论文内容应按照既定模式保证文章内容的可获取性。获取模式主要包括订阅、开放获取和延迟开放获取。这由期刊所有者、出版机构等共同商讨决定，一旦确定就应遵守，无论是作者、期刊还是第三方，不得对订阅论文擅自进行免费传播，也不能对免费的论文进行收费售卖。其次，论文的获取模式也应尊重相关规定，促进科技论文的开放与共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所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6～12个月后应在国家平台上免费开放获取。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规定，所资助的研究论文在出版1年后，应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研究知识库并免费开放获取。期刊应支持并监督这一投放过程。第三，期刊应监督文章支撑数据的妥善存储。国际上科研共同体建立了多个公益性开放数据库，专门存放期刊无法直接发表但对后续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数据，如蛋白质数据银行、核苷酸序列数据库等，期刊出版者应监督作者按照已有规定提供相关内容妥善存储。
3完善学术生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对于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的重要意义，我国各界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共识，相关研究成果增长明显［15］。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如科研数据真实性检测难度较大、学术不端相关问题反馈渠道尚不清晰、联防联控机制尚不完善等。这里针对科技期刊编辑人员面对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3．1利用大数据系统助力科研诚信问题的探测与审查。在科研诚信方面，除了较为熟知的比对系统之外，国内外还开发了多种大数据系统保障科研诚信的监督与管理，可成为科技期刊工作者的有益参考工具［16］。例如，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RCID)、全球科研人员交流的网络社交平台ResearchGate等。在这些数据库中包含的学者任职、论文、基金、审稿等信息，不仅全面、公开、透明，而且多为第三方导入，保证了学术名片内容的真实性。针对作者定义贡献不清的问题，国外科技期刊服务商开发了作者贡献度角色分类法(ContributorRolesTaxonomy，简称CRediT)，将作者贡献分为较为清晰的14类。目前，ORCID、CRediT等已经得到了很多投审稿系统、出版系统的支持，并已加入Crossref元数据中。科技期刊从业人员应与时俱进，充分了解、利用这些大数据信息，协助探测和排查科研诚信问题。
3．2有效整合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法规信息。在实践中，无论是科研工作者还是出版工作者，往往都难以系统、详尽地了解所有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法规，而这些内容又有很强的学科特点;因此，将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整合，言简意赅、定向高效地传播给科研工作者，可对学术生态系统建设带来较大帮助。此外，对于目前已经出现的案例，尤其是常见的抄袭剽窃、一稿多投、撤稿信息等，可以建立相应的数据体系。美国已于2010年建立了国际撤稿监测网站(RetractionWatch)，监测跟踪撤销学术不端的论文。我国期刊也进行了相应尝试［17－18］，目前还应进一步推广，建立更为系统、全面、具有较强可见度和实用价值的撤稿数据库、学术不端案例数据库等［19］，从而达成有效的信息共享，供科技期刊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借鉴参考。
3．3加强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法制建设。当前，我国在科研诚信方面的法制体系尚不够健全，使科技期刊在反馈、核查、处理相关问题时低效且被动。如，根据对2007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知网与万方数据库的207篇撤销论文进行的统计，明确提出对作者进行处罚的仅16篇，其中仅有2篇提供了所有作者的姓名。责任认定、处罚依据等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20］。这一数据与之前类似研究的结果相比，并未有所改善［21］。对于一稿多投、抄袭等其他常见的学术不端现象，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22］。此外，科研诚信相关法律尚存在较多真空地带，如对等行为如何定罪，对相关机构如何取缔等。在缺乏有力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期刊编辑部、科研院所相关机构等的职能和权限非常有限，实际承担主体职责时遇到大量困难。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建立明确的反应机制和健全的问责制度，将是科技期刊工作者提升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相关问题处理水平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障。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4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5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认为：
学术期刊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盟各期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着力于引导和推动广大研究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提出：
1.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是一个学术期刊共同体，本着自愿、开放、包容的宗旨，推动形成期刊各具特色优势的错位发展格局，形成期刊发展的向心力和聚合力，共同服务于广大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方法和政策研究的研究人员。
2.学术期刊肩负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提高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学术研究整体质量为目标，以服务学术创新为核心，以推进学科发展为导向，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时代贡献。
3.学术期刊推动开展“顶天立地”的研究，要根植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展示传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增强我国科研成果的影响力，用以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走向世界。
4.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致力于推动期刊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重视推进跨学科、跨领域研究，联盟各期刊鼓励和优先刊发以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理论、方法和政策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论文，并以联盟名义组织开展联合交叉研究等。5.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将充分发挥好学术研究平台作用，汇聚学术界力量形成合力，群策群力，全力推动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及学术范式，并以联盟名义集中征稿、各刊优先刊发相关选题。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架构与行动：
1.本着自愿、开放、包容的宗旨，认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以上决议的期刊，即可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成员单位。成员之间不分先后、不分层级。
2.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期刊联盟研讨会，共同研讨我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前沿理论、方法和政策创新选题。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6
[关键词]科技论文；英文题名；突出问题；修改建议
随着科技信息交流的日趋国际化，大多数中文期刊都要求有相应的英文题名，以便被国际权威文献库收录和检索，科技论文英文题名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科技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其所含信息量和价值的大小决定着文章能否走向国际科技舞台。笔者查阅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2017年收录的部分科技论文，随机选取《植物生态学报》《西北植物学报》《植物研究》《植物学报》《植物科学学报》5种科技期刊，统计调查了2017年出版的748篇科技论文的英文题名，结合多年的办刊实践，探讨了科技论文英文题名中的常见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建议，为科技论文英文题名的正确撰写提供参考。
一、英文题名的突出问题与修改建议
通过对上述5种科技期刊748篇文章英文题名的调查和统计，总结出英文题名的突出问题表现在简洁性、一致性、准确性、介词、拉丁名、阿拉伯数字5个方面。
（一）简洁性
题名应该简洁精炼，在能准确地概括论文最主要的特定内容情况下，题名字数越少越好，力求简洁精炼，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修改。
（二）一致性
题名是论文的标签，应与论文核心内容保持一致，并准确得体地概括出论文的中心内容，恰如其分地反映研究的范围和达到的深度[2]，不宜使用笼统的、泛指性很强的词语和华而不实的词汇，切记夸大或偏离主题、遗漏重点。英文题名中关于一致性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3种。
（三）准确性
英文题名应准确得体地表达主题思想，所含信息明确。英文题名中关于准确性的常见问题有以下两方面。
（四）介词
介词是英文题名中最常见的虚词，因为其使用比较灵活，是名词和动词之间的桥梁。介词的语义用法也很广泛，同一介词可以表达多种含义，所以英文题名应注意区别介词的语义用法。英文题名中关于介词的常见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五）拉丁名
为了统一物种的命名，国际上制定了拉丁文名物种命名法则。
（六）数字使用不当
ScientificStyleandFormat明确规定不能将阿拉伯数字置于句首。
二、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5种科技期刊748篇科技论文英文题名的统计，可以看出，比较常见的突出问题依次为：定冠词多用、简洁性、单复数误用、中英文题名不一致、介词大小写。各期刊英文题名问题分析如下：（1）《植物生态学报》英文题名突出的问题为定冠词多用和近义词误用，分别占2017年总数的30.58%和4.13%。统计数据显示，此刊的近义词误用大多数为表达“化学计量特征”时“stoichiometry”的误用，准确的翻译应为“stoichiometriccharacteristics”。（2）《西北植物学报》英文题名突出的问题为定冠词多用、简洁性和介词大小写，分别占2017年总数的21.29%、8.06%和6.45%。此刊的介词大小写问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under”。（3）《植物科学学报》英文题名突出的问题为定冠词多用、简洁性和拉丁名不当，分别占2017年总数的37.84%、21.62%和2.7%。（4）《植物研究》英文题名突出的问题为定冠词多用、单复数混用和简洁性，分别占2017年总数的16.94%、12.10%和4.84%。（5）《植物学报》英文题名突出的问题为定冠词多用、中英文题名不一致和单复数混用，分别占2017年总数的20.73%、6.10%和4.88%。中文期刊的英文题名在很多方面需要不断改进，编辑部可以在稿件模板上注明对英文题名的详细要求，使作者在投稿前有规可循。同时，负责英文的责任编辑需要把好质量关，以便从英语语言学角度提高语义语法正确使用率[4]。这样可以提高题名的写作质量，同时提升刊物的整体质量。
三、结束语
植物类科技论文英文题名在语义上与中文题名保持一致，简洁精准的短语和单词、适当的介词以及冠词、介词和拉丁名的正确使用，有助于科技论文英文题名简明扼要地概括出论文的主要内容，突出作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全文，提高下载量和被引率。通过提高英文题名质量，增加国内期刊的国际交流机会，提升刊物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姜亚军.我国英语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标题的词汇特征研究[J].外语教学,2013,34(6):19-24.
[2]杜丽.生物学论文英文题名的编辑加工[J].编辑学报,2014,26(6):545-547.
[3]李莉,周翠明,蒋巧媛.植物学科技论文英文题名编辑加工中常见问题探析[J].传播与版权,2018(61):68-72.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7
关键词：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出版相关者;伦理治理;伦理责任
作者、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评价及媒体评价)与出版机构共同参与出版活动，在出版活动的链条中，互为影响，互有责任。出版活动中的伦理涉及作者开展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及发表()、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过程，完整的出版伦理学规范和准则应该关照到出版机构、作者、编委会成员、编辑、审稿人、传播者、期刊及媒体评价等各方各类行为。国际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业学会和出版机构不同层面的出版伦理规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整合《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为准则与最佳实践》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CorePractices)［1］，指导和帮助出版商、研究机构、期刊等多方出版相关者共同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大多数国际出版机构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伦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诚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实践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对自己期刊的出版行为进行了伦理规范。国内已有大量有关作者伦理方面的编辑学研究文献发表，关注作者的学术诚信与学术不端、关注生物医学期刊涉及人的研究伦理审查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玉乐等［4］分析文献发现，近10多年来国内出版伦理研究的热点主要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分析、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与建议、对出版伦理的思考与建议、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伦理问题等。但国内有关出版伦理的研究对于出版机构、除作者外的出版相关者(编委会、编辑、同行评议人、媒体传播、期刊及媒体评价等)的关注和实践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关者，鉴于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作者层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关者不包含作者。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提出了审稿专家和编辑者的学术不端［5］。国内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和编辑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实践中，除科研规范、伦理审批、作者署名外，应加强对整个出版领域同行评议、版权管理、利益冲突、信息传播、期刊评价等更多相关内容的关注［4］。鉴于编委会多由期刊的学术领域相关的顶尖科研人员组成，他们既是作者、读者、审稿人，或作为单本期刊的学术领导者参与期刊出版机构的部分管理性质的决策性工作，或带领编辑做一些出版环节中的终审工作，编委会专家个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转换，涵盖在其他出版相关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单独表述。以下从不同角度探讨科技期刊出版机构及各相关角色的伦理责任。
1出版机构的责任
1．1发表优质学术内容。《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6］。科技期刊在传播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机构应该:1)强化使命担当和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期刊的出版应该以发表和传播精品内容为己任，不断推进期刊成为本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期刊。2)避免发表粗制滥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单纯以满足为目的来获取收入的逐利行为。SCI指挥棒造成的发表要求，大量到国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夺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夺性现象应运而生［7］。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或通过电子邮件寻找目标，或通过中介机构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时需支付高额论文处理费(APC)。无论是否严格进行同行评议，这些期刊多数在网站上都声明其遵循了国际同行评议标准，对论文进行了同行评议。2020年2月，科技部的《关于破除科技论文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中宣布:“完善学术期刊预警机制，定期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的预警名单。”［8］12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举了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9］。“掠夺性”期刊还催生了工厂的产生。“掠夺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夺现象需要通过行业治理、社会监督，不断促进优胜劣汰，改变低质量期刊滥发论文的局面。国际上，多个学会或出版平台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联手创建了网站ThinkCheckSubmit，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同样，中文“掠夺性”期刊是抛弃学术期刊质量性(学术质量、编辑质量、出版质量)、公正性、导向性办刊原则，忘记了学术期刊初心，纯粹以掠夺作者稿件处理费为目的的期刊［10］。国内相关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应该进一步加强治理，帮助作者识别“掠夺性”期刊网站，甚至期刊假网站或“”网站。3)避免为追求影响因子的不当自引或联盟引用，杜绝为追求经济利益或评价指标的各类不端行为。
1．2注重学术、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学术期刊内容为王，除了学术内容质量，文字质量和传播质量也是优秀出版物的重要标志。高质量的出版物读起来行云流水，给人耳目清新的感觉。国际期刊出版经验表明:1)出版机构应具备完整的编辑手册，指导和培训编辑以科学的精神认真进行文字加工，保证科学语言表述的严谨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杂芜;2)期刊出版机构还应该建立出刊后自审、年度审读等审查机制，文字质量奖惩措施，保证和加强期刊的文字质量不断提升;3)精美的构图、新颖的封面、高品质的印刷和装帧都是构成优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数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创意，配合重点文章传播的短视频、网站头图等增强论文传播的设计［11］。这些方面，国内科技期刊值得进一步学习和尝试，加强探索。
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传播。让优秀的成果最先、广为传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责任。开设病毒肺炎(COVID-19)优秀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对优先出版能力的一次应急实战，对适应优先出版而优化的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生产制作、上线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练，对各种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完备性进行了全面检验。2020年疫情初期的统计数字表明，文章从投稿到网上，平均用时6.2d，与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相差无几。不同于国外预印本未经同行评议上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平台的所有论文均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刊出时滞大幅度缩减，缩小了与国外期刊的差异，吸引了国内一批优秀科研论文首选在国内优秀期刊平台投稿和优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视论文首发确权时间、发表流程时长、平台的影响力及传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有影响力的优先平台，就能吸引优质稿件回流，让更多优秀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传播力和期刊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纸刊订阅，2021年转向持续出版模式(优先出版与正式出版整合为一次在线发表)。文章完成同行评议和文字编辑立即在线发表，研究人员可更快地发现和引用研究成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发表平台”，正是考虑在确保学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稿件审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压缩各流程时滞，提高出版效率，构建快速交流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服务作者［12］。国内平台需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技术的学习与应用，通过国际通行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加强数据的多平台交割、共享、互联，提升信息的快速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显示度和国际影响力［13］。
1．4全面的政策声明和管理制度。1)期刊出版机构管理制度应面向关联的各方，明确责任和权力的边界。内部出版管理制度主要面向编辑和出版人员，应实现编辑与经营分开，保证编辑独立。2)政策声明面向读者、作者、审稿人，其为科学出版的核心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编辑出版决策中公平、公正、开放、透明地对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稿件，重视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的客观发表，鼓励交流与争鸣，保障作者权益。3)每本期刊创刊时都有明确的宗旨与目标，期刊应按既定方向制定出版定位与政策，向作者提供完整、翔实、清晰的投稿指南和常见问题说明，包括期刊的出版周期、接受的内容范围、写作规范、同行评审方式、稿件决策流程与标准、科研伦理及利益冲突表述与审查机制、版权与复制使用规则、数据共享机制、申诉与复议机制、勘误或撤稿程序、优质稿件绿色通道、必要的免责声明等。国内科技期刊在撤稿方面总体不够规范，或视而不见，或淡化处之，或网站一删了之。4)遵循论文缴存政策和数据支撑存储规定，规范提供数据，约定数据使用规则。5)对侵害作者、出版机构、期刊权益的行为严谨核实，妥善处理。包括侵犯他刊版权、一稿多投、不合理撤稿等行为。6)在更广义领域上，期刊出版机构的责任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对作者、审稿人、编辑的科学出版工作进行合理评估和评价，对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对认可和致谢。创建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社区等探讨文章科学价值的平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7)认真研究新兴技术，向编辑和审稿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助推智能辅助、科学评价、开放科学等新理念的实现。目前，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科学出版。例如丹麦高科技公司UNSILO利用基于人工智能“无监督概念提取”技术来分析稿件，提取结论与要点，总结研究内容，帮助编辑或审稿人做出决定［14］。8)期刊出版机构还应建好一体化出版平台，提升出版效率和展示效果。为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应做好科学传播，积极开展科学普及。
2编辑的责任
2．1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作为出版机构工作人员的编辑，通过工作合同服务和服从于出版机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机构行使职权。编辑应遵守工作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指导方针，代表出版机构严格履行出版机构声明中承诺的出版、财务、版权、传播等方面的责任。对出版行为中的各种情况尽到合理注意和必要提醒，比如作者引用第三方图表是否涉及第三方版权，注意获得许可后合理引用;论文出版过程版权合同的合理签署与内容合法传播使用等。除承担出版机构的责任外，编辑直接面向作者、读者和审稿人，又有其特殊的个体责任。
2．2面向作者的责任。1)面向作者和稿件，编辑需要初步审核作者身份和稿件是否存在学术不端。在稿件审理和发表阶段，编辑应对涉及人的研究进行严格伦理审查、关注基金标注的规范化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15］、进行高效的同行评审、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高质量的文字加工、合理安排出版时效、认真对待作者提出的申诉、客观对待阴性结果和负面成果、积极开展学术争鸣。2)在工作中时刻以作者利益为先，注重原创成果的首发确权。2008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辰宇向《Nature》投稿，《Nature》编辑要求修改，但同期有与该文结果部分相似的文章在《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发表，如果修改后再审将导致后续发表时间较晚，张辰宇的原创工作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承认。他带着《Nature》审稿意见改投《CellResearch》。收稿后，李党生主编带领编辑团队48h内审稿完毕，决定修改后立刻发表。该研究在生命科学中开辟了“细胞外RNA”的新领域［16］。3)避免侵害作者利益，审稿中保护作者的隐私和稿件信息，加强对审稿人的培训，避免审稿人在审稿中泄露或不合理使用信息，避免审稿延误时间。发表中保证作者学术研究成果的完整性。
2．3面向读者的责任。1)保证学术质量，严谨执行审稿制度，对拟发表的内容优中选优，为读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2)做好科学传播。科学传播中的内容会给不同维度读者多样的学习角度。认真审核并明确标识出版中涉及的作者信息、基金支持信息、利益冲突声明等信息。注意标明信息的版本和的时间节点，利于读者对溯源［11］。3)积极开展公众科普，让科学信息发挥最大的作用。4)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中，注重学术文章向科普转化中的内容多重审核。社交媒体时代，价值观多元化快速表达成为必然。在追求信息快速传播的情境下，要特别注意突发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重视保证学术质量的措施。顶级期刊也难免因为数据审核不严格造成撤稿事件［11］。正如生物伦理学家Turner指出:急于发表COVID-19相关论文暴露出欠缺严谨性，影响到“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期刊”［17］。
2．4面向审稿人的责任。1)与出版机构和编委会共同制定审稿指南、审稿模式和具体要求，开展好审稿和终审工作。2)建好审稿人数据库，详细分类;管理审稿人，有针对性分配稿件，审稿数量合理;确保审稿人明确潜在的利益冲突，避免评审偏见;定期催审，警示审稿时间过长的审稿人，无原因的拖延审稿既是对编辑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作者的不负责任。3)积极发现、培育审稿人。定期开展审稿人培训，介绍科学评价(手段、方法、经验)的进展，坚持保密原则，避免审稿人不合理利用稿件相关信息。4)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存在着作者推荐伪造审稿人和操控审稿现象，这是编辑千方百计防范却终有疏漏的。编辑应尽到核实作者推荐的审稿人的责任，避免出现某些中介机构或不良作者钻编辑失察的空子。5)做好审稿人与作者之间的桥梁，及时、准确、全面地向作者转达合理的审稿意见，组织好涉及争议问题的往来沟通及答复。
3审稿人的责任
审稿既是荣誉性工作，又是甘当人梯的奉献性工作。审稿人在审稿中理应负责任、讲信誉、多贡献。
3．1对作者的责任。审稿人由编委会成员和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人员担任，在审稿过程中应秉持科学、公正精神，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价论文的原创性、科学性、先进性、准确性、简洁性，并合理判定刊用与否，认真提出修改意见，及时反馈给编辑部。如有可能，审稿人审稿过程中应加强对稿件的修(删)改，指导作者修改文稿，提高作者的写作水平。应避免有意无意地带有个人色彩的非理性评价，还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曾报道过审稿人违规的案例:WillamBoden博士课题组历时7年完成COURAGE研究，指出药物与支架治疗心绞痛在死亡率和心脏病发作方面无明显区别，论文投稿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稿件提交给美国心血管研究基金会专家MartinLeon审阅，但在前，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批评COURAGE研究。这显然违反了保密原则和Ingelfinger法则［18］，因此，《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作出了5年内禁止他向该杂志投评述和综述类文章，并禁止他评审他人论文。
3．2对编辑的责任。1)在审稿过程中，应积极快速回应编辑的审稿邀约，尽快按照审稿时间完成审稿。如因时间或专业不符等原因不能审稿，应尽早告知编辑部。避免拒绝审稿或邀约无回应、拖延审稿、无效审稿等知识隐藏行为［19］。专业方向不匹配时，尽量向编辑部提供合适的审稿人建议，帮助选择到更合适的审稿人。2)审稿过程中除遵守保密原则外，也要注意稿件、作者或作者所在机构与审稿人有无潜在的个人或财务利益冲突，如有则应回避。3)审稿务求客观、详尽，意见具有建设性，帮助作者提升文章质量。如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一稿多投或剽窃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应尽快告知编辑部。
4媒体传播者，期刊、媒体评价者的责任
媒体传播包括网站及不同新媒体渠道的展现、转载或引用。媒体传播者的责任主要包括:1)信息展现规范。任何一个环节均应确保分类标引数据表述的准确性。2)准确勘误可溯源。网站进行文章内容的信息更正时，要保留原始错误版本及更正的新版本，新旧版本进行关联。3)转载务求确切。有些期刊在转载其他期刊发表的文章后，不在显著位置标明转载来源，不使用原文献的DOI。转载期刊的文章上线时间节点在后，当2篇同样的文献在数据库中存在时，检索时后上线文章会因时间排序在前，造成转载文献的引用比原期刊发表的文献引用次数还多。在这样的例子中，转载期刊有责任，数据库也应尽到必要的审查和修正责任。4)表达关注与规范撤稿。必要时可对某些有争议的文章表示关注。有些期刊网站或数据库平台，在撤稿时把稿件直接下线了事。规范的做法应该永久保留被撤的文章，在显著位置标明撤稿字样。5)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应避免“隐含作者”的价值扭曲，避免新媒体语境“对话”中的媚俗趋向，避免多媒体“超文本”变异带来的伦理失范，对此应加强审查和监督［20］。期刊评价者或媒体评价者会对期刊的地位带来重要的影响，因此，期刊评价机构应该尽可能地形成科学的评价办法，公正评价。在期刊评价中，要避免方法的偏倚带来期刊是否被收录的不良的影响，不同的分类势必对杂志的排名造成影响。例如，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中华检验医学杂志》分类于临床诊断学类期刊，而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检验类杂志与护理类杂志、部分影像杂志，以及康复、急诊、疼痛等杂志分类在一起，虽同属临床医学类期刊，检验医学与外科学、内科学等同属医学的一级学科分类，但检验医学期刊不具有可比性。学术期刊发展已有很多新的变化，数据增强、多元传播、开放获取，调整期刊的评价方式以及社交媒体传播角度的评价显得很有必要。应改变传统的主要基于文献引用计算影响因子方式，全面反映期刊的影响力和价值。“以刊评文”或“以刊评人”的评价指标导向对科研方向的选择有很大影响，会造成作者避害趋利。新的期刊评价指标和社会媒体评价指标，应更加多元和客观地评价期刊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21］。
生态责任论文范文8
关键词：可持续；室内环境；人文
1传统室内环境设计中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室内环境设计领域，人文可适当地理解为深厚的文化性和带有广泛意义的人性化的设计要素，也在说明人是设计中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在室内环境中的研究早已有之，并且国内外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内涵研究产生了很多成果，都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持续理念向室内环境的注入，使室内环境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理论在难以再适合于表达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特质，比如我们的室内设计都是讲求以人为本，但以人为本的方式在可持续室内环境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革命性的进步。但作为室内环境这一领域范围内的研究，传统室内环境的人文观点仍有一些是本课题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扬弃。例如，钱丽竹在《室内环境艺术设计中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的解析》（2011年）一文中指出，室内装潢的主要目的是让在其中的人感觉舒适、自然，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或工作的人感到舒心、愉悦，只有将人贯穿于设计的始终才能完成一项完美的作品。钱丽竹［1］文中的“自然”是指人感受的愉悦和自由自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也是可持续室内环境所应有之义，可以作为研究结果的借鉴，可持续还使“自然”富有更广泛的含义，使“自然”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而然。吴美芳在论文《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人文情结》（2003年）中，以人类征服自然的传统思想为依托，解释了现代技术手段的进步以及对建材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建筑室内环境向人工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建筑室内环境可以摆脱自然因素的限制，充分满足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并以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型购物超市这种购物模式为例，说明了技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性化、情感化室内环境感受。吴美芳［2］文中对高新技术的未来展望，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技术观念的一个反映，智能化是可持续室内环境的高技术路线，它的目标之一就是高情感化。诸如此类的文献，都说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文思想是对传统室内环境的一种批判性继承，有新的观念融入，对一些人文提法有新的解释，也有少部分的保留，特别是在人性化和高情感化的人文关怀的研究中，传统室内环境的研究成果对可持续室内环境领域的研究能起到些许参考和借鉴。
2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中的人文研究现状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产生已逾半个世纪，目前国内外对可持续室内设计实践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有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SianMoxon（英）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2年），洛丽•丹尼斯（美）的《绿色室内设计》（2012年），路易丝•琼斯（美）的《环境友好型设计：绿色和可持续的室内设计》（2014年），SusanM.Winchip（美）的《SustainableDesignforInteriorEnvironments》（SecondEdition）（2011年），PilatowiczG.（美）的《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等。同时产生了不少成功的设计案例，如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土船住宅，日本建筑师坂茂（ShigeruBan）设计的纸质住宅，让•诺维尔（JeanNouvel）设计的法国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英国赫特福德郡的BRE未来办公室等。相比较于可持续室内环境的设计实践及相应理论，人文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在了后面，呈现出发展失衡的态势。只有部分设计理论的文献对人文方面稍有涉及，并且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1）周浩明的《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2011年）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五部分，和第九章第一节的第四部分，概述了可持续室内环境的审美特性；在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周浩明阐明了他对可持续室内环境的人本观的个人看法，周浩明认为应本着“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来重塑室内环境的人本观念；在第二章第二节的第四部分论述中，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应该具有动态的可适应性，整个生命周期要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第六部分还强调了要鼓励大众参与可持续的设计过程，可以更全面地符合使用者的期望，更好地营造一个属人的可持续室内环境。（2）梁丽娜、高金锁的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可持续室内设计》（2003年）中，提到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应蕴涵着平等、发展、公平和民主原则等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应能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环境、人、社会、经济五大系统相互协调，共同进步［3］。（3）古佐夫斯基（美）的《可持续建筑的自然光运用》（2004年）一书中的第七章，阐释了自然光与环境、社会、精神、心理愉悦之间的生态联系；第八章阐释了自然光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并提高我们的生态意识。（4）布莱恩•爱德华兹（美）的《绿色建筑》（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三，谈到如何以生态伦理的观点来把控技术；以及建筑空间对本土传统的保护等所能负担的社会责任；并认为室内环境应该吸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的传统和文化精华，以西方现代化科技结合东方传统思想来寻求出路。（5）郝琳在《建筑先锋•绿见未来》（2014年）一书的绿见未来的理论部分，用永续设计的理念，为我们预测了未来建筑空间可能为我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好的设计应该是可持续的，未来的永续建筑是看重匠艺的传承（文化）、自然的保育（环境）、产业的变革（经济）、人的生活（社会），通过高科技和智能化，永续的目标是把庶民、人文风物、自然生态升华为“无心”的日常氛围。（6）林宪德（台）在《绿色建筑》（2011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九章第一、四部分，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营养能量向上层传递时的急剧减少，着了保护环境和有效资源，降低熵值，提倡我们过简单的生活方式，住宅、建筑、城市都不能太过复杂，一句话，越简单的建筑系统越是好的可持续性的。在第九章第三部分，论述了适宜技术的社会价值和可持续意义，用现有的材料、技术、施工、设备水平下，发挥最大的地球环保功能，并且保护了当地的传统工艺的活力，使地域文化传承发扬；还借用生态经济学大师舒马赫的观点，论及了“适宜”这一人文性概念：不应该一味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消费标准、价值体系，否则会更加依赖富裕国家而不能自拔，发展经济应当适可而止、追求效率或生产力应适可而止、使用非再生资源应适可而止、细密分工应适可而止、以科学方法替代常识也应适可而止。（7）大卫•伯格曼（美）在《可持续设计要点指南》（2014年）的最后部分，“可持续设计的未来”中，分析了可持续暂时不被人们认同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可持续策略具有异于传统的形式，让人产生陌生感，有的思想进步人士又害怕人们异样的眼光，而对可持续望而却步。就像早先的汽车设计成马车的模样，是用熟悉的形式，慢慢让人们接受新事物。大卫•伯格曼认为“透明的绿色”手法在建筑和室内空间中具有可行性，生态元素依然在那里，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当可持续设计不再有一个样子，它就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是一种宣言，不再针对一些特殊的（少数的）群体。但他也指出“透明的绿色”会失去生态化策略对人们的教育意义。（8）来增祥在《可持续发展与室内设计——兼谈绿色室内环境的营造》（1998年）一文中点出了可持续室内环境具有社会性、历史、地域文化性，可持续发展除了涉及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能源等所谓“硬件”的经济技术领域之外，同样也还与社会文化、历史文脉等“软件”因素有关，例如对风景名胜和文物的保护，对地域文化和地区人文景观延续性的重视等等。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对环境的尊重和沟通，对资源的节省和珍惜，在技术上除了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外，也乐于采用因时、因地制宜的“适用技术”。同时还指出可持续室内环境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回敬，可持续发展从哲学上可与我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相沟通，这里的“人”——可视为自我或群体，“天”——是否可认为是除自身或人群以外的客观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天人合一是人与物的共生，人与环境的“对话”、沟通和融合［4］。（9）DanielJauslin在论文（2012年）中引述了三位建筑师对可持续美学的看法和谈论，并指出可持续设计的美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现在还上不清楚，但自然美学、生态美学在未来的可持续设计中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5］。（10）GrazynaPilatowicz在论文《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年）中指出：致力于建筑环境可持续的努力不仅要集中在建筑系统性能和保护资源上，还应当是基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精神需求的理解，这才是一个优良的环保设计决策的必要出发点［6］。（11）YaserRezapour等在论文《CulturalAspectsAnalysesinSustainableArchitecture》（2012）中研究了可持续建筑与文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认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才能促成可持续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才能产生可持续建筑；可持续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文化背景来建立我们最佳的可持续文化，可持续建筑内涵着可持续文化，它对可持续社会的形成有重要作用［7］。
3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中的相关研究成果
3.1研究的起步
对可持续建筑领域的人文研究，早在1999年，已经被建筑学者郑光复注意到，他在《环境的建筑未来》（1999年）一文中提出生态性不可以压倒人文性的论点，但在当时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偏重生态性压倒社会性是可持续建筑研究长期以来的普遍现象。如今，可持续建筑的人文专题性研究已经起步［8］。李海霞、冉茂宇的论文《人文生态建筑的设计思考》（2006年）对生态建筑中的健康生活模式、人性关怀、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域性保护进行了一些探索，并肯定了生态建筑具有这些人文特征。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赵安启、周若祁主编的《绿色建筑的人文理念》（2010年）［9］，该书是国内建筑领域的第一本关于人文内涵的专著。书中提出了构建人文理念的四个基本原则：生态性、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还提出了八个基本人文理念：天人和谐、持续发展、安全高效、经济适用、地域适应、节约高效、以人为本、诗意安居，并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专题性的学术论文有李国友、刘大平的《“绿色建筑”理念的人文拓展》（2010）和陈柳钦的《从人文视角深化对绿色建筑的理解》（2010年）。李国友和刘大平借助一个实践案例探讨了建筑与自身功能、地域环境及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以及进行气质、品味、伦理等人文属性的绿色评判可能性。陈柳钦［10］论述了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是和自然生态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应该说随着这三部文献的问世［11］，学术界于2010年开启了对建筑人文的专题性研究。根据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于20世纪70时代提出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认为社会、经济、自然这三个亚系统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生相克，构成了人工生态系统的矛盾运动。建筑和室内环境面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其研究应该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全面考虑。在以上三部文献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建筑的社会属性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2研究的深化
近年来可持续建筑研究领域出版了两本有关人文研究的专业著作。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编写了《城市社区绿色建筑规划社会人文需求技术导则》（2016），从建筑空间多样化需求；公共服务人文需求；交通人性化需求；生态环境健康性需求；社会公平性与公众参与需求等内容给出了设计建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绿色人文学组组织编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绿色技术与人文理念》（2017），梳理了中国传统建筑所体现的八大绿色人文理念，探讨了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和封建社会中国聚落演化的基本轨迹，并总结了“中国传统民居适应地形（地貌）的绿色营建经验”、“中国传统民居适应气候的绿色营建经验”以及“中国民居应用地方材料的经验”。刘素芳、蔡家伟的专著《现代建筑设计中的绿色技术与人文内涵研究》（2019），以现代建筑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为框架，从可持续技术、不同气候区的营建经验、各类型建筑的设计方法着手，阐释了材料语言表达，以及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策略，并对绿色建筑人文内涵的基本原则和营造理念做了整体归纳。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这三本著作明显更具研究深度，研究的内容更加具体化，分别在绿色设计准则、方法策略和传统生态智慧方面，对确切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化的探讨。可持续建筑人文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和关注重点，其实是建筑所营造的空间和环境。有关可持续建筑的人文研究正在被步步推进，逐渐有细分和深耕之趋势。建筑人文和室内环境人文不完全等同，但是联系非常紧密，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上述建筑领域的现有成果，对室内环境设计领域的人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事实上，从另一个维度看来，在建筑设计领域，乃至室内环境设计领域，国内外近来都有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和人文的关系问题，其中大多为世界知名学者。笔者在研究生论文的开题报告（2014）中［14］，GrazynaPilatowicz在《SustainabilityinInteriorDesign》（2015）一文中［15］，褚冬竹在《可持续建筑——设计生成与评价一体化机制》（2015）一书中［16］，陆邵明在《空间•记忆•重构：既有建筑改造设》（2017）一文中［17］，ArnoSchlueter、AdamRysanek、韩冬辰在《基于下一代可持续建筑的协同系统设计》（2017）一文中［18］，他们都依据各自的工作实情、研究领域、调研资料，纷纷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人文问题的关注，并主张用人文性来丰富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可持续化发展。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