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论文范文1
（一）生态旅游文化是对图瓦民族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喀纳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被纳入国家“人与生物圈”网络，同时还是我国图瓦人的主要聚居区。图瓦人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外界关注的族群，是蒙古族的一部分，被称为蒙古图瓦人。图瓦人历来有着保护牧场的强烈意识，形成了环境伦理观中的选择牧场的观点——即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界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这种传统观念控制了牲畜不断扩张给有限的草场带来压力的状况，也维护了整个喀纳斯生态圈的整体平衡，有利于草场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背景下，图瓦民族得以顺利开展自己的畜牧业并长久的发展下去。图瓦民族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是现代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础，对保护喀纳斯生态资源，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二）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急迫性
据课题组调查:诸多影响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现象反映出喀纳斯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与生态旅游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现实反差；反映出生态旅游教育普及度和教育深度与喀纳斯生态旅游发展的不相适应，具体反映在旅游开发、管理和宣传等各个方面。据课题组调查：喀纳斯村、禾木村和白哈巴的村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分别有86.4%、85.7%和86.5%的居民表示支持旅游业发展，并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不支持者在原因上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对旅游开发“会”或者“可能会”毁坏他们既有的生态环境的顾虑上。现实说明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急迫性。
二、环境伦理的演进与现代环境伦理内容的重塑
（一）传统环境伦理概述
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与作为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的机械自然观相比，它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性而非机械组合性，它强调人与自然的血肉相依与和谐统一，而非为了人类的一己之私肆无忌惮地血腥屠戮其他生命物种甚至毁灭生命栖息的生存环境。“天人合一”思想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灵感源泉，它与人文主义精神及后现代生态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相互补充，给现今的我们在面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这些问题上给出了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人们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酿成了灾难。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失衡，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1915年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本质。保尔•泰勒在《尊重大自然》（1986）一书中表达了自然生物都有自己的权益，他提出的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和补偿正义原则成为捍卫西方环境伦理规范的典范。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多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攫取型经济”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地依赖性大。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观念看，受信仰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地崇敬，敬畏之情尤为显著。例如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生态伦理观念，其内容可概括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与我们当今贯彻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
（二）可持续发展观下环境伦理的内容重塑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注重社会综合发展的新型发展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的“敬畏生命”伦理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崇拜自然并强调自然生态平衡的观念对于环境伦理内涵的重塑具有重要价值，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支撑。课题组认为：可持续发展观下环境伦理的内容至少包括两方面内涵——其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久的利益，要将生态利益，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提到同样的高度；其二，环境与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中遭到破坏，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生态资源的修复与再生利用，维护生物多样性，这时候生态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更高于经济利益。
三、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构建
1.生态环境法制教育。
一方面，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保障是公平执法。对景区从业人员开展生态环境法制教育，目的是使其在执法过程中能正确制止不规范的行为或破坏景区自然资源的行为，维护景区的旅游资源，使他们的环境执法的效率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的监测制度不断完善，从业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在喀纳斯旅游景区中，在限制游客数量的同时应该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加大自然资源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游客以及潜在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具有环保意识的游客们能自觉自愿的维护环境的整洁，促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又使环保意识较差的游客能规范自身旅游行为举止。
2.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生态文明教育。
生态文明的标志是实现经济利益，生态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喀纳斯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游牧山区到现在的景区人数过剩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发展速度之快是始料未及的。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景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种现状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文明的教育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3.环境科学知识教育。
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景区动植物的精心呵护都是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环境科学知识作支撑，教育先行是保障。
四、完善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的运行路径
生态旅游文化教育具有明显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普遍教育的特征。通过生态旅游文化教育可以建立起一个尊重自然、各方和谐发展的旅游新环境,进而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就喀纳斯景区的旅游发展来讲,旅游伦理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教育要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有序而超前地进行。
1.师资力量建设。
首先，打造一支固定的高素质的讲师队伍，学科背景应涵盖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环境法治等方面，应当足够了解和熟悉喀纳斯人文历史和喀纳斯自然风貌。其次，开展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是宣传环保知识。而环保知识的宣传必须要有较庞大的讲解员，培训中应把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志愿者看成是培训的首要对象。
2.教育资金上政府应给予支持。
政府对环保事业的态度决定了环保事业发展的效果。政府应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环保事业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把环保教育的发展认真落到实处。开展环保宣传活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招募专业的教师和组织宣传活动的工作人员，以及置办基础的环保设施和印发环保教育的材料。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以确保环保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3.丰富教育内容与手段。
环境教育内容上分为环境科学知识教育，环境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和环境道德原理知识教育，手段上可以利用各种大众媒体展开。通过具体的环保活动，在不破坏景区环境和谐的情况下,利用多种方式进行公益广告宣传,使讲旅游伦理、讲生态保护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习以为常的行动。开展环保教育的宣传活动，通过印发材料对居民进行专业系统的环境知识普及，提高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环保教育活动的多元化。
4.构建定期进行教育效果评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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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既是先进文化传播的中心又是先进思想的交流中心。大学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人才强国战略的中坚力量。目前，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频出、食品安全危机日益严重、社会责任感缺失等现象层出不穷，更需要具有道德和责任感的优秀员工和有良知和底线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高等院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生在校园里是学生，一旦进入社会成为企业的员工，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需要大学在日常的生活管理中和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建立专门针对大学生的商业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帮助学生建立职业道德思想，培养学生的正确择业观念，养成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2商业文化伦理教育课程与实践环节设置
首先，在各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强调各种职业岗位需具备的标准和准则，使学生在感知实践的过程中，将遵从市场规则变成一种文化自觉性。其次，要专门开设文化伦理类课程，如商业伦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等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未来相关岗位的职业道德要求。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1）通过开发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特色课程，如“商业文化伦理”，此类课程应当结合学校所处的地域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环境，通过编写配套教材，强化商业文化伦理教育，在课程中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营销价值观和培养学生优良的素质。所谓的优良的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科学知识、素质、审美观点、劳动技能等方面。这些需要在大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够深入学生的思想中，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
（2）“商业文化伦理”课程还可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授。专题的内容包括：商业文化伦理的形成与演变，成功企业的文化伦理特点，产品因素中的伦理问题、渠道竞争中的伦理问题，营销竞争中的伦理问题，服务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等等。商业文化伦理所涉及的内容应该贯穿在营销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实际的企业营销管理实践中，有关于营销管理的环节确实需要高素质、高品德的管理人员承担社会责任感，树立榜样，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所以可以以专题的形式，将“商业文化伦理”研究的问题融合到营销管理的方方面面，培养学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以道德为准绳、以法律为准则、保持道德底线、不弄虚作假，这种企业人才才能够真正的给企业带来利润和长久的发展。
（3）针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设立专门用于培养大学生的“抗压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的特色课程。同时大力支持营销专业的学生参加营销技能训练、口才能力培养训练、挫折训练。对于企业针对大学生设立的各种技能评比和营销大赛更要积极参与，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能够具有自主学习、创新、团队合作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多企业都反映招进单位的营销专业毕业生，学习能力很强，但道德品质欠缺，如离职后带走客户资源，甚至向竞争企业泄露企业的经营机密；更有甚者，离职时带走产品销售货款。从大学校园走出去的营销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适应能力差、抗压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在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后很容易放弃，不愿意再去尝试的现象。而这些表现恰恰是企业最忌讳和反感的。所以要满足企业对营销人才的要求，就必须在大学教育阶段就开始着重培养营销专业学生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人交往沟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等。这些能力的培养绝不能仅仅靠书面和课程的培养，而是需要将学生推向实践环节，多和社会接触和企业接触，通过营销类的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抗压、抗挫折能力。
3商业文化伦理课程设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1）“商业文化伦理”教育作为对大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教育的专门课程，教师在讲授中需要具有较为全面的社会文化知识和透彻的问题分析能力。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他们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很多学生没有社会工作经验，又不愿意强硬接收老师的训诫。所以，在开设此相关课程时，教师讲授一定要生动、有趣、具有说服力，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将案例和理论相结合，多举案例，以真实企业的发展成功与失败来告诫学生，只有员工具有职业道德，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学生才能够真正对企业有益。
（2）“商业文化伦理”相关课程的设置一定要与理论基础课程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才能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现今很多企业为了成功不择手段，通过不道德手段操纵市场，获得暴利，教师对这类企业一定要有甄别能力，为学生选取的案例企业一定是具有良好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通过课程向学生介绍文化和伦理在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提高学生对企业文化与论文问题的认知能力，并且掌握正确处理文化、道德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化伦理的分析，深入剖析成功企业如何成长与壮大的深层次原因。这些课程知识的讲授对于未来都要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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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变异维度创设学习空间，使预想的学习内容顺利转化为实践的学习内容和经验的学习内容。”这种承认并尊重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核心地位的教学理念，要求教师把学生看做有独立思考和沟通能力的课堂主体，在强化知识内在关联性意识的基础上，重视学生经验方式和前知识对于目标新知识学习的潜在影响，最终引导学生建构更加客观和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当前西方文化教学中往往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并没有经过对事物差异性的辨析，排除非本质因素影响，真正掌握本质特征，而是通过简单的重复强化来建立概念。”变异理论明确指出知识的建构要以学习者的经验心理结构和已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充分体现了学习的关联性，主动性和社会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是向学生介绍概念的定义，而没有呈现这个概念的正反例，学生往往只学会了死记硬背，而无法真正掌握概念的关键属性。”因此，教师能够有效列举正反例是建立在对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基础上的。
2以学生前知识为出发点的教学安排
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3结语
伦理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高校;工会文化;理论研究
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文化改革发展新的使命，也给高校工会文化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新的要求，只有对高校工会文化的基本理论进行探究，解决关键问题，理清思路，才能建立较为完整系统的高校工会文化体系，为现阶段指导好高校工会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1高校工会文化的概念厘清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1]高校工会是由广大教职工组成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学校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学校工作的重要支柱。高校工会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工会文化是高校教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工作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成，是高校工会组织在工作实践中创造的具有工会特色的精神财务和物质财富的总和。高校工会文化阈于高校文化，是高校文化的重要方面，是高校工会工作内涵的体现，同时也为高校工会工作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指引。
2高校工会文化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
因此，高校文化受到众多研究人员的重视，并开展了丰富的、各具特色的研究。而高校工会作为高校工作的一个部分，从高校工会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往往是关于建设实践经验性的文章较多，内容多属于高校工会具体工作、特色经验介绍等方面，而对高校工会文化本身的基本理论研究较少，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也很难检索到相关论文。这说明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去研究高校工会文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创新的实践更需要创新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的实践不但贻误发展机遇和时机，延缓历史进程，而且导致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损失。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招生规模趋于基本稳定，学科格局基本形成，校区建设基本完成，已从“由小到大”进入到“由大变强”的新的发展阶段。“由大变强”的发展，是质量优先的内涵式发展。高校工会在此背景下必然需要有较为系统全面的高校文化进行指导，所以开展高校工会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具有时代性和必然性。
3高校工会文化基本理论的内涵
要了解高校工会文化基本理论的内涵，首先要对“基本”二字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基”即根本的，“本”即事物的根源、主要的，“基本”具有根本的、主要的、事物的本源、贯穿事物始终等释义。因此，基本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应该具有“根本性”“主体性”“贯穿性”以及“纲领性”的特点，我们要探讨的也应是具有这些特点的理论。笔者认为高校工会文化基本理论应回答高校工会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建设等问题。
3.1本质研究
高校工会文化的本质研究必须先对高校工会文化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高校工会文化植根于高校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包含校园物质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行为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而高校工会文化则深深滴扎根于其中，一方面受其浸润、滋养、同化，另一方面对其催生、拓展、辐射、处处传承、充实并不断升华着校园文化的精髓。[3]了解了高校工会文化的内涵，还要从高校工会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和本质属性进行研究。高校工会文化的本质特征是集工会的先进性、信仰、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为一体，和校园文化同步发展，以教职工为对象，通过组织活动、教育培养、服务、维护权益等方式渗透到教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其本质属性是促进教职工的全面发展。
3.2结构研究
高校工会文化的结构研究是高校工会文化研究的源头，只有对其结构有清晰的认识，才能进行区分和识别。高校工会文化就像是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高校校园文化是大树扎根的土壤，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受校园物质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行为文化和校园精神文化等校园文化的影响；高校工会的各级组织构成了大树的主干和枝丫，校工会是大树的主干部分，校工会下属各级工会组织是大树的枝丫部分；树叶是高校工会文化外显的突出标识，可以体现出高校工会文化的精髓，是全校工会会员在高校校园文化的氛围中所展现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高校工会文化结构中各方面紧密相连，高校校园文化是基础，各级工会组织是主体，一系列的工会规章、制度、条例是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工会会员所展现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结果。其中精神文化又是高校工会文化的核心部分，它和物质文化是互相依存、互为促进的。
3.3功能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当前高校工会文化功能的理论研究主要是聚焦在高校工会文化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调适功能、辐射功能等方面，且大多是从高校校园文化的功能引申而来，虽然这的确是高校工会文化的主体功能，但是忽略了高校工会文化本身应有之功能。从高校工会文化本身去研究其功能还是要立足于高校工会文化的结构，上述众多功能的研究较为丰富，在此不再赘述。既然高校工会文化是树状结构，不断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并进行转化，因此，高校工会文化应具有对当前先进文化进行转化的功能。转化的前提是吸收，然后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转化，并且进行宣传和发扬，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顺应历史的进步而进步，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3.4建设研究
高校工会文化的建设要从高校工会工作本身和其结构出发，服务高校教职工，其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于高校教育。党的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使高校工会工作面临新的形势。
3.4.1为教职工提供各类服务是高校工会工作的重要任务
提升高校工会工作的服务水平要从高校工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展开。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当前高校工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工作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炼、概括、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职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教职工，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教职工，促进教职工良好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养成。组织建设方面：高校工会的组织建设是高校工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工会的制度建设、各级工会基层组织、工会干部队伍建设等内容。作风建设方面：高校工会的作风建设是决定高校工会文化的关键因素，高校工会的力量存在于教职工之中，要依靠教职工开展工作，根据教职工的意愿开展工作，要始终把体现教职工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把依靠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当前，全国上下都在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高校工会组织要以身作则，树立新时期工会干部形象，不图虚名，干实事，求实效。
3.4.2创新是当前高校工会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
曾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创新，工会工作也要发展、也要创新。要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善于创造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4]只有创新高校工会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教职工的创造激情，推动高校工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切实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满足教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高校工会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对高校工会文化理论的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高校工会文化更好地发展。高校工会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和建设几个环节是密切联系的整体，其本质、结构、功能是相对静态的存在，而其建设是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对本质的研究是探寻结构的起点，对结构的研究是找寻高校文化内容规律的关键，对功能的研究是高校工会文化价值本身的外化，由其本质决定；对建设的研究是最终的目的，是在了解其本质、明晰其结构的前提下，发挥其功能、促进高校工会文化良性发展的过程，这正是高校工会文化理论研究的最终落脚点。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2001-10-27修正.
[2]孙秋华.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N].光明日报,2013-07-22.
[3]沈意文,刘岗.新时期高校工会文化建设的内涵、功能及其路径[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16(6):50-51.
伦理文化论文范文5
在《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卫平梳理了他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们就中国儿童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工作:2007年启动了《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系列的编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推出“儿童学学科建设笔谈”，2011年11月开始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设“儿童文化研究”专栏，2013年儿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学者呼吁“使儿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很有必要”》的专题采访文章。方卫平自言:“这几项工作，既是对浙江师范大学原有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一研究传统的推进，来与国际范围内持续升温的儿童研究事业形成一种及时的呼应和对接。”这段话可以视为方卫平推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动因。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卫平又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开了“2013儿童学学科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与会，就儿童学的学科史与儿童史、新时期儿童学的学科定位、儿童学建构与重构的合理性、儿童学的可能图像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会议一方面谋划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试图整合全国儿童研究队伍的一次努力。相信这些年围绕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在中国儿童学发展史上，会留下值得记述的一页。作为在国内倡导儿童学学科重建的学者，方卫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儿童学本身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这个概念里的‘学’字，与英语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儿童学在当代英语世界最常见的对位词，便是childstudy。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可见，方卫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为中文“儿童学”的对位词。这一界定是值得关注的。他在《前言》中还说:“正是考虑到当代儿童学学科建设本身对于传统儿童研究的独特意义，近年来，我个人特别关注从狭义的儿童学范畴来探讨目前的儿童学学科建设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2012年的《中国儿童文化年度报告》工作中。在该年度报告的‘热点聚集’板块，专门设立了‘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对2012年国内学术界围绕着儿童学学科基础理论展开的探讨进行梳理、呈现并评述。”(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方卫平所提到的“‘儿童学’研究”专栏是由郑素华撰写的。其实方卫平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儿童学’研究”的论文。郑素华在“‘儿童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近几年“儿童学”大讨论产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对“儿童学”的概念界定、儿童学的一般属性和学科定位、儿童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儿童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儿童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认识。
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起点，当然是对“儿童学”概念给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强在其《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中审慎地透露出儿童学学科成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试图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为全面研究儿童的科学。在其以德语写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儿童学的体系:1．过去的儿童;2．当今的儿童;3．儿童学中的实验室方法。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儿童学概念的自然科学本质。在我看来，他的儿童学方法论太窄狭，当然难以整合分散于各学科中的关于儿童的研究。沈俊强指出:“儿童学最终在欧美国家还是未能成为一门综合儿童各门学科相关知识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严谨规范的方法论、学科范围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统摄性的理论。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儿童学仍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个‘儿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词，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童学是继续作为‘儿童研究’的代名词，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儿童学进一步发展必须解答的问题。”“关于儿童学是儿童研究，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认识仍然还在探讨阶段。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等研究成果的总和，若然就可称之为儿童学，那其实就是可以直接丢弃Paidology这个术语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强《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到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沈俊强是主张丢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这个概念的。我赞同沈俊强的观点。因为克里斯曼对作为学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无法实现儿童学作为学科而独立存在的使命。对儿童的“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局部的研究，一旦离开其所属的相应学科的支撑，这种研究就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如果儿童学志在形成纯粹的科学，那么它要么空无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独立形态的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生硬地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聚拢不是逻辑的、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克里斯曼意义上的儿童学在历史上的没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设一门儿童学?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门儿童学的学科?在《儿童学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认为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是困难的。儿童学的学科边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儿童学的学科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如果我们抛弃克里斯曼对儿童学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门新的儿童学是可能诞生的。“现在看来，儿童学宜分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广义的儿童学即与童年研究相关的一切学问，包括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这些看法与沈俊强的说法是容易形成共鸣的。不过，郑素华在《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一些论者把‘儿童学’界定为童年或儿童哲学，这一狭义的概念为儿童学划定了一个具体的范围。但是儿童哲学却并非就是儿童学，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其似乎也不足以视为儿童学的独特性特征。”针对这一质疑，有必要做一点点解释:我的这种想法是在抛弃克里斯曼“试图建设一个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的儿童学学科”的想法为前提的，当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设想的儿童学;狭义的儿童学，即童年或儿童哲学，为儿童学划定的范围不是具体的，它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为圆心，以哲学方法探讨儿童问题时需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为半径。为什么要用儿童哲学作为狭义的儿童学?这是因为儿童学可能还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社会学、儿童生态学、儿童史学……这些学科都是研究儿童的，但是，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由于是它们的母学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区别的。例如，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的，所以可以被儿童学所容括，但事实上，儿童心理学与其说属于儿童学，还不如说它更属于心理学学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心理学学科的。同样，儿童史学属于历史学，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属于历史学学科的，例如《儿童世纪》这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学专著，并对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进展有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儿童，也可以属于儿童学。
……这些学科相互间往往是封闭的，但由于研究对象是围绕儿童的某一侧面或某一问题，于是儿童成为它们相互联系的纽带。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它们与儿童哲学整合在一起，便是广义的儿童学学科。狭义的儿童学与广义的儿童学具有怎样的关系?皮亚杰曾经将学术研究分为哲学和科学，哲学是对整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学是对局部的具体的研究。这刚好可以解释将儿童学分为广狭两部分。方卫平也将儿童学本身分为广狭两部分。广义的儿童学囊括一切以儿童及其生存要素为对象的研究，而狭义的儿童学则是指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方卫平《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前言》，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这一界定遇到的难题是，狭义的儿童学在独立学科建设的语境下，儿童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如何界定。不过，这让我想到作为学科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一个庞大的学科群，但同时还有自然科学总论，这个自然科学总论如果往形而上学迈一步，便与自然哲学融在一起。方卫平的“儿童学”学科模型类似于“自然科学”学科。我的儿童学学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学与科学的辩证关系。我的广狭两分法与方卫平的两分法是可以会通的。当然，儿童学学科在这种两分法基础上，又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林登试图建设“儿童科学”体系，这个“儿童科学”只可能是学科群，是从不同维度以儿童或儿童世界若干方面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群、学科群的集合，却不可能形成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儿童科学。在儿童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中，也有学者试图论证童年学学科创建的可能性。“与倡导儿童学的旨趣有别，一些学者基于当代童年研究的进展、童年现实的复杂性，而提出一门以童年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童年问题的学科即童年学创建的可能性。尽管‘命名’不同，意蕴有所侧重，但涉及到议题却有诸多交叉之处。这样的探讨，如果理论层面上继续深入的话，或会与儿童学形成良性的竞争性互动。”(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读者也许要问:儿童学以外还有童年学吗?或者童年学以外还有儿童学吗?在我看来，儿童学与童年学是辩证统一的。儿童在其年龄维度上就是童年。通过研究童年我们了解儿童，通过研究儿童我们了解童年。童年是儿童和成人的童年，儿童是在童年这个年龄维度上的现实形态。不可能存在分别独立的儿童学和童年学。它们其实是一个学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童年学与儿童学的关系就是这里的岭峰关系，乍看不同，其实为一。克里斯曼的儿童学曾经传遍欧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学科定位存在问题。不过，儿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断。20世纪出现了皮亚杰等著名的儿童研究者，许多学科都对童年有过出色的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儿童学是否可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的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儿童学学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为儿童学学科发展建构一个库恩式“范式”，寻找学科的共同话题、基本规范和基本共识，呼朋引伴，凝聚队伍，建设学术共同体，为进一步拓展儿童学学科的发展空间以及寻找儿童学大发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关系
儿童研究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导致了教育学现代体系的诞生，便是历史给出的证明。沈俊强在《儿童学:一种可能的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儿童学与教育学”为标题，专门探讨儿童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他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地区的儿童教育有了一个新图景。生理学、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促成了儿童研究的深入;伴随着欧洲大陆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儿童中心论开始流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儿童教育的传统看法。儿童学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提出，表明人们有为儿童研究创立专门的知识体系的强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强将儿童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归因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儿童教育的大繁荣，或者说，在他看来，儿童学产生于教育学大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儿童学(paidology)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学(pedagogy)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应当强调的是，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对于教育学“儿童中心”观念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霍尔于1891年创建《教育学园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这家期刊是教育学杂志。由此可窥见，当时的儿童研究与教育学的亲密关系。霍尔一定是洞见了这一亲密关系，所以便用教育学刊物发表儿童研究的相关成果。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尔在全国教育协会发表演讲，提议把儿童研究作为教育学的核心。他说:“儿童研究应该成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的基础。”(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转引自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尔建议全国教育协会在其内部成立科学的教育学委员会。
教育协会接受了建议，并号召教育工作者以儿童研究为核心建设科学的教育学，从而使儿童研究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克里斯曼于1893年在《教育学园地》季刊上发表《儿童的倾听》(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儿童学(paidology)这一概念;1894年在《论坛》(TheForum)第二期上，发表《儿童研究:一个新的教育部门》的文章，详细阐述创建儿童学系的想法(郑素华《2012年中国“儿童学”研究评述》，载《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赵霞《儿童学:学科体系及其当代建构》，载《中国儿童文化》第八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学杂志提出“儿童学”概念，又将儿童研究视为“新的教育部门”，由此可见“儿童学”甫一出世便与教育学结下不解之缘。儿童研究为教育学的创新和提升功不可没。沈俊强写道:“总体上说，随着儿童研究的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确立起来的儿童利益至上、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给儿童以参与权、倾听儿童的声音等养育原则已成为儿童教育的基本共识，它也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创新的背景性原则。”这种看法恰好印证了1918年霍尔在全美教育协会所做演讲中的说法，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全美教育协会儿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尔说:“对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此之前，是儿童适应学校，而现在，整个教育体系都要根据儿童的需要与天性来建立。”(霍尔《儿童研究纵览》，载郭法奇《欧美儿童运动研究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儿童研究的教育学意义。事实上，在这次儿童研究运动以前，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已经在观念或哲学上建设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帕克等人还将这种观念作为自己所创立学校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学校或幼儿园开展过“哥白尼式革命”。不过，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倡导学校应当产生由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确实是发生于此次儿童研究运动中的。夸美纽斯，尤其是卢梭以后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革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推进的人的自我发现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权利的解放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有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不“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后，就必然产生教育学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这是时代精神使然，卢梭等人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时势造英雄，此之谓也!在时代精神所营造的春天里，儿童研究成为“运动”，形成热潮，也是历史使然和逻辑必然。儿童研究运动使启蒙运动以来“儿童发现”的哲学衍生出各门科学的丛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实践的现代转型。
中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轨迹。李贽的“童心说”思想还被视为异端的时候，西方已经为“发现”儿童准备好了思想的温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本”的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长期作为政治禁忌。(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道主义”的名目出现，试图克服极“左”政治所导致的种种“异化”问题，但立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雷永生《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为何成了“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与异化”大讨论始末》，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7期)。进入新世纪后，“以人为本”时来运转，被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针写入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就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乃至为儿童研究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政治保障，为在中国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体系创造了政治条件。中国当前太需要儿童研究了。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积极倡议“儿童学”学科建设，就是对中国当前儿童研究之“时代精神”的呼应和应对。儿童研究的进展关乎中国教育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如果中国的教育学(pedagogy，其原义是儿童教育学)试图成功引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离不开儿童观的现代化，而中国的儿童观现代化则依赖于儿童研究，依赖于文学、艺术和各种传媒来反映儿童研究的成就和新儿童观的精神，以便让现代儿童观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影响全社会，并通过日积月累而将其沉淀为无意识文化心理，这就是“化民成俗”的功夫。如此这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考虑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时，自然而然地，就是以现代儿童观和现代教育观为前提和起点的。到那时，应试教育、神童教育、揠苗助长式教育、单纯把儿童视为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却忘记了儿童应当享有“目的”地位，等等，这些观念或做法都会逐步销声匿迹。这就是老子讲的:“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到了这种程度，中国的教育改革便真可谓“功成事遂”，大功告成。于是，新人(现代人)诞生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面貌将会为之一新。儿童研究或童年研究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教育学的现代化，它牵涉到整个文化乃至全部人文学科的现代化，牵涉到现代人的诞生、民族复兴和理想社会的生成。
三、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
钟启泉在《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论文《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联系前苏联从“儿童学批判”到“儿童学复兴”的历史事实，阐述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维果茨基(1896-1934)是前苏联心理学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十月革命后倾注10年心血，在儿童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儿童的概念发展、发展教育论乃至艺术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孕育了维果茨基学派的崛起。钟启泉用“气势如虹”这一说法来赞叹维果茨基这十年研究其进展的凌厉、成果的丰富、影响的巨大(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儿童学在西方兴起后，前苏联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儿童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围绕“作为整体系统的儿童”、“儿童观中的发生性原理”、“儿童社会环境的考察”、“儿童学的理论性格与实践性格”，展开了诸多论争。不过，伴随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文化专制主义的抬头，联共(布)中央从1931－1936年期间以一连串《中央决定》的方式，采取了“克服学校的根本缺陷”的改革步伐，旨在“加强学校教学中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强化教育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1934年6月维果茨基因患肺结核病逝世，同年12月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开始。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儿童学偏向》的决定，发动了对20年代活跃的儿童学的批判———“儿童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解散儿童学研究的团队”，“没收儿童学教科书”，呼吁“马克思主义儿童研究的科学创造”。于是，各大学停授儿童学课程，儿童学文献毁于一旦。维果茨基被认定为“折衷主义者”，其著作遭到封存。由于“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儿童学大有干系，即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后，他的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仍然无人问津，连贴近维果茨基学派的学者也退避三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其所有著作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在美国的发展而形成了一股“维果茨基热”，维果茨基遂被认为世界级学者(钟启泉《凯洛夫教育学批判》，载《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期;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以联共(布)中央决定的形式来纠偏学校教育问题，全盘否定儿童研究，使得前苏联教育学最终沦为“中央决定的教条主义解释”，造成了前苏联教育学研究者的“动脉硬化症”，教育学成为重灾区，“没有儿童”的教育学甚嚣尘上。
《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在整整20年后的1956年连续发表两篇卷首语———《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儿童》(第8期)与《克服教育学中的个人崇拜的后果》(第9期)，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接着在第12期发表科斯鸠克《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的相互关系》的论文，揭开了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样，“一大批维果茨基学派的儿童学者终于重新登上了儿童学研究的舞台”。肇始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运动将维果茨基的发展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之一。不过，维果茨基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方法论表面上被扼杀了，但在其后的20年间，以列昂节夫、鲁利亚、赞可夫、加利培林、艾利康宁等学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强力推进了维果茨基基本构想之下的具体研究，夯实了维果茨基学说的基础，并且积蓄起强大的学术能量，终于在1956年爆发了以科斯鸠克的论文为主轴的“发展论争”。这场论争不仅覆灭了“没有儿童”的凯洛夫教育学，而且大大推进了基于维果茨基的“发展—教育论”的儿童学研究。从1936年的“儿童学批判”到1956年揭开声势浩大的“发展论争”。这是一次大逆转。钟启泉称此为“儿童学复兴”。不过，维果茨基有关儿童学部分的著作直至苏联解体才得以重见天日，从这一情形来看，尽管1956年《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公开主张“儿童研究的必要性”，随后“发展论争”更使儿童研究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儿童学学科遭到禁止的联共(布)中央决定并未解除，儿童学学科在前苏联时期被打入囚笼后始终未被解放出来。人们将维果茨基的儿童学研究总括为“发展-教育论”。“发展-教育论”包含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论”与“教育主导论(最近发展区)”两根理论支柱(钟启泉《维果茨基学派儿童学研究述评》，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对维果茨基“发展-教育论”的认识。通常将“文化-历史论”当作维果茨基对儿童心理发展原因或动力的解释，这是片面的。维果茨基曾对“心理”与“意识”进行区分。他认为心理既适用于动物，也适用于人，是人与动物共同拥有的，而意识只适用于人，是人所特有的最高级水平的反映形式(杜殿坤、高文《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序》，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而“文化-历史论”是维果茨基对儿童高级心理机能—意识—的形成机理的理论阐释。在《学龄前儿童的教学和智力发展问题》中，维果茨基说得十分明确:“我们从一系列的研究中获悉，人特有的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揭示出来的儿童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接着，他将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的基本规律表达为:“在儿童的发展中，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两次登台:第一次是作为集体活动、社会活动，即作为心理间的机能，第二次是作为个体活动，作为儿童的内部思维方式，作为内部心理机能。”(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这段引文常被用来说明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论”的具体内涵。不过，维果茨基此处所谈的是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非常独特的过程”，并不是针对整体的儿童心理体系来谈的。维果茨基并未用“文化-历史论”来解释儿童意识发展以外的其它非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维果茨基在其论文《学前教学与发展》中，提出了儿童的“大纲”和教学的“大纲”两个概念。维果茨基认为，3岁前儿童的教学(按教学一词的广义理解，就像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学习”语言)的特点是，儿童“按照自己的大纲进行学习”，母亲的教学大纲与儿童自己的大纲相比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写道:“(平常所说的儿童在1岁半到3岁之间的)言语教学大纲是儿童自己决定的。这种类型的教学通常称为自发型。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学习语言与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算术是两码事。”(维果茨基《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可见，维果茨基将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的发展做了明显区别。
伦理文化论文范文6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伦理文化论文范文7
沙因的组织文化模型以系统论的观点认识组织文化，其理论要点在于：一是以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并阐明了各层次间的关系；二是个人和组织之间是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交互过程表现为力求和反复建立一种心理契约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组织的基本假设；三是基本假设和信条的形成过程中，领导者是关键；四是基本假设一旦形成，就会变成组织行为模式的终极根源，作为一种文化习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支配组织成员的行为，只有充分了解一个组织的基本假设，才能真正地了解组织文化。
二、沙因组织文化理论在货币金银文化中的诠释
货币金银文化是央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民银行改革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体现央行货币金银工作职业特征，引领货金系统干部职工统一思想、规范行为、凝聚力量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模式。作为央行员工，货币金银部门的干部职工首先必须遵循央行核心价值观和央行精神，在履职中的一言一行，首先展示的是央行文化。但是从职能与业务性质来看，货币金银部门在人民银行各职能部门中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货币金银文化具有央行文化的一切特性，同时又因货币金银工作的特殊性而具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一）物质层面的货币金银文化表征
货币金银文化的物质层作为外显的文化载体，从宏观方面看是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性质、在央行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工作环境、被赋予的工作任务，从微观方面看是员工对内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结果，是办公室的情境布置、库房的设施配备、的履职环境等。具体说就是员工之间的合作共事和人际协调，是点捆卡把、实物处理、账务核算等发行基金的运动和处理过程，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残损币兑换及回收、小面额货币投放、假币收缴治理等现金服务领域的监督管理，以及印章、密钥、凭证、账表、登记簿等对货币金银工作理念的外在展示，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员工表现出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
（二）支持货币金银文化的价值观
货币金银文化的支持性价值观，是需要货币金银员工共同遵守的理念，体现为货币金银员工的日常行为准则、规范以及价值观念等，贯穿于对工作目标的确定、工作方法的选择以及对员工角色的理解上。货币金银文化的支持性价值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1.严防风险。
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对象是国家待发行的货币准备基金，属于直接与现金打交道的部门，所以防范和控制风险是货币金银部门首要和永恒的主题，发行基金的运动和处理过程包含交接、运输调拨、出入库、库内保管等等，无论哪个环节都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都不能违规操作和出错出乱。
2.加强监管。
现金服务涉及全社会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是受众面最广的金融服务。作为管理人民币流通的货币金银部门，必须勇于担责，加强监管，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及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他们按规定做好残损币兑换及回收、小面额货币投放、假币收缴治理等工作，不断提高流通领域人民币整洁度，完善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进一步压缩假币生存空间，使假币危害降低到最小范围，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现金服务。
3.责任意识。
货币金银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货币金银员工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首先是各级库主任、库副主任、部门负责人等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严格按相关规定落实好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要落实好查库制度，要按照规定的频率、内容和方式进行查库，要坚决杜绝走过场、形式主义的查库行为。其次是库房管理、会计核算、反假货币等岗位操作人员要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增强制度执行力，要严格执行“先进先出”、“同进同出同操作”、“账务核对”等操作流程及规章制度。
4.正确的义利观。
货币金银人员每天面对巨量现金，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利益的巨大诱惑，必须正确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把道德修养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结合起来,建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5.爱岗敬业。
相比央行其他部门，货币金银部门工作更为繁杂具体，特别是库房管理工作，体力劳动强度大、责任重、环境恶劣、内容单调，但因工作场所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他们的付出与辛苦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要做好货币金银工作，不但要不畏艰难，还要甘于奉献，甘于默默地付出。
6.学习的理念。
随着时展，货币金银工作日趋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既有搬票子进、扛箱子出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会计核算、调研、监测、分析等复杂的脑力劳动，完成货币金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智力因素越来越高，货币金银人员必须加强自我修炼，拓宽知识面，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7.倡导创新。
随着我国现金流通量的持续增长，传统的人民币流通管理模式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客观上要求货币金银部门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货币金银管理手段、更新业务操作技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三）基本假设在货币金银文化中的表现
货币金银文化基本假设层，是那些早已在货币金银人员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信仰、价值观、规范等。当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反复运用并被证明其正确性与价值后，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比如在货币金银的实务操作中，组织中任何一个人违反制度（价值观）执行了违规操作，立即因其违反制度的行为得到了相应的惩戒与教育，受到了领导以及同事的负面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制度被不断地强化、定型,证明它的价值，久而久之，成为不被意识到的、理所当然的处事之道,则合规操作、严控风险的理念就会在违规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头脑中生根，最后演变成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会主动约束个人的行为，并指引他去评价与纠正他人的违规行为。个人的合规意识融入群体的合规意识，就演变成了组织文化中基本假设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个人的违规行为经常发生且很少被纠正，对货币金银文化的直接影响就是，制度（价值观）永远停留在“应当是什么”的层次，进入不了“是什么”的层次，也就是说永远都是挂在墙上的制度，变不成人们心里的制度。
三、几点启示
（一）注重利用物质层彰显货币金银文化价值内涵
加强货币金银文化物质层建设，一是搞好办公场所的外观文化、门厅文化和楼道文化，制作准确反映货币发行文化精髓的标识。要做到严谨庄重、统一协调，达到展示货币金银文化成果、增强货币金银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的作用。二是统一规范办公室设置和办公用品的标识。办公物品的摆放、电脑桌面的设置、墙面饰物的悬挂，都要体现货币发行文化的韵味。办公用信笺、工作标牌、服务指示牌等要统一规范，充分体现货币发行特色。三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体现货币金银文化特色的文体活动，使货币金银干部职工在活动中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和升华思想。一个好的环境，起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的作用，所以要注重通过各种有形的文化设施、形象标识以及集体活动等来表述货币金银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职业精神和价值内涵。
（二）建立体现货币金银特色的价值观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的基础
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枝和梗，是组织的精神脊梁，是任何一个组织维系其正常生命力不可缺少的支撑力。在货币金银文化建设中必须注重构建体现货币金银特色的价值观，并注意使其与个人价值观高度融合。首先要对货币金银多年形成的文化进行梳理，传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废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其次是根据单位实际和部门历史，结合地域文化，总结和提炼核心价值观，并进行系统地设计和规划，建立价值观建设的长效机制。采用各种手段将价值观细化为具体的工作规范和行为指引，使之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能落地。
（三）形成稳定有效的基本假设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货币金银文化建设远不是挂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建设货币金银文化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在正确价值观的支撑下形成稳定有效的货币金银基本假设，成为货币金银员工潜意识中关于货币金银工作的信条。这些基本假设应当被货币金银员工牢牢记住，指引他们在碰到各种情况和问题时作出正确反应。只有形成了稳定的基本假设，并且这些基本假设与员工的个人价值观得到高度统一时，货币金银文化才能发挥最大的传播效能。要形成货币金银文化的基本假设，有赖于充分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更重要的是建立货币金银文化的刚性运作模式，真正将货币金银文化理念内化到员工一切集体行为中去，使所有员工每天的决策、做事的方法都符合这一运作模式。
（四）领导者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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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院校网络文化的现状是：网络文化的多元性与校园文化教育理念的主导性；网络成员沟通的交互性与校园文化教育方法的机械性、静态性、单向性；网络技术发展的创新性、时效性与现有校园文化教育模式的滞后性等诸多冲突对目前医科院校校园文化教育工作过程的可控性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的表现有：缺乏网络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来负责统筹指挥学校的网络文化建设工程；缺乏专门的管理办公室及专职人员负责实施具体工作；校园网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实现了网络进办公室，进实验室，进课堂，但是网络思想教育所占的分量小且无特色；缺乏心理咨询版面；少数学生在写论文时，不再专心查看文献，而是搜索网络上的共享资源，直接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这不仅会导致学生创新能力逐渐丧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高校学术的发展；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脱节，学生网上网下存在“双重道德标准”.但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可以获取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丰富校园文化教育的资源和视野；网络的匿名性，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学生思想的真实性，有助于提高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针对性；网络的迅即性，可以及时发现、处理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只要善于把握这一新的思想文化阵地，就能够拓宽高校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渠道，为高校思想文化教育工作创建一个为广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新载体.
2医科院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体系
针对医科院校网络文化的现状，笔者提出了医科院校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对网络文化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更新网络文化建设工作观念.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使学生“成人”，其次才是“成才”.
2.工作内容：拓宽网络文化的信息传输渠道，打造主流宣传网站，形成良好的网络宣传阵地环境.
3.工作形式：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从一元式走向多元式.
4.工作方法：将传统面授、融合教育信息技术教学、网络教学三种方法交叉使用，坚持网上思想文化教育与学校整体育人工作相结合.
5.具体措施：
①建立集大学生教育、学习、生活、娱乐及思想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网络文化教育网站、思想教育网站、理论网站、新闻网等.其中新闻网是高校新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主力，在师生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加强新闻网的建设是抓好校园网络文化阵地建设的重点，充分发挥网站的思想教育功能，并对校园网络论坛及涉校舆情进行正确引导.
②开展各种网络技能比赛和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开展网络知识竞赛、个人网页的交流和评比、网络文学征集等有益的活动.在鼓励大学生参与的同时提高其自身的网络素养.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性特长，应逐步建设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栏目，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网络论坛建设，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不断提升自我修养.我们应该把心理健康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网络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两课”、心理学和网络科学技术等课程中；还可以举办专家讲座，开展以网上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加强正面宣传，主导网络舆论，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内容占领网络阵地，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中，互动性网络平台是必不可少的，比如“BBS”、“校长信箱”等多种形式.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交流学习、交流技术、交流情感，也可以发表自己对学校教学、管理、科研的看法，学校管理工作者、德育工作者和任课教师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了解学生的思想，找出工作的不足，同时利用这些平台积极引导学生的不良情绪和思想.
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免疫力，提高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通过课堂思想教育、校园文化活动、法律知识宣传等途径积极培养大学生的网上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他们在虚拟空间的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增强他们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能力.大学生只有提高了道德选择和观念批判层次的信息分辨能力，具备了道德习惯和理想信念层次的道德自律意识，明确了网络生活中合法与违法的行为界限，才能自觉地抵制有害信息，正确地认识网络、利用网络、维护网络，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实现自身的成长.增加“网风”与“网德”教育，通过团课、专题讲座、校园板报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有意识的网络伦理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网络伦理.还可以通过开设涵盖网络行为的校园规章、网络文化素质培养与网络人格塑造等内容的《网络伦理与道德》课程，培养学生的网络责任意识、政治意识、自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④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网络文化教育工作队伍，提高网络文化教育开发者、传播者和管理者的水平.没有一支懂网络技术的专职队伍对信息庞大、内容虚拟、传播自由的高校网络文化进行有效的监控与引导，是很难有效遏制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发挥网络文化的教育优势的.因此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专职的网络文化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主要由学校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管理部门，如党委宣传部等机构设置网络文化管理工作岗位，配备相应的专职人员；二是指定兼职网管干部.可由每个部门/学院指派专人负责网管工作，以此为基础建立学校统一领导的兼职网管干部队伍；三是建立网络评论员队伍.选聘部分有网络评论工作经验、素质较高的师生担任网络评论员，参与学校网络舆论的监督和引导工作；四是校园BBS版主队伍建设.抓好这几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学校需要有专门的经费投入，推动相关的教育培训工作，带动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
⑤建立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控制机制.建立专门的网络问政平台，指定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收集网络舆情信息.在信息时代，面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处理，“疏”比“堵”更有效.学校应该在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舆论引导方案，及时利用校园网络和公共信息平台事情的真相，利用网络传播快的特点抢占舆论主动权，对于随后出现的误解和谣言要及时解释并澄清，还应该主动与社会媒体联系，通过正确的信息传递，避免造成社会的误解，维护学校的良好形象.
⑥“道德建设、法律约束、技术控制”三管齐下,强化对于高校网络文化的监督、管理和引导，打好“系统战”，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司其职、职工全员参与，协调一致，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