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1
第一，确立了科技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的地位.14年出版的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名词解释,首次收列了“科技道德”辞条.并有精当的释义在此之前，伦理学界和科技界普遍使用“科学道德”、“科技工作者道德”等概念，后者文字较多，前者虽然与科技道德通用，但未将技术突显出来.还可以在与非科学的道德”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故科技道德"的表述在文字上鲜明、简炼、精确，特指科技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应具备的道德品质。顺着这一思路，《道德与文明H9S7年5期发表了《关于在理工院校开设科技伦理学的建议一文，首先提出作为研究科技道德现象的“科技伦理学”概念.并概述了其主要内容与体系框架。这一时期，我国翻译了许多当代西方关于科技伦理学方面的论著.各地出版了带有资料性、蒙性或基础性的书籍，如姚炎祥等的《科技人员修养十二讲》八宋惠昌的《现代科技与道德》、王育殊主编的《科学伦理学》由罗国杰作序、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包连宗主编的《科技伦理学基础》、《黄雏等的技术伦理学》（周原冰作序、吴学珍主编的《科研道德问答》等。这些论著不仅力图构建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表述了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在科技伦理学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对科技伦理学中诸多概念作了解释江泽民题字的新版辞海>对其主要涵义作了本质规定。
第二，科技伦理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或天人关系、科技与道德关系、事实与价值关系、科学与人文关系、自然权利、自然价值、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科学道德的基本原则与主要规范、责任与义务、选择与评价、理想人格等一系问題发表了黄万盛、尹继佐的《试论道德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余谋昌的《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王正平的《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題》等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二是对中西科技伦理思想史的进行了初步研究，出版了何兆雄主编的《中国医德史》、徐少锦主编的《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不少评述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伦理思想及其道德品质的论文。这些都是从新的视角梳理历史资料所取得的成果，对科技伦理思想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規律怍了初步的勾划与阐述。
第三，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的研究有较大进展。余谋昌在1980年就豳译发表了W.T,布拉克斯顿《生态学与伦理学》一文，他本人也主张，道德应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领域1培养人对自然界的道*态度是现代伦理学的研究课题。魏英敏的《爱大自然，保护环境是我们的道德规范》、张云飞的《生态伦理初探》、杨通进的名要重视生态伦理学研究等论文，具体地论述了生态伦理的必要性与道德要求著作也不少，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惩罚中的醒悟一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一认理论走向实践>、刘湘 溶的《生态伦学》，李春秋等的《生态伦理学叶小平》《生态伦理学》,王伟的《生存发展一地球伦理学》还出版了一些西方生态环境伦理学的著作，如环境伦理学创始人美国利奥波德的沙乡的沉思SU9921法国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等。杨通进译、梁治平校的《大自然的权利》.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杨通进译，许广明校的罗尔斯较（国际环境伦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第一任会长）的《环埦伦理学》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此外，1994年S月召开了首次全国环埦伦理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
第四，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绿。如杜治政等的4医学伦理学教程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孙慕义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前两书被公认为在我国具有开创意义和重要价值的著作,后一书被誉为“国内第一部卫生经济政策与生命道德哲学的学术专著”。孟继贤的《医学伦理学简论。》与石大璞，孙溥泉主编的《医学伦理学概论》也各具特色.反映了这一领域早期研究的成果近几年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十分活跃，如袁忠主编的《克隆人》、方德福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严峻伦理问題》、王延光的《人类基因组织研究及其伦理问越》。与《优生学与克隆技术研究的伦理争议,许启贤的《要克隆技术.不要克隆人等，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如后者的后的反映更是如此。另外，中华医学会设立了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从1981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医德学术会议起，到2001年已召开了12次全国学术研讨会。医学制度伦理也正在建立，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地的有些医院成立了由伦理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心理学者，医院领导、病人代表等组成的医学伦理委员会，结合医疗实践研究与处理各种医德问.
中国科技伦理学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江泽民2000年8月5日《在北戴河会觅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他指出：“建立与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1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題广拫据这个讲话精神与我国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我认为今后科技伦理学研究总的目标应该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围绕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这个中心.在-建立与完善髙尚的科技伦理"方面下功夫、作贡献。为此：
第一，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体系?科技伦理学既要面向世界又要有中国特色；既要关注历史传统t更要“与时俱进”，重视当代拓展；既要面向未来，叉要关注现实，研究新的实际问题。对此.我认为有两>问題允应注意。一是要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的自然现、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现、伦理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那种企图用别的世界观来取代、摆脱或超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作甩的主张与做法是轻率的、不审慎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二是科技伦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有多种可能的选择:可U从人性需要、人的行为、人的利益、自然价值，自然权利出发*也可从科技与道德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出发。似乎后者更能孕育理论住后发展的众多萌芽。认与自然关系中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其间的中介作用与人在自然界中地位，并引出诸多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从而成为科技伦理的原点，我国的科技伦理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以此为基砘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完成这个重大任务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第二?系统研究中，西科技伦理思想史，努力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相对而言.前一时期我国对西方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道德风皖与道徳人格的介绍与评述较多，而对我国科学家、发明家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这种重西轻中甚至妄自菲薄的情况必须改变。我国古代虽然R有技术一词而无科学与科学家概念，但却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称道，有许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家的科学思想与科技道德值得发搗，而散见于古籍中的对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探索，以及对医药伦理、工匠伦理、生态环境伦理和用水治水伦理准則的制定等，也需要梳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为改变中国落后面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所作出的种种艰苦探索与伟大创造，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理想追求与人格风貌，更值得我们去整理与推崇。因此.在继续研究西方科技伦理思想、跟踪其当前关注的热点、重点问題的同时，应该做一番扎扎实实的艰苦研究，写出中国科技伦理思想通史，揭示其本质与規律性的内容，作为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点与风格的科技伦理学体系的借鉴。
第三.进一步研究技术伦理或工程伦理。这将是今后科技伦理学研究的中心与热点。科技伦理学由科学伦理学与技术伦理学两大板块构成。前者研究的是在探索科学真理、揭示自然規律、“生产"科学知识过程中的道德问題，后者研究的是在应用科学知识调控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和影响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道德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严耕等的彳网络伦理S(1卯8'1与肖平主编的《工程伦理学K1S99>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今后，生态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生命伦理、建筑工程伦理仍应当是技术伦理研究的重心.而技术活动与生命神圣、技术活动与人性人道主义，技术应闬与社会责任、技术发明与知识产权、技术的功利取向与真善美追求.以及技术道徳与科学道徳的关系等.也是应该深究的问题。
第四，研究科技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互相渗透的问題，技术伦理与经济伦理同属应闬伦理两者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都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眼务社会.处理好金钱与道德的矛盾。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将越来越紧密，高新技术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咄，成几何级数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不断为高新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并给予财力物力的支持.为新发甩的采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技将无孔不人地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与运行的众多环节。这样，经济知识化与知识经济化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经济伦理带有科技伦理性与科技伦理带有经济伦理性也在所难免。孙慕义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在卫生伦理与经济伦理的结合方面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第五，研究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律的相互关系问题。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在环境、计算机、生死间题(伦理母亲、精子库、安乐死等）方面，科技的管理、保密、奖励方面.技术的监督合同、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已制定了许多法律条例和管理办法细则，其中大量的法律准则也是科技道德准则，应该给以整理与提炼，作为科技道德教育与科技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还要密切关注随着高科技应用而新冒出来并难以匍决的“伦理个案'抓住苗头深入研究，以充实法律与条例的内容。既要使科技的法律、条钶与政策、制度蕴含科技伦理精神，又要用科技道德价值目标论证或评价科技法律、条例与政策、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是伦理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应该共同承担的一大责任。
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2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以上有关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企业营销道德的评判标准及应有的社会责任等道德观念，不仅成为早期商业伦理的主要评判准则，更为现在的企业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基础。
二、营销伦理本身的综述性研究
(一)国外营销伦理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对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综合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美国乔治顿大学的N·克瑞奇·史密斯与哈佛大学的约翰A·奎里奇于1993年合作出版的《营销伦理》一书系统分析了营销中的伦理现象，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材料。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于1989年由豪斯特·斯特曼和阿尔彻特·卢安编辑的由30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写的《企业伦理学》及英国西蒙·韦布利的《公司原则和企业伦理章程》。另外，国外学者还建立了许多研究企业伦理及营销道德的研究机构，并在学校开设了营销伦理的相关课程。
(二)国内营销伦理理论综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谢建明于1994年最早呼吁企业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甘碧群教授也于1994年提出应当重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专门探讨营销伦理的论文约有100多篇，有影响的专著有六本：《宏观市场营销研究》(甘碧群，J994)、《企业营销道德》(甘碧群，1997)、《市场营销伦理》(王淑芹，1999)、《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寇小萱，2001)、《营销伦理》(王方华，周祖城，2005)和《道德营销论》(高朴，2005)。我国学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主要从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及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三方面进行探讨。在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方面，寇小萱(1999)早期研究认为营销不道德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及销售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竞相降价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失范现象，赵银德(2004)就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伦理挑战。另外，郑冉冉(2005)重点强调了市场调研方面侵犯他人隐私、弄虚作假等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刘秋民(2006)认为在产品售后服务中同样存在道德问题。在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方面，周利国、毛瑞锋(2006)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营销伦理失范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体系和政策法规环境不健全，社会文化基础是文化环境和企业文化建设，主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为营销伦理失范准备了土壤。朱丽叶(2006)进一步将以上原因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在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下几种方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督作用；树立社会市场营销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另外，阎俊、陶平(2003)从政府、行业、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较全面的提出了治理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措施。三、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
国外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兴的服务营销、绿色营销和一些特殊行业的营销领域，如保险营销、银行营销、医疗营销、药业营销等，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九十年代营销伦理向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多个学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也被引入到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新营销伦理问题的出现，学者又将其扩展到跨文化营销、网络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营销、保险营销、跨文化营销、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及产品包装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刘向晖在2003年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失范的负面影响及产生根源，并提出遏制网络营销中不道德行为的对策，2005年他又提出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不同选择及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陈璟菁(2006)对保险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建立了保险营销伦理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我国保险营销伦理建设的对策措施。何伟俊(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营销的反伦理现象并提出跨文化背景下建构市场营销伦理体系的对策。张喜民、(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营销的道德问题，并提出如何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营销行为的设想。冯巨章(2006)主要从跨国公司营销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来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田剑(2006)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营销伦理问题的成因。施祖军(2005)结合绿色营销的定义及特点，阐述了绿色营销三个主要的伦理涵义。李珂、李纲(2006)对体验营销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诱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体验营销的伦理意义。刘安民、罗秋明(2002)提出产品包装应反映市场营销伦理道德思想的要求。韩晓莉(2006)详细论述了违背产品包装道德的危害并提出符合营销伦理道德的包装原则。
四、营销伦理研究现状的评价
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3
关键词：神经伦理学；脑神经科学；生命伦理学；情感与冲动；道德判断；行为决策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1
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从2002年正式在美国学术界提出之后，其研究与发展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美国也出现了神经伦理学研究的热潮。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随着国际人类脑计划在上世纪末启动，各国政府与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国学者也必然越来越重视神经伦理学的研究。
一、神经伦理学出现的背景
神经伦理学的出现首先是得益于现代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人们就开始探索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对人的神经系统有了初步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有关神经冲动机制的研究取得突破。例如，1939年，美国学者柯勒和柯蒂斯以及英国科学家霍奇金发表了有关神经冲动离子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科学界同行的广泛重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到神经肌肉接头点。1952年，法特和卡兹阐述了神经肌肉间的神经冲动传递的离子机制。1954年，帕达赫和帕雷，罗伯特斯和班尼特分别发表了脑与神经肌肉接头点突触的电子显微图。同年，纳塔和吉盖斯发明的追踪法使研究者能准确了解神经细胞间(特别是远隔神经细胞间) 的相互联系。这些对后来的研究都有重大影响，为现代神经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施密特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神经科学研究计划，并首先使用了“神经科学”这一词汇，也标志着现代神经科学的正式诞生[1]。随着脑与行为研究的日益增加，1960年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 和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等机构相继成立，认知神经科学也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为了推动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于1972年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分支委员会，旨在向会员和公众宣传神经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这也标志着神经科学家开始关注和重视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2]。从此，不仅人文学者开始认识到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科学家觉得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的社会影响，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而且，自1983年以来，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每年都要举行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主要讨论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这些会议已经讨论了以下主题：大脑的性别差异，脑死亡，神经治疗，神经增强，使用胎儿组织治疗神经疾病，食品添加剂的神经毒性，神经科学研究对控制吸毒的作用等等[3]385-391。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会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也进行了一项神经科学研究的潜在影响的社会调查。1984年3月OTA的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影响》主要从医学影响和社会影响分析了神经科学的潜在影响。医学影响是指神经科学研究不仅对神经疾病、精神疾病和遗传脑疾病有巨大的医学贡献，也对其他非神经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寄生虫病）等有较大的医学价值。社会影响主要是指神经科学研究对医药产业、犯罪与暴力、司法体系、学习障碍、性别差异等的潜在影响。在该研究报告《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中凸显了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未来神经科学研究面临的诸多伦理与社会挑战[4]。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举行的神经科学社会问题的圆桌会议和OTA的神经科学的影响的调查研究报告为美国后来制定神经科学发展的科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调查数据和理论依据，使得美国在注重发展神经科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也是为什么神经伦理学这一研究分支学科首先在美国提出并得到了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盟委员会在1997年也资助了一个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维度的项目。其中Sandro Gindro等学者的《脑研究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报告主要对脑研究与神经疾病、神经移植、大脑控制、心理分析与心理治疗等方面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报告特别指出了大脑控制、神经干预和增强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脑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重要，它有利于神经科学的研究与发展[5]。科学家、学者和公众日益认识到神经科学研究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促使了神经伦理学在美国诞生。
二、神经伦理学的概念
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词汇是由威廉•索菲尔于2002年在《纽约时报》上首次正式提出的[6]1。神经伦理学的出现是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引发诸多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必然结果。当然，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推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给神经伦理学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或者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威廉• 索菲尔认为“神经伦理学是研究人脑治疗和增强以及对人脑的干预的对与错，好与坏”的交叉学科[7]5。索菲尔先生主要基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对与错，好与坏”来对人脑干预和控制的神经伦理学概念进行阐释，突出大脑在神经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彰显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脑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在他看来，“神经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独特部分，思考医学实践和生物研究的好的和不好的后果。但是，神经伦理学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研究的是大脑这个特殊的器官，它与我们的意识、自我息息相关，是我们作为存在的核心，是控制我们行为和人格的思维器官”[7]。由此可见，索菲尔把神经伦理学看作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同时也富有洞见地看到了它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人脑作为人身上最特别和最复杂的物质器官，它是和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人脑是人的意识和精神的家园。二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以前生命伦理学研究很少涉及的内容。它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威廉•默布雷指出：“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探讨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参与脑研究，评价研究申请，决定这些申请的相关规则，有利于管理神经科学发现的应用。” [8]威廉•默布雷的神经伦理学概念与索菲尔先生的定义具有相似性，但威廉•默布雷在探讨神经科学发现及其应用的好与坏、平等与不平等、公正与不公正等基本的伦理问题的同时，重视神经伦理学对于建立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规则和管理政策的建立。这不仅是当前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研究神经伦理学的重要目的。
伯德在《神经科学百科全书》的神经伦理学部分说：“神经伦理学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是神经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探究行为研究标准和道德判断的哲学领域。神经科学也同其他哲学领域诸如美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身心理论相交叉，但这些学科和神经伦理学并非直接相关。神经伦理学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两个研究领域。前者主要研究神经科学实践或者应用的伦理问题，后者主要研究道德和伦理思考以及决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3]385伯德的神经伦理学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强调神经伦理学的学科交叉性，指出了它与其他哲学的相关性，还明确指出了神经伦理学的两大研究领域，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
基于上述学者对神经伦理学的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神经伦理学的一些基本特征：神经伦理学是神经科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主要包括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两大领域。神经伦理学和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身心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它可为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这些传统哲学问题的研究。从学科性质来讲，神经伦理学与基因伦理学具有相似性，大致可以看作生命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但也有其特殊性。
三、神经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神经伦理学主要有两大研究领域，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前者主要是探究一个可以规范神经科学研究行为和应用神经科学知识的伦理框架，后者主要是探究神经科学知识对我们理解伦理学本身的影响[6]1。这两个领域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一）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
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研究，主要是探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重点探究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神经科学应用的ELSI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
1.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主要关注神经科学研究的行为本身、神经科学家的研究规范和阻止意外发现的伦理规范等等，是属于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的范畴[6]1。即在神经科学研究的设计和实验中，研究人员应该遵循哪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方法来促使或者确保研究人员遵循这些伦理道德和研究规范。神经伦理学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传统的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畴，我们对此也比较熟悉。例如，在选择受试者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和原则；在脑成像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试验中，我们应该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受试者的个人隐私权；在神经增强药物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其风险-受益；等等。同时，也有些问题是神经研究伦理学自身所特有的伦理问题，这不仅对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提出了挑战，也是生命伦理学必须面对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在传统的研究伦理学框架下，我们可能很难解决这些新的和特殊的伦理问题。例如，在当今的民主社会和注重人权的时代，我们强调我们拥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权。但是，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赋予他们知情权或许是难以正确行使的。因为这些疾病患者本身缺乏知情同意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例如，老年痴呆症和脑损伤等患者等对问题的理解和决策方面都存在许多认知和理解障碍，这些患者本身不可能具有自我决策的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的决策。在此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赋予他们知情选择权？如果应该赋予，我们又该如何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得到实施？对患者的治疗或实验又应当遵循什么样的伦理准则和管理规范[9]？ 基于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中既有传统的研究伦理学问题，也有特殊的伦理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探究现有的研究伦理学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指导价值与意义，把研究伦理学理论和规则灵活地运用到神经科学研究伦理规范的建立中，同时需要探究有哪些伦理原则是适用于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则，哪些伦理原则不适用，并对它们进行修正和补充；另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伦理学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解决其与现有的研究伦理规则的冲突，确立神经科学研究学的伦理规范，促进神经科学研究向“善”的方向发展。
2.神经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是神经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基础，对神经研究伦理学和神经科学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一部分研究内容中，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是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的探索。现有的生命伦理学框架或者伦理学研究理论是否能满足神经科学技术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探讨，尤其是面对一些新的伦理问题更需要我们思考现有伦理框架和研究进路是否有局限性。哲学家、伦理学家都需要思考和探究：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来评价、分析甚至解决神经科学前沿中的伦理问题，现有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是否能够解决神经伦理学的挑战，面对这些新的伦理问题和新的挑战，是否应该需要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如何建构这些新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并为之进行伦理辩护。对神经伦理学理论之源作进一步的思考可能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突破，丰富伦理学理论。第二是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神经科学技术也不例外。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对个人、群体和社会也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例如，神经增强药物对于那些需要服用又能购买得起的消费群体有积极的价值，可以提高记忆力，可以取得好成绩或者更好的工作业绩。但是，对于那些担心增强药物的副作用或者长期累积的不良效用而不愿意服用的群体或者购买不起的群体是不公正的。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服用神经增强药物的群体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显然破坏了社会公正。而且，使用神经增强药物获得好成绩、好业绩在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是在鼓励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对我们已经确立通过个人勤奋与努力来获得好成绩、好业绩的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神经科学技术前沿中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神经伦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是神经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在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神经科学发展的动态和国家神经科学的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与管理建议，为政府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献言献策。例如，我国已经把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神经伦理学，必须在了解和掌握国家有关神经科学的总体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目前脑科学和认知科学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研究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我国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神经伦理原则和管理建议是政府部门制定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3.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它包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宏观政策主要是指我们需要从总体和全局上制定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包括神经科学研究项目的审批，神经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是否也需要按照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要求把研究经费的3%~5%用于神经科学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受益-风险评估，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长期规划的实施与监督等等。微观政策是指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的公共政策。各个分支领域的公共政策是在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宏观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各自领域的具体特点和特殊性，制定出各自领域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政策。例如，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型的技术条件下保护人的隐私。谁有权使用这些脑成像信息？是医生、病人，还是法官、保险公司，还是雇主或者国家安全机构？这些问题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中必须明确。宏观政策是制定微观政策的基础，为制定各个神经科学分支领域的微观政策提供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导。微观政策是宏观政策在各个领域的落实，它有利于宏观政策的进一步巩固和修正，有利于进一步制定更好的宏观政策。只有把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有效实施，神经科学才能健康、安全和有序地发展。
（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
伦理学的神经科学是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断和责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论的神经科学基础，主要研究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科学机制，探索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阐释大脑同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属于神经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者特别是一些神经科学家的青睐。
1.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脑成像技术表明，我们在进行道德推论时，分布广泛的大脑区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这些区域包括和高级认知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和联合区域，以及边缘结构：杏仁核、海马、扣带皮层和丘脑，这些区域被认为是关系到情感反应）相联系的皮质区域[10]。这说明我们的行为和大脑皮质区域是紧密联系的，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不同区域激活之后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神经科学家基于脑成像技术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我们的行为不是由我们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所决定的。自由意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根本不存在，大脑才是决定性的物质器官，是大脑决定了我们的行为[11]。神经科学家认为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是大脑内部的神经机制在起决定作用，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神经科学家的观点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以理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道德责任标准和法律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里就进一步提出了以下问题：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信的？哲学家、伦理学家该如何看待神经科学家提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的神经机制？大多数哲学家、伦理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作为自主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他们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且与决定论是一致的。但哲学家、伦理学家的观点似乎与神经科学家的观点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谁的观点更合理一些？笔者认为，人是理性的道德责任者的立场是不能动摇的。毕竟，道德责任本身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而不是在人脑中主观存在的个体产物，是人们为了更和谐地相处而确立的社会规则，这些社会规则是通过社会中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12]95-102。人的行为和决策主要是由人的目的、信念和意愿决定的。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大脑尤其是脑损伤或者精神错乱等病人的大脑对我们的行为决策和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大多数遭受盖格类型的前额叶损伤或者脑损伤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法律所关注的行为。精神分裂症病人也是如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好斗的犯罪行为并不比正常人的高多少。如果诸如盖格类损伤的人或者精神分裂症者进行犯罪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其他人，似乎仅仅只是这些类型的大脑疾病或者认知缺陷并不足以用来消除责任[12]97-98。因此，神经科学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到底前额叶受损多少是大脑阻止其正常功能丧失或者停止的必要条件（这样可能减少责任）。同时，哲学家伦理学家需要研究和思考神经科学证据在何种意义上和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使用的问题。
2.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伦理道德决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最近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否与伦理作为理性思考的观点有所相悖呢？如何更好地探讨伦理道德认知和行为的神经科学基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以哲学观念为核心的，例如意识、自由意志、自我控制、个人同一性、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等。这些观念都可以从脑功能的角度进行探讨，即用当代的神经科学来探讨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赋予这些传统哲学观念或理论一种全新的甚至可能是颠覆性的解释[9]。例如，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是以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但是，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根本就不存在，而情感、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中起决定作用，这就对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带来严峻挑战。如何看待这些挑战？是我们传统的道德责任标准有问题还是神经科学研究的解释不可靠？情感和冲动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断和行动决策中到底起决定作用还是非决定作用？我们如何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与现有的道德责任标准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和深入探讨。
3.大脑与记忆、意识和自我的关系。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都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人脑是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的物质器官，是研究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起点，记忆和意识是要借助大脑来打开自我认知和世界万事万物理解的逻辑通道。那么，记忆和自我又是什么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通过记忆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和以前的人被看作同一个人，如果他能保留（至少部分）那个以前的人的独特记忆。即人的记忆和人的身份、人的同一性又有紧密的联系。但无论怎样，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认识记忆同意识、自我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问题：大脑和道德推理、道德判断以及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关系是什么？ “自我”的神经基础又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的身份标志？改变了的大脑会不会改变自我？[9]要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从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双重维度研究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互动关系的实现机制及其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作用，阐释大脑同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的逻辑关系，分析大脑如何对人的记忆、意识和自我认知产生决定作用，从而为伦理学的神经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神经伦理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会日益受到学者和公众的泛关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神经科学的规范研究和有利于增加人类福祉的应用，也有利于丰富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的研究内容。因此，神经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有义务和责任推动神经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毕竟它对神经科学和伦理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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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Neuroethics
MAO Xin-zh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4
当前，体育事业要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树立社会主义的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乃是其基本的和重要的条件与保障。今年召开的全国体工会上，伍绍祖主任的讲话和讨论的《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和《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文件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无疑为体育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期待着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产生新的飞跃。为此，本文愿就体育伦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谈些粗线的想法。
1关于深化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路
近年来，我国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努力从中国的国情和体育实际出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其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上述方向，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指导思想、研究思路上注意这样几点:
1.1要牢牢把握和处理好体育伦理学研究和体育现实发展的关系，即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幼何反映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实践。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体育伦理学研究还落后于体育事业实际发展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迅速发展的时代。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期待着理论工作者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比如，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能否和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精神道德领域的负效应?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还是道德建设能与其同步发展?为什么近十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一片加强声中反倒时常被忽视、被冲击、被淡化?这些无不涉及到体育领域。
在体育事业的现实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一大堆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说明并解决。其中，急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体育，如何保持体育自身的道德价值，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和泛商品化的侵蚀，克服狭隘的局部私利，以捍卫奥林匹克的神圣理想，保证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体育发展中已感受到而无力解决，社会主义体育可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实践向理论的挑战，又是催发理论前进的压力和动力。为了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科学地揭示体育发展的道德方向，积极促使体育道德对体育事业发展能动作用的发挥。对此，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应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1.2要扎扎实实地深化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挖掘独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运动规律，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体育伦理学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初步建构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对有关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专门阐述。
但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目前对许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层次还不够高深，有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到学科体系之中，特别是不能满足于对普通伦理学理论的直接搬用和表层移植(尽管这在研究初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比如，体育道德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就是至今没有较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努力使体育伦理学在一般伦理学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个性内容，真正成为伦理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所以，当前是否可多搞一些较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开拓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基础理论的研究质量。切不能以为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就不需强调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1.3要研究体育道德规范可操作性的方法。体育伦理学所研究的体育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这几个有机联系的方面。体育道德规范是其中。而经由道德意识概括而成的体育道德规范，只有有效地在体育行为实践中产生结果，才构成体育道德活动运行的全部过程，才能使体育道德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体育伦理学的任务，决不只是提出体育道德规范，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实现规范对实践的指导和向实践的转化。
现在，经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和有关组织所制定的各类各种体育道德规范已不算少了，但其作用又总是不大令人满意，存在着要求和效果两张皮的现象。固然，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任务，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此是否应有所作为呢?笔者认为，可以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探索体育领域中现实的道德规范形成的规律和人们现实体育道德意识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与体育道德活动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而找出较符合实际的行动措施和操作方法。要研究如何通过努力，日益形成保障体育蓬勃发展的体育道德氛围、机制和格局的问题，使体育道德尽可能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关于当前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部分内容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可对当前体育伦理学急需研究的部分内容，作出大致的例举:
2.1在体育伦理学基础研究方面，需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内容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体系的研究以及体育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的研究;体育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体育的道德价值的研究，体育道德的本质、特点和结构层次的研究，体育道德变革发展规律的研究;体育道德意识、体育道德价值及其判断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原则独特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范畴的内在必然性和其他范畴内容的研究，体育道德实践活动的主客观机制的深入研究等等。
2.2在体育伦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需不断从现实体育实践发展中挖掘和充实的研究课题有:现阶段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道德机制与道德环境的总体或分别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道德建设特点与基本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体育领域道德价值导向的反思研究，北京亚运精神的内涵、形成与社会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体育队伍道德素质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其加强的、对策研究，社会中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体育道德意识和体育道德行为状况的调查分析研究;各个基层单位、各项体育活动中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研究，对各种体育道德问题，如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地区和小团体主义、体育竞赛中的暴力事件、滥用违禁药物等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对各体育管理体制、锻炼训练方法、运动项目形式等的道德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规范体育道德行为和培养体育道德品质有效途径与方法的探讨研究;体育道德教育宜传的阵地、形式、效果方面的研究，为迎接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创造奥林匹克文化氛围的研究等等。
2.3在体育伦理史和体育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不够或尚属空白。至少包括:对体育伦理史上各人物、思想、国别、阶段的分别研究，体育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研究，对古今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体育道德思想、活动的比较研究;对各应用伦理学科、各部门道德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外体育伦理学、体育道德的比较研究等等。
3关于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使各种学术组织普遍建立，整合并增益着科研能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体育伦理学学组，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的学术团体，在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适应体育伦理学研究发展的新的需要，学组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组织、协调理论研究，规划、引导学科发展的艰巨责任。众多对体育伦理学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都希望能得到学术组织的帮助，希望能在学会和学组的带领下，形成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集体攻关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学组是否可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所努力，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3.1健全组织，形成一定人员构成的学术核心，改变目前组织过于松散的现状，并逐渐扩大队伍，为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学会或研究会积累条件。
3.2根据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要求和体育运动的具体实际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适时地拟定体育伦理学研究选题指南，供研究者参考选用。
3.3尽可能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多组织一些体育伦理学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3.4适当组织力量，集体申请和承接国家体委有关的研究课题，力争在“八五”期间组织搞出几个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
3.5密切和伦理学界的广泛接触和联系，积极吸收聘请伦理学工作者参加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力争尽早在伦理学界取得，席之地，使我们体育伦理学组织成为全国伦理学会中的成员。
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5
【关键词】约翰・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40-02
一、国内外文学伦理学研究掀起热潮
古今中外，对小说中伦理价值的关注和研究早已有之。西方在20世纪后，由于唯美主义、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的流行，导致研究重点不断向文学文本倾斜，而关注小说价值功能的文学伦理批评遭到弱化。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新批评日渐衰落，小说的伦理批评得以回归。1989年，布斯在《我们所结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中阐发了小说伦理学的完整体系。1995年，亚当・扎卡里・纽顿出版了另一本小说伦理学代表专著《叙事伦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出现了大量文学伦理学研究专著，一方面从理论上推进了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丰富了研究成果。
我国受政治和社会影响，直到20世纪末期才出现有关“文学伦理学”的专业研究。这一时期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文艺伦理学”和“审美伦理学”的探讨。此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中文学伦理的话题迅速兴起，一时叙事伦理、小说伦理、批评伦理等术语成为文学批评热门术语。”[1]与此同时，以聂珍钊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原创性地建构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作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2]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比较丰富完整地构建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在整体上不谋而合，都主张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文学文本为目标，研究叙事作品中蕴含的伦理思想。
二、国外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作为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1929年到1961年创作了大量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反映时代困惑、关注社会底层、反思人类文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近年来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斯坦贝克小说特有的多重伦理内涵近年来也得到深入研究，出现了大量相关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在美国，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维度很早就引起过评论界的关注。1942年，美国《安提亚克评论》杂志就刊发过林肯・R.吉布斯的论文《约翰・斯坦贝克：道德家》。1972年的《斯坦贝克和D. H.劳伦斯――想象的声音和伦理责任》一书，以伦理为主题探讨了斯坦贝克的伦理态度。与此同时，国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斯坦贝克伦理思想的学位论文。包括：1967年，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理查德・E.巴特勒的硕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作品道德观中的自由意志与宿命论》；1986年，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迈克尔・J.梅耶的博士论文《看得见的黑暗：斯坦贝克早期短篇小说和晚期小说中美国人的道德两难》；1998年，德州大学凯斯林・M.希克斯的硕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等等。
在最近30年，伦理学广泛应用在了各个学科领域，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思想也不断得到重视。因为“在所有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劳伦斯、费茨杰拉德等人中， 斯坦贝克以其对道德哲学的严肃兴趣和背景而与众不同”。[3]为了更充分地将斯坦贝克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进行审视和欣赏，2005年6月6-9日，主题为“约翰・斯坦贝克：全球维度”的第六届国际斯坦贝克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斯坦贝克哲学和伦理学的跨文化远景”正是大会研讨的重要主题。同年，由史蒂芬・K.乔治主编的论文集《约翰・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也由稻草人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汇集了商学、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了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维度。学者们认为，“斯坦贝克不只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学家，一个社会批评家，而且在许多方面来说，也是美国的良心。他也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并且几乎比其他任何美国作家都更为深远地探索了个体和社会伦理的轮廓。”[4]
《约翰・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既纵览了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体系，又具体分析了其作品传达的伦理思想。在《约翰・斯坦贝克小写的乌托邦：基本的人类需求，分享的责任与好的生活》中，帕特里克・K.杜利为道德哲学下了定义。他认为这既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是斯坦贝克的观点，即“真正的美德，真正人类的幸福，真正人类的发展，实际上是从三个角度阐述了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好的社会中幸福和满足的人类生活。”[5]约瑟芬・阿莱格雷蒂在《约翰・斯坦贝克和道德的作用：商业道德的教训》中指出，小说《愤怒的葡萄》揭示一个人生活的社会所具有的道德观往往会淹没其中的个体所具有的道德观。芭芭拉・A.海威琳在《存在主义的真空：伊顿・阿伦・霍利：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中指出，一个促使人们生活在“存在主义的真空”中无法找到生活意义的社会是危险的。
该书厘清了一个探讨斯坦贝克伦理思想的关键问题，即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到底属于哪一个伦理体系？对此，理查德・E.哈特在《中的道德经验：挑战与反思》中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伦理学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并不想从道德理论家的角度来分析《人与鼠》。人们经常徒劳地沉思，斯坦贝克是否代表了或者应用了某种伦理理论？他是一个康德的道义论者，还是边沁或者弥尔顿之类的实用主义者？他信奉‘美德伦理’吗？他倾向于是一个相对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或最终的结论，因为斯坦贝克并不关心与生活经验脱离的哲学理论。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道德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道德问题。”[6]理查德认为，斯坦贝克是一个社会批评家，这意味着他对道德有着丰富的思考。探讨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思想，不是要抽象地分析他在伦理学中的坐标，而是探索他在作品中传达的伦理观。
三、国内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
我国虽然在40年代大力译介了斯坦贝克的作品，但是50年代以后受国内社会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陷入停滞，直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复苏。新世纪以来，斯坦贝克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出现了新气象。研究方法上，基本上全面摆脱了“社会抗议”的窠臼，呈现出多元批评的繁荣格局。不过，目前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极少数作品上，如《愤怒的葡萄》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谓全部研究的半壁江山，而另一些作品却基本上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对同一部作品的研究，也往往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结论都有很多雷同之处。比如，生态主义批评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愤怒的葡萄》上，女性主义批评则主要围绕《愤怒的葡萄》和《》。
整体来说，我国对斯坦贝克研究整体热情不够，这可能与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一反以政治标准评价文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也可能与近年来我国亲现代主义文学、薄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趣味相关。此外，斯坦贝克小说的译本不足也是造成研究碎片化和重复化的关键原因。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对国际斯坦贝克研究前沿跟进不足。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文学伦理研究方面，直到1993年我国才出现了相关探讨，后继研究则到2000年以后才有缓慢进展，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少数几部小说，内容也显单薄。在2005年6月6-9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斯坦贝克大会中，我国学者才第一次参会，而这次大会探讨的主题之一即是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7]
目前，我国还没有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专著，只在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了相关研究。1993年，张昌宋在《斯坦贝克文学创作中的三大主题：道德主题、逃避现实主题和履行义务主题》中，较早探讨了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伦理主题，不过研究范围还局限在社会道德方面。2000年以后，斯坦贝克生态主义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几篇研究文章，但也集中在对《愤怒的葡萄》和两篇随笔集上。此后，《的伦理学意义》、《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相反命题――约翰・斯坦贝克的伦理困惑》、《善恶之网的挣扎：斯坦贝克的美德伦理研究》几篇文章较好地挖掘了作品文本内部的伦理思想，但更多的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直到田俊武发表《“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一文，才对此有所突破。这篇文章既打破了长期以来斯坦贝克研究集中于《愤怒的葡萄》等单篇作品的格局，又借助叙事伦理学和神话原型批评对斯坦贝克一系列为中国评论界长期忽略的中长篇小说进行了分析。此外，在斯坦贝克短篇小说方面，国内大量研究都过于集中在短篇小说《菊》上，而其他大量的短篇小说却往往无人问津。
2011年，《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伊甸园善恶之花在人间的开放――斯坦贝克善恶观在里的体现》两篇中文硕士论文率先在学位论文中涉及了一些文学伦理学探讨。不过，更多的相关研究出现在英文硕士论文中，如《与中的责任感》、《中的土地伦理》、《的文学伦理学解释》等。这些研究虽然范围仍然集中在《愤怒的葡萄》上，但都主动应用了文学伦理学理论，只是由于其书写文字是英文，所以相对减弱了其学术传播的范围。
应该说，当前我国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已经崭露头角，初步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当前的斯坦贝克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和重复的问题，加上很多研究者没有自觉地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往往有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之嫌，相关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不过，近年来，文学伦理学研究正逐步繁荣，相信对斯坦贝克小说文学伦理学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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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陶洁.日本的斯坦贝克年会[N].中华读书报，2005-11-13.
伦理学主要研究范文6
论文摘要:欧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可概括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三种类型.我国教育伦理学一直未突破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框架。教育伦理学应当研究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不能把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同教师伦理学、德育原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相混淆。
教育伦理学是教育学和伦理学所构成的交叉学科，它是不是具有独立存在和研究的价值，上世纪初人们对此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争论，欧美、日本、前苏联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界同仁对独立研究和发展教育伦理学、加强教师教育伦理学修养的必要性普遍给予了肯定。这一共识，对我国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从那时起，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教育伦理学专著、教材，对教育伦理学开展了独立的学科建设。但是，由于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见仁见智，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进展缓慢，不尽人意。
近几十年来，国外教育伦理学在研究什么?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出版《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气质、性别训练、宗教信仰、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未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给予明确阐释。但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这一主题上，可见他们所理解的“教育伦理学”实际上是“伦理教育学”，准确地说，是一种道德教育学或者说道德心理教育学。
美国对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关注点，一开始就集中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上。20世纪20一40年代，一批美国学者如卡他斯、韦伯斯等采用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概括出了一名优秀教师应具有的职业品质和行为特征。这些研究，有的是在征集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是在对成功教师与失败教师开展品德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则分析教师职业品质与教师成功之间的相关度。1948年，全美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向全美教师发表了题为《我们时代的教师》的报告，对教师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品质提出了13项要求和指导;196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正式制定了《教育职业伦理准则》。70年代，这一研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专家们继续以实证方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门别类地对“教师品质”进行研究，形成了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职业伦理声明》、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标准》以及人事指导协会的《伦理标准》等。
日本有培育优良“教师形象”的传统，日本对于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也正是从培育“教师形象”开始的。20世纪初，日本师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养人格主义的“理想”教师。二战以后，广大日本民众从军国主义的噩梦中惊醒，教育界提出培养民主主义的“现代教师”。1952年，日本教职员组织通过了《伦理纲领》，以此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南。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民间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日趋增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师职业伦理和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专著和教材。如，日本当代著名教育家、原玉川大学总长小原国芳撰写了《师道》一书，对于师道的本质、内容和发展条件等做出了有益探讨。日本著名教育家、原广岛大学校长皇至道，出版了《人类教师与国民教师》一书，书中极力推崇瑞士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关于教师“爱”的品质。著名教育家、广岛大学教授新崛通则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精神，他在《现代教育讲座》一书中说:“教师应当为人楷模，教师以身作则在道德教育中乃至整个教育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日本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视对师范生教师职业伦理道德的教学和教育，教育伦理学是日本师范生的必修课。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教师报》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伦理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教育伦理学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77年，·皮萨列恩科和·皮萨列恩科撰写的《教育伦理学》出版，紧随其后又出版了b·h·契尔那葛卓娃和h·h·契尔那葛卓夫的《教师道德》。前苏联十分重视教育伦理学研究，但总体上讲其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教师职业道德。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创制了“教育分寸”这一道德范畴。·科季格尔和·恰姆列尔在其所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对“教育分寸”给予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准确定位，该书认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务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树立一个正面的心理背景，这个心理背景能正确接受教师的要求，而把这些要求转变为行为的内心动因也是必要的。有分寸地对待学生，这意味着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同时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们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师行为中一些个别的事情，这是行为风格。它必须使学生相信教师是友好的、体贴和善良的。这一特征大大加强了教师的道德立场，并成为学生公民觉悟的学校。”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开始突破教师职业道德框架，出现新的视点。在美国，鲁滨逊和莫尔顿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伦理问题》，提出教育伦理学应研究教育内在的伦理和道德。该书分析了高等学校内部的矛盾冲突、伦理关系，提出了“公正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原则”、“普遍化原则”和“把他人当目的的原则”;剖析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师职业与共同职业的关系、教育中控制与维护的关系以及教学中的伦理问题、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师资评价和教师聘用中的伦理问题。在英国，著名教育哲学教授波特斯出版《现代教育伦理学》，重点研究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研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会道德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里斯·布朗也试图从寻找正义、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义出发，力求“为独立的道德判断提供一个伦理学基础”，“为解释教育中的不正义、不道德现象(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然而，从总体上讲，这并非主流意识，而只是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旁支流派。
在我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初起于上世纪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专著《教育伦理学》。先生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道德教育的科学。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二者之区别，仅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该著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创立道德教育哲学。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编、国内九所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王本》)，该书是我国建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伦理学》。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王本》明确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道德的学问”。具体地说，就是紧密结合社会教育职业劳动实践，研究教育劳动中特有的道德意识，揭示教师道德的特点、本质和职能;研究教育劳动中的道德关系，阐明教师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实践活动，说明教师道德评价、教师道德修养以及教师职业品格形成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和自我道德提高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在该书的《绪论》中，编者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视域有一解释，根据这一解释，波特斯关于“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包含在本书“道德意识”之中，但从其内容体系中考察，这一说明并未得到真正的体现。因此，(王本》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是现代的，实际操作是传统的。其精彩之笔，在于研究了教育过程中丰富多样的道德关系，具体地提出了教育行为规范并明确告诉教师哪些行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恶的。
1989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施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的道德问题的一门科学，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道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同《王本》相比较，《施本》扩大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教师”扩大为“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进一步强化了“师德”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如果离开了对教师道德现象的高度概括，如果离开了对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教育伦理学体系。”还提出了教育伦理学与教师道德思想的区别，他说:“教育伦理学同教师道德思想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师道德思想的形成早于教育伦理学，最早的教师道德思想早在古代奴隶社会就已产生。而教育伦理学的创立，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教育伦理学是……教师道德思想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古代社会虽然己有了教师道德思想，但都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
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旭光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陈本》)。《陈本》在《施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充增容，把教育过程中广泛涉及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作为教育伦理学考察的对象。该书以人格教育为逻辑起点，系统地分析了教育过程中伦理因素对教师、学生人格完善的影响，揭示了教育伦理的形成规律，探寻了教育伦理的价值，阐明了教育伦理的三条原则。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为该书作序，评价该书“具的一定的见解和特色。”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伦理学概论》(以下称《李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李本》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提出了广义教育伦理与狭义教育伦理之分。他说，广义教育伦理，即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以及社会应该赋予教育什么样的性质和目标等等。狭义的教育伦理，即教育应包括哪些内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种地位，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具有什么样品质、才能的人，作为教育工厂的工程师—教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作为受教育的学生抱什么样的学习态度等等。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李本》有两处专门回答，大同小异，他说:“教育伦理学主要以教育过程参加者的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作为道德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的教师道德现象。具体地说，就是……概括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容、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化以及教师道德行为的选择等问题。”《李本》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明显排斥了广义教育伦理，只就狭义教育伦理做出了表述。
2000年，钱焕琦、刘云林教授收罗古今中外各家学说推陈出新所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钱本》)出版。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力透纸背的新著作。是当前国内同类专著、教材中材料最新、信息量最大、可读性最强的一部书。该著有“王者”风范，大有摆开集以往研究大成开一学术新时代的大架势。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钱本》在考察了中外b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科学。”但《钱本》的内容结构大大超出了其所表述的研究对象范畴，既考察了教育伦理的实践基础、基本原则，考察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伦理规范，也考察了教育伦理评价和教育道德修养，特别是把《王本》只作为道德规范范畴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列为专章考察，在我国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关于以“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理念，体现了对西方当代教育伦理学研究新成果的借鉴。
综上所述，中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三种类型:道德教育型、教师职业道德型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型。道德教育型以b·诺曼妮和g·科蒙尔为代表，丘景尼先生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明显地受到了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的影响。这一认识，现已逐步淡出学术领域。这种“教育伦理学”，在我国已被《思想政治教育学》、《道德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所取代。第二种类型最为普遍和典型，欧美、日本、前苏联以及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檀传宝在其所著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一书中仍对这一界说给予了解析与辨护，他说:“教育伦理学是一个比教师伦理学更宽泛的概念，但就学校教育而言，这两个概念基本相似。”又说:“教师伦理学(或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育伦理智慧或教师道德及其规范的学问。就学科性质来说，它主要是一门规范和应用的伦理学。”笔者认为，这一认识虽然秉承了传统，但仍然是错误的。教育伦理学有别于教师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甚至有别于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学问。
为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作一循名求实的学理研究。伦、理二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指和美乐章中的不同节奏或旋律，强调其不可混同的实然存在性。还有一种解释，“伦者，轮也”。一辆车子有两个轮子才能运转，强调事物之间的协调。“伦者，纶也。”纶线贯穿方为布，可引申为关系。总之，“伦”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协调、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实然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主要用于指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有言:“察于人伦”。赵歧在解释孟子所谓的伦的含义时说:“伦，序……识人事之序。”东汉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也说:“伦，亲疏之比也。”在古代，人们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不可偕越的，因而孔子谓之“名分”。“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指一种实然，“理”则更向前跨进一步，具有浓厚的先验性特征。以今观之，伦理是一个客观的关系范畴，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终极依归;而不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评价、道德修养本身。因此，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其任务是解述教育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人类之间的实然、应然关系，求证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
道德不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道”者有同于“理”，春秋时谓之“道”，宋明时谓之“理”。“道德”之意不在“道”而在“德”，“德”者，“得也”。“得”有正负向度，背于“道”的负性之“得”不能谓之“德”;只有合乎“道”的正向之“得”方可谓之“德”。朱熹说:“德者，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道德是道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让人“‘得’什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一定伦理而产生何种思想和行为要求、准则、规范。具体到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可哄说教师道德不是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教师道德学的研究对象。鉴于建国以来，不曾产生“道德学”这一称谓，也不曾产生“教师道德学”这一称谓，可以约定俗成以“伦理学”和“教师伦理学”代称，但必须明白的是，这是“伦理学”的广义泛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教育伦理学中纳人了教师道德而将教育伦理学等同于教师伦理学，致使教育伦理学的主体即“伦理关系”完全被“道德要求”所取代。当前，国内也出版了一批《教师伦理学》专著、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的《教师伦理学》，虽体系迥异，但名实相符，很贴切也令读来感到亲切。其实，教师伦理是一个既有总原则又可以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多视角分类的多学科集合体。美国近来出现的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较好地体现了教师道德研究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