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文化论文范文1
1、跨国公司的SWOT分析
（1）优势。
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现代科技和创新机制，这极大的有利于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对于那些具有较强规模和资产的跨国公司，他们可以利用其品牌竞争力来冲击中国市场。
（2）劣势。
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使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发展战略面临不利因素。
（3）机会。
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当进入世贸组织之后，给跨国公司提供全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最多的消费者，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取更高的利润。
（4）威胁。
跨国公司正面临着来自于中国的国内企业和外国的竞争对手的双重威胁。由于很多国内企业已逐渐掌握了部分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使跨国公司不再占据竞争中的主导地位；而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大部分跨国公司都来自发达国家且依靠资本实力和品牌为依托，因此都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2、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环境
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理论。高语境文化指包含在语言中的信息要低于低语境文化所传承的信息，且大部分信息隐含在沟通过程中。因此，中国（高语境文化）和西方国家（低语境文化）在商务沟通中的价值取等方面都具有很大差异。
3、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监管和经济风险压力
跨国公司面临着法律和贸易壁垒的限制。如根据反垄断法，中国政府在2008年9月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集团。在经济风险方面，由于商标和版权的侵权问题日益严重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遭受利润和公司形象的双重损失。
二、根据中国环境和文化的战略调整
1、文化敏感度确认及价值维度分析
跨国经理应意识到中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因此他们必须具有文化敏感度以及避免狭隘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通过霍夫斯泰德的价值维度可以分析，首先，中国是一个高权力距离的国家，因此组织内的权利的等级制很明显。但在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是低权距国家，因此上级和下属之间地位是平等的。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中国人民厌恶风险，因此终身雇佣制很常见。而西方国家的不确定性规避较低，人们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从事流动率较高的工作。第三，中国作为高语境文化国家，更重视集体主义，因此，员工较重视成员间的相互交流。而在低语境文化的西方国家，员工之间的沟通非常少，员工更注重个人空间及个人主义的实现。第四，中国是一个高度的男权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女性的家庭观念更重，而在西方很多女性从事高层次的工作并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
2、建立基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的竞争机制和领导战略
规避政治风险的本土化战略：
（1）关系本土化。
在中国，“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能帮助其赢得中国民众和政府的信任。例如，大众汽车公司是最早在中国开展本土化研发的汽车厂商，通过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合作，将桑塔纳打造成几近100%的中国汽车。
（2）产品本土化。
产品本地化意味着跨国公司的主要产品都在中国生产或在本土采购原料，这有利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最优合作伙伴关系和供应链体系。例如，家乐福，作为世界第二大零售商，原材料在当地的采购比例已经接近90%。
（3）人力资源本土化。
跨国公司发现当地的优秀员工和经理更易了解中国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如在2004年4月，摩托罗拉和诺基亚都将以往的外派高级经理调整为当地人，这在推动人力资源本地化策略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营销本土化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制造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纯粹的利润关系过渡到战略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如IBM和联想之间的合作，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PC)活动，同时IBM持有部分联想的股票。通过这种方式，不仅IBM可以获得更低的成本并通过联想获得在中国的销售渠道，联想也可以增加品牌认知度并拓宽发展空间。
（5）研发本土化。
跨国公司不仅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而且也重视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例如，微软、诺基亚、摩托罗拉和大众在中国市场的成功都受益于技术研究的本土化。从1998年到现在，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的研究机构已经达到了120家之多。
3、建立独特的激励政策和领导策略
如果跨国公司想在中国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调整其激励制度和管理模式，因为激励政策会影响人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根据霍夫斯泰德的四个价值维度，中国是一个高权距的国家，因此经理和下属之间应建立层级清晰的等级制；高不确定性规避使跨国公司应实行长期就业制来提升员工的安全感；集体主义说明人们更强调团队合作的激励机制；男权主义意味着应建立基于传统分工的激励机制。
三、结语
跨国文化论文范文2
（一）经营特点
1、零售形式以大型超市等为主。
来到中国的跨国公司避开了我国当时发展基本成熟的百货市场形式，以中国缺乏的连锁经营形式的超级购物市场、大型家具建材市场、便利店等为主要发展形式，实现了快速扩张与快速占领制高点的目的。面前，通过几年的发展，这些行业中外资成分超过了六层，基本上成为国外企业的江山。例如：宜家家居、家乐福、沃尔玛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城市中的零售界超级标杆。
2、经营形式逐步走向独资发展。
国外零售企业刚进入中国初期以合资形式为主，当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发展成熟以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2004至2005年先后取消了对零售外资企业的数量、地域及股权限制，这些企业逐步向独资方向发展，独资、并购和已经成为外商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中的主导经营方式。2004年，英国TESCO收购乐购50%股权；2005年，英国翠丰集团收购“欧倍德”的中国业务；2006年，美国百思买控股江苏五星电器51%股权、家得宝以1亿美元收购家世界、TESCO增购乐购40%股权；百盛收购输出管理百货店；沃尔玛收购好又多；摩根斯坦利收购20个大型购物中心。这些并购案例已经举不胜举。
3、扩张趋势越来越明显。
经过初期的扩张以后，跨国零售企业站稳脚跟以后，已经迅速地在内陆地区的中小城市进行大幅度扩张。这种扩张是受到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潜力的影响，但是也带有着跑马圈地的色彩。2010年世界巨头家乐福收购了河北保龙仓法，在国内大卖场已超过100家；另一个巨头沃尔玛仅2009年就在中国开出了55家分店，分店总量已经达到了178家。大润发门店突破100家门店，直追家乐福、沃尔玛。百安居、宜家、易初莲花等也都对自己的拓展计划毫不掩饰。而且这些零售巨头在中国的业绩报告非常吸引眼球，成为这些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一枝独秀。
（二）未来发展趋势
1、国外零售企业将向高端市场进军。
一些跨国商业集团开始尝试开拓中国的高端服务市场。排名亚洲零售业第一位的乐天百货将在天津市开始其营业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的在海外首家全资分店。新店将全面引入乐天百货将最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和服务理念，包括私人导购陪购、“节点营销”等。一些专业的零售兼生产企业也逐步在我国建立高端市场如意大利LuxotticaGroupS.p.A.收购我国高档眼镜连锁企业————雪亮眼镜有限公司；而在化妆品行业与洗涤化学品行业，外资如宝洁等公司几乎控制了我国绝大部分的一线零售市场。
2、扩张并购将进一步演绎。
随着近来韩国乐天并购江苏时代、家乐福收购保龙仓，一些跨国巨头近阶段将连续以并购的形式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进行快速的扩张推进。同时，这些企业以其强大的实力将人才、市场、顾客甚至包括一些优良的本土零售企业吸走。除了增设店面、扩大版图以外，外资还玩弄股权规则。斯坦福大学基金认购1818万股苏宁电器股票，包括贝恩投资、摩根大通、大摩、华平基金等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已经占据了超过30%的股权。
3、国内外竞争将日趋白热化。
随着跨国零售企业的急速发展，本土零售企业也在快速地联合，如联华收购华联、重庆百货收购新世纪百货，银座收购东购、新华都收购闽南小超市、合肥百货收购省内四家企业等，许多本土零售业的“小舢板”已经开始成为实力强大的“联合舰队”。但是在国外企业的优势之下，我国国内本土的零售企业的生存空间将逐步被压缩，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同时，国外跨国公司在市场圈地运动结束以后，他们之间也将面临着新一轮的市场经营竞争。
二．跨国零售企业扩张对于我国经济与零售业的影响
（一）外资扩张过快导致本土零售业面临生存危机
我国传统零售业集中度低，100强的市场占有率只有一层。企业经营分散导致企业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上没有一家零售企业都够与外资零售企业相比较或者抗衡。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本土零售企业仅为10家。而现有前11位外资连锁超市在华零售额均超过200亿元；沃尔玛、家乐福的全球营业额达上千亿美元。跨国零售企业依靠其品牌、技术、物流与管理优势，大量吸引优质人才，拉走大量客源，依靠其强大市场搞交叉补贴、压价倾销。很多地方政府对于这些品牌外资企业持过于积极的态度，给予了很多本土企业无法享受到的优惠政策，给予了很多黄金地段、优惠地价与优先贷款等。这使得本土企业在他们的竞争面前危机四伏。在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之下，本土零售企业受到极大压制。上千家外资零售店开业，意味着数十万家民间小商店倒闭。上海9家外资大卖场占全市126家连锁门店数的53%，销售额的72%（2005）。“家乐福在上海开出第二家分店，方圆5公里之内，3家国有商业企业相继破产（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一些国内企业为求自保，纷纷谋求与外资合作。
（二）零售外资扩张过快对于我国经济的影响
首先，外资零售企业的绝对优势压制了国内的零售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经济安全产生影响。物资流通行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一旦外资控制我国零售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必将进一步控制整个流通行业。不仅使得本土流通企业失去了话语权，游戏规则将逐步控制在外资手中。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经常震荡，金融危机频繁出现。其次，一旦外资形成更大气候，独家垄断虽然不会出现，但是联合垄断行为的发生是非常可能的，遇到突发性危机事件，如果零售业大多控制在外商手中，国家的物资调动就会很被动。现代流通业正形成控制市场、决定生产、影响金融的能力，谁掌握了流通主渠道，实际上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零售商占据终端采购渠道的有利地位，可以凭借其相对垄断的地位，通过全球采购，能够间接或直接控制工业发展。再次，外资巨头对上游厂商的控制。我国轻工业行业竞争激烈，外资零售企业控制了我国主要的零售业制高点以后，通过其自身市场优势对国内供应商进行压制，使得国内轻工业厂商对品种、价格、质量、结算方式、供货条件等没有任何还价能力。一些大的零售企业还向供货商收促销费、进店费、店庆费等，把经营风险转嫁到供货商头上，进一步压榨广大普通加工业厂商的利润和工资，恶化工业生存状态。
三．国内本土零售企业的SWOT分析
（一）国内零售企业具有一定的本土优势
1、本土企业对于文化习惯差异的理解更加深刻。
零售企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其与消费者接触比较直接，受到销售行为以及销售人员的影响比较大。我国文化基础深厚而又独特，地广人多，文化差异又很大，不同的习俗与不同的习惯形成不同的特色。例如：食品的不同口味差异非常大，同样的食品烟酒在不同的地方销售差异巨大，销售情况迥异。在这些方面，我国的企业对于国内消费趋向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更能够形成更好的销售战略。在文化上与外资零售企业展开一拼。同时，本土企业在对价格弹性的把握上、在对人际管理的理解上具有较大优势，可以在竞争中充分利用。
2、具有本土人才的优势。
外资来到中国以后，他们都是实行了人才的本土化战略，让中国人去实行适合中国市场的经营管理战略。但是其高层管理人员还是以国外背景居多，与国内相比，国内的高层管理者更加了解中国市场与中国文化、习惯等，对于市场的反应更加有经验，有深度。国外的一些大企业进入中国以后，都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市场调查分析，而这一点本土企业不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金。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其多元化的人员背景导致沟通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本土的企业中可以避免，形成更加通畅的交流机制。但是这些优势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机制作为保证，否则不一定形成优势。
3、本土企业有着国家政策优势。
当前，很多地方政府亲睐于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企业来地方投资并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以促进区域经济档次上升。但是，随着国外零售企业垄断性格局的可能性产生，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将会产生并对于本土零售企业带来政策利好，这是可以预期的结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扶植。最终，国内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会尽全力支持民族企业的发展,采取如:给予本土优秀企业税收减免,低价租地优惠,鼓励银行向民族“朝阳”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或者提高外国超市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等措施,以缓解本土超市的竞争压力。
（二）国内零售企业目前的主要压力
1、规模压力太大。
我国的零售企业规模小，集中程度低，优质资源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般来讲，国际公认的平均拥有14家分店才能盈利的最低标准。而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在10家分店以下，少的就更少。规模效应对于企业的影响巨大，尤其是采购成本高、讨价还价的能力差，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我国企业当前资金问题严重，扩张能力不足，难以与大的跨国公司竞争。
2、企业管理水平低。
大型零售企业最大的问题规范化管理能力。我国的大多数零售企业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信息技术管理平台缺乏。从小企业发展过来的企业更是只注重市场与价格，内部管理不明确、缺乏公司发展的规划与企业鲜明的管理文化，效率低下，服务不到位，顾客满意度较低。人才匮乏，政策盲目，拍脑袋决策现象非常严重。
3、经营缺乏差异。
产品经营缺乏特色，产品结构类似。本土企业的文化优势没有发挥，一味模仿国外超市的经营模式，消费者偏好体现不显著。缺乏自己经营特色的本土零售企业在跨国巨头的竞争面前是没有出路的。
四．本土零售企业应对跨国零售巨头的策略分析
（一）快速形成规模效应
1、兼并联合。
快速地进行扩张是本土零售企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快速扩张成本较低的一种是强强联合战略，实现优势互补。当前很多企业的兼并是被动的，其实我们应该加强脚步，形成主动兼并重组，才能掌握好扩张的主动权。面前，国内的很多零售企业已经在国外企业的压力下进行了主动重组战略。如上海华联、北京西单、北京超市发三强共组北京西单华联超市；上海一百、华联、友谊和上海市物资总公司归并整合成百联集团等。
2、连锁经营。
进行扩张的另一种形式是实行当前比较成熟的连锁经营战略，充分利用企业的管理优势以及物流优势，吸引各方面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品牌的构建及扩张之中。不仅解决了资金的压力，而且能够得到较快的扩张效果。而且这种经营方式成功率高，速度快。但是特许经营的模式需要成熟的管理制度作为基础。
3、全面融资。
本土零售企业扩张中最大的问题是融资。国家不仅要加大对于民营零售企业的支持，培养品牌企业，加大贷款等支持力度。同时，要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方筹措建设资金。对重要的商业基础设施如重要商品的储备设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社会性的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市场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等加大投资力度。将流通基础设施列入各级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引导民间资本的投入，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骨干零售企业建设。
（二）学习与创新管理模式
1、认真学习国外超市成功经验。
学习跨国企业内部规范化管理模式，以及其从采购、物流到服务保障等各方面的成功做法，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素质。这是本土零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可以通过参考创新其模式，吸引其优质人才资源进入民营企业等方式，缩小管理水平与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赢得消费者。
2、与生产商联手。
学习外资零售企业出资帮助生产商改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的做法。本土企业要与生产企业利用人际与文化优势，形成共赢格局，减免供货商的入场费和上架费，与供货商、制造商保持互利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大计算机联网的投入费用,及时掌握连锁网络内部所有加盟商店的库存、销售和上架情况，加强物流管理，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实施走出去战略。
国外的企业能够走进中国，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企业也要逐步学会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还处于发展期间的一些市场中，寻求新的机遇。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创新、成长。中国零售企业可把目标锁定在印度、俄罗斯、越南、巴西等零售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市场竞争不太激烈的国家，成长成为自己的国有品牌。
（三）实施差异化经营战略
1、定位差异。
我国企业的规模小，管理成本较高，发展滞后于跨国企业，所以在定位上要避免与跨国公司形成正面冲突，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或者市场空白点，实现自己的特色扩张。当前，百货店、超级市场、精品专业店、专卖店、便利店等业态模式上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本土企业要对市场进行细分，锁定客户群体，了解消费者的偏好抢占这些消费群体。例如，上海联华对1000平方米、1500平方米、3000平方米的标准超市分别向生鲜超市、食品加强型超市、社区店转型。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反映了产品、价格、便利、服务等。
2、区域差异。
中国地域广阔复杂，市场巨大，跨国巨头虽然正在进行中西部中小城市的扩张，但是其触角不可能伸遍各个角落，本土化也将使跨国零售企业面临一段适应期，这些都为本土零售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本土零售业生在本土、长在本土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因此，选择市场缝隙，在外资不能快速进入的城市快速扩张，是未来本土零售企业市场地域差异化战略的核心所在。当前，外资没有进入到农村市场，国内企业要紧紧做好农村市场的文章，巩固这一片阵地。
（四）打造本土特色品牌
1、提高本土品牌的知名度。
实行区域渗透战略，立足于稳打稳扎，做好区域市场并逐步扩散延伸。这样做的好处是减低物流成本与供应成本，而且可以培养品牌区域知名度，巩固现有的市场空间，减少竞争对手的空间。如果配合优质的服务水平，就能够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竞争力。
2、加大创意力度，提高顾客满意度。
要提高经营管理的创意能力，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尽全力突出销售产品的“卖点”,吸引消费者,使其乐于购买,加大消费。本土零售企业要提高购物环境的舒适度，让消费者开心消费。借鉴会员制等销售方式，巩固大顾客与老顾客的忠诚度。全力打造企业文化，充分利用中西传统节日，深度挖掘节日内涵，创造消费者购物欲望。
跨国文化论文范文3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然而,较之于国际问话视野下成立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四个学科概念,也较之于在本土民族文化视野下成立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三个学科概念,比较文学的确是一个在字面上易于引起误读而产生争议的学科概念。(杨乃桥,2005:56)从汉语层面上对于比较文学的“比较”通常会产生两种误读。一种误读是把“比较文学”一词看作是偏正短语;“比较”是形容词,“文学”是名词。这样“比较文学”从字面上误读为“比较的文学”;另一种误读是把“比较文学”看成是动宾短语;“比较”被释义为动词作谓语,“文学”则是名词作宾语。这时“比较文学”就被误读为“对文学的比较”。
以上两种误读都会使我们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这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规范性发展和研究都有着极大负面影响。例如:把表面上看来具有相似性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进行类比,就是我们常说的把两张皮生硬的贴在一起进行简单的肤浅的比附。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来看,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派给了它不同定义。主要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法国是比较文学的创生地,法国学派在哲学上崇尚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偏重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比较文学下定义。较早给出比较文学定义的学者是梵•第根。他在其《文学比较论》中为比较文学作了描述性的定义。他认为比较文学基于来源不同事实的采纳,在方法上要求比较文学必须是在文献学与考据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上展开,拒斥没有事实联系的纯粹的美学评价,比较文学研究是跨两种以上语言,研究文学现象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影响研究。而美国学派推崇的则是平行研究,1962年美国学界出版了第一部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观点》,该论文集载有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公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雷马克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美国学派的观点,对比较文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特定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也是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些知识和信仰领域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理事、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杨乃桥,2005:70)如果说法国学派及影响研究注重考察各种文学现象的实证关系,那么美国学派及平行研究强调的则是没有明确的渊源关系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研究。(杨乃桥,2005:181)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已归属于比较文学下的两种研究方法。
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从翻译的发展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翻译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译本本身进行研究。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译本本身的文本内研究,同时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正如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Howshouldwetranslate,whatisacorrecttranslation?)———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Whatdotranslationsdo,howdotheycirculateintheworldande-licitresponse?)……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翻译研究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p#分页标题#e#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此随着文学全球化的进程,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对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翻译问题进行研究。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一样,比较文学也是在文学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以语言-地域为界定标准的“民族文学”概念构成了挑战,而比较文学则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至此,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概念首次对各自为阵的、“孤立主义”的民族文学提出了异议。(杨乃桥,2005:2)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都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也同样被放置到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下来研究。因此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渊源早在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介于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杨乃桥,2005:80)而这里指的关系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研究是指对两种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的研究,而这种关系必须建基于文献学和考据学之上的材料事实来证明,这就是起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美学价值关系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方法论上所倡导的。即把历史上没有材料事实关系的两种国别文学或两种民族文学视为人类审美文化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的价值结构中去追寻两者之间的共同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是指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有着在系统上和结构上不可切断的学理关系。这种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理亲缘关系也是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客体。显然前两种在研究时都会不可避免涉及到跨国别、跨民族,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时翻译作为媒介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多数情况下比较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有时我们会发现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不仅仅是扮演着媒介的角色,因为有些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的研究是直接由翻译行为引起的。
例如:“五四”时期为了唤醒国内民众,大兴洋务,梁启超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他们当时翻译小说过程中就根据当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作了大量的删改。因此这些翻译小说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他们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是通过这种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翻译来实现的。实际上由于不同语言的语法、句法、表达习惯、词汇都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只要是翻译,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都会存在一定的改写,都无法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原文。于是在研究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时就必须对其翻译进行研究。综上所述,由于翻译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不仅作为媒介存在,而且比较文学在研究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时也必须对其翻译进行研究,因此大多数学者便将翻译研究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内。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这只能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的领域有交叉的地方。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曾在她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一书中这样说道“当比较文学为它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存在而争论时,翻译研究已经大胆的声明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翻译研究工作的影响力和张力已经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支持。”(笔者译,见原文:Ascomparativeliteraturecon-tinuestoargueaboutwhetheritcanbeconsideredadisciplineorno,ttranslationstudiesstatesboldlythatitisadiscipline,andthestrengthandenergyoftheworkinthefieldworld-wideseemtoconfirmandassertion.Su-sanBassnet,t1993:160)既然翻译研究早于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而后产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怎么能将翻译研究囊括其中呢?谢天振老师在他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就把翻译研究归属到比较文学研究名下。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的翻译研究不一样,它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却不尽相同……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研究其实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其评论优劣,它把翻译现象中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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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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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学思想研究与当代文论建构
传统文学思想与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在理论界是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无论是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还是致力于当代文论建构的学者都要对这个基本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视域之下，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展开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定位？与几年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理论焦虑”现象相比，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试图以具体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建设夯实根基，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发出更加坚实有力的声音。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既有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具体的个案研究；既有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清理，又有开掘理论研究新视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会场讨论的程正民教授谈到的感受：过去谈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则有了丰富的实践成果。
（一）考镜源流，彰显传统理论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在《〈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一文中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认为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他指出，研究者们关注中国文学的“情”的传统，却忽略了中华古文论中“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刘勰所提出的从“物感”论到“情观”论，恰好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因此，研究者应对刘勰的“物以情观”的理论以更多的关注。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在《蜂腰论》一文中认为“蜂腰”应以《文镜秘府论》的解释为准，蜂腰为什么是病犯，是考虑到句中节奏点。永明诗人提出蜂腰，诗作又犯蜂腰，是因为声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规则从理论的提出到创作中实际运用有一个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教授在《唐宋类书“文部”的文献文体学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书瀛教授在《关于“评点”》一文中认为，“评点”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典型形态和主要样式之一；通过对评点源流、理论形态特征、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认为“评点”这种批评方式最切合中国人把握对象、感受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教授在论文《“选官”与“选佛”》中探讨了士林与禅林的风习的交相影响，并重点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贡举中形成的文人集团的组织形式是受了禅家“选佛”机制的启发，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诗论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选官与禅僧选佛交相影响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在《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转变》一文中对高启的诗学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入明之后，其诗学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格、意、趣的兼顾，表现在创作上则是台阁诗与咏怀诗的兼顾。但由于明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其诗学理想与创作实践同归于失落。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教授在《“绮靡”解》中认为：陆机《文赋》中所说“绮靡”是指诗歌声律而言；“诗缘情而绮靡”实际上承袭了儒家对诗歌的一贯看法；后世学人对“绮靡”的种种指责其实是一种误会。北京师范大学姚爱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当中认为王夫之在评语中提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但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文学理论基础的建构和文化血脉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北京语言大学郭鹏教授在《论“邵康节体”》一文中探讨了“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从开始确立到流传的过程，辨析了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安庆师范学院方锡球教授认为明代中后期，唐诗学研究出现大量论争，最著者乃是“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优劣”等争议。在这些论争中，包含艺术理想范型与诗歌高潮、范型与诗歌衰落的关系，关涉“诗变”问题。
（二）理论话语资源的重新审视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球教授在《“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陈世骧的中国文学史论，对“抒情传统”的提出背景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关注的是，本篇论文以翔实的资料展现出陈世骧站在中西比较的角度来阐明自己观点的文化立场，已经表现出那一代学人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时，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我意识和努力。他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陈世骧“抒情传统”的论断在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时，仍有不小的理论阐释空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试图激活传统文论中的“感兴”传统，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代文学研究拓展阐释空间。他认为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这些来自古典传统的批评术语，都要回到“感兴”。他提出要把感兴和修辞论结合起来，即：感兴修辞，以弥补中国现代文论术语缺乏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从道器角度观察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知识建构》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要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p#分页标题#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的吴子林副编审以历史主义的精神透视、辨析了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和“《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两个诗学命题，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诗学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诗学思想与其说是“实用”的或“功利主义”的，毋宁说是重视自我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中国社科院彭亚非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哲思文化，正是中国哲思文化与智慧文化特有的终极追问意识，影响了乃至决定了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特有本性。这一特有本性与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文构示意性叙事形式的结合，便形成了中国文学理念中相应的感知、意会的诗歌接受与阐释传统。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则从中国文论及艺术理论中发掘中国美学中的生命感及空间感。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物色”范畴以及“气化”思想，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特征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北京师范大学程正民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野，通过国际交流，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世界文论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显中国文艺思想的独特价值、地位影响。他着重介绍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论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西南大学代迅教授认为中国的文论研究要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跨文化资源，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于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辽宁大学的高楠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终着眼于从文学经验的维度出发来进行理论的阐发和开拓。北京师范大学毛峰教授则借鉴了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来探讨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的黄卓越教授在《批评史、文论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称的“文论史”的概念中，应当关注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史”概念的独特性，这源于批评史的概念在提出时所注入的特定内涵。由此可见，文论史的概念不仅不能全部囊括批评史的意义，而且二者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裂隙与紧张。通过对文论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论之后”的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因此黄卓越教授将批评史、文论史两个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及其转换的重要命题。
（三）方法论的阐释与反思
作为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探索而提出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对“文化诗学”这一理论方法的来源和走向进行了梳理和阐发。在《论“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一文中，李春青教授指出：“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独特阐释理念与方法。它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追溯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并使这种传统活跃在现当代的理论阐释系统之中，这一点成为“文化诗学”这一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命题的要旨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提出“诗学”的概念应该重新进行清理，即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探讨其阐释背景和理论规定性。叶舒宪教授提醒学者们要谨慎使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现象做概念化的图解。他提出了四重证据的研究方法。第一重证据是四库全书等传世文献；王国维把地下挖掘出来的甲骨即甲骨文叫做第二重证据；第三重是联合国命名的口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四重是地下新发现的考古学物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方喜教授也认为，“文化诗学”的概念需要澄清，但他强调这个概念不必跟西方文论中的“文化诗学”对应起来，因为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存在，而且应该有它独特的理论内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胡继华教授认为，方法论蕴含着学术伦理，体现出建构意识，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支配着对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场。
除了方法论的探讨之外，还有一批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李衍柱教授谈到了审美视野观照下的的《大秦帝国》并论述了杂文学观、纯文学观、大文学观的互动与转换。北京师范大学陈太胜教授在《叶公超的现代诗学与新旧诗之争》一文指出，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新诗能够与中国古诗相媲美的不是它的吟唱性，而是基于“说话的语调”为基础的对现代生活的切入与表现。北京师范大学李怡教授试图用“民国机制”来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框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唐晓敏教授探讨了从韩愈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梁淑媛教授对台湾鸾堂劝化赋及其内容进行了分析；台湾政治大学的侯雅文教授以李梦阳诗学为例，讨论了和同文化与中国古典诗学之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唐宏峰讨论了晚清小说中的风景描写问题。此外，山西大学郑伟《郑玄、郑樵〈诗学〉比较论》、北京舞蹈学院吴海清《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彭民权《话语建构与政治言说中的文学——论〈淮南子〉对〈庄子〉的接受》等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二海外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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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散；华裔美国文学、文化归属
一、文学视角下“流散现象”的含义
“流散现象”是近百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造就了流散写作的诞生。流散或散居（diaspor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diaspeir，意思是“离散”或“散落”（speir: scattering），原是植物学名词，描述植物种子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的散布。后来有人借用以描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种族（或人种）在较大范围内的迁徙移居现象（如犹太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散居族裔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适应、冲突和融合等问题。（引自张冲：2007）依据“流散”的含义，是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边缘的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多元文化的推动下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散”视角下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之所以方兴未艾，其一体现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华裔美国文学处于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交叉研究之列；其二华裔美国文学自身位置的边缘化与美国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异使得华裔美国文学能够挑战主流文化与霸权文化，为赢得华人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因此，流散视角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成为热门课题。
二、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的文化归属研究-----以汤亭亭、谭恩美和赵健秀为例
1.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面上课题《流散视角下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512146
在美国定居的华人移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从旧中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淘金热”的出现而赴美并在那里定居的大陆移民及其后代。另一部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他们的外貌、语言、文化、习俗都与白种人大不相同，因此始终没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纳并认同。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是少数民族，基本丧失了话语权。这些流散者尽管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白人的认可，因此，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一方面渴望完全融入主流文化之中，结束漂泊不定的无根状态；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处又渴望保持自己华人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这些华人流散者在身份与文化的认同上陷入一种困惑与尴尬的境地。
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华人作家已经开始构思利用自己独特身份表达自己的心声，如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该书详尽地叙述华人在美的生活，巨细无遗地讲述如何料理中国菜、中国生活习俗等细节，整部书扮演的是人文资讯的提供者，，因而这部小说取悦了美国人的阅读口味，迎合了他们对异国风俗、人文及食物的好奇心，故而博得了美国人的好感。在美国人眼里，黄玉雪这样的“顺民”就被立为华裔的榜样。其实黄玉雪在作品中对华裔的形象进行了正面的宣传，她这样做只是为了顺利地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然而，该小说却被美国主流文化当作奇异文化的样本来赏玩。同时代的自传体华裔小说所宣扬的华人形象虽然取悦了美国人的猎奇心理，但是正是这种东西方的差异使得中国人在美国人眼中变得形象“刻板”和“模式化”，被更多的读者 (接受者) 贴上了“劣等”的标签。
2. 20世纪70年代后的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归属研究
1. 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特征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开始涌现出一批书写华人历史与情感以及展示两代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冲突的华裔作家群。他们是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出生于美国，受到美国的良好教育，因为父母影响而又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凭借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优势，以其特殊的选材与视角介入美国主流文化的话题，这些华裔作家中，其影响力较大的有汤亭亭、谭恩美和赵健秀。
2.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归属研究
2.1汤亭亭作品中的文化归属特征及其代表作《女勇士》
汤亭亭的写作身份是第二代美国移民，他们的心理特征是迫切希望得到美国白种人的认同。一方面，由于他们与白种人接受同样的教育，自认为是美国人；另一方面，由于父母与自己的华裔身份而感到苦恼与困惑，没有归属感。于是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种身份的疏离成分。《女勇士》是汤亭亭的代表作，她通过使用中国文化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名著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有的读者从中国文化角度审视这部作品，认为此书有篡改中国传统文化之嫌。但是我们有只要分析一下汤亭亭这位作家的写作背景也许这种嫌疑不攻自破。由于作者出生在美国，成长于美国，接受的是美国西式教育，远离中国本土文化，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者并没有接受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教育，汤氏的中国文化知识来源于母亲口头民间故事的叙述和广泛意义对中国文化的阅读，然而这些知识有时并非准确。因此，她只能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她所想象的中国生活。再者，汤亭亭本人也承认既然小说是文学作品，那么它们难免就会涉及到根据作者写作的需要而有关虚构的问题。
《女勇士》主要叙事策略是讲故事（talk-story）。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将个人生活经验和中国历史传说、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及传统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去反映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精神和物质上的寻求和探索。《女勇士》中汤亭亭创造性地将男扮女装驰骋疆场的花木兰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比方说，男扮女装驰骋疆场的花木兰是历史真实，而母亲在她背上刻写了“保家卫国”的字句，背上刻字的细节肯定与中国历史不符，但她想揭示的是早期的华人移民，当她们母亲相送她们时都有要他们勿忘国家、牢记家人的经历。从这一点说，花木兰所代表的美国华人的故事又是可信的。第二代美籍华人在自己生命的意识中必须要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语境，生活的需要和生存的现实使他们感受到被认同于西方文化的必要。小说中母亲的形象往往被冠以“他者”，因为她们的价值观念和作者本人是格格不入的，而小说的结尾，“我”长大后越过岁月的长河回顾母亲艰苦奋斗的一生，爱与理解才取代了“我”当年的不满与愤恨。究其原因，两代人的冲突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华裔美国人只选择其一而摒弃另一种文化与价值观都是片面的。唯一的途径是两种文化的共融，将处于两个世界的无归属状态转化为连接两个世界的力量，这就是多元文化中作者的归属问题。在《女勇士》中，汤亭亭本人就扮演一个渴望用写作去影响和改变美国社会对华人歧视、误解和排斥的一位“女勇士”。#p#分页标题#e#
.2 谭恩美作品中的文化归属特征及其代表作《喜福会》
谭恩美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对第一代移民母亲与其土生土长的女儿关系的关注，其二是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探寻。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通过母女关系的矛盾、理解与融合，展现文化冲突的对立与交融，借此回答华裔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文化身份问题。谭恩美的小说中正是其借助母女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冲突和融合的历程，杂蹂了加诸母女身上的中西方文化的诸多元素，在文本效果上，引发了对独特华裔属性的研究。谭恩美所经历的时代正是倡导多元文化的当代美国。母亲属于第一代移民，而谭恩美是第二代移民，生长在美国，没有母亲那种坚定的中国信念，中国情结，所以谭恩美在美国成长的少年时代常常伴随着文化身份上难以定位的痛苦。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自1989年在美国问世以来，多次获得部级大奖。小说着重描绘了四位中国母亲与四位完全美国化了的女儿之间由于中西方文化观念相互撞击而产生的矛盾，从矛盾的产生到激化再到矛盾的消除过程中母女的心路历程。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巧妙利用“打麻将”的程序编排，结构类似中国传统的章回体结构。而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如《西游记》和《水浒传》正是如此结构。整个故事结构次递循环，有始有终，大环套小环，是一个完美的圆形结构。《喜福会》这部小说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性与民族文化精神，这里的文化精神包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小说中母亲这一代人在背井离乡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打上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烙印，她们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因此她们难以脱胎换骨地被异域文化所同化。她们身上保存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积淀和对故土文化的深深眷恋。在美国的土地上，四个中国母亲用各自“心灵的沧桑”，总是想把自己的“美国女儿”塑造成“中国风景”，而美国的上壤毕竟是美国的土壤，无论中国母亲怎样努力，女儿们最终还是要长成美国式的。美国女儿们认为她们是地道的美国人，她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所受教育完全不同于她们的母亲。女儿极力融入主流社会，却由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感受到自己与这个白人社会之间无法消除的距离。这一两难境地在心理和情感上为她们带来痛苦，造成了她们不同程度的精神或主体分裂。小说中的女儿们多是在母亲晚年时才终于达成和解，种种冲突和矛盾也都得到了融合，双重文化较力的痛苦也渐渐愈合，文化的理解使得女儿身上的美国性和中国性实现了统一，两个分裂的自我合二为一了。
2.3 赵健秀作品中的文化归属特征及其代表作《唐老鸭》
华裔女作家在美国文学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赵健秀这位出生在加州的第五代华裔美国男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曾在华人办的中文学校读过书，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了解。赵健秀曾在《哎---咿！》中指出汤亭亭创造性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一个“独特性”的好范例。但在《大哎---咿！》他重点批评了汤亭亭，提出华裔作家绝对不应该让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变形。同时以华人英雄男子汉形象来对抗华裔女作家中华人男子气概的缺失以及白人作家对华人男子的丑化。
1991年赵健秀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唐老鸭》（Donald Duck ），小说也如汤亭亭一样创造性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将美国种族歧视的现实、早期华工在美修建铁路这段曾被美国白人歪曲的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与华人习俗结合起来。他借助一个11岁小男孩唐纳德.杜（Donald Duck）由于他的名字和卡通明星唐老鸭谐音，因此遭到同学们的讥笑。他曾对自己的名字和中国血统而感到怨恨，不认同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但是在春节期间对他突然对自己华人身份的态度发生很大的转变。小说中用108盏飞机烟花灯代表了《水浒传》中108位罗宾汉式的英雄。而且小说的结尾寓意深刻，唐纳德一家在元宵节把108架飞机都送上了天，在唐纳德亲手放飞了他自己补做的“李逵”号时，发现父亲在机体上画上了那美国人人皆知的唐老鸭。父亲曾经说过做美国人不一定要放弃做华人，把两种语言、文化、价值观念融合在一起就是融合了两个世界的力量，那么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华裔美国人应该具有比任何纯粹意义上的美国人都要强。书中作者要宣扬的是中华男儿的英雄主义。因为在同时代的华裔美国女作家的作品中男性形象基本不是缺失就是缺乏男子汉的英雄气概，因此，赵氏的作品着力弥补了华裔男性形象的不足，目的是彻底改变华裔男性在美国人眼中的胆怯、懦弱形象。事实上，华裔美国文学的作品的确有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倡华裔美国作家的绝对独立或绝对继承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由于自幼所生长的环境和所受教育，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基础也是独特的。因此，任何一位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归属都具有两种文化的深刻烙印。
三、流散视角下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归属特征
四、一定意义上,散居族裔身份的形成与界定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寻根”,是对人类历史上种族迁移、冲突、共生和融合的反思,是跨民族、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散居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性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传统中国文化在华裔的作品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符号, 其作用更像是为了表示作者的族裔特点, 而并不代表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典型的例子就是赵健秀笔下的关公和汤亭亭笔下的木兰。中国文化被华裔作家用来颠覆美国大众文化中对华人的脸谱化形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公和木兰,在华裔作品中是建立在华裔在美国语境中耳濡目染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之上的, 其中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被消解, 在美国语境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不能简单地把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符号看作是华裔作家与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在华裔作品中更多地是一种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文化符号，而不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双重文化身份的统一。#p#分页标题#e#
参考文献：
1.崔少元.汤亭亭采访录，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陈爱敏.流散者的困惑---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解读，外语与外语教学[J].2006，12
3.方艳芝.中国景象的异域书写,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D].2008
4.吴冰.20世纪兴起的亚裔美国文学，汪义群.英美文学研究论丛[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跨国文化论文范文7
关键词：“互联网+”;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能力培养
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对外交流不断加强，过境贸易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时代、新形势要求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为国际贸易培养优秀的人才，需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改革旧的教育模式，改变传统教学理念，进一步使高校教育与网络化和信息化接轨，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使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培养出英语功底好、商务知识扎实、外交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这对高校教师移动化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赋予了教师更艰巨的任务。“互联网+”为高校商务英语教学提供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促成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移动化教学模式，最终推动了以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为理念的高校商务英语教学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市场化方向的进一步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
“互联网+”战略由总理于2015年3月提出，主要内涵是整合互联网技术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而互联网技术已经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更能突显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意义。“互联网+”时代标志商务英语的教育模式开启了新的纪元，培养英语交际能力强、商务基础知识稳固、经济贸易和管理等理论知识熟识、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商业交往的国际综合型人才，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跨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专业的理论体系、培养目标及教学科研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对跨文化商务英语教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尤其对以往研究之不足进行简要评析。商务英语教学使学生不能单纯地满足于对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及主体价值观念的了解，除此之外，必须对交际对方的职业文化、个体差异有所了解，了解其他文化的总体经济状况。商务英语专业要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有必要通过科学论证、精心设计，建立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
二、“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1.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目前，部分高校教师一心扑在论文和科研上，他们更注重的是职称评定和课题研究，这就导致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和科研成果上，没有多余精力运用互联网对学生进行移动化教学指导。这种在教学态度上不够重视是问题的根源，是目前需要改善的首要环节。例如，一些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认真钻研，，导致几年下来部分同学能写出相关论文，却不能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没有真正的跨国交往能力，缺乏商务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缺少真正的实用性人才，这些都需引起教育行业警惕。另外，还有一些年长的教师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根粉笔书写整个课堂，不愿意学习并使用互联网的相关知识，导致课堂教学呆板落后。2.教学目标不够明确。作为一门综合型专业，商务英语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为国家培养既精通商务知识又能够灵活运用语言的应用型人才，而不只是研究型人才。因此，如果仅教会学生关于商务英语的理论知识，培养出来的更像是英语专业的人才，而不是跨专业学科的综合型商务人才。教师除了讲述专业知识，还应教会学生具体的应用方法，能够将商务知识学以致用，用精通的商务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解决真实的商务问题，这样才能使教学目标得以真正实现。3.教学方法不够恰当。“互联网+”时代是呼唤新事物的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移动化购物中心——各种电商平台；衍生出移动化支付方式——在线支付；创造出移动化交通工具——共享单车，这些都离不开先进技术和恰当方式的综合运用。在教学中，多媒体信息技术作为教育行业最关键的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广泛恰当应用。在商务英语的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并没有打破传统教学系统限制，教学媒介采用网络下载的现成的教学设计和课件，笼统地接受和运用在教学中甚至将多媒体当成讲述英文单词的“电子词典”，网络中单词的发音、意思、例句一览无余，减轻了教师的备课负担甚至成为投机取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导致学生学习时一味敷衍，无法深刻记忆。4.缺乏优秀的教学资源。首先，商务英语方向的优秀教材并不多，配套的教学资源有限，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部分教师虽然学历较高，专业技术知识较扎实，但由于缺乏授课经验，不懂得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是系统、片面地按照互联网上的内容进行讲解演示，导致讲授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照本宣科，课程重点不够明确，没有主次，知识不能连成体系，学生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课堂内容，不会举一反三。例如，个别短语和语法不能结合真实的商务背景进行分析举例，导致学生无法运用到实际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三、“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的策略
1.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完备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较强的语言能力、过硬的实践操作能力是教师最宝贵的财富，是教学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因此，教师应多参与各种培训，多听优秀教师的公开课，不断地学习积累先进的教学经验，结合实际，试着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实现自我提升。在“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的移动化教学中，教师首先应具备较强的国际交流能力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精通商务英语专业知识，了解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属性特点才能顺应时代的需求，把自己储备的知识用高科技手段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培养学生的跨国交际能力。2.端正教学态度。为祖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跨国商务交际人才是每一位商务英语教师永恒的追求。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应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以传道授业为己任，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摸索，将商务英语这门新兴的专业了解透彻，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紧密结合，为培养应用型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将教育事业作为自己一生无悔的选择和光荣的使命，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收获充实与快乐。3.注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知识讲授、小组讨论、商务案例分析，这些惯用的教学方法常常出现在课堂中。循规蹈矩的教学方式往往使课堂失去活力，变得沉闷，学生被动地接受课堂上的一切。“互联网+”时代，移动化的商务英语教学可以采取师生互换角色的教学模式，由教师讲解知识变成学生主动学习知识，做好课前预习和准备工作，将预习中遇到的困难记录下来，等待课堂上师生共同解决，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踊跃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一来，学生刷新了存在感，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借助移动互联网，教师可以轻松地实现课堂转换，将主动权交还给学生，由教师传输知识转变为学生输入知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教师可以利用班级管理APP或者微课视频在网络上布置学习任务，相关通知，设置模拟测试，记录课堂表现和平时成绩，实行“智慧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网络平台上自觉主动地完成任务。也可以小组进行团队合作，比一比看哪组最先完成并提交。教师可以线上进行查阅批改，及时发现学生在完成任务中遇到的难题，集中讲述，及时解决，还可以为表现突出的小组点赞、发放礼品，让他们在APP中为全班同学演示操作方法，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轻而易举地掌握商务知识。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同，每个单词的词性、意义、用法也不同，同一个知识点对不同的学生来说理解也是不同的。只有将学习的主动权放在学生手中，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移动化教学模式，才能将每个知识点细化，渗透在网络课程中，让学生在APP中愉快而高效地学习。4.学会资源共享。商务英语专业要求学生既具备英语专业的语言能力，又具备商务专业的实践能力。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时，英语的语音、语法、听说读写、商务英语常用表达方式都是重点；在锻炼实践能力时，结合外国文学文化概况、世界经济学、国际营销与贸易等跨国跨领域的课程，这对商务英语教师来说无疑是巨大挑战。许多学校因教学资源的缺乏而导致课程和资料不够完善，某些课程一直空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利用“互联网+”时代移动化教学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共享各高校的优秀教材和教学设计，通过线上参与观看、线下研究讨论的方式解决教材缺乏、资源不足的难题。另外，高校借助互联网能使商务英语课程的设置更加合理完善，使学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课程体验。5.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实践能力是商务英语教学中的难点，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是成为优秀的商务英语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能力。有时能与学校进行合作的企业数量并不充足，商务英语教师无法一一指导每一位学生进行实践，也不可能在每一个学生参与实践时陪伴指导。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克服客观条件上的艰难，运用移动化教学手段与各个企业取得联系，进行商务情景模拟，让全体学生参与到真实的商务活动中。这样既进行了商务英语的教学，又提升了教师和学生的综合能力，还节约了企业资源成本，让企业导师和商务英语教师可以同时指导全班的学生。“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教学更加快捷高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结束语
“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教师具备互联网移动化教学能力，解决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大数据的应用背景下，教师实现课堂模式的转变，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学生积极主动地挖掘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信息。云计算的技术解决方案提高了课堂管理效率，减轻了教师的负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互联网+”时代移动化教学能力是时代的要求，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也是教育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教师移动化教学能力的提高，对商务英语教学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魏黎，王月.“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专业建设新路径[J].滁州学院学报，2018
[2]王天枝.互联网语境下的商务英语笔译教学——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J].韶关学院学报，2018
跨国文化论文范文8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p#分页标题#e#
二、“平行—贯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个领域。为此，他发表了《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6]、《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7]、《异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8]等论文，并在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中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人类关怀”、“全球化：世界文学的总体形成”、“世界总体文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式选择模式”等章节。这些总体性的探索显然不是“X比Y”式的两项或两极对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项、多极的旁征博引的比较研究才能承担。在比较文学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运用最广，由于它常常只涉及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被称为“X比Y”模式。不少比较文学专家对这种模式批评多于认同。比如季羡林就认为：“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9]钱钟书对平行比较也充满担忧：“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得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10]平行研究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比较文学不需要这种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人们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将平行研究机械化、简单化成为两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简单比附，缺乏问题意识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国、多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自然让这种“X比Y”模式无能为力，而世界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则更让它束手无策了。钱钟书不仅在语言上揶揄这种平行比较，他更是用实际行动为超越这种“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远正是以他的《管锥编》为范本，提炼出一种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贯通”法。[11]
王向远发现，《管锥编》在论及古今中外的文学时，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较，它们更多是把多种文学现象连缀在一起，不做过多的展开和发挥，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比较”类似于修辞学上的“排比”，即用一连串相关和类似的材料来反复强化和凸显同一主题、同一观点或同一结论。这些材料本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一般没有事实联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议题下把它们摆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各条例证材料之间就能相互显发，有了密切关联。通常的“平行比较”常常流于“X比Y”式的两相比较，而《管锥编》运用的则是“X1∶X2∶X3∶X4∶X5……”这样的多项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较”只是说明被比较双方的“异”和“同”，而钱钟书先生的多项式“排比”却不是简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发现和呈现隐含于这些材料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在材料例证的连缀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凿附会，流于皮相之见，而钱钟书的将古今中外汇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上下贯穿、左右相连的“平行贯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材料，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认同感，而作者的观点也就自然呈现，有时无需多费一词，便有很强的说服力。[12]在《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后记中，胡良桂表达了对《管锥编》的敬意，“原计划这是一部百多万字的多卷本，很想写成像钱钟书《管锥编》那样———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类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皇皇巨册。”[13]虽然该著作的规模离《管锥编》还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确实深得《管锥编》的神髓，比如在寻找世界文学的规律时，它同样将“平行—贯通”法运用得自然和充分。不过，钱钟书偏爱于静态的案例类比，不喜做理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胡良桂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时，他认为“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14]
为了避免静态类比的不足，胡良桂不仅继承了《管锥编》的“平行—贯通”法，而且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学理上对多种世界性文学现象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不妨以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变轨迹与基本特点”的探索为例[15]，从中可以看出胡良桂确实拥有宏阔的视野、丰富的学识和出众的理论建构能力。胡良桂首先提出了“20世纪世界文学观”，即从宏观上来关照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其次，他从这种“世界文学观”出发，通过审视拉丁美洲文学、日本文学、法国文学、苏联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寻求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化轨迹。第三，从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中，他再次提炼出20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主观内倾化、非人化、理性化、没落化、分析综合化、方法的变革与艺术上的发明。最后，他理性思索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局限和问题。尽管钱钟书惯用的浑然天成的“平行—贯通”法远比一般的“X比Y”模式优良很多，但长时间以来，鲜有比较文学理论家发现它。王向远虽然发现并且推介了这种方法，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此“X比Y”模式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成为平行研究的主流。其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很多“比较文学学者”缺乏足够的“世界眼光”，也缺乏横跨和驾驭多国文学的能力。所以说，胡良桂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把握，尽管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但显然是比较成功的，其“比较方法”不露痕迹的运用，更是一种境界。#p#分页标题#e#
三、世界眼光：张扬比较文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