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范例

作者：石贤光 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当前，在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几乎都以教师讲授为主，普遍存在重理论课、轻实践课;重主动讲授、轻理论应用的现象。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大量用到数学与统计学知识，较多地偏于理论方法的证明，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计量经济学课程学习压力大，困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加上现有计量经济学教材的呈现方式基本上都是先介绍理论和理论的推导，再介绍理论的应用，而且往往重点在理论的介绍和推导。由于理论分析和推导对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讲过于烦琐，会让学生对学习计量经济学产生恐惧和厌烦。再者，这样的呈现方式会让学生误以为一定要把理论弄清楚，才能往下学习如何应用，导致有不少学生被理论困扰，花了大量时间，继而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失去了信心和兴趣。《计量经济学》课程目标是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研究的最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方法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所以，教学要重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基本应用，尽量减少或简化烦琐的数学推导，要强调实际的经济背景，增加实际案例。［1］本文结合教材教学内容“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以河南省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分析为例，试论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模型的融入。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与经济理论的结合

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学与经济学三者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但归根结底是一门经济学科。因此，教学过程中理论模型的建立必须始终以经济理论为基础。

1.确定模型包含的变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将能源资源内生化为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技术进步之外的又一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故模型包含的变量设定为资本存量、劳动力、能源消费总量和技术进步。

2.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确定模型数学形式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利用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成果;二是根据样本数据做出的变量关系图;三是选择可能的形式试模拟。［2］目前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它是由柯布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P.H.道格拉斯共同研究提出的，该模型在定量分析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贡献率的研究中，应用极为广泛。本研究可以利用该理论成果，将模型设定为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Y=AKαLβEγeμ(1)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A表示综合生产力，代表技术进步;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E为能源消费量;α、β、γ分别表示各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数据的经济学意义，本文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模型:LnY=LnA+αLnK+βLnL+γLnE+μ(2)

二、样本数据收集

摘要：为实现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开展国家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分析，研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变革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家转型；宏观经济理论；政策演变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水平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进程当中，并且在最快的速度发展到了繁荣的时期。在当前国家实现发展和转型的大环境下，国家出台的各项经济体制也在同步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不断变革，从而探索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将其始终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沿着当前国家转型的发展脉络，关于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极为重要的问题逐渐凸显：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其宏观经济上的调控是怎样的；人们应当如何理解当前宏观经济理论，并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如何实现在宏观角度上对经济的整体调控和转变等。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重要程度不断提高，而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会决定着国家未来主要的助力方向。长期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正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当中存在的研究内容过于宽泛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严密性不足的问题。正是由于上述两种主要问题的存在，才使得当前与宏观经济理论相关的研究不足以支撑国家转型所需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开展国家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演变分析研究。

一、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理论解读

在社会经济及其附属产业不断发生变革的背景下，经济新增长理论在市场内兴起，经济动态均衡理论在其所属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截至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理论。要实现基于此种社会大环境下的国家经济稳定建设，对此，有关金融行业专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针对市场经济现状，进行了宏观经济发展理论假设的提出：此过程是一个社会群体产出滞后到产出高效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人口转型、工业发展形势变革，产业经济将呈现一种动态化变革趋势，而此时，仅按照常规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经济产出的阐述与解释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在对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度解读中发现，解读的过程不仅要阐述长此以往经济的停滞状态，也要解释与经济相关产业的结构变迁，因此，对于此方面的描述可以从经济长期停滞层面入手。一方面，可以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属于国家的“分内之事”，是为了推进新中国到来的必然性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宏观经济效应的产生与“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与假说呈现对接。当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学者提出了此假说后，产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也就此浮出水面。综合现如今的研究成果，造成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生产技术落后、人口数量增长比率与人均产出呈现一种反比例关系、土地资源开发的不完善或对现有国土资源利用得不充分。而提出的因素也恰好印证了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形式化宏观经济发展下，社会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更新、国家多次了人口增长鼓励政策、了土地资源规划方案与执行标准参照文件。总之，只有在满足了上述提出的多个因素正向发展要求，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发展需求。

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变革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市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不断发生变革，与之相关的经济指导文件与产业发展方案也越发完善，尽管这一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干预到了国家经济的宏观环境。其中受到影响最为显著的市场经济要素为“通货”，通货膨胀是每个国家均要考虑的问题，当居民群体的工资与收入持续增长后，为了维持日常生计，市场哄抬物价。一旦这一过程出现失衡问题，便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甚至会出现“经济攀比”的问题，这些问题均是由于增长率的差异性与增长不确定性导致的。与通货膨胀对应的现象为通货收缩，针对此方面的研究需要从需求角度出发，当群体端需求与市场前端需求不匹配时，市场整体价格下跌，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运营将出现障碍，最终影响到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

作者：朱富强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一、引言

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源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提炼，并且与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注重社会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经济学；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中后期，经济学逐渐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并与道德哲学相分离，从而逐渐发展成一门非价值取向的并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受到了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以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革命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注重演绎分析，并开始大量使用数理逻辑。同时，纯理论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从“应该是什么”转向了“是什么”，相应地就促进了实证主义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壮大，乃至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取代了旧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计量经济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实的归纳法，科学命题可以且应该被经验证实，从而科学应统一于物理学；从这个角度上说，只有实证方法才是科学的，其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将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外而充满了价值观，从而是不科学的；二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具体问题而没有构建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是含糊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崇尚价值无涉而批判和摒弃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这里的判断逻辑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无法对任何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科学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学说具有价值倾向而否定它。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衷于应用所谓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发表了一篇篇“求新求异”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优化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偏重于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现象解释、事件预测还是实践指导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以致有人将经济学的性质也作了蜕化理解。其实，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理论上都已经过时了，从而不再注重从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果真可以抛开前人的智慧吗？当前的经济学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经济学大师更加高明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狂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认知上的进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深度总体上甚至并没有超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对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和问题作一剖析。

二、计量经济学贵在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的契合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扎实而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揭示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这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阐释；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实验进行检测，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2］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都并非是充分条件，而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法学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认识：“在各种科学中，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写出该科学的历史，因为唯有他们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识来源，并且获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国内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p#分页标题#e#

摘要：

本文从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其在经济学方面的价值，为低碳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低碳经济；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是整个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工业革命使得小农经济被取代，经济发展从手工劳动转化为依托技术和能源的大工厂化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在促进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换，资源匮乏等。直到21世纪，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加剧，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理念“低碳经济”，这一经济发展理念不再一味关注经济的发展，而是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产物，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产生于21世纪，由于产生时间较晚，理论尚不完善，目前理论界对低碳经济的概念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但是根据其来源和发展方式来看，目前普遍认为，低碳经济是依托于低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对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言。低碳经济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入变革，更是整个社会发展观的变革，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都纳入到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保持现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追求未来更长时间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文作者：陈霞 单位：海南出版社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本文作者：陈燕和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作用。

一、现代市场经济教育的两条实现途径

现代市场经济教育指的是市场主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市场经济理论、思想的过程，其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自发教育是市场主体所受到的来自其他市场主体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是市场主体在市场博弈过程中的自我演化；二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觉教育。自觉教育是各级党政机关、教育部门、学术团体对市场主体施行的教育，是排除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思想障碍、提高市场主体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的有效手段。

1、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发教育

现代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自发教育的渠道有两条。

其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对于其他人而言，成功人士的示范效应能够起着自发教育的作用。这些暂时没有成功的人群必然会模仿成功人士，积极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知识，并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

本文作者：武 吴磊 单位：海南大学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所

一个世纪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伟大辛亥革命，冲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而来，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为中国追求和实现现代化鼓与呼的理念、思想、理论、学说正面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大舞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步创建并兴起的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学科“，是研究并阐述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念、理论与学说、学派及其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与规律性的科学。”[1]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基本相一致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其中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诞生、“”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历史新时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里程碑式事件。

一、辛亥革命开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闸门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给了帝国主义沉重一击，同时，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更是再次撼动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孙中山最早用“民生主义”把中国的大同主义与西方的社会主义相联结，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思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中国“，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客观而又科学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已经初步奠定了其经济发展思想的大致理论框架，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其“旧三民主义”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特别是其后来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他一生中极为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到了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实际上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在革命前后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伟大事件，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也为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孕育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

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先声。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性质及的伟大历史功绩所决定的。从辛亥革命到，虽然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在当时世界革命大背景下，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全新的思潮及一系列全新的理论诞生了。这些全新的理念也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并以中国实际为依托获得广泛发展，它以自己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2]，而且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用的话概括“十月革命”的意义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打开了禁锢“民主”与“科学”的闸门，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其“传播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消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过程。#p#分页标题#e#

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差异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指导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特点，我国不能够直接应用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理论模式以及指导思想，而是应该将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思想作为借鉴和参考，以制定真正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形式和特征的经济管理理论。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产出最大化，西方的相关学者认为，两个生产的基本要素就是劳动和资本，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发达国家，其劳动力非常稀缺，要确保劳动能够充分实现就业，就能够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的相关经济学所进行的研究是针对劳动充分就业而进行的。由此可见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其西方国家的实际发展形势所制定的，与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截然相反。相对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来讲，我国的资本是缺乏的，如果和西方国家一样将经济管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研究上就会使得实际产出无法实现最大化。这样强用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就算不会破坏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也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国应该把研究的重心放在高效实用资本上，并且将此作为前提创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理论。

我国宏观经济相关理论同实际

运行的差异在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模型是LS-LM的相关模式，该项模式能够为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提供良好的思路，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均衡了市场产出及利率。依照这样的模型理论，市场的相关利率是通过货币市场均衡以及产品市场均衡来共同决定的，利率自由浮动在经济管理理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的逻辑为：经济过热，我国政府需执行货币政策中的紧缩性LS-LM。通过市场操作来进行政府债券的出售，将货币收回，减少供给货币，从而使市场的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使投资降低，使实际产出下降，并最终使经济降温。能够看得出，我国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我国的市场利率，从而达到实际的经济目的，但是在建立LS-LM经济模式时，货币市场的实际均衡却产生了问题，其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的需求是通过预防动机以及投出动机来决定的，和其收入应该成正比。投出的实际存在使得利率能够介入其货币实际需要的理论，为进一步创建LS-LM经济模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投机动机就不存在LS-LM模型。西方国家因为自身拥有强大的市场证券，其投机动机是迎合其自身经济特点的，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这种经济理论并不能够实现与我国经济特征的融合，反而背道而驰。我国的证券市场一是起步相对比较晚，二是因为有各种相关管理制度的存在，其实际的市场规模还有在我国的居民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要比西方一些国家小得多，居民进行投机动机的实际货币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一旦缺少了这种投机动机，在我国的LS-LM模式就直接不存在了，更不用说投入实践了。

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际条件差异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其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利行为进行了充分的展现，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其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流动偏好、资本的边际实际效率递减以及边际消费逐渐倾向递减，因为这三大心理理论规律的产生，使得消费降低，投资降低，利率非常小，居民一般都拥有现金，这样就会使得有效需求发生不足，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给予有力的理论支持。这三种心理规律刚好是实际趋利行为的真实反映，是将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发展的基础的。在我国的经济中，这些指导理论是无法直接进行运用的，我国目前主要的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就是“内圣外王”，我国主要声张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理论，主张人的毕生追求不过“修身、齐家、平天下”。因此，三大心理指导规律即便在我国存在，也不会成为经济运用的主导规律，其宏观经济的主要管理理论要在我国成功应用，一定要建立在“内圣外王”的基础上才行。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