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摘要]“育人本位”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是相对于“技术本位”的信息化水平评价提出的评价理念,强调通过个性化教与学引导基础教育信息化软实力建设的发展方向,通过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教学的融合培养创新人才。评价指标包括信息化设施与数字教育资源、师生信息化素养、应用服务、保障机制和信息安全等5个维度的13个二级指标和40个三级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

[关键词]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间,为响应国家“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各中小学都广泛开展了在线教学,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应用。但是,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以技术替代教育的错误倾向,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出现“重设施、轻应用”等本末倒置的严重风险。应该明确的是,信息技术是为教育服务的而不是教育本身。因此,研制“育人本位”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应用引导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育人本位”的价值取向

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作出判断的过程。基础教育信息化是服务基础教育师生教与学的信息化,信息化水平反映的是信息技术对实现育人目标的过程和结果的贡献大小。换言之,单位信息化设施投入所带来的教育产出相对较多,信息化水平就相对较高;反之,即使信息化设施豪华、先进,信息化水平却不一定高,而可能是资源配置不当,甚至是极大的资源浪费。信息化的价值在于有效提高育人质量和育人效率,可见,育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是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之依据。

(一)个性化教育是体现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关键因素

加速的变化和加剧的不确定性是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而应对变化的竞争优势是创新。因此,为社会培养创新人才和创造性劳动者是教育的基本目标,基础教育承担为实现这一基本目标奠基的重任。实践证明,创新能力来源于知识积累基础上学生个性的有效发展。然而,由于教师精力的有限性,个性化教育在传统班级授课制中难以实现。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赋予了分层教学和个性化教学以先进的技术基础,大数据技术也让指向个性化教育的发展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得以实现。虽然信息技术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教育信息化无法替代教师的教学行为,因为价值观教育、情感交流、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是信息技术无法完成的。技术本位的教育信息化不仅无法推动教育教学创新,而且还会放大传统教育的弊端。警惕陷入“纯技术化”的误区[1],是应有的理性态度。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表现为信息化对个性化教育教学的真实贡献率,因此,信息化水平评价重点是考查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个性化教育教学活动的程度。

(二)个性化学习是表征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个性化学习是学生根据个人特点建构自己的知识方法体系和意义结构的自主学习方式,它是学生发展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知识和意义的建构需要丰富的学习资源,而信息化为海量的学习资源共享以及低成本获取提供了成熟的技术。信息化对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贡献还在于把情境教学植入课堂,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或模拟的情境中完成学习任务、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思维品质,并从中发现自身学习优势、找到个性化学习策略。由此提炼的项目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已成为学生发展创新能力的有效学习方式。然而,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的有效性以及适合性,依赖于学生正确的自我认知以及对学习资源质量的甄别与应用能力,它不是技术自动实现的,而是需要教师的引导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不难想象,繁杂的学习资源因为没有质量标准而让学生手足无措,也给教师增加了工作难度。教育信息化,不仅体现为专业的质量标准,而且体现为服务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重要功能。因此,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要衡量和评估信息化对学生个性化学习变革的积极推动作用和真实贡献率。

(三)引导软实力建设是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核心目标

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是“教”和“学”的两个方面,是教育的本质内涵,也是体现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关键领域。信息化水平评价,不仅重视先进信息技术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移植和应用,更重视信息化对教育管理效率、课程资源质量、教育教学质量、学习方式变革以及师生信息素养的贡献,引导信息化由技术伦理向教育伦理转变,从而全面提升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软实力,而软实力将是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现实中既罔顾科技伦理又忽视教育伦理甚至基本社会伦理的情形,在教育信息化领域并不鲜见。例如:部分教育科技产品突破科技伦理底线,违法收集学生隐私信息,限制学生个人自由,给学生戴上电子镣铐,侵犯使用者个人隐私,违背教育规律和科技向善原则。[2]现实中盲目追求设施设备的“高大上”而忽视应用、盲目追求短期效果而忽视长远目标、从技术伦理出发而忽视人的特点等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造成了信息化设施设备的利用率低下以及技术与教育不能有效融合的尴尬现状。育人本位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就是要改变“技术本位”的评价标准,把引导教育信息化软实力建设的方向作为核心目标。

(四)育人本位是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发展方向

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进入2.0时代。为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国家对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进行了前瞻性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均指向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创新发展,为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接班人提供服务。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落点和走向,为教育信息化发展及其水平评价提供了依据、指明了方向。可见,虽然技术进步不可阻挡,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和改变也无法回避,但是,基础教育信息化为教育服务的性质和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二、国内外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教育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及时跟踪和评估这种变化,以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有效融合。

(一)国外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比较分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了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教育应用指标项目,对新的技术在全球教育中的作用进行考察和评价;为衡量教师是否能有效运用信息技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师信息化能力框架(ICT-CFT)”,按照技术认知、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进行组织。[3]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培养学生协作精神、实践、创造等综合能力,使其成为优秀的全球公民和劳动者,是衡量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标准。由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研发的美国STaR评估量表,从硬件设施、教师素质、数字资源、学生能力四个指标来衡量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英国教育通讯与技术署主导的自我评估框架(Self-reviewFramework),主要用来衡量学校的ICT使用“成熟”程度。如下页表1所示。可见,英、美等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从基础设施配备、教育资源建设及教师信息素养建设转向了深入应用、全面融合、引领创新的阶段,寻求教育系统的整体变革成为其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目标。尽管不同国家的教育信息化评价侧重点不同,其评价指标各具特色,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特征。其中,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数字教育资源以及教师信息素养都是教育信息化评价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为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二)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更迭和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研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吴砥等提出了包含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教与学应用、管理信息化、保障体制五大维度的指标体系。[4]田鹏、宋洁研究构建了由应用情况、实际效益和持续发展构成的中小学数字校园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评估指标体系。[5]李青等从6个维度构建了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6]李贺从四个核心维度和四个发展阶段建构了县级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监测评估框架。[7]祝新宇、曾天山研制了涵盖建设、联通(三通两平台)、管理、应用、效益五大维度的义务教育学校信息化发展状况CCAME监测指标框架。[8]刘晓琳构建了涵盖学习者属性创新、教师/促学者属性创新、学习内容创新、教学组织创新、学习资源创新、学习评价创新的信息化教学创新评价指标体系。[9]李晓雪、黄斌构建了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人才队伍、信息化软件资源、信息化保障体系的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10]比较分析上述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多集中在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信息技术与教学的应用融合、教师信息素养、学生信息素养、信息化对学生的影响、教育信息化对学校管理效率的提升等方面。其中,有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了教育信息化的投入收益情况,如通过教育信息化得到提高的教学科研成果所转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的研究成果设计了教师满意度、学生满意度以及价值满意度的调查指标,可收集和反映不同群体对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判;还有研究成果关注到了学习内容、教学组织、学习资源、学习评价等以课堂质量提升为内核的教育信息化评价。可见,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和研究视角,信息化评价指标各有特点。值得关注的是,相关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信息化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对育人本位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设计与建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建构

根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任务,吸收国内外教育信息化评价已有经验,顺应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方向,结合样本学校信息化发展调研情况,本文设计并构建以下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基于文献研究、调研访谈等方法获取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关键指标以及结合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趋势与行动,建立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要素库。同时,通过对10位主管教育信息化的中小学副校长、30名学科教师、60位中小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和提炼教育信息化的真实需求,根据科学性、引导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增减和调整要素库中的指标构成。采用德尔菲法完成评价指标筛选,形成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组织教育及信息化研究领域以及地方教科研部门负责人共20位专家学者进行问卷咨询①。本次德尔菲法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90,说明参与本次专家咨询的专家组成员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第一轮专家问卷咨询后,以评价指标重要性得分均值在3.5以上,变异系数低于0.25为筛选标准,删除不符合标准的评价指标,并结合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完成指标体系的第一次筛选和修订工作;随后进行第二轮专家咨询。问卷结果显示所有评价指标重要性的变异系数均在0.00~0.16之间,专家组对每个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协调程度较高;协调系数为0.61(显著水平为0.01),专家组意见趋于一致,最终确定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以及40个三级指标。

(二)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内涵阐释

符合教育基本规律和教育发展方向,引导和规范教育信息化软实力建设,是育人本位的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的基本特征。首先,“信息化设施与数字教育资源”是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基础内容。随着教育投入的加大,基础教育信息化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数字教育资源日渐丰富,从基础条件的角度考查信息化设施与资源情况,是反映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方面。但是在指标设计时,弱化信息化设施本身,突出设施应用效率与资源建设质量,以期抽象掉信息化设施的“豪华程度”,让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能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根据实地调研,“三通两平台”的持续推进丰富了学校的数字教育资源,但由于缺乏评价标准,学校在面对众多的数字教育资源时往往无所适从。同时,学校自主开发的数字教育资源较为欠缺,在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方面仍存在短板。在此背景下,建立符合规范的数字资源评价标准尤为必要。因此,符合规范的数字资源总量、名师网络课堂录制情况等指标侧重对信息化设施应用与数字教育资源质量的考查。其次,“师生信息化素养”是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的重点。教师信息化素养重在考查教师利用信息工具改变教学模式、利用信息技术实施个性化教育的能力。其中,多样性指教师应用教育信息化设施设备满足不同的教学场景需要以及在教学管理中应用教育信息化设施设备的多种可能性;人机交互度是指教师与多媒体设备的交互情况,是实现互动、产生效率的重要途径。教师信息化素养水平,决定了教师能否有效获取优质教学资源、有效提升教学技能以及个性化指导学生学习成长。学生信息化素养重点考查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学习方式转变、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情况,引导学生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等高阶思维的发展,促进学生借助信息技术更好地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有效发展知识获取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学生信息化素养,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为熟练的数字设备操作技能,还要求学生具备信息判断、甄别与应用的能力,更要求学生具有自主利用数字资源的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师生信息化素养,是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方向与质量的根本保障。第三,“应用服务”重点考查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表现以及学校对现有各类教育信息化系统、工具、资源的应用情况。技术应用是教育信息化服务“教”与“学”的基本方式。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在师生评价中的应用、师生网络学习空间活跃度、用户活跃度,都是指向应用效率与质量的重要指标;互联互通水平则是学校内部、学校与外部资源共享、相互协作的重要表现,是从封闭走向合作的通途,而合作是未来社会人们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在学生个性化发展道路上,学校和家庭基于共同目标的一致努力才是高效率的。在实践中,部分学校不断探索创新,积累了信息化教学的成功经验,试点创新及应用推广重点考查学校教育信息化特色创新产生的内部动力和示范效应,以激发在教育信息化领域产生高质量的创新成果。第四,“保障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经费投入是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提升的基础性保障,包括教育信息化硬设施投入和软实力投入,其中硬设施投入是指用于购买教育信息化硬件设施设备而进行的经费投入。软实力投入是指研发或购买数字化教学资源、实施教师信息化技能培训等经费投入;管理机制是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规范化发展的制度保障,坚持育人导向的管理职能和授权是教育信息化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队伍保障则指向与区域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密切相关的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和教师(含信息化专职人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第五,“信息安全”是保障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前置条件。信息环境中,数据是区域和学校最重要的资产,信息安全不仅关系到信息化资源的正外部性和可靠性,也关系到信息化资源的共享质量与效率。信息安全风险时刻存在着,例如外部不当资源入侵或内部资源被恶意滥用等,严重的甚至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随着在线教学成为一种常态,网络与信息安全成为衡量教育信息化水平的前置条件,即没有信息化安全就谈不上信息化水平。因此,在指标设计中,信息安全包括安全制度和安全防范,指向是否有完备的容灾方案和处理机制、完备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漏洞预警机制以及安全等级设置等信息安全指标。其中,容灾方案是指在遭遇灾害时为保证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和防止数据丢失而采取的应对方案,区域或学校具备相应的容灾工具、技术与人员是保障信息安全的重要措施。

(三)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赋权

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的权重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基本思想是将多个指标权重的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指标进行“两两比较”,依此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以及教育信息化行政部门共23位专家学者为各项指标重要性进行评分,综合专家打分表构造判断矩阵。运用MatlabR2010b软件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经检验,判断矩阵A,B1~B5等均满足一致性检验,如表2所示。将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正规化,正规化后得到的特征向量作为本层次评价指标对于其上一层评价指标的排序权值,即权重。计算完成各个层级中评价指标的权重。

四、结论

教育信息化水平是衡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基础教育信息化水平主要体现于以“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为标志的“教”和“学”的两个方面,它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对教育效率以及师生个性化发展的贡献率,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征这些促进作用的方向与程度。育人本位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为监测和评估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教学的贡献率、客观反映教育信息化水平提供了科学、完整、易用的评价工具,有助于在实践层面促进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的有效融合,从而引导基础教育信息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钟秉林,王新凤,方芳.信息科技驱动下的教育变革:机遇、挑战与反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5-12.

[2]张家勇.教育科技产品乱象亟须规范[N].中国教育报,2019-12-28(03).

[3]熊建辉.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师专业化: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发展与高等教育司司长戴维•阿乔莱那[J].全球教育展望,2013(11):3-9.

[4]吴砥,尉小荣,卢春,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4(1):92-99.

[5]田鹏,宋洁.中小学数字校园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9):96-101.

[6]李青,赵欢欢,潘能喜.基于成熟度模型的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4-102.

[7]李贺.县级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监测评估框架建构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7(7):107-114.

[8]祝新宇,曾天山.义务教育学校信息化发展状况监测指标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9):56-60.

[9]刘晓琳.基础教育学校信息化教学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研制:面向2.0时代[J].中国电化教育,2018(12):11-17.

[10]李晓雪,黄斌.基础教育信息化综合评价研究:以四川省6所学校为例[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12):1-5.

作者:宣小红 纪效珲 石邦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