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定级自我总结范文1
2017新疆学转促学习心得体会范文一 干是真经，干是真理，干是真本事。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目的在促，就是要在促进工作落实上见实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排除杂音和干扰，把思想和精力放在总目标上，下大力气真抓实干，把学转促活动抓紧抓实抓好，确保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落地生根。
指出，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形式上顾得多了，抓实质问题的时间就少了;面子上的事想得多了，解决实际困难的动力就少了。工作不求实效，举措不讲实际，不能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怎么能抓到新问题、摸到新情况?怎么能构建起一整套落实总目标的科学有效的机制?怎么能树立起实现总目标的焕然一新、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目的是促，就是要在实干中解决问题，在实干中推进发展，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做到总目标家喻户晓、入心入脑，从而聚焦总目标、盯住总目标、落实总目标。
在促进工作落实上见实效，就要促进两手抓机制的落实。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稳定、一手抓经济，建立两套班子、两套运行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在新疆，没有稳定一切皆为零，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把维护稳定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同时，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总钥匙，是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石和有力保证，要抓牢发展不放松，坚定不移紧贴民生推动全区更好更快发展。因此，新疆工作既要集中精力抓发展，更要全力以赴保稳定，要协调配合、互相补台，切实抓好稳定和发展这两个关键点。
在促进工作落实上见实效，就要打好反恐维稳的组合拳。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是重于泰山的政治责任。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要牢固树立维护稳定工作没有局外地区、没有局外单位、没有局外人的思想，时刻紧绷维护稳定这根弦，打好六个抓好五个管住四个全覆盖的反恐维稳组合拳，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立体防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
在促进工作落实上见实效，就要在促字上下真功。改革发展要推进、民生福祉要保障、民族团结要加强、宗教和谐要促进、生态环境要保护、基层基础要牢固，都需要在促字上下真功、见实效，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度，落实好自治区党委确定的各项措施，确保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不见成效誓不罢休，推动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总目标落实到思想上、落实到岗位上、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工作成效上。
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我们只有努力促进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见实效，做到真正把总目标装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形成不讲条件、不打折扣，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干实事的良好氛围，才能全力推动我区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才能凝神聚力、勇往直前，确保总目标落地生根。
2017新疆学转促学习心得体会范文二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要避免一阵风、雨过地皮湿现象，重在抓好建章立制，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完善长效机制。
标本兼治是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芒的科学方法论，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更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
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风建设，是执政党的风向标。作风优劣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执政根基。特别是在面临两个三期叠加形势的新疆，作风建设直接关系到党中央治疆方略能否落地生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因此，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既要治标，严格执纪、铁面问责，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下猛药、出重典，以零容忍的态度查处四风四气问题;也要治本，铸牢理想信念，织密制度笼子，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固本培元、久久为功，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坚持标本兼治，首先要打牢思想基础，健全完善经常性的教育机制，让理想信念之树长青。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关于新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是管方向管全局管长远的，为我们在新时期做好新疆的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好其精髓要义，是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还要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在学习的过程中，着力查找四风四气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问题的危害和根源;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进一步补足精神之钙;在学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增强对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理想信念引路，凝聚起实现总目标的磅礴力量。
坚持标本兼治，关键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一是通过健全完善责任机制，细化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和班子成员在这项活动中的具体责任，列出责任清单、作出公开承诺，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二是通过健全完善监督检查机制，让明察暗访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及时发现和扫除各类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三是通过健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把转变作风、维护稳定的实际成效作为评价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严格奖惩、奖罚分明，让想干成事者有机会、能干成事者有舞台、干成事者有位子，让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焕然一新。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是一场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我们要坚持标本兼治，构建长效机制，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优良作风保障总目标落地生根。
2017新疆学转促学习心得体会范文三 今年，博湖县将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认真学习贯彻学转促活动，按照生态引领、绿色发展、全域旅游、幸福宜居的发展思路，大力实施生态+5A+战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升级，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努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博湖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引领绿色发展的龙头产业。博湖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人大党组书记朱军说：今年，博湖将投入5亿元实施县城人居环境改善和百信休闲公园提标改造等工程，建设开都河县城段至大河口景区13公里游步道、自行车道、马道和景观建筑，打造疆内少有、巴州独有健康养生、休闲观光的风景线。
连日来，轮台县各乡镇、各部门将学转促活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部署切实落实确保取得成效。轮台县委副书记、县长库来西玉素甫说，该县坚持围绕稳定抓发展、抓好发展惠民生的思路，大力推进杏子、核桃两个10万亩工程，着力发展农牧民长期增收、稳定增收的支柱性产业。坚持民生优先、民生先动，持续开展民生建设年活动，突出抓好32所农村双语幼儿园、2002套安居富民房和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
尉犁县兴平乡达西村充分利用主题党日活动，结合爱祖国、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挂图展出、参观达西红色教育基地谈体会等活动，深入推进学转促活动。
且末县委宣传部驻阿羌乡喀特勒什村工作队在开展学转促活动中，积极组织各族党员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狠抓各项政策落实，充分发挥工作组示范引领作用，将村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务工作重点，着重培养村民党员，教育各族群众学习宣传落实党的好政策。工作队队长艾尔肯莫明说：我们将进一步融入群众、服务群众、拉近干群距离，动员各族干群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培植农牧业产业基础，发动各级党员干部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2017新疆学转促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四 坚强的组织领导，是各种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前提和保证。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大对活动组织领导的力度。
各级党组织在切实改进作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担负着加强组织领导的重大职责。当前，自治区党委已经对学转促专项活动作出了安排部署，明确提出了开展活动的目标要求。此项活动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族群众充满期待。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务必在领导和组织层面上多下工夫，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推动落实。如此，才能使活动不虚、不空、不偏，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扎实有序开展。
大雁群飞头雁领。抓紧抓实抓好学转促活动，高度重视、落实领导责任是前提。领导干部既是贯彻落实此项活动的骨干力量，又承担着组织和示范带动的领导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务必把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开展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专项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负总责，推动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好局面，确保学转促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并与年度各项工作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加强宣传引导，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根据学转促活动的节奏和进度，自治区各主要媒体应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主阵地作用，加大力度宣传全区学转促活动的部署要求和进展，及时总结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活动的新认识、新经验、新举措、新做法，从而弘扬正能量，鼓舞士气干劲，努力营造学讲话、转作风、促落实的浓厚氛围。
开展学转促活动，要严格执行纪律，加强指导和督查，进一步强化引导和约束。无数经验表明，活动越往下延伸，情况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只有严格执纪，才能保证实效。抓紧抓实抓好学转促活动也是一样，必须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使纪律和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转正定级自我总结范文2
领带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
领带是嵊州的第一大产业。自从1984年第一家领带企业中外合资浙江佳友领带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嵊州领带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领带产业正遭遇发展空间几近饱和、产量已碰到“天花板”的瓶颈制约。存在“上下游”被人掌控，产业链不完善，产业难以做强做大；技术含量较低，花型设计，面料后整理与意大利尚存差距：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不足，企业以贴牌生产为主：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辅不分离，专业化分工不强等突出问题。为此，从2007年开始，嵊州市开始谋划制定领带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着手开展领带产业的转型升级工作。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省经贸委等部门的直接支持下，我们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努力促使领带产业加速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领带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做法
在推进领带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我们以破解发展瓶颈为目的，围绕定价权这一核心，从品牌、质量、设计研发、原料供应、市场营销、产业延伸、配套服务等七个方面予以突破。通过3-5年的努力，逐步提升价值链掌控能力，把嵊州打造成为集生产加工、研发设计、产品、品牌营销和信息物流于一体的“全球真丝产业集聚地”。
以一个科学的产业实施方案为先导。坚持规划先行，有的放矢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转型升级目标、基本路径和主要扶持政策，形成转型升级方案，引领企业共同实施。主要是“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化结合”。
一个核心，就是提高领带产业行业话语权。一是借“基”生蛋。通过外拓基地、上游整合等方法，破解“两头在外”的瓶颈制约，提高原料自主掌控能力，逐步掌握原材料供应话语权。二是借“梯”登高。通过成立专业设计研发中心，收购国外设计公司，引进国外设计专家。借助高校院所的科研力量，提升设计水平，增强研发能力，提高以研发创新能力为主的技术话语权。三是借“船”出海。通过收购国内外品牌、设立终端销售网络和注册商标来拓展内外市场，实现自主品牌出口，提高以区域品牌美誉度为主的品牌话语权和销售网络为主的营销话语权。
两个环节。就是针对领带产业发展空间较小、产业链不够完善的症结所在，做好“拉长”和“拓宽”两个环节，即做高做精领带产业，做大做强真丝产业。“拉长”，即从品牌、质量、设计研发、原料供应、市场营销、产业延伸、配套服务等七个方面予以突破，并沿微笑曲线两端攀升，拉长产业链，改变嵊州领带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地位。“拓宽”，即实施“真丝拓展计划”，依靠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做大做强家纺、服装等真丝产业。努力把嵊州打造成为真丝产业集聚地。
三化结合，就是围绕“小产业，大经济”的目标，不仅仅为转型升级而升级，而是与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互动发展结合起来，做到互相融合，互相促动，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
以实施一批重点项目为突破口。转型升级的支撑点是项目，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项目，靠项目创新，靠项目拓展，靠项目提升。
一是抓好产业整合项目。组织实施上游整合、原料创新、设计研发、产品开发、技术攻关、平台建设等六大类13只项目，总投资23亿元。二是抓好企业技改项目。实施“三年两个百亿建设计划”。其中工业项目100亿，上亿元项目59只。在投人中，特别注重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尤其是加强设备的投入。三是抓好招商引资项目。紧紧抓住周边发达地区产业“溢出”的机遇，加强了周边地区招商，引进了一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项目和优质项目。如总投资4.5亿元的雅戈尔高档衬衫面料项目，填补了我市领带服装产业链中高档衬衫制造的空缺。四是抓好生产业项目。结合主辅分离，积极发展生产业，重点抓好对产业集群和转型升级起推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其中由嵊州市市场发展总公司牵头的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正在易地新建，项目征地630亩，总投资10亿元，努力建设成为集交易、仓储、展示、科研、信息、物流配送、办公、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市场群。
以一个优良的发展平台为支撑。一是优化空间发展平台。紧紧抓住土地利用规划调整的契机，着力拓展以开发区、集镇工业功能区和领带工业园区等发展平台。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配套，有效强化招商投入，不断优化管理服务，使之成为我市领带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载体。二是建立电子商务平台。针对嵊州终端产品多的实际，去年初，我们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组织实施了嵊州市集群产业电子商务应用“三年行动计划”，设立“嵊州集群产业电子商务专区频道”。目前，全市共有837家中小企业成为诚信通会员，我市企业借助“专区频道”拓展了销售渠道，如“卡尔领带”自应用了电子商务以来，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0％；同时有72家企业通过网络联保获得联保贷款9761万元。三是完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1000多万元先后建立了全国领带服饰质量检测中心和嵊州市领带产业科技推广中心；进一步加强了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对接合作，努力吸引大院名校来我市设立创新载体。现已设立了中国美院、浙江理工大学等设计技术转移中心。还正与中科院北京分院、香港理工大学等开展深入合作。为方便企业出口产品检验检疫，正在筹建绍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嵊新办事处，预计建成后每年可为企业节约各项费用1000多万元。
以一套创新的体制机制为保障。一是建立一个完善的产业扶持体系。每年出善“一厂一策”、上市政策和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策意见等一系列扶优扶强的政策措施，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每年切出1个亿的资金，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营造企业争强创优、竞争向上的良好氛围。二是建立“五个一”的配套机制。为整合现有产业优势。2007年我市将原先的十大产业加以整合，确定把领带服装、机械电机、电器厨具作为三大产业集群来培育，并实行“五个一”配套政策，即一个联系领导、一副专业班子、一个产业发展规划、一套产业扶持政策、一个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以此加大支持力度，推动产业结构融合提升。三是健全政企联动的协作机制。本着“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协会协调”的政企互动原则，注重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协会的协调作用。政
府通过购买协会服务、参与协会活动等方式支持协会开展工作，并注重发挥协会在产品质量、价格、人才等方面的自律能力。推动行业自主健康发展。
近年来嵊州领带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通过近几年来的扎实工作，我市领带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
发展信心显著增强。我们通过召开“转型升级动员大会”、“全市工业经济大会”等工作会议，同时，深入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产业现状和存在问题，掌握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逐步形成了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此后，我们多次召开企业、专家和部门参加的座谈会，探讨和修正转型升级方案，九易其稿才正式定稿行文。从而使全市上下逐渐形成转型升级的共识，发展方向逐渐清晰，发展思路得到进一步理清。特别是广大企业家，推进转型升级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并把推进转型升级作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产业保持稳定发展。近年来，尽管遭遇了原材料涨价、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在政府一系列转型升级政策措施的促动下，领带产业还是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的态势。2008年产值增速达到23.9％；2009年一季度全市出口出现同步下滑，但领带服装产业下降幅度最小，为19.7％，到6月份降幅收窄到10.4％。四季度与一季度相比，回升了13.46个百分点。今年又实现了“开门红”，1～2月份累计，规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7.53亿元，同比增长10.2％。领带产业已走出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呈现趋暖向好的迹象。目前，嵊州已有领带企业1300多家，5万多从业人员，中国驰名商标6只，中国名牌2只，国家免检产品11只，同时拥有领带服饰权威检测机构――全国领带服饰质量检测中心，中国服装协会服饰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嵊州。“嵊州领带”被认定为首批浙江区域名牌，先后获得“21世纪国际性领带都市”、“中国领带名城”和“最具产业影响力纺织之都”等称号。嵊州已是中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加工、批发销售和外贸出口基地，并成为国际、国内最富影响、最有特色、最具潜力的领带先进制造业基地。
企业投资热情激增。2009年全市工业性重点建设项目30个，计划总投资53.45亿元，其中28个已动工兴建。在三年投资计划中，领带产业计划投资23亿元，一批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正在抓紧组织实施中。如巴贝、天佳等十多家骨干龙头企业组建了两家专业物流公司，外拓蚕桑基地100万亩，可为我市企业的真丝需求提供保障。
工业化与城市化、信息化互动发展。工业的转型升级带动了服务业的提档升级，通过抓住嵊新组团发展契机，不断完善配套产业，催生了中国领带城物流中心、城南新区企业总部、世贸酒店商业群体等服务业综合体，以城南为核心的城市现代商贸区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信息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电子政府建设初见成效。市政府率先实行无纸化办公，在政府部门推行了办公自动化建成全市协同办公系统、网上审批系统和电子效能监察三位一体的网络平台，实行网上审批，提高了审批效率和行政效能，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领带产业转型升级的几点体会
抓难点，把产业发展的重心放到转型升级上来，努力打造现代产业集群。产业转型升级不是写花样文章，也不是空喊口号走过场，而是要把握产业的本质特征，有的放矢，提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方式和重点。以引起企业家的共鸣与关注。因此，我们在编制转型升级方案时，把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作了全面揭示，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切实可行的转型升级发展目标、基本路径和主要扶持政策，引领企业共同实施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转正定级自我总结范文3
一、系党课的工作
（一）培训目的入党积极分子理解和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自觉加强思想理论修养，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坚定理想信念，发挥自身作用，从而在各方面积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二）培训情况1、政法系分党校自成立以来已成功地培训了四期的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必须经过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进行推优。团总支讨论确定推荐名单后，指导入党积极分子填写《团员入党推优表》，并由团总支书记填写团总支意见。2、制定每学期的教育培训工作计划，每学期开学第3周、第18周分别将培训名单、培训工作小结报学院党校。3、分党校由院党委组织部和政法系党总支委员有针对性的以专题讲座、讲座交流、自学等形式进行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以培训课程的出勤率与结业成绩相结合，全面的进行最终考核。同时，认真进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按时填写考察意见。（1）政法系党总支李洪君书记主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2）潘荣新副书记主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简史及组织机构、运作方式及其状况，并结合现实，讲授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3）吴进委员主讲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先进楷模。（4）在第四期分党课，院党委组织部的萧炽成老师为入党积极分子讲授了我院发展党员的基本程序。4、分党校开课期间，由团总支的成员完成如下工作：（1）进行教室申请及管理（2）相关活动的策划和落实，如院党委的萧炽成老师指导第四期入党积极分子。（3）做好课堂考勤和纪律（4）进行结业考试的监考工作，通过综合考核，提交系党总支考核报告（5）配合系党总支做好党课结业证书。指导入党积极分子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情况表》，上交系学生党支部填写支部意见。5、在本年度，政法系分党校于XX年10月19日至12月7日开展了第三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共有学员113人，综合考核通过率为95；于XX年3月29日至5月17日开展了第四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共有学员81人，综合考核通过率为98.
二、院党课的工作(一)本年度，系团总支均于每学期开学第3周将列为发展对象的人员列入《发展党员计划表》，报院党委组织部备案。严格按照院党委组织下达的确定发展对象的标准，推荐入党积极分子接受院党课的培训。对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党支部要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情况表》(二)根据院党委组织部的院党课名单，确定本系的院党课的小组长。(三)密切配合院党委的工作，及时通知发展对象参加院党课培训及相关活动。
三、发展党员材料整理工作发展党员工作，是对入党积极分子一个长期的考察过程。在一年来，团总支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扎实开展工作：(一)新生入学，团总支进行了动员发动工作，新生入学的第二个月，即有165名同学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占我系新生总人数的94.3.(二)团总支积极配合系党总支，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工作，及时指导发展对象的材料整理，并且进行认真的审查。(三)入党材料和转正材料上交系党总支审查之前，由团总支的成员完成的工作：1、指导发展对(！)象完善其入党材料，以及预备党员的转正材料2、认真审查入党材料和转正材料。针对材料中的思想观点、知识文字的质量进行严格检查3、对于不合格的材料，退回发展对象及转正的预备党员，并指导其进行认真的修改。4、入党材料与转正材料通过团总支严格的把关审查，再由系党总支的通过审查，上报院党委组织部。(四)本年度，共发展党员85人，预备党员转正共有57人。(五)本年度，共转移政法系毕业生学生党员组织关系59份，及时将材料交由学生处转给毕业生去向地党组织。专升本学生党员共有7名。
四、政法系党员队伍状况06级新生共有党员2名，占06级新生比例为1.1；09级共有党员10名,占同级人数比例为3.3；09级共有党员63名,占同级人数比例为19.1；03级共有党员41名,占同级人数比例为33.6。
转正定级自我总结范文4
关键词金融深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非线性Granger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加工贸易由外资企业主导， 本土企业在品牌、国际营销渠道等重要方面均无控制权， 大大限制了我国从加工贸易中获取的利益。但众所周知，加工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类型之一，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前者在技术、资本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控制着产业链中的设计、营销等高端环节;而后者具有劳动力禀赋优势，被锁定在产业链的劳动环节。
在国外的研究中，Balassa是首先研究产业内贸易现象的学者，Grubel和Lloyd，Sugden，Barney，Mary Amiti，Kaplinsky，Chao，Kandogan和Lloyd等学者对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的现象分行业、模式和效应等多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与路径角度研究较多：首先是从全球生产网络角度;其次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再次是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最后是有学者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效果评价体系角度，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分为转型、升级和转移三个方面。关于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很多学者认为，影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是：要素禀赋条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及国内产业结构。
但是金融深化通过利率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竞争型资源配置，也影响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利率市场化使得利率下降，降低了贸易企业的融资成本;资本自由流动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规模的扩大，对于像加工贸易这样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尤其重要;竞争性信贷资源配置改变了原先的选择性信贷配置，这使得加工贸易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改、营销和研发所需的资金变得充裕。因此，金融深化也是影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目前，在对两个变量间联动关系进行研究时，学者们采用较多的是传统的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而运用非线性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的很少，尤其运用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间联动关系的文献更是少见。Granger 曾指出，“非线性关系组成了全世界”。由于金融深化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都是受多因素影响，而且需要考虑时间变化，又是一个非线性构成的复杂系统，如果想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不容易客观了解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正由于这个原因，本文将在Himestra 和Jones提出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的基础上，借助于蒙特卡洛模拟，采用一种较新的分析方法来最终确定置信水平σ，置信水平σ可以用来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并且用这个方法去研究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因果关系。
一、 加工贸易转型指标的选取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指出，“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而赵晓晨将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效果评价体系归纳为三大方面――转型、升级和转移。转型指的是加工贸易总体占比、加工贸易内部来料加工及进料加工占比的变化;而升级则体现在加工增值率的提高上，包含产品结构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比重提高）、国内配套率提高等类似指标;转移指的是国内各地区加工贸易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在文献中，很多学者选择加工贸易总体占比作为加工贸易转型指标的重要替代指标，原因在于加工贸易是以原材料和制成品“两头在外”、赚取“加工费”为主要特征;而一般贸易较之加工贸易赚取的附加值较多，因此在贸易方式上加工贸易占比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测量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替代指标。
二、 金融深化指标的选取
对金融深化水平的衡量，学术界一般都按照著名学者E.S.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可以将一国的金融深化程度细化为几个方面，本部分将依据其理论将金融深化理论分为金融存量、金融流量和金融资产价格指标等方面具体分析。
（一） 金融存量指标
金融存量指标（时点指标），是测算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我们指的是借助于某一经济体在某一确定的时点上其金融发展现状的一系列指标，用以测算该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这些指标通常是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存量/国民收入（即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流动性资产存量被肖认为是与金融深化较为密切的指标，该存量指标的波动通常反映了该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而且，由于在流动性方面，实物资产远小于金融资产，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深化，就表现为该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存量与国民收入之比的上升，这就说明该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在加深。第二，该经济体的金融资产存量的内部结构特点。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资产结构会被金融深化所影响，继而发生变化，因此，通过对确定的时间点上金融资产存量内部结构的比例变动的测算，也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大多数的文献中都引用该指标作为金融深化指标。
（二） 金融流量指标
金融流量指标（时期指标），也是测算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是指借助于一个时段内的某经济体金融发展现况的一系列指标，用以来测算该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这些指标通常是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经济体的财政占整个投资来源的比例。金融深化理论指出，伴随着金融深化的发展，该经济体的财政占整个投资来源的比例应该是逐渐减少的;第二，银行储蓄占居民总储蓄的比例。金融深化越深入，该比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第三，银行贷款企业总融资的比例。按照肖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越深入，该比例也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三） 金融资产价格
金融资产价格指标，也是测算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是指借助于某经济体中金融市场的各种价格水平，用以测算该经济体的金融深化程度。该指标体系反映金融深化的最佳指标。这些指标通常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际利率水平。按照金融深化理论，实际利率水平与金融深化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二，利率的期限结构。利率的期限结构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将表现为逐渐合理化，并且能够看出持有金融资产者推迟进行消费的表现程度。因此，利率的期限结构也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途径。
（四） 本文金融深化指标的选取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多数文献选取的是金融存量指标，这一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数据存量所涵盖的信息量较多，因此，本文采用M2/ GDP用以测算我国的金融深化的程度。
三、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发展的主要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同样根据其发展历程，也显现出很明显的不同进程，各个进程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一般来说，学者们依据很多因素划分我国的加工贸易阶段，综合来看，主要是：加工贸易出口在外贸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加工贸易中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以及贸易政策取向等三个主要因素，本文综合考虑上面三个因素，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一） 1978年至1988年：积极探索与鼓励发展阶段
20世纪80 年代，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时期，我国主动承接这些国家的产业转移，并且对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做了积极探索，将加工贸易在法律上确立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1981 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26亿美元，到1988 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到292 亿美元，是1981 年的将近11 倍，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大幅提升，从1981 年的6%上升到1988 年的28%。
（二） 1989年至1998年，逐步规范与快速发展阶段
1988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鼓励政策，譬如《以进养出试行办法》《关于加强综合管理促进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发展的通知》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政策氛围，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据海关统计，1998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 731亿美元，占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提升至54%。同时，大多数企业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软硬件条件，提升了进料加工的比例，1989 年我国进料加工进出口达198 亿美元，不但超过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还取得了占加工贸易的比重超过一半，进料加工已经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方式。另外，我国加工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外资企业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不仅是日本等东亚国家，欧美等国外资企业也大规模在我国进行投资，转移其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反映在外贸进出口产品结构上，表现为出口产品逐渐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方向转变。
（三） 1999年至2003年：加强管理与促进发展并重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加速进行产业转移，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我国，使得该时期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快速增加，这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开放的时期。这段时期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特点主要是：外贸进出口总额稳步增加，增长速度较为平稳，加工贸易总额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例波动不大，基本浮动在50%上下，尤其是加工贸易的来料加工占比基本稳定在70%上下。另外，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在逐步优化，不是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发展，而是表现为多种要素并重的密集型产品逐渐增加。2003 年，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出口1 700亿美元，增长46%，较2002年高出13%，占我国外贸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近75%;机电产品加工贸易进口达到985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47%，占我国外贸机电产品进口总额近44%。同时，这段时期内，我国也进一步在规范加工贸易政策，譬如详细地制定了保证金台帐的制度，尤其严格控制保证金台账 “空转”的问题，加强对政府相关部门内部分工的规范，为我国加工贸易进一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积极探索。
（四） 2004年至2008年：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阶段
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分别在各国设立子公司，从全球价值链角度优化配置资源，分别指定这些子公司生产不同的产品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这样整个生产过程不再集中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间，表现为各个子公司所在国家之间的加工贸易呈现上升趋势。跨国公司的这一战略举措也使得加工贸易的产业间垂直分工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带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发动机的重任落在了跨国公司的身上，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逐渐变为被跨国公司主导和操控的外资企业。这给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带来的变化不仅在经营主体上，在加工贸易的分工层次、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带来跃升。国家层面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政策构想出现在我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文件指示贸易政策方面要配合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求。2004年和2008年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两年。2004 年，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外贸总额超过5 000亿美元，2008 年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外贸总额超过10 000亿美元。此外，国内企业配套能力不断提高，国有化的比重在逐渐上升，同时，加工贸易出口中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在逐渐下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在不断攀升，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
（五） 2009年至今：危机后加速转型阶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破坏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有效运转，同样也造成了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大幅下滑。据海关统计， 2009 年的我国加工贸易额下滑至9 094.22 亿美元，这也是自197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第一次没有正增长。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加工贸易软肋，即两头在外的特点，使加工贸易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非常大，一旦外部市场出现风吹草动，会迅速波及其发展。虽然201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又上升至13 439.5亿美元，但是增长速度大为放缓，2012年仅为3.04%。而且我国原先的一些优势禀赋资源逐渐衰竭，劳动力的转移面临“刘易斯拐点”，土地供给面临“18亿亩”红线，相应的这些资源成本不断上升，使得我国与周边国家在土地、劳动力资源上的价格优势在不断丧失，因此，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迫切。
四、 线形与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的研究方法
（一） 线性因果关系检验
在方法应用上，本文借鉴了潘越文中线性和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的介绍。在研究平稳序列Xt 与另一个平稳序列Yt谁是原因、谁是结果时，通常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所采用常用方法是：第一，先估计Yt自身滞后期取值解释Yt值的程度，借助于引入序列Xt的滞后值，验证Yt。如果通过验证， 则称序列Xt 是Yt的Granger 原因。
借助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很有讲究，检验的结果可能因选取的滞后期数不同而不一样。本章根据HsiaoC. Hsiao， “Autoregressive Modeling and MoneyIncome Causality Detec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No.7， 1981， pp.85-106. 的方法，通过Hsiao提出的两步法消除这种缺陷，并且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借助于AkaikeH. Akaike， “Statistical predicator identification，”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Vol.21， 1969， pp.203-217.提出的最终预测误差来验证。
假定两个服从I （1） 的非平稳序列Xt和Yt ， 它们的一阶差分值ΔXt和ΔYt是平稳序列， 此外，ΔYt可以写成如下表达形式：
ΔYt=α0+∑Mi=1αiΔYt-i+ε1ti=1，2，…，M （1）
首先， ΔYt对ΔYt-i回归， 计算误差平方和SSE。接着计算FPE， FPE 由下面公式得到：
FPE（m）=T+m+1T+m-1・SSET（2）
这中间， 观察总数是T，m=1，2，…，M。可以得到M个FPE值， 挑取这中间最小的FPE值，选取最小的FPE值对应的滞后阶数m* ， 记作FPE（m*）。
其次， 构建下面的模型：
ΔYt=α0+∑Mi=1αiΔYt-i+∑Nj=1βjΔYt-j+ε2t（3）
其中，自变量为Xt，变量Xt的最大滞后长度为N。因变量是ΔYt，因变量的滞后阶数为m*。借助于变化ΔXt的滞后阶数j=1，2，…，N，借助于式（3）计算ΔYt的SSE。可以用以下的公式计算出FPE：
FPE（m*，n）=T+m+n+1T+m+n-1・SSE（m*，n）T（4）
前文已述，n=1，2，…，N是ΔXt的滞后阶数，由式（2）计算得到的最优滞后阶数为m*。从N个FPE（m*，n）中选择最小的FPE，选择其相应的滞后阶数n*，写为FPE（m*，n*）。
加入FPE（m*，n*）<FPE（m*），这表明Xt是Yt的线性Granger原因;相反，则Xt不是Yt的Granger原因。
同理，采用式（5）和式（6）：
ΔXt=φ0+∑Mi=1φiΔYt-i+ε1t（5）
ΔXt=φ0+∑Mi=1φiΔYt-i+∑Nj=1jΔYt-j+ε2t（6）
可以算出相应的FPE（m*，n*）与FPE（m*），也就可以判别Yt是否是Xt的线性Granger原因。
假如检测结果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于两个非平稳序列间，那么在式（1）、式（4）和式（5）、式（6）中添加误差修正项，其他计算过程相似。
ΔYt=α0+∑Mi=1αiΔYt-i+φECTt-1+εt（7）
ΔYt=α0+∑Mi=1αiΔYt-i+∑Nj=1βiΔXt-j+γECTt-1+εt（8）
ΔXt=φ0+∑Mi=1φiΔYt-i+λECTt-1+εt（9）
ΔXt=φ0+∑Mi=1φiΔYt-i+∑Nj=1iΔYt-j+ρECTt-1+εt（10）
（二） 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
Bake和BrockE. Baek and W. Brock ， “A NonParametric Test for Independence of a Multivariate Time Series，” Statistica Sinica， No.2， 1992， pp.137-156.借助于检测线性因果关系的方法，结果精确度不是很好。所以，两位学者在文献中提出了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Hiemstra和Jones校正了Bake和Brock的方法，进一步拓宽了该检测方法的适用性。
设定Xt和Yt为两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其中：
Xmt：m个元素的Xt超前变量，
Xmt=（Xt，Xt+1，…，Xt+m-1），m=1，2，…，t=1，2，…
XLxt-Lx：Lx个元素的Xt滞后变量，
XLxt-Lx=（Xt-Lx，Xt-Lx+1，…，Xt-1），Lx=1，2，…，t=Lx+1，Lx+2，…
YLyt-Ly：Ly个元素的Yt滞后变量，
YLyt-Ly=（Yt-Ly，Yt-Ly+1，…，Yt-1），Ly=1，2，…，t=Ly+1，Ly+2，…
对于设定的m，Lx，Ly≥1，且e>0，原假设“Y不是X（严格的）Granger非线性原因”成立的条件为：
Pr（||Xmt-Xms||<e，||Xmt-Lx-Xms-Lx||<e，||Ymt-Ly-Yms-Ly||<ε）
=Pr（||Xmt-Xms||<e，||Xmt-Lx-Xms-Lx||<e）（11）
这中间，概率函数记作Pr（・），最大范数记作・。
构建统计检验时先把式（11）中的条件概率用对应的联合概率的比率来表示，设：
C1（m+Lx，Ly，e）Pr（||Xm+Lxt-Lx-Xm+Lxs-Lx||<e，||YLyt-Ly-YLys-Ly||<e）
C2（Lx，Ly，e）Pr（||XLxt-Lx-XLxs-Lx||<e，||YLyt-Ly-YLys-Ly||<e）
C3（m+Lx，e）Pr（||Xm+Lxt-Lx-Xm+Lxs-Lx||<e）
C4（Lx，e）Pr（||XLxt-Lx-XLxs-Lx||<e）（12）
那么，C1（m+Lx，Ly，e）/C2（Lx，Ly，e）与C3（m+Lx，e）/C4（Lx，e）各自代表式（11）左边和右边的联合概率分布的比率，设定m，Lx和Ly≥1，带宽e>0，式（11）能够表现为：
C1（m+Lx，Ly，e）/C2（Lx，Ly，e）=C3（m+Lx，e）/C4（Lx，e）（13）
假定Kernel函数K（Z1，Z2，e）是：若Z1和Z2这两个变量之间的最大范数间隔落在e内，给予权重是1，落在e之外为0，则式（12）得到：
C1（m+Lx，Ly，e）2n（n-1）∑t<s∑K（Xm+Lxt-Lx，Xm+Lxs-Lx，e）・K（YLyt-Ly，YLys-Ly，e）
C2（Lx，Ly，e）2n（n-1）∑t<s∑K（XLxt-Lx，XLxs-Lx，e）・K（YLyt-Ly，YLys-Ly，e）
C3（m+Lx，e）2n（n-1）∑t<s∑K（Xm+Lxt-Lx，Xm+Lxs-Lx，e）
C4（Lx，e）2n（n-1）∑t<s∑K（XLxt-Lx，XLxs-Lx，e）（14）
t，s=max（Lx，Ly）+1，…，T-m-1，n=T+1-m-max（Lx，Ly），借助于Kernel函数消除变量之间最大范数间隔处在e之外的数值。
在Xt和Yt是严格平稳和微弱依赖的假设情况下，采用式（14）中的联合概率值，式（11）中接受原假设“Y不是X（严格的）Granger非线性原因”的条件就转化为检测
nC1（m+Lx，Ly，e，n）C2（Lx，Ly，e，n）-C3（m+Lx，e，n）C4（Lx，e，n）～N（0，σ2（m，Lx，Ly，e））（15）
是否成立。
目前式（13）左右两边的差值被定义为Δ：
ΔXY=C1（m+Lx，Ly，e）C2（Lx，Ly，e）-C3（m+Lx，e）C4（Lx，e）（16）
在前述的HJ检验中，差值的方差表示为σ2。σ2（m，Lx，Ly，e）是非常重要的值，由于它是判断原假定是否成立的临界值。Hiemstra和Jones在文献中提出了σ的计算公式，但是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而在实际过程中，学者们直接假定e=115σ，σ=1。
五、 样本选取和阶段划分
（一） 样本选取和阶段划分
本章选取金融存量M2/GDP作为金融深化的主要指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12年。加工贸易转型指标选取加工贸易总体占比指标作为主要指标，数据来源：历年《海关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年至2012年。
（二） 阶段划分
阶段划分主要是针对加工贸易发展的阶段性划分。在样本划分过程中，按照前面对我国加工贸易发展阶段的划分，样本期共分为五个时期。样本期的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8年，第二阶段从1989年到1998年，第三阶段从1999年到2003年，第四阶段从2004年到2008年，第五阶段从2009年至2012年。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因为确定σ的方法对数据样本长度的要求不敏感，所以本文五个阶段中间的数据较短并不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六、 结果分析
（一） 线性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做线性因果关系检测之前，第一步，对M2/GDP和加工贸易转型指标两个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然后，本文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测算不同阶段M2/GDP与加工贸易转型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测算的结果具体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这五个阶段中，M2/GDP与加工贸易转型指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所以，需要将误差修正项包含进检测方程中。本部分采用式（7）―式（10）检测M2/GDP与加工贸易转型指标的线性因果关系。
和前文说到的判别根据相对应，只在最后一个阶段，在原先假设“金融深化不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Granger 原因”中，有FPE（m*，n*）<FPE（m*），所以可以拒绝原假设，即表明金融深化不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Granger 原因。但在另一个反向的原假设中，是可以接受原假设的。因此，通过上面的分析，在第四和第五两个阶段都显示这样一个事实：金融深化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单向因果关系。另外的三个阶段，因为FPE（m*，n*）都大于FPE（m*） ，所以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不存在各种可能性的线性因果关系。为更深一步研究二者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将检验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因果联系。
（二） 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判断非线性因果关系，需要通过式（8）和式（10） 消除M2/GDP与加工贸易转型指标之间的线性依赖性，而且借助于BDS 的检验方法，表3显示了BDS 检验的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序列全部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依赖性。因为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3期以后，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在任何阶段已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这表明设定滞后期取值在3以后的序列信息不再起到预测的作用。因此，本文后续讨论仅限于滞后1、2、3期。从表4可以看出，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可这种因果关系在不同阶段会出现变化。这一实证结果与线性检验结果是可以相互印证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具体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
在第一个阶段，即积极探索与鼓励发展阶段，滞后1期、2期存在不是很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滞后3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政策上给予了加工贸易很大的支持，所以该期间加工贸易发展迅速，1988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1981年的11倍多，可是由于加工贸易刚刚起步，即使增幅较大，但是相对经济总量来说仍是占比较小，且当时的金融深化，即M2/GDP的上升较快，更多的是由于国内改革所释放出的经济活力导致，与加工贸易的发展关系较少，因而二者不存在非常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也是正常的。
在第二个阶段，即逐步规范与快速发展阶段，滞后3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金融深化的单向因果关系。滞后1和2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总体来看，该期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方式逐渐转变为加工贸易方式。同时，由于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加工的条件，我们发现进料加工占比迅速攀升。可是一方面由于国内的“三乱两热”，国家开始宏观调控促使经济降温，另一方面由于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国内经济受到影响，经济出现一定下滑，因此，该段时期出现一定的偏差是可以理解的。
在第三个阶段，即加强管理与促进发展并重阶段，滞后1、2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滞后3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在此阶段，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阶段。由于发现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速度开始加快，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企业大量涌入我国。因为加入WTO后我国经济稳步发展，金融深化的速度也开始逐步加快，可是因为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的金融深化的需求还没有被满足，因此，金融深化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
在第四个阶段，即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阶段，滞后1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滞后2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滞后3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在这个阶段，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布局其在全球的产业链，这也给我国的加工贸易带来了有利的一面：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升了我国技术水平等。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开始实施，资本项目放开和利率市场化已经开始破题。因此，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金融深化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开始加快。
在第五个阶段，即2008年金融危机后加速转型阶段，滞后1、2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滞后3期的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双向因果关系。总体来看，在此期间，加工贸易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及其无根特性越发显现，再加之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价格的大幅上升，我国原来在加工贸易中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逐渐丢失，这使得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紧迫性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开始加快，从M2/GDP可以看出，金融深化的程度在进一步加快，所以，在此阶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金融深化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在进一步加强。
综上而言，非线性检验结果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更为符合。东南亚金融危机、加入WTO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均对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实证的结果上变现为在不同时期内，金融深化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两个指标的相互关系不停地在发生变化。
七、 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样本期分成五个时期，分别研究在五个不同阶段中，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
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因为我国的金融深化在不断发展之中，在前四个阶段考察金融深化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但是随着金融深化的发展，尤其是2009年之后，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存在由金融深化带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本文在对两个变量的进一步分析中，借助于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很明显显示出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在关联关系，这些都是在线性检验中没有检测到的。此外，本文又借助于蒙特卡洛方法，利用置信水平来分阶段检验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经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规律。
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有非线性因果关系，而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相对于线性Granger关系分析法，非线性的关系更能形象地真实地刻画金融深化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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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定级自我总结范文5
2017转正定级表自我鉴定【一】
我于xx年x月来到xxx中学工作。在这初为人师的一年里，我庆幸自己能走上向往已久的三尺讲台，实现了由学生向教师过度的角色转变，真正适应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生活，融入了太和中学这个大家庭中，从中感悟到了师德师风的重要，体会到了做教师的滋味，懂得了教师的责任，同时也促使我无论是学习能力、教学能力还是专业水平都得到较明显的提升。现在，一年的试用期已满，特向领导提出转正申请，并对我一年来的情况作以下自我鉴定：
一、德
作为一名教师，肩负着时代的重任和祖国的重托，我深切地认识到，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是开展好教育工作的基本前提。在过去的一年中，我自觉学习党的xx大精神及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工作中，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团结同事，及时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任务。
二、能
作为新教师我以名师为目标，立足教学常规，做足做优，不断充实自己的基础，尽全力向名师目标进发。通过多读书多听课，使我初步掌握了教学设计、教学评价、说课和教学反思结构框架。同时，我还通过反思来加快自己成长，并能从自我评价、他人评价、学生评价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总结、积累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所得、所思、所感，使自己不断的成长。
三、勤
勤能补拙，尤其是新教师更要勤奋学习，自觉修养，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实现奋斗目标。一年来，我担任高一年级5个班历史课，课时达15节，并经常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做到课时教案齐全，无漏备缺备现象，按时到校，从无迟到、早退、旷课现象，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四、绩
在我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年来，在教学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在学习方法方面，学生更是掌握了很多，有之前的学会逐渐转变为会学。本学年学生每次的考试成绩也能与老教师所教班级不相上下。
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实践,现在我已经能够做好一名教师的相关工作，在试用即将满期之际，我郑重地向上级领导提出我的转正申请，请领导给予批准为盼!
2017转正定级表自我鉴定【二】
转眼间，从20XX年XX月份参加工作至今已近一年，经过这一年的努力工作和不断学习，我获益良多。在这里感觉有必要总结一下近一年的得与失，发扬好的地方改进不足的地方，回顾走过的路可以更好的看清前面的路。
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有四年的专业知识学习，但是实践的东西接触的少，对许多现场问题不了解。面对这种情况，依靠自己认真的学习，促成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知识体系的健全，让自己尽早、尽快的熟悉工作情况，少走弯路。在接触到新的陌生的领域时，缺少经验，对于业务知识需要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自己在同事的帮助下，逐渐融入到崭新的工作生活中。
在学习生活上，慢慢完成了学生角色的转变，逐步进入工作状态，努力开展工作。 记得初来学校参加工作，完全陌生的环境和生活状态，也曾经很担心不知该怎么与人共处，该如何做好工作。但是学校宽松融洽的工作氛围、良好的学习发展机遇以及在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让我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通过近一年的体验已经逐渐适应了这边的工作状况，对于领导们的关心和关怀，我感到了很大的动力和压力，争取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以更加努力的优秀成绩来回报。不仅能够弥补自己耽误的工作学习而且能够有所成就。
我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深知自己还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学校的工作任务能认真完成，但积极性不够;
2、与学校的领导和同事们在思想和工作业务交流不够;
3、自己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待进一步提高。
转正定级自我总结范文6
【关键词】央地关系 财政博弈 财政管理体制
1994年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
我国在80年代初开始推行行政和财政分权,统收统支体制解体,地方相对独立的利益凸显,行政和财政自扩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源、投资和市场的竞争,虽然带来了一些地方保护和环境污染之类的副作用,但大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总体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我国各地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而且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国财政包干制大行其道,各地的体制多样性令人瞠目。这类似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农民适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契约安排。与此相呼应,在财政包干制下,可以说地方政府适用“交足中央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契约安排。
在财政包干制框架内,由于地方政府负责征税,当时的收入管理不规范,地方政府有着瞒报税收收入或者减少预算内收入的征收、努力扩大征收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的激励和可能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还会对之减少征收税费、增加补贴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对大量本地企业实行包税制,有时还要求本地企业参与提供基础设施来换取减少对其征税,这更是扩大了地方政府博弈可选对策。结果一是全国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日益下降,从1980年的25.5%下滑到1993年的12.3%;二是中央预算内收入占全国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也每况愈下。虽然中央预算内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24.5%上升到1984年的40.5%(估计与“利改税”有关),但从1985年的38.4%下降到1993年的22%低谷。上述发展趋势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在改变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方面没有主导权,任由地方政府摆布。事情恰恰相反:1994年前中央每隔几年就要改变对省财政管理体制,寻求提高地方收入上缴基数,增加分成比例。但是,地方政府则是采取讨价还价和上述收入征收和补贴支出方面的变通方式展开博弈。因此,实际上中央的主导权仍然受到严重掣肘,而非未加约束。
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变局
我国财政部1990年提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于1992年在天津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浙江省等9个地方进行分税制试点。1994年国务院主导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通过对地方政府采取“赎买”政策进行:承诺保证地方政府既得利益,通过税收返还保证地方政府原有的收入基数,但在收入增量上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而地方所获增量收入占总收入增量的比例实际上逐年减少(而且由于计算公式表述复杂,当地政府并没有察觉到这种不利走势)。这场改革扭转了原来中央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上的较被动局面,基本上实现了其预订目标。当时的预定改革目标是“两个提高”,即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一般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最低10.3%稳步上升至2009年的22.6%,而且中央一般财政收入占一般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上升至1994年的55.7%,其后在多数年份一直保持在50%以上。财政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这也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名称由来。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各省要根据决定制定对所属市、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上级政府的做法,与下级政府划分收入,主要采取分税制、分成制或其两者的混合体制,部分仍为包干制,少数为统收统支体制。其中分税制、分成制,或者两者的混合体制,无论如何都或多或少留有包干制这种旧体制成分。当时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上参照中央对地方体制的做法,从地方集中税收收入。这样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上级政府集中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化的路径。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且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分税制”之名给人的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财政分权。不过,正如从上述中央收入份额的变化可见,其实际结果是财力的上收和集中。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属于半拉子工程。它强调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忽视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即财力的对称。2003年《国务院有关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只是明确了中央和各省之间财权或者说税收收入的分享办法,并笼统规定了两者的支出责任,但并没有界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这里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中的份额之和)与其支出责任并不挂钩,没有对应关系。鉴于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相关,这也说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也由上级政府主导,同样存在类似的收入与支出责任、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问题。其实我国对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不是没有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就对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做了大而全的规定。其核心内容为各级地方政府承担其本级的事务和责任,而且下级政府必须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办理上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这样一来,与其说这样一种“大一统”的规定是一种事权划分安排,毋宁说是一种责任转嫁机制。它导致上一级次政府很容易把很多事权和支出责任推给下一级政府。后来的发展也确实表明,上级政府一度把教育等很多基本公共服务事权与支出责任转嫁给了县乡级政府。
可以说,当时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一种原有体制基础上的创新,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税制”。我们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只是依据政策文件,没有正式法律,容易被中央行政部门根据需要改变。真正的分税制是税种分开,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主体税种,地方立法机构有地方税种的立法权。但我国只是一个财政收入方面的集权过程,它导致的一种现象是从财政支出上看,中国是最分权的国家,但从财政收入分配和税收立法权上看又是非常集权的国家之一。这样分税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一般预算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中央收入多,自己支出的收入并不多,大量收入通过转移支付转由地方政府支出。地方政府2009年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总的支出额是47%,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每支出100块钱里,有47块钱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财政体制的症结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仍然处于失衡状态。总体上中央政府有着出台收入划分新方案的主导权,而地方政府穷于应付。随着近年来收入管理技术和制度的日益完善(比如引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土地出让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富裕地区地方政府的博弈空间日益减少,较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获得巨额的转移支付,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当前中国的财政体制主要存在六大问题。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我国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收费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省和一些较大的市,而且最终需要中央点头,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而且税收的立法权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决定”、“通知”、“条例”来制定和执行,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后两者目前本身的人员结构也有问题。《预算法》甚至把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权一次性下放给了国务院,相当于一个公司的财权,从董事会移交给总经理。
二是我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的所有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妥协的结果。中央政府由于拥有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地位,往往对事权和财权划分方案有主要的动议权和决定权,因此事权和财权划分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和法律保障。事实上上级政府能够比较随心所欲地调整事权和财权分配,从而可将事权层层下放,财权逐步上收。地方政府则是通过讨价还价、叫苦、申请项目、收取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土地出让以及负债等形式来部分维护财权。
三是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不完善,地方税制结构不合理,缺乏地方主体税种。单个地方税种的收入规模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较小,导致地方自己的财源小且不稳,对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土地财政和负债依赖程度较高。 实际上,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收入划分方案中,共享税部分规模过大。单单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合计占税收收入总额的份额就达41%。共享税占比越大,“分税制”就越是名不副实。
四是在财政支出上,效率还很低。各级政府总体上重视收入,而忽视支出效率,还没有建立透明的、有规则约束的公共财政预算体制,导致纳税人和在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之外作为第四权力部门的媒体不能有效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纳税人交的税也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不相匹配。
五是征税管理成本过高。我国分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税班子。这不仅增加了征收成本,也影响到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因为后者要面对两套班子,而不是一套班子,而且这两套班子之间还经常争夺税源。
六是专项转移支付名目过多,不透明。转移支出有个好处是可以控制地方政府,坏处是效率容易走低。转移支付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另一种是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人头标准就很容易算出。专项转移支付是与许多中央部门掌握的专项资金相联系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跑部钱进”的影响。而我国恰恰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比较少,大量都是专项转移支付。最近有了较多的调整,如果均不计税收返还,200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中央转移支付(去除税收返还额后为23678亿元)的比重已达47.8%,专项转移支付达52.2%。这里专项转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规范性和随意性,所以这么多年来存在上述一直被诟病的“跑部钱进”现象。在专项转移支付里,现在的操作往往是成问题的。如果是2000万的项目,地方政府一般要上报成5000万或者更多,这是因为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资金的,一些偏远地方政府就很麻烦,没有多少财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考虑到中央会基于地方的讨价还价,砍掉一部分预算,再加上要考虑打点费,也就是“寻租成本”,便在事先翻倍地报。
应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上述错综复杂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表明,我国需要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首先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究竟如何真正明确划分财权和事权。
在成熟的竞争性较强的联邦制国家,比如美国,首先界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然后按照辅原则来界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再按照各级政府自己的事权,来确定支出责任和支出需要,最终由此决定收入需要。而收入权的来源就是事权、支出权、支出需要,所有这些权力都是辖区内的公民赋予的,是在框架内安排的。所谓辅原则指的是,凡是个人和市场能够处置的事务,留由其自身去处置;政府的事权留由最低必要层次的政府去履行,上级政府提供辅的支持。而且,上级政府接手或者插手之前,还要考虑自身是否确实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实际上,各级辖区都是在法治框架内以自治管理方式提供本级公共产品与服务。本级辖区财力不足或者公共产品与服务本身有着一些外溢性等因素时,上级政府才有可能插手或者接手,包括转移支付。但是,转移支付额是有限度的,不能扭曲各地方辖区的治理积极性,损害一些发达辖区的税收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