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例6篇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文1

对于透平机械制造厂商来说,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叶片的效率和安全可靠性,同时要求尽可能地降低开发设计制造成本。例如作为汽轮机的能量转换关键部件叶片,其制造加工约占整个汽轮机机械加工量的30%以上。开发高负荷叶片,在保证输出功率的前提下,可以大幅度减少叶片数目。结合高负荷叶片设计的大焓降透平级,可以减少汽轮机通流部分的级数。日本东芝公司的250MW到450MW汽轮机,高压缸加调节级只有7级,中压缸5级。日立公司的600MW汽轮机的高压缸加调节级只有7级,中压缸5级。但是都采用增大根径来保证透平级的最佳速比,从而得到最佳的轮周效率。因此,在保证汽轮机运行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透平级的研发和应用将显著地减小汽轮机通流部分的结构尺寸和保持高效率,从而降低汽轮机制造成本及电厂建设和安装成本,提高汽轮机制造厂商的产品竞争力[3]。高负荷叶片是指增加叶片的负荷,主要应用于燃气轮机工业中。高负荷叶片设计可以提供通过增加每只叶片的负荷而减少透平级叶片的数目。一般采用Zweifel负荷系数[4]来定义叶片的负荷。其中s是叶片吸力面高度,Bx是轴向弦长,β1和β2分别是进口和出口气流角,u1和u2分别是气流速度流线方向的分量。负荷系数Zw可以通过确定叶片的数目和稠度来优化透平性能。目前在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高负荷叶片设计是认为负荷系数Zw大于1.15[5]。而对汽轮机叶片负荷设计中的负荷系数的具体数值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负荷系数Zw大于0.75以上就是具有高负荷叶型特点的叶片。

1高负荷叶片在燃气轮机中应用

现代航空发动机的低压涡轮效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此基础上期望继续提高效率变得非常困难,由于低压涡轮部件占整台发动机重量的近1/3,降低其重量成为进一步提高发动机性能的关键技术。减轻发动机重量的关键在于减轻低压涡轮的重量,这就需要减少低压涡轮级的叶片数目,在给定涡轮级负荷的前提下,必须增加单个叶片的气动负荷,因此发展了区别于传统叶型的高负荷和超高负荷叶型。高负荷叶型由于负荷的增大,叶型的吸力面压力分布相比于传统叶型具有较大的差别,主要区别在于高负荷叶型的负荷分布具有前移的特征,进而导致叶栅内横向压力梯度增大,叶栅内的端部次流损失增加,同时流动具有较大的逆压梯度,易导致流动发生分离,因而使得高负荷叶型具有很高的叶栅损失。控制高负荷叶型的流动分离和减少二次流损失成为高负荷叶型发展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和研究热点[6-8]。国外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针对涡轮高负荷叶片在叶型设计、边界层流动分离和控制以及气动性能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实验测量、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Sjolander等[9]利用风洞试验台开展了跨音速叶型不同负荷分布对其气动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分别研究了气流攻角和出口马赫数对三种典型加载设计的叶型气动性能的影响特性。图1是Sjolander等[9]开发了不同载荷方式下的叶型型线,分别是针对前加载叶型、中部加载叶型和后加载叶型型线。图2是不同加载方式的等熵马赫数分布的实验结果。Sjolander等[9]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后加载方式设计的叶型具有最佳的气动效率,其次是中部加载。而前加载叶型的气动性能最差。

英国剑桥大学的Whittle实验室的Hodson和Howell对高负荷低压涡轮叶片在定常和非定常气动性能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开展了数值和实验研究工作。Hodson和Howell在发展高负荷叶型的同时对影响高负荷叶型气动性能的有关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实验和数值研究,分别开展进口Re数、进口湍流度、非定常上游尾迹等对高负荷叶片流动分离的影响。Hodson的高负荷叶片的试验台是采用运动绕流柱结构开展非定常尾迹对高负荷叶片和超高负荷叶片的边界层及气动性能影响机理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理论分析结果,为高负荷叶型的设计和工程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参考数据。图3是在不同Re数下,高负荷叶片和超高负荷叶片在涡轮应用中对涡轮效率的影响。

Sonoda等[10]采用遗传算法为优化方法,开展了总压损失和折转角最小为优化目标的先进高负荷跨音速叶型的优化设计工作。在优化得到的高负荷叶型的基础上,利用数值和实验方法对优化的高负荷叶型进行了气动性能的验证。图4和图5是Sonoda等[10]设计优化的高负荷涡轮叶片型线和总压损失系数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等熵出口马赫数1.2时优化的高负荷叶型相比于传统叶型具有12%的能量损失下降。

德国MTU实验室的Gier等[11]经历了10~15年时间的研究旨在提高涡轮叶片的负荷,特别是针对低压涡轮叶片。图6(见下页)是Gier等[11]研发设计的高负荷涡轮叶片压力系数分布的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结果的比较。实验测量与数值模拟结果吻合良好,验证了设计优化得到的高负荷涡轮叶片气动性能的可靠性。Gier等[11]设计研发了在负荷系数从0.86提高到1.04、0.95提高到1.14、0.96提高到1.13和1.04提高到1.24的高负荷新叶型。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可以证明:在基本叶型基础上,实现了20%~50%负荷增加的高负荷叶型设计。

2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的研发应用

叶栅损失一般分为叶型损失、二次流损失和叶顶泄漏损失。叶型损失与叶片表面的附面层状态和特性有关,主要包括气流粘性引起的摩擦损失、附面层分离引起的涡流损失及出口尾迹损失。叶型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叶片表面附面层的流动特性、尾迹区旋涡的能量耗散和尾迹区与主流区气流的相互掺混等。二次流损失是透平叶栅损失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30%,甚至高达50%~70%。随着汽轮机通流技术的发展,GE、日立等公司近些年来都在发展高负荷叶型。在保证足够的强度条件下,选择最佳的负荷系数,减少叶片只数,使整周叶片表面面积减小,减小型面摩擦损失和尾迹损失,并使吸力面不产生脱流,使叶型保持低的型损,同时通过全三维设计来抑制由于叶片负荷增加可能带来的二次流损失增加,这样在保持叶型高气动效率的情况下,大大减小了叶片只数,降低制造成本[3]。

在高负荷叶片设计和研发的同时,需要考虑大焓降级的设计要求。结合高负荷动叶片和大焓降静叶片的匹配,可以使得透平级的焓降大幅度提高,减少汽轮机通流部分透平级数,降低制造成本。高负荷叶片的研发和应用与传统常规动叶片相比可以减少叶片数目14%~20%。在透平级中高负荷叶片数目的减少导致栅距增加,透平级栅距的减少虽然带来了型面损失的降低,包括尾迹损失。但是由于叶片负荷的增加导致叶栅流道内叶片的压力面和吸力面间的横向压差增加,使得叶栅通道内的二次流强度增加,从而造成流动损失增加。同时由于高负荷叶片相比常规叶片具有更大的气流折转角,需要对高负荷叶片的吸力面靠近尾缘附件认真考虑,从而尽量降低吸力面尾缘附近较大的逆压梯度而导致流动发生分离,流动发生分离不仅造成流动损失增加,而且降低叶片的负荷,使得高负荷叶片的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GE公司报道其某些静叶整圈只数减小了近50%,日立公司在DH-600B机型的低压前几级静叶采用了高负荷前加载无扩压叶型-CUC叶型,并采用了AVN设计。为了提高叶栅的负荷,采用前加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通过型线曲率的控制使叶栅在进口段有较大的收敛度,使叶栅迅速加载从而提高整个叶栅通道的负荷。Hashinmoto和Kimura[12]研究了一种高负荷前加载叶型,试验验证了高负荷前加载叶型的能量损失系数较后加载叶型低。图7给出了常规叶型与高负荷叶型的效率比较。[12]Kiyoshi[13]在常叶片的基础上设计了高负荷叶片,将常规叶片的负荷系数从0.64~0.79提升为0.70~0.85。Kiyoshi采用数值模拟和平面叶栅性能实验对设计的高负荷叶片进行验证。数值模拟和实验测量的结果表明在保证性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高负荷动叶片可减少叶片只数约14%。文献提到了所发展的高负荷动叶片已经应用于汽轮机的高压级改造。

周凡贞等[3]针对汽轮机通流部分的高负荷和大焓降级的设计方法和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探讨了采用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设计运行安全可靠的新型高效率汽轮机的途径。周凡贞等[3]对于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的研发认为需要参考燃气轮机高负荷叶片的特点,结合实验研究进行。提出的基本设计方法是:(1)通过增大根径或者转速来增大圆周速度,可以保证在增加级焓降时具有最佳速比;(2)进一步减小静叶和动叶的出口气流角,但是有一定的限制;(3)减小反动式级的反动度,可以增大反动式透平级的焓降;(4)采用可控涡或者弯扭叶片成型技术,控制反动度沿叶高的分布来增加焓降;(5)减少叶片数目来增加叶片的气动负荷。

周凡贞等[14]开展了某100MW汽轮机的高压缸大焓降级的改进设计和叶栅成型研究。在转速和根径不变的情况将16级高压缸通流部分设计成12级,平均级焓降增加25%,平均的速比由原先的0.514减少为0.446。热力设计表明改进设计后仍然具有较好的效率,但是动叶和静叶的几何进汽角减小。论文提出需要开发具有良好攻角特性的小进汽角叶栅。周凡贞等[15]对汽轮机高负荷叶片三维成型设计进行了研究,同时采用级进行气动性能的数值验证。研究结果给出了典型汽轮机的透平级,减少动叶片的数目是18只,在三维数值计算分析的基础上验证了新设计的叶栅叶片负荷增加15%,而效率基本保持不变。

孙奇[1]和李军等[16]对高负荷叶片和后加载叶片的气动性能和三维积叠规律进行了实验和数值研究。采用平面叶栅和环形叶栅吹风试验对后加载和高负荷前加载叶型的气动性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研究。图8给出了前加载和后加载叶型的型线和直列叶栅吹风实验压力系数分布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比较。平面叶栅吹风试验结果表明:前加载叶型的头部为较大的圆弧形,在±20°攻角范围内,能量损失系数几乎不变。后加载叶型的能量损失系数随攻角的变化也很小,只是在-15°攻角以后损失增加较多。但总的说来,前加载叶型在各种攻角下的叶型损失系数都较后加载叶型略低。

图9是前加载和后加载叶片径向弯曲设计后的叶片型线和环形叶栅吹风实验结果比较。环形叶栅吹风试验结果表明:前加载叶型叶根、顶部的端损都较后加载叶型小,说明了前加载叶型通过对三维弯曲成型生成线的控制,减小了通道涡的强度,有效地抑制了端部二次流。从试验结果来看,前加载叶型采用的弯曲较好地抑制了端部二次流,也说明前加载叶型可通过较好的弯曲成型来减小由于其内外弧压差大而可能导致的横向二次流的加大,同时也说明前加载叶型宜采用较大的弯曲量和较大的根、顶部正、负倾斜角度。前加载直叶栅由于其叶型本身前加载的特点,二次流的生成较早,其根部的损失最大。而后加载直叶栅由于其后加载的特点,在根部的端部损失较前加载直叶栅小。前加载叶栅采用较大切向弯曲后效果最好,而后加载采用弯曲后较直叶栅也能有效降低单排叶栅的损失。

3结论和展望

3.1结论

论文综述了航空涡轮中高负荷叶片的设计研发和气动性能的实验和数值研究进展。在航空涡轮高负荷叶片气动设计概念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汽轮机中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的设计思路和研究现状。介绍了汽轮机中高负荷叶片设计中不同载荷方式设计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大焓降透平级在汽轮机中应用的初步探讨。论文给出了前加载高负荷叶片在汽轮机中应用的研发现状和进展。

3.2展望

在航空涡轮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透平级气动设计和基础研究进展综述的基础上,针对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透平级在汽轮机通流设计中的应用和相关关键技术研究进行了如下展望。

(1)高负荷叶片的设计优化研究

常规高负荷叶片由于叶道中横向压力梯度增加,导致对于低展弦比叶片的二次流损失增加。开展高负荷叶片的三维气动优化设计,降低二次流损失,对于拓展高负荷叶片在汽轮机透平级中的应用具有现实的工程应用价值。高负荷叶片在汽轮机透平级设计中应用需要开展径向积叠三维优化设计,同时结合非轴对称端壁成型技术等方法,降低高负荷叶片端壁的横向压力梯度,进而降低二次流强度和减少二次流损失。具体研究工作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a)高负荷叶片型线和径向积叠规律的设计和优化和非轴对称造型技术的研究,旨在提高高负荷叶片的气动效率;(b)高负荷叶片在设计工况和变工况性能的研究,包括数值和实验研究。旨在研究变工况下高负荷叶片的边界层可能发生流动分离,进而大幅度降低叶片负荷和增加流动损失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方法。

(2)大焓降透平级的设计优化研究

在汽轮机透平级最佳速比的设计条件下,开展汽轮机通流部分中大焓降透平级设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大焓降透平级的设计优化主要包括大焓降透平级的速比选择;静叶/动叶匹配的最佳设计;大焓降透平级的定常和非定常气动性能研究。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文2

关键词:节能降耗;运行分析;调整措施

1引言

在火力发电厂正常运行后,其运行参数是否达到设计值,甚至优于设计值,与操作员运行调整的节能降耗方法有直接关系。本文通过对某百万级电厂多年的运行参数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等,归纳出以下节能降耗措施,如实时煤耗监测、优化制粉方式、及时停运多余出力设备、减少热量泄漏和工质损失、提高真空、降低厂用电率等。

2降耗分析及采取措施:

2.1在汽轮机系统方面

2.1.1降低凝汽器背压在机组蒸汽进汽参数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凝汽器真空,增强蒸汽做功能力,来减少燃料量是降低煤耗的重要方面,运行中采取具体措施如下:(1)真空严密性试验:a)定期执行机组真空严密性试验,确保真空下降值小于133Pa/Min;b)通过试验结果,可以进一步明确机组是否需要真空系统查漏或进行凝汽器灌水查漏;c)根据机组负荷调整汽轮机轴封供、回汽压力至正常值,轴端不冒气、不吸汽;(2)循环水系统及循环水泵运行的节能措施;机组设计为三台循环水泵,根据机组负荷及循环水温度启停第三台循环水泵运行:a)循环水温度大于26℃时,保持三台循环水泵连续运行;b)循环水温度小于26℃时,若机组负荷大于700MW,启动第三台循环水泵运行;若机组负荷小于700MW,负荷低谷时段,停运第三台循环水泵运行;c)循环水温度小于20℃时,保持两台循环水泵连续运行;通过机组煤耗分析,以上运行方式显示机组煤耗水平最低,解决了盲目启、停循环水泵所带来的不经济,不安全情况。(3)正常投入循环水水室真空系统,保持凝汽器水室无空气;(4)监视凝汽器循环水入口压力及进、出口压差,发现凝汽器钛管堵塞及时采取半侧隔离进行清理。(5)维持凝汽器热井水位正常值,运行人员通过多次进行凝汽器热井水位调整试验,正常运行中保持在630mm左右各参数指标最优。运行电厂凝汽器热井水位一般设定值较高,如果凝汽器热井水位过高,部分钛管被淹没在凝结水中,将处于饱和状态的凝结水继续被冷却,造成过冷度增加,使机组冷源损失增加,经测算凝结水温度每增加1℃过冷度,机组循环热耗率降低0.5%。2.1.2维持给水温度为设计值维持设计的给水温度也是提高汽轮机组效率的重要因素,通过改变抽气量的变化来调整锅炉给水温度,直接影响到汽轮机效率;另一方面会使锅炉排烟温度变化,影响锅炉效率,所以给水温度是机组效率的关键因素。如何正确、合理的提高给水温度:首先,要保证高压加热器正常投入:(1)保持高压加热器水位稳定,就地及DCS显示一致,且加热器端差值达到设计值;(2)严格控制高压加热器滑参数启、停给水温升率的规定,一般不超过3℃/Min;(3)发电机并网后及时投运高压加热器,发电机解列前停运高压加热器。其次,调整高压加热器水位正常。加热器正常水位的维持是保证回热系统的良好经济性。如果水位维持过高,会减少有效换热面积,降低换热效果,同时冷却的疏水会沿抽汽管道倒流至汽轮机危及安全。最后,检查高压加热器抽汽逆止门和抽汽进汽电动门开度正常以保证抽汽管压降正常,经过上述方面检查是否达到负荷对应的给水温度,以达到机组设计的煤耗标准。

2.2锅炉方面

2.2.1合理优化磨煤机运行方式该燃煤发电厂采用正压直吹式制粉系统,设计为六台中速辊式磨煤机,五台可带机组满负荷运行,一台作为备用。六台磨煤机对应的六层燃烧器垂直布置与锅炉八个角,所以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对于锅炉燃烧调整,主、再汽温度,排烟温度等重要参数尤为重要。经过反复运行调整,组合方式摸索,可采取如下措施,起到明显的降低煤耗的作用:(1)特别是机组低负荷期间,保持上层磨煤机运行,同时增加上层磨煤机的出力,以此还提高锅炉火焰中心高度,从而达到提高再热汽温的作用。(2)煤种变化时,根据飞灰细度和含碳量化验报告及时进行磨煤机旋转分离器和液压加载力的调整,控制飞灰细度R45小于30大于20,含碳量小于0.5%,使制粉单耗最经济。(3)磨煤机停运后,磨煤机出口温度降至60度后,及时关闭磨煤机冷风门,以降低一次风机和排烟温度损耗。2.2.2减少再热器减温水量经统计测算,燃煤火电机组,再热器减温喷水增加1%,机组热耗上升0.15%左右。再热器温度每升高10℃,热耗减少0.22%,再热蒸汽温度每降低10℃,热耗将增加0.25%。再热器的调温,尽可能采取烟气挡扳进行调整,同时配合磨煤机组合方式及吹灰的优化方法,减少再热器的喷水量。2.2.3锅炉管屏吹灰优化在锅炉运行保持受热面清洁,可增强管壁吸热能力,降低锅炉排烟温度,从而提高锅炉燃烧效率。但是锅炉吹灰过程要耗掉大量工质及高品质热量,势必增加了工质损失及热量损失,所以吹灰方式及次数进行优化。主要为保证受热面清洁的同时减少吹灰范围及频次,具体优化方式及措施如下:(1)机组负荷大于90%额定负荷的工况,减少蒸汽吹灰,避免吹灰过程中热力系统蒸汽损耗增加及再热汽温的较大波动,维持参数在额定值运行。(2)机组正常运行中,根据煤种的变化,适时调整吹灰范围,如将吹灰枪拖入数量减少为三分之一,即三天完成整个锅炉受热面的吹灰。同时,利用机组检修期间对受热面检查结焦情况。2.2.4烟气热量回收由于排烟损失是锅炉最大的热损耗损失,因此回收排烟中的热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可通过技术改造增加烟气冷却器,将烟气中的热量回收至凝结水中,既提高了循环效率又可以增强电除尘效果。该电厂增装烟气冷却器后,经过性能试验测算,降低发电煤耗约2.6g/kwh。2.3降低厂用电率对于节能降耗,节省厂用电也是重中之重。为降低厂用电率,可采取以下措施:(1)机组启动前,合理安排工作节点,尽量缩短锅炉上水到锅炉点火时间间隔,以减少循环水泵、电泵、凝结水泵等大功率辅机运行的时间。(2)机组停运后,具备停运循环水泵、凝结水泵、工业水泵等辅机条件时,尽早停运;重要辅机的油泵当油温满足条件时,可以停运并定期试运。(3)按磨煤机对应负荷台数,及时停运磨煤机。(4)厂房照建议采用光控和时控。

3结束语

火电厂节能降耗,减少能源消耗的方法、措施很多,本文仅通过某百万机组现场实际运行经验,总结分析了在运行过程中可采取的切实可行且有效的节能降耗措施。

参考文献:

[1]赵毅.我国发电企业节能现状与技术措施[J].热力透平,2008(02):71-76.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文3

关键词: 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1-06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缓行下协调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税制结构、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究。储德银(2012)将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作为关键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制调整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得出财产税挤入居民消费需求、商品税和所得税挤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结论[1]。李香菊(2013)则是基于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采用长面板研究各税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证明不仅渐趋完善的税制结构对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间接税的累退性一定程度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2]。赵蓓(2010)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消费决策模型,研究减税与政府扩张促进居民消费的关系[3]。从国外理论看来,似乎上述结论有悖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但如Carroll(2001)与Blanchard(1985)所证明,由于个体寿命与个体预防性储蓄等不确定性存在,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效果不会被个体未来的完美预期消费决策行为所抵消[4,5]。换言之,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在现实中其实难以满足,更符合实际的是宏观财政政策能影响当前个体消费决策,从而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积极作用。Ljungqvst和Uhlig(2008)在Andrew B.Abel的“不甘落后(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效用函数框架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影响[6,7]。

目前很多学者在税收总量层面考察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分析全面、成果丰硕,也有少数通过划分税种进行实证的研究结果颇具价值,这都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与税制结构关系提供了启示。但笔者认为,首先,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多年,鲜有在此背景下,较为全面、完整的总结改革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作用的成果。其次,未有人考虑税制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外部性,即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某地区是否存在外溢性作用于相关或邻近地区。最后,需要考虑财政支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在我国实施减税政策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是否会挤出政府部门的相关扩大内需支出,弱化结构性减税效果。因此,本文力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体现在有利于检验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与实施效果,弥补考察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关系的不足,更加清晰准确地揭示和认识近年来税制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轨迹,进而为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方向提供借鉴。

二、我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现状

对于结构性减税内涵,贾康[8](2011)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减税”降低实际税负水平;二是强调“结构性”,有别于简单全面的减税,是有选择性的、优化结构的安排。虽然政府征税存在效率损失,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但在既定税收收入下,通过调节税制结构、税种间比例仍可以达到一定税收总额约束下最大化居民消费的效果。

我国对从税制结构角度调节居民消费的政策能力十分关注,但仍在实践中探索其实效性,缺乏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理论上,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都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调整所得税,直接关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决策,存在收入效应。调整商品税,改变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使得居民消费结构与选择方向受到影响,消费者将依据自身效用函数调整需消费的商品组成,即替代效应。财产税是对财产征税,调整财产税,使当前购买财产与当前消费间产生替代效应,财产税负担增加将使消费者获得财产的相对效用降低,转而进行当期消费的相对效用更高。

三、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

图1以几何坐标轴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图中曲线代表消费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纵坐标代表居民储蓄,横坐标代表居民消费。初始情况,税前消费者预算约束线为直线AB,政府对居民所得与财产净收益征税,预算约束线平行下移至EF。同时,政府还对消费商品征税,对财产所有征税,由此产生的替代效应使EF变换至EH。此时,消费者消费和储蓄分别为X2和Y2。于是可假设:税制结构变动的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在调整后受到的预算约束相对于调整前有所减弱,预算约束线上移至CD。此时,若替代效应保持不变,最终预算约束线应是平行于EH 的直线CM,消费增加量为HM。但商品税与财产税的变化将改变居民当期消费结构与跨期的消费储蓄分配决策,使得新的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不再平行于直线CM,两者的综合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做出决策调整,提高当期消费,即CG斜率小于CM。最终,消费增加量为MG。

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与无差异曲线U0相切,对应消费为X0,储蓄为Y0。收入效应使消费支出增长X0X1。而X1X2代表着替代效应的消费变化量。X0X2就为税制结构变化刺激消费的总增长。同时,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框架下同样尝试推导税制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路径。

所得税征收率t1与居民消费倾向为负向关系;商品税与财产税对消费的替代效应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即β与T2存在负向关系。因此,我们得到消费函数C(t1、T2)的一阶偏导数均为负。这与前面使用几何图形说明的结果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可以充分利用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达到改变居民倾向、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的目的。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三方面究竟给予了居民消费何等程度和何种方向的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获得结果。

四、构建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

1.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现实中居民消费是一个跨期动态过程,经济中个人遵循着跨期效用最大化路径以配置自己的消费支出。个体会基于过去因素相关的经历来考虑当前环境下的行为,这意味着考察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颇为重要。因此,为了修正动态数据结构引发的内生性问题,防止参数估计的有偏和不一致,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式(SYS-GMM)考察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下税制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

被解释变量Cosuit代表居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Comtit、Inctit、Protit分别代表商品税对数、所得税实际税率、财产税比重,Unit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Gdpit是名义人均生产总值,Czexpit代表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地方财政历年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传媒四项支出总额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计算得到。Lcit代表流动性约束,用城镇及农村的居民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得到的人均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最后,模型中的μi是各省份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γt是时间效应,εit为估计误差项。考虑到本文采用短面板数据,将滞后项最大阶数均取1,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Cosuit-1作为解释变量,体现居民消费的动态变化。各变量下标i、t分别代表第i省与第t年。

2.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空间权重是空间计量模型的关键要素,是地区空间外溢性的体现,又鉴于此步骤旨在检验我国结构性减税下税制结构调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因此,将存在共同边界的省份视为相邻,地区与其自身视为不相邻,相邻地区权重取1,不相邻地区权重取0,选用空间杜宾(SDM)模型进行分析:

式中,W代表省份间以地理相邻关系特征所确定的空间权重矩阵,W×Cosuit表示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滞后变量,其系数β0反映相邻省份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对本省份居民消费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同样,W×Comtit、W×Inctit、W×Protit表示相邻省份的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变动情况的空间滞后变量,对应系数显示各结构成分对本省份的影响程度与正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误差项均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含义一致。

(二)主要变量定义

1.商品税。商品税变量选择用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之和的对数进行描述。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在计算商品税额时,根据中央与地方间3∶1的比例分成原则,将各省份国内增值税的4倍作为当年各省份实际征收到的全部增值税额。营业税直接加入商品税变量。另外,选取《中国税务年鉴》中相应消费税数据与增值税、营业税求和。

2.财产税。实证部分财产税变量以各省份历年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契税之和占该省当年税收收入比重得到。

3.所得税。在实证过程中税制结构的所得税部分仅考虑个人所得税。选择个人所得税税额除以居民收入得到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个人所得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6∶4,因此,同样乘以2.5倍进行反向处理得到各省份每年征收的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

(三)数据来源说明

计量模型和数据选取样本时序跨度为2004~2012年。将数据横截面选取为全国31个省份,除消费税数据其他所有基础数据均取自200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笔者对基础数据均进行平减处理。在控制变量中,财政支出变量与流动性约束变量也是商值形式。但在计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变量时并没有预先进行平减处理,是考虑到名义性物价因素会影响居民消费的决策,对居民产生一种虚假的价格改变现象,所以人均生产总值采用包含物价指数波动的名义值。

五、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鉴于矫正异质性导致的估计误差,在考察动态回归之前,本文预先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检验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结果支持了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结构成分对居民消费不同程度与方向的影响。

而实证检验中运用动态模型考虑居民消费支出的动态变化将更符合现实。回归结果如表1。

AR(1)、AR(2)统计量用于检验模型差分方程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与二阶自相关,AR(2)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动态模型序列不相关。Sargan检验考察的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根据检验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我们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由此可知,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

滞后项变量Cosu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4829,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消费具有动态的自我增强能力,居民消费上一期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本期的“成长性”。

关键变量Inctit系数为-0.13810,通过5%显著性检验,与居民消费负相关。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多年所得税调整使居民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每提高1%,居民消费支出将有0.13810%的减少。因此,我们可知近几年的两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与暂停征收利息税等措施都未能从实质上改变所得税负担对消费需求的约束,其调整仅仅是落后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与时俱进,还未能实质上产生刺激经济引导消费的作用。虽然所得税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支出,但不能单纯立足其经济效应抑制消费而否定其地位与重要性。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加大直接税比重是我国税制的一项重点改革方向,改革所得税时还需要兼顾财政收入、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将所得税视为整个税制结构的成分之一,总体上与其他税类统筹协作来刺激消费与调节宏观经济各方面。

Comtit与Proti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商品税收入实际值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提升0.11279%,财产税税收比重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更是增加0.33970%,这表明施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税制结构调整后,商品税与财产税挤入了居民消费,支持了税制结构调整的商品税与财产税的替代效应。征收财产税产生较强替代效应,结果是购买财产所获效用小于使用该收入进行当期消费,以致增加了居民消费。

由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可知,Czexpit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为0.06196,Gdpit、Lcit系数通过1%显著性检验分别为0.00810和-1.15021。这说明政府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文化体育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导致居民能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前提下更多地消费而不是进行预防性储蓄;人均生产总值表明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本地区拥有良好的消费环境,选择范围广、消费品众多能刺激居民将更多收入支出于消费;流动性约束每增加1%,消费支出减少-1.15021%,系数绝对值较大反应出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决策抑制力强,所以从货币角度来说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前,我们必须先对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如图2,莫兰指数为0.303037,且P值为0.0070,通过1%显著性检验,可以确定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存在一定空间正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因素来分析居民消费支出的跨区域作用。另外,在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时通过豪斯曼检验我们确定了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所以,下面利用Matlab2009a软件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

W×Cosuit的系数为0.13000,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即我国各省份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相邻省份地区居民消费对本省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商品税空间滞后变量W×comtit系数为0.23073,通过1%显著性检验,财产税空间滞后变量W×Protit系数为0.41581,通过5%显著性检验,说明商品税与财产税的空间依赖性强,两者能正向促进相邻省份的消费支出。我们认为,由于相邻外省商品税、财产税的税制结构变化,本地区居民进行消费决策时根据获得的外地区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信息会进一步调整自身的最优消费组合,同一商品若由于地区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外省居民承担税负较高,本省居民可能产生一种本地区消费此商品税负更低而收益的心理暗示,从而更加倾向于消费此商品。另一方面,外省税制结构中财产税的变化使外省居民选择当期消费,从而会通过消费支出的空间外溢性间接促进本省消费。最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动态面板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同方向,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了在模型加入空间相关性后各个控制变量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仍存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估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我国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从税制结构角度构建促进居民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才是解决内需问题、优化税制结构的根本之道。而且,上述分析可以为政府部门如何把税制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把利器来扩大内需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指引,为我们反思此轮改革推行至今的效果,日后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政策措施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1.构建既稳定又灵活的商品税制度,进一步调整商品税税负构成,弱化流转税的累退性弊端,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调整政策,促进营业税全面改增值税的步伐,规范与细化增值税、营业税的覆盖领域,分工协作以提高税收制度运行效率。对于商品税,一方面要加快“营改增“步伐,合理制定增值税税率,例如将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品归入低税率档次,同时重点解决增值税与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将重叠征税部分明确划分,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另一方面,消费税的特殊作用是我国政府将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合理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的原因,保持消费税率变动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消费税对消费高档品、奢侈品及资源消耗品的调节作用。

2.加大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完善所得税制度,积极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的所得税动态反应机制。首先,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税适用税率,制定税率适当及时调整的计划。其次,兼顾公平税负与量能负税。提高各收入项目费用扣除标准,可以考虑将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项目纳入费用扣除,提高中低收入人群保障生活的能力以此提升消费欲望,同时对低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费用扣除进行特殊的减免规定,以保障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最后,目前我国个人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财产净收益给予优惠,存款利息税等应恢复征收,可以达到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少储蓄的效果。

3.构建系统的、完整的财产税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如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应全面及时地总结沪渝试行房产税经验和问题,尽早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同时减少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收,促进存量房的流转,抑制居民投资性房产需求,间接刺激消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减轻低收入人群解决居住所负担的成本。另一方面,加快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制定与颁布。遗产税与赠与税不仅在改善社会风气、更新观念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且能遏制财产资本非经济性的集中,以此鼓励人们合理储蓄,进行即期消费。

针对文中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认为决策部门还应统筹兼顾、放眼大局,在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强调初次与二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并注重发展与完善金融信贷体系、不动产登记及现金管理制度,为居民借贷消费创造条件。收入提高、经济发展一方面将为潜在蕴藏的消费能力的释放打下基础,长远上提供了税收来源,另一方面,税源得到充分保障还能为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的财政支出腾出更大的伸缩余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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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贾康,程喻.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成税与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3-8.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文4

2009年,市绩效评估办依据《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重点工作,对指标体系进行局部调整,充实完善相关指标,保持指标体系的总体稳定,保持与市政府重点工作的同步运行。

县区政府责任目标克服单一以经济指标权衡的弊端,既包括标志经济发展的GDP、财政税收、投资消费等指标,也包括政府公共服务、节能减排、社会和谐等社会全面发展指标。2009年加大对招商引资、项目工作、节能减排、民生等指标的考核力度,体现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市直部门的责任目标分为:省政府对各市政府考核指标;市直部门自身主要业务工作目标;市政府年度重点经济工作和重要工作部署中确定的由市直部门承担的指标。

二、突出重点指标的考核权重

2009年,加大对招商引资和项目工作的考核力度,其指标权重由原来合并在一起200分提高到450分,其中项目工作150分,招商引资域外、境外各150分,由原来合并在一起占考核总分的12%提高到占考核总分的26%。

为保证招商引资和项目工作权重在总分中的稳定比例,将处理投诉事件由原来的100分调整为50分,将公务员队伍建设、政务公开、行政执法责任制由原来的100分、50分、50分调整为零权重,作为扣分指标。

为了确保政令畅通,强化政府重点工作落实督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大厅即时办结率,将政府重点工作落实的督办和规范窗口服务工作的考核权重由原来的扣100分封底增加为扣200分封底。

三、进一步完善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

(一)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估机制。继续坚持人事部门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分兵把口的评价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市政府督察室、市经委、市外经贸局、市安监局为联动考核部门,加强政府重点工作落实督办、招商引资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的跟踪问效。

(二)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估体系。2009年,省政府将对绩效评估体系进行个别调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绩效评估中将招商引资工作从发改委的项目工作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重点指标,其中域外招商引资由市经委负责考核,境外招商引资由市外经贸局负责考核;增加安全生产工作执行情况作为对各部门的考核指标,由市安监局负责考核;增加政府重点工作落实督办、各部门领导干部执行政府会议纪律情况的考核指标,由市政府督察室负责考核;增加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务员和受处分刑罚的公务员奖惩赋分权重;增加对规范窗口服务的考核扣分权重。通过完善调整,使绩效评估工作更加贴近经济建设步伐,树立政府勤政高效的新形象。

四、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绩效评估办法

(一)狠抓重点指标评估。将招商引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在加大赋分权重的同时建立月通报、季调度、半年进行拉练检查,年终联合组织考核验收制度,并严格按考核办法兑现奖惩,及时发现目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市政府准确决策提供依据。建立跟踪督办制度,为确保省市各项绩效评估指标的圆满完成,市绩效评估办在加强重点指标评估的同时,市政府各分管领导每季度召开一次分管部门指标执行情况形势调度会,分析所分管部门承担的省指标任务完成情况,在全省各市同行中排名位次,研究制定赶超目标,确保所分管部门不出现后5位的排名位次。市绩效评估办在跟踪考核的基础上于9月份组织一次承担省政府工作指标完成情况调度,并将调度结果于10月初向市政府绩效评估领导小组汇报,与各联动部门齐抓共管,以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年底市绩效评估办组织相关联动评估部门,集中开展对各县区政府和市直部门完成市政府绩效评估任务情况考核验收,以减少考核环节,减轻各县区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多头应对考核的压力。

(二)继续强化绩效评估结果的使用。认真贯彻《*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人民政府绩效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盘政发〔2008〕9号)精神,对未完成年度责任目标及承担省政府绩效评估单项指标排名后5位的县区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年终不得评为优胜县区和单位,取消其领导班子年度评优资格。

(三)不断探索更加科学的绩效评估手段。认真总结绩效评估工作经验,对行之有效的绩效评估办法要一以贯之推进落实。积极引进运用现代化的绩效评估手段,学习借鉴外地绩效评估工作先进经验和做法,使我市的绩效评估工作更加科学、合理。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文5

我县2006年的农经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和“农业稳县”的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目标,重点突出“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经济统计”4个重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经管理工作的新职能、新任务,全面提升农经管理工作水平。具体是:

一、切实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及资产管理

村集体资产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共同劳动成果和共有财富,受法律保护。近年来,我县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和财务管理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较好的做法和经验。根据《XX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保山市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财务及资产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X政办发[2004]104号文)精神,今年要全面推行村账、村资乡镇“双代管”。县级将进一步制定完善“双代管”监管制度,加大对各乡镇农村集体财务及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检查力度,并切实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和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各乡镇农经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业务优势和职能作用,认真履行好农经部门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和财务管理的工作职责,各司其职,创造性工作,全面推进我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

(一)全面推行村账乡(镇)“双代管”。

村账乡(镇)双代管,是严格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杜绝不合理收支,控减农民负担的一种有效方式,广大农民对此寄予很大希望。农经部门要履行职责,主动迎上去,认真管理起来,确保管到位。各乡镇要在坚持村级财务的集体性质不变,资产所有权不变,资金使用权不变,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基础上抓好村账乡(镇)“双代管”的移交工作。要在总结全县试点示范试点示范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各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在制度建设、流程规范、民主管理、审计监督、培训上岗和电算化应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年内村财“双代管”率要达到100%。确保我县村账乡(镇)“双代管”工作达到真管、管好的目的。

(二)继续完善财务公开。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文件要求,各乡农经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一要保持100%村级财务公开率;二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提高公开质量;三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群众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公开的内容。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创新公开形式;四要进一步加强工作检查和监督,经常听取民主理财小组和农民群众对财务公开的意见,加强监督和检查。

(三)认真履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职能。

各乡农经部门要认真履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职责,进一步强化工作职能。重点是:结合财务公开,对公开中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组织专项审计;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组织村范围内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审计;结合村干部换届,组织村干部的任期和离任审计。审计结束后,要将审计结果及时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坚持和完善日常财务的定期审计。

二、切实加强土地承包管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农民耕种土地积极性高涨。今年要继续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认识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性,加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力度。

(一)继续完善经营权证颁证扫尾工作版权所有

(二)按照农民意愿积极配合承包土地流转工作。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民享有的法定权利,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

(三)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目前出现的一些土地承包纠纷,实际上是没有贯彻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反映。对此,各乡镇农经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性。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贯彻当前中央关于农业和粮食工作各项决策,保护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基础,对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持农业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各乡镇应切实加强对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工作的领导,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加强管理,切实承担起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责任。一要正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央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一系列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原则,妥善化解矛盾,消除对立情绪,坚决防止发生;二是对农民反映强烈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要及时调处解决,不能推诿,不能久拖不决,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三是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尊重和保障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自。四是县级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建立纠纷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巩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形势。

三、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是关系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事。中央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今年要进一步履行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职责。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强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督办查处,有效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逐步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落实。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进配套改革,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力争在“三个确保”上有新的进展。

(二)坚持“四项制度”,深入治理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一要进一步做好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工作,公示内容要全面、准确、合法,公示形式要贴近群众,切实做到经常化、规范化;二要规范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管理,严格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费制”收费办法;三要进一步扩大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的实施范围;四要继续落实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和违规违纪行为,建立预防和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深入开展农村用水用电等涉农价格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专项治理。彻底取消中间环节乱加价和搭车收费。继续治理农村义务教育等方面的乱收费。继续清理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

(三)强化涉农收费监督管理,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

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都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要切实加强对现行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和公示内容的审核、监督,防止以经营服务性收费为名变相加重农民负担。各乡、村要加强面向农民收费的监督,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集资、摊派,尤其是巧立名目变相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集资、摊派,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四)完善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

在深入总结各地开展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等劳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村完善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等劳管理制度。对超出规定范围向农民筹资筹劳、统一下达筹资等劳任务、平调使用筹集的资金和劳务、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要严肃查处。乡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本地区农业税附加和村级补助资金的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平调,确保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版权所有

(五)改进检查方式,加大监督检查的工作力度。

县乡各级要继续坚持开展农民负担检查,组织好每年2次的减轻农民负担重点抽查。各乡镇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重点监控,对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督查督办,并总结经验,发挥示范作用。要根据年内农民反映突出的问题,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负担办理的督促检查,切实解决农民反映的问题,做好农民负担动态监测工作,逐步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

四、积极探索“三项”指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一)组织开展腾越镇饵丝专业协会工作。

(二)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克服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有效措施。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的思路,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组织形式。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积累经验,探索适应本地的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

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立足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条、农产品流通、整合农村各类资源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解决龙头企业的后顾之忧,实现了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双赢”。从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出发,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从提高为农服务的能力,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出发,较好地实现了小农业与大市场的对接。

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家万户农民的直接利益。今后的发展思路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同类农产品为纽带,以合作服务为载体,以增收增效为目标,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方针和市场运作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强化管理,规范运作,逐步实现数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拓宽合作领域,密切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带动功能,从而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相关培训。

五、改进农经统计

抓好农业部农村经济调查户,省农村经济基点,农民负担监测点,农产品成本核算,农村经济统计工作。

做好2003年度半年、年终预报年报汇总工作。

加强统计资料分析和有关热点、难点问题的调研,为有关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六、做好农经宣传工作

减负增效工作经验总结范文6

关键词: 新一轮税制改革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 结构性减税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这对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和制度、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一轮税制改革到底“新”在何处?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税改的目标?本文将对这三个问题做出回答。

一、缘何称为“新一轮税制改革”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时25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也于1983年和1994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税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既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收入的分税制改革,也是工商税制的重大改革,涉及改革增值税和营业税、设立消费税、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改革关税以及资源税等各个税种。这次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的一次全新的、根本性的和全面系统的税制改革,本身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框架,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目前将要进行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本身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是由于这次税制改革涉及的范围广,改革的力度大,因此,也可称作“新一轮税制改革”。

(一)税改涉及范围广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完善消费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改为分类综合相结合,开征物业税,实现城乡税制统一等。由此可见,这次税改涉及了我国现行税制中的所有主要税种,从涉及范围之广来看,这必将是一轮全面系统的税制改革。

这些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以下三项改革:(1)增值税转型。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税额不予抵扣,由此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影响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此外,生产型增值税还会影响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这些问题只有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之后,才能予以解决。(2)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分内、外两套税制。由于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并不一致,使得实际税负差别很大,不利于公平竞争,应该尽快合并两套税制,统一税法。(3)统一城乡税制。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相应地,现行税制也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经济的烙印。为了公平税负,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统一城乡税制是完全必要的。

(二)税改措施力度大

这次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并且力度相当大。据我们粗略估算,就改革方案算账,大约要减少财政收入5000亿元左右。这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1.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会缩小税基,在保持现行税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相应会使财政收入有所减少。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可以分步实施:第一步将设备投资纳入抵扣范围;第二步再将房屋、建筑物等其他新增固定资产全部纳入抵扣范围。对财政的影响而言,仅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8大行业实施的转型试点,而且只允许企业抵扣当期新增机器设备所含进项税金,中央财政就要拿出150亿元~200亿元资金予以支持。如果对全国范围内每年新增机器设备都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话,我们取2000年和2001年全国机器设备投资的平均值进行估算,财政大约会减收1000亿元~1400亿元。这仅仅是分步改革的第一步而已,可以想象,全盘改革显然要减收远大于此的数额。

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1)实行比例税率,税率定为25%左右;(2)规范税前扣除,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提高折旧率,放宽r&d费用的税前列支标准;(3)扩大税基,整顿和减少税收优惠。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由于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其实际适用的税率要低得多。税率统一降为25%以后,对内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会有所降低,相应财政会有所减收;对外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会有所提高,相应也会增加税收收入。税前扣除和列支标准的提高属于减收因素;而税收优惠的减少则会导致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增加。粗略来看,税前扣除导致的减收因素和优惠减少带来的增收因素可以相互抵消。但由于内资企业贡献的所得税在所得税总额中的比重远大于外资企业,总体来看,会减少收入。据统计,内资企业所得税占所得税总额的比例2000年是81%,2001年是80%,2002年是76%.据此粗略估计,由于降低税率会减少收入300亿元~500亿元。

3.统一城乡税制是一项重大改革。根据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看来是要加快这一改革步伐,除烟叶外,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从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改革大约会减税600亿元左右。

4.改革出口退税制度。这次税改提出要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到2003年年底,累计欠退税款达到3000多亿元。根据“老账要还”的原则,这会相应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将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

其他税种的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增有减,可暂不考虑。

综合上述分析,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城乡税制,大约会减收2000亿元~2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10%~15%;如果再加上偿还欠出口退税款,则约减收5000亿元~5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25%~27%.可见,此次税改的减收力度是相当大的。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决定》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所谓简税制,包括税率档次的简化、税收优惠的减少和征纳程序的简单化等内容,这会大大减少税收成本和提高税收效率。所谓宽税基,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从外延上扩大税收的征收范围;二是从内涵上减少税收优惠,使税基更加“整洁”,相比之下后者更加重要。宽税基有利于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所谓低税率,指的是法定税率即名义税率不能过高,它不同于实际税率。尽管法定税率降低了,但由于减少税收优惠和扩大税收范围导致的税基扩大,再加上征管力度的加强,因而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所谓严征管,即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实施机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有效的实施机制,任何制度都形同虚设。因此,健全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决定税制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再好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征管作后盾,也很难得到有效执行,甚至被扭曲。

“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正式写进《决定》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税收体系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根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各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制改革经验的借鉴,同时又有着深厚的现代税收理论根基,它吸收了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最优税收理论等理论精华,其核心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实现税制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从而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升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税制改革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可以概括为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毫无疑问,市场化进程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规范了政府行为,成为2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2001年,我国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姿态成功加入wto,这一基于市场经济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标志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制度基础设施之一的税收制度,却已经越来越落后于市场化进程不断前进的步伐。比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税收结构并未作相应调整;现行税制在某些方面有失公平,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现行税制缺乏调节收入分配和熨平经济周期的自动稳定机制,不能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等。所以,我们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原则和wto的基本原则,实行新一轮税制改革,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税收待遇平等、税收负担公平,以利于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我国税收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税制改革从建立涉外税收制度开始,进而推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1994年,我国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结构性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辅助配合的复合税收体系。与此同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也在不断进行着改革探索:从1988~1994年建立的“征、管、查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到1997年确立的“以自行申报纳税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直至2003年引入的“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理念,我国税收征管实现了由粗放化向集约化、现代化、规范化的转变。综观25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实践,我们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值得认真总结:(1)从税制模式的选择看,实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税种征收、多环节控制、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税收管理水平的,有利于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的职能。但也必须看到,税制结构是动态发展的,税制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须合理地简化税制,不断优化税制结构。(2)经济发展是税制改革的基础,而税制改革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科学、合理的税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的增加又可以为税制改革提供充裕的财力支持和宽松的改革环境。(3)适度降低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发挥税收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地区间经济发展,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等,都一直是我们税制改革坚持的基本原则。(4)加强税收征管制度、组织机构和税务管理队伍的建设与改革,是实现税制改革目标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

(二)世界性税制改革的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加强征管”为基本原则的税制改革浪潮席卷全球,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逐步扩大到拉美、东南亚、非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等诸多主客观因素使得以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继续在世界各国深入展开。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各国纷纷推出了新的减税计划和方案,掀起了新一轮的世界性减税浪潮。

从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税制原则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扩大供给,强调减少税收对市场的经济扭曲,注重税制改革的效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世界性的通货紧缩,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意识到应在供给学派理论与凯恩斯理论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克林顿政府以此为出发点,灵活运用了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思想,主张政府要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性税改的指导原则还是延续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思想,仍然以供给管理思想为主,但这次出现的新一轮世界性减税浪潮还是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值得我们加以注意:一是减税规模大,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和方案,如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小布什政府10年期13500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2003年又批准了其追加的10年期3500亿美元减税方案;二是涉及的国家多,既包括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有中欧的经济转轨国家,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三是减税成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最主要政策工具和长期的战略选择,其目的是促进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近年来的世界性税制改革采取的普遍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国际税收竞争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受到了不断的侵蚀。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是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政策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因而,主动降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防止资本外流,是发展国内经济,增加就业,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世界银行在对两类国家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高税收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税收竞争使各国税制经历着某种趋同的过程,减税是其普遍采取的政策手段。对于已经加入wto的我国来说,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趋势和经验必须要加以认真考虑。

(三)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在政策实践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一。它一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实行供给管理政策,即从供给方面入手,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辅以相应的支出政策与“稳定、适度和可测”的货币政策,消除失业和通胀并存的局面,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

1.罗伯特*蒙代尔的减税主张。作为供给学派复兴者之一的罗伯特*蒙代尔认为,高税率会打击工商界的投资积极性,抑制经济发展。他给出的税率上限是30%,并认为,任何国家一旦税率超过30%,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从如何创造更多收入转向如何避税。所以,在经济衰退中,政府应该减税,而不是相反。而且,蒙代尔所主张的减税,主要是削减边际税率,在经济不景气时,边际税率的削减能够有效增加投资收益,强化人们的工作和创新冲动,从而形成“减税-增加投资-提高就业-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2.拉弗曲线的理论意义。美国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设计的拉弗曲线,描述了税率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高税率不一定能取得高收入,高收入也不一定需要高税率。因为高税率会抑制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进而削减了课税基础;相反,如果经济活力提高了,税基扩大了,即使较低的税率水平,也可以取得较高的税收收入。拉弗曲线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理论来源。

3.减税的经济效应。总体而言,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具有以下经济效应:(1)减税刺激私人储蓄的增长。税率的降低会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其拥有的资产报酬率,从而增加人们储蓄的积极性,促进储蓄的进一步增长。(2)减税刺激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税率降低所导致的人们税后平均报酬率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有利于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3)减税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减税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每单位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劳务,由于单位成本并未迅速增加,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另外,生产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用于出口和国内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从而减少了输入的通货膨胀。

尽管供给学派是一个理论准备不充分、思想体系不完全的“异端学派”,其所主张的“减税-增加投资-提高就业-经济增长”的循环在理论上也还存在很大分歧,而拉弗曲线用于指导政府决策也显得过于简化,但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和政策主张还是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供了一种走出经济低谷的新视角,供给学派对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制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创造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奇迹中的作用已由实践所证明。

(四)最优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税收理论,它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利用福利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通过分析各种税收的性质、效应和权衡关系,找出进行最优税收决策的决定因素与一些一般性原则,用以指导现实的税收决策与税收改革。最优税收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j*s?穆勒首次提出的“牺牲”学说,后又经过埃奇沃斯①和庇古②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弗兰克*拉姆塞③1927年开创了最优商品税领域研究的先河,得出了著名的“拉姆塞法则”。1953年科利特和黑格④补充了拉姆塞对最优商品课税的分析,提出了“科利特-黑格法则”。威廉*维克里⑤1968年将公平与效率问题同时纳入最优所得税研究中,不仅提出了优化累进所得税理论,而且率先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应用到税制研究中去。20世纪70年生了一场关于最优税收的大讨论,米尔利斯⑥、戴蒙德⑦等人使最优税收理论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使该理论真正形成了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最优税收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在税收征管及其相关内容上的拓展,提高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实用性。

最优税收理论的文献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搭配问题;二是寻找一组特定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最优商品税;三是假定收入体系是以所得课税而非商品课税为基础的,问题是确定最优的累进(或累退)程度,以便既实现公平又兼顾效率。可见,从现实来看,最优税收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论证了政府运用扭曲性税收工具是不可避免的;(2)在税制结构优化状态下,提出了税制经济效率的衡量标准,并讨论了如何据此标准对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刺激信号问题;(3)在最优税制下,公平与效率两大原则统一起来的可能性。⑧

最优税收理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搭配理论。(1)直接税与间接税应当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替代。一般而言,所得税是一种良税,而商品税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也是所得税所不能取代的。(2)税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般认为,所得税适用于公平分配目标,商品税适用于实现经济效率目标。二是最优商品课税理论。(1)拉姆塞法则,也叫逆弹性命题,该法则要求,对弹性相对小的商品课以相对高的税率,对弹性相对大的商品课以相对低的税率。(2)拉姆塞法则不能保证生产的高效率,同时要使商品税具有再分配职能,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要求开征扭曲性税收。三是最优所得课税理论。(1)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不能过高。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会导致效率损失,而且对公平分配目标的实现也无益。(2)最优所得税率应当呈倒“u”型。即对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可适当高些,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应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拥有最高所得的个人适用的边际税率甚至应当为零。四是最优税收实证理论。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对未被以往的最优税收理论涉及的税收征管因素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将其纳入最优税收分析中。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和公司的税收执行成本、税收管理费用以及逃税等。20年来,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税率越高,税收执行越差;⑨税收越复杂,对有实际经验的税收人员的需求就越多,而且纳税人不遵从行为也会得到比已付费用更大的收益;⑩稽查率越高,税收执行情况越好⑾等。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一轮税制改革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1994年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毫无疑问吸取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从世界性税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加强征管”来看,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明显浓缩了西方税改经验的精华。新一轮税制改革主要是通过对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改革来努力促成效率与公平目标的统一,而这也正是最优税收理论所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以降低税率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公平分配的思路,其理论基础显然是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以及最优所得课税理论和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而对税收征管的强调,则无疑是受到了以税收征管及其相关内容为核心的最优税收实证理论的深刻影响。当然,我们在借鉴世界性税改经验时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国情,灵活运用。比如在商品税与所得税的结构问题上,西方国家近些年来的税制改革经验是,提高了商品税特别是增值税的地位和作用,所得税的地位则有所下降。这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所得税比重过高,影响经济效率的状况有关。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我国的流转税比重过大,仅增值税一项就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左右,影响了双主体税制结构的形成,使得税收很难发挥稳定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此,根据优化税制的要求,逐步降低流转税比重和提高所得税比重,是今后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分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只是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对税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步骤并未提及。我们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应该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考虑我国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分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一)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来降低税负。而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则是指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助性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助性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因为减税是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当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1)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2)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①(3)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②(4)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这就是说,每年新增gdp的1/3以上被税收拿走了。

目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非常必要,而且新一轮税制改革确实具有力度很大的减税效应。如果在西方国家,这将会被执政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因为它会对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赢得民心,争取选票。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政府似乎忌讳谈论减税问题。表现在,《决定》中虽明确了这次税改的原则和内容,但没提及税改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到底是增税,减税,还是不增不减?从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和文章来看,税改的基调似乎是明确的,即不增不减。这显然与本轮税改的内容差距过大。如果真按此来设计税改方案,恐怕优化税制的目标就会落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税制改革中的两大误区:一是减税必然造成财政收入减少。通常减税意味着法定税率或名义税率的降低,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缓偷逃税的动机,提高征管效率,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所谓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减税效应,只是针对改革方案来粗略估算的,实际执行结果会由于税基扩大和征管力度的加强,而出现财政收入绝对额的增长,尽管其增长幅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二是税收收入越多越好。实践中的税收计划管理过分强调税收收入任务的重要性,一方面可能导致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的漠视,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财政支出的低效率。我们知道,一个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分配的税制不是好税制,同样,财政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也是财政进一步集中资源的必要前提。所以,税收收入规模应受优化税制结构和提高支出效益的双重制约,而不是越多越好。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是否存在矛盾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2003年我国gdp为116 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2年增长9.1%,增速比2002年快1.1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经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调整恢复期,正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2003年我国经济运行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台阶,这个台阶一旦跨过,就会出现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尤其是由收益增长拉动的消费结构的变化。

2.第二产业作用进一步凸显,重工业化特征更为明显,企业效益进一步提高。200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比2002年高2.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9.1%.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6%,对工业增长贡献率为65.5%.2003年1~11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4.6%,亏损企业亏损额下降1.9%.

3.投资率高于上一轮经济过热时期峰值,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因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为1994年以来最高增速;投资率高达47.2%,比出现经济过热的1993年和1994年还分别高出9.5和10.8个百分点。

4.消费需求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显著升级。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超过2002年8.6%的增幅。汽车、通讯器材、商品房等一些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5.外贸呈现大进大出格局,顺差大幅减少。2003年全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4.6%和39.9%,较2002年分别大幅提高12.3和18.7个百分点。受进口增速提高的影响,外贸顺差同比下降16.1%.

6.物价温和上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003年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2002年上涨1.2%,比2002年提高2个百分点。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水平攀升至8.1%,远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增长。

7.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充足。2003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6%,增幅较2002年高2.8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2002年末增长20.2%;各项贷款余额比2002年末增长21.4%,贷款增长超过存款增长幅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2002年已基本走出低谷的基础上,2003年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gdp增长速度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同时,物价温和上涨,货币供给充足,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我们有理由相信,2004年在前两年经济回升的基础上将继续增长,整个经济发展态势向好。但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消费增长缓慢,投资率偏高的矛盾日益突出;就业形势仍很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能源短缺形成经济发展瓶颈制约;一些地区投资过热;粮食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等。

有人据此认为,从高的gdp增长率、高的投资率和物价上涨这几个经济发展指标来看,经过这几年以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局部过热的现象,并有引发经济整体过热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可能。在当前这种经济形势下,减税政策不符合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基本原则,再实施减税政策就是给现在过热的国民经济火上浇油,结果将是助长通货膨胀。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单纯从反经济周期操作的角度来讲,有一定道理。值得讨论的是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否真的过热,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说明经济并未整体过热:

1.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gdp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年到1998年9年中只有3年低于9.1%.也就是说,2003年gdp增长速度虽为7年来最快,但还不及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

2.从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呈现出重工业化的特征,而这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最终需求,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目前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③

3.现在国内各种商品库存并不是短缺到能使价格上升过高的程度,而且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中国物价也相应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④即使我国经济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部过热现象,由于经济中还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增长的内生机制,所以说这种热度能持续多久也很值得怀疑。应该承认,从短期来看,减税政策确实与局部过热的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矛盾,但是从优化税制结构本身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来讲,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是有它实行的必要性。

首先,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形成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税种的设计上过于突出增值税的作用,使得该税所占比重过大,而对经济具有内在稳定功能的所得税则比重较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这就限制了税收调控职能的发挥。从近年国际税制发展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提高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重在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而我国增值税的转型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无疑会使我国的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一个良好的税制就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税制,这也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增值税的转型更有利于体现税收中性,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所得税法定税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减少逃税激励,提高了税务行政效率。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城乡税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体现横向公平;而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的转变,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纵向公平。所以说,结构性减税政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这也正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则给优化税制带来了契机。

其次,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是吻合的。⑤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经济结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变动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有一个加速期,即“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的及时转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则可以在客观上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规定的废除、r&d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等都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规范税收优惠,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等,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则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体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有力举措。

另外,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与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相比,减税政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起作用不可替代。长期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会使资源日益向政府集中,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会造成政府权力扩张,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减税政策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使得有利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减税政策逐渐成为我国长期性的战略选择。减税政策的长期化也与新经济的出现密切相关。这种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新经济更适应于中小企业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在此前提下,增值税转型、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就成了减少干预以培育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近年来利用外资已成为弥补我国国内资金不足、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有效途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我国目前累计实际吸收外商投资3300多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2002年,科尔尼的“公司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把我国列为首位,足以说明我国对外资之吸引力。但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却出现了增幅锐降的现象。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35.05亿美元,仅比2002年增长1.44%,这一增幅大大低于2002年的12.51%,这也是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所具有的现实背景。减税政策中重要的一条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两税”),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两税”合一后,会使内资企业的税负降低,而外资企业的税负则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从而使我国外资引进的不利局面雪上加霜?“两税”合并统一对外资引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幅锐降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1)200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基数较高。(2)“非典”疫情的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受影响的项目超过500个,合同金额估计超过100亿美元。(3)外商投资政策调整或执行不力使外商投资减少。(4)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争论与传言增加了外商投资决策中的不确定因素。(5)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持续大幅下降的制约。(6)各国引资竞争加剧影响我国吸收外资持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2年在70个国家所进行的248项改革中,有236项是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金融激励,并积极改善对投资者的服务。

2.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激励作用,并非决定因素,因此,外商税负的提高对我国外资增量的影响不大。经济学家邓宁提出了著名的 “oli”理论。他认为,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为其提供三个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不仅包括资源禀赋,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在我国,这三个优势中,区位优势比其他两个的影响要大得多。现对区位优势做详细分析:首先是该国的政局、政策和法律。若政局不稳,将意味着投资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政策多变,将使投资者无所适从;法律不健全,投资者的权益将得不到保护。因此,这三者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的前提。其次投资环境。包括资本输入国是否具备办企业所必需的条件,如原材料、市场与劳动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产品是否有销路,这是一切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此外,投资环境还包括资本输入国是否具备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如资本输入国的办事效率、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备条件和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这就表明投资能够赚取利润。只有在确信投资能赚取利润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它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它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税收政策只是构成投资环境的一个因素,只能起到部分激励的作用,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税收优惠、地皮价格的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只对中小资本和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大吸引力,大型的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其投资往往推行长期战略回报,注重整体利益和综合经营,对一般的投资优惠或投资刺激常常兴趣不大,而更多的是关心基本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条件的稳定性。据有关对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调查,投资刺激总是居于政治稳定、法制条件、基础设施和雇员素质等其他因素之后,取消投资刺激或根本没有投资刺激对外国的中小资本来中国投资有所影响,而对大型的外国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则影响不大,相反还有利于优化外商在我国投资的资本构成。

3.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对外资存量的影响也不大。主要基于以下判断:(1)外资选择在中国,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而并非只是税收优惠,而且一旦撤离,外资将承担沉没成本;(2)在华经营过程中,外资通过转让定价,其应纳税所得额其实已经大幅降低,由提高税率所带来的业绩敏感性并不高。(3)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已在华投资的老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予以补救。例如,对外资老企业,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例如3~5年)对其由于“两税”合并而多缴的税款予以退税。

4.从未来走势看,我国吸收外资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我国吸收外资诸多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此外,我国社会稳定,奥运会、世博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商机所具有的吸引力,都表明我国吸收外资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甚至逆转的可能。并且,从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以及合同外资额30%以上的高增长率来看,我国吸收外资有望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台阶。

(四)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可行性

当前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具有可行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为实行减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财力支持。近几年我国税收增幅很大,财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持税制改革,从而形成“经济-税收-经济”的良性循环。根据前面的测算,这次税改的减税效应,如果不考虑偿还出口退税的欠账,大约在2000亿元~2500亿元之间。由于这次税改的任务是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假定5年内完成,则每年平均减税在400亿元~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增长额的13%~17%,仅占税收总额的2%~2.5%,应当说这一减税规模财政是承受得了的。至于拖欠3000亿元出口退税款的问题,建议采取发行5~8年期“出口退税专项国债”的办法来解决,这样既可以减轻财政的压力,又不至于把税改的期限拉得过长。

2.辅助性的增收减支措施也为深化税制改革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财力空间。(1)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扩展,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提高,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少,消费税部分税目的增加和税率的提高,以及遗产税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等地方税系重要税种的开征,都是为了保证减税政策顺利实行采取的增税政策。(2)加强税收征管,压缩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增加收入还有相当的空间。(3)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财政支出规模还是有一定潜力的,比如暂停公务员涨工资等。

3.结构性减税政策实行的最终结果可能会使税收的绝对额增长,但增长幅度降低,这是完全必要的。一方面减税政策会导致税制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奠定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另一方面税制简化会促进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再加上税收征管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的提高,从而使税收总额增长,但是增长幅度却可能有所下降。税收增幅降低是税制改革的成本,是有必要的。因为从长远来看,税制的优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瓶颈”制约。另外,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21.6%、15.2%和16%,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7.3%、8.0%和9.1%.由于我国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而流转税是采用比例税率的,这就使我国税制整体呈现出一种累退性,因而从理论上讲,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应该低于gdp的增长率,但我国的现实却与理论相悖。所以,减税后税收增长幅度的降低反而有利于促进税收与gdp关系的合理化,从而使税收增长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总之,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安体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条件与对策》,《税务研究》2003年第12期。

(3)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4)安体富主编《税收负担与深化税制改革》,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版。

(5)安体富主编《当前中国税收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