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本增效总结范文1
[关键词]开滦集团 提质降本增效 管控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9-0081-01
随着煤炭市场“黄金十年”的结束，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日益困难。为了有效应对跌价环境下的煤炭市场，挖掘企业内部增效潜力，实现扭亏增盈。开滦集团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和实际，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
一、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构建的背景
（一）煤炭市场形势急转直下
随着煤炭市场“黄金十年”的结束，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价格迅速回落，利润大幅下滑。同时，受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环保压力增大、以及进口煤冲击国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煤炭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形势进一步加剧。
（二）集团公司经营管理粗放运行
近年来，通过全集团上下共同奋斗，开滦集团产量、收入等规模增幅较大，但盈利能力水平依然较低，经济运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企业经营管理不少环节还存在问题和漏洞，部分单位成本意识、节约意识、效益意识不强，工作中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依然存在。
（三）传统管理模式需要与时俱进
近年来，随着开滦集团的转型发展和煤炭市场新的形势变化，原有的增收节支措施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集团公司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在以往“增收节支”活动基础上，建立完善起来的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二、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的构建
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是开滦集团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和实际，经长期探索实践，建立起来的一项综合性内控管理机制，它以集团战略为导向，按照企业发展目标和年度生产经营任务，在年初预算的基础上，确立企业生产、成本控制、资金管控、安全质量、项目建设、节能环保等各项重点工作的提质降本增效指标体系和工作措施。并通过分解目标、明确责任、督导落实、严格考评、奖优罚劣等手段的实施，使各项工作得到有效控制并达成目标。
三、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的具体运行
（一）加强领导、分步实施
为了做好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工作，全力推进集团公司挖潜增效，成立了提质降本增效领导小组。负责对提质降本增效管控体系构建实施的领导工作，组织制定集团公司提质降本增效活动项目及指标体系、相关方针、政策等；协调平衡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审议提质降本增效活动考评的结果等。
整体工作按照三阶段进行实施：一是准备动员阶段。主要是加强宣传动员，组织全体员工投入到提质降本增效工作中来、确定及分解工作目标、制定活动安排及提质降本增效措施、明确考核办法。二是实施推进阶段。主要是积极推进活动开展，同时，大力加强调度、督导，分析和考评增效活动目标落实情况，不断引导提质降本增效工作走向深入。三是总结表彰提升阶段。主要是对全年增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表彰和奖励。同时，提炼归纳活动中管理价值突出的做法，通过培育、推广，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
（二）确定目标、逐级分解
在全集团公司范围内召开“开滦集团管理创新暨‘提质 降本 增效’推进大会”，并制定下发管理考核办法，确立了以集团公司、二级公司、专业组为主体的三级考核体系。
集团公司层面主要负责集团公司总体指标的实现；二级公司层面主要是集团总体指标的进一步分解细化，并根据各公司实际，制定相应的个性指标；专业组层面主要是加强专业管理和调度指导，负责对提质降本增效工作中涉及的相关专业领域进行专业管理和督导。
通过建立各公司和专业组增效活动目标体系，形成了从纵向到横向的闭合指标体系，确保提质降本增效各项目标的落实。
（三）落实责任、全力推进
按照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重点在以下七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提质降本增效管理，确保全年目标实现。
一是加强原煤、洗煤生产管理，优化生产工艺，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规模，为增收提效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加强市场走势研判，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努力扩大市场份额，不断提高产品价位和营业收入规模。
三是以技术创新为载体，积极推广新工艺、新技术、新手段，不断提升生产经营科学化、自动化及信息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挖潜增效。
四是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挖掘现有资源潜力，控制可控成本费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项投入，实现降本增效。
五是严格资金管控，强化货款回收，优化融资成本，提高资金营运效率，规避资金风险。
六是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工期，争取早日实现投产见效。
七是夯实安全管理基础，推进安全管理创新，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
（四）加强考评，确保效果
每个月定期组织召开提质降本增效调度会，对各专业组、二级公司提质降本增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度、督导，及时掌握各单位提质降本增效工作进展情况，平衡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广交流先进做法。
每季度进行阶段性总结，通报进展情况。各二级公司和专业组则按照集团公司要求，对所属三级公司和各专业口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度，每月将调度情况及时反馈集团公司提质降本增效领导小组。
提质降本增效办公室每月定期深入基层开展走访调研，详细了解基层单位提质降本增效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好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提炼，按期出版《开滦集团提质降本增效案例专刊》，供相关单位相互学习借鉴，从而实现共同提高。
年末根据提质降本增效目标完成情况，对相关单位部门进行严格考核，重奖重罚。对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目标的二级公司和专业组负责人，按规定标准进行奖励，对超额完成目标的二级公司和专业组负责人按完成幅度进行加奖；完不成目标的则依据欠幅对等罚薪。同时，经集团公司有关部门调查分析，确属工作不力等主观原因导致减盈超亏的，集团对单位正职视情节轻重，予以诫勉谈话或组织处理。
参考文献
[1] 何建民.谈煤炭企业降本增效途径[J]. 《江苏煤炭》， 2002（4）：67-67
降本增效总结范文2
今年1―4月，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一方面表现为工业生产结构的改善、过剩产能的化解、成本费用的降低、企业效益的好转；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产品的快速增长，显现出新动能、新引擎的增长潜力和推动作用，从而使工业经济在转型升级、动力转换中保持了平稳发展。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今年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表现出总体平稳、波动向好的态势。考虑到3、4月份工作日增、减的影响，平稳的特征更加明显。其中，1―4月制造业同比增长6.6%，与2015年三季度6.7%、四季度7%的增速相比也保持了基本稳定，工业经济总体开局平稳。
从历史数据来看，实现这一平稳开局实属不易。近几年，工业生产增速回落幅度较大，2014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13年回落1.4个百分点，2015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14年回落2.2个百分点，而今年1―4月工业增加值增长5.8%，仅比2015年回落0.3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明显收窄。去年以来，工业月度增速在6%左右波动，阶段性筑底企稳的迹象开始显现。
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支撑了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增长。1―4月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乙烯产量同比增长11.2%，初级形态的塑料增长9.8%，精甲醇增长9.1%，食品制造机械增长19.5%，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增长18.8%，电力电缆增长12.4%。
工业产品保持增长的产品数量增加，也体现出工业经济趋稳因素在增强。2015年、2016年统计的567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产量中，2015年同比增长的产品数量为286种，占50.4%，1―4月同比增长的产品数量为349种，占61.6%，同比增长的产品数量上升了一成多，体现出工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力量有所增强。
工业经济效益提升
工业企业利润由降转增，企业效益状况有所好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421.5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比1―2月提高2.6个百分点，扭转了去年利润同比下降的局面（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其中，四季度下降3.5%）。从行业面看，一季度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利润总额呈两位数增长，而2015年全年仅有9个行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从利润率看，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44%，同比上升0.25个百分点。
库存水平有所下降，去库存取得初步进展。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零增长，比去年末回落3.3个百分点，产成品存货增速2014年以来首次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5.4天，同比减少0.3天，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27个行业产成品库存周转天数同比减少或持平，占65.9%。3月末，企业存货水平同比下降0.7%，表明工业企业去库存取得初步进展。
降本增效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成本、费用出现下降。受益于一系列降本增效政策的逐步实施，企业单位成本同比下降，财务费用降幅进一步加大。2016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3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34元。一季度，财务费用同比下降3.2%，其中，3月份财务费用同比下降3.9%，下降幅度较1―2月继续加大。
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去产能成效。1―4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生产同比增长2.5%，显著低于去年全年5.4%的增长水平；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生产同比下降0.5%，去年全年为增长1.9%。原煤、生铁、粗钢1―4月累计产量同比分别下降6.8%、3.7%和2.3%，均呈下降态势。
补短板、促发展等措施使小微企业面临的部分问题出现缓解迹象。在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不景气的背景下，随着有关扶持政策的逐步落实，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贵、流动资金紧张等问题有所缓解。一季度，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平均年利息及费用率约为6.26%，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2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74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获得民间借款的平均月利率约为1.63%，年化利率约为21.38%，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5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2.53个百分点，融资成本出现下降。在一季度的问卷调查中，29.6%的小微企业反映流动资金紧张，比重较上年四季度下降1.5个百分点，资金紧张状况有所改善。
新动能发展显活力
面向市场需求的工业消费品增势看好。1―4月工业消费品产量中，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同比增长8.7%，精制茶增长9.7%，乳制品增长6.6%，电视接收机顶盒增长41.9%。
高技术产业较快增长。1―4月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9.3%，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7.9%，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增长19.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1.1%，医药制造业增长9.6%，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7.5%，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反映新动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引领下，新动能发展显现活力。一季度，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4.2个百分点。
工业生产结构持续改善。近年来，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比重持续提升，1―4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2.1%，较2015年全年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比重为32.6%，较2015年全年比重上升0.8个百分点，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继续降低，1―4月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3%和27.7%，较2015年全年比重分别下降1.3个和0.1个百分点，显示出工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利润增长的行业结构也体现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特征。一季度，从各行业的利润增长情况来看，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6.5%；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12.7%，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增长8.4%，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行业利润快速增长，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7.4%的总体增长水平。
降本增效总结范文3
一、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呈下降态势，资本高增长趋势难以持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高增长成为支撑工业高增长的主导力量。工业资本在波动中总体保持了较高增速，工业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强化。199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7%，略低于同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但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就业增长。以不变价计算，1992年到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拥有量年均增长9.3%。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效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2年以来，受益于市场改革加快推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技术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均有较大改善，因而促进工业资本产出效率明显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0%，低于同期工业增速3.3个百分点；工业资本产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资高增长持续、劳动生产率增势减弱及技术管理效率提升缓慢，近年来工业资本产出效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依托资本数量增长推动工业增长的模式受到挑战。2002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增长11.5%，与同期工业增速基本持平。工业资本产出效率从2003年高点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个百分点。
我国工业资本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高资本回报率带来的拉动作用和高储蓄率产生的推动作用，但两个方面下降压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业资本回报率强劲增长是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转轨背景下工业资本回报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到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达到最低点，之后则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总利润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业资本也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两者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已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重要风向标。目前，我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已超过日本， 并逼近美国制造业回报率的水平。不可否认，深化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和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本运营效率改善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以来工业资本回报率上升与工业资本产出效率趋降形成明显的反向走势，显示存在产出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现象。当前要素市场不健全导致要素价格存在扭曲，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资源环境外部负效应未充分内部化，显性资本回报率可能由于存在隐性补贴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纠偏，势必会降低现实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水平，工业资本增速以及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也将随之降低。
另一方面，储蓄率持续上升为工业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近年来受扶养比下降及其他相关因素影响，我国总储蓄率持续增长。1998―2011年期间，由38.2%上升至52.7%，期间储蓄率增长与工业资本增长也同样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显示了高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作用。储蓄率高低无公认的标准可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未来继续增长的确面临压力。当前，我国总储蓄率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遥遥领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2.6个百分点。当前，居民储蓄约占总储蓄的50%，企业和政府储蓄分别约占40%和10%。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将有所提高而储蓄率会随之下降；如果我国工业投资的隐性补贴减少、国企分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则企业和国家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
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趋于弱化，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且随着工业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素质改善及技术进步，工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大规模下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数量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间，工业从业人员出现连续下降。但“减员增效”改革却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业从业人员数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应工业劳动生产率（不变价）则年均增长高达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开放条件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断发挥，工业就业人员恢复增长态势；尽管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然驱动劳动生产率继续提升，但由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趋缓，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2年到2011年，工业就业年均增长4.2%，工业就业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仅增长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还多。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工业增长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
我国工业就业数量增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2000年到2011年，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与全国劳动供给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和基本相当。这一时期，估计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半左右成为工业就业人员。未来上述两个方面均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空间已十分有限。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见顶后将持续下降，预计劳动人口绝对量也将在2015年见顶后下降，到2020年将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劳动参与率由83.2%下降至78.4%，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就业门槛提高、社会保障提升等因素影响下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将共同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在2015年之前见顶趋降。这样，工业劳动力数量增加将主要依靠非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就业向工业转移。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和成本正不断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仍有2.6亿人左右，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4.8%。目前，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来农业就业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将最多有1亿人左右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而当前农村劳动力结构老龄化程度已经很高，可供转移的年轻劳动力已较为有限。2011年，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农业从业人员的63.8%。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均每年新增900万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总量平均每年新增仅600万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减少了约300万人。而且，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也不断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工资年均增长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未来十年工业劳动力供给数量增速将比之前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同时，劳动力结构性供需矛盾也日渐突出。一是年轻劳动力供给更趋紧张。2011年，20―39岁的年轻就业人员占制造业就业的60.3%，而20―3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仅为44.8%；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2010年见顶，未来将会以快于劳动人口的速度下降，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将分别减少1200万人和2500万人。二是劳动力技能错配现象也有所加剧。过去十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职业技术学校年毕业生人数却小幅增长1.3倍。教育体系与人才需求间错配产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无疑将有益于劳动力素质的长期提升，但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制约了潜在人力资源向现实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弱化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三、技术进步难度和风险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工业间接利用国外技术的重要途径。1997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长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为直接技术引进大国。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点下降了3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继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正趋减弱。随着引进数量的增加，技术引进步伐开始趋缓，2002年到2011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年均增速（5年移动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时，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用相当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显示随着我国技术位势提高，进一步直接引进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有所加大。当前，工业企业的外部直接技术来源呈现由国际主导向多元化转换趋势，技术进步方式由跟随引进向自主创新转换将加大技术进步的难度和风险。2000年到2012年，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费用与购买国内技术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与国内消化吸收费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动力明显不足。近年来工业企业研发强度增长明显慢于全社会增长，且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也并不十分明显。考虑到全社会R&D支出还包括其他支出，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2.14%）；但同期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强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别达到71.1%和57.5%，但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仍仅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25.4%和24.8%。企业研发强度增长严重滞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会研发资源被较多地分配到非产业领域，对企业获取研发资源形成一定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产学研存在明显脱节，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存在突出矛盾，技术创新资源潜力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实际创新能力。同时，尽管我国高技术产值和出口快速增长，但技术水平存在显著高估，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练工人为主。根据测算，我国制造业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练工人是熟练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多数国内企业在产业纵向分工中主要承担较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
四、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增大，资源环境后发劣势正在凸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带动能源资源和环境成本不断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总量年均增长6.4%，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分别年均增长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来由于工业结构呈现明显重型化趋势，带动工业能耗和污染增长明显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业能耗年均增长8.4%，比前10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长分别比前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和9.8个百分点，尤其是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工业增速，显示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有所攀升。当前工业成为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消耗部门和污染物排放源，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分别占全国的85%和40%左右。能源资源和环境损耗使我国工业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出现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到2011年，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曾一度达到10%以上。据估算，工业资源环境损耗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显然，能源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对我国工业高速增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资源环境成本偏高助推工业增长一定程度偏离了理性规模，资源环境约束成为我国相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显著后发劣势。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目前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国资源环境损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甚至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已相当可观，未来继续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我国煤炭、铁矿石和铝土矿等资源消费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资源性产品进口量持续增加，原油、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铁矿石、铜精矿超过60%。而且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逐渐增大，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不断显现，近年频繁出现的雾霾天气对资源环境高损耗型的工业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未来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生活环境要求将越来越高，国际上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大势所趋。在能源资源约束日渐增强的条件下，尽力降低能耗污染强度成为未来工业发展面临的必然选择，具体需要依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两种途径。结构调整要求降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而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技术进步则要求企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无疑将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报。无论哪种途径都难免会对工业增长产生很大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未来劳动力增速放缓几成定局，资本由高增长态势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进展与效果，此外，考虑资源能源环境损耗成本下降带来的减速效应，如果现有增长模式延续而效率状况未有显著改善，未来我国工业年均增速将由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尽管短期内仍然存在通过人为推高投资和忽视资源环境继续提升工业增速的可能，但在长期将会因为延迟效率提升而导致未来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进一步发掘工业增长潜力保障工业长期持续发展，只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跃升。
降本增效总结范文4
关键词：内蒙古；需求结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7；F224
一、内蒙古需求结构演进与特征分析
需求结构作为一个地方宏观层面结构变化的重要体现，它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变化都可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为了对内蒙古需求结构演进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里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规模与结构、投资消费比率两个方面，对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的演进进行统计描述。
（一）投资、消费的规模与结构变化
“八五”以来，内蒙古投资和消费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当年价看，资本形成总额由1990年的124.68 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3442.07 亿元，22年间增加了107.8倍，年均增长23.71%；最终消费由1990年的216.7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244.16亿元，22年间增加了28.8倍，年均增长16.51%。资本形成总额结构方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逐年快速增加，由1990年的70.77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954.33亿元，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56.8%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96.4%；存货年度间变动较大，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43.2%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3.6%。最终消费结构方面，居民消费总额由1990年的169.7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777.27亿元，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78.4%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60.5%，政府消费所占比重则由1990年的21.6%较快上升到2012年的39.5%。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内部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快速上升，由1990年的49.1%上升到2012年的80.2%，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快速下降，由1990年的50.9%下降到2012年的19.8%。
（二）投资消费比率分析
1990年以来，内蒙古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90-1993年间消费率较快下降，投资率较快上升阶段。投资率由1990年的39.05%上升到1993年的53.65%，消费率由1990年的67.87%下降到1993年的61.07%。二是1993-1995年间消费率缓慢上升，投资率较快下降阶段。消费率由1993年的61.07%上升到1995年的62.94%，投资率由1993年的53.65%下降到1995年的43.52%。三是1995-2001年间消费率与投资率相对稳定阶段。这一时期，消费率总体保持在60%上下，投资率保持在40%左右。四是2001年以来投资率快速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阶段。投资率由2001年的39.65%上升到2012年的84.6%，11年间提高了45.1个百分点；消费率由2001年56.9%下降到2012年的39.4%，11年间下降了17.5个百分点。从上述分析可知，内蒙古近年来消费率快速下降主要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快速下降所致，同时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也快速下降。投资消费比率是衡量需求结构中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统计指标，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投资率快速上升和消费率快速下降，内蒙古投资消费比率也快速上升，由2002年的75.8%上升到2012年的214.7%，10年间上升了138.9个百分点。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投资率快速上升，消费率快速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二、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需求结构变动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并对地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主要通过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来加以体现。为此，这里运用AMSZ准则来考察1990-2012年间内蒙古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变化情况。
（一）相关说明
遵循AMSZ准则、国内现有研究文献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总资本收益=GDP-间接税-劳动者报酬+企业补贴（1）
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2）
净收益=总资本收益-总投资（3）
其中，公式⑴中的间接税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之和代表；劳动者报酬来自于《中 国统计年鉴》（1991-2013）收入法中地区生产总值里的劳动者报酬；间接税用《内蒙古统计年鉴》（1991-2013）中财政分项里的财政收入中的工商税来替代；企业补贴数据2007年后不再，其数额逐年大幅度减少且规模较小，所以本文用2006年的数据来替代2007-2012年间的数据，这样做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显著影响。
（二）内蒙古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0-2012年间内蒙古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净收益项目中23个样本数据只有4个数据为正，占年份数据比重为17.39%。按算术平均值计算，1990-2012年间内蒙古总资本收益和总投资的平均值分别为2059.44亿元和2889.55亿元，净收益为-830.11亿元，平均净收益为负且2002年以后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说明这一期间内蒙古的经济在整体上是动态无效率的。二是从总资本收益、总投资、净收益占GDP比重看，总资本收益和净收益占GDP比重总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总资本收益占GDP比重先由1990年的-1.64%上升到2007年的60.51%，再由2007年的60.51%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49.82%；净收益占GDP比重先由1990年的-40.69%上升到2001年的8.96%，再由2001年的8.96%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34.83%。总投资占GDP比重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39.05%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84.64%。上述变化反映出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动态无效率有加重恶化的特征，投资低效率有可能是经济动态无效率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应用 AMSZ 准则考察内蒙古经济动态效率变化时，需要考虑我国税制结构的特殊性，从我国税制结构看，间接税项目没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相对明确，同时企业补贴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而言的，计算公式中将企业补贴项减去的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稳健性。这里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结论，我们通过GDP增长率、投资率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来分析内蒙古经济动态效率的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一是1990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的高投资依赖特征十分明显，23年间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达到4.2。二是增长率与投资率变化上，明显呈现出两个阶段，2005年以前GDP 增长率与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05年以后 GDP 增长率与投资率开始反方向变动，GDP 增长率由2005年的23.8%快速回落到2012年的11.5%，而投资率则由2005年的72.9%跃升到 2012年的84.6%的高位，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也由2005年的3.06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7.36。这一变化趋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内蒙古近年来经济动态无效率的事实。
三、内蒙古需求结构合理性判断
在经济动态效率分析基础上，这里我们对内蒙古需求结构的合理性进行讨论。事实上，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合理并没有一个所谓公认的“标准模式”，这需要通过比较分析并结合这个经济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为此，我们从省际比较和区域比较两个方面，对内蒙古近年来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性进行判断。
（一）需求结构变化的省际比较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需求结构变化的“标准模式”。但是，这并不表明需求结构变化没有规律，经验事实是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同时也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这里遵循钱纳里和赛奎因的研究思路，试图通过省际之间的数据比较来分析需求结构在省域经济中变化的一些共同趋势。
1.2012年31个省区市需求结构变化的总体判断
图1和图2体现了2012年不同地区生产总值下人口多的省份和人口较少省份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总体趋势。从中看出，居民消费率总体上随人均GDP提高呈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相对于居民消费率，投资率波动很大，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除此之外，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界限十分清晰，投资率显著高于居民消费率，大部分都在处在50%以上，而居民消费率主要位于30%～40%的区间之内。可见，上述趋势与人口规模变化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因此，如果按照这个演进特征，2012年内蒙古的居民消费率已经下降到30%以下，只有23.8%，这超出了收入转换效应可以解释的范围。也就是说，截面数据分析表明，我国31个省区市的居民消费率变化具有明显的收入转换效应，但不具有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
2.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省区市的需求结构比较
2012年，内蒙古人均GDP按照平均汇率计算达到10189.15美元。我们将2012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6个省区市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它们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的一般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探讨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性。图3、图4、图5 描述了内蒙古和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省区市1993-2012年间需求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
从三个图中可以看出，与上述截面数据反映的特征不同，六个省区市的投资率从时间序列看呈三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是内蒙古和天津的投资率呈“先缓慢下降、后快速上升”趋势；二是北京和上海的投资率呈现“先缓慢下降、后趋于稳定”的态势；三是江苏和浙江的投资率呈现总体稳定的趋势，保持在40%～50%之间。居民消费率变化方面，进入新世纪后浙江、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消费率开始趋于稳定并保持在30%以上，而内蒙古、江苏和天津的居民消费率总体处于缓慢下降态势，近年来一直低于30%。与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变化不同，六个省区市的政府消费虽然规模有所不同，但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
总而言之，除政府消费以外，内蒙古的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与六个省份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相比较，一直处于较为严重的偏离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一投资率由原来的最低水平快速上升到现在的最高水平，2005年以来基本上都在70%以上，2012年更是达到了84.6%。二是居民消费率由原来的较高水平快速下降到现在的最低水平，2008年以来已经在25%以下，2012年更是降到历史最低位的23.79%。从中可以看到，在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的六个省区市中，内蒙古需求结构中除政府消费具有同样趋势外，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无论与哪种变化趋势相比，其偏离程度都是非常明显的。
（二）需求结构变化的区域比较
前述分析中，虽然得出了内蒙古的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偏离”或“失衡”现象，但是省际之间的比较没有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特殊性，为此这里我们按照国家四大战略区域划分标准，分析四大战略区域的需求结构变化是否带有某种规律性，并以此为依据对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性作进一步的判断。
图6体现了1993年以来四大战略区域需求结构变化一般特征，纵轴表示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率，横轴表示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区域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是需求结构中都具有居民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在不同区域表现出的程度是不同的。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小于投资，而且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幅度最小，因而需求结构变化相对稳定。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虽然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率都下降较快，但是都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变化阶段，一是新世纪以前三个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虽然处于下降状态，但都大于投资率；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投资率的快速上升，三个地区居民消费率开始较快下降。这一趋势西部地区出现在1999年以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出现在2003年以后，这与同时期国家分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倔起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基本吻合，从政策结果看国家战略的实施在推动三个地区投资率快速提高的同时，挤压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从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看，东北地区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从四大战略区域需求结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内蒙古近年来需求结构的变化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2003年以后居民消费率与投资率的比率的下降幅度远远超出三个地区的平均水平，需求结构“偏离”更为明显。
（三）需求结构的产出贡献率比较
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新世纪以来内蒙古需求结构的过度投资型特征，这里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在计算各省区市2000-2012年间地区生产总值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产出贡献率后进行省际比较分析。2000-2012年间，内蒙古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贡献率平均为83.54%，2000年只有19.7%，2003年开始上升到111.5%，之后虽然有一定回落，但是2008年以后又开始较快上升，2009年快速上升到147%，2012年仍然保持在139%以上。相比较而言，这种变化趋势在西部12个省区市较为普遍，这也进一步说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内蒙古特有的，而是在欠发达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这一时期内蒙古在2002―2005年和2011年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个时期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贡献率都超出了四大战略区域各自的平均水平（见图7和图8）。
2000-201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大体上经历了“先较快下降、后缓慢上升”的变动，但是内蒙古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的变化幅度变动的更大，这一期间内蒙古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的平均水平为24.4%，大多数年份都位于31个省区市的后列，同时大多数年份也低于四大战略区域的平均水平，除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四年以外，其它年份都低于同期四大战略区域的平均水平并总体处于30%以下。
总之，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知，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截面数据表明2012年内蒙古居民消费率虽然与总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程度超出了收入转换效应的解释范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省份的比较分析表明，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与总体趋势明显偏离，表现为投资率快速上升，居民消费率快速下降的特征。从区域比较看，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虽然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其变化程度远远超出这三个地区平均水平，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离”。从需求结构的产出贡献率看，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贡献率方面，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带有普遍性，但内蒙古多数年份的贡献率过大；居民消费产出贡献率方面，内蒙古大多数年份都处于31个省区市的后列，且低于四大战略区域的平均水平并长期低于30%。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投资与居民消费关系中投资率增长过快、比重过高，居民消费率不升反降，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四、内蒙古需求结构失衡的体制性因素分析
内蒙古需求结构变化中出现的“偏离”甚至是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所处发展阶段的合理性一面，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其中，现行财政体制、地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与任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因素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方面，现行财税分权体制下以企业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倾向给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实施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提供了有效激励，而这种激励在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地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与任用制度、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内蒙古的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充分结合后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过度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在降低劳动者报酬比重和居民消费能力的同时，还会通过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机制对居民消费形成进一步的抑制。
（一）体制障碍抑制了居民长期与短期的消费需求
为改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中比例过低、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局面，国家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省级政府又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地市级和县级政府间也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从结果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中，突出存在着中央、省、地市、县市之间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对等及财权分配框架不明晰等问题，这造成了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累以及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短缺等现象的出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给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及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在当前以GDP为核心内容的干部考核评价与任用制度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通过“短、平、快”的工业项目加快推进工业化必然受到青睐，而地方公共物品支出等民生项目往往被放置于次要地位，这形成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造成居民个人和社会承担了更多的支出义务，这既增强了居民长期的谨慎性消费动机，也抑制了居民当期消费需求的扩张。
下文通过分析内蒙古城乡居民“吃、穿、用”和“住、行、学”两大类消费内容的变化，来讨论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此处采用王国刚（2010）的划分方法，将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两大类。1990年以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内蒙古城乡居民家庭在“吃、穿、用”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开始呈现下降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映“吃”在总支出中比重的恩格尔系数，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牧区都出现了较快下降。从图9中可以发现，内蒙古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48.3%和53.8%，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30.8%和34.7%，分别下降17.5个百分点和19.1个百分点。图10反映了1990年以来，内蒙古居民用于“穿”和“用”方面支出比重的变化，“穿”方面的支出比重已经基本稳定在22%左右，“用”方面的支出比重开始逐步下降，已经由1990年的14.67%，下降到2012年的9.14%。“吃”、“穿”和“用”所占比重的变化表明，内蒙古城乡居民总体上已经处于吃穿不愁的水平，在现有水平想进一步通过增加这三个方面的消费来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其空间和潜力已经十分有限。
图11反映了1990―2012年间内蒙古城镇居民用于“住”、“行”、“学”方面支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发现除交通通信比重一直保持较快上升外，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三方面的消费比重明显呈现两个变化阶段：一是新世纪以前的快速上升阶段。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消费比重由1990年的2.04%、5.26%、6.01%，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7.31%、12.42%和8.63%，这是居民消费结构水平和层次提高的重要表现。二是新世纪以来的相对平稳或缓慢下降阶段。其中，用于医疗保健和居住的比重基本平稳，总体保持在7%～8%和左右；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居住则开始出先缓慢上升又开始缓慢下降的态势，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比重由2003年最高的14.21%下降到2012年的11.13%，居住消费比重则由2002年的最高点13.74%下降到2012年的8.94%。新世纪以来，“住”、“行”、“学”消费比重的变化趋势违背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规律，并与我国整体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相背离。
可见，近年来内蒙古居民消费率下降既有“吃”、“穿”、“用”比重趋于稳定或下降的符合规律变化的因素，也有与“住”、“行”、“学”比重开始下降这样不符合基本规律因素的客观存在。造成“住”、“行”、“学”比重下降的原因可能有许多方面，但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物品供给短缺是一个关键性原因。这种现象的存在，抑制了内蒙古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长期以来，在重工业优先战略指导下，我们更加关注生产性投资，而相对忽视基于公共物品投入的消费性投资，这使得消费性投资的增长长期低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现实需要。
（二）现有发展战略既降低了劳动报酬比重也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本部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现行财税体制让资源型地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得到不断强化
国家1994年以来实行的财税体制在有效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实施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提供了有效激励。一是分税制中的收入分成体系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企业交纳的流转税。从结果看，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和多出政绩的考虑，必然会强化经济建设型政府职能，为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提供各类“服务”，实施工业化取向的“跨越式”和“追赶式”的投资驱型增长战略。二是分税制确定的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转移体系进一步强化了欠发达资源型地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现行财税体制中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税收返还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税收返还是以增值税返还为主的激励政策，这就使得欠发达的资源型地区通过扩张资源型工业来扩大税收返还规模成为理性选择，这是一种既能加快地方工业化进程，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快出政绩的多赢选择。因此，欠发达资源型地区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就被不断地强化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投资依赖必然会挤压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
2.过度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使得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
需求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1993-2012年间 ，内蒙古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先升后降，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3年的54.7%提高到1998年的历史最高点65.7%，然后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43.83%，下降了21.8个百分点，24年间大体上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而且有继续缓慢下降的趋势。当然，这一期间统计口径变化②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内蒙古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下降过快等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从相关数据比较看，劳动者报酬占比快速下降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快速上升，政府税收收入占比也较快上升。1998-2012年间，代表企业收入的营业盈余占比由1998年的11.8%上升到2012年的31.8%，提高了20个百分点，代表政府收入的生产税净额由1998年的8.5%上升到2012年的13.5%，提高了5个百分点。
从工业化阶段和劳动者报酬比重关系看，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劳动者报酬占比会相对偏低，并伴有少数年份下降，但像内蒙古这样持续较大幅度下降的现象比较少见。与此同时，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是各类要素中占比最高的，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这个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工业化完成后趋于稳定。内蒙古的情况与之是相背离的。
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内蒙古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一定程度上是特定工业化阶段的体现，但2003年以来的持续快速下降现象是过度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的资本偏向投入结构的必然结果。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年均速低于GDP年均增速，并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23150.26元和7611.31元，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4.46元和305.27元，这与内蒙古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并位居全国第5位是极不相称的。可见，在地方发展战略不实现转变的前提下，单纯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蒙古劳动者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能力。
五、需求结构失衡对内蒙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利影响
需求结构失衡会给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这里，从需求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力、可持续力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需要持续健康的发展环境。近年来，内蒙古重化工业取向的过度投资驱动型增长战略的脆弱性、不可持续性不断显现，“三高、三低”问题十分突出，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不断下降，这十分不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稳步推进。
1.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矛盾十分突出
1978年以来，内蒙古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4%，远高于全国9.9%的平均水平，但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也十分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单位GDP能耗较高。2012年，内蒙古单位GDP能源消耗为1.33吨标准煤，比1990年的7.59吨/标准煤下降了6.26吨，单位GDP能耗下降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差距依然很大。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7吨/标准煤，内蒙古单位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3吨，可见内蒙古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费代价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近年来，内蒙古主要能源消费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率，这说明内蒙古经济增长模式中“高投入、低产出”的特征十分明显。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费用支出逐年加大。这既体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也反映出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统计数据表明，内蒙古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总额已经由2004年的61764万元快速增加到2012年的516367万元，年均增长90%以上③ 。
2.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内蒙古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性较大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稳步推进，需要经济的稳定性作为基础和条件。“八五”规划以来，内蒙古经济波动系数变化趋势与投资率变化趋势密切相关，投资率的剧烈波动造成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较差。
（二）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弱化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牵引力和推动力
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居民消费的生产牵引力，可以说，居民消费层次和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能否真正转变的最终力量。近年来，内蒙古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水平提升较慢，不仅不符合国家提出的“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落脚点和根本出发点”的要求，而且弱化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推动动力。
（三）过度重化工业投资取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需求结构角度分析，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良性互动关系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动态地表现为需求总量与结构的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推动需求总量扩张和需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而需求总量扩张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又会引导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方向演进。近年来，内蒙古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引发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投资不足和工业领域中相关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是投资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表现。新世纪以来内蒙古三次产业投资额比重呈现一产较快下降、三产快速下降、二产快速上升趋势。第一产业投资额比重由2002年的11.30%较快下降到2012年的5.52%；第三产业投资额比重由2000年的63.81%快速下降到2012年的44.71%；第二产业投资额比重则由2000年的27.36%快速上升到2012年的49.77%。这种投资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加快内蒙古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使得农牧业和服务业投资长期明显不足，客观上造成了农牧业基础十分薄弱、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等问题长期存在。
总之，需求结构是特定阶段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表征”，能够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视角更为直观地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与水平。从需求结构变化看，内蒙古是全国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净出口率多年份为负的省区市之一，需求结构十分独特，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由于内蒙古统计年鉴中没有收入法GDP统计数据，而中国统计年鉴只有1993年以来的分地区收入法GDP，而且缺失1995年、2004年和2008年的统计数据。
②2004年之前“个体经济业主收入”计入“劳动者报酬”，2004年以后“个体经济业主收入”开始被计入“营业盈余”之中。
③数据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2005）和《内蒙古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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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本增效总结范文5
关键词：货币 物价 有效需求
一、引言
市场经济中时常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萧条）的现象，并困扰经济的运行。这时，学者和官员会对其原因提出多种解释，其中代表性的是货币原因和结构原因的解释，往往是当时结构派的观点更占上风。远的如大萧条时争论，近的如对日本近几年经济萧条的解释，以及对当前欧元区经济不振的解释。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制约，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提出多种解释，如结构说、体制说、货币说、周期说、通货紧缩①论等，甚至有学者会采用鸡尾酒式的解释，不分主次地说几种解释都是原因之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鱼龙混杂，真伪莫辩，特别是结构派的观点更有市场，也影响了对症下药。中央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扩大内需，同时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但由于货币增长率在相对的低位徘徊，对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关系的调查显示，1998——2002年间，供大于求的商品种类年年增加，到2002年已有86.3%的商品供大于求，供求基本平衡的年年减少，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不仅没有什么好转，而是在加重。从2002年末开始，随着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及其货币乘数，货币增长率显著提高，供大于求的矛盾终于开始有所缓解，供大于求的百分比止升转降，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甚至需要担心经济过热了，事实雄辩地说明我国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应在货币供给方面。本文围绕货币的媒介功能，依据交易方程MV=PT（而不是收入法方程MV=PY）展开分析，结合对大萧条、滞胀及我国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错误的观点进行必要的辨析，充分地、无可置疑地说明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并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一些反思。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原因解释的其他观点进行辨析，来说明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货币不足。第五部分结论和建议。第六部分对宏观经济学提出一些反思。
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货币供给不足的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如果商品都免费供给、不用掏钱，且不是计划配给，而是按需所取，以目前的生产能力或再扩大十倍，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会供不应求，不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如果当前人们的钱无限多，同样几乎所有的商品也都会供不应求，哪怕同时也有许多人一贫如洗，由此可以明白，有效需求不足和过量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货币不足和过量。
或许会有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有时可能并不是货币总量不足造成的，而是货币（社会购买力）结构性不足造成的。如果是货币总量充足的情况下货币存在结构性不足，那么，对称地应存在货币结构性过量，否则，所谓的结构性不足就是总量不足。但是，在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时，我们找不到那些方存在相应的货币过量。即使找得到，政府也无法有效地把过剩地方的货币挪到不足的地方，只能从增加总量上解决问题。比如，有人认为需求不足是因为人们的消费倾向降低，把钱都储蓄了起来。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一来，政府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或说教来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根据收入决定消费的原理，只有通过较快地增加货币来增加总收入才能增加总消费；二来，谁也无法认定多高的消费倾向就是应该的合理标准；第三，人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总是高于收入增长的，总是觉得钱不够花，只有在即期和预期的购买力（货币）及其增长不足时，才不得不抑制自己的需求欲望，降低消费、投资倾向，消费倾向降低往往是货币不足的造成的。再如，有人认为需求不足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我们知道，如果贫富、购买力绝对平均，价格高于平均购买力水平的商品就会一件也卖不出去，并不利于有效需求，即商品价格、数量的差距需要购买力、贫富存在差距，且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的贫富差距是最有利于有效需求的；特别是政府没有办法迅速有效地调整贫富差距（购买力结构），比如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一年比一年嗓门高，一年比一年问题重，因为没有“多余的东墙”可让政府去拆补西墙，累进税、转移支付等均贫富制度措施只能起到有限减少贫富差距拉大程度的作用，并不能避免和扭转贫富差距拉大、过大。它们的设置是为了兼顾公平，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更不是为了调控供求关系，也没有哪个国家把调整贫富差距作为有效解决供求失衡问题的根本手段。所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只能把有效需求不足和过量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货币总量不足和过量，而不能归咎于贫富差距过大和过小。
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消费倾向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前面已说过，人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就普遍而言，富人花钱更大手大脚，甚至于奢侈，价格问题考虑得少，穷人花钱则犹犹豫豫、缩手缩脚，价格问题考虑得多，能省则省，不存在富人需求欲望（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道理，而且富人的投资倾向高于穷人，这有利于增加总需求。信贷消费也主要存在于富人领域，穷人是不敢、不会进行信贷消费的，信贷消费的不断增长说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社会也总是提倡富人们应多进行资本积累、而不是奢侈地生活，这反过来也说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的消费倾向的说法是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为依托的，许多经济学家研究证实，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美国的消费倾向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我国，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刘建国，1999）；另一个普遍的事实是，经济繁荣时，收入增长快，消费、投资倾向也高；经济萧条时，收入增长慢，消费、投资倾向也低，这也说明不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或许有人用某种统计方法得出“富人的消费倾向低”的结论，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统计方法、理论有问题。在现实的社会中，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很悬殊，但有效需求并不见得一定不足，比如和我们水平差不多的印度，所以不能把贫富差距过大作为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的确，在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严重的经济危机时，贫富差距往往明显拉大了，容易使人误以为需求不足是由于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实际上，不是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货币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生物学中有一个优势原理：在水肥不充足的麦地里，原来长得壮的麦苗，因根系发达，吸收水肥的竞争力强，会越长越壮，竞争力也越强；而原来长得弱的，因竞争力差，在水肥不足的环境下就得不到足够的养分维持生长，则越长越弱，越弱竞争力也越差，最后枯死。水肥越不足，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越多、越明显，水肥越充足，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越少、越不明显。同样，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在货币不足特别是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就普遍而言，失业率上升，低收入阶层收入大幅度下降，越来越穷，许多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通过投资赚钱了，富有的、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对财富有更强的竞争力，进而通过投资获得更多的财富，竞争力也相对越来越强，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比如现在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使他们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已接近47倍；大萧条时，随着萧条的加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虽然贫富差异的变化对总需求肯定有影响，但不会成为有效需求不足或过量的根本原因。
因此，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总量问题，而不是货币结构问题。我们不能只认识到有效需求过量的原因是货币过量，而认识不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货币不足。为了更详细具体地说明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下面我们依据交易方程MV=PT进行数理分析。
有效需求不足即总需求不足②，总需求则由国内总需求和净出口构成，由于净出口难以有效调控， 而内需则可以有效调控，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且扩大出口的努力又不能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时，政府只能当成内需不足去对待，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内需不足，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
在市场经济中，需求是必须直接用货币实现的。国内总需求不足时， 名义总需求和实际总需求都是不足的。名义总需求和实际总需求不完全是一回事， 但名义总需求不足和实际总需求不足却是一体的，不可能出现实际总需求不足而名义总需求充足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名义总需求不足而实际总需求充足的情况。一定时期内的名义总需求就是这一段时期内的货币总量乘以这一段时期内的货币流通(交易)次数，即MV③，所以国内总需求不足即MV不足，实际总需求量T也就不足了。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难以有效控制，政府也难以迅速相应地降低总物价水平，而货币总量能够较好调控，所以，MV不足无论是货币不足造成的，还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造成的，都只能当成货币不足去对待，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来扭转MV不足的局面，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也就需要通过相应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
或许人们会有疑问，货币的增加会不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而被抵消呢？弗里德曼（2000）发现，货币量在紧缩期下降或增长率低，在扩张期增长率高。赛尔登发现，在各循环周期中，流通速度在紧缩期间下降，在扩张期间上升（弗里德曼，2000）。所以实证表明，货币的相应增加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说法是错误的。总之，随着货币（购买力）的相应增加，需求总是要增加的，只要足够规模地增加货币量，肯定能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虽然过程中可能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不利因素的影响。
即使有效需求不足是结构问题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消费、投资倾向）下降造成的，也必须通过相应增加货币来扭转需求不足的局面。因为，在需求不足、流通迟滞、经济紧缩的压力下，经济结构不仅难以快而有效地合理调整，反而更容易扭曲，如我国现在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而不是越来越小了。所以， 解决结构问题首先要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快而有效的办法是相应增加货币总量。在货币不足局面未根本扭转之前， 政府在某些具体领域为解决需求和失业问题而进行的结构性努力，很可能是拆东墙补西墙。
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货币供给不足的实证分析
历史上对宏观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有两个：大萧条和滞胀。前者产生了凯恩斯主义， 后者使凯恩斯主义被怀疑，导致学派林立、莫衷一是。正确地解释大萧条和滞胀是宏观经济学研究走上正确道路的方向标。如果对大萧条、滞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效需求不足（滞）的根本原因的确是货币不足。
货币服务于整个经济领域内所有的商品交易和流通，包括虚拟经济中的商品交易。经济各部分是不均衡和不成固定比例的，经济增长、消费物价的商品统计范围很小，不能准确代表总商品供给（能力）和总物价水平及其增长，即收入法方程MV=PY是不恰当的，不能机械地用指数套用公式。把经济指数套入MV=PY时，大多也得不出经济问题的货币原因，后面将进一步说明指数的不可机械套用性。至于货币的非交易需求，可归纳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上，即货币的非交易需求比例增加，则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之则上升。
3·1 大萧条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对它的原因，到今天仍众说纷纭。虽然弗里德曼的货币解释成为主流解释，但并未让大多数人信服，在西方只有1/3的经济学家认可它的说法，而且许多人认为只在大萧条的中后期货币才是主要原因。这里，我们以美国为例，进行具体的分析，来说明大萧条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
1928年初，为了制止股市的过分投机，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紧缩银根，限制货币供给。在1929年的头三个季度里继续紧缩银根，这种紧缩政策几乎已连续了二年，使货币供给总量减少，1929-1930年货币总量减少了4%。货币总量减少必然导致货币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商品供给（能力）增长、物价上涨，货币供给增长率降低都会造成货币不足、经济衰退，不用说货币总量减少了。开始时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到同年秋季，局势已十分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都大幅度减产，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萧条。但由于当时股市的过分投机性，在货币开始不足时，继续吸引更多的货币流入股市，支持股市，紧缩政策所要制止的股票价格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压力，继续保持牛市，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货币不足的程度。随着紧缩政策的继续，实体经济萧条程度加重、企业经营业绩进一步恶化，利润和预期利润不断降低，实际收入急剧下降已越来越明显。人们知道股票的前景不妙，逐渐对股市失去信心，加上支持股市的货币也逐渐不足，到9月份，证券市场趋于下跌，接着信心崩溃，产生雪崩效应，人们不计价格地抛出股票，10月29日出现黑色“星期二”，证券市场崩溃。对于大萧条最初衰退阶段起因的研究，必须抓住衰退产生之前的长时间货币政策紧缩并导致货币总量下降这一重要事实。
货币不足时，经济萧条、前景低迷，人们的购买力不足，收入、赚钱盈利预期下降，消费、投资倾向随之相应下降，导致货币流通速度V相应下降，即货币不足时，货币流通速度不仅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MV下降的程度进一步加重了。所以，总需求下降的幅度要大于货币量下降的幅度。(1929-1932年间，美国货币M2 的流通速度下降近30%)。
那么，美国经济为什么会从萧条走向大萧条呢？因为经济萧条、需求不足使企业亏损增加，许多贷款还不了；股票价格的暴跌使许多贷款炒股者还不了贷款。这样，银行出现了大量不良贷款，金融风险大大增加了。而当时美国有25000家独立的银行，因规模小，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小。1930年因玉米地带歉收出现的地方性金融危机作为导火索，挤兑风潮迅速波及全国，许多银行开始倒闭，出现第一次金融危机。货币乘数以银行的相应存在为前提，大量银行倒闭导致货币乘数相应降低，银行为应付挤兑而强制清理贷款和证券的抽紧银根行为也降低着货币乘数，货币总量继续迅速内生性减少，货币总量的继续迅速减少又不断加剧着金融风险，推动金融危机、银行倒闭风潮。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政府对金融、货币体系的内生性崩溃听之任之，到1933年发生三次金融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有10500家银行倒闭，还有许多银行歇业，许多人不是失去了自己的金钱，就是长期无法动用它们（流通速度为0的货币），货币供给减少了 1/3，货币流通速度相应较大幅度下降。基于交易公式MV=PT，总需求大幅度下降，萧条的程度也就大大加重了。如果不是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银行歇业， 坚决外生地制止了银行倒闭风潮、货币崩溃，而是任由货币内生地继续自动大幅度减少下去，大萧条还要更严重。银行倒闭风潮、货币大幅度减少被制止之后，大萧条不再大下去，也说明货币问题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C.罗默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1933年后美国经济中产出的奇迹般的恢复是由货币的扩张带来的，货币的扩张是由1933年开始的贬值和黄金的大量涌入共同导致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斯诺登和文，2000）。但货币增长的速度仍不足以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战争爆发后，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大力度扩张，财政大量借债，国债总额达到GNP的130%，美联储则大量买进国债（赤字货币化），货币更迅速地增长，美国就迅速地走出了经济危机，并造成短缺，不得不进行物价管制和计划配给。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大萧条的原因是货币不足，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必须相应增加货币供给。
有人会有疑问，到底是货币供给（相对）下降导致经济萧条，还是经济萧条导致货币供给（相对）下降呢？货币和经济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货币供给不足会导致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又会降低货币乘数下降，加剧货币不足。但政府可以外生地调控货币供给，把货币作为调控经济的工具，让货币适应经济的运行，或矫正经济的运行，而不能反过来把经济作为调控货币的工具，让经济去适应货币或矫正货币供给，因此，我们只能把货币不足作为萧条的原因，而不能反过来。
人们常把证券市场的崩溃说成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这是值得商榷的，虽然证券市场的崩溃对货币的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是先出现了实体经济的萧条，后出现了证券市场的崩溃。而且在大萧条之前之后，美国证券市场经历过多次大规模急剧下跌，但都并未引起大萧条或萧条。如1987年10月9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22.6%，一天之内损失了5000亿美元的股市财富，使得1929年的那次大跌只是小巫见大巫，（1929年10月29日下跌12.8%），但随后的两年内就没有产生经济衰退。研究发现，股票价格的变化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是相当温和的，尽管平均股价的确对总支出有影响，但股市并非经济衰退或通胀的主要原因（麦克康耐尔和布鲁伊 2000）。杰拉尔德·冈德森（1994）研究表明，证券市场的崩溃不足以成为大萧条的根源，并对包括“贫富差距过大论”在内的结构派的观点给以了充分否定，特别简洁地指出：“他们的论点与其他许多结构派学者的论点一样，还有另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时间的选择，相对于前面提出来的那些原因而言，这场大萧条来得太突然了。”结构的变化是逐步、缓慢发生的，“它的全部影响似乎不会突然地在1929年第三季度第一次表现出来”。
凯恩斯指出大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但对有效需求不足原因的解释并不正确。他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心理规律。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而这三个心理规律应是一直存在的，这样，在没有政府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效需求就应一直是不足的。但是，在大萧条发生以前，没有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西方经济是在萧条和高涨之间波动的，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前的二十年代曾长期繁荣；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才在英国爆发；有效需求并不是一直不足的，所以，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不足原因的解释并不正确。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萧条的出现是总需求急剧下降导致的总需求不足造成的（斯诺登和文，2000）。基于文章开头的分析，毫无疑问，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单单只强调货币一种原因的确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我们必须牢记：需求是必须直接用货币来实现的，其他所谓的非货币因素原因解释如果是有道理的，可以也应该归纳于对货币供求量（包括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上，先成为货币不足的原因，再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不能直接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因为，如果某一因素对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商品供给（能力）、物价均无影响，即对货币供求量没有影响，就不可能影响供求关系而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美国大萧条货币不足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外生性紧缩政策及其引致的金融系统内生性崩溃，其他因素如果是原因之一，也是次要原因，且可能是货币不足引致的内生性副产品。
3·2 滞胀中“滞”（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货币不足
3·2·1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出现了两次典型的“滞胀”，我们以1973-1975年的滞胀为例进行分析。1973年10月，欧佩克对石油限产提价，使油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上涨了3倍，由于石油在当时经济中的作用分量很大，对西方石油进口国形成猛烈的成本冲击，推动物价普遍持续上涨（1974年春，发达国家的消费物价上涨率达15% ），基于MV=PT，物价上涨（和商品供给增长一起）相应增加了货币需求。为了消除物价上涨，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大力度紧缩政策，使货币供给不能相应增长，（1973年，发达国家的货币供给增长从1972年的14%下降到1973年的 8%， 1974年更加紧缩），导致货币不足、交易量T不足（实际总需求不足）、销售不畅、库存增加、失业增加，即出现了“滞”的情况。（经济增长从1973年上半年的8%下降到下半年的3%；美国等1974年出现负增长）。货币不足、需求不足对物价有下拉的作用力，但不能立即消除物价上涨，因高物价上涨率使物价具有巨大的上涨惯性，（加上成本推动作用的持续性），物价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要继续上涨一段时间，即出现了滞胀。胀的原因是石油涨价，滞的原因是紧缩货币对胀的治理。美国在石油危机之前就已产生了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并采取了紧缩政策，但因石油（和进口粮食）猛烈涨价的成本推动作用，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物价上涨率不降反升。
对于滞胀的原因，西方学者有多种解释。如劳动市场技术结构说，认为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会和大公司两大垄断力量的存在和对抗，使工资和物价易涨不易跌且螺旋上升；由于劳动市场技术结构的差异造成失业与职位空缺（空穴）并存，引发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演化为滞胀。但这种理论所说的那些原因因素不是仅存在于1973-1975、1979-1981年间，而是在之前之后的其他年代和年份也一直相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这种解释正确，那么，在其他年代、年份也应存在着滞胀且是长期的，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其他许多解释也存在相同的不足之处：用一直长期相同存在的那些因素来解释偶发、少见的滞胀现象，虽然这些因素在滞胀的形成中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3·2·2 还有一种不太典型的滞胀，即货币膨胀、需求拉动出现高物价上涨局面后，采取紧缩政策治理高物价上涨而出现的滞胀。在货币膨胀导致高物价上涨局面后，采取紧缩政策进行治理时，物价上涨（和商品供给增长一起）增加着对货币的需求，而紧缩政策使货币供给不能相应增加。这样，一段时间后，货币过量就得到矫正而不再过量，但物价上涨却不会嘎然而止，因其惯性还要继续上涨，（上游商品涨价惯性源于心理预期，下游商品涨价源于成本推动，还有时滞的原因）。和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一样，在紧缩政策导致货币不能相应膨胀的情况下，惯性的物价上涨（和商品供给增长一起）同样会造成货币不足，（矫枉过正）。且货币不足对物价下拉作用力也不能一下子就消除高物价上涨惯性，物价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还要继续上涨一段时间，即滞胀。不过开始时，货币不足的程度较小，滞的情况并不严重，随着物价的继续上涨、商品供给能力继续增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紧缩政策的继续，货币不足的程度将越来越严重，“滞”的情况将越来越明显，而物价上涨率则逐渐下降。当物价上涨率降为0时，经济运行决不是处于货币既充足又不过量的恰到好处状态，而是处于最大或较大货币不足状态。 “滞”是用紧缩货币手段治理“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可能在货币相应膨胀的情况下，有效地治理高物价上涨，除非进行物价管制或其他强制性手段。美国在1969-1972年间的滞胀、我国从1995开始的滞胀（陈宗胜和向静，1995）就是这样的。这种不典型的滞胀说明：凯恩斯开出的药是良药，但良药也是不可以滥用的。
如果以货币过量和不足来定义通货膨胀和紧缩，成本推动、惯性的通货膨胀实质是一种通货紧缩。
紧缩政策把物价上涨率降为0之后，货币不足的下拉作用使物价开始下降。基于交易公式MV=PT，物价下降对货币不足有一定缓解作用，但因为物价下降具有较大刚性④（因成本加利润锁定和供应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倾向，使物价上涨容易下降难），下降幅度相对货币不足的程度非常有限，不可能完全消除货币不足，更不可能矫枉过正，反向冲入货币过量状态。且货币增值也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持币待购），进一步使货币流通速度降低，部分抵消了物价下降对货币不足的缓解。若宏观政策不能有效扩张且没有有利的外来冲击，则经济将长期处于货币不足、需求不足状态。这是我国从1997——2002年以来经济运行的情况。
3·3 造成货币不足的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货币供给量的绝对下降。这种情况下衰退、萧条的程度会很严重，如大萧条。因为，在没有战争等破坏的情况下，商品供给能力总是在增长的，（加上物价上涨），货币增长不足都会造成需求不足，货币供给绝对下降则货币不足的程度会更严重。二是货币供给相对下降，即货币供给增长小于货币需求增长造成的货币不足。二战以来出现的货币不足、经济萧条，主要是货币供给相对下降造成的，如滞胀。在货币不足、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且货币增长幅度又不能扭转货币不足局面时，总需求在增长，经济也在增长，甚至是较高地增长，但却不是充分增长，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不等于经济景气，比如，1934-1937年间的美国⑤和近几年的我国。
四、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货币不足
4·1 针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原因的有多种解释，鱼龙混杂，混淆了认识，也妨害了对症下药，因此，需要对不太正确的解释进行一些必要的辨析：
1、有学者把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归咎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该观点所说的有效供给不是经济学中与有效需求相对应的有效供给一词，既不是指总供给，也不是指有供给能力的供给，而是指：产品品质上适应市场需求，价格上与购买者的购买力和现实购买欲望相适应的商品。即好而不贵、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商品的好坏贵贱是相对的，就普遍而言，好的商品总是要价格高的，成本和利润卡着呢，越是高科技产品，价格越高。如果现在大屏幕背投卖成21?疾实绲募鄹瘢?1?疾实缏舫墒找艋?募鄹瘢?比换岢晌?行Ч?夜┎挥η螅?侍馐强赡苈穑吭诠郝蛄λ?接肷唐芳鄹袼?讲幌嗍视κ保?侨梦⒐鄣钠笠等ヂ??亍⒓枘讯?纯嗟亟导垡栽黾佑行Ч??纺兀炕故钦??诤旯凵献芴逑嘤υ黾踊醣乙栽黾尤嗣堑墓郝蛄φ?纺兀恐泄?呀?胛⒗?锥危?荒苤竿?ü?杆俅蠓?冉导鄣慕峁沟髡?磁ぷ?枨蟛蛔憔置妫?档臀锛鬯?奖纠淳褪羌枘讯?纯嗟模?ɑ踅羲跏切矶嗳瞬荒芙邮艿摹5娜罚?幸恍┞浜笪绷由唐芳鄹窈艿痛蠹乙膊幌胍???獠皇侵饕?侍猓?绻?枨蟛蛔愕闹饕?锹浜笪绷由唐罚??渌?唐沸枨蠡?境渥悖?鞘呛檬露??皇腔凳露??筒挥梦?行?枨蟛蛔惴⒊盍耍?ㄊ欠袷锹浜笊唐罚?荒芡耆?头⒋锕?冶龋?茄?负跛?械纳唐范际锹浜蟮模?⒄沟母鹘锥尾皇强梢匀我獠痪???模?N夜?衷谠段创锏轿镏始?蠓岣坏某潭龋??钏?交购艿停?nbsp;任何一种合格商品都未多到再便宜或者白送也没人要的程度，正是由于购买力不足，使得质次价低的商品也有不小的市场。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多的观点是一个时髦但不切实际的观点，把普遍性供大于求主要归咎于重复建设、供给刚性等结构问题是欠科学性的，限产、压缩无助于解决总需求不足造成的下岗、失业问题。
有结构派学者以家电过剩为例来说明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他们把家电过剩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提供严重不足。这种观点实际是站不住脚的，难道现阶段农民就不想拥有（高档）家电？如果这些基础设施基本完备的话，农村就能大量购买家电并扭转家电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也是需要钱的，有没有多余的这一大笔资金？谁来投资？谁肯投资？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是否能较普遍接受投资者提供的有偿服务，使投资者正常运营赢利、收回投资并足以诱使投资者投资？这一切不都是钱的问题？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所谓的结构问题更深层的其实是货币问题。农村家电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的购买力不足，农村的购买力不足并不是建立在城市购买力相应过剩的基础上的，不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解决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家电供大于求是因为大多家电的档次太低。我们以彩电为例来说明这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彩电年生产能力4000万台，生产3000万台，销售2000万台，那么年3000万台都生产大屏幕背投、液晶、等离子体就行了？真那样的话，恐怕连1000万台都卖不出去，而再次被批评为重复建设。结构说中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和生产力发展扩大内需，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其实，在货币不能相应增长的情况下，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提高恰恰是需求不足的原因。假如保持现在的购买力水平，而让技术、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倒退五十年、一百年，有效需求还会不足吗？
结构说中还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短缺与过剩共存，需求不足主要是结构性的，不是总量性的。这种认识似是而非，因为，结构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总需求再不足，也会有短缺、紧俏的商品，总需求再过量，也会有过剩的商品，所以，不能因两者都存在，便认定需求不足（或过量）一定就主要是结构性的。在货币（及其增长）充足、总需求（增长）充足的情况下，如果因结构问题导致供求错位，使经济出现结构性需求不足，则产生相应的货币购买力挤出，把挤出的货币购买力挤入到经济的其他部分，相应地应出现结构性需求过量，且需求不足和需求过量应是基本对称的。所以，区分供求失衡主要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要看短缺与过剩是否基本对称均衡，那个是主要矛盾。我国现在的供大于求是普遍性的，大部分商品都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商品很少。经贸委2001年7月15日的调查显示，从总的情况看，603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103种，供过于求的达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有结构派学者认为，这 603种主要商品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瓶颈制约已经基本缓解，但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比，仍然不能满足要求，如1997年我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人均只有0.2千瓦，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的公路密度，即使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0.3公里，赶不上印度0．5平方公里的水平，因此认为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要知道，平均水平低不等于需求大于供给，与发达国家或某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那种商品的平均水平都很低）。1997——2002年间，即使是过去长期短缺的一些能源、原材料等瓶颈行业也开始过剩了。用报纸上的话说：“中国绝大部分想得到的新产品、新行业，都投资过度了，可以有高利润的新行业越来越难找了，这以后企业还朝哪儿发展？”，如此，怎么增加有效供给？有人以一些产品需要进口为由来说明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这更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商品生产也存在着国际分工，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有不少商品需要进口，何况我国现在还是顺差。总之，当前需求不足主要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总量问题。
从通过宏观调控解决问题的实践上说，中央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众多企业的生产经营，否则就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违背；政府过去用强制手段进行“关停并转”、“限产压缩” 来进行结构调整，但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并未因此而有所好转，却往往发生“拉郎配”和遭到明里暗里的抵制。至于有人主张，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结构调整，试想，行政强制手段都会因遭到抵制而难以有效落实，“说教式的指导”又能有多大作为、产生多大效果？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商品很少的局面，使企业对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感到茫然，难道政府就不茫然？现实中人们对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只有面上的提法、没有具体的办法。总之，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归咎于经济结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大萧条时也有学者和政府官员把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结构问题，而许多年后的研究表明，货币是主要原因。
2、有人把需求不足主要归咎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不合理、市场机制不完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在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在萧条和繁荣之间的波动，绝不是说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完善到某种程度就可以避免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出现，正确的宏观调控也只能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而不能消除经济波动，不恰当的宏观调控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经济萧条是完备的且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场经济的痼疾（吴军，2001），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出现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备的早期（1825年以前）不存在经济萧条的现象。我们也知道，我国过去的体制、机制更不合理，如果这种观点正确，过去就应一直是需求不足的，但过去却是供不应求，近的如1992-1993年，远的如1988年以前。或许有人会说，过去是短缺经济，现在是过剩经济。要知道，供求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是否平衡和商品供给能力的绝对水平没有必然的正负因果关系，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是一回事儿。象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比我们高许多，但有效需求并不见得就一定不足。过去之所以短缺，是因为货币供给远大于需求，只是由于凭票供应和物价管制的计划经济，才未引起过度需求、物价高涨，有人称之为隐性的通货膨胀，如果当时也是货币不足或者干脆没有货币，而又不免费供应，同样会过剩的。1987、1988年，物价放开、票证取消，货币过量压力释放，1988、1989年物价猛涨，19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政策紧缩，很快矫正了货币过量，并矫枉过正，造成货币不足，迅速由短缺变为过剩，1990年出现市场疲软。1992年货币相对快速增长，经济又迅速从过剩进入短缺。而后政策紧缩，很快又进入过剩。谁也不能说这期间经济体制、机制时好时坏或越改革越坏，所以，体制、机制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归咎于消费观念落后的观点也不正确，因过去的观念更落后。也没有理据证明过去的经济结构比现在更合理，在所谓的短缺年代，商品更加单一，经济结构更不合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还是有很大改善的，谁也不能说我国的经济结构越改革越坏了。总之，我们不能把过去需求充足时就已经存在且更严重的那些问题作为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也因此，诸如主要归咎于供给刚性、农村城市化不够的观点也都是不正确的。不过，随着体制的改革、结构的调整，市场化、货币化范围不断扩大，的确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如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改革等。而金融体制的改革、银行自我约束机制强化则制约了货币盲目地内生性增长，但这些只能说成是合理化的结果，而不能说成是不合理的结果。
联系到我国在1988-1989年的抢购风、1990-1992年间的市场疲软、1992-1994年间的经济高涨以及随后的有效需求不足，更能充分说明体制说、结构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结构和体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变得很好和变得很坏。如果说短缺是体制或结构造成的，过剩也是体制或结构造成的，那么，体制和结构到底是要造成短缺呢？还是过剩呢？最后还得落到货币上。结构、体制问题任何时候都存在，在货币充足又不过量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或体制再不合理，也不可能出现大部分商品都供大于求或都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是结构、体制问题导致了普遍性需求问题，而是普遍性需求问题加剧、凸现了结构、体制问题，并使人们混淆了对根本因果关系的认识。体制、结构不合理对总需求肯定有一定影响，但绝对不是内需总量不足（或过量）的根本原因，而且必要时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矫正或适应结构和体制等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
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不足，而不是结构、体制问题。中央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扩大内需，同时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也在进一步深化，但由于货币增长率在相对的低位徘徊，对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关系的调查显示，1998——2002年间，供大于求的商品种类年年增加，供求基本平衡的年年减少，到2002年已有86.3%的商品供大于求，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有效需求不足局面不仅没有什么好转，而是在加重。2003年开始，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明显提高，供大于求的矛盾终于开始缓解，供大于求的百分比止升转降，事实雄辩地说明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应是出在货币供给方面。
货币不足、总需求不足、就业形势严峻，也严重制约着结构的调整、体制的改革。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破产效益差的企业，面对的拦路虎是：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严峻的就业形势；再如投资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前面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前景渺茫、风险没底儿，不敢投资，后面是货币不足导致的资金匮乏、贷款难找，无力投资，货币不足、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着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且，由于需求不足，利润高的行业（商品）少，企业的投资选择面很窄，一旦某一商品比较畅销、利润较高，大家会蜂拥而上，也很容易造成重复建设，破坏了原有的供求结构，如《经济日报》连篇批判的39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重复建设；至于扩大第三产业，需求不足的压力直接作用于商业等服务业，怎么扩大？能扩大到哪里？农村税费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农村基层哪儿都缺钱、哪儿又都需要钱；苏皖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出现反弹，根本难点在于财政缺口无法弥补（葛如江和汤涧，2003），县乡村级财政本来就普遍困难。前面已说过，在货币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局面未根本扭转之前， 政府在某些具体领域进行的努力，很可能是拆东墙补西墙，力不少出、活儿没多干，事倍功半。税费改革是应该的，但不能指望它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需求不足或过量是短期问题，体制、结构不合理是长期问题，不能通过解决长期问题来解决短期问题。当前，货币、需求的短期问题和结构、体制等长期问题交错扣连，应以货币为主切入口，先解决货币问题，扭转（至少是大幅度缓解）需求不足局面，使经济运转畅通，进入有效循环，为结构调整、体制改革提供一个良好的前提背景，在畅通的运转中（而不是迟滞中）优化结构、体制，解决结构、体制问题才能事半功倍，而不能是先解决体制、结构等长期问题，通过解决长期问题来解决总需求（货币）不足等短期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就不重要）。没有正确的宏观政策措施或有利的外来冲击，短期问题会长期不能解决的，如英国在20世纪20、30年代长期萧条，美国在1929-1941年间也长期萧条。
3、有人把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归咎于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知道，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已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所以，这种解释对不上时间。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在我国登陆，只是减少了我国随后一段时间内的出口增长，加剧了内需不足的程度。后来出口增长基本恢复之后，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并未好转，也说明亚洲金融危机不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1994年阿根廷开始衰退，1995年出现4%的负增长，经济萧条初期，部分人士也将其归咎于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4、有人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所谓的通货紧缩，认为人们买涨不买落，扭转价格形势已成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关键。这种观点颠倒了因果关系，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物价下降，而不是物价下降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是从1997年10月份以后才开始下降的，而我国在1995、1996年就已出现了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如果物价持续下降前总需求充足，物价怎么会普遍持续下降呢？对这种观点的另一个否定是，我们硬性地把所有物价都持续提高几倍，有效需求就增加了？可以肯定，那样人们更买不起东西了，需求会更不足了。反过来，如果真能让全部物价降低一大半或更多，内需不足的局面肯定会全面扭转，又一次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供应商之所以降价正是为了增加销售量，如果真是越降价越没人买，供应商们再愚蠢也不会去降价的。正是由于货币不足时，物价不能相应下降以矫正货币不足，需求才持续不足的，如果物价能绝对灵活，就不会出现有效需求过量或不足。需要指出的是，2000-2001年物价指数由负变正，而有效需求不足局面并未扭转，也说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通货紧缩是经济问题（总需求不足）的结果表现，而不是该问题本身及原因。把通货紧缩（膨胀）需求不足和过量的根本原因是不科学的，本末倒置。物价的涨落对货币流通速度（消费、投资倾向）有一定影响，物价上涨对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提升作用，但若货币不能相应膨胀，实际购买力会降低，能买的起的商品和能买的起商品的人（和企业）会越来越少，这样，通货膨胀对总需求的正效应小于其负效应，如滞胀。反过来，物价持续下降中，的确会有一些人持观望态度，能买的起的商品和能买的起商品的人（和企业）会越来越多，对总需求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如2002年汽车大幅度降价造成需求爆发性增长（张伯顺，2002）。通过物价上涨预期来刺激总需求即使短期内是有效的，长期上也属于饮鸩止渴。有人把物价指数由负变正当成经济出现转机的一个表现，那是错误的，在货币（总需求）不足局面未扭转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是坏事儿而不是好事儿。
5、还有经济周期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等几个阶段，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繁荣之后，这段时间恰处于萧条和不景气阶段。这种观点并未说明经济周期的内在原因，似乎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与宏观政策无关。然而，经济的运行不同于日月星辰变换，恰恰是由人的经济行为来实现和决定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都会给经济波动造成影响，在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大干预的今天，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无疑是最有决定作用力和影响力的。而且，经济的波动是不规则的，并不存在固定的周期，不是到某一个时间点就一定是什么样的态势，如我国1988年出现高涨，1990-1991年出现市场疲软，1992年，货币供给相对快速增长，当年经济迅速复苏并进入高涨。而后的有效需求不足从1995年开始到2002年已经8年了。经济波动也不必然是复苏、高涨、衰退、萧条依次出现，如1937年8月，正在走向复苏的美国经济在并未出现高涨的情况下，由于政策错误紧缩导致货币供给量再次绝对下降，又一次陷入急剧衰退和经济危机。所以，没有正确的宏观政策调控或有利的外来冲击，经济是不能自动较快地走出萧条的，这种经济周期的观点无助于对宏观调控进行指导。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市场经济运行出现高涨、衰退、萧条、复苏的波动，是由于货币供大于求和求大于供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转换造成的，货币供求失衡的原因则是实际冲击与货币冲击共同且相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分析，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主要不是结构、体制等问题。基于文章开头的分析，毫无疑问我国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货币不足。对于其他有一定道理所谓的非货币因素原因解释，重复前面的一句话，可以也应该归纳于对货币供求量的影响上，先成为货币不足的原因，再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不能直接成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造成我国货币不足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紧缩政策，具体原因过程在“滞胀”一章中已论述。
2·2 人们总是用“货币供给增长率同经济增长率和零售物价上涨率之和相比较”的方法来衡量货币供给是否充足，并得出结论：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充足的。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一比较方法有许多不妥之处：
1、货币服务于整个经济领域内所有的商品交易和流通，任何商品供给增长和物价上涨，都增加对货币的需求，经济各部分是不均衡和不成固定比例的。经济增长、零售、消费物价的商品统计范围很小，不能准确代表总商品供给（增长）和总物价（上涨）。比如，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31342亿元，增长13.1％，而同期商品供给中仅工业总产值就52692亿元，增长28％；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3.7％，而消费物价上涨14.7％；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44918亿元，增长11.6％，而同期仅工业总产值就76909亿元，增长26％。并且，货币需求量不仅要考虑现实的商品供给（增长），还要考虑商品的供给能力（增长），失业增加、商品供给能力闲置（增加）时，经济增长指数对此没有任何反映。这两个指数仅属于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没有反映，而股票和债券的二级市场也需要且占用着大量货币，即购买力分流。从1996年连续降息以来，股市火爆，股票数量猛增，价格猛涨，如上证指数，1996年550点，2000年上升到2000点左右，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流入进行支持，大幅度增加着对货币的需求，相应减少了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供给增长，是造成实体经济货币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货币从实体经济进入虚拟经济后，很难再从虚拟经济撤回实体经济，因为赚了钱的想继续赚钱，赔钱的想捞回来，即使股市回落低迷，大多也不肯把资金撤出去。
另外，我国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逐步改革，市场化、货币化范围迅速扩展，也大幅度增加着货币需求量，如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改革等，都大量增加着对货币量（购买力）的需求。货币化的过程不但应包括物质产品的货币化与市场化，还应包括服务产品的货币化与市场化，既包括流量资产的货币化与市场化，也包括存量资产的货币化与市场化。因此货币化在中国的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孙健 辛然 2002）。经济增长、零售物价指数对此没有什么反映。象大学大幅度扩招和学费猛涨，大量地增加了对货币（购买力）的需求。
2、未考虑货币流通速度V的变化。我国近些年来的货币流通速度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和货币增长不足有很大关系），从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8年的0.761，相应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当然，GDP在整个货币经济中比重很小，用GDP/M2来计算V是不准确的，但经济萧条时消费倾向、投资倾向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3、货币需求增长率也不宜由需要交易商品量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简单相加，因(PT)= P＋T＋P·T， 当P和T都不小于10％时，P·T就不能忽略不计。
4、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不等于货币供给增长额一定大于货币需求的增长额，还要看基数大小； 货币供给增长额大于货币需求增长额不等于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也要看基数大小。
如果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之和，就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那么，这好几年累积下来，货币供给应严重过量，就应是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了。所以，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或消费物价指数）之和，并不等于货币供给增长率大于货币需求增长率及货币供给增长额大于货币需求增长额，更不等于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
五 结论及建议
既然需求不足的原因是货币不足，那么，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就要主要通过相应适当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有人总担心增加货币供给会引起通货膨胀，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有非货币手段能有效增加有效需求、扭转需求不足局面，会有相同的通胀风险的，（计划经济中的强制降价除外）。在由需求来拉动经济较快速增长时，完全避免物价上涨也是不可能的 。对物价上涨，既要允许其适度存在，又要防止其肆虐，要把它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明显提高，但这主要并不是宏观政策措施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外汇占款大量投放及其货币乘数导致的。现在，的确要适当控制货币增长率，防止货币增长率过高，但不宜转入紧缩政策。这种较高的货币增长率应保持、观察一段时间。要注意贷款增长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要避免货币增长率、贷款增长率的大起大落；也要注意贷款增长在结构上的均衡性，避免贷款增长集中在某些局部而产生结构型通红膨胀，并引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同时要高度关注物价的涨落，必要时进行一定的物价管制，本文已分析说明，物价上涨从根本上说是有效需求的大敌。美国肯尼迪年代经济长期繁荣经验告诉我们，较高的货币增长和恰当的物价管制是保持长期强劲需求的有效方法。
六、对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反思
1、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有效需求不足或过量的原因是货币不足或过量，商品供求总量均衡和货币供求均衡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货币供求均衡则商品供求总量上必然均衡，商品供求总量上均衡则必须货币供求均衡。不可能出?商品供求总量不均衡而货币供求均衡的情况，或相反。所以，宏观经济学教程中的IS—LM模型是错误的，因在这个模型中两者是分离的，这个模型实际上重建了两分法。
2、菲利普斯曲线是错误的。基于交易方程式MV=PT，物价P和有效需求量T是反比关系，在MV增长一定时，物价上涨的多了，商品交易量T的增长就少了，甚至会下降；进而，需求对增加就业、商品供给（能力）增长、经济增长的拉动就少了，甚至会产生反向拉动力。所以，物价上涨对就业增加、商品供给增长产生的确实是负效应，物价上涨率越高，负作用越大。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物价上涨不存在正相关的逻辑关系，而是负相关逻辑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当然是错误的。只是在需求过量拉动经济增长时，需求对物价也有向上的拉动力，必然有物价上涨这一副产品，使就业增长和物价上涨成为一对孪生兄弟，虽然他们天生是敌人。在明显的成本推动或惯性的物价上涨中，这对兄弟就不能共存了。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快速增长且进行物价管制时可以实现低失业率，如二战时的美国和短缺时代的我国，这一事实和滞胀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那种逻辑关系。
3、对宏观经济管理而言，货币不是唯一重要的，但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货币、货币流通速度、物价、商品供给（能力）等几个变量中，对政府而言，货币最具有可控性，虽然控制它仍是有难度的，并且，可以通过控制货币量来有效地控制其他变量及整个经济。当然，本文并不说明政府在其他领域就完全应无所作为，比如通过收入政策对工资物价进行必要的干预，来辅助制止通货膨胀；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但对扭转有效需求不足局面而言，结构调整只能作为辅助药物，不能替代货币的主药作用。
注释：
①对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这两个名词，理论界存在争议，没有统一的定义。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文采用当前较流行的定义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和持续下降；本文也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名词。
②凯恩斯在《一般均衡理论》一书中，明确将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等四种需求加总，称为全社会需求或有效需求。
③凯恩斯（1983）认为有效需求D=MV。
④对于物价下降刚性较大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物价下降比物价上涨刚性大的事实是公认的，即物价上涨容易下降难。也因此，货币过量很容易被物价上涨所矫正而不再过量，甚至造成货币不足，而货币不足却很难通过物价下降被矫正，在货币不能相应膨胀的情况下，使需求长期不足。
⑤美国1933-1937年间，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但远未走出经济危机。
⑥ 如果通过足够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扩张货币政策，则不需扩张财政为先导，因央行买进政府公债等同于赤字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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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本增效总结范文6
一、基于渠道管理的信维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分析
1、信维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流动性分析
?购渠道资金周转期从2011年到2015年分别是32.15、-8.56、-153.93、-83.77、-68.42，2012年比2011年降低1698.25%，2013年比2012降低1698.25%，2014年比2013增长45.58%，2015年比2014年增长18.33%。采购渠道的资金周转期为负数表示信维公司采购渠道资金在2011年之后处于一直占用外部资金的状态，只是这种占用外部资金的优势在逐渐减弱。
从2011年到2015年，生产渠道的资金周转期指标值分别是15.25、10.32、1.63、-3.62、-9.21。可以看出，生产渠道资金周转期看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即使这种逐年下降的??势逐渐减缓，也能证明生产渠道资金使用效率在逐渐改善。
销售渠道资金周转期从2011年到2015年分别是11.92、200.73、187.55、107.27、109.18，年增长率分别为577.85%、-6.57%、-42.80%、1.78%，从增长率看，销售渠道资金周转期在后两年开始改善，但是资金周转期依旧处于较高值，是由于2011-2015年应收账款持续增长导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信维公司没能尽快收回应收账款是导致其资金流转速度下降，资金使用效率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2、信维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盈利性分析
根据信维公司各渠道的增值额以及资金总额可以计算出各渠道的资金利润率，如表1-2所示。
采购渠道的资金总额呈逐年下降趋势，资金总额为负值且逐年下降，说明信维公司采购渠道资金表现为占用他人资金，不需要垫支自由资金；采购渠道增值额在2011-2014年之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通过对生产渠道增值额和资金额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生产渠道增值额逐年上升，年增长率分别为143.33%、151.16%、91.87%、34.69%，而资金总额却呈现相反的发展趋势，说明生产渠道增值额的产生不需要占用信维公司大量的资金。从采购渠道的资金利润率分析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销售渠道增值额前三年呈下降趋势，资金总额资金总额在销售渠道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12年资金总额比2011年上升167.04%，但2012年增值额出现下降，导致销售渠道利润率相比2011年骤然下跌81.29%，说明销售渠道投入的资金并没有发挥良好的作用，资金使用效率较差。这是由于信维公司大量产成品堆积，不能转换成资金流动于企业。
三、基于渠道管理的信维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建议
1、采购渠道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建议
（1）采用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
VMI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升渠道链上的资金使用效率：第一，通过免费或租金形式为供应商提供配送中心的方法，实现供应商负责对配送中心原材料库存进行管理，连续及时补货，通过在工厂附近建立配送中心，便于自身在最短时间进行原材料补给，最大程度上缩短采购渠道的资金周转期。第二，供应商库存管理系统是建设关系型渠道的重要方法，通过与上游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原材料库存信息实时共享，优化?购渠道资金使用效率。
（2）改善供应商关系
对企业来说，减少资金占用、降低采购成本、优化生产流程的前提条件便是与供应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1.通过认识供应商的生产状况，参与其对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管理，促进对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以达到降低供给不确定性，减少采购提前期的目的，进而就可以实现减少风险库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目标；2.通过合作，供应商可以减少持有待售商品库存，削减了经营成本；减少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这有利于降低企业在采购渠道的资金占用，改善资金使用效率。
2、生产渠道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建议
（1）改进生产管理，提高在产品周转速度
在生产阶段，如果企业的生产设备发生故障或废品率增加时，企业就会增加原材料的购买。
（2）采用JIT采购模式
JIT采购模式对信维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优化主要作用在几个方面：1.将隐藏在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暴露出来，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JIT采购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并且可以对其不断的进行改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来提高生产效率。2.消除不增值。在企业采购过程中，大量时间、精力、资金被浪费在不会给产品带来增值的活动上，如订货、修改订货等，而采用JIT采购可以大大地精简采购作业流程，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浪费。
3、销售渠道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建议
（1）提高物流配送效率
物流配送是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必经流通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在途货物形成资金占用，流通的时间越长，资金成本越大，物流配送对资金流转的影响。因此，物流配送中需压缩物流周转周期，尽可能消除非价值增值环节，以加速资金周转，同时也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