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概括，这非常好，比以往的说法更科学。原来说法的毛病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有了新的全局性的理论创造，就要添加在已有的理论表述之后。那样就麻烦了，一说一大串。用理论体系来概括，确是高招，以后再有新的创造，加进去就是了。既然社会主义时期的指导理论称为体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指导理论，也应该称为体系。事实上，这方面早就有概括，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少阶级、政党、群体及个人都提出了各自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观念、思想和看法，但对这些观点、思想和看法的命名则各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把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主义、思想、理论，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那么主义、思想、理论和理论体系究竟有什么不同？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哪些？
体系是指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理论体系就是指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思想、概念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以下几点：（1）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2）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3）构成子系统的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4）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5）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6）涵盖面广泛。明确了理论体系的概念和标准，就可以把主义、思想和理论与理论体系区别开来。理论体系包括主义、思想和理论，是对它们的统一概括和整合，主义、理论和思想是理论体系的子系统和构成要素。依据上述标准，中国共产党总结概括的两大理论成果分别构成了两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两大理论体系都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其次，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前提和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种继承、丰富和发展不仅体现在各个子系统之间，而且还体现在构成子系统的具体观点上，如邓小平理论有“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理念，科学发展观有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论、动力论、前途论、性质论、步骤论、纲领论、道路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论、性质论、基本矛盾论、经济制度论、政治制度论等构成。它们是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它们当中不包括在新民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其虽具有铺垫和启示意义，却尚未系统化了的理论与观点。因此，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某些具体思想和观点，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具有关键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它们并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它们是系统化的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理论和观点，但是它们并不系统和完整。对此，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因此，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
第四，两大理论体系都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开展活动，从而在87年的历程中，开辟了两条道路，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关键词是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关键词是发展。第一个历史任务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已经完成，第二个历史任务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逐步实现。构成两大理论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就是围绕这两大理论主题来展开和论述的。
第五，两大理论体系都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两大理论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它不仅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而且贯穿于两大理论体系各个子系统和具体理论观点中。
第六，两大理论体系涵盖面广泛。理论体系区别于一般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涵盖面广泛。一般理论仅就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和探索，涉及面比较狭小，而理论体系则涵盖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涉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农民问题、根据地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综上可以得出：两大理论成果都是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分别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概括它们，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中已经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应对各方面挑战和干扰的需要。分别对之冠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了突出和明确二者的历史方位与理论主题。
二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两大理论成果，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规律，对我们今后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大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要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什么是中国实际？二者如何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是指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经列宁继承和发展的列宁主义。中国实际既包括历史实际、也包括现实实际，还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实际，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状况、区位条件、环境等多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实现两者的结合，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扬敢于变革、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实现两者的结合，既要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又要避免经验主义，更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其次，必须不断总结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自身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间经过不断的理论概括、总结和整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萌芽；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成果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概括为12条具体理论观点；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进一步整合为9条具体理论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名词；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者统一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更加科学、完备和深刻，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再次，必须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个体进行理论创造和决策具有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有局限性。他们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既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又要受到自身状况的约束。（2）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发生作用范围较大、影响深远，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对理论创造的科学性、实用性要求较高。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造和决策过程中，就比较重视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
这个“集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又包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还包括中国各派，更包括全体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吸收了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成果，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其创立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从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2]。“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包括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它同时还吸收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发明创造。
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必须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有深刻教训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最终出现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很大程度上与党内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党的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有关。“智囊团”在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咨询和参考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高等学校等机构，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
三
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成果，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衡量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理论体系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扎实的历史论证；二是理论体系能否与实际紧密结合，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据此，可以说两大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首先，二者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在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逻辑论证严密，历史论证扎实。其次，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充分结合、反映了中国实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它们准确把握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代表，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3]。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为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
第二，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这是因为：首先，两大理论体系承担着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重任。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两大理论体系能够包容一切，具有开放性。其次，两大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科学的理论体系本质上不是封闭的，所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种包容性或开放性具体体现在：两大理论体系既勇于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精华，又积极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向前人的思想开放，也面向未来；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又向外国开放；既依靠广大党员同志，又向人民群众开放。例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既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群体意识、中庸思想，又吸收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对此，刘少奇指出，“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同时还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和管理思想。总之，正是由于开放性，两大理论体系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
第三，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这是因为：首先，二者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够创新。其次，二者是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理论形态。实践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再次，作为理论构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正是由于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二者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形成了新的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具有创新性，比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实现了马恩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创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突破了传统僵化的“苏联模式”，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性使两大理论体系既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各自独立构成一个整体。
注释：
[1]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7.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明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并且使孝文化融入时代的内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 第167页，第173页。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1页。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3
早在进步思潮传入和国共党组织成立之前，赣闽边区各地士绅之间、新旧派人士之间的斗争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先看闽西各县。民国初年以来，龙岩出现了九中派与公民派两大势力集团争权夺利的局面。其中，以龙岩中学校长魏梦云和松涛小学前任校长杜连茹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集团结成九中派，其名称的来历是龙岩中学于1916年更名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而公民小学前后两任校长丘文甫和郑笔山号召组成另一个地方势力派系———公民派。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原因错综复杂，根盘交错，除了传统观念与西方思潮之间的碰撞，“左派”与“”之间也有极大的冲突，国共两党之间自合作之时起就产生了各种恩恩怨怨，也有当地固有的宗族冲突、土著居民与移民的矛盾等老问题。当然，这些冲突的焦点主要归结在控制地方行政权、地方财政、教育资源、城乡建设等各种关键利益之上。进入20世纪以来的旧中国，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各级政权，都处于极为不稳定的状态，真可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些民团各自以宗族为依托，以族人为团丁，扩充地盘，争夺利益，实际上也是割据一方的军事力量。
二、理论条件
思想的初步形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力不得不从城市撤退到农村与山区，转变革命斗争形式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迫在眉睫的问题。虽然此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还是奉行“城市中心”论为指导思想，但是他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矛盾开始彰显出来。面对困境，瞿秋白等人从当时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吸取下级党组织创造的新经验，不断革新党的指导思想。同志于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一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有力地回答了旧中国的革命道路问题。该文批判了生搬硬套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侧重申明了以下三个原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必须同本国的实际情形相联系，指出那些试图以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思想就可以获得革命成功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和革命政权的建设中不断创新革命思路；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原则，带着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指出党内的发言权必须建立在对群众调查的基础之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坚定而正确的革命策略不可能是少数同志闭门造车可以制造出来的，而是要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革命过程中才能逐渐产生出来的；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换言之，《调查工作》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斗争新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带来了正确而可信的方法论和思想导引，也标志着作为思想“活的灵魂”的三大原则已粗具雏形。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4
对休闲的认识，中国学者们对其有独特的理解，今天被我们理解为“休息”的“休”字从词源学上看是指“人倚木而休”的意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闲”字，则有娴静方面的意思，通常被理解为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休闲就是过一种符合儒、道、佛三家共同认可的“中道”原则的生活,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因此休闲与哲学密不可分，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中国人的休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自足的宇宙空间。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照方式，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只站在一个固点企图穷极宇宙之尽处，而是仰观俯察作左右流动之观照。中国人认为，自然界包括一切，只有当人意识到自身与大自然的骨肉之亲，再重回到大自然之中时，才真正观照到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才有真正意义的休闲。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多隐士们由于无法实现自我，没有表达的自由，往往选择那种带有逃避性的以“清静超然”为核心的休闲观，他们远离社会，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领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世界和逍遥境界，而它更多的意味着为获取自由作出的对社会有推进作用的创造。它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式的知足，或者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式的自封，而是一种更强的进取行为。要想达到休闲的真正目的，就只有回顾往昔和面对自然，这样人类的心智才能结出温馨之花。从本质上说，休闲即为一种人生哲学的概念，它是过一种符合“中道”原则的生活。这种“中道“原则是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共同认可的关于道德的基本义，其追求的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谈休闲,就是谈人生哲学，在中国，对休闲的理解，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释家,都有一个传统,即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来说,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休闲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超越性。生活在一个当下的世界里的我们往往会对部分现状产生不满，在这种情绪的促使下，往往会有更高的追求。当下的世界是指我们的行为、思考、兴趣等，由于休闲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对当下世界的超越，它要求我们在确立人生的目标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事物，要勇于创新，勇于追求，超越固有的显示，达到更高的水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内容愈具有精神性时，他才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能力。
其二，主体性。休闲强调追求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实，而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一种满足。在人的日常行为中，无不体现出这种主体性，这些都充分显示休闲活动不是人们受外界环境的支配，而是被人们自身的内在意愿所控制的。有无主体性，正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生活目标的设定上，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选择上，休闲哲学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
其三，日常性。因为休闲哲学将种种的人生理想、追求，以及价值体现于日常生活世界，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人生哲学。休闲哲学是透过人的具体生活的一门学问，而不是空谈哲理，它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模式、生活内容来展示人格理想、生活价值。它追求的是合一性，无论是知还是行，理想还是现实。它的价值目标是立足于当下，超越现实。
其四，体验性。休闲哲学强调人生是一种体验。正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才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正是由于体验的丰富性，我们才能超越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表面，挖掘生活的内涵。正是人的这种独特的感受性与体验性的结合，才有了更多有意义的发现和感悟。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但这种丰富多彩性未必就是休闲。只有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才能感知哪种休闲方式更加适合自己。
二、中国现代的休闲观
进入现代社会，尽管中国人感受并经历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传统的休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不管其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以各种方式演变和生存着。与以往的休闲活动的目的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参与休闲运动是为了获得情感、生理、生活等效益。人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品质，往往会通过对休闲活动的选择，最终实现休闲在人生活中的真正作用。现代都市人之所以忙忙碌碌，无非是为了寻找财富，寻找快乐，寻找幸福，但很多人却忽视了幸福来源于内心，只有当自己内心情感得到满足，才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和知足。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尽管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保证，但因环境污染、工作快节奏对身心的损害及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现代都市人极力主张开展“回归自然”的运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作时间缩短，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效地调节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人类回归大自然，适应大自然，促进自我健康与长寿的最好手段，可以说余暇时间的休闲娱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途径。为了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余暇时间，我国政府也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以及元旦、五一、国庆节等假日制度，普遍开展各种社区娱乐活动，组织各种单位娱乐活动的竞技比赛。随着人们对假日休闲的重视，家庭舞会、家庭茶座等以家庭为核心的娱乐形式渐渐普及。而对于年轻人，在节假日或周末，有的人痴迷于减肥塑身、锻炼肌肉的有氧健身项目,有的人则流连于各种游乐场大玩、冒险游戏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着我们的空闲生活。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尽管已经达到了吃饱穿暖玩好的境界，可国内多数学者发现，现在的中国的休闲方式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改进：
其一、中国农民闲暇生活存在的困境。农民闲暇时间增多，闲暇观念的转变以及闲暇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农民开始追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向往丰富多彩的娱乐性活动以填补空闲的无聊。然而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休闲还极端滞后。农村公共休闲设施匮乏、闲暇活动单一，无法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各类农民群体对闲暇的需求，传统闲聊、打牌仍然是农村居民休闲活动的主流，多样化的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闲暇生活模式严重缺乏。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文化诗学；话语移植；本土建构；双向拓展；自觉实践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78—06
自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文化诗学”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算起，从启发借鉴到落地发展再到本土建构，文化诗学已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至今仍是文学理论界的前沿课题。但是，在文化诗学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是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与传统及现实相契合进而推进文化诗学的“本土性”建构？中国学者在多年的实践中又是怎样进行操作的？其方法要略与发展方向如何？在当前多元媒介融合的时代，静心回望文化诗学“中国化”的进程，重新解答这些问题无疑对文化诗学的深入建构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多元语境中的话语移植：作为学理策略的历史出场
“文化诗学”本是一个西学术语，最先由美国新历史主义首倡者格林布拉特提出，后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被“移植”到中国。但话语的挪借并非简单的“照搬”，而是在“嫁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被内化与同构，继而在中西文论的碰撞与融合中赋予了深厚的本土内涵。
文化诗学在中国学界的出场可直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它之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中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本土诗学自觉的继承与发展，也有西方理论的刺激与借鉴。正是在西学与中学的碰撞、交汇中，这种贯通内外、综合性极强的实践方法才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正处于困境的中国文论所接纳。文化诗学之所以实现“中国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译介与影响。中国文化诗学的兴起首先是从学习新历史主义开始起步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开始被陆续介绍到中国。1988年，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第一次对新历史主义作了相关介绍，并将其纳入了后现代西方文论的研究范围。随后晓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对解构主义的超越》（《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赵一凡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1年第1期）、盛宁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王一川的《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等文章又陆续对新历史主义进行了评述梳理。尤其是1993年，国内先后出版了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两本系统介绍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论文集，更为国内学界打开了西方“文化诗学”研究的窗口。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通过“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占据着当代文化的制高点，尤其是其界定的文学与历史、权力、文化霸权、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凭借着高姿态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历史——文化”的视角很快在中国学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加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张的历史与文本在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思维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不仅在中国文论语境中适用，而且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不分家、“知人论世”、“因内符外”、“六经皆史”等思想资源具有相通之处。因此，受新历史主义之风的启发，以刘庆璋、蒋述卓、林继中、李春青为代表的国内第一批自觉的理论倡导者与实践者开始有意识地借鉴此方法展开了中国文化诗学的探索与建构。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历史教学；中学史学；史学理论；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5-0056-03[作者简介]李倩雯（1986―），女，广东化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教育。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一书是张庆海所著，由长春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本书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围绕这一主体详细地论述了中学历史教学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有一定的借鉴。
一、《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的基本内容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是黄牧航主编的十本一套的“历史教育硕士丛书”中的一本，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学历史教学理论的著作。该书共215页，分为七章，各章节分别论述了历史事物的评价问题、历史学是什么、史学危机、史学理论在中学的应用方法、常用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及中学历史教学主要模块内容分析。
作者针对我国历史教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分别在各章节中详细阐述自己的史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其中着重论述以下观点：
（一）强调史学的人文性
作者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生存权应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前提和核心。人的生存权重于发展权，生存权是天赋人权，任何人获得生存的权利毋庸置疑。他明确指出：“人类的一切行动、一切思想都必须将人类的任何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所有人的生存权放到首位，必须珍视每个人的生存权，这是考验一个文明是否具有人文性的基础条件。”[1]充分强调并且无条件地尊重人类的生存权是一切历史评价的前提，是对历史事物进行客观性评价的基础。历史评价中体现出的价值性和客观性不能偏废。
（二）反对史学科学化
历史具有逝去性，人记载历史存在主观性，史学永远揭示不了事物的全部真相，不具科学实证的特征。以此为依据，作者明确界定史学是关于人的学科，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学科，并坚决反对史学科学化。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把史学作为科学学科，将进化论引入史学领域的危害――导致史学陷入危机。当前史学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其功能的淡化。史学的核心功能是人文性，史学放弃了人文，就等于史学放弃了自身的功能。
（三）提出史学理论在中学的应用观点
作者结合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提出了史学理论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作者认为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核心都不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体系，不赞同在历史教学中提倡这些史观。同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史学理论，不宜过于追求理论的丰富性，尤其是要避免呈现过多相互矛盾的观念，以免引起学生思维的混乱。比较法是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应引导学生熟练掌握这一方法。历史内容具有整体性特征，在教学中不应该将历史课程切割成单个专题，而是应该从整体上宏观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近代科学史学中唯一将科学性与人文性系统而完整地综合在一起的史学流派，中学历史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史观。
（四）直面中学历史教学中突出的问题
作者通过深入分析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主要教学模块，指出要在教学中正确应用史学理论，避免偏颇和片面的观点。例如针对革命和改革模块的教学，作者提出改革与革命都是历史的常态的观点，认为不论改革和革命的程度如何，只要符合国家的具体情况就是好的。此外，他认为在教学中可以适当引用其他史学观念和理论帮助学生理解问题，例如用现代化史观分析经济现代化、现代政治、西方文化、国际关系等相关问题，对照历史与现实问题。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主要理论观点的现实价值
该书的内容紧扣历史教育教学的学术性、实践性、代表性和前沿性四个方面，书中所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对史学研究、历史教育教学和当前的课程改革，都有具现实性的指导意义。
（一）人文性史观的现实价值
人文性史观帮助我们认识历史重大问题和指导理解当前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我国是被半殖民化和发生过多次重大农民起义的国家，由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反复宣扬西方殖民侵略具有传播文明的“进步性”，片面指出历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极大地破坏生产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致使人们对这些历史问题认识混乱。作者根据人文性史观，提出生存权重于发展权，强调评判历史要将价值观摆在核心位置，对任何历史事物的判断和评价，都要首先考虑该事物是否造成人的生命权的丧失，如果的确造成了人的生命权丧失，无论该事物对生产的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都必须予以否定。这些观点对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殖民侵略和农民起义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人文性史观，对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国家以人为本的相关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央开始将工作的重心由发展生产力逐步转向以人为本，加快出台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和制度，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强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反对史学科学化，反对史学中引入进化论的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的史学主张“文史不分家”。正是如此，才有《左传》《史记》这样不朽的历史巨著问世。而我国当今的史学，由于受到外来学派的影响，很多流派将史学定性为一种科学，一味强调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追求历史绝对客观和绝对真实，改变了历史学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的本来面目，将历史学推向“客观如实”的误区，使史学的叙事枯燥僵硬，与社会大众产生严重的疏远排斥，以致史学逐步受到冷落和边缘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外，还有学者将原本是反映自然规律的进化论推衍到史学领域中来，认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生命一样，必须经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线性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目前处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他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各国以后将会也只能是走西方式道路，甚至将西方的观念、制度模式等作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是否“先进”的标准。这样，不但将研究人的历史学异化成了研究物的历史学，还使崇洋思潮蔓延，导致国民对文明的认识混乱。
作者在论述中，坚决反对史学科学化，认为史学不仅不是科学，甚至连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都不是；同时，明确指出进化论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有着致命的缺陷和弊病。这些史观，对引导我国史学研究和教学走出“误区”，以及消除人们的混乱认识和化解当前的史学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现代价值
作者针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和当前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这对促进历史教学水平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史学理论应用研究不足，中学历史课标和教科书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给历史教学带来不少困惑，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作者在书中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史学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问题，根据中学历史教学的目的和教学实际，提出了相关史学理论在中学教学中应用的观点。例如，在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非常丰富和艰深，以及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要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隐含在具体史实的叙述、评论之中，以利于学生突破在理论理解方面的障碍，反对在中学历史课堂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程式化。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怎样合理应用史观方面，作者针对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运用多种史观和方法来编写，使学生在学习历史中出现思维混乱的现状，强调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能过于追求史观的丰富性，主张以一种最佳史观为主，借用其他史学理论方法来开展历史教学。针对现实中存在“唯洋是取”，过于“西化”所引起的危害，作者认为在教学中不宜使用具有西方中心观、不具备人文主义核心价值地位的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现代史观。
在维系历史内容整体性教育方面，针对高中历史课程被专题切割成各个联系不紧密的片段，作者提出历史教师要发挥教学的主体作用，注重做好维系历史整体性的教学，教育学生掌握整体分析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形成整体性的思维习惯，防止在史学研究和教学中以偏概全，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应用方面，作者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近代科学唯一系统而完整的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史学流派，在当代的史学中，任何史学流派的整体史学观念及其史学研究，都难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度，进而明确指出中学历史教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史观，重点应用其思想和方法。与此同时，作者根据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历史辩证法、整体史观等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关观点。作者提出的以上各方面观点，为中学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学历史教学史学理论的著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作者在深入的论述中，直面当前史学研究和教学存在的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和观点，“一石击起千重浪”，必将牵动史学研究和教育界的神经，引起更多学者和教师对中学历史教育的关注和探索。
参考文献：
[1]张庆海.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问题[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2]郝贵生、李俊赴.论群众史观的理论地位及其基本内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6）.
[3]申永华.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J].湖北社会科学，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