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向左婚姻向右范文1
七年前，在越南举办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越南某大学的一位女士跳起来质问我们：中国怎么会出来《上海宝贝》？中国的女人怎么了？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语气中带着不解与气愤。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隐含着人们对于“性”（行为、关系、观念）的迅速变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强烈的焦虑与恐慌。 1980年代初期，婚外恋（尤其是现代陈世美现象）、性教育（包括对的讨论）、婚前、离婚等话题就引发过社会大讨论。1999年的《上海宝贝》是一枚重型炸弹，把美女作家们推向风口浪尖。接踵而来的木子美日记、聚会、各种案件、少女怀孕、、忠贞联盟、女神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挑拨着国人的神经。 那么，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性，实际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潘绥铭曾经从、性关系、性观念、性的公开表达、女性之性的变化以及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的显性化等方面总结过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性革命”。性革命，既不等同于性解放或者性自由，也不等同于中国社会每个方面、每个人都在朝着性开放的方向变化。它是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主要指“”之后）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的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这场性革命根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社会性别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这样的认知来源于性社会学的诸多调查研究。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从2000年开始，针对中国成年人（包含流动人口）的、性观念、性关系开展过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2000，2006、2010）。最近一次调查，除了包含18~61岁的成年人，还涵盖了14~17岁的青少年人群（包含校内外少年）。数据在方法、内容上具有可比性。 性，涵盖着诸多方面的内容，需要被分解来讨论。下面仅列举被社会大众津津乐道的婚前、婚外、商业以及青少年的性四个方面的调查数据，结合数据所透露的社会事实与社会层面的相关讨论，思考十余年来，中国人的“性之变”与人们对于这种变化的情绪反应及其背后的道德情感。婚外与“二奶”恐慌婚外，威胁的是婚姻忠贞、单一配偶制，相关的报道层出不穷，争论经久不衰。 我们的调查从“事实婚姻”的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已婚或已同居一个月以上的人，在婚姻或同居期间，除了目前的配偶之外，还有其他。婚外，在男性中的比例，2000年是13.2%，2006年是8.5%，2010年则上升为28.9%。这个比例在女性中为：2000年4.5%，2006年6.7%，2010年9.7%。 从观念上看，三次调查的结果都显示有接近一半的人（保持在45％左右的水平）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婚外恋现象（不是一棍子打死）。在2010年的调查问卷中，对于男人“包二奶”的现象，有7.6%的女人和13.0%的男人持有支持或者理解的态度，男女合计10.3%；对于女人“做二奶”的情况，女性持支持或者理解态度的占8.7%，男人占13.1%，男女合计11.0%。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于“做二奶”的态度都比“包二奶”更宽容一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有3％左右的夫妻明知对方已经有婚外性却仍然没有离婚；还有大约16％的夫妻怀疑对方可能有外遇，也没有离婚。两者相加，到2010年，中国现存的婚姻中有近五分之一已经受到婚外性威胁。可是，这些夫妻并没有选择离婚。这一数据寓意深刻。这究竟是中国夫妻对婚外性越来越不在乎了，还是由于婚姻越来越难于解除，迫使至少一方不得不“忍为上”呢？究竟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猜疑之中相处，还是更加看重婚姻的其他非“性”的基础，还是他们依然不肯或者还没有学会把离婚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与此同时，对于“包二奶”的现象，社会层面的恐慌近年来有增无减。随着婚外的不断曝光，再加上围绕着《婚姻法》的热烈讨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这种对于“夫妻双方相互忠贞”的背叛已经威胁到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可是，婚姻与家庭的稳定一定（或者主要）是因为婚外而被破坏的吗？婚外违背了什么？婚姻的设置，由谁来规定？婚姻，首先是为了社会稳定还是为了个体的幸福？社会稳定是以低离婚率为必要条件吗？ 婚外，可能会导致各种问题，但是其与婚姻以及家庭稳定的关系，进而与社会稳定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必然”化了。商业与“失足妇女”商业，挑战的是性的私密、性与爱情之间的关系。笔者虽然有十多年性产业研究的经验，但是无法准确回答“中国小姐之多少”的问题。从我们的定量调查数据看，男性找小姐的情况在近十年里没有太大变化，只能说稳中有升：2000年＝6.3％，2006年＝6.1％，2010年＝8.0％。 我们在调查中有两个问题设置，是检测人们对于的态度： “目前在中国，从事‘’的‘小姐’，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目前在中国，如果警察抓住嫖客，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您觉得，这种处罚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 对于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在2000年，只有15％左右的被调查人认为处罚过重，但到2006年和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5％左右，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在最近十年里，比例并没有大幅度提升。这一方面表明现行扫黄政策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如果不扫黄，必然越来越泛滥”的假设与恐慌。“扫黄”的政策不仅无效，也不那么合乎“民意”。但是，虽然社会对于的宽容度越来越高，现象被赋予的道德色彩并没有因此减弱。“道德败坏论”（尤其是玷污妇女、毒害青少年）、“家庭破坏论”、“文明破坏论”，乃至“腐败论”，层出不穷。这种种指责，虽然缺乏事实层面的论证与强有力的逻辑推导，但是折射出社会强烈的道德恐慌。这种情绪夹杂着某些群体对于性泛滥、性低俗化的道德恐慌。商业，也成为人们对失败的婚姻、日趋嚣张的腐败、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的“替罪羊”与“出气孔”。青少年的性与“救救孩子”青少年在问题上经常被贴上“纯洁”、“无辜”的标签。担心青少年的纯洁会受到玷污，是家长及社会反对性开放的重要理由。可是，这种“纯洁”与“玷污”，很大程度源于想象，社会对于青少年的性，知之甚少。“救救孩子”的声音往往以忽略、掩盖孩子的声音为前提。 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在14~17岁的少男中，2010年，12.6%到15.4%的人自报有过行为，在少女中，这个比例是8.3%到11.9%。在情感方面，33%的少男与29.1%的少女有过单相思的经历，29%的少男与23.7%的少女有过失恋的经历。目前承认自己已经有恋人的少男有13.5%，少女13.8%。 如果再结合我们针对全国大学生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会发现，在2006年，32%左右的大学生有过行为。而且，经历并不影响学习成绩。相反，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社会活动能力越强的学生，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数据是：时至2006年，依然有近四分之一的男大学生没有过单独与异性约会的经历。 在性观念方面，超过半数的少男少女认为自己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或者非常开放）。在诸多观中，比例最高的是认同“先有爱，再有性”（少男71.8%，少女79%）。认同比例比较高的观还包括“性很宝贵”（少男68.1%，少女63%）。过半数的少男少女认为婚前不算道德问题。对于 “包二奶”问题，超过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对于“男人包二奶”、“女人做二奶”表示能够理解。少女中表示赞同的比例略高于少男。对于女性，绝大多数少女很看重（6.1%认为没有意义），比例远远高于少男（22.4%认为没有意义）。 从数据显示来看，青少年的性与爱，不管是在行为方面还是观念方面，都呈现出多元的特点：不是没有行为，也不是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有行为。社会对于青少年之性的态度，一方面，是无限夸大青少年性的“泛滥”，谴责“性自由”带来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又过度强调青少年的性“纯洁”，在性教育的问题上唯恐越雷池一步。不管哪一种，都不愿意正视青少年的，不愿青少年的主体参与。家长总是希望，在某个年龄之前，青少年是白纸一张；在某个年龄之后，他们马上可以牵手成功、快乐地结婚生子。婚前与“女神”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全国18岁到61岁的未婚总人口中，有过的总计比例是：2000年为37.7%，2006年为37.0％，基本持平；2010年则显著增加到49.1％。我们仅涉及行为，而不包括其他更宽泛意义上的涉。 人们对于婚前的宽容度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恋爱中发生性关系后来又结婚的现象，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认为这不算是道德问题的人，都超过了一半，在60％上下呈现为持平状态。 可见，对于婚前，社会的宽容度是比较高的。与其他不同，婚前，虽然发生率越来越高，但人们并没有恐慌感。婚前，尤其是“先斩后奏”型（导向婚姻）的婚前已经越来越合乎社会的情理。大学生联盟、女神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不在于她们契合了大部分人对于婚前的反对情绪，恰恰相反，是因为在婚前越来越被宽容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居然”还有人跳出来宣扬女性表示不解。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守贞倡导者开始基于来反对婚前。性之变，我们为什么恐慌？婚外、商业、青少年，以及婚前，这四类虽然都在变化，但它们各自的变化速度以及从中折射的社会情感是不一样的。 婚外的增加与曝光，随之而来的恐慌主要指向婚姻家庭的稳定。商业，近十年来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如大多数人所担忧的那样“迅速泛滥”。青少年的性，则一直不被正视与尊重，对其“保护”主要指向对孩子未来与前途的担忧。 这三类的发生比例都远远低于婚前，但人们的恐慌却要远远高于婚前。这三类都牵扯太多“性”之外的内容。社会对其谴责与恐慌，与其说是在反对“性”，不如说是借着反对“性”来宣泄其他情绪。相比而言，婚前威胁到的仅仅是性道德本身，因而，这种威胁反而比较容易随着婚前的普及而被忽视。 人们对于婚外、商业、青少年这些非主流的“性”的恐慌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对于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非常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乱套”。民国初年的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积极的地位与论述，但是随后，在同情与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对于这种建构，我们并不陌生。 婚外、商业与婚姻家庭的破裂、社会无序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不单纯是事实和逻辑的问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需要一个“敌人”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需要为伴随社会疾速变化而来的焦虑与无措，寻找到“替罪羊”和“出气口”，但是，这又不能指向任何本应对社会秩序负责的人。这种民众情绪也契合了相关部门运用道德优越性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 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以及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至关重要。互联网给大众一个展现的空间，且迅速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从而建构起这类性现象的公共性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那些“与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称性的异端）与性的少数人群；而且，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还挺好”。这是人们对于“多元”社会的恐慌。面对变迁社会中的“性之变”与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会——”、“如果每个人都——，社会就会——”，类似假设与无限推论把处于性等级下层的各类性存在及其“恶果”无限扩大，对于违背主流社会规范的的恐慌也随之放大。 “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性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成分比较少，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罗宾语）。数据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对“中国人的性”捶胸顿足的时候，完全不顾社会学事实，只在“魔鬼学”（基于某个个案的无限扩大化想象与恶性推导）层面妄加评论，至少是欠妥当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恋爱向左婚姻向右范文2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人们还在思考怎么才能留洋镀金的时候，女明星们已经纷纷嫁给老外，养育混血的孩子。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女人们还徘徊在追求爱情还是追逐财富中时，许多女星已经把嫁入豪门看成不二选择。到了10年前左右，80后的大小花旦们渐露头角，活出自己的个性之时，很多女明星也不再选择成为富人的花瓶，而是开始爱上嫁给才华横溢的同行、商场新秀，大秀平民式恩爱。可以说，女星所代表的社会婚恋风潮已经转了方向。纵观全程，我们会发现，女明星对婚姻选择的心理动机与社会婚恋倾向是趋同的，只不过多少存在着一种超前的色彩。
如果―定说到婚姻中的安全感，那么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女明星更重视名誉与纯情，安全感来自于家庭的稳固；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更注重经济实力，因为早年的物质饥渴感潜在地制约着她们的选择；80年代出生的女星们，经历了社会的变革与开放，她们更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无论是精英小开、导演还是“干爹”，她们选择嫁给那些能够助力人生的伴侣；一般说来，人的内心驱动力会使你缺什么就去追求什么，那么，可以预见90年代出生的女明星会对真爱的追求更强烈.因为她们的成长过程几乎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一种自我存在感，而这显然需要真正的爱情和认同才能满足。
但凡创造世界的男人背后，都凸显着一个伟大女性的意志
谈到婚恋安全感，人们约定俗成地认为婚姻是女人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有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选择嫁什么样的男人，跟谁―起孕育下―代，无疑在每个女人的心中都占着重要位置。而在中国男人眼里，婚姻也是女人的烙印，现实中离过婚的女性在婚恋选择上会自动降低标准就是最好的说明。
但有趣的是，女人看男人却正好相反：大多数女人对有过婚姻经历或者被很多女人喜欢的男人更感兴趣，这跟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恋父情结不无关系，同时也跟社会对精英文化、财富和权力的集体膜拜有关――喜欢成熟的男人已经是年轻女性改要求精神伏态与物质生活的一种捷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学研究的结果往往与心理学的结论大相径庭。社会观察认为女性普遍缺乏婚恋安全感，但这是表象的东西，心理学更重视潜在的语言。男性在婚恋中的优势既可以被理解为女人们过于宠爱迁就男人的母性所致，也可以看做是女性内在力量通过跟精英男性的婚恋来操控这个世界的隐秘行为。说到底，但凡创造世界的男人背后，都凸显着一个伟大女性的意志。
不管在什么时代，男人从来不是对婚恋说“YES”的人，男性永远处在被女性选择的位置。热播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婚恋目的看，男人只是在找老婆，而女人却在选择生活
我并不那么喜欢章子怡，却很钦佩她在婚恋中总是如此的清醒，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女人在婚恋中总是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男人（即使他很精英）在荷尔蒙的冲击下更像一头盲目的公牛，眼睛里只有那块红布（），看不到背后的人以及那人的所思所想所主张的生活。所以，婚恋中真正不安全的是男人。纯粹追求美貌性感的男人婚姻生活一定不幸，而幸福长寿的男子必定依仗―个善良、宽容、勤劳的女子真心实意地照顾。
恋爱向左婚姻向右范文3
关键词：高校；男同性恋；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048-02
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同性恋话题早已不再陌生，人们的态度也已经越来越包容，接纳程度也在逐渐改善。近十余年来，同性婚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得到承认，国际人权合作在有关性倾向的平等与反歧视立法上也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在中国，虽然同性恋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同性恋者权利保护立法滞后于世界立法趋势，但其权利争取的步伐已在不断加快，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同志干勇于面对自己面对社会，争取自己的幸福。
根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ease,Third E-dition,CCMD-3)[1]的定义，同性恋是指：“在正常生活条件下对同性成员持续表现倾向，包括思想、感情和行为；对异性缺乏或减弱倾向，也可有正常的”。目前，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同性恋人群。李银河博士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在中国(大陆地区)，同性恋者有3900万-5200万左右。最有权威的资料来自于2004年12月，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以此估算．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千万男性同性恋者[2]。而高校男同性恋者则是其中较为活跃的一部分。婚恋观是人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社会变化的主要角度之一。对于高校男同性恋者，他们的婚恋观不仅对他们个人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亚文化群体中的高学历高素质个体，他们的价值观会对整个群体的发展趋势带来重要的影响。
二、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本次研究，研究者采取个案访谈的方式，对一名在校的男同性恋大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以期探寻当代高校男同性恋婚恋观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
（二）研究过程：研究者通过自身的人脉资源找到被访者，在访谈前征求受访者对访谈时间、次数、场地及对整个访谈过程存档整理的意见，双方签订了《知情同意书》。通过与访谈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于2012年5月5日下午14时通过QQ进行了第一次较为深入的访谈，访谈过程1个小时05分钟。研究者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根据之前所确定的研究方向，主要针对被访者的恋爱态度、婚姻态度、恋爱经历等方面进行调查，与被访者围绕着访谈主题进行了比较自由的交谈，访谈内容通过QQ进行记录。研究者对访谈记录进行了格式的整理与修改，内容上除了错别字外没有其他的修饰与改动，整理后经受访者再一次审阅，以确认资料的可信性，之后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在第一次访谈的基础上，与5月8日下午13时进行了二次回访，对第一次访谈中遗漏的内容进行了补充提问，并进行整理。最后对全部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处理，得出结论分析。
（三）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被访者一人，男，浙江宁波人，22岁，独生子，父母双方为打工者。现在宁波某高校就读英语专业，大四。没有和家里出柜。但除了家人外，已对和自己身边较亲密的朋友、室友出柜，在网上为完全出柜状态。从大学开始交过三个男朋友，第一个是网上认识的，没有交往很久；第二个是网上玩游戏认识的，同城，交往了一年半，因为一件小事吵架拌嘴，结果男友第二天车祸去世，在其心里留下了较为严重的阴影；第三个男朋友也是现男友，是半年前交往的，是身边朋友的朋友，原先交过两个女朋友，被访者是其第一个同，交往之初是由被访者主动表白，其现男友经过考虑决定在一起。
三、研究结果
（一）重视爱情的忠诚，渴望安全感。
在中国和大多数国家里，法律仍然没有同意同性恋婚姻，尽管有性学专家李银河在振臂高呼，多次向人大政协提出提案，但都未获通过。由于这一权利不被认可，同性恋者通常不会确立长期关系，往往建立一种短期的需要关系，或者一个人同时有多个，这使得他们对爱情的忠诚格外看重，渴望寻求一种安全感。而在异性恋正统的社会大环境下，内化的恐同主义和异性恋正统主义使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简单地以为是因为自己个人因素风格造成的需求。
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非常重视爱情中对方的忠诚度，反复强调，甚至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讨厌被欺骗被隐瞒，并渴望对方提供一种安全感，喜欢被保护的感觉，这可能与其自身在恋爱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身的风格特质有关。但同时，其对同志圈子里的环境与氛围也较为了解，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其自身并未察觉。此外，被访者向往普通人的安稳的一般的生活，希望伴侣顾家、“平平淡淡”就好。
（二）在爱情婚姻中，对物质经济要求较低。
相比于异性恋大学生爱情婚姻中对物质、经济的“高标准、严要求”，被访者则表示并不在意。他认为其和男友间是平等的，不仅在爱情上，也在物质生活上平等，并且将其作为自己身为男人所应承担的一种固有的社会责任来看。虽然可能在恋爱角色中，被访者可能扮演较为被动、被爱护、被照顾的一方，但并不因此认为应该在经济上依附于对方，而是认为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与此同时，被访者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并不高，对奢侈品也无太大兴趣。
恋爱向左婚姻向右范文4
对于青年的这些问题，青年团组织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要不要关心？怎么去关心？这也是当前我们一些团的干部提出、并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
打破“”发扬传统
关心青年的恋爱婚姻问题，是青年团的工作职责之一。
我们伟大领袖十分关怀青年，也最了解青年。历来强调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在团的七大曾经亲切指示我们，青年人要学习，要工作，要长身体，“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
遵照的一贯教导，青年团历来在关心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和休息娱乐的同时，也一直把关心青年的恋爱婚姻等切身问题，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也可以说，这是青年团工作的一个传统。我们各级团组织经常深入群众，了解青年这方面的情况和困难，通过报刊和组织各种活动（如报告会，座谈会，文艺作品阅读活动，等等），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我们的基层团干部深入家庭、宿舍，和青年促膝谈心，循循善诱，帮助他们排解思想上的负担和苦闷，使他们能以愉快的心情和充沛的活力去从事工作学习，更健康地成长起来。正因为这样，广大团员和青年深深感到党的阳光的照耀和团组织的温暖。他们从内心里把团组织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可是，这些年来，由于、“”的破坏和干扰，青年们在生活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帮助。恋爱婚姻问题成了“”。
、“”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阴谋家、两面派。尽管他们灵魂上肮脏不堪，生活上糜烂透顶，但表面上却装得道貌岸然，摆出一付封建学究的架式，视一切男女爱情为“邪恶”：文艺作品不许描写爱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为“禁书”不准阅读；报刊上不让登载有关恋爱婚姻的指导文章；电影上不能出现爱情的镜头；青年团也不能关心青年的生活问题，等等。否则，“不突出政治”、“抓小事”、“低级”、“庸俗”这些帽子和棍子便随之而来。其流毒所及，甚至至今有些青年和团干部到了年令也不敢交朋友、谈恋爱，以为这是“不光采”，怕受到“舆论”的谴责，等等。其实，男女青年到了恰当的年令，恋爱结婚是光明正大、理所当然的。用正确观点处理好这个问题，还可以促进双方更好地工作学习。认为恋爱结婚必然影响工作学习的看法是片面的。
生活领域从来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场所。恋爱婚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道德风尚和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大问题。无产阶级不占领这个阵地，资产阶级就必然占领它。青年在这方面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指导，资产阶级和封建
的东西便会乘虚而入，毒害青年，危害社会。大量事实证明，、“”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设置种种禁律，正是它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
打破“”，发扬传统，把关心青年恋爱婚姻的工作抓起来，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主要在于教育引导
恋爱婚姻问题，是一个和思想意识形态、世界观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婚姻恋爱观，就有什么样的爱情生活。因此，关心青年的恋爱婚姻问题，主要应从思想入手。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婚姻恋爱观。
要教育青年摆正爱情的位置。爱情是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是主要部分，更不是全部。对一个青年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革命，是学习，是工作，是对社会和人民多作贡献。人生的意义和最大的幸福也就在这里。爱情虽然也可以使我们得到幸福，但带有从属性。一个人如果不努力于学习和工作，而是虚度年华，将大好时光浪费在恋爱和嬉戏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庸碌无为的人，那么，即使他能够暂时得到爱情生活的欢娱，却永远填不满一生生活中的空虚。所以，那种把爱情当作“最大幸福”的观点是错误的，成天沉溺于谈情说爱和个人家庭小天地，忘掉了革命事业，影响了工作学习，也是一个革命青年所不取的。
为了使青年在自己成长的重要阶段能更好地集中精力于学习和工作，在青年中提倡晚婚晚恋，特别是对于那些尚在学习期间的青年来说，是完全有益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去干涉、限制青年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也不能认为，提倡晚婚，就是结婚越晚越好。晚婚、晚恋，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同时，青年在结婚以后，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青年团组织要协助有关方面，对青年多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自觉自愿。简单生硬，强迫命令的做法，是容易脱离群众的。
还要教育青年在对待爱情和家庭问题上树立正确的观点，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原则。选择爱人，要重政治思想品质，重劳动态度，不要重金钱物质之类的东西。爱人之间不仅是“生活的伴侣”，也是同志和战友的关系，应该互敬互助，共同进步。对待恋爱婚姻问题，要严肃负责，不要轻率，也不要有男尊女卑的封建夫权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爱情和家庭真正建立在革命感情的坚实基础上。
革命的婚姻恋爱观是革命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要注意不要就事论事，不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恋爱婚姻中的一些枝节和琐碎问题，而应该同培养青年的革命理想、引导青年积极参加当前的三大革命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
另外，因恋爱婚姻问题对青年进行处分，必须慎重。应该看到，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有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大量的是思想教育问题。一定要区别错误的性质和情节：如确系品质恶劣，违犯法纪，影响很坏，屡教不改，当然需要严肃处理；如果只是生活问题上的一般缺点和错误，就应该着重于教育。在这方面，以处分代替教育，动辄施以处分，或以加重处分来“杀一儆百”等做法，都是不妥的。
也要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青年们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还常常会碰到一些实际困难和障碍。对于这些，我们团组织要不要去帮助解决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比如，有的地方还存在着封建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我们团组织就应该管一管这件事。要向有关家长做工作，要进行破旧俗、立新风的宣传和教育，以帮助解决和排除青年在这方面的困难和障碍。
有的同志问：一些青年由于年纪比较大了，或由于本单位男青年多，女青年少（也有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有一些困难。团组织可不可以关心一下，做点工作，“搭个桥”呢？
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只要条件许可，
恋爱向左婚姻向右范文5
女人谈恋爱的动机，左右了她是否能够得到幸福。
最近读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芭芭拉・安吉丽思的《你该知道的真爱秘密》。
这位全美知名的专家从自己的人生经验讲起―芭芭拉说，她跟历史上数以千万计的女人一样，从青春少女开始就立志要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得到”一个男人。
她回想过去的恋爱史，发现自己当时抱的心态就是“只要有一个爱我的男友和稳定的关系就好，至于那个男人是谁，其实并不重要”。跟所有女孩一样，她被动地等待着喜欢她的人，只要有一个男人努力追她，她就会和他在一起。而那个男人她是否欣赏或喜欢，并不是那么重要。
她21岁时，有个和她同龄的男友向她求婚。求婚！这不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浪漫时刻吗？女大当嫁，当个漂漂亮亮的新娘最重要，至于她是不是真心爱他、他是不是很了解她、他们俩是否能够和平共处，一点儿也不重要。她的心里欢呼着：我将要成为某人的太太，多么美妙的崭新体验！
几个月后，婚姻崩溃了。那时，她还很委屈地怨命运不公：“我要的只是一个婚姻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常在婚姻破裂者的口中听到类似的话：“我要的只是一个顾家的男人，怎么会这样？”“我的心愿不大，要的只是一个平凡的婚姻，怎么会这样？”
经过了几段自己很不满意的感情经验之后，芭芭拉才领悟到：“我的目标是拥有一个男人，而不是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两性关系。”
恋爱向左婚姻向右范文6
来源：《北京青年报》
城市居民兴起 用档案管理家庭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前馆长阿瑟・道蒂爵士说过：“在所有国家财产中，档案是最为珍贵的。它们是一代人留给另一代人的礼物，对它们的爱护程度标志着我们的文明程度。”不仅国家离不开档案，家庭和个人也能从档案中受益。所谓家庭档案，指的是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字、图表、音像及其他形式的记录。2007年5月中旬，在广东省家庭档案专题研讨会上，学者们介绍了家庭档案在“子女教育、婚姻调节、家庭应激”等方面的积极意义。①用档案辅助家庭教育。子女在成长过程的不同阶段，会表现出很多行为与心理问题，比如厌学、打架、早恋、作弊、逆反、撒谎、焦虑、抑郁等，这些问题会经常反复，很多父母感到万分棘手。用建立子女成长档案的方式，将孩子发生问题的原因、发展过程以及解决方法及时记录下来，不仅有助于在纵向上把握子女的成长变化，而且能为处理同类问题积累经验。②用档案管理婚姻冲突。国内外婚姻专家研究发现，大多数婚姻冲突的原因十分类别化，甚至很多夫妻一辈子就因为几件事争吵不休，比如性格类型有别、教育观念相左、饮食习惯有异、起居规律不同等。但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当冲突发生后，他们更习惯于从夫妻感情方面寻找原因，并会悲观地认为，经常吵架、越吵越凶，婚姻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如何区别因感情裂痕引发的冲突与其他类别化冲突?如何降低类别化冲突，让夫妻不在同类问题上纠缠不清?借用家庭档案也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基本做法是：夫妻每次争吵后，其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将各自认为引起争吵的原因、化解的方法一一记录下来，一段时间后，夫妻俩共同整理并归类。这样就可能发现，容易引发婚姻冲突的因素其实并不多，夫妻矛盾也远没有想象中的大。③用档案优化家庭应激方式。一个家庭随时会面临各种危机，比如，家庭成员生病或者死亡、失业、投资失败，或者其他灾难性事件。面临变故，有些家庭，从幼到老，人人忧心忡忡；而有些家庭，则能够沉着应对，从容有序。这就是不同的应激水平。用档案优化家庭应激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梳理与家庭有关的各种社会资源、关系网络，比如夫妻双方的朋友、亲戚、同学等；二是记录每次危机处理的过程和方法及当时的家庭气氛。这些有助于从资源与心理上提升一个家庭在危机面前的应激能力。另据会议主办方广东省档案局专家介绍，目前，除了不少广东省城市外，长沙、沈阳等城市，也在积极推进家庭档案建设。
国外研究显示：思虑过度有损健康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对往事耿耿于怀、对问题焦虑不安、细细琢磨上司的每一句话、对于未来忧心忡忡……这些思维习惯将使你的身心付出代价。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蒂德说，人人都经受过压力，但长期过度思考的人会放大并延长这种压力。在研究过程中，他让两组成年人接受同样具有很大压力且令人沮丧的任务，一组人接受任务后进行了大量思考，另一组人则不用思考。他对两组人的身心状况进行检测后发现，初步的压力会加快心率并使血压升高，但那些事后没有烦躁不安的人比焦虑不安的人能够更快地恢复到健康状态。克里斯蒂德说，其他研究结果还表明，对不愉快的往事耿耿于怀的人会分泌一种能够降低免疫系统功能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会降低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过度思虑之后释放的应激激素也会损害免疫系统。
来源：《江南保健报》
心理专家警告 要慎对初恋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