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1
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之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的原则。希通过此文，为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中国哲学；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
一、后现代主义的英文是postmodernism。前缀“后”（post）一词在英语中有双关性：一是指“不”（not），表“否定”；二是指“高于”（hyper）, 表“超越”。基于对“后”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Derrida）、 福柯（Foucault）、利奥塔（Lyotard）、德鲁兹（Deleuze）, 美国的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反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Rorty）、霍伊(Hoy)、格里芬(Griffin)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超越现代主义”，主要特征在于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其本质在于“重释”、批判“现代性”，即对起源于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及继承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性（modernity）以及现代性导致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格里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属于“问题哲学”，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其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1．反对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建基于基础主义之上。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后现代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反对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反对前现代哲学是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人”取代了“上帝”，但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并没有改变。后现代哲学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另一个层面是反对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和等级体系。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的哲学框架和体系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所带来的是“权威话语”(discourse)和“现化性神话”。而实际上，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对世界的解释是无限的，意义是多元的；知识和真理不是以表象为基础，而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小型叙事（mininarrative）来取代宏大叙事。
2．解构（deconstruct）本质主义。所谓“解构”（消解），是指对于理论体系及其根据、矛盾等的分析和批判。后现代哲学家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于对中心主义的消解。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认为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其实质就是假定存在着一个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理念、实体、上帝等等。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主流并封闭着人们的思想，它是“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时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德里达主张用“分延”和“异质”来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
现代哲学认为，“言语”优于“书写”，而“书写”是低一层次的。因为“言语”更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书写”则在我们和我们想理解的意义之间塞入了“文字”这样一个附加符号层。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他反对说，“言语”不过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书写”则比言语更能反映符号“不在场”的本质，因而“书写”比“言语”更具有优越性。德里达通过颠倒“言语”与“书写”的等级关系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从而也就进一步颠覆了建筑在原有语言结构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3.反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恶果所粉碎，人们开始对理性主义本身产生了质疑：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技快速发展，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一股反理性的思潮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极度膨胀而蓬勃兴起，它反对附加在理性之上的先验性与绝对性，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都是虚妄的。
后现代主义承继了这股思潮，但，同时后现代主义认为，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仍然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建构非理性，仍然是一种设定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或本能、或存在、或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也就是说，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在反理性问题上还不够彻底。后现代主义者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代替了以往反理性主义者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因而是更彻底的反理性主义。
4.反对主体性。西方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优先权。之后，“主体”逐渐堂而皇之地成为“人”这个概念的基础，进而主体成为客体世界的中心，人成为历史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认为，每种生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存在”的中心，不应把人放在万物之上；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导致了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和平相处的关系，而变成了“主仆”关系。主体性在给人类带来丰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后现代哲学家高扬起反主体性的大旗，主张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应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福柯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了权威和迷信时代的结束，“我说‘人死了’”，来宣告人类中心论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消解了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他者”，即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而又被遗忘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通过他们的“话语”去对这个属人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陈述。现代人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
5．反对“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根据后现代“话语理论”，“话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纯形式的，而话语则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体现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text），“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专家具有阐释世界的权力；他们对世界的阐释就是“权威话语”，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认为，“权威话语”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因而是僵化的，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遮蔽了普通人的智慧。后现代主义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反对传统的把个别的当作一般的、把历史的当作永恒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观念,它坚持对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拒斥“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反对“一解压百解”。后现代主义主张用“解释”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理论”概念，因为“解释”概念更具有开放性。
二、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发达国家（developed world）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哲学家们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小型叙事”的溢美，在中国历史上古圣先王曾有过智慧的洞见。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也仍具有价值。挖掘并发扬之，把它贡献给全人类，在完善我们现代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补偏救弊，使能实现全世界、全人类的价值。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哲学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它以二元论为特征，且“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它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因而，肯定人的价值就要牺牲与人不同的价值，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充分体现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与此不同，后现代精神则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和“有机主义”（organism），认为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constitutive）的，主张重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
无独有偶，在中国哲学中，自然始终就被认定为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亦被认定为内在于自然的存在。“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自然与超自然、人与天、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之间，不仅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而且是和谐统合的。无论是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还是中国佛学中的“佛”，均以“天人合一”为其内在的崇高品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以看出，中国哲学这种人与外在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
2．伦理的中心主义。现代社会是一种“世俗社会”，它抛弃了超自然主义，因而否认了世界上有客观的道德准则。这种观念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给人类社会已经带来了而且还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为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以至生存危机，后现代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主张通过“主体间性”来重建一种道德社会。他们倡导对世界的关爱，主张“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和“尊重他人”等美德。由此不难看出，后现代哲学家对人类道德危机的思索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启迪。
在世界各国文化当中，希腊古典文化是哲学文化，印度是宗教文化，日本是精巧的艺术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伦理文化。中国哲学有一个特殊的向度，就是它始终朝向现实的伦理：哲学同道德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中国社会始终是一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好的维系。中国哲学的这种伦理传统，在后现代社会找到了回应。从一定角度来讲，后现代哲学家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即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著作中不乏对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溢美。
3．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湮没了人文主义，主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个体、尤其是普通人成为“他者”，被社会抛弃或遗忘。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而变成了纯粹理性的工具；人不得不畸形成长，全面解放成为一句空话。
但中国哲学则始终“关怀”个人的“成长”，主张透过修养来实现自己、完善自己。在儒家的理论中，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7]。前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其次的三个步骤是“诚意”、“正心”、“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得完满，以使自己能肩负起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为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德行，即在一种关系的实在性中来实现一个人的潜能和价值。此历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人的修养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以世界和谐为终极目的，所以这种修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第二，将人内在的成就与外在的效果统合起来。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修养的程度和范围，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是中国哲学极具特色的内容。
4．方法论上的中庸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其极端形态或状态的批判，不管是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主体性或“权威话语”。中国哲学是反对极端的，因为“物极则反”。为避免“物极则反”，需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于“一”（绝对、整体）或“多”（相对、万殊）而系时中准则之哲理。这是一种深刻而伟大的人生智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一种生存智慧，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潜层结构的要素之一；中庸之道是一种方法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一般都不赞成走极端，而要求适可而止、恰如其分；都不赞成强制、专断，而容许“同归而殊途”。正因为如此，历经无数次的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依然能传世悠久。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科学与中国对世界之影响”文中写道：中国文化之善能自我调节，甚似一种有生命之机体，随环境之变化而维系均衡，并与一“温度自动调节器”相类似。笔者认为，这一“温度平衡器”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贡献于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它不仅具有现代价值，而且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
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他者”话语和“小型叙事”，与后现代哲学家的主张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沾沾自喜，从此沉湎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旧纸堆中，做一个“古已有之”论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溢美并未遮蔽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的严重危机。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多年来，仁、智互见，许多学人在不同的语境下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二。
1．现代主义是必经阶段。在回首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提出了猛烈的批判。这对于正在追寻现代化梦想的第三世界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我们的现代化梦想错了？但经过冷静地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偏激之处，但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后现代哲学家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形态。
另外，回顾哲学史，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形态、近代形态、现代形态，现在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形态的重大转向。相对照而言，中国哲学只有古代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近代形态由于“营养”不良未“发育”成熟，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能逆转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而且，中国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实现其现代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应更完善、更合理。因为，后现代主义如同前行者的一座航标，把暗礁险滩已为我们指明。格里芬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
2.现实主义是跨步的基石。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哲学家对于西方现实的一种反思。在反思的历程中，他们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是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不幸，现代性难辞其咎。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中国哲学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关怀中国的现实与当今的世界，反思中国的精神。这是中国哲学跨出“传统沼泽地”的基石。我们不能总是研究历史，而回避现实；总是去注疏已有的东西，而不去创造没有的东西；眼睛总是朝向过去，而不注视当前；甘愿放弃哲学在现代化历程中的“领地”，而听任科学和经济学恣意地“表演”。
概而言之，就中国来讲，中西文化的碰撞，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摆在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就全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环境问题；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犯罪问题；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问题；心灵的冲突，即精神问题；文明的冲突，即价值冲突等也是中国哲学所不应回避的重要课题。能否研究并回答上述课题将决定着中国哲学有否实质性的发展和创新。
3.历史主义是创新的前提。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连续的时间观，认为人类历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连续谱写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它要求人类要立足于将来的持续发展来看待当前的利益和历史的传统。历史主义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且也使我们从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上看清我们传统哲学中的不足与缺陷。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有些内容已失去价值，它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也是现代主义所批判的。
这些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二是与这种哲学思想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如，封建的专制思想，特别是被奉为名教纲常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这些东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如，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忽视、甚至抹杀“个体”，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此外，整体主义还容易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和点点滴滴的进步。总之，对于这些已失去价值的东西，应果断舍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类未来以“重写”中国哲学的“文本”。
4.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哲学智慧。众人皆知，国人对待中西哲学之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西体中用”，一种是“中体西用”。近现代史上，这两种观点相继出现，此起彼伏，但均未解决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们均持一种绝对的观点。本人认为，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取中庸之道乃一种合理的态度。
从时间阶段上来讲，中国哲学属于古代哲学，它建基于前工业社会，以农业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哲学，它建基于后工业社会，以电脑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从形态上来讲，中国哲学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浓缩；后现代主义代表着新发生的西方文化，是“现实关怀”的崭新哲学思考。从特征上来讲，中国哲学是历史的，趋于保守；后现代主义是超前的，难免偏激。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之中，我们应“执其两端用其中”：弘扬中国哲学之意义，剔除其糟粕；汲取后现代主义之价值，克服其偏颇，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四、我们已经了解，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但，重要的是，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吁求，它贯穿于现代化的始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亦即进行着“重写现代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去从马克思哲学中汲取营养或寻找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其后现代的意蕴。
马克思哲学更具有反封建的精神。上世纪初叶，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之后迅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还为我们的反封建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近一个世纪来，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开始形成。
马克思哲学不仅使后现代哲学无法回避，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它更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因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重写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消解封建性、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要完成如此重任，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语境。这是后现代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之三。这也是本文的结论和逻辑终点。
【参考文献】
[1]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1-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21-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小枫：《中国文化的特质》，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5] 邓球柏：《白话易经》，第499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
[6] 金昌泰：《世纪大转折时期与政治哲学有关联的神学、哲学体系的转变》，《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7]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第4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田晓娜：《四库全书精编•经部》，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9] 田晓娜：《四库全书精编•经部》，第68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10] 何兆武 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2
一、当代西方哲学变革的动因
哲学就其本身而言，具有反思和批判的本质和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特质致使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内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种精神也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以法国哲学为例，当代法国哲学所表现的批判精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就批判的动力而言，它不仅是对尼采、海德格尔的批判精神的总和和延续，又是对他们的超越，比如福柯对尼采的批判、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其次，就批判的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彻底的反思性理论重建活动，批判的是逾越一切既定事物和既定理论的边界，对以往一切历史的解构，重建的是一种多元、开放的理论，比如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理论；最后，就批判的对象而言，主要针对主体性原则，比如福柯的“主体的人死了”。总之，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使得西方哲学跨越重重困境，竭力寻求全新的出路。
二、超越语言转向和后现代转向
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向（语言的转向），虽说给我们有所启发，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西方哲学的困境与出路问题，它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用“语言”取代了“心灵”，重新陷入了传统哲学的怪圈。这次转向本身存在并遗留下了一系列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以法国哲学为例，当代法国哲学集中地围绕语言问题进行争论得出：第一，深刻地揭露了语言本身的双重矛盾性质；第二，从能指与所指的封闭体系中解放出来，开启了一种开放性的视野；第三，创立了一种多元化的理论，为这一时期法国哲学的进展提供了基础。www.133229.cOm比如，新一代的法国哲学家试图根据新世纪的具体文化条件，创立一种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哲学思考模式；另外，后现代转向也为西方哲学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但最终仍未摆脱类似的悖论，后现代主义在摧毁现代性的同时产生了诸多哲学问题。20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开始被后结构主义取代，由此在法国哲学中后结构主义开始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此之前，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提出了他者的概念，这可以说是对萨特等存在主义宣扬的个人主义的批判，而倡导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伦理学。这实际上拉开了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序幕。其中，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科的后结构主义最为著名，除此之外，拉康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同无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另外，法国的巴尔特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运用到文艺理论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消融文本说。后结构主义可以说开启了法国后现代哲
，因为它们不仅批判了结构主义，也批判了整个现代性哲学。除了后结构主义，在法国还有以利奥塔、德勒兹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利奥塔对元叙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小叙事；德勒兹提出了一种游牧政治，使得哲学走向边缘化；鲍德里亚对虚拟、仿真的分析，提出了内爆等概念。以上这些构成了法国后现代哲学的轮廓。当然，除了法国，在德国也早已开始了后现代哲学运动，最早可以推至尼采和海德格尔。他们突出地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德国哲学通向了后现代。其中，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最为著名，他把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诸如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哲学解释学。另外，在美国，随着实用主义在本土的兴起，逻辑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而兴起的逻辑实用主义，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开启了后哲学文化。有些学术著作也把英国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及美国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评论也当做是后现代哲学的内容。
无论是语言转向还是后现代转向，不能说是西方哲学的新出路，但它们给以后的哲学道路奠定了基础。那么，西方哲学的出路究竟在何方？也许这样的道路不是单一的，而是中西哲学、西马哲学之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漫长道路。“如果将来会有一种超越和取代现代哲学模式的新的哲学模式出现，那消解各种不同哲学倾向的对立、促进它们之间的交融的统一也许是通向它的最可行之路。”
20世纪末至21世纪以来，在美国，学者们纷纷发出讨论并得出要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和倾向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产生。随着解构性后现代哲学波及到美国，在美国本土兴起了一股全新的哲学思潮，它既不同于现代性思维模式又不同于解构性思维模式，我们统称之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思潮。它的主要理论形态有以大卫一雷一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和以查伦一斯普瑞特奈克为代表的生态后现代哲学以及以朱迪-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哲学等。这股思潮明显注意到解构性后现代哲学的悲观消极一面，对此加以超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模式；当然，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全新表现形态，它的特点之一是对现代性的强烈批判。与解构性后现代哲学的区别在于：它是批判地继承了现代性，对待解构性后现代哲学也是如此。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曙光，让我们能够和乐观地对待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它是一种充满生机活力和奋发向上的生态哲学，在一扫以前的低迷和消沉后，重新为我们的学术思想和生活带来了新鲜元素和全新的意义。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则在批判的同时，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世界观，是一种有机构成的世界观；其次，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产生，是在吸收了其他流派的“养料”之后，又结合了美国本土的哲学，它是对过程哲学的一种改造，是以过程哲学为核心的。
（下转第142页）
（上接第140页） 21世纪初，法国哲学家更集中地探讨影响着世界未来命运的（1）全球化（2）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以及（3）由此引申出来的重大问题。2001年12月，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会上总结了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围绕（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的思想的内在逻辑；（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以及伦理道德行动；（四）宗教与科学的问题而展开。除此之外，还讨论了“这个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的现实问题。这些论题，大致与西方哲学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论探讨主题相符合：（1）人文主义的重建；（2）语言与符号及其与当代知识的关系；（3）社会正义与自由平等的关系；（4）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关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7）日常生活与哲学的生活化。在中国，2008年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当代西方哲学新进展的研讨会，会议围绕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现代与后现代、哲学与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科学、法国哲学研究、哲学与社会科学等主题进行了研讨。与会者一致认为，当代西方哲学在新的现实情境下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和进展，在关注西方哲学多元共存状态的基础上，更应该以灵活开放的姿态关注当代西方哲学的新进展，借鉴国外新的精神文化成果，来繁荣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
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3
一、本土资源
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现代哲学家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是清除封建主义的尘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一是提炼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合理内核，促使中国哲学实现现代转换。他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前者，后来则逐渐转向后者。
辛亥革命以后，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被，儒学失去了官方的支持，因而也失去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再拥有独尊的优势，反而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现代哲学来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依旧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挽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西学的引进上，并且把传统儒学视为引入西学的思想障碍，形成扬西抑中的倾向。到五四时期，这种倾向演化为“打孔家店”的批孔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批判传统儒学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思想因素，无疑是必要的，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在于，他们把儒学完全等同于封建主义思想，全盘否定其正面价值，流露出严重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情绪。有些人甚至提出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如废除汉字、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等等，这显然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提升，无益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
正是针对激进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现代新儒家思潮开始兴起，对批孔运动形成强烈的反弹。从中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他们有现代意识和开放意识，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有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拒斥全盘西化论，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亦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挖掘儒学现代价值等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当批孔的风潮平静下来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实证论者也开始重视儒学的正面价值，予以同情的理解，将其作为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资源。郭沫若甚至主张把马克思请进“文庙”，与孔子互称“同志”，使孔子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互交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融会贯通。实用主义者胡适在20世纪30年《原儒》，已经改变一味批孔的偏激态度，试图对儒学做出同情的诠释；到晚年，他已觉察到一味批孔是不对的，放弃“打孔家店”的提法，试图对儒学做出更为积极的评价。他试图以自由主义精神，对儒学加以透视、整理，努力提升中国固有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随着独尊千年的儒学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失势，儒学以外的中国本土学派，越来越受到现代思想界的重视，并且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有些现代学者试图以佛教思想资源为主调，重构一种中国现代哲学理论形态，于是，涌现出现代新佛学思潮。在新佛学思潮形成过程中，苏曼殊、李叔同等新式知识分子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新式知识分子的加盟，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特有的居士佛学，僧侣反倒被挤到了后排。在近现代，由于居士佛学的出现，衰微的佛学竟呈现出复兴的态势。在新佛学思潮中，居士佛学无疑在学理上处于主导地位。居士佛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居士杨文会就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改革事业，创建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开办佛学研究所，吸引了一批从学弟子。但是，居士佛学的长足发展，却是出现在现代。1911年杨文会去世之后，从学弟子欧阳竟无继承了他开创的事业，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了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为内学院制定的院训是“师、悲、教、戒”，还撰写了近万字的《内院院训释》。他主讲《唯识抉择谈》，引导学生研习佛教典籍，颇有社会影响。除了欧阳竟无之外，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韩清净、梅光羲、王一亭、黄忏华、王季同、吕澂、王恩洋、周叔迦、夏莲居、黄念祖、贾题韬等人，形成比较大的阵容。他们的主要阵地，南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北有北京三时学会。除了居士佛学之外，寺僧佛学也有所发展，其领军人物则是太虚。他倡导“人生佛教”的新理念，为复兴佛教、佛化社会而努力奔走。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十分重视开发佛学思想资源，他们的新儒学思想带有浓重的佛学色彩。
儒学失势以后，道家和道教在现代中国也获得发展的机会，形成了重新审视道家和道教的学术价值、挖掘其中有现代意义的东西的新思潮。道家和道教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界重视的一种思想资源。著名学者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做了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五四以来，思想界涌现出一批关注道家和道教学术价值的学者，其中有仙学的倡导者陈撄宁、养生学的弘扬者萧天石、道教文化研究的拓荒者王明和道藏学研究的奠基者陈国符。
除了儒、释、道之外，诸子学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墨家、法家、名家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试图做出现代的诠释。不过，这些研究比较分散，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思潮。总之，中国现代哲学不是脱离中国文明大道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儒、释、道仍旧是主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不过，现代学者不是照着传统哲学讲的，而是努力体现时代精神、承继中华民族精神，努力寻找新的讲法。他们讲出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佛学、现代新道家和道教学说。
二、西方资源
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处在东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中，并且以儒、道等中国固有的思想为主要资源。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传人中国，扩大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它逐渐融入中国固有哲学中，演化为中国佛教，于是，中国传统哲学定格为儒、释、道三教的格局。三教之中的“释”，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了，并非是印度佛教。17世纪西学东渐，利马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但未造成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未改变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的格局。在雍正年间，随着西方传教士们被赶走，西方的学术影响也就中断了。西方学术话语再次影响中国，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这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迈入了近代。在中国近代，西方的学术影响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社会改造理论等方面，并不在哲学方面。那时哲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哲学对中国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发生于五四时期。从五四开始，杜威、罗素、杜里舒等西方哲学家先后到中国讲学，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哲学，报纸杂志大量刊发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在大学开设西方哲学课程，大量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为了使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现代学人不能把学术视野再局限于儒释道，必须开发和利用来自西方的哲学思想资源。
对于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思想资源，中国现代哲学家表示高度的重视，力求充分地加以借鉴和利用，借以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影响较大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近性主义思潮以及它在现代的延续即实证哲学思潮，二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近性主义和实证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蒙精神、崇尚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等方面。近性主义在西方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它高扬启蒙精神，主张把一切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都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推动了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在中国近现代，反对封建主义一直是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陈独秀等人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启蒙精神，抨击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武库中寻找到了合适的武器。近性主义同实证科学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承担着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哲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任务。1840年以后，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相遇，给严复等人印象最强烈的就是西方比较发达的实证科学。他们在介绍实证科学的同时，就把浸透在实证科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介绍到中国来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进一步弘扬了理性主义精神。近性主义崇尚科学的实证精神在西方的实证哲学思潮那里得到延续，胡适、丁文江、张东荪、金岳霖等人通过引入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承接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中国现代实证哲学思潮的形成同西方近性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接受近性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他们接受了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现代新儒家已突破中国固有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再像传统儒家那样把伦理观当成哲学思考的着眼点，而直接探讨宇宙观、认识论问题。他们依据主体性原则，提出“现在的我”、“本心”、“道德自我”等观念，作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根基。中国实证派特别重视认识论研究，强调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强调人心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本位”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辩证地看待“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运用实践的观点对主体性原则做出正确的说明。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等方面。西方近性主义到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以后，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开始抬头，出现了叔本华、尼采等强调意志、贬低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出来，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此时，社会批判思潮兴起，非理性主义作为社会批判思潮的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也传播到了中国。尼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在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己任的中国思想家那里得到了回应。1919年，杜威到中国讲学，把法国生命主义哲学家柏格森作为“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介绍给他的听众。一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撰文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1921年，《民铎》杂志出版了一期“柏格森专号”，刊载的文章有严既澄著《柏格森传》、张君劢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冯友兰著《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张东荪著《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李石岑著《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梁漱溟著《唯识家与柏格森》等近20篇文章。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的主要哲学著作《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还被请到中国来讲学。中国实证派对非理性主义大都表示拒斥，而现代新儒家则表示欢迎，并将这一思潮当作阐发儒家价值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备至，称它“迈越古人，独辟蹊径”。他把柏格森哲学同儒家思想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人在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时，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材料。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人中国，给中国人民送来先进的宇宙观和观察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传人中国以后，极大地拓展了先进中国人的理论视野。他们不再把眼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而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并且迈上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五四时期，、陈独秀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并大力传播唯物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在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综合创新
由上述可见，中国现代哲学可利用的资源比传统哲学丰富多了，也复杂多了。由于有了两种资源，于是，综合创新才成为可能；倘若只有单一资源，就谈不上“综合”二字。同中国传统哲学相比，综合创新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显著特色之一。在中外哲学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哲学一改儒、释、道三教竞长争高的态势，代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互动的新格局。在这三大思潮中，每一思潮所利用的思想资源，固然有所侧重，但都不是照着某种哲学讲的，都体现出中国现代哲学的特色。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必须抓住它的特色，不能再把某位哲学家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某家，或者归结为西方哲学中的某某主义者。例如，我们不能把胡适等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不能把冯友兰等同于宋明理学家，不能把贺麟称为新黑格尔主义者，不能把金岳霖称为新实在主义者。这种“戴帽子”的方式，显然丧失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特色。在这三大思潮中，无论哪一种思潮，都是哲学家遵循综合创新思路所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
中国现代哲学家已经注意到哲学的人类性。贺麟指出，哲学是人类公共精神的产业，各种哲学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融通。“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的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禀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他们也注意到哲学的时代性。冯友兰多次申明，他建构的新理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用“接着”二字，表明哲学有时代性，应当因时代而异。其他哲学家也都注意到哲学的时代性，许多人都喜欢在自己所建构的学说前面冠以“新”字，以求突出时代性。他们还注意到哲学的民族性。金岳霖认为，讲哲学不光使人得到“理智的了解”，还必须使人得到“情感的满足”。因此，讲中国现代哲学，不能脱离中国人固有的精神传统。他写《论道》，使用大量的中国哲学术语，目的在于突出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注意到哲学的民族性，努力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基于对哲学人类性、时代性、民族性的认识，中国现代哲学家选择的哲学发展道路，自然会是综合创新。
综合创新不是中外两种资源的简单相加。综合创新中的“综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组合，而是化学意义上的化合。两种元素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形态；不能把这种新形态简单地归结为其中任何一种元素。例如，氢和氧化合成为水，既不能把水归结于氢，也不能把水归结于氧。“综合”是前提，应当说还是哲学史的讲法；“创新”才是结果，才是哲学的讲法。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创新的学人，不配称为哲学家，不配写进中国现代哲学史。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应当采取前瞻法，而不能像以往那样采用还原法。我们应当努力捕捉中国现代哲学的特色，写出一本能够锻炼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哲学史，而不是仅仅做史实的陈述或人物的罗列。
中国现代哲学的第一点特色是：时间短促，内容丰富。中国现代哲学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只有短短的30年时间。在这30年中，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传统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到独立哲学学科的转折，而西方哲学实现这种转折则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30年中，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各种哲学理论几乎都有人介绍，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学人的理论视野。在这30年中，学者们采用现代的思想方法开发中国传统哲学资源，思想传统与现代的视界交融，对中国哲学做出新的阐发，涌现出新儒学、新道学、新墨学、新佛学，真可谓是诸家蜂起。中国现代哲学的丰富程度足以同先秦时期媲美。如果说先秦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形成了第二次百家争鸣。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奠立了中国哲学的根基，而现代中国的百家争鸣促使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现代哲学的第二点特色是：思想交锋，论战频仍。中国现代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各个学派都刚刚问世，都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努力。各种观点相互交锋，申诉立论的理由，批驳不同的观点，形成多次论战和思想交锋。李振霞教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一书中，把发生在中国现代的论战和思想交锋概括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战、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关于辩证法的论战、反对王明主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生论与力行哲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反对新理学与新心学的斗争。通过这些论战和思想交锋，正确的学说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占领思想阵地，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错误的学说理论被清除出思想论坛。
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4
如何实现传统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接，如何达到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的统一，这关系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未来命运，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现实实践的需求出发，在充分吸收世界各地优秀哲学思想的条件下，以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开创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思想和理论载体
在这里说中国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强调其根源性，像当代新儒家所企望的那样让传统儒家哲学“开出现世之花”，而是认为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在价值观的重新选择确立，民族精神的重新铸就等问题日显重要的今天，向来以“德性之思”为特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能为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当代中国的新哲学，它最首要的特征应是“民族性”，即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要体现这种民族性，就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文化资源。尽管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凭借对西方哲学的转述和挪用而成就真正的哲学，只有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植入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才能确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蕴含着当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传，它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和中国社会的自我理解提供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探索和创新提供传统背景和历史参照。就是在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也并没有完全脱离我们，只不过是存在于一种模糊笼统的状态之中。
以儒学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标志我们民族两千年主导思想的符号，极易获得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和感情共鸣。这些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在今天仍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种积淀和影响是任何外来文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创建中国的新哲学，这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追求，必然要以中华文化为精神载体。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中国新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浓缩与总结，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割不断与历史的联系。没有了对传统文化的依托，就像支流失去了源泉而最终走向干涸。传统思想文化是任何新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得以存在下去的依靠。当代中国哲学要真正走向世界，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要在立足当代实践需求的前提下，深刻地挖掘传统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当代价值，以这些思想资源作为新理论体系立论的起点。具体而言，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应包含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意蕴之中；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中国传统哲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所蕴涵的丰富思想也必然为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更好地完成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实现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对接，还是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国传统哲学都会以其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的特有理论品质彰显其在现时代的重要价值。
二、现当代哲学家哲学创新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些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行哲学创新尝试的哲学家无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依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是从内容上看无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为创作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的。
熊十力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自觉地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西洋哲学的影响下，熊十力以本体与现象纲，从批评佛教的唯识论入手，将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的哲学融会起来，建立起独特的新唯识论体系。虽然“新唯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结合的最早尝试”，体现了西方哲学在中国哲人在早期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表明在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备受责难的情况下，熊十力先生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正确的态度，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态度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熊十力先生基于强烈的爱国自强的思想底蕴，十分推崇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不同意当时有些人对民族文化采取一概抛弃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把阐扬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作为自己的职志。他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以俱被摧残，如蒜之精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唾弃。因是惶惧，而殚精竭力，以从事东方哲学之发挥。新唯识论，所由作也。”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以宋明理学为主，杂有道家和禅宗）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分析方法）融合的产物。”他想建立一个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新系统，创立新理学的根本目的是“想把中国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虽然在内容上新理学吸收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内容，从方法上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新理学所讲的最基本的概念却是来之于宋明理学。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开头就说：他讲的哲学，“大体上是承接着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虽然因冯友兰先生当时的思想局限和阶级立场问题，新理学在创立之后其思想内容受到胡绳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激烈批评，但是从哲学创新的角度而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贺麟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也力图将中西哲学融合起来。他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有赖于对于西洋哲学的吸收与融会，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有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中国哲学，以贡献于全人类的责任”。他反对全盘的西洋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入文化上的殖民地”。因此他主张应以西洋哲学于中国孔盂、程朱、陆王之哲学汇合融贯，产生能发扬民族精神之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之新危机，实现“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抛开当时他的阶级立场，单纯从对待中西哲学文化的关系角度而言，这种认识还是很有见地的。
老一辈哲学家们在理论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钟情，对西方哲学思想容纳的态度，还是在两者互融基础上创建新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勇气和热情，对于今天从事哲学理论研究的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在理论领域创建新哲学体系的尝试与在实践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及形成的理论成果一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任何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被抛弃，新哲学的创建与产生不能没有传统哲学的参与；在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对流和融通中，只有从时展的需求出发，新思想的结晶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传统的哲学思想才能有真正的传承。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具有内在统一性
把传统哲学思想作为新哲学的思想和理论的起点与载体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主体的地位并不矛盾，而是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和互补性。
不容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和不足，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在近现代的败落，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基础的丧失。但其本身的理论资质较差，缺乏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之思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而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其不一致。古代中国思想家也许因为缺少希腊哲学家的闲暇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把思想的目光聚集在人生的修养和天下的治理上，把东方思想引向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方向。对比西方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德性之思的视域遮蔽了纯粹理性态度的思想维度，从而使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受到减损。而这些思维领域正是支持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思想前提。
传统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古代社会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解了。因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已不可能成为观察、解决中国和当代世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也不能像当代新儒家所希望的那样能在儒学的传统中开出现代的科学民主，在儒学的基础上来解决中国以致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因此单纯的复兴儒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它的基础地位应着眼于它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的历史影响和制约，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取长补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开创出中国的新哲学。它只能是新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根本。不是“老树新枝”，而是在它的基础上长出一棵新树，形象一些它就是形成这颗新树的土壤。
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主体形态，但是这并不排斥中国传统哲学作为新哲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正像许多学者认同的那样，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又同中国哲学中的进步要素具有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相似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具有内在的契合点和联系。正如冯契先生所述：“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在近代史上起了重要影响。在我们的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时候，那灌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非常深厚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烧地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中国人之所以能比较快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同中国富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地优秀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互结合，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理论形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其主体地位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一直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探索。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又要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这种文化观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又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继承。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主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毛泽东从青少年时起就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他能够很好地把马哲的基本观点同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遗产加以清理和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之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对今天肩负着哲学创新的哲学工作者来说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化的形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就它们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而言，哲学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又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哲学反映，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哲学有着紧密地联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哲学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传统哲学的延续，也是新时期、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四、通过“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
尽管在理论上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已是不争的共识；在现实生活中，当下的国人迸发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高涨的热情，但是对于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只有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中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现其从内容到形式的“创造性转化”。所谓“创造性转化”，正如傅伟勋先生所言，就是“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发展”，也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题既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相关论题的逻辑延伸，也是新世纪里中国学人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冲突中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与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思想探索中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希望。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尝试早已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已提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主张，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一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对金岳麟“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实践论的改造，并将佛教哲学“转识成智”的命题纳入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范畴，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新理想，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在新时期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会贯通，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
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人和文化观念的日益开放，国际汉学尤其是海外华裔学者的一些有关中国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与学术探索不可避免的成为推动中国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组成部分。像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的观念，以及在他自己的哲学研究中，运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工具，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三家的重要命题和概念进行了富有创见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相统一的生命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的学术成果；还有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为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尤其在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等等。
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5
一、罗蒂认识论中的反主体性倾向
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或“杜撰”，这种“杜撰”的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由此导致了主客二分。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其实主要是反对主体性，对主体性的超越和消解自然也就摆脱了主客二分。一般认为，这种反主体性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反对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反映论;反对理性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这几个方面在罗蒂的认识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罗蒂认为，反二元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种重要的思潮，这种二元论传统具体表现为“本质和偶然、本体和属性、表象和实在之间的对立”。然而，如果不消除这种二元论，就无法摆脱真理符合论及其面临的困境，也无法避免笛卡尔式的怀疑对认识论造成的危害。19世纪以来，一些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填补这种鸿沟，然而罗蒂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强调语言不是再现客体的工具，而且认知主体不可能通过语言来再现客体。
第二，在罗蒂看来，反映论预设了主体与外在对象的符合以及做出判断的正确标准，而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其实体现了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控制和支配，因而传统的反映论在本质上预设了真理标准的存在，进而也和权力相联系，这就为权威和独断权力的存在创造了可能。罗蒂反对把知识看成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喻式的知识论哲学，反对传统的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和反映论，认为主体性哲学必须要被终结。
第三，罗蒂反对理性中心主义，要摧毁传统的“中心”、“基础”和“原则”。他认为没有人能达到永恒的基础和绝对的真理，不存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予人以指导的永恒原则和模式。他要消除“大写的哲学”，挑战宏大的柏拉图式精神气质，提倡“小写的哲学”和后哲学文化。
由此可见，罗蒂的认识论中蕴含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颠覆。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中指出，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致力于发现各种本质是人具有的一种本质。因此在这些传统哲学家看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张扬人的主体性，在人的镜式本质中去准确地映现周围世界。罗蒂认为，“心灵为自然之镜”的认识模式是完全错误的，与认知主体完全分离的客观现实并不存在，也没有永恒的本质、普遍的真理或道德法则。
此外，分析哲学也遭到罗蒂的批评。他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康德哲学，它并没有展示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仍是要为认识提供一个“基础”。在分析哲学中，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再现模式不再是心理的而是语言的，然而这种模式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笛卡尔－康德式的哲学气质，因为它也在致力于将一切知识与文化纳入一种永恒和中立的构架之中。分析哲学预设了人的一切认知活动必然遵循某种恒定的理论结构或模式，这就仍然无法脱离“认知主体”、“外部实在”和“表象论”框架，只不过将认识论的分析与综合方法代之以语言分析方法。
总之，分析哲学并未消除镜式的反映，它只是通过“检查、修理和刨光这面镜子”来提升心灵对外部世界映像的精确度。因此罗蒂认为，如果说分析哲学构成了对笛卡尔－康德式认识论传统的一种挑战，那就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小写的哲学”与后哲学文化，试图为处于困境中的传统哲学开出疗救的药方。
二、“小写的哲学”与后哲学文化
如果将后现代主义看做一种新的哲学形式，那么它是对宏大的柏拉图式精神气质的挑战，这里不需以任何形而上学的普遍范畴作为前提或基础。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寻求“真”或“善”的本质、人的本性与普遍真理，语言也并非要表达某种不变的实在。罗蒂认为，后现代哲学的这些观念蕴含着疗救哲学药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是“大写的”哲学家，他们追问某些规范性的观念，追问“大写的”真理、善和理性，以使人们遵循这种普遍的规则，使日常的事变得更为合理。类似于这种追寻普遍性和规范性观念的哲学可被“大写”，它可以检查文化的各构成部分以某种方式认识世界是否正确，并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精确地描述实在。这种“大写的”哲学、真理、善和理性是彼此联系的柏拉图主义概念。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去实践“大写的”哲学，因为它无助于我们去言说“小写的”真和从事“小写的”善。“小写的哲学”实际是一种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解释学，要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平等的解释学对话。罗蒂进而提出要以一种“后哲学”和“后哲学文化”来取代坚持基础主义与表象主义的镜喻哲学。
罗蒂指出，后哲学的出发点在于克服这样一种传统信念，即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某种永恒的东西建立联系，诸如上帝、柏拉图的“善”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等。他认为，“传统的、前实用主义的哲学充满了德里达所谓的‘出现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我们有可能用认识来代替意见的东西。”因此，只有“放弃这样的希望，连同现象与实在、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对立”，后哲学以及后哲学的文化才是可能的。罗蒂强调他的“后哲学”是一种“无镜的哲学”，它代替了镜喻式的传统哲学，不再把知识看做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摈弃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无谓争论。在后哲学时期，哲学的思维并未终止，它应该以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解释学形式存在。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是文化其余部门的基础并给予它们以指导，而是与其他文化形态和谐共存，彼此促进;哲学不再体系化，而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化哲学。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一种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作为其他文化的衡量标准和普遍规则。毕竟在“后哲学文化”中，个体是“松散而灵活的，以感觉、情绪和内在化过程为旨归的，并持有一种‘成为你自己’的态度。”所以人不是通过追求永恒真理，而是通过不断克服旧我并努力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来塑造和完善自身。这里没有普遍性规则可供遵循，也没有一个“理念世界”中的实在或“形式”让我们去追求，我们不需假定一个永恒真理的领域，也不存在绝对的关于人性的任何说明和社会道德的基础。#p#分页标题#e#
对于后哲学文化中的科学、文学和政治状况，罗蒂同样有自己的见解。其一，实证主义者十分推崇科学，但罗蒂认为科学与文学艺术应具有同样的地位。罗蒂在这里并不是要贬低自然科学家的地位，而只是说把他们当做牧师一样来看待。其二，他认为文学语言是隐喻性的，这种隐喻性意味着语言的逻辑空间永远是敞开的，具有创新性，但是文学不能替代哲学或科学，哲学也不能消融于文学，二者应互相合作，因而“后哲学”仍有自己的话题。其三，在后哲学文化中，政治是自由的，它既不是其他文化形态的基础，也无需其他文化形态作为其基础，哲学、文学、道德等不会对其加以限制。总之，罗蒂的“后哲学”不在于寻求终极真理、普遍性规则或规范性，而是倡导不同范式之间的开放和平等“对话”，以扩大交流和促成共识。
三、普遍性规则的缺失与后现代个体的困境
后现代哲学论文范文6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要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