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1
论文摘要：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形式，它提出了有别于现代科学观的新观念。从科学观的转向来分析后现代科学观，其中内在着反科学的非理性因素。结合我国现状，重温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走向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建立“科学技术人文学”，并用它来代替“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科学观发展的合理走向。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实现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20世纪末，又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表明，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并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这段历史表明，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是科学哲学重大主题的转换。由于后现代科学理论自身的繁杂性和多元性，人们对后现代科学的评论不一，其中既有理性的分析和比较，也有感性的贬斥和褒扬。对这种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手段，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实质的科学思潮，要认清其内涵及其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地位，需要动态地、历史地去分析。
一、科学观的转向:由现代到后现代
要分析科学观的转向，就不能不从科学哲学的两次转向说起。科学哲学的第一次转向是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20世纪前半叶，物理学的蓬勃发展，确立了由观察向理论过渡的科学发展模式，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流确立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传统和主流。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拒斥形而上学，固守科学主义阵营，坚持还原论的方法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形成，预示了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科学哲学的第二次转向是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代表人物是费耶阿本德、罗蒂、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知识纲领把库恩的历史主义推向极端，走向无政府主义，宜称“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同罗蒂非常接近，而且似乎反科学的色彩更加浓厚。逻辑实证主义一般被称为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但自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之后，持这类基础主义的哲学家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后现代主义者哲学观点表现为从传统科学哲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转向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从科学认识论转向鼓吹认识论之死，从拒斥形而上学到终结形而上学。
后现代科学观是针对现代科学观来说的，现代科学观就是传统科学观，传统科学观是在近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总体的认识。从16世纪中后叶开始，以哥白尼、牛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观相信，科学是惟一正确的知识，是永恒的真理。笛卡尔就曾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相信科学可以改变一切。“自然科学的惟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反对将自然知识看做是目的的本身的观点。在20世纪前半叶，以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为支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战后，在科技的促进下，资本主义强国很快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然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全球问题”，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核威胁等，科学的圣洁形象已经遭到现实的普遍质疑。科学的社会文化基石及其内在的人类学意义彰显出来，而科学观也随之转向对终极人文关怀的强调与关注。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立以及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之间的紧张，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备受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95年“索克尔诈文”风波之后，有关争论达到了高潮。科学是一种文化，人文也是一种文化。科学文化本质上是关于物的文化，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科学文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的作用，人文文化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协调，更好地发挥人的作用，科学和人文是并行不悖的。科学和人文的截然划分，否认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否认了科学与人文的关联。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和地位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两种文化的分离，导致了科学沙文主义等思潮。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目的在于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霸权地位和负面效应持批判态度，它认为科学与艺术、宗教、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后现代科学观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强调对科学进行人文理解。
现代科学观可以说是绝对主义科学观，后现代科学观是相对主义科学观。绝对主义在科学史上流行很长时间，远比相对主义盛行，科学沙文主义也是一种绝对主义。科学真理具有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绝对性，真理是发展的过程，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以客观性否认相对性，或以相对性否定客观性都是不正确的。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之复杂局势的哲学反思，对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世俗化、科学等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核心思想的批判，后现代科学观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核心命题蕴涵了深沉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后现代的时代特征。
二、由绝对到相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反思
要深刻理解后现代科学观中的反科学因素，就不能不对反科学概念有所了解。反科学一词的英文表达为anti .- science，其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反科学行动;二是反科学思想。反科学行动是指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运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其破坏科学的行为。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曾对一切异端都予以惩罚，其中包括与教义相违背的那部分科学。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如卢梭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马尔库塞指责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属于反科学思想。《科学与反科学》的作者霍尔顿认为，反科学现象的实质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人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它可以有内部矛盾，会随时间而变化。反科学、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作为个人的信念，并无多大危害，但它一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带来巨大灾难。“科学理论一旦变成了技术，并且又被政治家所掌握，科学家就无法改变它的命运了。德国的纳粹提倡“雅利安”科学，斯大林支持李森科之流等，都是典型的案例。
后现代科学观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现论家对现性的批判，存在着不加区分的缺陷。理性分为批判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以批判现存社会为目标的批判理性和作为理性化系统之组成部分的工具理性。由于后现论家混淆这两者，从而使后现论有可能陷人非理性主义的泥潭。后现论家对逻辑实证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不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后现代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工具理性与科学理性混为一谈，进而把这种批判扩大到对科学、真理与理性批判上。后现代主义放弃基础主义，会招引相对主义的幽灵，放弃认识论和道德的确定性也必然会产生相对主义。不可否认，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大卫·格里芬就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清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像上面所引的(后现代科学一科学魅力的再现)的作者之一布赖恩·斯温对宇宙创始说的推祟，以及另一作者斯坦利·克里普纳对灵学的崇拜，深深地反映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能从科学自身的演变来看待科学，而是仅仅站在科学的外部看问题，甚至以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科学的演变进步。虽然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这种后现代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影响不能忽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元叙事”神话的破灭。“元叙事”在他看来，就是指那些能够为科学立法的哲学话语，是支撑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与客观真理的合法性。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存在着某些永恒的和客观的基础，这些基础能够保证我们的知识的合理性与普遍性。但在利奥塔看来，理性自身应该看作是依赖某种语境，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和普遍的科学理性，科学不再是知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知识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实在，走向了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福柯在《权力与知识》中，进一步肯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科学的语言表达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使用它的权力关系，科学在其形式与内容上不过是简单的文化构造，任何个体科学家的愿望，已经深深地被嵌人有关统治者控制与权威之中。”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主义)中存在着反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现代科学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评精神被遮蔽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它逐渐地取代了此前的方法论的垄断地位，完全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它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科学知识社会学不能看到哲学与科学存在着的本质区别，错误地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来取代认识论，把科学的认识论内容与运用的价值混为一谈，导致一系列极端结论。他们认为，真理之争不再被理解为发现与接受真理的认识论间题，而是联系着特殊权力和利益的政治斗争，联系着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科学家堕落了，堕落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社会建构主义者爱走极端。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胭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某些宗教卫士借助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基因伦理和生命伦理，以科学的面目推销的宗教伦理，大有高于科学之势。现代环境的严重破坏是不争的实事，但以此为借口煽动大众的反科学情绪，争夺话语霸权，进而极力渲染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人们功利主义等非理性心理膨胀导致的环境污染，而把这种后果统统转嫁到科学和理性头上是偏颇的和狭隘的。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对人、自然与社会的负面影响的背后都有其社会制度上的原因和人自身的原因。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么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科学技术的为善抑或作恶，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技术的本性。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依界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
三、走向融合:现代中国发展的诉求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2
关键词:科学观 理科教学 后现代 教学改革
随着科学“元勘学科”的发展,后现代科学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们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从其否定、摧毁之层面着手,而对其建设性的内涵则重视不够”[1]。其实,对后现代科学观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既要关注它在突破科学主义者的静态、绝对、僵化、霸权的思维框架方面的贡献,也要看到它在很多方面走向极端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对于科学教育、教学而言,目前我们对后现代的东西不是了解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认真分析后现代科学观的源流与内涵,我们会发现这种思潮绝非空穴来风和恣意编造,它多是对现代科学的负面效应和狭隘认识的批判与反思,这对我们全面理解科学文化,反思当前理科教学中“科学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现代科学观的核心与困惑
现代科学观是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指十六世纪中后叶以来,由哥白尼、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巨匠开创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不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巨大力量使人们对科学本身“刮目相看”。现代科学对世界全面、深刻的解释以及借助技术和大工业的力量对世界的改造,使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预测和改造世界的灵丹妙药。由此,带有浓重科学主义色彩的现代科学观不断萌发、滋长、生成和扩张。可以认为,现代科学观的核心内容包括客观主义的科学本质观、线性累积的科学发展观、学科体系的科学形态观、被动接受的科学习得观和科技万能的科学价值观。
对于科学的本质,现代科学观强调“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2]科学知识一经发现、证实之后便永远也不会被推翻。与此相应,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累积、不断壮大的过程,是“通过归纳所得并经由观察证实的真命题及其集合的积累”[3],由此,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发端于观察和止于科学知识(真理)永远向前的线性过程。现代科学本质观和发展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形态持静止、封闭和僵化的理解。一方面,科学的真理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无比膜拜从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作用,致使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缺少沟通;另一方面,科学体系内部各门科学之间“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终使对科学形态理解停留在“各门学科之和”的水平。如果科学就是真理、学科和观察归纳的结果,那么势必导致对科学的迷信和对科学认识过程的简单理解,最终导致在科学的继承中没有怀疑精神,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科学的习得成为被动、简单的接受活动。对于现代科学的价值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最好的诠释。培根认为科学知识“是掌握自然奥秘的巨大手段,是通过认识而驾驭自然的巨大力量”[4],“自然科学的唯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5]。现代科学价值观反映了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思想,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利用,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科学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过去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面对现代科学观人们不免怀疑、茫然和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冲突,一是科学技术万能论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冲突。现代科学观认为科学是有力而“顺从”的改造世界的武器。但事与愿违,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不断显露,能源危机、生化武器、生态灾难、人口过盛、环境污染等等成为困扰人类的痼疾,对此科学技术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故有科学理解与科学新发现的冲突。比如,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世界运行具有精确的规律、物质运动严格遵守因果决定论、宇宙的演进将沿着熵增的方向等等,这些观点遭到了量子力学、相对论、非线性力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普遍责难,现代科学观在科学内部遭到质疑。三是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元勘学科研究结果的冲突。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等为代表的科学元勘学科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科学是人类与自然进行交流的特殊文化活动,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情境性、主体性和有限性,这些明显是对现代科学观的突破与超越。当然,后现代科学观是尝试解决如上冲突最有影响的尝试。
二、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意蕴
根据批判视角和激烈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现代科学观分为两类,即激进的后现代科学观和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前者以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其主张的共同点是对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属性的否定。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6],“反对现代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和还原论”[7]和“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8]。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力主消解现代科学观中的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真理与道德、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对科学观的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至少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后现代科学观贬斥科学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实证、数学和逻辑等理性方法,而且还需要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创造性的活动中非理性方法更为重要。费耶阿本德甚至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如果我们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9]。后现代科学观否认科学活动是纯理性的,是达至真理的途径,重视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的个别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突出科学活动的过程性、发展性、情境性和不连续性,这些都是以往的科学认识所忽视的。遗憾的是,后现代反理性主义走向了极端,“根本否定了事物之后的‘实在’的存在,因而认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把握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在差异、流变之中,人们对待现实与世界的态度只能采取游戏的态度,而且就连游戏的规则也是不必要的” [10],过分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将相对性绝对化,这些是不足取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将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将理性的力量无限夸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3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范式/后现代知识
【正文】
近年以来，后现代主义沸沸扬扬，“后现代科学”也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后现代科学也如“梨花”盛开。问题是，后现代科学真能如此“盛开”吗？本文首先考察现代科学具有什么样的范式；其次，考察后现代科学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依据是否使现代科学范式渐趋式微？科学还要“返魅”吗？如若不然，后现代科学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有其价值？
1现代科学范式
1.1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发生分离，科学与宗教神学发生决裂。经过以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电磁学理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到19世纪末，确立了近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与两次科学革命相对应，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到19世纪末，欧洲、北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它们为世界不发达国家展示出崭新的未来前景。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值19—20世纪之交的时刻，许多著名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大厦业已建立，只需对大厦作一些修补工作，晴朗的天空仅有两朵乌云，殊不知，这两朵乌云却引发了20世纪初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诞生。在世纪之交早就为科学家彭加勒注意到的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也引发了60—80年代的混沌学的诞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学是同一水平的革命，同属于第三次科学革命，它们从三个方面给牛顿力学施加了限制。如一位物理学家说：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1〕可见，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自然观。但是，第三次科学革命并没有摧毁由第一、二次科学革命确立的科学范式，而且，它们共同构建了现代科学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一般把20世纪之前的科学称为近代科学，20世纪之后的科学称之为现代科学。但是，在西方，则通称为现代科学。西方没有近、现代之分，只有现代（modern）一词。正如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2〕
1.2我们首先看一下“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来的。库恩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解释不一。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还包括指导和联系理论体系与心理认识的自然观或世界观，后来他又称之为专业基质（disciplinarymatrix）。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3〕“科学共同体”指的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该学科领域中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家集团。大体讲，库恩所指的“范式”包含两方面的涵义：（1）从心理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2）从理论与方法上讲，它是指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模型或框架。科学共同体还可分为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成为一个最大的科学共同体。
1.3我们认为，现代科学范式由以下部分组成：（1）近、现代自然科学家所共同拥有的信念（如科学目标、科学的社会规范、自然观等）；（2）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和方法论原则；（3）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神学等的关系规范。大体讲，现代科学范式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3.1关于科学的目标。到18—19世纪，人们普遍形成了无误论的观点，即认为科学是由真命题构成的系统。科学无误论认为科学目标是追求真知识，即绝对确定的可证明的知识。到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具有一定预言值的命题系统，科学的目标旨在追求高概率的理论（命题）。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目标旨在提高理论的逼真度，追求逼真度更大的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目标是与真理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其目标是科学真理，而且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不断向绝对真理逼近。
1.3.2关于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这一规范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或知识）相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科学理论所遵从的规范而言，大致有预设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类观点。预设主义是合理性的传统模式，它以逻辑推理作为合理性的形式，其次以经验检验作为合理性的最终标准。譬如，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理论的评价或选择与这个理论的形式结构和它引出的经验证据有关。相对主义认为预设主义观点极为片面。历史主义者库恩就说，逻辑形式与观察实验不能决定相对立的理论或范式，因为范式各方面的支持者都有一套彼此相异的评判标准。
尽管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立，但是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共同评价规范还是有的。至少，狭义地讲，科学是一个陈述系统，该系统满足一些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构建了科学不同于其它人类知识的典型特征，可以称之为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具体包括：内在一致性（理论的逻辑无矛盾），可检验性（经验实证性），解释性（预见性，特别是能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逻辑简单性等。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理性的基本内核。
1.3.3关于构建科学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或规则，而不选择别的？这关涉到科学方法的根据。预设主义坚持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的逻辑是一套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的元科学，它给出一切理论都应具有的永恒不变的公理结构，即注重逻辑形式而不关注内容。与此相反，相对主义坚持方法论的多元论。历史主义认为，重要的不是科学形式，而是科学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科学的一切随社会文化条件而转移。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应当在一元与多元、变与不变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虽然科学方法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凸现了不同的科学方法。科学愈向高级阶段发展，其抽象性愈高，假设一演绎法愈受到重视。
1.3.4关于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规范支配着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同时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倘若没有这些规范，就无法产生重要的科学问题，无法评价科学活动的成果，奖励卓有成效的科学家。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有：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诚实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科学的社会规范被默顿（R·Merton）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他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的科学良心”。〔4〕科学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区别于人类其它活动的基本特征。
1.3.5关于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尽管科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是科学体系与上帝、神毫无关系。现代科学是与“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相联系的。所谓“自然的祛魅”，按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D·R·Griffin）的说法，“它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的主体性、经验和感觉”。〔5〕虽然人类文明初期的许多知识被宗教神学家篡改，为其神学目的服务，但是，具体的宗教教义是和相关科学的结论或原理相冲突的。罗素指出：“神学与科学的冲突，也就是权威与观察的冲突”。〔6〕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实证性与宗教的信仰性，二者是难以简单调和的。
1.3.6关于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自近代科学以来，科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密。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已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知识经济的来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与政府权力日益整合。科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一个政府的问题。没有政府的赞助，科学难以发展。政府的不正当要求也会使科学迷失方向，甚至堕落。因此，科学的合法发展要由合法性的政府来规范。但是，当代合法的政府却存在合法性危机（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等等），为此，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制定合理的规范制约政府的行为，保证科学的合理合法的发展，保证科学指向人类进步的向度。
以上我们仅论及了现代科学规范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1.3.1、1.3.2、1.3.3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内在规范，1.3.4、1.3.5、1.3.6三节构成了科学的外在规范。内在规范中1.3.2，即“建构科学理论所必须遵从的规范或原则”凸显了科学理论与其它人文知识的本质区别，界定了科学理论的本质规定性，换言之，它是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是硬核，难以改变。科学的内在规范是科学范式的主要方面，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外在规范是次要方面，非本质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在规范也可能对科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2后现代科学可以成立吗？
2.1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50年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6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90年代在我国，后现代主义也大行其道。当代主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各有特点，虽有冲突，但是，他们主要从哲学层面出发，其共同点体现在：反对（否定、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可称为否定性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此相反，格里芬等人则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科学的层面出发，探讨更为广泛的问题，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价值与事实、真与善与美的统一，主张科学应当“返魅”（reenchantment）。这些观点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由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参加此书撰写的学者既有科学家，也有从事神学、灵学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大卫·玻姆（DavidBohm）。凡了解量子力学的读者一定会知道玻姆，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比如，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是否完备的论战中，爱因斯坦等人于1937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坐标与动量关联的理想的EPR实验来反驳玻尔。50年代玻姆则从自旋的三个分量着手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旋EPR实验方案。目前EPR的检验仍然是物理学的前沿之一，直接涉及到量子力学是否完备这一重大问题。（参见吴国林《从微观物质开放性角度审视ERP佯谬》，《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7年第1期）。
2.2近年来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就在于人们对现代性愈来愈不满足。譬如，当代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灾难等等。就中国而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软着陆”成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外开放使外域之风也迅速吹向国内。总之，种种因素使后现代主义在我国迅速传播，这也表明了国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运动的急切关注和深思。
无疑，外域之风并非都是清新馨香的，保持谨慎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信息化。实际上，许多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渗透了商品的逻辑，而且，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正向全球蔓延，对于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不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F·Jameson）就指出：“中国读者也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但同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溶入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尽管具有新的类型”。〔7〕
2.3在当代，科学或知识或信息的作用日益凸显。80年代经济学家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成为内生变量，知识内在地推动经济发展。1996年经合组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将步入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我国业已制定的《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正处于试点阶段。无疑，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知识，其根源是科学。所谓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反过来，知识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一般所指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实证性。科学与知识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性的知识，而且如前所述现代科学已形成了自身的范式，这一范式也没有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发生突变。
2.4虽然，早在19世纪之前就发生过反现代运动，如始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者和卢德派的反现代运动。1755年卢梭在其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对科学和艺术，进而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持否定态度。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也对科学技术进行过批判。他们把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功能。马尔库塞主张要彻底否定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可以概括为格里芬所言：“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8〕那么，具有严格规范要求的“科学”如何可能与后现代主义“情绪”相调适呢？
2.4.1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后现代科学应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反对科学必然和一种“祛魅”的世界观相联盟，其中没有宗教意义和道德价值，即顽固的自然主义。主张灵活的自然主义，即认为“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9〕一言以蔽之，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大致可概括为：整体论和有机论。
2.4.2在格里芬看来，后现代科学背离了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世界观，根源于科学本身实质性的进展。的确，玻姆发展了一种隐变量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包含环境信息的量子势概念，由此他认为：“世界不能真正分解成彼此分离的部分，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其分离部分的出现，只是作为一种仅仅在经典极限下才有效的近似”。“从量子尺度看，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不能真正看成是由彼此分离的独立部分构成的。”〔10〕从物理上讲，这是正确的。后来，他又提出了显序和隐序概念，他认为，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成为整体。无疑，这已是物理哲学的概括了。在玻姆看来，“后现代物理学，广而言之，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11〕这只能是更有哲学意味了。诚然，近代科学以机械论、还原论为特征，现代科学以整体论为特征。且不说，在西文意义上，近代科学与现代科学是同一概念，仅以科学史来看，是先有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理论，后有科学世界观。换言之，还原论、整体论都是从近现代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它只能看作科学理论的次级意义或社会意义。事实上，还原论、整体论也只能算作科学的外在规范，是非本质的，并不能构成对科学内在规范（核心）的重大冲击。而且整体论也不是抛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而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整体论。当代科学发展的客观事实是，实践中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还原论者，进行还原尝试的方法仍然极富成果。〔12〕
2.4.3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哪怕是些许的目的因。原初的有机体可以被组织成两种形式：（1）一个是复合的个体，它产生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主体，（2）一个是非个体化的客体，它不存在统一的主体性。动物属第一类。石头属第二类。后现代的有机论认为，不存在什么本体论的二元论，但存在着一种组织的二元论。〔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后现代的有机论看来，宇宙的原初总应当看作一个有机体吧！总应包含些许的目的因吧！但是，描述宇宙原初的物质状态，是用宇宙波函数表达的。宇宙波函数仅有引力场和物质场。当代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S·W·Hawking）发展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已粗略地给出了宇宙的创生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它否定了任何目的论、否定了上帝或神秘力量的存在。正如卡尔·萨根在为霍金的名著《时间史之谜》一书中所做的“导言”中指出：“这还是一本关于上帝……或许关于上帝不存在的书”。“正如霍金明确指出的，他试图理解上帝的思想。这使他的努力所得的结论越加出人意料之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一个没有空间边缘、没有时间起点或终点，以及没有上帝可做事情的宇宙”。〔14〕
2.4.4克里普纳（S·Krippner）在《灵学与后现代科学》一文中说：“不仅量子论指出无法区分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被观察者’，而且它还可以通过将意识完全并入科学研究的主流中来而得到解释”。虽然在量子力学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关系上有许多争论，但是，观察者也没有将自己的意识并入量子过程中。事实上，观察者是宏观物体，量子过程是微观过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量子现象是微观客体与宏观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物理学家玻姆曾明确指出：“我不认为精神对原子有重要的效应，至少人类精神对原子没有影响”。〔15〕与玻姆长期合作的海利（B·Hiley）教授认为：“我不明白为何在现阶段需要把精神引入到物理学中来”。现在用量子势来表达，就不会陷入量子理论的多宇宙解释所造成的精神介入困境。〔16〕
2.4.5格里芬认为，自然的祛魅的一个深刻而主要的特征是否认“远距离作用”。韦伯在形容祛魅一词时，含有“驱除魅力”的含义。机械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否定自然事物有任何吸引其它事物的隐匿（神秘）的力量。〔17〕事实上，从已有的关于EPR实验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支持量子力学是完备的，这也意味着量子力学中波函数之间的联系是瞬时的，也即是远距离作用；玻姆倡导的非定域的量子势概念也是远距离作用的。可见，从物理上讲，微观客体可以存在“远距作用”，尽管现代物理学（如粒子物理学）仍然建立在近距作用基础上。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自然说明自然，否认任何神秘作用。由EPR实验所表征的“远距作用”与灵学中的超心理现象、心灵致动、“中国大气功师”所宣称的“他心通”、“遥视”等“特异功能”的“远距作用”具有本质区别。科学坚持重复检验原则，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科学事实。〔18〕灵学中宣称的心灵感应、气功中的“特异功能”几乎没有在科学的严格规范下重复出现，“大师”们也没有显出比常人有更大的本领。然而灵学家、大气功师们却把结果的不可重复归因于：心不诚则不灵，有人干扰气场，没有进入气功状态等，无疑这是遁词。可见，科学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远距作用，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不可重复的事实，其真伪性无法判定，由此彰显了科学与灵学的区别。
2.5如果说后现代科学是可能的，那么后现代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格里芬在《论心与分子：心身相关宇宙中的后现代医学》一文中有所表达。在他看来，二元论和唯物论是17世纪以来统治现代社会的两种范式，可具体归纳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样一来，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在”，全然不存在内在的实在、感知或经验、主观性、目的以及一切的内在的生成。但是，这种论点是可疑的。由此，格里芬提出了后现代范式的依据——泛经验论，用以表述后现代科学的基本性格和方向。
2.5.1格里芬的泛经验论建立在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哲学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有机选择论。泛经验论的具体要点可概括为：（1）每一实际存在都是一个实际活动，亦被称为一个经验活动。（2）自为的经验是一个作为主体的事件。事件作为主体，它被涉入一个简短的生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经验活动将感受（肉体性）与自决（精神性）结合在一起。（3）一个客体就是一个原本实质上的主体事件，主体与客体的不同仅表现在时间上。（4）“心”与“分子”是一系列先主体后客体的事件。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是否具有经验这种绝对的差异。（5）每一种永恒的事物都是一个由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时间上的“群集”。事件是最基本的个体。一个事件的“运动”不是移动，而是内部生成。（6）内部生成是第一性的，移动是派生的。（7）每一新的经验都是产生于许多经验之上的集合体。合众为一是经验的终极实质。实际上，它就是宇宙的终极原因。（8）实在是完完全全群集的，不存在只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永恒的实在，存在的仅是事件和事件的群集。（9）每一层次的个体都是有机体的一个层次。心理学和生物学研究较高层次的有机体。人类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有机体：是有机体的有机体的有机体。〔19〕据此，格里芬断言，心会受到身体内一切活动的影响，同时，身体内的一切活动也会受到心的影响——这是与现代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
2.5.2不难看出，泛经验论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是一种后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正如格里芬自己承认：“当然，泛经验论是有一种未被证实的假设”。但是他又认为：“低级存在不具有任何形式的经验的观点亦未被证实。验证每一假设的途径只能是考察这一假设所导致的结论”。〔20〕中国几千年的气功实践，无疑证明了心和身是相关的，但是，要把人类具有的经验内涵泛化到分子也具有经验，显然是外延太大了。不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科学实践中也没有被证实。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理论除了满足逻辑一致、经验实证性和解释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科学理论必须能够预见新的不同类的科学事实，而且愈多愈好。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首先预言了光线弯曲，这与“光线为直线”的日常经验不一致，是一类新的经验。后来，广义相对论还预见了雷达回波延迟、黑洞等新的物理现象。那么，泛经验论的推论又预见了什么新的事实呢？用泛经验论可以解释医学中业已存在的心身相关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能否在物理、化学等无生命物质世界逻辑地预见一个新的事实呢？显然，目前没有这样的事例。我相信，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泛经验论也只能是一种哲学思辨式的无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假设。可见，企图建立于泛经验论这一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无异于空中楼阁。不仅结不了果，甚至连花也开放不了。
2.6后现代科学空疏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科学范式没有突变，现代科学没有发生危机。
2.6.1牛顿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确立了机械论自然观思想，第二次科学革命确立了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自然观，第三次科学革命否定了机械论自然观、否定了自然的不变性和预成性，否定了决定论和确定性，代之以世界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不确定性的重要地位。虽然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自然观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某些外在规范发生了变化，但是，科学的内在规范——现代科学范式的核心部分（如建构科学理论的规范或原则等）——却没有受到冲击，经受住了科学发展的检验。
2.6.2就现代科学自身而言，特别是带头科学——物理学与生物学，它们不仅没有危机发生，反而生机一片，有力地促进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只有现代科学发生危机，科学革命才能发生。如果说现代科学有危机发生，至多只能说有危机的征兆（主要是指外在规范问题），而没有冲击现代科学范式的内在规范。既然现代科学范式没有本质的危机，那么科学革命就不可能发生，亦即不可能发生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
2.6.3仅仅依持科学规范发生的某些变化，仅仅停留在“祛魅”、“返魅”、“物质有痛苦”、“磁石有灵魂”等词语的编排上，显然是不可能符咒般地呼唤出后现代科学。既然如此，又为何极力呼喊后现代科学呢？难道我们还不能洞见到文化中渗透了商品的逻辑吗？
2.7我们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后现代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哲学观念。例如，玻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物理学。他说，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共同点是同意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量子论的数学定律可以被理解为对整体运动的描述，在这一整体运动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后现代物理学应从整体出发。〔21〕可见，玻姆的后现代物理学也只是一个思路，没有具体的操作意义，对量子力学的重新理解也不过是变换了一个视角。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也谈到后现代科学，他说：“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矫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不可决定的、精确控制的极限、以不完全信息表征的冲突、破碎的、突变和语用学悖论等”。〔22〕这些特征是与量子力学、突变论、混沌学、耗散结构论等有明显的联系，但是，这些学科却都是属于现代科学，而不是后现代科学。因此，我宁愿把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科学”称之为“后现代知识”，即在现代科学范式下可以合理存在着后现代知识，后现代知识以不确定性为标志。其原因在于：科学是一种严格的体系，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知识则不一定，可以没有体系要求。目前所称的“后现代科学”更没有什么体系可言，只是一种哲学式的假设罢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后现代知识可以从1927年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作为肇始的标志。到50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之时，后现代知识才成为浩浩江河，特别是90年代知识经济的出现，后现代知识已势不可挡。〔23〕
3结语
尽管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是，后现代科学力图克服现代科学种种弊端，以达澄明之境；后现代科学对人类发展所表现出的深切关怀和焦虑，因此，它是有意义的。然而，有意义的东西不一定要冠之以“科学”称谓，不如称之为“后现代知识”。要使后现代科学真正成为可能，不仅需要哲学家、宗教学家等人文学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自身已发生了危机、发生了范式嬗变；不仅要有概念变革的先行，而且要有实践运作的科学具体操作层面的突变，要有科学方法的变革。目前看来，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意义，或许从观念逐渐浸润的视角加以评价更为恰当些，而操作意义上的工作还远没有展开。而这种展开目前看不见明显的征兆。
在我看来，在现代科学范式下，人类仍有现实的可行策略，即通过“立法”——制度创新——来化解现代科学带来的弊端，减少现代科学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可以通过各国政府及政府间的合作达成某些共识，利用人类文化（包括宗教、伦理等）的精粹，构建若干科学规范——“科学法”——规导现代科学，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24〕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现代科学范式下的“后现代知识”状态。也正是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有益的“后现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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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中译本序言，中译本序言，76，28，3，199，193，85。
〔12〕黄顺基等主编，《科学技术哲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322—323。
〔14〕斯蒂芬·霍金著：《时间史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导言。
〔15〕〔16〕英戴维斯，布朗合编，《原子中的幽灵》，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106，129。
〔18〕吴国林：以概率确证审视气功“特异功能”之真伪，《气功与科学》，1998，（1），14。
〔22〕J·F·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theUniversityofMinnesota,1984,pp.60。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4
主题词 社会建构 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 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 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 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 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 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 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 （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 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 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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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5
一、后现代思潮对心理学的冲击
狭义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大陆，自1980年代开始盛行，从福柯、德里达创立的后结构主义，到奎因、罗蒂倡导的新实用主义，从利奥塔的叙事探讨到格根的社会建构论，后现代主义质疑了“西方文明的伟大叙事”对启蒙时代所构建的现代性进行了诸多反思与解构。后现代语义的复杂性与分散性使我们很难对其作出明确界定，它并不是一个有着统一宗旨的哲学流派，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神气质，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言：“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一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3。也就是说，在更确定的意义上，后现代思潮是对西方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的一种激烈反应。透过后现代散漫无序的表象以及形态各异的理论，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一些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它让我们接受多种观点的合法性，拒绝普遍性的类别概念和传统的进步观念，拒绝抽象的真理，因为真理的观念无异于现代意义上的迷信，如同我们在前现代时期盲目信仰宗教或超自然力量一样。
后现代与心理学结合产生的后现代心理学，是指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中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取向，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如建构主义心理学、解释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心理学、女权主义心理学、后认知主义、后实证心理学和话语心理学等分支。198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根（KGengen)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作了一场“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专题报告，这成为后现代心理学正式兴起的标志。后现代心理学具有鲜明的反叛特质，它针对现代心理学的内在矛盾和固有缺陷进行了诸多的解构与建构。首先，后现代心理学从两方面实现了对现代心理学的超越:一方面，它以社会建构论取代了传统的客观反映论，强调“真理”是发明的而非发现的，提出知识建构是在社会互动和话语媒介中完成的，从而实现了认识论的转换；另一方面，它以不确定性、多元性、相对性、情境性消解了现代范式的确定性、多元性、绝对性和普遍性，质疑了现代逻辑规则，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其次，从后现代心理学的具体理论形态来看，它树起了反主客二元对立、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科学至上论的大旗，旗帜鲜明地拒绝现代元叙事，否认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累进观，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为科学累进提供绝对保证，尤其是在范式发展不成熟的科学领域。
二、定位:后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关系
后现代心理学对现代心理学的超越与反叛，是否意味着它要和现代心理学划清界限以至决裂呢？基于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繁杂，我们在对其进行分析与评说时，应坚持两条原则:其一，应对后现代心理学做出有益的区分。这一点罗斯诺（RGenau)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他将后现代心理学分为“怀疑性后现代心理学”与“肯定性后现代心理学”。前者与现代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兼容，而后者则对现代心理学持既批评又建设的积极姿态，并对心理治疗和教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二，对后现代心理学的审视不应局限在狭隘的时空疆界，那只会让我们得出后现代与现代对立的结论，我们应把视野放得更宽广一些，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启蒙时代后的科学发展史中来考察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这样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后现代心理学的性质与影响。
(一)后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之间的连贯性超过它们之间的断层性
首先，“后现代”一词蕴涵着线性时间顺序，表明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这本身就具有现代意味，“什么是后现代”利奥塔（Lyoadl)—言以蔽之，“它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其次，现性具有分析和反思的内在本性，当理性无限扩展造成某种张力和冲突时，不可避免地对现代性产生破坏性后果，这就要求其内在出现一种批判或修正的力量，而这正是后现代思潮涌现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心理学并不是现代心理学的自我否定，而是现代心理学自我完善的一种力量，是其内在超越本性的必然要求。最后，透过后现代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的种种差异，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相似性。比如，现代心理学信奉经验主义，一方面赞成所有知识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又承认理性范畴在整理感觉经验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后者恰恰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思想。又比如，后现代心理学并不都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激进，肯定性后现代心理学既不排斥传统主流心理学，也不否认实证方法的有效性，只不过对主流心理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
(二)后现代心理学不是否认理性以及理性结构，相反它要求我们寻求“更多理性”
在论及后现代心理学时学界普遍认为后现代心理学具有反理性的倾向，试图消弭知识的理性结构。其实，后现代心理学在强调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情境性的同时，并不是全盘否定理性以及理性结构，相反，它要求我们拥有更多理性。这表现在：（1)后现代心理学认为，我们不应盲目相信理性的普遍效力，更不能尊崇理性至上和理性至善的原则，而应考虑到理性的情境性，以及理性与情感、直觉、动机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相互关联，否则将使理性陷于绝对化和虚妄化的境地；（2)后现代心理学主张，我们要考虑理性内在结构的复杂性，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表明，事物间的相互作用远比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它不是A导致B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产生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因此，并不是说揭示事物内在理性结构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致力于发现整体图景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3)后现代心理学反对盲目追求理性，认为现代心理学停留在琐细的选题和貌似客观的研究上，过于注重技术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没有考虑心理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同时也放弃了对目的、价值、意志、创造性等领域的探求。哈贝马斯曾猛烈抨击了这种追求“价值中立”知识、片面注重技术理性的状况，认为它将使价值和伦理被边缘化从而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庸。片面注重技术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其后果可能使科学技术成为魔鬼而不再是造福于人类的天使。后现代心理学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努力寻求包括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内的更多理性。
(三)从现代心理学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1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
后现代心理学在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实现了对现代心理学的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从现代心理学到后现代心理学是一种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理
由有二：（1)作为后现代心理学支持性力量的后现代哲学，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对现代哲学的超越。后现代哲学家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并未超出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反传统哲学家的批判范畴，只不过这种批判改换了名目或被运用于具体领域。比如，德里达的大多数工作继续了一条始于尼采而一直延伸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路线，罗蒂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也是詹姆士和杜威等表示过的立场，而利奥塔对语言的批判大体上未超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19(2)从心理学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后现代心理学虽然对传统心理学产生了冲击，使人们开始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全面省察，但客观地说，后现代心理学到目前为止只是在主流心理学的边缘地带产生影响，对心理治疗以及人文取向的心理学领域具有积极意义，而对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作用甚微。实证性原则和现性原则并没有因后现代心理学的出现而隐退，主流心理学要在整体上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绝非易事。
三、评价:如何看待后现代心理学
(一)后现代心理学的积极影响
尽管站在不同的立场，可能会对后现代心理学评价殊异，但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它至少在以下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1)挑战了实证方法的霸权。实证主义方法有着内在缺陷，那就是从逻辑上它存在着从特称判断到全称判断的非理性过渡，它所揭示的只是或然规律而非必然规律，这种或然规律对有着高度重复性的自然现象具有价值，但对研究难以重复和无可复制的心理现象则未必适用。正如施内德（Schneider和比万（Bevai)等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心理学的精神感召下，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排他的实证主义教条的局限性，心理学应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学科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2)批驳了价值中立的神话。后现代心理学反对现代心理学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认为研究者的观察渗透着其理论前见，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或不偏不倚，任何研究都必然要融入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舍弃一切主观性对心理学研究来说不可能，对自然科学研究也是无法想象的。曾经坚信并孜孜以求的“价值中立”原则在后现代心理学的批驳下渐渐隐退；（3)强调了理论的实用价值。发现事实、建构理论与联系社会、追求实用，两者孰轻孰重，一直是心理学界争执不休的问题之一，从整个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似乎前者略占上风。但以格根为代表的后现代心理学家力图改变这一状况，他们呼吁心理学应在研究重心上做出适当的技术调整，当务之急不是忙于形成抽象的理论、获得无关宏旨的零散知识，而是密切结合当下社会实际，进行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心理学家应成为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积极参与者，这对提高心理学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克服其追求系统、整合理论时所面临的障碍是有助益的。
(二)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存疑
本着“我疑故我在”的后现代批判精神，我们试图对后现代心理学中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反思。
首先，后现代心理学以社会建构论取代了传统的客观反映论，在论及理论与观察的关系时，格根一再表达“科学理论被封闭在通过观察而提高的樊笼中”“寄希望于通过系统观察而提高知识被证明是无用的”观点因为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现实并未表明它们应该如何被描述和解释，原则上存在无限多的描述/解释系统，选择哪一种系统与现实本身无关。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我们看来，社会建构论否认“真理”的绝对性，这并没有问题，但它进一步提出建构与现实本身无关，这就使其陷入“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困境。事实上，主体建构具有一些客观制约性。格根认为，带着特定知觉方式的观察者，既可能将图形理解为一只饥饿的、张着嘴的鸟，也可能将其理解为一只警觉的羚羊由此建构不是唯一的，它取决于观察者的知觉方式。其实，现实并非具有无限的可延展性，也不是一种无定形的中性物质，它如何被描述/解释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不仅源于经验和文化，而且也源于现实本身。由此，主体建构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无穷多样的，在极端的客观主义与漫无边际的相对主义之间应该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既看到主体建构可以是多元的，同时又承认这种建构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范文6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产生和发展；特征；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后现代主义的界说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期以后再西方广为流传的一种文化思潮，它最早出现在建筑学中。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关于“后现在主义”的界说，学术界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动易。事实上，认识和理解的角度不同，对后现代主义的界说也就不同。综观学者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从时间的角度理解：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后现代性仅仅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2）从思维的角度理解：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反现代主义或者超现代主义，它不具有时代意义，只要思维方式上符合后现代的标准，哪怕产生时间较早也可当做是后现代主义。
（3）从科技角度理解：有专家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得到普遍应用的年代，即高科技年代。于此相反，有学者认为，后现代恰恰是科技统治解体的时代，是科技时代的终结。
（4）从社会角度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的本质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重新归于统一，但相反的意见是，社会实际在日益分化，多元化和非一体化，才是后现代的真正特征。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在这个名称下甚至集合着彼此矛盾的态度和理论。但是，学术界如今大多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事实接受下来，并且普遍地把后现代主义当做一种包括后现代艺术、社会学、哲学等在内的文化思潮。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兴盛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思潮，是晚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对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的文化运动。它由现代主义发展而来，旨在质疑、批判现代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现性。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之后”，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批判，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发展和超越。从根本上讲，后现代主义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反应。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运动和社会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在社会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
1、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与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首先，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矛盾与冲突的加剧，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大背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使人性的残忍、精神的堕落与工业文明、科技进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苦难悲惨的现实和资产阶级宣扬的以“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背道而驰。在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后现代主义者们看到了现代主义价值体系的失效。于是，他们以各种否定的、批判的、解构的和破坏的方法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新的理论体系。
其次，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引起生产关系的调整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由于人类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在20世界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问题、能源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现代主义造成的恶果。“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理性是谋求人类幸福的工具”等观念，都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怀疑、否定和批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更加细化，“人”在这种分工中异化成了谋求利润的工具，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针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后现代主义者惊呼“人死了”、“知识分子死了”、“主体消失了”！
第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扩张、文化工业的兴起，使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大众消费品。文化丧失了传统的神圣地位，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文化危机。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艺术与生活、商品与文化的界限消失了。科学活动、学术活动、艺术活动和其他精神创造活动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价值意蕴和社会地位。现代艺术家、人文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对自身前途产生了忧虑。这一忧虑又导致对整个西方文化前途的忧虑，使得当前西方文化在整体上出现衰落。这种文化危机催生了后现代主义。
2、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独创性的思潮，而是现代西方学术中一些背景不同、来源各异的各种思潮、流派、观念的混合或拼凑。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同多种社会思潮或流派具有理论渊源关系。
第一，后现代主义者从社会批判理论那里汲取了对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对现代社会媒体作用的怀疑。他们赞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见解。霍克海默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意味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日益增长，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日益增长。现代科技已经成为压制人性、束缚人的自由得罪魁祸首。马尔库塞认为，当前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使个体全面遭受压制的社会，社会文明对个性实行了全面的管理和统治。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的理论家那里汲取了对于工具理性和现代科技的怀疑，对于人类尤其是个体前途的忧虑。
第二，后现代主义者从法国结构主义者对于人道主义、对主体的怀疑中得到启示。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作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们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其先验的结构决定的，个体只是结构中的一个“代码”或“符号”。历史不是个人或自我的自由创造，而是某个先验结构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者如福柯等，吸取了结构主义的观念。
第三，后现代主义者从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等人那里汲取了虚无主义观点。由于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存在主义者对生活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类生存状况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捉摸性。加缪和萨特等人借助自己的艺术创作来展示自己的理想，他们打通了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使得理论与实践、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成为互相交融、互相印证的东西。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以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漠视为起点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不时地看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
第四，后现代主义者从萨特、海德洛尔、弗洛伊德等人那里继承了反人道主义的传统，他们更多地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当时处境，并对人的“责任”、“良心”、“自由”、“抉择”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道德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习惯问题而已，它只有相对的和约定的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的、与生俱来的意义。依附在人身上的这些东西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外在强制性，是人应该进一步予以摆脱的枷锁。
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一）、反对理性和传统
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为根本原则的现代性成为西方发展主旋律，渗透到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它宣称自己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后现代主义核心主题就是解构理性主体观念。后现代主义认为理性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压迫性”力量而存在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与攻击就是致力于揭示理性的真相，剥去理性神圣的面纱，展示它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福柯在1961年出版《癫狂与非理性》中对疯癫、疾病、监禁等为理性所排斥的边缘性话语倾注极大的关注，他通过对揭示疯癫的文化构造以及精神病与理性的关系，指出过去三百年间处理精神病的意义既不是科学性的增加，也不是更有人性的观念和方法的扩展，而是对理性的不断“效忠”，传统的精神病学语言是理性关于疯癫的独白，是理性对疯癫的暴虐。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重要代表的利奥塔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着重探讨当代西方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试图以语言实用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深入论证“元叙事”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局限。正是这种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发不同语言歧见的后结构主义观念构成了利奥塔后现代科学哲学思考的基点。利奥塔把现代主义明确地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即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叙事和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解放叙事的怀疑。后现代知识的特点是异质性、多元性，尊重局部规则和规范，抛弃宏大叙事。利奥塔认为后现代主义观念是反叙事和反基础主义的，在后现代社会，知识的形态与现代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变成了一种话语，只有被转为信息量才能成为可操作性的东西，知识越来越成为相对于智者的外在化东西，知识的供应者与知识的使用者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利奥塔揭示了知识作为生产力的性质，强调了后现代主义知识状态的实用性特点，而这种状态使传统的那种科学依赖宏大叙事而取得自身合法化地位的状况陷入了危机。宏大叙事功能的丧失使我们必须认可各种不同语言“叙事”的差异性。
（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性
人本主义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现代性的另一根本原则，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此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人为本所确立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作为“解构主义”的领袖及“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德里达在解构理性中心话语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观念，理性中心话语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文本的语言是理性的、纯粹的、洁白的，不存在隐喻的多元歧义性，这种解读方式体现了一种“白色神话”的幻想。而这种白色神话反映并重新聚集了西方的文化即白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当成了理性的普遍形式。而人类中心主义不过是扩大了的欧洲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理性高高在上的地位并没有成为自己辩护的“理性”根据和理由，据此而确立的欧洲中心和人类中心也就失去了根据和理由。在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上，福柯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研究揭示了“人”作为一种推论性建构物的诞生过程，指出人不过是受理性主宰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发现，知识考古学不但能指出他的日期，也能指出他的未来和灭亡，人并非永恒的无限存在物，而是特定知识型的有条件的产物。福柯认为人成为科学的对象的同时也成了理性的奴隶和现代文明的异化物，原始意义的人已经死亡。后现代主义主张以整体有机论和生态论世界观代替现代机械论和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掠夺性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倡导呵护、关心、照料自然的全球性伦理，认为所有的生物和人一样都体现着某种神圣性，人类在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也要善待自然，建立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关系，从和谐的交流中获得意义和满足。
参考文献
[1] R・麦金尼.后现代主义的起源[J].丁信善，张立译.国外社会科学，1991，（3）.
[2] 刘志兵.对后现代主义的思考[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7，（6）.
[3] 曹翔.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