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2007年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两年来，危机逐步升级，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并且已经波及实体经济。众多学者对于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的弊端等方面。从2000年以来美国货币政策角度对次贷危机的政策根源进行探讨，并由此引出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启示 1 2000年至今美国货币政策的背景及回顾 1.1 2000年前后美国经济背景 2000年前后影响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事件是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 (1)新经济泡沫的破灭。 1999年圣诞节前美国纳斯克股指曾一举跨过了4000点大关并一路走高，2000年3月10日上升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位5048点。但随后股指一蹶不振，不断走低，2000年一年中的跌幅达到39.3％，市值损失约3万亿美元，有近150家美国网络公司倒闭。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快速下滑，3月12日跌破了2000点关口，这是纳斯达克指数自1998年7月中旬以来第一次最糟糕的表现。纳斯达克指数的大幅度下跌，也对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以及东京等世界主要股票市场股价产生影响，导致世界股市产生连锁性反应。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导致大批高科技及新兴电子商务企业倒闭，传统高科技企业如思科、微软等纷纷调低盈利预期。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美国破产企业数创20年新高，美国经济面临衰退。 (2)“9·11”事件。 “9·11”事件无疑为美国经济走势增添了新的消极因素。首先，恐怖袭击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据纽约市政府估计。这一事件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至少900亿美元，包括建筑等财产损失340亿美元，人员伤亡造成的损失110亿美元，灾区现场清理和抢救费140亿美元，其他后继工作的费用至少340亿美元。其次，导致股市再次暴跌，股市重开的第一周，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分别下降14.3％、16.1％和11.6％，股票市值缩水1.4万亿美元。第三，直接冲击了航空、保险和旅游等产业，并间接波及飞机制造、零售、汽车、娱乐等产业，造成重大生产损失。第四，这一事件导致美国在国内和边境强化安全措施，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将导致经营成本增加和生产率下降，等于向企业征收“安全附加税”。第五，使美元贬值压力增大。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危险。为了帮助美国经济摆脱困境，美联储的救市行动成为关键，而降息是美联储的必然选择。 1.2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析 (1)货币政策的工具。 一国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工具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前。控制通货膨胀一直是美联储的首要目标，美联储主要通过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频频调整来实施货币政策操作。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减轻，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推进以及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美联储实际已经放弃了对存款准备金的控制。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流动性增加，利率和汇率对货币政策预期的敏感性越来越高，因而利率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1994年7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放弃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做法，并以调控实际利率作为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此举标志着，美联储将主要通过提高或降低实际利率来影响个人和企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并最终影响到支出、就业和通货膨胀。 (2)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特殊性。 美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对实际利率产生影响，进而改变企业和个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最终影响支出、就业和通货膨胀。 但由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货币政策不论是传导途径还是时滞效应都有其特殊性，不能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小国货币政策效果来分析美国的货币政策。首先，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对于美元的需求存在刚性。就小经济体而言，过量的货币发行一定会引起商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但是，过量发行的美元却能被其它国家吸收，成为外国 储备，而不会迅速引发通胀。其次，外国的通货膨胀能够通过贸易和投资等途径向美国传递。当外国商品价格较为低廉时，美国能以美元支付，从外国购买低价的商品和劳务。一旦外国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原油、矿石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胀将由外国向美国自身传递。 由此可以总结出美国货币政策一条特殊的传导途径：过量的美元发行导致对外国商品和劳务需求的增长，进而引发外国商品、劳务以及以美元计价资产价格的上涨，外国的通胀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传递回美国引起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因而。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于其它国家，其传导时滞也更长。 以2000年至2006年美国核心CPI和总体CPI的比较为例。2002年尽管核心CPI为2.6％，但由于原油价格的下降，其CPI只有1.6％。在随后的几年中，尽管美联储一直在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下词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美国的核心CPI却保持了相对稳定，与此同时，其总体CPI却在原油价格的推动下不断走高(表1)。 2 美国2000年至2006年货币政策的失误 2.1 美联储的降息未能有效拉动和正确引导私人投资 美国的经济增长属于消费拉动型，虽然私人投资在美国GDP中只占大约20％的比重，但是投资对于国家资本的积累、技术水平以及生产率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消费，甚至是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施政纲领来看，美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将对基础设施、教育及新能源的发展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因此，有必要对美国2000年以来货币政策对于美国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 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及2001年的9·11事件使得市场信心受到打击，私人投资出现了较大的下滑。2001年美国私人投资净额下降了27.6％，美国经济面临加速衰退的危险。为了防止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放弃了联邦基金利率3—6％的长期浮动区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由3％下调至1％，并从2003年6月起，将1％的利率维持了一年的时间。美联储以罕见的力度放松银根对于缺乏信心的市场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如下表所示，美国的CEO信心指数随着利率的不断下调而提高。2003年一季度以后的CEO信心指数一直维持在50以上的景气区间，明显高于2003年之前的水平(表2)。 美联储的连续降息政策显著提高了市场的信心，伴随着市场信心的恢复，私人投资下滑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并且在联储维持1％低利率的一年中，美国的私人投资净额增长了25％。到2006年，美国国内私人投资净额即超过了2000年的水平。单纯从总量上看，联储的降息政策的确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从私人投资的构成上看，尽管2000年到2006年美国私人投资出现了波动，但私人投资净额中住房类投资则保持了不断上升的势头，即使是在2001年私人投资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住房类投资净额仍然保持了3.88％的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企业对于非住房类投资支出的大幅度下滑。尤其是对新设备和软件的投资，一直没有回到2000年的水平。软件和设备的投资能够反映企业对于增加设备和扩大生产的信心。然而软件和设备投资却持续低下(表3)。 从2000年到2006年私人投资的变动可以看出，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升了市场信心，扭转了私人投资不断下滑的趋势，但是，美国企业对实体经济前景预期依旧悲观，并不愿意扩大投资与生产。相反，大量的投资进入房地产行业。一方面，本应用于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资源被大量浪费在地产投资上；另一方面，过度的地产投资也成为此次危机的爆发的原因之一。 2.2 美联储的降息政策未能阻止美国私人商品生产部门的萎缩 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美国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产业。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如表4示，从1990年至2005年，尽 管美国制造业所创造的实际GDP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远低于GDP总量的增长。同时，其制造业在名义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这一趋势在2000年至2005年表现得更加明显，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8％，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2％。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是制造业，整个私人商品生产部门占GDP的比重相比1990年至2000年都在加速萎缩。 由此可以看出，美联储的降息政策未能刺激美国国内私人商品生产部门和制造业企业扩大其产出。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制造业不得不进行全球化产业调整，将处于低端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国外，仅仅在国内保留制造业的高端部分。因而美国市场上最终产品中很大一部分需要在国外生产，然后通过贸易途径进入美国。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尽管货币政策相当宽松，企业对扩大美国国内生产依然持谨慎态度。大量的美元通过贸易途径成为外国储备。其次是美国技术创新的停滞。近十年来，美国未能在高技术领域找到新的突破点，如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与此同时，在传统高技术领域，其它国家的科技水平在逐渐接近美国，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国际竞争的压力也使得美国制造业企业对于新的投资和产出的扩大信心不足。 2.3 美联储放松了对货币存量的关注，从而忽略了投机资本对美国的潜在影响 私人商品生产部门和制造业的萎缩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巨额的贸易逆差维持国内消费和经济增长。由于美元占据着储备货币的重要地位，美国可以依靠过量发行货币维持其贸易逆差。过量发行的美元会引起各个层次货币存量的变化。 美联储度量对狭义货币M1的定义为，流通现钞、活期存款(无利息的支票账户存款)以及旅行支票。美联储的M8货币总量是在M1的基础上再加上包括货币市场存款账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非机构)及其他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如小额定期存款(10万美元以下)、储蓄存款、隔夜回购协议和隔夜欧洲美元存款等。美联储的M3货币总量是在M8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流动性不强的资产，如大额定期存款(10万美元或以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机构)、中长期回购协议及中长期欧洲美元存款等。与M1相比，M2和M3补充了金融机构的美元资产以及外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是对境内外美元及一切美元近似物存量较为全面的统计指标。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这些美元资产的特殊背景决定其主要投资方向不可能为回收期长，风险高的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投机性较高的虚拟经济部门。因而需要对其投机行为进行监控。 然而1994年美联储调整其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不再盯住货币供应量。从2006年3月开始，美联储更是宣布停止公布M3数据，完全放弃了对M3的关注。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美联储放松了对金融机构及外国在美国大额存款的监管。尽管美联储不再提供2006年3月后的M3数据，我们仍可以从之前的数据中(表5)发现，2000年至2005年底，美国广义货币M2和M3在迅速增长，1999年12月至2005年12月，M1的增长幅度为21.8％，而同期M2和M3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3.8％(年均6.2％)和57.2％(年均7.8％)。另有学者综合各方面的数据计算并得出结论，2006年以后的M3年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广义货币M2和M3的高速增长，说明金融机构以及外国的美元存款大幅增加。由于无法从美国国内制造业投资中获得满意的收益，这些美元资产毫无疑问的进入了收益率相对较高的金融服务业和当时正在高涨的房地产行业。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3 结论 3.1 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 单纯的货币政策仅仅能影响企业获得货币资本的成本和难度，而企业的成本以及收益不仅仅取决于获得货币资本的成本，还包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及设备成本等各方面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还有更多的因素需要考虑。因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 尽管布什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台了多项经济振兴政策，但是其主要目标是减税和刺激消费，并没有对实体经济和私人商品生产部门做出长期 的和有力的减税。导致实体企业对于投资和扩大生产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国内实体经济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对房产的购买和继承做出了相当大的税费减免，进一步吹大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使得美国货币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 3.2 对于国际储备货币而言，其货币政策有着特殊的传导机制 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不能单纯盯住国内的通货膨胀。如前文所述，在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存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定价的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则在不断攀升，随后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影响到美国自身，最终导致了美国资产的泡沫和危机的爆发。单纯盯住短期国内通货膨胀率会对货币政策的方向产生误导。 美元特殊的地位为美国带来特殊的权利。同时，美国也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义务。其货币政策的考虑范围不仅仅包括本国经济，还应该考虑到所有以美元结算外国经济部门。美国货币政策会影响到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并最终影响到美国。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2
关键词：经济状态三角;货币政策三角;经济新常态
1新框架的提出
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成型于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危机的爆发在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引发了对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反思。基于传统基础理论体系，借鉴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两个典型案例引发的诸多思考，本文将提出一个包容性的货币经济理论新框架，文中将其命名为“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提出并不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否定或批判，而是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对危机前传统理论与其危机后新发展的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视角。该框架的提出在方法论上主要源于全分类的思想。如同滤波技术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不同幅度的周期与趋势因素组合。本文借鉴复杂系统的有关概念将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全分类为包含通常态、危机态与过渡态的经济状态三角，其中危机态相当于复杂系统中的极端状态，过渡态相当于复杂系统的临界状态(或称奇点状态)，通常态则相当于复杂系统除极端状态与临界状态之外的其他状态。为了进一步突出危机态与过渡态在新框架中的特殊性，本文将二者统称为“非常态”。“非常态”的概念较早由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提出，他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蕴含周期性等非常态属性，只有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增速显著降低的逻辑，才有助于真正把“稳增长”与“调失衡”政策结合起来。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的观点类似，认为中国的新常态也是一种过渡态。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唐文进等人对次贷危机期间的非常态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对中国政策运用的启示。本文对上述概念与研究进行了融合与发展，将危机态与过渡态两种非常态与通常态共同纳入一个全新的货币经济基础框架和视角。当然本文对非常态仅给出了一个称谓性的定义，其正式定义尚需更多的研究者共同探讨。下面将对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含义进行分析。
2非常态与经济状态三角
传统上，一国的经济状态或经济周期可以分为扩张与收缩两种不同类型，此种划分虽然对经济系统运行的认识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但其对实际经济状态的刻画过于简单，对货币政策的操作也不具备进一步的指示性。在此基础上，伯南克等人对此二维划分框架进行了调整，将大萧条代表的危机态置于整个经济研究框架的突出位置。实际上，伯南克的经济研究框架也是二维模式的，二维的一端是大萧条式的危机状态，另一端是传统的幅度较浅的衰退与扩张状态。伯南克式的经济状态划分方式与研究视角对于货币政策具有实际与突出的指导作用，在通常的扩张与收缩经济状态下，可以传统的反周期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而在较为严重的危机状态，则需采用非常规的货币救助措施进行应对。可以说，伯南克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与货币理论的重大突破，且其研究成果经受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实践检验。本文将在伯南克的基础上，对经济与货币的认识模式或框架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与完善，形成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三维经济货币理论划分框架或体系。在危机态从传统经济状态(周期)划分独立出来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过渡态从通常态——危机态二维框架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的经济状态划分空间。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一般的经济周期或波动状态，其波幅较小，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小，该状态最为常见，在经济状态空间中历时最久。危机态指类似1930年代大萧条和21世纪初次贷危机的较为严重的危机经济状态，其波幅较深，对经济与政策的冲击也较大，该状态出现的频次较低。过渡态指与通常态、危机态相关(存在风险隐患但危机尚未实际发生)但又不同的一种较为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或进程(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属于一种过渡态)。其波幅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对经济与政策的考验较强，若处理得当过渡态会演化为通常态，但若应对不当，过渡态则可能演变为危机态。该状态出现的频次也介于通常态与危机态之间。应当注意的是，经济状态三角的三个顶点具有相互转换的动态性。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及外部冲击下，通常态可以转换为危机态或过渡态，危机态依据不同的市场修复能力与政策应对水平经历一定的时间可以转化为过渡态并最终形成通常态，而过渡态由于政策的得失向其他状态的转化则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既可能转化为通常态，也无法完全避免转化为危机态。
3非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三角
与上述三种经济状态的划分相适应，货币政策也可以分为三类，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货币政策三角，也即一个三维的货币政策空间分析框架。在货币政策三角中，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用于经济状态三角中的通常态，指根据经济的冷热状态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操作，以最大化货币政策目标，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已经形成相当完备的理论与操作体系，在货币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期间称为凯恩斯主义，伯南克在次贷危机中进行了完善)适用于经济的危机态，此时常规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效力无法发挥，需要应用QE等非常规政策实施危机救助。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属于一种“在线治疗”式的政策，是对传统货币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庸主义货币政策适用于经济的过渡态(典型如中国当前的转型期)，中庸主义也是实用主义，吸取了新凯恩斯主义与伯南克主义两者的优势，其操作重在量的精准控制，未雨绸缪，为经济顺利度过转型期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从货币职能上看，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交易职能占优，通过货币操作维护宏观经济自身调节机制的运行。而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中货币的价值职能占优，通过向财富严重受损的经济中注入货币(价值或财富)实施危机救助。中庸主义的货币政策中，交易与价值两种职能都发挥重要作用，既要防范经济向危机演化，又要避免经济自身的调节功能受到过度损伤。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进行表述，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类似中医疗法，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类似西医疗法，而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则类似中西医结合疗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各类货币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凯恩斯主义属性(此处意为干预主义)，因为货币政策具有非中性的一面，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4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探讨性地构建了经济状态三角与货币政策三角，这是从新的视角对经济状态与货币政策空间的全分类，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理论方面，某种经济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系统或生态，具有系统论中的复杂性，经济三角中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经济系统或生态。通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状态，各经济参与主体能够根据自身经济资源做出较为理性的经济决策。危机态是一种非常时期下的经济状态，经济主体出于恐惧以及群体效应等因素会做出非理性的经济决策，个体的非理性又会导致经济系统的非理性。过渡态与其他两种状态相比，是一种较为不稳定的状态，经济主体在各种结构失衡下进行决策时往往处于两难的矛盾中，经济系统的发展轨迹较难掌控。第二，在政策研究与制定方面，货币政策三角中三个顶点则分别代表了货币政策操作的三种理论体系。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体系已经较为成熟，能够应对通常状况下的经济波动与冲击。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基于大萧条中产生的凯恩斯主义，经过次贷危机的实践与洗礼更趋成熟，成为应对重大危机的有力理论和工具。中庸主义货币政策兼顾其他两种理论的优势适用于转型期的过渡经济形态(在此形态下其他两种货币政策理论适用性较低)，但其尚未发展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三种经济状态及其相应的货币政策理论的划分，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为准确地判定经济所处的状态，并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失误机率，做出更加合理、针对性更强的政策选择。第三，在方法论方面，三角空间中的理论体系是具有递进性与包容性的。也即是说，若要在危机状态下更为精准地应用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对通常态下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同样，若要在转型状态下更为合理地运用中庸实用主义的货币政策方法，前提是需要政策制定者对新凯恩斯主义及伯南克主义货币政策两者都要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
作者:马文鹏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参考文献:
[1]本•伯南克.大萧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刘鹤.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3]李波,伍戈,席钰.论“结构性”货币政策[J].比较,2015(2).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内外因素 秩序和纪律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三、美元利率的调整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参考文献：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际货币危机；资产负债表；全球化；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069-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自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危机。一种认为“人类已经吸取了足够教训，可以避免大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观点开始流行时，次贷危机却爆发了。紧接着，从2009年10月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公开承认其前任隐瞒了巨额财政赤字起，半年内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21.3％。即使在三年后的今天，欧元也已累计贬值了20.1％，并且仍有探底的空间。欧元的这种表现已经完全符合国际货币危机的学术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判定由欧元引发的一场新的国际货币危机已经降临。对欧债危机根源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救助方案的设计和世界经济的复苏，也能为各国避免此类新型国际货币危机提供有益参考。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欧债危机和国际货币危机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首先，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主要有三种流派：第一种流派是从财政与货币政策及二者协调关系的角度来解释成因。如Nelson（2010）等在对希腊的财政税收、预算数据进行考察后发现，税收政策的执行不利和财政赤字国际债务化是危机根源。Panico（2010）则认为欧元区缺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导致“欧猪五国”只能通过提高外债的负债水平为本国赤字融资，当外部环境和本国国际收支恶化时，这些国家很容易遭到游资冲击使资金链断裂而爆发危机。第二种流派侧重于实体经济层面。如Arghyrou（2010）等认为，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相比，希腊经济绩效低下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是引发债务危机的本因。余永定（2010）认为希腊过高的福利制度导致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第三种流派则从次贷危机的角度，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原因。如Arezki等（2011）通过对次贷危机之后政府债券利差等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欧洲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承受的巨额损失是造成银行经营困难，无法为“欧猪五国”提供展期的重要原因。但以上三类研究均未从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衍化的角度对欧债危机的成因进行探讨。
其次，梳理国际货币危机的研究脉络。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相关研究具有明显的“代际性”特点。通过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重大货币危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目前形成了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根据主要研究者的姓名，第一代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被称为“Krugman-Flooder-Garber-Kramer”（KFGK）范式，也即“理性冲击模型”。这些模型假定：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政府偏好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而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手段只有出售外汇储备。这类模型特别强调，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固定汇率之间存在矛盾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第二代国际货币危机理论主要出现在1992年英镑危机和1994年比索危机之后。由于两次危机均未出现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的局面，故无法用第一论予以解释。Obstfeld（1994）认为，这两次货币危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点，经济可能存在一种“多重均衡”状态。其中市场价格（即名义利率）在实现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动态的博弈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进一步地，为解释投资者的预期如何使经济从无攻击均衡点向有攻击均衡点跃变，Morris和Shin（1995，1998）通过求解投机性博弈模型的均衡点，证明了缺乏关于经济基本面状态的共同认识是危机爆发的诱因，并导致经济最终停留在有攻击均衡点处。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出现了第三代危机理论。尽管该理论体系相对庞杂，但很多研究对理解当前的欧债危机十分有益。第一种模型突出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效应。Mckinnon和Pill（1998）认为亚洲国家通过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亲情政治等途径，为投资者提供了巨额的隐性津贴，增加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道德风险。这与当前欧元区用整体信用为“欧猪五国”债务“背书”的逻辑惊人一致，只不过模型中的违约人换成了政府。第二种模型用“羊群效应”把货币危机解释为银行挤兑的副产品。在基于微观金融层面的第三种模型中，Krugman（1999）强调，资产负债表效应与货币错配效应对一国净债务的巨大影响足以在外国债权人的预期突然发生改变时，导致货币危机。
最后，当前利用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解释欧债危机的文献十分鲜见。刘锡良等（2010）延续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思路，认为建立在稳定的部门资产负债表基础之上的稳定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是防卫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措施，并以此分析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和传导机制，但未涉及欧债危机的具体情况。王立荣等（2009）探讨了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并在对原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崩溃进行研究后指出，若要平稳运行就要求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状况要相对一致；汇率调节负担对区域内的弱币国家而言更为严重，这容易导致弱币成员国重新调整对ECU的比率，甚者退出EMS。
然而，囿于欧债危机的发展进程，以上研究并未运用国际货币危机理论解释其根源，也缺乏对危机内、外部传导机制的探索。鉴于此，笔者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欧债危机与传统国际货币危机的不同，并从危机根源、传导机制等方面对第三代危机理论进行扩展，以发现国际货币危机的演化逻辑，为欧债危机的破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个视角。
二、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扩展——对衍化逻辑的再考察
（一）国际货币危机的历史沿革与主要特征
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危机大致可分为：早期的竞争性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早期的竞争性贬值阶段横跨近一个世纪（1856-1945年），并与血腥的殖民战争相伴。国际货币危机史最早可追溯到1857年。当时受英国工业品剧烈竞争的影响，美国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并爆发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为促进出口，美元大幅贬值。由此开始至二战结束，无论是否实行金本位，各国货币均存在事实上的黄金平价，并由此形成各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平价关系。国际货币体系在经济萧条时不仅没有起到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反而通过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措施加剧了实体经济危机，并在货币层面表现出典型的国际货币危机特征——短期内大幅贬值。但这种贬值往往是一国政府主导有预谋的贬值，而非国际游资的狙击。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1945-1973年），国际货币危机主要表现为中心货币（美元）与货币平价的巨大变动，但期间也伴有三次（1949年、1956年和1967年）英镑危机。1960年、1968年和1969年的三次美元危机造成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和美元贬值，并最终导致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国际游资冲击占主导地位，政府被迫实行“固改浮”的汇率制度成为最终结果，爆发危机的货币主要为国际储备货币。
牙买加体系（1973至今）又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其重要内涵在于各国货币对美元采取浮动汇率的方式，但仍以美元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美联储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并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在该体系下，发生了目前国际货币危机理论重点讨论的十余次货币危机，即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拉美货币危机（催生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1980年代至1990年初的欧洲与墨西哥货币危机（催生了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的东南亚、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催生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见表1。这一阶段的危机呈现出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体，国际游资冲击为直接原因，和汇率制度、经济基本面逐渐无关的新特征。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近十年未爆发大的货币危机，但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均表现出鲜明的货币危机特征——美元、欧元相继贬值超过20％，并且这两次危机展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国际储备货币国发生危机；二是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巨额债务都可以引发危机；三是危机的传导渠道为金融衍生品，而非传统的外汇储备；四是资产负债表效应在危机的国内、国际传导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二）国际货币危机的衍化逻辑
通过对国际货币危机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150多年来国际货币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爆发原因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货币表现，更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国际溢出效应和金融深化的必然逻辑。因此，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新特点及其背后的货币危机衍化逻辑就成为扩展当前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关键。从国际货币危机的主要特点来看，四类危机在危机主体、是否为主动贬值、外汇储备变化、出现危机的部门和是否遭到游资狙击五个方面存在明显区别，见表2。这说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特别是外汇储备和经常账户的平衡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经济形势。
从危机成因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危机的根源是由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共同决定。“特里芬两难”在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也造成了三次美元危机，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悖论更是在东南亚各国货币危机中重创区域经济。固定汇率制以其先天的制度成本——汇率制度的脆弱性最终被浮动汇率制代替。这也验证了第二、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然而，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且经济基本面未出现反转预期，甚至贵为国际储备货币国之一的欧元区，已经以其爆发货币危机的事实证明了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漏洞。毕竟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尚无法对欧债危机进行完全解释。传统理论常用的视角——超高的外债、经常账户赤字、股市投机、短期资本流向逆转、腐败（亲密资本）、低效的金融体系似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顽疾，而本轮欧债危机却不能简单归于此。现代货币危机已经从制度层面越来越体现出民主政治风险和集体道德风险；在金融层面则表现为衍生品过度交易，资产负债表的国际溢出效应加剧等新特点。但是，无论哪一类货币危机最终反映的都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
从危机的传导机制来看，国际货币危机的国内与国际间传导方向与传导环节均发生了明显衍变。以第三代货币危机（除俄罗斯货币危机外）为例，危机首先在国内金融部门爆发，即：经常账户逆差>外汇储备本币贬值预期增强市场预期逆转国际游资做空本币现货，买人本币期货外汇储备枯竭本币贬值预期进一步增强政府放弃原外汇比价固定汇率制崩溃本币大幅贬值货币危机爆发国内通胀上升利率上升、信贷紧缩实际收入减少，投资下滑实体经济危机爆发。欧债危机属于新型货币危机，其危机的起点为公共财政账户，即：“欧猪五国”财政赤字高于《马约》红线以十年期国债+货币互换协议隐性融资货币错配的头寸增加税收不足、开支刚性导致到期日临近时财政支付能力不足违约风险加大风险暴露后遭国际游资做空欧元现货，买人欧元期货欧元贬值五国CDS价格上涨欧元进一步贬值货币危机爆发欧元区巨大的政治意义对主要国家救市的预期提高利率平稳欧元区整体宏观经济平稳，但“欧猪五国”实体经济出现衰退。可见，随着1999年欧元区的成立，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货币危机爆发的起点与传导过程也衍化出新形式；而从欧元区整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打破了近百年来“国际货币危机必导致实体经济危机”的规律。
三、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的应用——欧元危机的新解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衍化的逻辑来看，对危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思路：即金融分析、实体经济结构分析和经济制度分析。
首先，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欧债危机是197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浪潮的产物。具体而言，为规避Q条例的监管，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在“政府不禁止就是可以做的”的价值观支配下被开发出来。其中以互换协议（主要是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为主体的衍生品由于合约易于标准化，交易费用低，在现行会计规则下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被广泛交易。据国际掉期和衍生品联合会（ISDA）估计，在2007年底仅信贷违约风险互换（CDS）的规模就已突破6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全球GDP之和。次贷危机中为大量劣质贷款扮演重要增信角色的衍生品正是CDS，无独有偶，此次希腊等国与高盛进行提供隐性贷款以掩盖财政赤字的交易也是通过该产品实现的。随着该合约规定的第二次互换交易期限的临近和美元的企稳，希腊等国的外汇账户立即出现巨大的风险敞口。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的CDS价格一夜暴涨了近一倍，从而直接导致债务危机。从国际金融和会计制度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互换类产品不被要求在会计附录中披露。同时，在这些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汇率的设置有利于借款人而导致资产项下凭空增加了数十亿欧元，却未同时放大负债项。然而，这种尽管符合欧盟会计准则和《马约》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是以日后还款为隐性代价的。在财政赤字高企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因CDS价格暴涨而被大幅抬高的情况下，“欧猪五国”的庞奇游戏当然也就无法持续。因此，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衍生品交易是欧元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历史总是惊人相似：1998年俄罗斯的债务危机也导致了新卢布贬值超过60％的剧烈货币危机。该危机也与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所刻画的其他危机在成因和传导机制方面有显著区别，而与欧债危机的高度相似。只不过，欧元具有新卢布所没有的一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两次危机的成因和逻辑是一致的。
其次，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欧猪五国”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与效率低下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此轮衰退严重影响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下的服务贸易项目（航运、旅游等）和房地产业，而这些产业恰恰是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的支柱产业，意大利则由于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而影响相对较小。另外，以希腊为代表的“欧猪国家”全员生产率增长率的长期停滞是导致其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本质原因，见图1。在著名的萨伊“三位一体”公式中，劳动得到的边际报酬是随着土地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的，而技术进步则充分体现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但是“欧猪五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不仅从微观上严重削弱了实际工资的增长空间，更为GDP乃至财政收入的增长埋下了隐患。GDP增长率与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现0.423的相关度有力支持了这一判断，如表3所示。财政赤字高企正是GDP增长乏力的最终结果。
尽管欧元危机不同于以往危机的新特点之一在于并没有使整个欧元区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但与传统危机一样，仍造成“欧猪五国”发生了明显的经济衰退。其原因在于开放条件下汇率贬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尽管通常本币贬值可以通过J曲线效应增加出口，并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提高本国的就业和产出水平，但汇率贬值也会通过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影响企业的资本投入。因为在资金市场中，信息不对称使得信贷市场的贷款往往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存在，因而净资产规模决定了企业可贷资金的数量，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规模。货币危机爆发后，如果一国企业部门因为货币错配而存在以外币计价的巨额债务敞口，则其净资产将严重缩水，进而导致该国整个企业部门投资减少、失业上升、产出水平下降，并且这一效应会远远大于上述汇率贬值对产出水平有利影响的前两个方面。因此，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不仅是欧债危机的根源，更受到此次危机的回声作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从而有力证明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实体经济逻辑。
最后，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我们发现，新自由主义思潮不仅带来了金融深化的巨大变革，也带来了“民主政治超载”的深层次制度问题。“民主超载”的政治体制必然遵从外部目标服从内部目标的决策原则和“选票至上”的政治规则。这就决定了美国必将采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国际货币安排，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民主超载”导致了财政赤字和由工资粘性带来的企业效率低下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些内生性问题为危机埋下了“病灶”；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由“民主超载”带来的当前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传导机制将次贷危机的影响传递到了欧洲，最终造成欧债危机的爆发。结合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与诞生的逻辑，可以清楚地梳理出“民主超载”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恰恰是这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促成了为对抗美元单一霸权的欧元及欧元区的诞生，并在统一财政政策失败的基础上形成了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割裂的失衡局面。这种政策协调机制的缺失不仅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手段的匮乏，更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制度层面的隐患。因此，从国际货币体系和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角度，我们可以用扩展后的国际货币危机理论对欧债危机的成因作出新的解释。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国际货币危机历史沿革和相关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当前由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危机的考察，我们从危机成因和传导机制两个方面扩展了第三代国际货币危机理论，并以此对欧元危机爆发的根源与逻辑进行再检验后，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当前的货币危机已经从制度层面越来越体现出民主政治风险和集体道德风险的新特点；而在金融层面则表现为衍生品过度交易，资产负债表的国际溢出效应加剧等新特点。
二是从危机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危机的国内与国际间传导方向与传导环节均发生了明显衍变。以公共财政账户为起点的危机逐渐增多，而且货币危机的持续时间增加，有常态化趋势，而破坏力有所减弱，即并不一定导致该货币区实体经济的全面衰退。
三是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来看，欧债危机是197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浪潮的必然产物。
四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欧猪五国”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与效率低下是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
五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当前非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欧元区政策协调机制的缺失是欧债危机成因的一种新解。
当前，解决欧债危机的外部环境与时机可谓困难重重，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堪忧，美国就业数字改善的速度将直接影响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拉动欧洲面临外需的速度，进而影响欧洲企业绩效的改善；（2）从债务重组的角度考虑，IMF目前有可能像以往救助韩国、巴西一样提出的苛刻条件令欧洲望而生畏；（3）区内主要国家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恐怕不会迅速启动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
尽管如此，欧债危机的真正解决还有赖于欧元区从制度设计完善和落实的角度提高经济统一的速度和程度。具体来说，就是构建总预算和总税收政策，由诸如“欧洲财政联盟”的独立机构负责支配欧元区的公共账户。但是，这涉及非常复杂的宪法修改问题——实际上，如果欧元区完成了财政统一，则事实上各国家的界限也就几乎不存在了。而对这个问题，欧洲已经从1990年欧洲议会的专门会议开始一直争吵了22年，近来也没有达成一致的信号。同时，欧元区对条约的落实也顾虑重重。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预先设置了“威慑性条款”（可以对违反财政纪律又不能采取有效纠正措施的成员国施加最低为GDP0.2％的罚款），但他们并不愿意设置一个成功制裁其他成员国的先例，因为下一次同样的条件和制裁就可能会被应用于自己。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5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理论；模型
货币危机泛指汇率的变动幅度超出了一国可承受的范围这一现象，或者是“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度下降的状态”。货币危机预警是与投机性货币冲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货币危机预警的主要目的是提早识别危机发生的信号，以便该国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危机发生的概率，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减少危机发生的强度和烈度。关于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始于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货币危机的研究，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货币危机的发生频率及造成的危害随之增加，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1998年亚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爆发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学界对货币危机预警理论的研究。本文将对货币危机的主要预警模型进行梳理和归纳。
一、信号分析模型
信号分析模型(KLR)是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着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信号分析模型分四步进行：(1)确定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危机预警时段；(2)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着关系的变量，进而确定先行变量；(3)按照噪声一信号比的最小化规则，确定阈值；(4)一旦经济中相应指标变动超过阈值，则将之视为货币危机即将在24个月内发生的信号。由于KLR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分析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变量模型。
为了克服KLR模型的单变量属性，Kaminsky(1999)进一步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它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复合指标，1个复合指标是对各预警指标发出信号数的简单加总，另外3个复合指标则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通过对预测指标的扩展，KLR模型已经能够较好地处理预警结果输出的单一化问题，并利用多个复合指标可以更好地发送预警信息，极大地改善了预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进一步提出了多状态KLP模型。他将货币危机分为6种，即经常账户恶化型危机、财政赤字型危机、金融过剩型危机、国家外债型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型危机和自我实现型危机。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前4种，其发生与受害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后两种，经济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国际市场形势所致。这样一来，KLR模型可以在对货币危机预警的同时，进一步将货币危机的损失与其类型联系在一起，厘清对货币危机深度的认识。
信号分析模型经过不断修正完善，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它可以根据多个变量发出的信号估计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有效提供关于危机根源和广度的信息，但该模型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1)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及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2)KLR模型的隐含假设是在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特定的函数关系，即阶跃函数关系，这一界定使得模型无法对一个变量是刚刚超过阈值，还是大幅超过阈值进行区分，因而使得变量提供的信息未能充分利用；(3)模型指标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仍避免不了倾向性；(4)虽然通过加权平均解决了预警指标的单一化问题，但由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未纳入考虑，因此，这种汇总是表面的。
二、离散选择模型
针对信号分析模型的上述缺陷，有学者提出了离散选择模型，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通过纳入新的解释变量来扩展模型，进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变量。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种：
Frankel和Rose(1997)构建的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面板Probit模型。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对一系列前述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极大对数似然估计，以确定各个引发因素的参数值，从而根据估计出来的参数，建立用于外推估计某个国家在未来某一年发生货币危机可能性的大小。该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譬如在FDI流入枯竭、外汇储备较少、国内信贷增长迅速、实际汇率高估的时期等，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此后，Andrew Berv和Catherine Pattilo(1998)对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及墨西哥、阿根廷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进行预测，但准确度并不高。
BussiOre和Fratzscher(2002)认为二元Probit模型混同了危机前的诱发期和危机后的恢复期，而实际上在这两个时期危机预警指标的表现具有很大差异，他们将外汇变动分为三种状态或时期，即货币危机平静期、诱发期和恢复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三元应变量Logit模型进行危机预测。该模型对32个国家1993年12月至2001年9月的月度数据验证，预测效果还比较理想，在样本内可正确预测73％的诱发期和85％的平静期，在样本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时，可以正确预测57％的诱发期和83％的平静期。此后，Kumar等(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Logit模型，该模型使用32个发展中国家1985，1999年数据，主要分析了利率调整引起并未预期到的货币贬值，以及总货币贬值水平超过以往水平的情形。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解释变量。
应该说，离散选择模型出现了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拓展到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方向，且模型的预测值较好解释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1)模型中存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二元或多元离散变量后信息的损失，而且没有确立一个根据预警危机和避免噪声的能力对变量进行排序的标准；(2)不同指标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所以假设参数恒常的面板模型在货币危机的预警方面通常表现很差(Abiad，2003)；(3)由于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的可能，这直接限制了更多变量的采用，最终影响对危机预测的准确性。 。
三、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
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Markov—switchingModel)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形式。它将结构性的变化视作一种机制向另一种机制的转换，譬如金融运行特征发生的显着变化，包括大幅起落或中断，汇率急剧下降、经济增长趋势逆转等，进而将结构变化内生化进行估计。
Martinez-Peria(2002)提出了一个带有动态转换概率的状态转换模型，该模型采用两种形式：一是汇率转换模型，假设汇率是一个AR(4)过程；二是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内生变量有3个，即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均服从一阶Var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直接对投机供给建模，同时加入预期因素，对1979-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投机性冲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没有考虑变量状态转换性质的模型可能存在设定偏误问题，经济基本面和预期因素共同决定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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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ad(2003)也将体制转换模型用于预测货币危机，他首先拓展了预警指标，即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指标和金融脆弱性指标三类，而后采用单参数检验显着的预警指标分别对1972～1999年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国是否发生货币危机进行了预警。研究表明，体制转换模型预测货币危机的准确性比已有的预警方法更高，同时发出的错误信号更少。在Abiad研究的基础上，张伟(2004)进一步验证了Abiad的结论，他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改变样本区间、选择不同的预警自变量，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体制转换模型在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该模型的预警能力较强，时效性也较强。
应该说Maikov-switching模型通过估计过程中将结构变化内生化，充分利用因变量本身的动态信息，有效避免与阈值设置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把连续变量转换为离散变量所造成的信息损失。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预警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引入制度变量，及将时间序列模型扩展为组合模型，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数据频率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四、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是一种基于连接学说构造的通信生物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人脑的思维特征，通过合理的样本训练、学习专家的经验、模拟专家的行为，并通过引入非线性转换函数来求解各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从而使它具有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和高速信息处理的能力。近年来，ANN在货币危机预警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极大促进了预警建模和估计动态系统的发展。
Fratzscher(2002)提出一个多层感知器ANN模型，以克服困扰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的数据开采和样本外预警效果差的问题。他对1990～2000年欧洲5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预测，模型的网络输入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技术指标，而且在预测前，他应用R/S分析方法对上述几个货币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多层感知器ANN模型的预测结果优于其他模型，多层感知器ANN模型70％的方向预测准确率大大超过了KLR模型50％的准确率。
Click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应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进行货币危机预警的模型。他们利用1998～1999年的日度数据以测度市场情绪，变量包括汇率(以美元度量)、股票价格指数、银行间利率、储蓄利率，其结果在预测精度上和统计性质上优于其他模型，尤其是作为比较基准的随机游动模型。
Lin等(2006)进一步引入了模糊逻辑的推理功能，提出了数据导向的神经模糊模型(NFM)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警。NFM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经济体在货币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有明显差异，且这种反常行为具有再发性。该文在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基础上，使用了1970～1998年2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与Probit模型相比，NFM不但具有更好的样本外预警能力，该模型还提供了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但是，用神经网络组合模型进行货币危机预警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神经网络自身的优化问题。如隐藏层数及隐藏层结点数的确定、激活函数的确定、局部最优等。神经网络的结构直接影响着预测效果。此外，神经网络可以根据残差最小的原则不断地调整参数来改变预测效果，但是它不能改变输入数据，而货币等金融数据往往是波动的。存在噪音的。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除噪，优化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其他预警模型
对货币危机使用的其他预警模型还有：
1 DCSD模型。DCSD预警系统是由Andrew和Pattillo(1999)在FR回归预警模型与KLR信号预警模型的基础上开发而成。该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指标与危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线性关系在临界值处有一个跳动，随后将继续以更大的倾斜度线性相关。因此，它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来简化分段线性模型的形式，直至得出最终最简化的模型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先按显着性递增的次序对所有的预测变量(解释变量)进行排序，通常用每个预测解释变量所对应三项的显着性的检验统计量来进行排序，将显着性不强的变量从模型中去除，最终可获得最简化的模型形式。
2 费舍尔判别分析(FDA)模型。FDA模型是一种单模态分析方法。它借助方差分析的思想，选择一个最优的投影向量w，同时使得在投影空间中的类与类之间的差异尽可能的大，确保投影到一维空间上的样本具有较好的可分离性。Bardos(1998)指出，FDA的优势在于其稳健性、易解释性，技术上简单，容易维持。Burkart和Coudert(2002)认为，已有预警模型繁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区别类似的变量，也无法决定其各自的权重。有鉴于此，作者利用15个新兴国家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构建了FDA预警模型。但结果显示，FDA与Logit和Iprobit模型的结果无显着差别，尽管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困扰，后者的预警功能还是要I：gFDA更强。
3 Duration模型。Tudela(2004)考察了20个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1970～1997年间的货币危机。文章通过引入钉住汇率的连续维持期及其久期，分析了货币危机的时间依赖问题，结果显示，维持期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这表明，汇率调整的政治成本是随着钉住汇率维持期的长短而变化的，旨在保护汇率的稳定政策的可信度的提高会减少放弃钉住的概率。
4 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极值理论是一门用来分析和预测异常现象或者小概率事件风险的模型技术，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评估极端事件的风险。近年发展起来的Porrg型(Peaks Over Threshold)是对观察值中所有超过某一较大阈值的数据建模，由于POT模型有效地使用了有限的极端观察值，因此通常被认为在实践中是最有用的。Schardax(2002)把极值理论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当中，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东欧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POT模型对货币危机有良好的适用性，样本内的解释力能达到70.81％，并且它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非常高。但是，极值理论应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数据的不足也是这种方法运用的一个制约因素。尽管可以通过模拟方法来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但成本相对较高。
六、结论及建议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货币危机预警的研究，不难发现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 偏重研究模型的改进，对有关风险预警的定性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更偏重数据模型的使用，但考虑到具体国别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开放程度和金融体制等的不同，因此还需要根据具体实际选择模型，特别是还应该注重专家的综合评估意见及审慎分析，来加强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工作。
2 风险预警仍然局限在宏观和行业层面，目的是帮助潜在的受害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危机的全面爆发，鲜有关注企业遭受货币及外汇风险预警要求的研究。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6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2
一、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至少经历了六次较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当时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萨伊等人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否认危机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1](P153)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危机中看到“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1](P236)正是对广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寄予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P617-618)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确立的主、客观原因。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详尽考察后认为，金融危机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产生金融危机的“基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货币产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时代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自不必说，即使在货币产生后单纯为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或简单的商品经济形态中，也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形式而言，是商品买卖分离和货币支付错位所导致的；就内容来说，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货币增值紧密相联；归根结底的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家要想通过商品生产实现一次简单的货币增值，就必须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第一(流通)阶段，他必须用手中的货币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使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阶段，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将生产资本转化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第三(流通)阶段，他必须把生产出的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出去，使商品资本转化为增值的货币资本。这样一个个以货币增值为中心的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在这些过程中，就包含着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买卖的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与之相应，货币支付也是错位的。即“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3]其次，商业信用的出现为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在时空上的分离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更进一步加强了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这就使得社会支付链条上的中断点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会支付中断成为现实，就会出现货币支付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货币支付危机。
以上只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金融危机何以实现，金融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价值是所有资本家从事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迫使单个资本必须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到社会价值量以下出售才能获胜，而在竞争中能否获胜关系到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要想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通过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合理化，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发展，商业信用通过发行以股票为代表的各种有价证券广泛吸收社会资本，从而突破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企业自身积累的局限，加速积累过程，以此来满足资本家的贪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