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考察报告范文1
初中毕业后，在长沙考上了华中美专，因学费太贵，家里供不上，而只好在祁阳县中读普高。在校期间，我喜爱办墙报，有一次请班主任桂秋芳为墙报题词，旁边画上秋芳先生的速写头像，学校师生见了为之哗然，美术老师则夸我画得很有风趣。1950年抗美援朝时，国家号召青年参军抗战，我因善于绘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录取。1952年朝鲜停战谈判，部队文艺工作者面临继续留在部队或转业到地方的两种可能。那时我们的部队正在湘阴集训，湘阴文化馆任之可馆长向部队点名请我去文化馆开展美术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城市基本建设工程有如雨后春笋似的兴起，大批古墓遭到破坏，中南文化部请中山大学商承柞教授和两广、湖北、江西的考古人员支援长沙的考古发掘。为了进一步培育地方考古人员，湖南省文化局人事科到处物色美术工作者参加这一工作，1953年春，我有幸调到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跟随专家学习考古，1954年，领导又将我选送到北京大学深造。
总之，“美术”;在我青年时代的人生道路中，每次都为我大开绿灯，让我交上好等数十处古窑址做过实地勘察或发掘。先后在运。1953年，从我22岁参加考古工作，到1996年65岁退休，退休后至今我一直不息地从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中南五省考古训练事考古工作。退休后，平均每年至少出一部书，今年已八卜高龄，屈指一算，我的考古生班讲授《中国陶瓷》、《湖南陶瓷》和《中国涯已经度过了58个春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以从事本地乡土文化考古为主—即铜镜》课程。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聘请我为该以研究湖湘文化为主，但我喜爱美术绘画，因而对古代工艺美术也情有独钟。
二、学习简历与学术活动月经文化部文博专业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 1954年，我从北京大学第三届考古班毕业，这个班由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夏缩、评审为研究员，1988年1月任湖南省文物考古裴文中、苏秉琦、宿白等授课，并参加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0 1981年，我从吉林大研究所研究员，1997年7月被浙江省社会科学学古文字教师班毕业，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自1953年至1996年一直在院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为特约研究员，1994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59年参加中国历史博1月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聘请我为湖南省专物馆的建馆和中国通史陈列。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2
传统鉴定和科技鉴定各有千秋，优点和局限性并存，前者易出现主观性错误，后者则因缺少数据，难于一锤定音。前几年陶瓷鉴定出现过一些问题，严重者尚引起国际纠纷，有人借此大做文章，全面否定传统鉴定的科学性，又否定科学鉴定的客观性，鼓吹不可知论的盲目性。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可分两类：一是对出现问题的前因后果一知半解，未作全面调查，而对陶瓷鉴定专业知识缺乏了解，故而陷入不可知论的怪圈之中；二是别有用心，揣着明白装糊涂，鼓吹不可知论的目的是障人耳目后以售其奸。其中许多人本身即是仿古瓷的生产者或组织者，有些则是收藏了不少赝品的“收藏家”，望广大收藏爱好者务必提高警惕。据笔者所知，前几年陶瓷鉴定出现的问题，并非是传统鉴定和科学鉴定本身的问题，因为传统鉴定的部分专家和科学鉴定的部分科学家事前都对出现问题的器物提出过质疑。出现问题的关键是鉴定体制不完善，部分传统鉴定的专家知识老化，固步自封，盲目地相信自己并不了解的科学鉴定的并不完善的数据。而部分科学鉴定的科学家，在数据缺乏逻辑性的情况下，急功近利，对传统鉴定更是一知半解，便想一鸣惊人地宣读科研成果，故而造成学术界的纷争。有些科学家明知其错，但在研讨会上看到一片赞扬声，碍于人情和国情，则不敢公开宣读自己的正确报告，直到错误报告公开发表，几乎成了国际笑话后，才于数年后发表了自己的正确报告。笔者认为，当前古陶瓷鉴定出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鉴定的专家对科学鉴定的专业知识不熟悉，而科学鉴定的科学家对传统鉴定的专业知识也不熟悉。如果二者能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传统鉴定与科学鉴定真正地相辅相佐，在较短的时间内攻克古陶瓷鉴定的难关，当是可行之事。望有志者共同努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
一、传统陶瓷鉴定的基本知识
古陶瓷鉴定主要有四项任务：一是断时代；二是识窑口；三是辨真伪；四是评价值。现简单叙述如下：
(一)断时代
断时代的要领是把握陶瓷的造型和釉色特征，根据造型和釉色可断定陶瓷的大概时代，如郎窑红釉，一望釉色便可断定其上限为康熙时期产品；再如钴蓝釉瓷器，其上限肯定不会早于元代早期。造型也是如此，如凤尾尊，其上限不会早于清初。再如棒槌瓶，其上限也不会早于清初。还有梅瓶，宋代开始流行，宋、元、明、清历代都生产，但每个时期的造型曲线变化都不一样，把握住每个时代标准器物造型的曲线变化，自能断定其时代。
根据造型和釉色的基本特征，要求鉴定者熟悉陶瓷史，尤其是博物馆展出的藏品及其所出的各种图录，是学习陶瓷史的基本教材。近年兴起收藏热，各种收藏类书刊亦应运而生。但其中有不少书刊商业味过浓，又非专业工作者所编，谬误连篇，误导读者，害人匪浅。故读者在选择参考书时，一定要慎重。为让初学者少走弯路，笔者推荐几本较好的书如下：
1 《中国陶瓷史》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该书由全国文博考古、陶瓷科学、工艺美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多次讨论，合作编写而成。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尽管该书仍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修订，但该书确实是一部代表当代研究古代陶瓷最高学术水平的杰出之作，是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史的必备首选之书。
2 《中国陶瓷全集》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图录共15卷，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所收藏品为国家博物馆藏品，每卷收录陶瓷文物200余件，均有图版说明，卷前有每卷主编前言。该书是目前国内出版的最完备的一套古代陶瓷图录，与《中国陶瓷史》相佐，可对中国陶瓷史有形象的理解。
3 《明清瓷器鉴定》
耿宝昌著，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此书是耿宝昌先生1981年5月在南京陶瓷鉴定学习班上的讲稿，几经修订补充后正式出版。耿宝昌先生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积累数十年经验，辨别真伪，颇有独到之处。该书对景德镇窑明清瓷器造型分析十分详尽，颇有参考价值。
4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
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全书共16卷，收集全国博物馆有确切出土地点记录的瓷器，来源可靠，时代准确，说明文字对其瓷器有不同时代看法的也兼容并蓄，一一作了说明，治学非常严谨。
5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者珍品大系》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卷，关于陶瓷的有11卷，可参阅。
(二)识窑口
识别窑口即判定陶瓷的产地，其要领是把握陶瓷的工艺特征，胎、釉及修坯和烧成等，不同的产地均有各自的特征。如耀州窑系产品，同是青釉刻、印花产品，但陕西耀州窑底足露胎处均有褐色铁斑，河南地区产品则均为灰白胎，广西容县、滕县窑产品青釉则为铜绿。再如钧窑系产品，山西浑源窑的红斑在碗内多为对称的十字形，其他窑口的红斑则不规则，而浙江铁店窑则胎薄坚硬，与其他窑口的疏松的灰白胎有明显区别。还有明、清时的宜钧和广钧十分容易混淆，釉色不好区分，但宜兴窑做工精细，胎质细腻。
总之，把握各窑口的工艺特征，是分辨窑口的关键所在。这方面的参考书目主要是各地区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报告，如耀州窑、磁州窑、长沙窑、漳州窑、德化窑、建窑、龙泉窑及南宋官窑，均有正式的发掘报告出版，其资料详实，可资参考。另有几本图录介绍如下：
1 《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
该书是故宫博物院精选历年调查古窑址资料，包括13个省44个县(市)，时代上迄东汉、下迄元代的500件展品的图录，先后去英国、日本和香港展出，有英文版、日
文版和香港版三种，是研究、鉴定元以前瓷器窑口的重要资料。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采集到的瓷片资料，许多窑址未经正式发掘，便已消失。
2 《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
该图录为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书分两部分，前半部为真赝瓷器对比，后半部收录故宫藏瓷片标本48个窑口共计322件标本。前书为出国展览图录，非正式出版物，发行量不大，而该图录为正式出版物，两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3 《中国古代窑址标本》
图录为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分省出版，介绍故宫博物院几代专家1949年以后采集的陶瓷窑址资料，从3万多瓷片中选其精华，集书出版，其中许多窑址已经荡然无存，资料十分珍贵。
(三)辨真伪
鉴定古陶瓷的真伪，还需要了解仿古陶瓷生产的历史。中国陶瓷史上仿古陶瓷生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仿古；二是作伪。
1 仿古
仿古代陶瓷生产，最早出现于元代。如元代仿宋、金时代的钧窑，南北方瓷区都有生产。再如元代霍县窑仿宋代定窑，亦属仿古。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元代的仿古也可看作是对前朝陶瓷生产的继承和发展。而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的仿古陶瓷生产，才是真正的仿古，它主要是仿历史上的诸大名窑产品。如永乐时仿哥窑；成化时仿汝窑；清雍正、乾隆时仿官窑、钧窑产品等等。这些仿品都仿得很成功，但大多署本朝款识，也有不署款的。此外，尚有明代仿明代、清代仿明代、清代仿清代的产品。如成化有仿宣德产品的；嘉靖、万历有仿成化产品的；天启、崇祯有仿宣德、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产品的；康熙、雍正、乾隆有仿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产品的；清晚期又有仿康、雍、乾产品的等等。这些仿品大多署所仿朝代款识，也有少数署本朝款识的。
上述这些仿古陶瓷多是应宫廷需要而烧制的官窑产品，工艺规整、质量精良，在仿古过程中还有不少创新。鉴定这类瓷器要把握两个标准：一是被仿时代陶瓷的特征；二是仿制时代陶瓷的特征。只要把握这两条原则，反复比较，自可识其真伪。如宫中旧藏成化盖罐，其盖多为雍正仿配的，二者外观近似，但雍正仿品釉色略偏青，成化则釉质滋润，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二者的微小差别。
2 作伪
陶瓷作伪不同于陶瓷仿古，二者在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作伪也需要仿古，但因为作伪的目的是为了骗人、赚钱，所以，其方法亦被铜臭熏染，使艺术价值遭到可耻的践踏。
陶瓷作伪起源于清代末年，到民国时期最盛；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又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大有超过民国之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疯狂的掠夺。文物珍宝当然不能逃脱此厄运。但传世品和出土文物毕竟有限，于是乎，专门制作假古董的行业便应运而生。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假古董作了多少，至今没有人能统计出详细数字。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外发明了热释光断代法，用这种科学方法测定，国外某个收藏中国唐三彩甚多的有名的大博物馆，其唐三彩几乎全是伪品。由此可窥其作伪数量之一斑。
要鉴别作伪陶瓷，首先要了解作伪的一些方法，了解这些方法以后，便可顺藤摸瓜识别其真假了。常见的作伪方法有如下几种：
(1)作旧：采用某种方法将新烧好或年代较近的陶瓷作成如传世多年或出土陶瓷外貌相似的产品，叫作旧。作旧常用的方法有七种：
一是打磨。具体方法是使用工具在陶瓷表面反复磨擦，使其失去光泽，仿佛是旧的一样。常用的工具有兽皮和葫芦果实的外壳。这种方法因反复磨擦，即使表面很平滑，但也会在胎釉上留下磨擦痕迹。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这些磨擦痕迹会暴露得一清二楚。当代打磨有使用机器配以木炭或细砂，像炒栗子一样打磨的，磨擦痕十分均匀，不易看出，须仔细观察。
二是土浸。为了模仿文物在墓中埋了多年而形成的土锈，作伪者常采用将陶瓷在泥土中浸埋的方法，使其产生与出土文物类似的效果。鉴定这类伪品的方法是仔细观察其土锈。如仿造的唐三彩很多，其造型多为大件的俑和马，用土浸方法作伪的也很多。但墓中出土的真物，其土锈呈粉状往下掉，假的则整块地往下掉。而且真者其土锈较为牢固，不易碰掉；假的则一碰即掉。当代有些作伪者使用现代化化学粘合剂(如乳胶等)粘土锈，表面很像，但用刀具一刮，便知真伪。
三是用化学药品浸蚀。将新仿的陶瓷放入酸性或碱性的带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中浸蚀，也会获得作旧的效果。鉴定这类伪品的要领是仔细观察其表面的颜色，因为用这种方法浸蚀后，陶瓷表面光泽虽然减退了，但显得十分呆板，与传世品终有一定差距。如果将陶瓷放入粪便之中浸蚀，可得到与传世品极为类似的效果，单用肉眼很难区别真伪。不过鉴定这类伪品也不难，只要将其放入沸水中，便可嗅出粪便的腥臊味儿。
四是烟熏。这种方法一般是将新仿的陶瓷悬挂于厨房灶的上方，任凭其烟熏火燎，待一定时间后，也会得到满意的效果。鉴定这类陶瓷的要领是仔细辨认其油腻痕迹，真者无油痕，伪者多发黄，且有油质感。
五是复烧。将新仿的陶瓷裹上泥土，放入窑中复烧。外裹的这层泥土中混有一种黄土中的结核石，这种结核石粉碎后掺入土中，再配上微量的酸和水，放入窑中烧至700℃～800℃即可。这种方法是当代新发明的，使用不到20年，效果较为理想，既可退去浮光，又可咬上土锈，迷惑了不少人。但仔细观察，其土锈仍是呆板，过于做作。
六是人工用手摩擦。这种方法只用于高仿作品，成本较高，雇多人用手轮流不停地反复摩擦，一般要操作10天至20天。其效果十分逼真。务请鉴定者提高警惕。这种方法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事情。
七是“种植”海捞瓷器。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将仿制品送到沿海种植海带等海洋生物的地区，用竹篮装好，沉入海水中，待一定时间后再捞出，冒充海捞瓷器，颇能迷惑入道不深的“收藏家”。
(2)旧胎新彩：这种作伪方法也称后挂彩，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在旧物的白釉上加彩装饰，使之成为五彩、粉彩、斗彩等名贵品种。这种方法多选择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白釉瓷器加工。二是将旧物的釉磨掉后加刻暗花，施釉二次烧成后再加釉彩绘装饰。如传世品中有将嘉靖白釉瓶磨釉后再刻暗花，施釉烧成后再加五彩的。还有将康熙瓷器磨釉后施釉二次烧成后再加绘墨地三彩的。此外，尚有将旧物直接施上颜色釉的。如传世品中，有将成化青花盘挂上红釉的；有将万历青花盘挂上绿釉的；更多的则是在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康熙、雍正、乾隆等朝的白釉器上挂黄釉或其他颜色釉的。近几年则多用于唐代白瓷后加青花彩绘冒充唐青花产品的，务请收藏者提高警惕。
在完成加彩或挂釉的工序后，所有器物都要用上文提到的方法作旧。由此，鉴定这类伪品，要把握两个要领：一是注意作旧的各种痕迹；二是仔细观察其胎釉和彩的颜色。后挂彩和
釉的配方与古代的不一样，模仿得再高明，也难于达到与真物完全一样的效果。一定要记住真品的彩釉特征，反复比较，亦不难识其真伪。另外，在旧胎上画彩的瓷器，有的旧胎上有划痕，彩压在上面，划痕中断，用放大镜观察，一目了然。
在所有的作伪方法中，以后挂彩对文物的损坏最为严重。许多真正的珍品，经古董商人的加工，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均荡然无存，实为憾事。最近几年出现一些使用不值钱的清代民窑产品后挂彩的品种，价格虽然不高，但是毕竟属于后挂彩的仿品，与真品不可同日而语。
(3)挖补款识：这种方法是将某些已破损，但款识或底足尚完好的瓷器，用刀具将其有款识的底足切割下来，然后再嵌入新仿的陶瓷器上，移花接木，以冒充珍品。民国时期最盛行此技，而且镶嵌技术极为高明，几乎是天衣无缝。当代景德镇也有人精通此术，现代高科技提供的设备和仿制者具备的文化水准，使其水平远远超过民国的前辈，其各种冷接和热接的仿制品，也曾在国外的拍卖会上以高价成交。鉴定这类伪品的要领是仔细观察其底足衔接部位胎釉的异常痕迹及底足与器身胎釉的异常变化，并一定要借助高倍数的放大镜仔细观察。必要时应该结合科技检测手段，验其新老。
(4)后仿款：仿古和作伪都有仿造款识的，有的直接书写款识，有的是用刀具在底足上刻出款识，然后填釉烧成后再打磨的。
鉴定后仿款的要领是把握真品款识的写法。因为明、清陶瓷工艺分工极细，撰写款识的工匠只负责此项工作；同时代、同一窑口陶瓷的款识多出自同一人之手。即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因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代款识字体的风格也基本相同。后仿者再高明，也往往只得貌似，而没有神韵，难以鱼目混珠。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先生，曾用通俗易懂的歌诀，总结出各种真款的特征，为鉴定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如宣德款识：
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阴篆暗阳阴。
横竖花四双单圆，晋唐小楷最出群。
再如成化款识：
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
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不越刀。
明字月尖日肥胖，成字一点头肩腰。
成化“天”字歌诀：
天字无栏确为官，字沉云漾浅褐边。
康雍仿造虽技巧，一长两短里俱干。
还有正德款识：
大字横短头非高，明字日月平微腰。
正字底丰三横平，德字心宽十字小。
年字横划上最短，制字衣横少越刀。
此外，有些伪款纯系作伪者杜撰，如“景德年制”、“洪武年造”、“大明洪熙年制”以及近年出现的“大元国至正**年造”等等，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只要了解一些陶瓷史知识，便可一望即知。
辨真伪的参考书现在市场上出版了许多，良莠不齐，选择时一定要慎重，笔者认为较好的参考书有如下几种：
(1)《中国陶瓷》
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该书为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文物教材，内容以叙述陶瓷史为主，并侧重各个时代陶瓷品种的鉴定，是一部实用而通俗易懂的教科书。
(2)《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
朱裕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该书图文并茂，文笔流畅，内容涉及东汉至清代的瓷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
陈德富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该书是作者在大学讲课时用的讲稿，条理清楚，内容规范，综合各家之长，特别适合初学者入门学习之用。
(4)《青花瓷器鉴定》
张浦生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张先生从事文物鉴定教学工作多年，研究古陶瓷颇多建树。该书是张先生积历年研究所得，内容极为丰富，资料十分详实，代表目前研究青花瓷器的新水平。学习青花瓷器鉴定，不可不读此书。
(5)《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
台湾古文化研究社1988年10月出版。原书为童依华著，综合了历来发表的陶瓷款识，资料详实。此书增加彩版，并附明清官窑款识彩版，图版虽多系翻拍，但印刷质量不错，颇有参考价值。
(6)《瓷艺与画意》
香港市政局1990年出版。该书为关善明先生个人藏品在香港展出时的图录。收录的165件藏品，均为民国时期产品。书前有关善明、刘新园、朱锦三位先生的论文，论述民国时期陶瓷的艺术成就。刘新园调查的诸多民国时期著名工匠的生平资料，内容详实，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是研究民国陶瓷的最新成果。鉴定民国陶瓷，必须参考此书。
除上述几种书外，赵自强的《古陶瓷鉴定》、李英豪的《古董瓷器》、叶佩兰的《古瓷辨识》、陈文平的《中国古陶瓷鉴赏》、李辉柄的《中国瓷器鉴定基础》、王建华的《古瓷辨赏》、笔者的《古陶瓷鉴识》等书，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资参阅。
(四)古陶瓷价值的评定
古陶瓷鉴定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评定其价值，这项任务是鉴定中最重要的。前三项仅是对古陶瓷的时代、窑口和真伪做出判断，要进一步研究古陶瓷，必须对它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评定其价值，需要有较高的历史知识、美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后，才能独具慧眼，发现真正的珍宝，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评定其价值要把握四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价值。如扬州唐城遗址曾出土过几件唐代巩县窑的青花瓷片，虽然仅有几件残片，但对研究青花的起源有重要的意义，其科学研究价值很高，所以这几件残片的身价也随之而高了。再如长沙窑和邛窑出土有铜红釉彩资料，完整无损者虽甚少，但对铜红高温釉的出现时代颇有科研价值，故也十分珍贵。二是艺术价值。如青海柳湾出土的舞蹈纹陶盆，虽已残破，但纹饰对研究原始社会的艺术有重大意义，所以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再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磁州窑马戏纹枕，是研究宋代民俗和杂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枕虽修补，但仍然被定为一级文物。还有明清民窑青花，虽有的仅是残片，但潇洒的画意，令许多艺术家叹为观止，也颇有研究价值。三是历史价值。许多纪年墓出土的陶瓷，因为有纪年可证，造型、纹饰均可作历史研究参考，所以其价值均非一般陶瓷可比。如元青花中的所谓“至正十一型”就是因为器身本身有纪年可证，为研究元青花立下了汗马功劳。再如上海博物馆收藏“金大定四年”铭文款虎形枕，对确认虎形枕造型的准确年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当仁不让地被定为一级文物。四是经济价值。这方面在国内过去不太引人注意，因为我国长期没有开放过文物市场，文物没有市场价格。在一般人心目中，仿佛凡是文物都价值连城。其实不然，文物的科研、历史、艺术价值不同，其经济价值亦有别。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文物出国展览需由保险公司保险，而保险就要求定出具体价格。因此，专家们评价古陶瓷的价值时，也不可忽视其经济价值。如有些古陶瓷，虽然很完整，但因造型、纹饰均很平淡，且传世品又很多，所以经济价值不高。景德镇青白瓷就是如此，在国际市场上流传较多，经济价值较低，几十件青白瓷的价格，还不如一件定窑白瓷高。有些品种的价格属于不正常的，如所谓“空白期”的青花瓷。陶瓷专家早就指出：空白期指的是没有带官款的明代官窑青花瓷，而“空白期”的民窑青花瓷存世颇多，早已屡见不鲜。有些收藏者连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搞清，就糊里糊涂地炒起了空白期器物，竟也引起市场价格的暴涨。尤其是国内一些初入收藏行列者，像争抢吉祥号似的，跟着抢购，但待人们都明白其中的学术含义后，其价格会按照其科研、历史、艺术价格的自然规律，归到它们自己的定位上。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3
关键词：景德镇；窑址；考古；简报
1 景德镇窑址发掘报告简介
御窑遗址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地区，总面积约54300平方米。出土遗物多为明代中期的产品，早期和晚期的较少，还发现有部分的宋代青白瓷。此次发掘中揭示出窑炉25座，其中葫芦形窑7座，馒头形窑炉15座，还有3座残损严重，形制不明，还有辘护坑6个，均在珠山南麓。
这里仅仅以湖田窑址H区发掘简报对其进行一定的介绍，此次发掘的区域是战备公路两侧的琵琶山与龙头山、南望石坞之间。主要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窑址。清理遗迹11处，主要有房基、练泥池、水井、灰坑等。获得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青白瓷、卵白釉瓷、黑釉瓷以及青花瓷器。
蛇山五代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西南21公里处丽阳乡洪家村和港南村之间的蛇山西坡上，面积约1000平方米。本窑址由于受到当地施工的破坏，堆积断面暴露清楚，地表散布大量窑业遗存。出土的器物多是青瓷碗、壶、罐、器盖、网坠等。
除湖田窑外，景德镇宋代窑址只有铜锣山、道塘里、凤凰山经过科学的发掘。道塘里窑址位于昌江区竟成镇小港嘴村委东南山林场道塘里五显庙前东北面的山坡上，面积共4000余平方米。揭示龙窑遗迹1 座、作坊遗迹2 间，出土了一批青釉、酱釉、青白釉瓷器。铜锣山窑址西南约30米处是道塘里窑址。此次的发掘揭露了作坊遗迹一处，出土大量的青白釉瓷器，偶见青釉和黑釉瓷器。凤凰山窑址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盈田村委山脚下自然村西南侧凤凰山的西北山坡上。发掘出的遗迹有墓葬、作坊和龙窑遗迹，凤凰山窑址出土遗物丰富，种类有青釉、酱釉、青白釉瓷器。
碓臼山元代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丽阳乡丽阳村礁臼山的南坡上，南侧即为昌江。本次发掘面积为189平方米，揭露出元代窑炉遗迹一座，出土了大量青瓷碗和青瓷盘。窑炉为龙窑，平面呈长椭圆形。
景德镇经过科学发掘的明代窑址有瓷器山明代窑址和观音阁明代窑址。瓷器山窑址位于景德镇市丽阳乡彭家村瓷器山的西坡。发现明代前期葫芦形窑炉一座，出土的器物主要是青花瓷器，其次分别为白瓷、仿龙泉釉瓷、仿哥釉瓷、紫金釉瓷等，主要器类为碗、盘、靶杯等等。观音阁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北郊3公里处的昌江东岸，此次发掘出土许多作坊遗迹，出土遗物多是明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器。
2 对窑址发掘中的重大发现的再思考
御窑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新的瓷器类型，这样可以确定一些传世器物的具体窑口，也可以鉴别真伪。御窑遗址中最值得研究的是掩埋落选御用瓷器制度，这些打碎掩埋的堆积坑都很有规律的显现出来。这些有规律的堆积坑已经成为考古工作者判断窑址属性的重要依据。
湖田窑址多数时间是一个民窑，但是在元代这个时期可能是官窑，湖田窑址始创是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是其鼎盛时期，元代之后开始衰落。此次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枢府瓷，枢府瓷更多的具有官窑的性质，元代是否存在官窑的争议很大，浮梁磁局控制的窑场是不是都是官窑还是部分是官窑，直到今天都很难解决。从出土的枢府瓷看，只能说明此窑场是为宫廷生产过瓷器，但是不能断定是否是官窑。湖田窑的发掘中还大量的发现文字题记，这些文字题记有人名，日期等等。这些人名题记几乎都是首次发现，为研究湖田窑制瓷业和社会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景德镇的五代窑址发掘现在只有丽阳蛇山五代窑址，从此窑址的装烧方法看，这个窑址的烧造年代比较早，都是青瓷器物，都是采用叠烧法。从笔者自身对于景德镇部分唐及五代窑址的考察来看，此处的窑址生产持续的年代很短，因为从湘湖五代窑址可以发现，这里的五代窑址中除了叠烧的青瓷外还大量出土了五代白瓷。这就证明了湘湖地区五代窑址比蛇山五代窑址延续的时间长，生产的工艺更先进。蛇山五代窑址发现了瓷器上的花押款，花押的使用在唐代已经出现，在元代达到兴盛。此款五代的花押款从图片上看，内容比较简单，刻画比较粗糙，似乎是展现出一种非常原始形式。蛇山五代窑址的科学发掘对于清楚的认识五代的制瓷技术和特点有着非凡的意义。
凤凰山窑址，经过考古分析，得出始烧的年代在北宋中晚期，下限应该是在南宋，那么凤凰山窑址对于研究景德镇北宋到南宋的制瓷工艺的演变有着积极的作用。在道塘里和铜锣山窑址的发掘中，都发现有少量的类似于五代的青瓷，这就说明了此处的窑址应该是始于五代，但是何时开始生产青白瓷还无法准确得知，这也就为青白瓷的起源提供了一个依据。
从丽阳碓臼山元代窑址发掘的情况看，首先是窑炉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龙窑开始慢慢向葫芦窑转变，葫芦窑是明代的典型窑炉，那么这个窑炉对于研究陶瓷窑炉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窑址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揭示的窑炉遗迹看，窑炉并未开窑就荒废了，说明不是自然地停烧，而是突发事件让其停烧，据报告考证是由于修建军事碉堡所致。正是由于窑炉的未开窑，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元代窑炉的装烧方法，匣钵摆放的位置，一个窑炉能装烧的数量等等。对于研究元代的烧瓷技艺有着巨大的作用。
丽阳明代窑址中发现了葫芦形窑炉，该窑炉的发现可以填补在景德镇御窑遗址发现的明初葫芦形窑和在湖田窑址发现的明代中期葫芦形窑之间的空白，完善葫芦形窑炉的演变序列。瓷器山窑址发现了大量的明代景德镇仿龙泉的青釉瓷器，这也就印证了历史上的文献记载，在明朝初年，景德镇和龙泉窑都作为宫廷供瓷的主要生产基地。观音阁窑址是迄今为止景德镇保存最好的明清时期窑址之一，观音阁窑址中最重大的发现就是遗物，首先是发现了大量的克拉克瓷残片，证明了观音阁当年也大量的烧造克拉克瓷器，分析出土的克拉克瓷片，我们可以解决许多克拉克瓷器的窑口问题。观音阁发现了“官搭民烧”的御用瓷器，这就提升了观音阁窑场的地位，也侧面证明了观音阁窑场生产的瓷器质量上乘。观音阁窑址中发现有日本纪年的瓷器，瓷器上书写“天文年造”，这大概相当于嘉靖时期，“天文年造”款瓷器应是当年日本在景德镇订烧的瓷器，由此可知日本天文年间在景德镇订烧瓷器的具体窑场。
通过十几篇景德镇陶瓷考古的相关简报，一方面了解了景德镇的陶瓷历史与文化，我们从中发现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器物，解决了陶瓷史上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丰富了整个陶瓷史的内容。另一个方面就是凸显了景德镇在陶瓷窑址保护方面的不足，景德镇有窑上千座，可是经过科学发掘的却仅仅只有十几座，没经过发掘的窑址大多都破坏殆尽，所以保护窑址已经是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景德镇湖田窑址[M].文物出版社，2007.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4
距离铜川耀州窑博物馆两三公里的耀州区董家河镇王家砭村，是梁亚萍的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所在地。
2013年，网传一辆运输25吨鲜橘的卡车侧翻在村子外面的210国道上，附近村上的人都帮货车司机拾橘子，这个村子正是王家砭村。
如今，被称为“好人村”的王家砭村又多了一个称号――陶瓷之乡。这个称号，则是来源于梁亚萍和她的耀州窑唐宋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宋陶业”）。
2016年年末，梁亚萍获得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称号。而早在2010年，她的公司已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名窑。唐宋陶业聚集了耀州瓷的近10位部级、省级大师，成为铜川市工艺、日用瓷产值规模第三大企业。
耀州窑博物馆所在地在行政归属上已归区黄堡镇管辖，这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里窑场”遗址。梁亚萍几乎每个月都要来这里观摩学习几次。“只要禚（音读：zhuó）老师在，我都要专门去拜访她。”
梁亚萍所说的禚老师，就是中国陶瓷考古界无人不知的禚振西教授。从1970年代主持耀州窑挖掘考古工作到参与耀州瓷复仿制技术研究开发，禚振西大半生与耀州瓷息息相关，是耀州瓷“三生三世” 的见证人。
前世篇：十里窑场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禚振西与记者提起当年挖掘耀州窑的往事，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1961年，禚振西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时耀州窑遗址刚刚发现不久，被确定为考古所的重点考古遗址之一。此前在1958年和1959年，考古所由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出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这次发掘，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之始。
这次窑址挖掘，清理出了8万片耀瓷标本。禚振西说：“我的幸运在于，正是这8万片窑址出土的耀瓷标本，让我开始系统学习了耀州窑的发展史。”
据史料记载，铜川旧称“同官”，属耀州管辖。耀州瓷的烧制始于唐朝。相传唐高祖定都长安后，由于铜川离长安较近，渭河的支流漆水河穿过S堡镇逶迤向南流去。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陆交通环境，使铜川自然成为那个时代官员文人能随时来去的地方。位于铜川北面的玉华宫就是唐三代帝王的避暑行宫。丝绸之路的开拓，带来了大唐帝国手工业的繁荣，大批掌握了制瓷技艺的手工艺人云集京城附近，而拥有天然冶瓷资源――优质的煤和上乘的坩子土的耀州，自然吸引来了这些制瓷艺人，耀州窑应运而生。
据《耀州志》记载，在耀州窑发展的鼎盛时期，沿漆水河两岸，黄堡镇家家都烧瓷，盛况空前，大大小小的窑炉和瓷器作坊密如蜂巢蚁穴，由南到北分布足有十多华里，“十里窑场”由此闻名天下。
唐代耀州窑只生产普通民用瓷。到了北宋，耀州窑发展到鼎盛时期，耀州窑瓷器以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品质，被地方官选作贡品送进皇宫，饰有龙凤图案的贡瓷又被朝廷当作宫中贵品送给外国使节。耀州瓷器由此漂洋过海，远走日本、波斯、朝鲜等国，声名大振。
对于有说耀州窑曾是官窑的说法，禚振西是持否定态度：“王存《元丰九域志》以及《宋史》中有‘耀州，贡瓷器’的记载。我研究了多年也证明，耀州窑曾一度只是贡窑。”
业界认为，唐到五代时，耀州瓷还在学习越窑，盏盘一类的器物要么光素无纹，要么就是抄袭越窑外刻双层莲瓣，形式比较单一，釉色也不够滋润。到北宋时，耀州窑发展成了北方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窑场，一时堪称翘楚。
在宋神宗元丰至徽宗崇宁的三十多年间，这里曾为朝廷烧制贡瓷。其制瓷技巧和活泼的风格对当时各地窑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得到广泛推广，由此形成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范围广阔的耀州窑系。据禚振西研究，耀州窑系以黄堡镇为中心，囊括了河南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广东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内乡大窑店窑等多个窑场。各窑制品均与铜川窑相似，仅由于所用原料有差别，胎质与釉色也有些微不同。
北宋的辉煌之后，因遭遇金灭北宋，耀州窑迅速走了下坡路。元明之后，被誉为“中国北方刻花青瓷之冠”的耀州窑开始沉入历史的浩瀚迷雾中，似乎成了历史的传说。
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都很难辨认清耀州窑和耀瓷的真面目。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出版的各种陶瓷著录中，均将耀州窑瓷器错认为它窑之器，在当时的图录中，耀州窑瓷器被冠以“东窑器”、“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白龙泉”等称谓。一个千古名窑已面目不清。
转世篇之一：耀州窑的发现
有时站在某个时间节点里，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人，却会产生非常奇妙的因缘关系。比如：1973年，禚振西开始主持耀州窑的发掘工作。同一年，土桥村一个普通农家出生了一个女孩。谁也没料到，这个小女孩后来会成为耀州瓷复仿制的部级大师，并且与禚振西有了颇深的师生情谊。
耀州青瓷重现世人面前是1953年。作为耀州窑“活化石”的禚振西曾专门撰写过《耀州窑的考古纪事》一文。让人惊叹的是，已经79岁的老人依然能记忆起当年发生的每个细节，对来访者能说出相关的精确数字。
据禚老回忆，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当时请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鉴定。他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大师和奠基人。他观看了这批青瓷片，感到胎釉特征与越窑、汝窑和龙泉窑均不同，发现有些刻花、印花青瓷片上饰有龙凤纹，认为应是贡瓷。遂查阅文献，找出耀州曾贡瓷的记载，怀疑可能是耀州瓷。次年，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到黄堡镇的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
这次考察是耀州窑考古调查之始，也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揭开了耀州窑和耀瓷的神秘面纱。
在这次考察中，陈万里还在当时的黄堡高小教师食堂门外找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立的《德应侯碑》，从中得知，这里曾是专祀北宋奏封“德应侯”之窑神庙所在地。此碑记载了耀州瓷的整体生产工艺，是我国最早制瓷工艺的物资料。碑文也记载了耀州窑为全国惟一的由“贤侯上章，天子下诏”、“奏土山神封德应侯”的一处制瓷窑场，可见耀州窑在中国古瓷窑中的地位之高。
禚振西清楚记得，《德应侯碑》由陈万里公诸于世后，曾有一些人前来观看和拓印。“我第一次见此碑时，也是来学校的教师食堂看的。当时这块重要的石碑就放在食堂门外的左侧，但已经将正面朝下平摆了。”学校教师告诉她，前些年是有字的光面朝上，大家当饭桌用。禚振西请老师们帮忙，翻过来读了碑文并打了拓片。
“此碑‘’期间被运到西安碑林收藏，遗憾的是已斜断为两块。今天我们所见的拓片，完整者为早年在窑址所拓，有斜向裂隙者为入西安碑林后所拓。”禚振西说自己很幸运，拥有早期的完整碑拓。
禚振西大学毕业时，一门心思想着从事自己的考古专业。“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的副所长兼书记觉得大学生资料都不会整理，就让下去搞田野调查，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不利。”于是，禚振西先在资料室整理瓷片标本。“真是幸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随意触摸这些瓷片。”两年间，她不仅完成了这批标本的资料工作，也熟知了这些瓷器的纹理、胎薄、釉匀和造型。
1973年5月，耀州窑遗址上的铜川市灯泡厂进行厂房基建工程，刚一动土就出土了一批耀瓷碎片。当时的铜川市文化馆接到报告后，派文物人员去察看，捡回了一些瓷片标本。“因识别不出时代，文化馆就将瓷片送到了省文管会汇报。”
当时，省考古所、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合并，成立了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机构设在西安碑林大院中。这些瓷片运到文管会办公室后，大家都围过来看，现场只有禚振西识别出了这些瓷片。“因此前对耀瓷已有系统认识和了解，就随手将瓷片按时代分了几堆，并一一告知其时代。大家感到出土的瓷片标本很重要，应该去发掘。”禚振西回忆说。
省文管会委派禚振西任领队，成立了禚振西、李诗桂和铜川市文化馆卢建国三人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耀州窑遗址进行发掘。
转世篇之二：历时十五年的发掘
1984年到1998年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的考古挖掘期。
其实，从1973年开始，禚振西带领的考古队就开始做了大量的前期考古工作，还主持了玉华耀州窑址的发掘，找到了耀州窑的一处新窑址，搞清了其发展史及其与耀州窑中心窑场黄堡窑的关系。发掘成果受到陕西省政府的重视，陕西省文化文物局拨出专款建立了玉华文管所和遗址保护厅。
1984年夏，黄堡镇新村农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窑，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打破了一角。铜川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陕西省文物局催促陕西省考古所派出考古队，禚振西再次主持耀州窑址的发掘，同时任领队的是她的丈夫杜葆仁。
这是一次长达十五年的全国最大规模的古瓷窑址科学发掘工作。
最初的发现，显然是令人惊喜的。1984年年底临时停工时，考古队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和窑炉，这座已有八百年历史并保存如此好的古瓷场家庭作坊，在国内尚是首次发现。他们还在不同的发掘点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时期的窑炉。“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而且还出土了预期希望得到的唐三彩和唐代低温单彩，揭示出一组唐三彩作坊，清理出三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已知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还发掘出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在唐三彩作坊中又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绿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当和建筑构件。这些都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
这些文物出土后，禚振西告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前一直主持唐长安城发掘的马德志。马德志兴奋地说：“早在五六十年代，大明宫和兴庆宫遗址都出土有唐代的绿釉琉璃瓦，但由于我们不敢确认是唐代的，担心混进去明代的东西，在编写《唐代大明宫遗址》时，没将这些琉璃瓦收进去。现在好了，在你们这里找到依据了。”
1984年耀州窑遗址的成功发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陕西考古所在遗址区征地3.6亩，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这个工作站成为国内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起的能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禚振西在这里不仅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退休后十多年也没有离开这里。
禚振西将漆水两岸耀州窑遗址中心区划为七个工作区，开展了大规模、分层位的科学揭示。到1997年，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时代的文化层，找出其间的叠压与打破关系；发掘出各时代上百组作坊基址和上百座不同结构与特征的烧制瓷器的窑炉；出土了唐至元明各时代数以逾百万计的各种陶瓷器标本，其中可复原器物有数万件。
这也是国内古瓷窑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所见遗迹和遗物最能成为完整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从唐至明八百多年的发展史，发现了各时代陶瓷产品之瓷釉品种、器物种类与造型、装饰技艺和手法、纹样图案的题材与布局等丰富内涵，为我国古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
此次发掘还首次将耀州窑古代贡瓷的历史，由北宋一个朝代扩展到五代、北宋和金等三个朝代，还解决了我国古代最为历朝皇室权贵所青睐的天青釉瓷的起源问题。
耀州窑考古的重大发现，使该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考古科研项目，还荣获了1997年中国首届田野考古奖，并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禚振西本人也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的“希尔金奖”， 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学者。
在禚振西团队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国家先后建立起“耀州窑遗址”保护厅和“唐三彩遗址”保护大厅，并于1994年建成耀州窑博物馆。这是我国最大的一所陶瓷专业博物馆。
现世篇之一：耀州瓷的复仿制技艺恢复
2015年5月，印度理莫迪到访西安，主席将耀州瓷省级工美大师崔涛所制倒流壶作为国礼相赠。这只倒流壶是在仿制古代制作式艺的基础上，对其纹饰做了新的修改和雕刻，也就是业内人士所称的复仿制作品。
其实，耀州瓷复仿制技艺的恢复，是和禚振西他们的考古发掘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据她回忆：“1973年灯泡厂发掘工作结束后，受到时任铜川市领导张铁民的重视，决定进行宋耀州青瓷的复仿制工作。考古队为复仿制工作提供了瓷片标本和造型、纹样图纸资料，促成了日后复仿耀瓷的成功。”
当时，铜川市安排了陈炉陶瓷厂和庄里陶瓷厂两个试验组，分别进行工艺技术方面的试验和仿制，但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直到1974年，由轻工业部研究院下放到陕西的李国桢工程师到陈炉蹲点，才指导试验组的工作走上正轨。
“李工是中国陶瓷科技界的前辈，此前曾成功地指导过龙泉青瓷的复仿制工作，不仅对古代青瓷的呈色机理和烧成制度有科学认识和掌握，而且有丰富的青瓷仿烧经验。他一来就指出：宋代耀州青瓷用的肯定是当地原料，应以铁做着色剂，采用还原焰烧成，不要再配其他金属化合物了。他的话，为耀州青瓷复仿制的成功指出了方向。”禚振西说：“幸亏有了李国桢的指导，此后，陈炉试制组的仿烧试验，一直沿着正确的科技和工艺开展工作。”
1976年，耀州青瓷复仿制品出炉。在1977年召开的耀州青瓷鉴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陈炉陶瓷厂仿制耀州青瓷获得成功。从此，失传了数百年的耀州青瓷获得再生。
耀州青瓷复仿成功之后，陈炉陶瓷厂推出了一批造型精美的刻花青瓷，代表作有大小梅瓶、玉壶春瓶和各式牡丹纹刻花碗。因产品问世不久，精美珍奇，数量有限，人们竞相求赠求售。
1980年代，一批学习陶瓷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陈炉陶瓷厂，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才智将耀州青瓷的复仿制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从原料选取、釉药配制、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设计到烧造窑炉和烧成制度等方面均有了全面的改进和提高，精致优美的新造型不断推出，陈炉陶瓷厂复仿耀州瓷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
从1992年开始，在复仿耀瓷的生产中，又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作坊。这些个体仿烧者几乎都从事过陶瓷生产，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世代制瓷的匠人世家，还有一些人参与过复仿耀瓷的试验与生产工作。他们的仿烧，起初用的是传统的煤烧馒头窑，虽然制作精致，但烧造时间太长，而且成品率较低。陈炉陶瓷厂从外引进了以液化气作燃料的梭式窑，烧造时间从三四天一下缩短到八九个小时，而且产品的成品率由25%左右一下提高到90%。这种烧制方法很快在复仿耀瓷的厂家中得到普及。
复仿的耀瓷，以青瓷为主流，多为复仿宋代青瓷，也有仿五代、金元青瓷，还有仿唐代的茶叶末釉、黑釉、素胎黑彩，宋金的酱釉、黑釉酱斑，金代月白釉，明代黑釉和白地黑花等。所复仿的器物种类和造型均大为增加。一些高仿品很精美，几乎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在私人企业中，唐宋陶业有限公司规模最大。这家企业还成立了铜川市唐宋陶瓷研究所，成为铜川乃至陕西由政府批准的第一家私营陶瓷研究所。2008年，铜川市政府又将铜川市陶瓷研究所定为事业单位，目的是通过他们带动陶瓷业的发展。
如今，复仿耀瓷的厂家和作坊，多集中在陈炉和黄堡，已逐渐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禚振西说：“整个发展形势正促进着复仿耀瓷鼎盛期的到来。”
现世篇之二：经济转型中的耀州瓷
1992年，土桥村的农家女孩梁亚萍高中毕业，进入离家不远的王家砭村的耀州瓷厂工作。梁亚萍根本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管理这家厂子。
初入陶瓷行业的梁亚萍起初并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耀州青瓷。“当时厂里主要是生产日用瓷，就是彩绘的白瓷。”梁亚萍说，与耀州瓷很多家传大师不同，她是在工作几年以后，才有机会跟着师傅去向陈炉的老艺人拜师。随后，她又有机会去了博物馆下设的耀州青瓷复制厂学艺。2002年4月，耀州窑唐宋陶瓷有限公司成立，梁亚萍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当时，国有陶瓷企业一家一家关闭，私人企业开始出现，梁亚萍进入的这家公司就是当时最早的私人企业之一。
其实，在1990年代，铜川市政府也曾力图拯救过国有陶瓷企业。铜川市陶瓷协会会长赵志伟告诉记者：“1990年代，市政府成立了国有陶瓷公司，当时布局很大，本意是想将6家陶瓷企业关系理顺，将产、供、销、科研攻关一体化，把铜川所有的陶瓷厂合并成一个大的陶瓷集团。但集团成立起来后，并没有形成规模，规划提了很多，最后都流产了。”
赵志伟和禚振西旁观了耀州瓷产业发展的起起伏伏，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观点：“耀州瓷走国有企业这条路走不通。”
从2002年开始，铜川市政府再次提出将陶瓷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产业来抓。赵志伟当时担任铜川市轻工局副局长，主管陶瓷产业。那几年，政府决心很大，专门发了一个关于发展陶瓷产业的文件。“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个文件对促进陶瓷产业有些推动作用，特别是从招商引资方面，给了一些政策和激励机制。”赵志伟说。
2007年，铜川陶瓷协会成立时，铜川陶瓷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处于停产状态，而私人公司、家庭作坊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之前的2005年，赵志伟所在的轻工局开始着手抓陶瓷艺术大师的推荐和评选工作。“当时省上举办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我们就推荐了几位当地有名的工匠参加了省上的评选，崔涛的父亲崔鹏就是那年评选出的省级大师之一。”
赵志伟承认，从这个时候开始，铜川陶瓷的管理部门才逐步有了培养工艺美术大师的意识。2007年，铜川举办了一次陶瓷行业市级工艺美术师的评选活动，评选出了17名市级工艺美术大师。这个评选2013年又举办了一次，选出了42名市工艺美术大师。到2015年，省上评工艺美术大师时，铜川一下子就有17名入选。
2016年，在全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评选中，王彩红、梁亚萍两人当选。“现在我们有2名部级工美大师，2名陶瓷艺术大师，3名陶瓷设计大师，其中梁亚萍等人还是‘双料’部级大师。”赵志伟介绍说。
2008年新年伊始，铜川市政府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陶瓷产业的决定》，提出以陶瓷产业来壮大旅游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但在当地陶瓷业界诸多人士看来，当年这份旨在招商引资的文件，并没有给铜川的陶瓷产业发展带来多大的作用。
2012年，赵志伟开始担任陶瓷协会会长。这一年春天，铜川市政府又专门下发了《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从财政、税费、土地、环保等方面都给了陶瓷企业极大的支持。”赵志伟说：“特别是财政每年列入500万元的陶瓷发展资金，从2013年开始，我们协会将财政给予的这笔资金用于陶瓷大师项目补贴。部级别的大师补贴10万元，省级别的大师补贴5万元，这都实打实地给到了大师们的手里。”
2010年9月，耀州青瓷烧成技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通过国家质监局验收，耀州青瓷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在禚振西看来，最近几年，铜川市政府为了陶瓷产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鼓励陶瓷技术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到各地参展，进行行业交流。去年组织企业参加南京“第51届全国工艺品交流会”和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等等的比赛，把耀州窑最新的成果展示出去。
更让禚振西感到欣慰的是，在今年铜川市的“两会”上，她看到了梁亚萍等陶瓷行业的精英当选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陶瓷行业的人有了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这会为陶瓷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改观。”
据铜川陶瓷协会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全市共有陶瓷生产、研究企业43家，年平均从业人数2831人，完成工业总产值80421万元。
“总体上，不管规模和产值，还有从业人员都是在缓慢增长中。”但在赵志伟看来：“这与市政府近几年数次提出耀州瓷要在全市经济转型中所占的经济比例的构想来看，还是有距离的。”
现世篇之三：发展的瓶颈
春节刚过，记者来到黄堡镇陶瓷产业园区的大师园。春日暖阳里，这个大师园区却寂静无声。禚振西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大师园没有设计好。”
赵志伟告诉记者，“黄堡镇的大师园还没有完全建成。这种大师园模式还是不错的，但黄堡镇的大师园规模建得确实有些小了。”产业规模太小，这是制约整个铜川陶瓷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几个工业园的情况来看，陶瓷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有限，尽管也有像火凤凰等这样的企业，但成长型的企业不多。”
2016年，梁亚萍的公司“耀瓷”“耀陶”两个注册商标被陕西省工商局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但在赵志伟看来，整个耀州瓷的推广宣传力度还是太弱。“赠送印度总理的国礼就是我们的瓷，还有黄堡生产的青釉龙纹盘成为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纪念品，但这些都是昙花一现的效应。每年就只有陈炉镇举办一次陶瓷文化旅游节，很多外地来的客商都很不解，说‘你们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藏起来，不对外宣扬呢？’我经常无言以对。”
赵志伟认为，“品牌宣传力度不够，也造成了像梁亚萍这样的部级大师的作品价格远低于其它窑同级大师的作品价格。”
禚振西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耀州瓷是通过丝绸之路发展起来的，可这几年耀州瓷利用‘一带一路’所进行的推广宣传基本为零，最尴尬的是都在国际上推广耀州瓷，我们却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我这么大年纪了，逢机会就讲耀州瓷，为什么政府不能举办个国际性的耀瓷文化节？”
“天下陶瓷一家人”是梁亚萍一直强调的理念。“我们引进了崔涛、宋小虎，还有西安美院搞造型的刘谦教授等等大师，大家在一起能互相交流学习。”在梁亚萍的工作室和公司的展厅里，记者也见到了她创新出的很多新派的耀瓷作品。梁亚萍说：“这是我每年去不同的窑学习和观摩，结合了其它窑系风格大胆尝试的作品。”
但在禚振西看来，铜川陶瓷产业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观念落伍。“耀州青瓷从上世纪70年代试制成功后，在国内外声名大振，这本来是铜川陶瓷品牌发展的最好契机，但一些管理部门和陶瓷企业的领导总认为铜川陶瓷拿得出去的就是耀州青瓷，其他的陶瓷不去想，也不去做。”她说：“别看梁亚萍他们年年出去到景德镇等地^摩学习，但就没学回来人家的大胆创新的理念。”
“人才匮乏，工艺美术大师队伍的梯队虽然形成了，但数量偏少。”这是赵志伟认为的制约铜川陶瓷产业的另一个原因。“浙江龙泉平均每1000位技术人员中就有一位是工艺美术大师，我们呢？比都不敢比。”
2016年，铜川陶瓷行业也受到经济整体下行的影响，产值和销售收入分别下降了4.2%和4.56%。梁亚萍的公司也不例外，尽管去年她的公司扩大了厂房，创新开发了高档日用瓷。对于未来的发展设想，她似乎信心不足：“最近几年，也不敢奢谈能有多大的发展规模，能保持现有的水平就很好了。”但她对耀州区政府正在设计的耀瓷文化产业园项目报以期望。“这个工业园是以我们公司为核心，集民俗作坊、陶艺展厅、玩泥赏陶为一体的文化产业体验区，会带来很好的效果。”
虽然对发展现状不大满意，但赵志伟并没有丧失信心。“规模增长缓慢，但每年还是有增长的。市政府这几年在项目引进、资金投入和税费方面的优惠，还是为铜川陶瓷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据铜川陶瓷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16年，全市新建和开工一批陶瓷项目：黄堡工业园区日用艺术瓷生产建设项目已投资1.15亿元，预计可实现产值2.5亿元；耀瓷文化产业园核心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1.2亿元，预计产值上亿元；黄堡高科技陶瓷挂板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2.8亿元，今年6月建成投产，预计产值上亿元；黄堡镇东塬将建成陶瓷小镇，预计建成产值1.1亿元；投资1.8亿元的陈炉陶瓷工业园区综合服务体系建成后预计产值也上亿元；投资1.2亿元新上两条仿古琉璃瓦生产线，预计产值在千万元。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5
“china”在英文中的含义是“瓷器”。据说，18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制造瓷器，因此中国特别是昌南镇的精美瓷器很受欢迎。在欧洲，昌南镇瓷器是十分受人珍爱的贵重物品，人们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欧洲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久而久之，欧洲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却了，只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了―而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瓷器恰好是最早受到海外倾销审查的行业之一。
1982年5月，美国“餐具紧急委员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诉，指控中国制造的陶瓷餐具以低于“公平价格”在美国市场上进行“倾销”，给美国国内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陶瓷产品实行数量配额限制。美方认为，从1980年起，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陶瓷产品就比1979年增长了195％，占美国陶瓷产量的27.8％，消费量的62％；而1981年美国进口中国陶瓷产品又比1980年增长了88％，占美国国内陶瓷产量的60.5％，消费量的11.1％由此推论，当低价的进口产品在一个价格高度竞争的市场突然增加的时候，市场本身就将遭到破坏。如果在其他进口来源并无变化的情况下，那么肯定就是低价的、迅速增长的中国产品给美国国内市场造成了破坏。
面对“美国餐具紧急委员会”的指控，我方认为，根据美国餐具市场的调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瓷餐具与美国生产的陶餐具，无论从外观、所用原料，还是从使用习惯、配套方法以及推销渠道等方面来看，都是极不相同，也不类似的，根本谈不上“形成直接竞争”。消费者选购中国餐具主要是为正式宴会餐桌上使用，而购买陶餐具则是为一般日常便餐时使用。即使在超级市场上，顾客在购买高档商品时，往往在选购中国陶瓷器皿的同时，也购买陶、制品供日常便餐时使用。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区别，餐具市场对不同餐具的价格也各异，两者并不存在价格上的互相竞争：可见，中国的瓷餐具与美国的陶餐具是属于不能相互替代的、并非“类似”或“直接竞争”的商品。
同时，美国的低价餐具市场过去一直是由日本垄断的，只是后来由于日本劳动力的昂贵而逐步由中国瓷器取代。所以，对美国来说。从中国进口瓷餐具只是取代正在逐步退出市场的日本餐具，而并不存在损害美国陶餐具的生产和市场问题。如果仅以某一国家的进口量与其国内消费量相比较，就指控进口量的绝对或相对增加，必然会影响该国的陶瓷工业，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它忽视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绝对或相对减少这一重要因素。根据以上分析，完全有理由相信，根本不存在中国瓷餐具对美国制陶工业造成威胁和“实质性损害”的可能性。
申辩书和证词在反驳中国陶瓷制品对美国制陶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还指出，随后，中国瓷餐具对美国出口之所以增长较快，主要是由于美国国会批准中美贸易协作，中国商品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必然结果。因此，这种贸易的增长，完全是两国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不是破坏美国市场。如果从扩大中美贸易，弥补中国方面的贸易逆差考虑，美国方面就更不应该对中国出口商品施加种种限制。至于美国陶瓷产量之所以逐年下降，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本身的经济不振，在于其制陶工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设计陈旧等原因所致。申诉书同时指出，美国的塑料、玻璃合成的廉价餐具正在日益取代其本国陶瓷餐具。使之越来越缺乏竞争性而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这也是影响美国陶餐具销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美国陶瓷制造商把上述种种原因已经导致的产量下降，企图嫁祸于中国，指控从中国进口陶瓷制品对他们造成损害，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于1982年日月对本案裁决时以4票反对、1票赞成否决了“美国餐具紧急委员会”对我国陶瓷餐具“倾销”的指控。
“市场经济国家”之辩
缝制帽子反倾销案是我们第一次向美国政府提出按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来审理和裁定我国反倾销案件的案件。
1988年5月，美国帽子协会提出，认为中国企业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向美国出口缝制帽类。对美国帽子制造业造成了损害。为此，美国商务部两次派人到中国，一次是对有关企业进行实地考核，一次是派商务部的高级官员对我外贸改革和市场经济问题进行考察。美方对我国外贸企业从1985年至1988年的生产情况和出口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尤其对购买原料和销售成本定价的方式。劳资关系等做了十分详细的了解和取证。结果认为，我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在美方考察人员看来，26个涉及的生产企业中，4个是国有企业。虽然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但企业仍然无权出售企业的财产和更换企业所有权，政府依旧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很难将其认定为市场经济企业行为。同时，帽子的原料投入主要是棉布和化纤，而中国的棉花生产受政府的计划控制，50％棉布消费者是政府购买行为。因此，美国商务部认为政府对棉花的生产和价格具有影响力，生产企业也没有充分证据说明生产所需的棉布价格是由市场定价。再加之此案发生之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仍由国家垄断，人民币亦不可以自由兑换，外贸企业的大部分外汇收入要按政府官定汇率上缴国家。所以，美国商务部认为，由于我国的外汇留成计划，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政府对棉花市场的控制和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等问题，我国的帽子行业仍属国家控制的经济组成部分。
美方对我们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认定，让我国企业在案件中处于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为此，我方将案件诉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我方认为，据1985年至1988年的三年调查期间的主要经济指标显示，美国国内的产业状况良好，生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帽子消费数量和价格都有明显的提高。劳动力方面，除1985年至1986年间有雇员的小量下降，但1987年至1988年则有明显回升，固定工人上升5％，临时工上升5．7％。同样，净销售增长稳定，1985年为1．55亿美元、1986年为1．62亿美元、1987年为1．74亿美元。营业收入也稳定增长。所以，美国国内生产稳定，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雇员和利润均处于上升状况。没有理由和迹象表明美国国内的制帽行业受到了实质性损害。最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支持了我方的诉讼理由，认为我国虽不能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但我国的制帽企业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同行业，我国胜诉。
胜诉的苹果
美国苹果协会于1998年底开始联合美国同类企业中国苹果汁低价倾销，并在1999年初向美国商务部递交申请，诉我国苹果汁倾销，要求对其征收高达91．84％的反倾销税。该消息传
到国内后，我国近50家苹果汁生产厂家于1998年底和1999年初两次聚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把对美出口价格上调，不再相互恶性竞争。
同时，面对美方，以烟台北方安德利为首的10家国内企业决定应诉。1999年7月，应诉的中方企业聘请富有反倾销经验的美国本土律师米歇尔负责协助应对这场官司，由于美国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米歇尔律师帮我们企业从最基本的国际商务报表开始完善应诉材料，并在世界各地搜集对我方最有利的苹果替代价格。
我国的外经贸部也发函给美国商务部，表示“强烈希望中方企业能在此次诉讼申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美商务部迫于中方的压力，1999年11月将本案初裁为，烟台北方安德利的进口税率初裁为o，其余企业的初裁税率从9．85％到38.86％不等，所有应诉企业的平均关税为14．88％，这些税率远低于美国苹果协会所要求的91．84％的水平。
对于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初裁结果，美方企业很不满意，他们于是在苹果替代价格和生产成本上做起了文章，并向商务部递交了终裁申请，要求改判。美方企业利用我国未在美国获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劣势，在寻找第三替代国产品作为审查、核算依据时，将并非苹果主产区的印度北方苹果价格作为替代价格。为此，我国企业派专人赴印度搜集美方认定的苹果产地相关情报和浓缩苹果汁生产情况。
2000年1月美国商务部派出了4位专家到我国苹果主产区山东和陕西进行实地考察。我国企业以极大的诚意积极配合考察，从而使考察专家都在有利于我方的应诉报告上签了名。随后，2000年4月，美国商务部终裁：应诉的中国企业的终裁税率不增反降，不同程度地调低了各应诉企业的关税率。
鞋蝗虫的“第四种方式”
温州鞋已经成为了欧洲制鞋行业的梦魇，频繁发生的烧鞋事件足以证明欧洲人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威胁有多么的恐惧与厌恶。温州市外经贸局公平贸易处副处长周小平透露，温州至少有1／3的出口企业遭遇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不过，康奈集团是例外。
康奈是英国沙雀技术研究中心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会员。沙雀技术研究中心是位于英国的一家全球性权威鞋类认证机构，除制定国际认可的鞋类技术标准和提供咨询外，还能确保遵照欧洲健康与安全、环境服务等最新立法，协助各国设置ISO、SA等系列认证系统。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认为，加入沙雀技术研究中心就能够让我国企业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从而让别国企业来接受我们的标准。
为此，郑秀康投资1000万元，邀请沙雀技术研究中心为康奈集团建立世界级鞋类研发设计中心，帮助康奈成为国际认证和检测机构的俱乐部成员，跻身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行列，让康奈在破解技术性贸易壁垒时由被动者变成主动者。
陶瓷考察报告范文6
课程改革卓越计划陶瓷工艺学一、课程改革意义
教育部于2010年6月正式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简称“卓越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对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全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辽宁科技大学于2011年9月获批教育部“卓越计划”试点高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为试点专业。国家、省、校对本专业发展的重视，给全体专业教师对学生工程实践能力进行深入培养注入了强大的源动力。
在专业骨干课程《陶瓷工艺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现在的大学生整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无论教师在课堂上如何倾尽全力地讲授，都不能完全地调动学生的全部兴趣，无论是在讲台上讲，抑或是走到学生当中去讲，无论是绘声绘色的讲，还是音调忽高忽低的讲，无论是精美图片的展示，还是工艺视频的播放，总是有学生木然地呆坐，或是看似学习着总也学不够的English。在课堂教学中，有十几名学生与教师进行着眼神的交流，或是能够简单回答教师的提问，我们就感觉到很幸福，觉得被人尊重，觉得起早贪黑的备课都是值得的，觉得没有辜负学校对我们的信任。
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已达2484个，在适龄生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对学校和本专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是优秀的、卓越的。通过对课程的综合改革，学生能够对《陶瓷工艺学》这门课程更加感兴趣，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多学一些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对得起毕业证上的专业名称。
二、综合改革内容
1.教学方法改革
改革教师照本宣科、填鸭式教学，为学生借助多种工具、资源自主学习方式，最大限度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采取教师讲授与学生分小组学习、讨论相结合，课后作业与课内演讲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其综合能力的提高。
将全部学生分成8个学习小组，首先由任课教师讲授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然后每组学生分别重点自学1个章节的内容，它们是：陶瓷原料、陶瓷显微结构及性能、坯料计算、坯料制备工艺、成型与模具、釉料性质及制备工艺、烧成与窑具、日用陶瓷缺陷分析。学生查阅相关文献，制作幻灯片，并在课堂上对全体学生进行讲解，自学和演讲的心得体会形成自学报告，教师对全过程进行点评，课程结束后对核心知识进行书面闭卷考试。
通过小组辅导了解学生自学的进展和小组活动的有效性。通过小组演讲，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出来，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勤于思考，锻炼了学生的演讲、组织、创造、自主学习、制作幻灯片、实践动手、科学研究和解决问题等能力。参与小组活动，学生可以提升陶瓷工程师应有的能力，以及形成对未来成为陶瓷工程师的一些想法和规划。
2.与实验相结合
与课外的“陶瓷工艺综合性实验”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学生掌握陶瓷三大基本原料，熟悉配料的计算过程，掌握石膏模具的制作过程，实际进行陶瓷制品（杯、壶、碗、人物、动物等）的制作，并对其进行强度、白度、光泽度等相关性能检测。理解制品缺陷产生的原因，修补方法，外观质量检验等工程实践知识。任课教师全程跟踪参与，与学生良好互动，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
3.增加实践环节
“卓越计划”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二是学校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三是强化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我们带领本专业2011级全体学生深入到实际生产现场，学生能够将实际观察与动手相结合，在制作过程中学习，学习真正的日用陶瓷生产工艺过程，先进的陶瓷生产、检测设备。到生产厂家去学习、讲课，这是最货真价实的实践，完善对学生的卓越工程师基本技能的培养。
通过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学生掌握陶瓷的生产工艺过程和基本原理，普通陶瓷和高温结构陶瓷的主要品种及应用，培养陶瓷行业的卓越工程师。
三、结束语
在《陶瓷工艺学》课程的综合改革过程中，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分组学习，受到科学研究、产品设计等方法和技能的基本训练，培养卓越陶瓷工程师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为人生合理规划和生产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师生及时交流，互通有无，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满乾，尹敏.“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践与成效[J].中国电力教育，2011，（25）：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