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范文1
一、20世纪前期的汇率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之前）
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各国终止银行券与黄金的兑换，禁止黄金的出口，这也标志着盛行了约30年的国际金本位制的瓦解。此后直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这一段时间内，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无序阶段，浮动汇率制度居于主导地位，汇率波动频繁，各国争相实行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这一期间，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汇率理论就是纸币本位下的国际平价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The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和利率平价理论（The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
虽然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的Salamanca学派，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Cassel）才对汇率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和深入地阐述。这一理论基本解释了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通货膨胀而引起汇率的变动，并且为各国在战后确定均衡汇率水平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这一时期除价格水平外，各国的生产、就业和资本流动的波动都对汇率和国际收支产生了很大影响，购买力平价理论就很难对该期的汇率波动进行解释。人们认为各国的汇率水平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实际因素，也有名义因素。此外，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购买力平价的检验也很困难，如价格指数的选择就难以做出。而且，如果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则其所对应的购买力平价的本质也就不同。例如，美国的经济主要是建立在知识信息产业上，它的购买力平价（ppp）值和通货膨胀率与宏观经济量的相关性就比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小。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大量研究表明，汇率服从随机游走，从而进一步导致对购买力平价的否定。而在最近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对均值回复、实际汇率的稳定性或购买力平价估计方程的残值稳定性进行了广泛的检验，但是其结论各有不同。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短期内，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都不成立。许多学者使用一个长期的样本数据（同时包括固定汇率制期间和浮动汇率制期间，有的甚至追溯到金本位制期间）和平行数据（paneldata），得出的结果支持相对购买力平价在长期内是成立的。随着汇率理论和计量方法研究的继续发展，对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早在1889年，劳兹（Lotz）在观察维也纳远期外汇市场的交易时就考虑到用利率差来解释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之间的关系。但是直到1923年，凯恩斯（J.M.Keynes）在其著作《论货币改革》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即利率平价理论。该理论认为两国间的利差导致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其对汇率，尤其是短期汇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利率平价包括所谓非抵补利率平价（UIRP，uncoveredinterestrateparity）和抵补利率平价（CIRP，coveredinterestrateparity）。
经济学家们（如Frenkel和Levich）用各种方法对利率平价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对于CIRP，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基本上都是成立的。Clinton对CIRP与交易成本进行了检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而对于UIRP，通过理性预期来解决即期汇率的预期数据无法得到的问题，然后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但大多数的检验结果并不支持UIRP.例如，一些经济学家曾采用所谓时间域向量自回归技术（time—domainvectorautore-gressiontechniques）对UCIRP进行实证检验，但其结果是拒绝UCIRP.而通过CIRP和UCIRP模型，可直接推导出远期汇率是预期的未来的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的假设，即无偏性假设（UnhiasednessHypothesis），但是大量针对无偏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拒绝它。
尽管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人们对它们的论证和改进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在对它们的论证和改进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理论。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是现代汇率理论的先驱，是新的理论的思想基础。
二、20世纪中期的汇率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期间）
汇率的决定问题是这一时期汇率研究的重点问题，它主要是研究国际收支的失衡是怎样通过汇率调整来实现均衡的。
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汇率和国际收支的主要模型只涉及到经常账户，同时汇率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一个固定参数，不考虑预期因素。最早的经常账户和汇率的模型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弹性论，主要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研究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如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Condi-tions）和J曲线效应（JCurveEffect）等。
由于弹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1952年，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亚历山大（SidneyAlexander）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吸收论，该理论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和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收支调节的相应政策主张。
在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ll-dell—FlemingModel）研究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效果，强调一国怎样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这一思想是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Meade）的政策搭配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三市场经济。
而建立在货币主义学说和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货币论，最早是由卡根（Cagan）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认为汇率是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而不是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强调货币供求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货币的供求状况是引起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它把货币供给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在货币需求稳定的条件下，国际收支的逆差就是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货币的需求量，因此，国际收支的不均衡可以通过国内货币政策来解决。财会
三、20世纪后期的汇率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均采用了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因此，经济学家们对汇率进行理论分析的重点从固定汇率制下国际收支的决定或由于汇率调整而导致国际交易的调整开始转移到汇率的短期和长期的均衡的决定方面。
在这几十年里，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账户的交易远远地超过了经常账户的交易，经常账户的模型不再适合国际环境的实际情况，无法解释汇率的短期波动，且传统的自主易和补偿性的定义不再适用。资本流动在汇率决定模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汇率被看作资产的价格，由资产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弹性价格的汇率货币模型（Flexihie—priceMonetaryModel）、粘性价格的汇率货币模型（Sticky—PriceMonetaryModel）、资产组合平衡模型（PortfolioBalanceModel）和货币替代模型（CurrencySubstitutionModel）。
弹性价格的汇率货币模型依赖于购买力平价条件，假定充分就业，工资和价格完全弹性，在两国既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条件下，汇率由两国货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来决定。
但是，根据实证检验，购买力平价在短期内很难成立。因此，多恩布什（Dornbusch）提出了粘性价格货币模型，它修正和扩展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和传统的弹性货币模型，解释了汇率超调现象。
以布朗森（Panso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在两国资产不满足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由于两国资产的风险不同，汇率受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共同影响，故不能忽略国内外债券市场的均衡的调节。因此，他们提出了资产组合平衡模型，以进一步修正货币模型。
而货币替代模型则从另一个角度修正了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它假定国内和国外货币不完全替代，货币替代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影响汇率的波动。
由于汇率的剧烈波动导致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策决策者们积极讨论在主要货币之间确定汇率目标区以代替浮动汇率体系，由此产生了汇率目标区理论。对汇率目标区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一群经济学家们，他们系统地研究了汇率在目标区内的变化，指出目标区内变动的两个特征：一是蜜月效应（honeymooneffect）；二是平滑移动条件（smooth—pastingconditions）。由于实证检验的结果较差，克鲁格曼和斯文森（Svensson）等又进一步扩展了汇率目标区模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开始，以克鲁格曼、奥布斯特弗尔德（Obstfeld）等为主的经济学家对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危机的爆发原因和传播、扩散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以克鲁格曼1979年阐述的由于基本因素而导致的货币危机理论、奥布斯特弗尔德1986年的预期自发引致的货币危机理论和最近对东南亚货币危机的有关理论解释最具代表性。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市场有效与理性预期理论与以上的理论不同。其特点在于它不是从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出发，而是从引起市场波动的直接原因——新闻消息入手。假设投资者的主观预期与以一组含有所有可公开得到的信息为条件的数学期望相同，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手段，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来解释外汇市场即期汇率的波动原因和规律，以及预测即期汇率。
有效市场的最初概念是由法玛（Fama）于1965年提出的，用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研究，后来又由被其他经济学家引入外汇市场。在一个有效的外汇市场上，汇率（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必须充分地反映所有相关和可能得到的信息，投资者不可能赚得超额利润，均衡价格是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形成的，市场是所有信息的敏感器，调节着价格的变动。但是，实证检验拒绝了有效市场的假说，学者们从外汇市场的“投机泡沫（speculativebuhbles）”、“比索问题（pesoproblem）”、“风险贴水（riskpremi-um）”和“新闻模型（flewsmodel）”等来解释检验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的失败。投机泡沫是由于初期汇率偏离基本因素所决定的水平，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导致汇率泡沫进一步成长；比索问题实际上是如果有导致汇率大幅度波动的小概率事件存在，样本分布不可能是正态分布，对外汇市场进行标准的检验就否定外汇市场的有效性；风险贴水是远期汇率并不是将来的即期汇率的无偏估计，它是对外汇市场有效性假设前提的否定；新闻模型则是指在预期的期间内有宏观基本因素非预期因素的出现，这些未预期到的新闻导致汇率变化莫测。
四、汇率研究的未来展望
“混沌模型（ChaosModel）”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对汇率进行解释的新的方式，它是由自然科学中的混沌现象引入到汇率理论的研究中来，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混沌理论模拟汇率走势。但是，通过实证检验，该理论对汇率的解释仍然是有限的。财会
对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即从市场特征和市场交易者的实际行为出发，包括交易量、交易者的异质性的行为、交易的时间和地点、竞价价差、汇率波动的幅度，同时也考虑到市场结构的分析是当今汇率研究的另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一些经济学家已对此进行了尝试，FrankelandRose就建立了一个关于以图表分析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交易者与基本经济因素分析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交易者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但实证结果还不理想。
此外，博弈论（GameTheory）也是汇率理论新兴的发展方向，经济学家对汇率的研究不再拘于价格制度领域，转而研究人与人之间（如相同或不同的投资者之间，主导者与跟随者之间，风险中性者之间，风险偏好者与风险厌恶者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相互反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博弈论被用于对货币危机理论、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国际汇率政策协调等的研究中，国内和国际货币领域中的博弈均衡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共同追求的目标。
随着统计学发展，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得到了提高，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则为汇率的研究提供了先进快捷的数据处理手段。例如，在对汇率问题的实证研究中，人们采用协整（cointegration）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model）、普通最小二乘法（OLS，ordinaryleastsquares）、广义最小二乘法（GLS，generalizedleastsquares）等计量经济学方法来验证理论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汇率论文范文2
近来，美国一部分人不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发难。2002年起，先后有美国制造商协会(Preeg,2002)、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公平货币联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称，中国进行汇率操纵，使得人民币汇率较购买力平价严重低估，阻碍了美对华出口，造成美中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因此要求美国政府积极交涉乃至寻求WTO争端解决。本文通过对IMF和WTO法律文件的分析认为，这些责难缺乏依据、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并不违反IMF和WTO规则。
根据1944年6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建立了IMF管辖国际金融体系(主要为汇率制度和外汇措施)，成立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负责战后重建和发展，而负责贸易规则的任务后来落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身上，后者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协定，第三部分回顾中国加入世贸谈判情况，最后分析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
一、从IMF对汇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汇率制度规定
1973年8月15日，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告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体系进入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体系并行的时代。应美国的要求，IMF相应修订了协定，有关汇率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IMF协定第四条、第八条第四款和第十四条。
第四条第1节规定了会员方的义务：应努力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来达到促进有序经济增长的目标，既有合理的稳定的价格，又适当照顾自身国情；应避免操纵汇率或者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方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努力创造有序的基本经济和金融条件和不会产生反常混乱的货币制度去促进稳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号监管决定解释：汇率操纵是指长期、单向、大量干预外汇市场。
第四条第2节规定了汇率制度的种类，包括：(1)一个会员以特别提款权或选定的黄金之外的另一种共同标准，来确定本国货币的价值。(2)通过合作安排，会员方使本国货币同其它会员方的货币保持比价关系。(3)其它外汇安排。这样，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条第四款规定会员应当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避免限制经常项目支付，避免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货币汇率，兑换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接受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八条款国)。但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第十四条第2节规定，经IMF批准可以暂时维持现行外汇限制(援引该条的国家称为第十四条款国)。
(二)IMF对汇率的监督
为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政策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覆辙，IMF被赋予了监督国际汇率制度的职权。IMF协定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有权监督指导会员方汇率政策。第二十六条第2节等规定，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IMF的裁决，IMF可以处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资格，乃至经85%的投票权表决逐出IMF，但并不存在类似WTO争端解决程序或交由WTO解决的先例。同时，第四条第3节规定，IMF汇率的监督指导，应该尊重、关注会员方内的国情及社会和政治政策。
IMF对成员国的审查监督每年进行(称为第四条款磋商)，重点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也审查第八条款国的汇兑措施是否违反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第十四条款国取消外汇限制的条件是否成熟。在实际监督中，IMF在汇率水平上态度灵活，更多地尊重东道国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人。甚至在危机前后，IMF对汇率水平是否恰当多与东道国充分协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中，IMF没有强求这些国家调整汇率水平，直到市场力量迫使政府放弃不现实的汇率水平。
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却是世界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IMF在《2004年世界经济展望》中批评美国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政策，认为这是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
(三)基金组织中固定汇率制度成员多于浮动汇率制度成员
在现实中，各国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状况自主选择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根据IMF《2003年度报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种汇率制度，按照汇率弹性从小到大分别为：没有本国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货币发行局制度、传统的钉住汇率安排、平行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浮动、无区间的有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在187个IMF成员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别为41、7、42、5、5、5、46和36个。通常前6类归为固定汇率制度，后2类划入浮动汇率制度，这样，IMF会员采用固定、浮动汇率制度分别为105和82个，固定汇率制度占多。
纵观世界各国，汇率的弹性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基本呈正相关。在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专利。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自由浮动汇率，但多数寿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员改变汇率制度多达78次，其中放弃自由浮动的为Z7次，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别有10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新兴市场国家从自由浮动转向无区间的管理浮动，自由浮动的成员从1999年的48个减少到2003年的36个。
理论上说，除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外，其它汇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预。实际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不管，差别在于干预的方式、频率和力度。极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对汇率采取“善意的忽视”，但是偶尔通过官员“放风”来引导汇率走势。而另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综合考虑利率和汇率的货币状况指数进行调控，有时(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直接入市干预。还有些国家采取间接干预，如通过调控利率调节汇率。总之，对汇市的干预是各国进行宏观调控和维护稳定的汇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
衡量币值高估还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双边汇率为基准，而应以多边汇率作参照系，而IMF等国际组织普遍采用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据测算，从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论是出口还是净出口，与中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较大，而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随美元处于最为坚挺的时期，但中国出口增长27.8%，进口增长35.8%；相反，2003年，人民币汇率随美元走软，出口增长34.6%，进口却增长39.9%，外贸顺差同比缩小了16%。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度，机构和个人买卖外汇都通过指定银行进行。指定银行又根据核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上下限，将多余或不足的外汇头寸，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平补，进而生成人民币汇率。该汇率制度是单一汇率，没有歧视性汇率安排。银行间外汇市场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银行依靠法律和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供求关系，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汇率稳定，是中央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阻碍国际收支调整或获得所谓“不公平”竞争优势。在每年第四条款磋商中，IMF从未对我国汇率制度安排提出异议，也证明了目前人民币汇率是符合IMF协定的。
(五)外汇储备的标准
美国和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银行的标准，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国不公平竞争优势，这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世界银行并不管辖外汇储备标准。相反，根据WTO有关规定(见第二部分)，缔约各方应接受IMF对外汇储备的结论，而IMF对华第四条款磋商没有质疑中国的外汇储备。其次，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所谓的外汇储备占进口的25%，只是一个最低要求。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低于这一标准，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第三，储备水平还要考虑许多因素。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资本流动的因素。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影响储备的因素，还应当包括偿还外债和维持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高达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负担。因此，中国的外汇儲备需要维持较高的水平，以维护投资者信心。
此外，中国的储备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而非贸易顺差。从1990年代起，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国吸收FDI超过4500亿美元，外债流入1800亿美元。这些资本流入中有许多最后反映为外汇储备的增加。因此，外汇储备中只有一部分来源于贸易顺差，更多的部分来源于资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国际收支中的资本和金融帐户顺差达到800.1亿美元，而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33.5亿美元。
二、从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看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WTO对外汇事务的规定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还达成了一系列的多边协议和协定，构成了当今国际贸易行为规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关系有所发展。WTO涉及外汇安排的条款，新添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等协定。具体规定如下：
1.货物贸易领域。WTO成立后，根据《WTO关于与IMF关系的声明》(以下简称《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规定，WID与IMF的关系基于规范GATT1947缔约方全体与IMF关系的条款。因此，在货物贸易领域，WTO与IMF关系遵循GATT与IMF的关系。GATT章节涉及外汇事务的实质性规定主要有国际收支保障条款以及外汇安排，内容如下：
国际收支保障条款。GATT第十一条、第十八条分别授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采取进口数量限制和征收关税附加税(称为国际收支保障措施)。为防止滥用国际收支保障措施，GATT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困难和储备下降及两者的威胁，或者储备过低，而国际收支和储备状况由IMF认定，GATT缔约方全体都必须接受IMF的结论。
外汇安排。GATT第一条规定，在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全部规章手续方面，成员必须对其它成员实行最惠国待遇。对外汇措施来说，这与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条对成员的外汇安排进行了规定。第一款规定，GATF应与IMF进行合作，以便双方在IMF管辖范围内的外汇问题和GATT管辖范围内的数量限制和其他贸易措施方面相互协调政策。第二款规定，在外汇安排问题的所有情况下，缔约方全体应与IMF进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结论。第4款规定“成员不得通过外汇措施而使本协定的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也不得通过贸易行动使《IMF协定》各项条款的意图无效。”第5款规定，如果一成员的外汇限制与本协定对数量限制所规定的例外不一致，缔约方全体可以向基金报告。第8款规定，本协定不阻止一缔约方依照《IMF协定》，使用外汇管制或外汇限制。
GATT上述条款说明：GATT管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而外汇事务基本由IMF管辖，但双方应当互相协调政策。GATT缔约方有关储备、国际收支、外汇限制、货币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应当要提交IMF裁决。一GATT缔约方可采取符合IMF协定的外汇限制，不受GATT管辖。
2.服务贸易领域。GATS涉及外汇安排的是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此外还包括《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和《金融服务协议》。GATS第十一条明确了WTO和IMF在服务贸易项下外汇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辖权，指出，任何规定不得影响IMF成员在《IMF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采取符合《IMF协定》的汇兑行动；除在严重国际收支困难或其威胁的情况下外，一缔约方不得对与其具体承诺有关的经常项目交易的国际转移和支付实施限制，也不得对任何资本交易设置与其有关此类交易的具体承诺不一致的限制。同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对金融服务管辖范围进行了限定。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机关和任何其它公共实体为推行货币或汇率政策而从事的活动属于“在行使政策职权时提供的服务”，不在GATS涵盖范围内，因此不受WTO管辖。“金融服务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银行。因此，GATS中关于外汇事务的条款，基本与GATT一致，均未涉及汇率制度。根据GATS第十二条，对服务贸易采取国际收支保障措施时，是否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和对外财政困难或其威胁，也应接受IMF裁定。
3.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领域。TRIMs附件第二条规定：不得要求企业自求全部或部分外汇平衡(外汇平衡条款)。因此，WTO对发展中国家通常使用的经常项目外汇管制手段之一—外汇平衡条款享有管辖权。
综上所述，货物贸易项下，WTO成员的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是IMF的管辖范围，WTO必须接受IMF结论，即IMF对外汇管制和汇率制度享有单独管辖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的外汇管理方面，IMF拥有管辖权，但WTO也对与成员的极少数具体服务开放承诺有关的经常性、资本性国际交易外汇限制和外汇平衡措施分享管辖权。汇率制度则是在IMF单独管辖范围内。
(二)中国加入WTO有关外汇问题的谈判情况
2001年6月，WID中国工作组会议的多边谈判在日内瓦恢复。会上，美国要求在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加入外汇事务的条款，旨在将中国的外汇事务纳入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外汇问题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国向WTO承诺外汇安排，开放部分资本项目，提供外汇管制的完全信息。对此，中方认为，外汇事务应当由IMF管辖，并不在WTO争端解决机制范围内。因此，中国就此问题与美方进行了多次双边磋商，WTO中国工作组举行了八轮多边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最后各方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删除了要求中国承诺外汇制度，包括汇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国工作组报告有关汇率制度见第31—32段。文中，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即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WTO成员(包括美方)当时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当然，如前所述，GATT规定成员应当转向IMF提出)。2003年对中国的过渡审议机制各成员也未涉及中国汇率制度和政策问题。
(三)以美中双边贸易逆差为依据指责中国使WTO协定意图无效是对WTO多边规则的曲解
Preeg据第十五条第四款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得GATT条款的意图无效。因此违反了GATT规则。这是对WTO协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组织，它判断贸易问题、解释WTO协定是从多边角度着眼的。[因此，纵然中美双方对双边货物贸易赤字的统计存在分歧(双方差距超过3—4倍，见Bronfenbrenner等人的总结，第74页)，对WTO来说，强调的是一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总差额。即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如美国所称，在2003年超过1346亿美元，但是，中方对日本和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却是大量的贸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国的货物贸易总顺差在2003年只有255亿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来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务贸易赤字(2002年约为68亿美元)，则比例还会更小。因此，中国外汇安排没有使WTO协定的意图无效。换言之，美方从中美贸易赤字角度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违反WTO规则，本身就是站在狭隘的双边角度，并不符合WTO规则。
其次，姑且不说WTO管辖权问题以及何谓GATr条款的意图，如果完整地看，就会发现第4款实际上要求成员在贸易措施和外汇措施上相互协调，是一个平衡条款。GATT进一步解释：“‘使…无效’一词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协定任何条款文字的外汇行动，如在实际中不存在明显偏离该条款的意图，则不应被视为违反该条款。因此，一缔约方符合《IMF协定》而实施的外汇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结算使用本国货币或IMF一个或多个成员货币的缔约方，不会因此被视为违反第11条或第14条。”换言之，GATT第十五条第四款是为了防止外汇措施明显偏离GATT条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断章取义。
再次，WTO并不管辖汇率制度。Preeg认为，根据第十五条关于WTO可与IMF充分磋商的规定，美国可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条规定，在磋商中，“缔约方全体应接受IMF提供的关于外汇、货币储备或国际收支的所有统计或其他事实的调查结果”，即WTO听从IMF裁决，既无规定也无先例将外汇安排纳入争端解决机制。
三、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贸易问题的关系
(一)绝对购买力平价不能作为评估汇率水平的依据
撇开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问题，人民币是否汇率低估的问题，涉及汇率的参照系选取问题，也就是汇率决定理论。Preeg提出人民币汇率较绝对购买力平价低估了40%，就此认为中国取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购买力平价理论着眼于商品市场，从货币的交换职能出发，把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作为确定各种货币之间比价的一种汇率决定理论。自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Cassel)提出该理论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检验，目前基本共识是，长期来看相对购买力平价基本成立，即汇率水平由国内外相对物价水平决定；绝对购买力平价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进行跨国比较的指标，不能作为确定汇率水平是否合适的依据(Visser，2002)。从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经济越不发达，汇率对绝对PPP偏离越大。
名义汇率对PPP的偏离度
经济体类型汇率对PPP偏离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员-37%
OECD成员-12%
来源：1.汇率：《国际金融统计2003》，IMF。
2.PPP：《世界发展报告2003》，世界银行。
发展中国家汇率与PPP偏离度较大的原因包括：现实情况与PPP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有很大距离；非贸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国的比例约占50%)；国内外生产率变动存在差异，产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各国消费结构不同和偏好变动；PPP测算技术、资本流动、预期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相对购买力平价大体相符
直接将相对购买力平价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外贸市场多元化的高速增长的转轨经济国家并不可取，需要进行四项修正(或扩展)：用多边相对价格变动(dP*／P)替代双边价格变动、计算生产率差异(dδ，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考虑关税减让(df)和出口退税率变动幅度变化(dv)的影响。同时我们采用贸易大体平衡的年份的汇率作为基期汇率，得出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式为dsppp=d(P*／P)+dσ-dV+df，我们称之为人民币PPP的生产率—市场化修正模型。据此估算出，以1987年汇率为均衡汇率(当年贸易逆差占GDP的-0.3%，则1998和2002年，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分别为8.37和7.52元／美元，名义汇率分别高估1%和低估9%(温建东，2004)。考虑到2003—2004年中国通货膨胀、出口退税率下调、关税减让、资源瓶颈制约生产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两者的差距将大大缩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明显的低估。
(三)中美贸易赤字增长的主要原因
汇率论文范文3
去年九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及G7会议结束后，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升值的压力并未因争论的平静而减弱。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对美贸易顺差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新增约600亿美元，扣除FDI和贸易顺差，大约又有300亿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加上去年600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共9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此外，民间还有近2000亿的美元资产。这将带来通涨压力。
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再次加息0.25%，这当然是好消息，因为这似乎加大了中国调整利息的空间，看着这几个月CPI的走向，主流观点都在预期加息。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经济学分析
人民币是否升值，以下是几个主要几个因素：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根据张斌（世界经济黄皮书：2003-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用H-P滤波法估算，近几年人民币年平均升值2.6%，2003年上半年被低估6-10%，按此推算，至今年七月约被低估了11%左右，这是较为保守的估计；张欣（美国托雷多大学教授）的计算为22.5%；另有一些学者表示可能低估了30%以上。综合的分析表明：人民币被低估了15~20%是客观存在的。
目前，亚洲外汇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一年期无本金交割合约（CNYNDF）的贴水为2300点（相当于1美元兑8.05人民币）附近，说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很强。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1.98%（扣除利息税为1.58%），而美元联邦基准利率经过六月份以来的三次加息，已达到了1.75%，已稍为超过了人民币，但如果考虑境内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人民币的一年期贷款利率5.31%，利率差异依然存在。当然，利率差异的缩小，正好弱化升值预期，给汇率的调整创造绝好的机会。共900亿的短期美元投机热钱和民间近2000亿美元潜在换汇风险，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买入后用短期债券（央行票据？）来对冲是无法化解的。国内的通货膨胀预期高达到4~6%并有强化的趋势。这两方面都支持人民币升值。
鉴于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是管制的，从汇率理论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保持人民币不升值，其升值压力就会并正在通过通货膨胀释放出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六、七、八连续三个月达到5%，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材料也明显上涨。
通涨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都找得到：总之是有人欢乐有人愁。老百姓要遭殃，表面上受益的是作为最大的债务人的政府，但最后经济会受到严重打击，不会有赢家。
三．汇率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不需着陆
软着陆原指是航天器在返回地面时依靠外部装置（如减速伞）降低飞行速度，从而实现安全着陆。但是，经济在起飞，强行让它着陆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损失。治理经济过热（如果说存在的话）要对症下药，而不是动不动就进行经济迫降。这好比一个人发热了，不管是肺炎还是感冒，把人放进冰窖里一冻，表面上是退烧了，炎症并没有消除（我称之为冰窖效应）。结果，人闹得奄奄一息，也许还落下了更严重的痼疾。
上半年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用货币政策后又采取了行政手段，在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经济学家们又在争论能否实现软着陆，其中樊刚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的争论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学者（如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争论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没有意义，因为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显然，仅仅通过GDP的增长率来判断一国经济无疑是十分片面的。而且，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说到底，就是损害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一谈到宏观调控，不是放松就是收紧银根，隔几年就得采取“着陆”措施的怪圈，结果一放一收，最后的风险通通集聚到金融系统。都说现在是经济过热（不管是表达成局部过热还是结构性过热），什么是过热？只有出现市场的非理性过度投资或消费（经济泡沫），才可以认为是过热。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年的低迷和通货紧缩，现在有了投资机会，热一点很正常，市场会自动调节。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没有过热（徐滇庆教授也持同样观点---本文未经徐教授审阅，文责自担），也无须着陆。只要把基础货币管住（当然同时也要把地方政府的非市场行为管住），就能让经济畅快地飞翔。反过来说，如果管不住货币（汇率不动），又要降温，就会出现类似冰窖效应的问题：经济是凉下来了，而金融系统更加积重难返，金融危机或恐悄然而至。
四．汇率调整—先解决汇率形成机制还是适时调整汇率？有学者认为：汇率稳定自身就是一个财富，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然后才是汇率的变化。他比喻：假设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几年后（哪用得着几年！---笔者注）基本面发生变化后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想打个比方：这好比消防队员在火灾现场拿着消防龙头，突然发现还没有编制好救火的程序，于是回到消防局去编写程序。等程序编好了，房子也早被烧毁了。这个比方未必恰当，但却说明一点，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否则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国际上通用的汇率形成机制就那么几种方法，没有那一种是完美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在97年金融危机后都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为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当时也得到了IMF和众多经济学家的好评。但是事隔不久，又向钉住美元汇率制回归了；世界上有不少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最终又放弃了，而转向了较为固定的货币局制度或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后者受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约束力更强，有利于治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安排，对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同时，汇率稳定的内涵应当是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能大致反映实际均衡汇率的趋势性发展而不是仅仅是汇率标牌上显示的数字。过去汇率都曾严重地偏离实际均衡汇率，并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后来不是都调整过来了吗？难道那反而损害了汇率的稳定吗？恰恰相反！如果汇率的水平不能反映实际均衡汇率，那就会伤害人民币本身，也就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可不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吧。
在《东亚汇率两难和世界美元本位》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曾论述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及其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人民币在升值后继续采取钉住美元并放宽管理浮动的范围应当是可行的。
一句话，不能因为要探索和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而忽视汇率调整的实际需求。
五．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但实际的影响有多大，对各经济体会有很大的区别。这要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很大，人民币幅度不大的升值（如10%），应不足以使美国的供应商撇开中国而寻求替代出口国，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减少有限，甚至增加。对日贸易的影响也许大一些，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贸易结构（特别是有利于限制一些资源性出口）有所帮助。即便是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恰恰为人民币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一个国际收支平衡基础。
还有一个影响是：可能造成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但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很低，汇率的有限升值，不会改变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失业的压力不大。进一步讲，汇率政策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就业的的政策。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汇率政策曾经起了促进就业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通过对整个价格体系的扭曲来来实现局部的政策目标的，而这会带来更大的资源错误配置（何帆，张斌：《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2004）。
另外就是目前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缩水。但即使人民币不升值，现在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利率都很低，而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这些以及不断增加的美元资产都要贬值，损失也将不小。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平衡国际收支，从而有效地避免货币或金融危机。
六．美元加息了，人民币要跟随么？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过去，人民币实行的是实际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形成了一种操作惯性。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周期和中国（如果承认存在经济周期的话）是不同的。美国这几年一直都在利率低位运行，现在经济已经复苏，当然可以温和加息。但这时候人民币加息是不明智的。加息表面上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结果却会适得其反。因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短期投机美元的持续流入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过快（一季度广义货币M2的增速大于物价和GDP的增速之和约6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例目前堪称世界之最，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金融风险的地雷），加息无疑将加剧这种趋势，而把通货膨胀这把火煽的更旺。况且，央行近期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及其他的行政措施收效都不明显，说明市场并不认同。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调整汇率，到时候也许利率不必调整，或只需调整一点就够了。
七．汇率机制的形成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这说到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汇率机制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中央银行在法律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无法作出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都被确定为中央银行的目标，但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未能摆脱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并承担部分财政职能。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低，维护货币（物价）稳定的目标很难达到。自7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而且每一次经济的波动都是以经济的急速下滑结束的。而几乎每一次调整都来自政府意志方面的压力，央行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制定货币政策（蔡志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性与货币政策》，2003）。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形成机制管用么？无怪乎周小川说，他已经没有货币调控工具可用！你不让他调汇率，他能做什么呢？
汇率论文范文4
论文内容提要：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可小觑，人民币究竟值多少美元已成为汇率的核心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从实质上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我们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对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趋势加以分析，解析终结人民币持续单向升值的几种可能性，并强调中国应根据自己的贸易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来制定汇率目标。
一、人民币价值处于低估状态的购买力平价学说
1918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首先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基本概念，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其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兑换率（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因此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我国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就中长期来说应适用于人民币的汇率。简言之，购买力平价就是购买同样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国的货币。例如据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2004年的调查，同样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纽约40美元，在上海为190元人民币，从而可知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卖12.4人民币,纽约则要5美元,其购买力平价为2.48。但是，在采用购买力平价时，要求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环境应大体相同才行，因此，英国《经济学人》编制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指数来反映世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这是因为各地汉堡包的用料质量、包装、服务环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们采用广州的汉堡包价格计算出的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2，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7.8。然而，单个商品是不能反映整体的购买力平价的，为此国际机构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时要采用更多的一揽子商品，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采用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行业，186种器材货物和20项建筑工程）来编制各主要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按1000多种商品价格计算的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倒是和汉堡包的指数接近，它与世界银行以前在2001年计算的该项平价为1.74相比实际汇率更向购买力平价靠拢。然而，不同的人会对一揽子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他们各自编制的购买力平价也不会一样，如国内学者计算出的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1999年为4.57，日本学者计算的则是5.64,可见各方的这一数值有很大差距。
关于使用购买力平价学说的争议，据学者指出这是由于它本身所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条件所致，1.必须满足一价定律成立的条件，即商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商品交易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国际市场统一化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2.衡量商品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种商品在蓝子中的权重也要相同；3.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的假设，在购买力平价中不考虑不可贸易商品；4.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尚不能被全部满足，尤其是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从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后者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但国内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尚不能全部市场化并和国际市场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资本项下的外汇尚不可自由兑换，某种程度失真的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使购买力平价学说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评。尽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学的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国际交换中真正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价值，这里货币（纸币）的价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值，而是货币所代表的，以其标价的商品的价值，并认为不论以什么货币来标价，或者说，不论其价格高低如何，一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与他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看来，购买力平价实际是两国商品价值之间的比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包括其国际价值学说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根据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货币从一般商品分离出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来看，在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中，实际上一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仍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另一种货币则是一种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换中，人们是用多少人民币去买一件美元（作为单位商品），这时人民币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们用多少美元去买一件人民币，这时美元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币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即时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购买力平价是货币的价值。
按照价值规律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围绕着商品的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价格和价值相一致时，人们称之为均衡价格。从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的角度来看，那么货币的汇率（价格）也应是围绕着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两者一致时，可称为均衡汇率。这里所说的“上下波动”就是指价格背离价值的一定幅度，学者们用“偏差程度”来表明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程度较小，大部分国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时日元为29.6%，加拿大为25.5%）。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偏差程度较大，多在50%以上，原东欧国家多在100-200%，俄罗斯为344%。发达国家偏差小表明它们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市场化，其偏离度通常只是货币本身受供求的影响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负偏差，当超过一定幅度后会向价值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管制较多，商品机制不完善，商品价格扭曲现象较为严重，与国际市场价格脱离，其偏离度都是单向的，即其本国货币都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中国的人民币就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实际汇率为7.77，其偏离度为128%，而2001年时世界银行计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为1.74，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其偏离度高达380%。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场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贸易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和增加，其价格更接近于国际市场从而使购买力平价价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汇汇率机制形成正向适应市场需要转换，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当一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美元本身的贬值要求
在汇率中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伴随着另一国货币的贬值，反之，亦然上面是从人民币自身升值要求来分析，现在要从美元本身要求贬值角度来分析。从表面上来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而实质上来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币应升值，而是美元在贬值。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如伊拉克战争要花费4000多亿美元）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200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4270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628亿美元，为了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从而形成巨额外贸逆差。据报道，美国贸易逆差2005年为7258亿美元，2006年为7600亿美元，2007年为7116亿美元，连续多年每年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据外国学者研究说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早在几年前已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元的60%在境外流动，亚洲各国的的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增长速度甚至比亚洲更快。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协议崩溃以来，数十年来美元始终是处于贬值的状态，也就是说长期说来是趋于贬值。例如，1972年时每盎司黄金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却达到了1000美元，可见美元贬值幅度之大。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庞大时美元就出现贬值，而每次美元贬值都存在一个特点，即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快，谁的竞争力改善得快，它就对谁定向贬值。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马克，80年代的日元和台币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兑换360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前为1：243，在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兑85日元。自2001年以来，这一轮由于连年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趋势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所引发的美元贬值，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
美国2007年的经常项目赤字（逆差）金额达到7116亿美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美国该项比重为5.5%。有学者撰文称：“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承受的贸易经常项目逆差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要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过去30年的水平即3%左右，为此美元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必须继续贬值15%，而更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将因这一贸易的巨大失衡而贬值30%-50%。另据学者研究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最近美国由于其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次级债危机并由其延伸到信贷危机，这引起了世界对美国会进入另一次经济衰退的忧虑，这种忧虑使原本由于双赤字所引起的美元贬值更为严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有消息说俄罗斯大幅度地削减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资产比重，从85%下降到45%，瑞士央行也有同样举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第三季度的65.8%降至64.7%，2007年第一季度又降至64.2%，跌到18年来的最低水平。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调查，2006年末全球47家央行中15家减少了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另外，在石油输出国中也有国家主张不用美元计价，而改用欧元，由于信心的动摇，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下降，这更会加剧美元自身要求贬值的趋势和幅度。
三、人民币尚不具备长期大幅升值的条件
人民币升值的终结会在哪里？会不会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CIATHEWORLDFACEBOOK）估算的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为3.51的水平不断靠拢呢？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的价值是表明一种趋势，今后一年人民币还会温和持续升值，但在更长的时期中人民币将会打破单向运行的趋势，形成有升有贬的区间波动。
正如前面所述，购买力平价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两国货币的均衡价值，它的运用具有很多限制条件，而这些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第一，购买力平价考虑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游资及对冲基金非常活跃。国际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流动所占比重并不逊色于国际间的货物贸易。近几年来，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因此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今天的游资流入同样会造成今后资金的流出，因为当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给他们带来高于他国市场的利润时资金自然会撤离中国。第二，购买力平价的另一个理想状态要求国际市场是统一化的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目前国际油价已高达130美元/桶，而我国为了控制CPI，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成品油价格一直没有上涨。目前仍控制在55美元/桶左右的水平。另外，我国水价和电价都还没有达到市场化。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07年11月的报告认为：“如果包括饮水和污水处理二项，中国水的全部成本将达到5-6元/立方米，部分地区可能会到10元/平方米。”但是现在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价格平均为1.67元/立方米，即使考虑到平均不到1元的污水处理费，保本水价应该在3元/立方米。同样我国电价也是实行限价制度的，煤电联动尚未实施，大部分电厂仍处在亏本生产的状态，所以我国尚有一些商品未完全市场化。
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概念中的均衡汇率差距较大，因此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以下几种情形的出现人民币单向升值之路将会终结。
1．据估计，我国出口占GDP的15%-20%，应该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相对较高的。我国目前实施了以上一些限价措施，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内CPI，但在无意中实际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同样也是由于这些非市场化因素，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即转向更加重视国内消费和服务的模式。这种延缓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变得比较脆弱。现在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美国国内需求下降。由于美国人习惯借钱消费，一旦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亦停下来，因此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呈“L”形，即未来几年GDP极低增长。同时欧洲经济也有放缓趋势，如德国工业订单从2008年1月以来已连续四个月下降，这表明该国出口贸易正在失去增长动力。各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必将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到时中国出口增长会走向疲软。这样，中国经济的一大块利润将会减少，这必将引起国内整体经济的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到时只有控制人民币升值。
2．另外一个终结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并非短期就会回落，这些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国内无法通过增加供应的方法来加以消化，同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国内油价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让油价，水价，电价全部市场化，那么国内的物价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国内购买力平价也需要向上修正，这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之路有可能被提前终结。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本国利益希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到汇率变动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主动把握汇率变动的方向和节奏，争取在“货币战争”中占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项兰捷、张秉文《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J]中国外汇20007.10
2.戴世宏《一揽子汇率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8
3．吴言《汉堡包指数求解经济迷团》[N]国际金融报2004-10-27
4．史万钧《国际金融业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5．王玲《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中外经济实力比较》[J]世界经济2002-7
6．《2005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WorldBank2007-9-14
汇率论文范文5
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确实被低估。币值的这种扭曲固然在美国政坛上产生困扰，其实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其实是利大于弊，2005年年初本是调整汇率的好时机。但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一拖再拖，结果不但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而且使过热的国内经济迟迟不能“退烧”，通货膨胀加剧，为今后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隐患。即便在本文发表之际中国金融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温和的调整，也已经错过了最适当的时机。中国当局应该尽快采取调整汇率的行动。在众多的汇率调整方案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不过，按照本文的分析，当前相对最佳的选择是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
在本文中，笔者将先估算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值，论证为什么人民币币值低估了，然后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利弊，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扭曲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困境和损失，最后讨论可供选择的人民币升值方案。
一、人民币到底低估了多少？
要回答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人民币究竟是否低估了，低估了多少。国外对人民币币值有很多说法，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
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5%，不过他们并未发表具体计算方法，所提供的也只是粗略的估计。笔者在本文中通过测算人民币汇率与其均衡值偏离的程度来判断其汇率是否低估。
一种货币汇率的均衡值，在短期内，是由外汇市场上对其货币的供求所决定的。由于市场上货币供求的不规则波动以及大量的投机行为，仅根据短期的汇率波动并不能判断该货币是否低估或高估。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否被低估，更重要的是看该货币的长期均衡值，它体现了汇率的长期趋势，长期均衡值由购买力平价决定。购买力平价假设不同的货币由汇率换算后的购买力应该一致。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是8:1,
那么，8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东西应该相等于1美元在美国购买的东西；否则贸易商就可以利用差价在两国间高卖低买套利，最后由于供求压力迫使汇率调整回到均衡值。
购买力平价理论对可贸易产品来讲很有说服力。但是对非贸易产品（如服务等）就不太适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从而使其服务产品及其它非贸易产品的价格低廉。这些非贸易商品并不参与国际贸易，从而不受购买力平价的制约。比如，在中国理发需要理发师半个小时的劳动，在美国也一样，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在中国的理发服务价格就便宜得多，但美国的消费者却不可能为了理个发飞到中国去。因此，如果衡量所有消费品包括非贸易商品加权得出的价格指数，低收入国家消费的总体价格相对要便宜。换言之，低收入国家的货币币值按购买力平价的均衡值算是低估的。这就是有名的“巴拉撒─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效应”假设。要正确地估算人民币的币值，应当在剔除“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计算。这可以用线性或非线性的回归方程计算。弗朗格(Frankel2004)的计算结果是人民币在2000年低估44.8%，这个数字似乎偏大。张欣和邵琴(ChangandShao,2004)采用国际大样本并对异方差性(heteroskedasticity)加以控制，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人民币在2003年低估22.5%（见表一）。这与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的估计一致。
从表一可以看出：1986年以前，人民币币值是高估的；1986年到1994年实行汇率“双轨制”，按照世界银行对人民币的加权汇率计算，人民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实际上是低估的；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币值呈温和低估；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同时中国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又经历了通货紧缩，致使人民币币值进一步低估；到2003年，人民币币值低估22.5%；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相对温和的状况来看，2004年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应该不会低于2003年。
以上实证模型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产值的迅速增长，汇率均衡值会发生两个变化。其一，由于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服务及非贸易价格上涨，“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汇率会逐渐趋近购买力平价比率。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汇率允许偏离误差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P值会迅速减小。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程度就会更严重，也更难顶住升值的压力。除非中国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否则人民币的升值是迟早的事。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趋势，无法避免，中国只有采取积极措施去接受这个挑战。
人民币币值虽然确实低估了，但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货币相比，低估的程度并不算太严重。笔者用上述模型对其它低收入国家的货币作回归分析，结果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比人民币低估程度还要大的例子并非罕见。印度的卢比汇率低估的程度就比人民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表一的测算中人民币虽然被低估22.5%，但表现其离差统计信心程度的P值是0.286，这表明人民币的低估状况在世界上并非罕见。然而，人民币币值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比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要大得多。2004年中国已经是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6%。因此人民币汇率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要比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大得多。
由于中国对各国的出口持续快速地增长，特别是对欧美贸易的顺差急剧膨胀。以美国为例，中国和日本是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5年前两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00亿美元，是同期美日贸易逆差的一倍。如此迅速膨胀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舆论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抱怨越来越大。
二、人民币升值之利弊
经济理论可以证明，一个货币背离它的均衡值，其中一定包含着效率损失和机会成本。随着这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及其机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中国当局继续对调整汇率迟疑不决，非要等到难以承受之际再改变汇率，那就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被动。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前两年可能还有些人看不清，但现在的事实已经使结论相当清晰了：
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交换条件(termsoftrade)。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本来7元人民币就能换到1美元的商品，现在却要用8元，等于每出口1美元就倒贴1元人民币。这在金融资产的交易上表现得最明显。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大大节省用在进口石油、木材、铁矿石上的支出。这有助于压制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
其次，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冷却过热的宏观经济。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上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仅2005年第一季度即达5百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6千5百亿美元，其增长的势头依然未减。中国金融当局不得不增发人民币来购买这些美元，结果货币发行量居高不下，处于失控状态。过量发行货币中的大部份热钱转向房地产业，先造成房地产泡沫，然后再拉动钢铁、煤炭、水泥、电力等房地产的上游行业产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这是目前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扩大的根源。虽然金融当局一年多来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贷款的措施，但由于未触动造成货币发行失控的根本原因，所以无法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
再次，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使中国外债的付息偿还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外债的偿还成本。
此外，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有利于产业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与非贸易产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迟疑不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担心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二，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案犹豫不决。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担忧是，这可能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导致失业增加，令目前已经十分严峻的城市就业状况雪上加霜。但是，在目前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困难下，这种担忧已经没有多少道理了。
首先，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它只会影响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这一部份还不到出口产品价格的30%。在这种情况下，若人民币升值10%，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只有3%。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很低，平均小时工资只有1美元，而美国是16.15美元[1]，所以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也不会影响与美国本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此外，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和配套供应远远领先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所以，人民币升值也不至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输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这些产品多为必需品和低价商品，其需求弹性很低，即便人民币适度升值，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反驳理由,那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大大超过了升值可能增加失业而带来的机会成本。利差损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损失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6千多亿美元，若放任热钱流入，估计到2005年底可达8千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为5千到7千亿美元。2003年以前，美国金融资产的利息较低，假设利差为1%，每年中国在这方面承受的金融损失就至少是50亿美元或415亿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就不再承担这笔机会成本损失。若用这笔钱支付失业者的失业保障，按中国目前登记的6百万失业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可得7千元，足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从2003年6月开始美国的利率上升，到2005年4月美国政府的10年期债券利率从3.13%升到4.27%，已高于中国政府的债券利率，虽然原先倒挂的利差消失，但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上升后，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相应下跌。由于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国家银行因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市价下跌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从2003年6月到2005年4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千亿美元，如果粗略地把利率和外汇储备按线性变化计算，并假设外汇储备中其他债券的利率变化和上述10年期债券类似，那么在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损失了120亿美元[2]。这是外汇储备过大造成的包袱。若人民币及时升值即可避免这些损失。
三、人民币升值的可选方案
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呢？有人主张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有人主张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有人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外币（可以公布或不公布该“篮子”的内容）的调节汇率制；也有人主张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位后再“盯住”美元。
就第一种意见而言，过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主张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不过，中国目前脆弱的金融银行体系完全不能承受由此而造成的汇率动荡，现在已经基本上听不到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的这类意见了。
就第二种意见而言，假如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果人民币的浮动区间不够大，马上会引来许多热钱来炒人民币，结果人民币马上涨停，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若进一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将引起更多的买进预期，引诱更多的热钱来炒人民币，又造成下一轮的涨停，对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会由于浮动区间的扩大而减少，反而可能变得更大，使局面更被动。而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放得足够大，这就和完全浮动体系没什么两样了。
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意见是一个修补方案，即采取浮动汇率制，“盯住”（但不公布）“一篮子货币”，不过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升值或贬值。德意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师马骏即作如此主张。可是这个方案和调节汇率制或“肮脏浮动(dirtyfloating)”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中国宣布实行这样的方案，而市场了解并预期在大量的压力下人民币会升值，立刻就会有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逼人民币升值，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一再升值。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对中国经济来说比较好的选择是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不过不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里有4个细节必须注意：
第一，中国当局应当突然在某一天对人民币汇率宣布一次性调整，并且宣布调整后在一定的阶段里汇率就不再动了，下次调整要等到某个不确定的将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市场投机者预测汇率的未来动向，从而降低事先和事后炒作人民币的预期。
第二，为了配合稳定新的汇率水平，要控制货币发行，目前不宜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
第三，一次性调整汇率后人民币的汇率还是应该“盯住”美元，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中国的外汇顺差主要来自美国，2004年中国对美国直接间接的贸易顺差达1千6百亿美元，是中国全球贸易顺差的5倍。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对美出口。更重要的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结算，如果“盯住”其它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指数，会使人民币对美元浮动，结果交易结算变得复杂，将大大增加国际交易成本。对中国大多数出口商来说，要放弃固定于美元的结算办法而改换其他的结算方法，还有一个费时费钱费力的转换过程，并且必然增加他们买期保值以及其他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不过，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失控，美元走势看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通用交易单位的地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大大削弱。所以中国也应该准备在再下一轮调整汇率时考虑放弃美元而“盯住”“一篮子”主要货币。
第四，选择一次性调整汇率需要高超的技巧。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低估了22.5%，升值的幅度应该小于这个数值，留有余地。因为任何估计数都会有误差，谁也无法精确地知道什么幅度是真正的“一次到位”。笔者的计算结果中代表方差的P值达0.286，就说明误差可能不小。此外还必须给可能发生的近期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留有余地。再有，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带来的冲击，每次调整汇率时幅度不能太大，一般来说，调整5%到7%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批评这个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认为调整的幅度不到位，就不能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仍然会造成国际投机热钱的涌入。必须承认，笔者主张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完全杜绝外汇投机，但这个方案表明，政府至少在近期内将守住调整后的汇率，因此可以将外汇投机减少到最小程度，与浮动汇率和调节汇率等主张相比，效果要好得多。由于人民币汇率体制在名义上一直不是固定汇率，而是“有管理的调整”汇率，所以实行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时，政府不需要特别公布对现行汇率体制的变更。
还可能有人会批评说，如果人民币再次“盯住”美元，中国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实，只要中国继续控制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项目自由流通这三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通常只能取其二。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在这三项目标中如果不得不舍弃一项，那么最可能舍弃的就是资本项目自由流通。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事实上是固定的，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跟着美国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
任何货币汇率的固定（或“盯住”）都是相对的。汇率如果经常浮动变化会使交易兑换成本增加，不利于贸易、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放弃了它们各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采用统一的欧元。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汇率若不稳定将对中国的外贸造成巨大的额外交易成本。但是汇率被长期低估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案是：调整─盯住─再调整─再盯住。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方案，也是相对最佳的方案。
人民币汇率向均衡值调整，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本来2005年1月是调整的最佳时刻，因为那时恰逢美国的节日之后、中国的春节之前，新年伊始，便于汇率调整后的过渡。可惜中国当局并未抓住这个时机。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在汇率调整问题上犹豫不决，是因为当时有不少国际外汇炒家预期今年1月份人民币会升值，为此把大笔热钱投入中国，但中国政府不能让他们从中渔利。确实，中国政府和金融当局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3]。倘若这个猜测果真是中国政府拖延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理由的话，那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类似小孩子赌气的大错误。因为拖延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固然令国际外汇炒家的投机失败，但因此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的损失则更大。这是一个实际的理性的利益权衡问题。
经济学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价格不能背离均衡水平太久。扭曲的价格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市场迟早会迫使价格回归均衡水平，在这一点上市场的力量最后终会胜过政府行政干预的力量。只要人民币币值低估了，外汇炒家就可能前赴后继，于是国际热钱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最后中国政府在被动状态下还是不得不调整汇率。最近中国加速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得缓解，就起因于政府迟迟不调整人民币汇率。既然人民币币值不能通过汇率调整恢复其均衡水平，那么市场的力量就会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远比调整汇率要大。尽管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该是一个事先不公布的突然行动，但是益早不宜迟。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汇率制度的改革延误已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已足够大了。
【注释】
[1]美国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2004》的统计资料。中国没有相应的小时工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年工资，按一年工作1,600小时算，合1.06美元。
[2]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其外汇储备的具体金融资产债券组成，笔者无法计算准确的损失数字。不过，即使用各种可能的组成来做假设，可以做结论的是，死守现在汇率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远远大于失业保险的支付。
[3]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发言人说，谁要想投机人民币升值赚钱，是注定要失败的。总理也说过类似的话。
【参考文献】
CHANG,GeneH,andQinSHAO,2004,"HowMuchistheChineseCurrencyUndervalue:AQuantitativeEstimation,"ChinaEconomicReview,Vol.15,pp.366-371.
FRANKEL,Jeffrey,2004,"OntheRenminbi:TheChoiceBetweenAdjustmentUnderAFixedExchangeRateandAdjustmentUnderAFlexibleRate,"PaperforaHigh-LevelSeminaronForeignExchangeSystem,Dalian,China,May.
汇率论文范文6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