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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BLL的理论基础
PBLL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它主要来源于实用教育理论和构建学习理论。构建学习理论明确指出，所谓学习，并不是教师将知识简单的灌输给学生，学生应该主动的通过创建有效的学习方式来获取知识。杜威的实用教学理论认为，教育就是生活，教育是将经验进行传递的一种方式。杜威还提出过三个中心论，将活动作为中心，将儿童作为中心，将经验作为中心。倡导在实践中学习的方式。
（二）网络环境中的PBLL
信息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着，教学领域中普遍的运用了网络技术。网络不仅能够为词汇教学提供多元而丰富的信息资源，还可以提供有效的媒介，这种媒介可以进行跨区域的合作与交流。网络环境能够为以项目为基础的词汇教学提供有效的支持，包括技术性、管理型和资源性的支持，以及成果支持和共同体支持。PBLL在网络环境下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的实际原型，使得学生的学习动力得到极大的增强，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于项目学习方面的研究，不仅引入了理论介绍和概念分析，也出现了针对英语方面的实践研究，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二、设计研究
（一）课程相关介绍和研究的对象
人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重点和难点是词汇的学习，词汇方面的教学也是英语教学环节中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大家常用的词汇教学方式，基本上是教师讲授词缀、词根和单词的实际用法，增强学生的记忆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学生没有充足的学习兴趣，导致难以取得较佳的学习效果。大多数学习者只是参照词汇辅导工具对英语单词进行死记硬背，这种方法机械而孤立，导致学生不仅词汇量没有得到有效地扩充，对于英语学习也失去了兴趣，甚至感到恐惧和厌恶。另外，通过使用课外辅导书来学习英语词汇，由于缺乏规划性和系统性，导致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研究方式
此次研究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的主要数据基本来自于一部分的调查问卷、小组报告和学生个人总结。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反思、项目过程以及学生自己总结的学习方法。定量分析的基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学生最终的测试成绩。根据以上内容的最终数据，助教和研究者通过详细的分析，获得最终的研究结果。
（三）研究过程
1.根据大学英语四级、六级的词汇要求和英语词汇的具体实用性，指导教师制定六个题目：科技、文化、旅游、健康、商务和环境，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
2.在分组的时候，指导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两个部分，然后再将每个部分分成若干个小组。在进行选题的时候要保证每个主题都会有两个小组对应。
3.上课的主要地点可以设在多媒体教室。这样，在上课的时候，每个学生都可以配备一台电脑，学生能够使用网络搜索所需资料并且可以充分分享学校资源库中的资料。
4.每个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应该交一份个人的经验总结，每个小组也应该交一份研究报告，汇报进展情况。在整个项目结束后，每个项目小组都应该提交最终的项目报告，内容基本包括项目具体实施过程、组内成员的感想以及总结的学习方法。这些资料可以上传到学校的资料库内，作为学生的学习资料。
5.在项目的实行过程中，每一个学习者在项目开始之后和结束之前的短时间内，都应该参加一次英语写作测试。从写作中词汇量的变化，指导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在第一周，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则的主体，选出与主题相符的作文题目，来进行第一次的写作测试。在最后一周的测试中，指导教师可以从学校系统中选出与第一次测试主题相同但是词汇量不同的作文题目，对学生进行最后一次的测试。在项目结束后，可以对两次英文写作测试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然后对学生在项目中的学习情况和效果进行最终评定。
6.每个学生的最终评定成绩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是个人总结、小组报告、成员互评、结束报告以及系统评分。
三、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一）分析测试结果
运用TRP系统对学生的最终写作情况进行测评，将两次测试中的词汇重复率、词汇总数和平均词长进行对比。通过整个项目状况可以发现，学生对于各自主题内的词汇知识的了解程度都得到了相应的增加，掌握了相对更多的英语词汇，并且能够将这些词汇运用到实际写作中。学生写作中词汇总量的增加、单词长度的加上以及重复率的减低，从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项目的实施，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还提高了学生的词汇运用水平。
（二）相关探讨
1.提高合作意识
目前，大学生都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缺乏足够的合作意识，交流协作能力也不强。这将直接导致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都会遇到各种困难。通过项目的运行，学生在小组活动中能够充分体会到团队的优势与魅力，提升自己的协作能力，增强合作意识。
2.增强人文素养
当今时代，大学生在人文素养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缺失，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针对这一现状，项目在进行主题设计时可以侧重于人文素养方面。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学生收集相关的项目资料，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的了解到项目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社会现状。随着项目进程的不断加深，学生对于项目知识的掌握情况和理解程度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合理的项目设计，不仅可以增强学习者的人文素养，还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增强民族自豪感。
3.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学习项目的具体实施中，通过指导教师的积极辅导，学生具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无论是选择主题、收集资料，还是组内互动交流，学生都是在积极主动的参与，真正作为学习的主体参与其中，网络资源的丰富，不仅为学生学习英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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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政府和企业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政府方面，为了更好地引导智慧旅游的发展，迄今为止，国家旅游局先后确定了两批共33个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并且要求各试点城市建立相应的统筹方案和配套服务。政府牵头的推进行动为我国智慧旅游的蓬勃发展构筑了新平台，也为旅游智能化的普及铺开了道路。虽然，我国智慧旅游的发展还正处于探索阶段，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未来，我国还将继续推行智慧旅游城市的试点，继而推动全国智慧旅游的改造计划。目前，许多城市都已经加入智慧旅游城市的建设队伍当中，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各地政府、旅游行业积极响应，不断提升旅游业的智能化水平。其次，各大科技企业和旅游企业也争相跟进。以新的旅游产品抢夺市场份额，例如开发出二维码引路牌、移动搜索系统或景区实景3D等等具有智能化水平的应用产品。除此之外，智慧旅游还能应对最近热议的旅游景区安全问题。近年来，游客探险被困、索道断电停运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伴随着智慧旅游的运行，这些安全隐患将得到有效预防。景区通过无线视频监控景点资源和游客集中地带的数据信息，对游客活动进行实时掌握。一旦游客遇险，可通过手机GPS定位将自己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景区的数字化指挥中心，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开展救援。可以说，智慧旅游为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管理者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可见，旅游传统行业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将成为未来旅游发展的趋势。
二、我国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可以说，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是我国旅游业基层和中层管理骨干人才培养的主要平台。因此，完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已成为我国旅游教育改革事业的重要内容。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基本上是参照普通高校、普通专业课程的模式，按照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实践课程的课程类别和结构比例设置的。大量课程，如“旅游学概论”、“旅游心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法规”、“饭店管理概论”、“旅行社管理概论”、“旅游地理”等，与普通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几乎没有差别。以讲授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不仅难以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实践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直接影响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效果和质量。当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在于:
(一)培养目标笼统宽泛
目前，大多院校是按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来确定培养目标的。培养目标被宽泛地描述为培养面向各类旅行社、各级旅游景区从事旅游服务、导游与管理工作的、具有旅游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职业技能的人才，却往往忽视了如何使课程精细化、分层化。例如，有些学校的旅游管理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涉及到会展、旅游、酒店、甚至康乐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课程设计，使学生门门科目都只能粗浅涉略而不能精通掌握。这样大而空的课程设置，说明了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并没有考虑到市场对旅游人才信息技术含量的需求，也导致了学生走向市场的时候会感到不适应，看似岗位要求都已基本符合，可是一旦真正接触到工作，又无法胜任。培养目标的宽泛以及无明确定位，使毕业生就业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入瓶颈，人才的培养目标与社会的需求相距甚远。
(二)课程设置实用性不强
高职毕业生在就业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他们既没有本科文凭的优势，也没有真正掌握实用的技能，导致就业市场上出现了用人单位人才短缺与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人，而职教生又感慨工作难找。从专业教育的角度看，这反映出当前高等职业旅游管理专业教育不够契合市场的需求。虽然高职院校一直强调的是技能强化教育，但事实上，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还只是停留在纯理论的传授阶段。以我国各大旅游职业专业课为例，旅游管理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除了应该具备的基础实践以外，不外乎是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心理学、景区服务与管理、客源国概论等这些传统的系统性理论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学模式都只是基于对学生旅游基础理论的传授，而没有完成高职院校对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学校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积淀，会导致学生欠缺实际操作能力，在就业的时候遭到用人单位的拒绝。长此以往，一方面会导致学生丧失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缺乏积极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又影响学生对于实践操作技能的掌握，使毕业生的质量大打折扣。
(三)旅游人才的素质培养与新兴旅游管理行业所需能力脱节
智慧旅游的推广凸显了我国旅游业对知识型人才的需要，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无论是帮助客户解决疑难问题的旅游咨询者还是识别企业战略问题的旅游管理者，都将是炙手可热的高端人才。然而，一直以来，服务业作为提供劳务、服务的行业，常常受到人们的误解，在一些学生的眼中，服务工作甚至是低人一等的工作。不少学生毕业之后对于从事服务行业本身就有一种抗拒，再加上参与了学校安排的参观实习、校企实习等活动，对这个行业更是容易产生片面的理解。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大部分的实践内容是到企业的第一线进行实习，由此，学生便认为这就是服务业的固定模式，因而产生一些消极悲观的想法。因此，在各大招聘活动中，服务业往往面临着招聘遇冷的尴尬局面。其实，知识型服务业中的服务创新理念对于任何旅游企业来说都是创造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所以企业更愿意吸纳具有高知识含量的人才。然而，在旅游职业教育中，这一点却长期被忽略。归根究底，这是由于学校一味地重实训形式而没有很好地起到引导作用;同时，也是因为人们没有足够重视知识与服务业相结合的发展。各院校较多偏重于对学生生存能力的训练而忽视了长远性的发展因素，这使得旅游人才的素质难以适应时下新兴行业的发展模式。我国的知识型服务业目前还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但是企业对于专业人才的需要又是极其迫切的。学校本身对知识型服务人才的定位就模糊不清，更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人才素质。要想平衡市场需求与人才的供给，作为承载重大使命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应该重视知识型服务技术在就业中的重要性。
三、智慧旅游背景下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设计建议
智慧旅游迫切需要教育为之提供大量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因此，作为输送旅游服务人才的高地，高等职业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必须抓住机遇，深入研究现代服务业追求的发展模式，以及其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虽然绝大部分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都对旅游理论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为学生安排了大量的理论课，但课程内容陈旧，科技含量不高，培养人才与市场发展相脱离等问题依然存在。下面，笔者就如何解决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以期能对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计有所启示。
(一)明确培养目标与专业培养的方向
智慧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在信息时展的一个新的战略方向，也是国家旅游局未来十年间发展旅游业的重点。为此，高职院校的旅游教育必须重视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制定新的培养计划。例如，引进国外的双轨制，根据专业的培养框架不同而分为学术轨和职业轨。按照学术轨培养的学生，应该侧重于对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信息化、旅游行业或旅游企业等领域的研究探讨。在专业课的设置中，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让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掌握调研手段与学术研究的定量定性分析方法，并且针对智慧旅游的趋势和议题进行深入学习，比如智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或传统旅游企业如何向智慧旅游企业转型等。让学生在未来无论是进入本科学校继续深造，还是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者的角色，都具备研究型人才的基本素质。而按照职业轨培养的学生，则需以市场为导向来加强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使学生的实用技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譬如，针对旅行社销售系统的实训教学，教授学生如何操作包括包团询价、财务结算在内的旅行社销售系统。针对在线旅游的业务流程，教师要教授学生如何通过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实时订房、数据上报业务等。
(二)注重前沿性和创新性，不断丰富专业课程的内容
旅游业属于实践性较强的行业，尤其需要关注学生技能多元化的发展。除了旅行社的业务操作，导游带团技巧这些传统的实践课程之外，学校还应开设与智慧旅游支撑技术相关的《3S技术基础》、《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开发》课程，并且主动更新校内实训的相关设备，使学生对旅游智能信息化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同时，参考学生平时的课堂学习情况，结合期末成绩，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随着智慧旅游这一新兴市场在我国旅游业态中的蓬勃发展，旅游企业对于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近两年来，为了给游客提供便捷人性化的服务，各大智慧景区都争相推出了景区体验触摸屏、景区GIS、二维码电子门票等体验服务;作为一名未来的旅游管理者，学生学会通过智慧系统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和促进企业的管理效率将会明显提升就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智能化的技术也不断影响着传统的旅游行业。作为职业旅游教育的平台，更应该紧跟智慧旅游发展的步伐，对接市场的招聘需求，保证人才的充足供给。
(三)关注智能知识型教育，提高学生从事新型服务业的业务技能
鉴于知识型服务业在未来服务业中的发展潜力，以及对该行业服务创新的影响力，高职院校有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型旅游服务的理论知识的传授。例如，针对旅游咨询服务公司、旅游规划策划等就业机构，引导学生学会如何依靠专业知识帮助客户制定并实施方案;针对旅游景区等就业方向，引导学生学会如何开展攻击性网络营销等技能;针对旅行社或其他直接旅游企业，引导学生学会如何从信息中获取客户的潜在需求和预测企业的生命周期等。毫无疑问，只有充分认识到知识型服务对未来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才能真正重视对于服务技能的培养。对于企业来说，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只有不断推出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产品，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而熟练掌握信息技术和专业服务知识的人才，正好契合了市场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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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的虚拟性
虚拟性是虚拟社会最主要的特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由以前的现实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数字化空间即虚拟社会，从而打破了以往的局限于空间和时间的现实社会的束缚。在虚拟社会中，人们可以跨地域、跨空间的随意互动和交流，从而大大的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这里的数字化空间，并不是真实的现实空间，而是存在于网络中的虚拟空间。只要参与主体拥有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有网络服务，就可以在网络中任意遨游，随意的进行交流沟通、求职购物、娱乐等。
(二)身份的隐蔽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在互联网中聚集着世界各国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随时更新并可供人类查看使用。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只要拥有相关网络设备，会使用网络，就可以不限时间和地点的在互联网上查看自己需要的信息，并表达自己的看法。世界各地的人们尽管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但通过互联网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虚拟社会的参与主体也变得多样化。在参与虚拟社会的过程中，一般参与主体自己不会透露自动的个人信息，相对于网络其他主体而言，他们的身份是隐蔽的。在互联网中，人们不在乎对方的相貌、性别、年龄、职业、经济状况、社会阶层等个人信息，只要是自己乐于交往的人，都可以进行交流互动。与现实社会中面对面交流不同，在虚拟社会中，利用计算机网络即可实现人际交往。由此可知，与现实社会相比，虚拟社会具有较高的隐蔽性。
(三)交往的互动性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想要进行互动，就必须满足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见面才能进行。而有时碍于多方面影响，互动双方因不能满足时间和空间的要求而无法进行及时有效的互动。但在虚拟社会中，这种局限性被打破，时间和空间已不在是局限互动双方进行互动的障碍，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互动，这是现实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在虚拟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同时和多个人进行交流沟通，而且不仅仅是文字沟通，还可以进行语言和视频交流。这就最大程度的满足了人们对沟通和互动的需求。
(四)服务个性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无线网络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以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为载体，将移动通信和网络紧密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也将报纸、电视、通信设施、网络等整合在一起，移动互联网已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在互联网虚拟社会里，可以不受现实社会中诸多因素的制约，自由地、随时随地地在网上进行各种活动。这也就要求虚拟社会应具有很强的空间环境适应性和高度的动态组织性。而要实现这些功能，虚拟社会就必须突出其个性化服务，应以用户为中心关注用户信息需求。
二、虚拟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现状
(一)虚拟社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较低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看，虽然关于网络管理立法已为数不少，且随着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也在不断改进和增加，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大多数是由各部委级机构所制定的行政规章，而由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却很少。从法的效力上而言，因立法层次较低，其法律效力也就相对要低一些。以我国《刑法》为例，只有第285、286和287条这三条是涉及到计算机犯罪的，而且第287条指的是将计算机作为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不是针对计算机犯罪而新增添的罪名，是针对传统的包括盗窃罪和金融诈骗罪等在内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兜底。
(二)虚拟社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笼统
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多是由各部委级机构所制定的，立法主体多，各部门及各部法律法规之间就缺乏相应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现有的关于计算机网络犯罪的各部法律法规对网络违法犯罪的认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网络犯罪的罪名认定、犯罪证据的调查和获取力度不够、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网上知识产权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不足;犯罪后果和实际损失缺乏评估标准、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权划分问题更是无法可依。
(三)存在法律空白和盲点
随着计算机网络应用的普及，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虽然说我们的传统部门法已相对完善，但是面临新问题时比如“人肉搜索”、“艳照门”、“黑客袭击”等，传统部门法就显得力所不及了。而我国对虚拟社会中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管理和处理，主要是以一种规则规范或实际监管“不在场”的模式运行的。目前我国缺乏专门针对虚拟社会的社会准则和法律规范，甚至于一些领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比如对犯罪后果和实际损失的评估缺乏标准，在涉及管辖权划分时缺乏依据等，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做出界定。
三、加强虚拟社会管理法制建设
虚拟社会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虚拟社会的特征决定着虚拟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用户信息的隐蔽性。这就使得一方面通过网络更容易进行违法犯罪，犯罪成本比在现实社会中进行违法犯罪的成本更低;另一方面因相应法制建设较为落后，使得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变得更加困难，且打击成本高昂。网络安全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因此对虚拟社会必须依法管理，必须加强互联网安全立法以确保虚拟社会合法有序运行。
(一)专门制定网络安全基本法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制定网络基本法律，不管是部委还是地方在互联网立法时都缺乏相应的立法基础。因此互联网立法应首先制定基本法律以对网络的基本问题做出统一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网络空间，维护网络安全。制定基本法之后，各部委和地方在进行互联网立法时才能减少相互之间的冲突，实现“全国一盘棋”。在这部基本法中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网络信息的定义、网络治理的基本原则等基本问题;二是明确网络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明确相应法律责任。在制定基本法的基础上，各部委和地方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台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法规和规章，以使基本法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实施。
(二)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已有一些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存在着立法层次低、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而当前信息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网络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不断更新，因此没有必要每当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时都要制定新的专门法律法规来约束。可以通过对原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或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来约束、解决相关问题。这样一方面降低了网络技术的更新对现有法律法规造成的冲突，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立法成本。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时应注意结合网络技术的特点，使法律法规与网络技术进行有效衔接。
(三)所制定法律法规应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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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按保持的时间可分为瞬时记忆，即时间保持短、信息容量大、形象鲜明、原始的记忆；短时记忆，即以能容纳7+2个组块为主要容量的记忆；长时记忆，即信息在记忆中储存时间超过1分钟以上，甚至几天、几周或数年，甚至终身不忘。记忆的基本过程为：识记、保持、再现/回忆。识记是记忆过程的开端，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已经获得的经验在头脑中的巩固过程就是保持，否则就会出现不能再现或回忆不起来的情况，即遗忘。遗忘是有规律的，学习之后立即就会出现遗忘，最初的遗忘速度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的速度逐渐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遗忘了。
2记忆规律在初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1）明确记忆目的，增强词汇学习的主动性
首先要有长远的记忆目标和意图。初中阶段是英语学习的黄金阶段，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词汇的累积是成段表达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引导学生制定合适的记忆目标和计划，以促使其英语能力得到长足的提高。其次，记忆的时间意图应准确和明确。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已开始学习英语，但因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与汉语的表意文字体系相差甚远，许多学生深受遗忘困扰，很难将教材中出现的词汇进行识记。长此以往，生词越积越多，以至于许多学生开始主动放弃英语学习，并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英语。但心理学研究表明，80%以上的人的记忆能力都处于中等水平，能进行基本的学习生活活动。所以学生要按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层级对英语词汇进行归纳，将记忆的重点放在需要短时记忆的词汇上。最后要培养学生直接和间接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发现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点。例如许多女学生在英语学习上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能短时间记住教材中出现的词汇，且能通过课外阅读增加其他词汇。另外，教师还要通过鼓励、表扬等手段激发学生积累词汇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之爱学习、会学习。
（2）音意结合
意义记忆的材料保持时间长，利用提取快，受干扰少。在学习中，要以意义记忆为主，机械记忆为辅，发挥两种记忆各自的长处，从而提高整个记忆的效果。首先，有效利用前缀与后缀词素。如面对“unlike、unhappy、unlock、unmarried、unnatural”“impossible、impolite、immoral”等词时，可有效利用“un-”“im-”前缀，从而快速记忆同类词汇；面对“useful、awful、careful”“careless、hopeless、workless”等词时，可有效利用“-ful”、“-less”等后缀，从而轻松记忆。英语词汇量巨大，逐一记忆无异于浪费时间，所以教师要充分利用词缀进行归纳记忆。其次，有效利用同根词。积累大量词汇的目的是成段表达，而英语的时态变化都依赖于不同的词性。所以在词汇记忆中，教师要充分引导学生由一个词扩展到多个词。以“use”为例，我们可以联系“useful、useless、usedto、user、usefully”，这几个词虽然拼写不尽相同，但都含有词根“use”。所以当学生学习某一词时，可引导其联想该词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短语等形式，从而扩大词汇量。最后，有效拆分合成词。有时，一个单词中往往含有多个独立的单词。如掌握了这一规律，学生可有效拆分单词，从而理解单词大意。例如class+room=classroom、world+wide=worldwide、police+man=policeman。这样，学生就能在英语单词的拼写中做到游刃有余。
（3）对单词进行精细加工，促进对单词的理解
为了解记忆的材料，需要对材料进行分析，把它的逻辑标示出来，然后进行概括并正确叙述出来。精加工的材料组织得好，提取的线索多，利用也更容易。首先，合理归纳同义词。每种语言的同义词都相当丰富。一定程度上，同义词的数量决定了学习者的词汇拥有量。所以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断联想到相同或相近的词。例如记忆“nice”这一单词时，可联想起“good、kind、fine”等一系列同义词。其次，合理归纳反义词。例如，教师在讲解“big”这一单词时，学生要积极参与记忆，并能正确拼读、书写、理解单词。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要由“big”联想到其反义词“small、tiny”。这种方式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还便于教师进行单词讲解。再次，合理利用归类法则。初中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开始发展并逐渐接近成人。教师可让学生对各名词进行合理分类，如动物类、植物类、生物类、水果食品类、运动类、职业类等。经过归类，学生的词汇量将得到极大丰富。最后，对容易混淆的单词进行比较。一方面，找出在拼写上相似的单词，区分其意义。例如window与widow、hour与our、fake与flake。另一方面，尽管学生记忆力强，能记住大量的生词，但却并不能正确运用这些生词，无法学以致用，这源于学生在单词的意义上出现了混淆。例如right与correct，in、on与at。
（4）运用组块化学习策略，合理组织学习材料
对材料的组块化实际上就是把若干的组块组合成数量更少、体积更大的组块的心智操作，它能使输入信息有效地进入长时记忆。常见的组织加工方式是类别群集，把一系列项目按一定的类别来记忆。按照短时记忆的规律，人在记忆的过程中既不能囫囵吞枣，一次性记住所有的内容，也不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进行逐一记忆，应将材料分成5～9份。所以教师在讲解生词时，要启发学生，使之一次性记忆多个单词。例如面对“clothes/line/whose/blouse/dress/shirt/trousers/skirt/dark”，教师可按“whose/clothes/dress/line/dark/blouse/skirt/shirt/trousers”顺序引导学生巧妙记忆，使学生将这些单词联想成一句话“谁的衣服有深色线条/属于女衬衫、女裙子/属于男式衬衫和裤子”，经过整合，原本零散、毫无规律的单词间有了紧密的联系，学生的记忆效果也必将提高。
（5）多种感官参与，提高信息加工处理的质量
对中国学生而言，英语是其第二语言。真正使用这种语言需要经过学习与习得这两种方式。学习是学生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获取英语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习得是学生在目的语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学会某种语言的过程。为快速了解英语表达及其文化，我们要在记忆的过程中手、脑、耳、眼并用，从而全面掌握英语知识与文化。如看到“eat”这个单词，学生要将其正确拼读出来、写出来，且放到句子中辨别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头脑中要展现出一幅画面：“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端坐在餐桌前左手拿刀，右手拿叉，正吃着披萨、培根……”
（6）及时复习，防止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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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以权谋私，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
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
(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4．启动:村委会牵头，整合人力、财力、关系资源。
汇率论文范文6
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表现在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国际流动速度加快、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等方面。随之而来国际金融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还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
关键词：
国际经济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失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如何去规避主要汇率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如何去更好的参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了解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参与到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中。
二、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1.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国际负债证券、国际股权在内的所有表内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发展。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终于使其摆脱束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世界经济随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国不得不接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美元汇率稳定的支柱由黄金转变为债券和金融资产，这种虚拟化的信用体系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美国在保持了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不断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流动性。
2.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渐减少，而各国的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资本的流动对各国利率的差异极为敏感，细小的差异会使得资本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大规模的流动，这也是美国常年保持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果。
3.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国广泛的倡导，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强银行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国际资本流动，允许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逐步取消对信贷的控制。近些年来整个世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的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为金融强国的欧盟和美国，主导并维持着世界金融运行规则和秩序，因此成为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强大力量。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金融发展较为缓慢，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往往成为秩序和规则的被动接受着，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三、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1.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1）市场过度依赖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称。美元在摆脱了黄金兑换的束缚之后居于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统治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确立了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必然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并且长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家及其相关体系国家的交易范围不断扩大加速了资本及资源的流动，使得这些国家从中获利，而其他国家受损，因此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2）美国通过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影响外汇市场，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战争。美国当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大使得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间来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而使得结果朝着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对其他国家汇率调整的要求成为美国特有的一种政策。一方面，美国自2010年年初以来就不断给中国政府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升值，以期扭转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国内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国际经济走向，比如增加货币发行购买金融资产，能够间接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但是这一政策会导致过度流动性，流向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冲击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并导致其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产生正面影响。美国的这种做法招致世界各国的严重不满，将会导致全球范围的货币战争。
2.国际金融治理机构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是目前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而这些组织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从建立以来，IMF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但这些都无法掩饰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①IMF没有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减压阀”和“稳定器”作用。这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它的这种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②IMF对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对美国等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相关金融部门的监督，另外，IMF没有预见到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机在各国之间的传递效果，往往疏忽了对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监管，从而造成金融风险。③IMF协调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改进。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尤其显著，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则国际经济话语权如IMF投票权和执行董事代表权也必然会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结构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依据之前的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性。这极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加剧了IMF各成员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协调性。（2）世界银行自身存在缺陷。①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银行会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实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来实践。其次，无论是其单个的执行董事还是作为整体的董事会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世界银行的战略发展方向去负责，因此其战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银行建立了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由24个国家的政府部长组成，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一个具有咨询性质的团体，但是这种“咨询”的性质缺乏相应的工具去监督其公告的执行情况。②世界银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经济协调的能力缺失。世界银行从成立至今，一直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投票权，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愿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这与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发展中国家不但代表权不足，而且投票权不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自动与周期性地调整。（3）G20的作用仍有待发挥。诞生于1999的G20作为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论坛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改善各国经济金融体系透明度，总体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顺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边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①G20集团化特点日渐明显。G20的成员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利益获得者，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国家，G20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因此，在议题的设计上就需要协调所有成员方的意见，而这些议题的范围往往比较广泛，因此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特定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②G20仍然被少数发达国家左右。G20在议题的设计方面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这无法从根本上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但是G20的大部分议题仍然是被特定国家所主导。
3.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机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在信息技术的进步下加速发展，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联系更为紧密。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使全球经济产生了连锁效应。在货币政策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各国货币发行必须与一定的经济指标和规模挂钩。也就是说，各国在发放基础货币时，不能只考虑本国的金融目标而采取过禁或者过度的措施，而应该从全球经济合理稳定发展的前提出发。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要合理适度的发行货币，合理地规避系统风险不能任意无度地发行，搅乱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平台，协商宏观经济政策。虽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现在还不明显。
四、中国参与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体系的选择
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去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如何尽量降低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如何与世界各国去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到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中来。
1.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化。一国的政府当局会根据本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及稳定宏观经济的承诺来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认为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第一，固定汇率总体上可以有效的稳定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在本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稳定国内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第二，固定汇率能够增加就业。固定汇率通过调节储备水平改变货币供给，调节一般价格水平。在固定汇率下如果采用本币一次性贬值的政策，可以达到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国内就业以及扩大产品出口。第三，固定汇率可以稳定国际贸易预期，减少汇率风险。因此中国可行的选择是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改变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
2.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使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其流通手段、价值标准、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最终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兑换货币。如何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两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针战略，即在临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发展，做到适时适度的发展、逐步有序的渐进式发展。（1）在空间上的扩张上实现“三步走”，即首先实现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广泛流通，其次将人民币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动，即形成区域化，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2）在货币职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实现人民币成为结算、投资、储备货币的三步走。首先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然后促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的投资货币，逐步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最后随着前两步的发展最终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3.鼓励与监管金融创新并举。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要求中国未雨绸缪，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对国内房地产、期货、证券等资产市场的监管监管力度，并且加大对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加强金融监管的具体方案有：（1）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要求加强功能监管而非传统的分机构监管，不同的监管部门要做到分工明确，都要统一接受银监会监管，并且要求保监会以及证监会加大对从事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机构的监管力度。（2）加强配套性条件及外部环境的整治。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创新需要金融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制微观基础等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条件的改善。我们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具有透明性、稳定性的特点，政府应该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强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还要善于从微观上去改革金融体制，强化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最终实现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3）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来，从而会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防御大规模的系统风险。
4.量力而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国际组织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不平衡，各个产业发展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以上事实说明，我国虽然迈入大国行列，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只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第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使得中国这个大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大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特点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众多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立足发展便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下，应该合理恰当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来，产生的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谭文君 崔凡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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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论文范文7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于是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美国国内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日益增高。于是美国希望以美元贬值形成弱势美元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经济。
（2）日元升值的国内环境
事实上，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当时日元已经具备一定的升值基础。第一，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成功的实现了日元国际化。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内在压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场开放必然结果。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日元资产的魅力展现出来，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这一变革应付升值带来的对外贸易损失。[1]
由此来看，广场协议的出现有外来的压力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自身的内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即G5集团）财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广场协议自开始实施，日元汇率开始一路上扬，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两年的时间下降了近50%。
2．人民币升值背景
（1）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环境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原因。首先，中美汇率之争的根源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转嫁经济危机，缓解其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另外，日本就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同时也想借助人民币升值来恢复本国经济。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
（2）人民币升值的国内环境
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外汇储备过量以及大量顺差所造成的。从199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呈高速增长状态，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也进一步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导致人民币需求增加，这些都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巨大压力。
于是，我国政府在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形成了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
有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日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有几分相似：两国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经济危机引起的。可见，两国货币升值的幕后主导者都是美国，从国内环境上看，外贸顺差大也是中日货币升值的共同的内在因素。影响两国货币升值的国内环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开放对日元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我国汇率制度的转变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应对货币升值的对策和措施比较
1．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对策
（1）加速日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路径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国条款国后，日本开始在对外贸易和外汇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订了《外汇法》，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成为了日元国际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积极促进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2]
（2）大力发展对外投资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增加。1984年，日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00亿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外投资总额已经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国。从投资结构上看，日本在产业和结构上呈现了制造业、金融业、商业，“三业并举”的多方位、多层面投资的整体格局。从投资地区上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地区。#p#分页标题#e#
（3）改善出口结构
在高科技成为推动当今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后，技术贸易成为高附加值的重要贸易形式。为了促进技术贸易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大力倡导的“科技立国”政策。技术含量已经成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有利武器。除了保持传统的优势产业外，日本对生物工程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也进行了大力扶持，提高了日本尖端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于是，日本出口的产品以其稳定的质量和节能环保、高科技等特点的竞争手段主导着国外需求市场。[3]
（4）加强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新世纪初，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减缓增长的阶段，但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盈余却在递增，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虽然日本对美出口一直在下滑，但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却在迅猛增加。2004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亚洲国际已经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
2．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
（1）增加海外投资与并购
80年代后期，日元被迫升值使日本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日本海外输出的商品、资本、人员也变得更加强劲。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0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9年的670亿美元，在1986—1991年间，海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了4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到世界首位。[4]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人凭借着财力的优势，在国外掀起了购买热，仅1985至1986年度，日本企业就收买了大量的外国企业，这些企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等众多领域。[5]
（2）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日本的海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产业空洞化，但同时产业空洞化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阶段，它直接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开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众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汇率动荡影响大的纺织、轻工、普通电机等行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留在国内的主要是研究开发型企业、尖端技术和高附加价值行业。这部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技术含量和品牌。实现了国内产业逐步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产业结构也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3）改变企业经营模式
日元升值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对日本企业传统管理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时间各企业开始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变革。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于是日本企业针对当时的状况找到了新的管理体制。主要变化有：在企业内部的决策机制上，由协调一致到权责集中；在雇佣制度上：终身雇佣模式随着经济萧条的压力被改变。[6]
（4）非价格竞争
非价格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最重要的竞争形式。在经历了两次大幅度降低产品利润以后，日本企业开始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功能、外形等非价格竞争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在加强了非价格竞争以后，对产品质量、设计、形状和品种不断进行革新，更加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及生产程序上进行技术革新，逐步实现了由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的方式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尹延庆．日元升值对中国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2]陈虹．日元国际化之路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5)：65-71.
[3]王厚双，刘向丽．日元升值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绩效分析 [J]．东北亚论坛，2004(02)：79-83.
[4]日元升值后引发资本输出狂潮导致泡沫经济出现[N]．第一财经日报，2005-08-04.
[5]周锐．本币升值压力下国内经济的调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
汇率论文范文8
汇率传导弹性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对此方面有过大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也非常广泛，从汇率传导弹性的不同国家、行业估计到汇率传导弹性对政策制定的意义(如货币政策、汇率制度选择和冲击的国际间传导等)，具体相关综述可参见Menon(1995)等论述。［1］在众多研究中，汇率传导弹性的稳定性和变化是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论述研究中，一些学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导弹性有下降的趋势，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则发现加拿大的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比较稳定。［4］Otanietal(2006)对日本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估计后发现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级产品，不同行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异。［5］ 上述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一般把时间段都放在20世纪末，没有及时反映最近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状况，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数据，希望对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填补目前学术界关于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影响研究的空白，加深对汇率传导弹性稳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对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商定价和承担汇率风险行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论文结构上，本文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日本金融危机前后的进口和汇率变化状况;第二部分估计和观察日本各行业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长期趋势;第三部分检验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的影响;第四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并得到论文结论。 一、金融危机后的日本进口状况变化 金融危机被称为是仅次于“大萧条”的又一次需求冲击，面对快速下滑的市场需求，生产商和出口商可能会调整在正常时期的定价行为，通过直接降价的方式来维持市场份额，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自己承担更多汇率风险的方式来维持价格的稳定性，间接维持市场份额。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对市场定价能力有可能同危机前相比会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对汇率波动风险时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担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况下的价格波动行为，从而使得进口商获得更大的定价权，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业表现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进口价格的变动，图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进口行业以日元标价的进口价格变化图，从中可以看到各个行业价格在2008年8月后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纺织、一般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行业的实际出口价格基本上没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现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业，包括全部产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学、石化煤炭和食品行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进口价格剧烈的下滑，这表明日本进口产品中不同行业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价格调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业具有很强的维持价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业则对价格进行大幅调整。 二、日本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历史估计和长期趋势 在研究汇率传导时一般的微观理论基础是Marston(1990)的对市场定价理论(pricingtomarket，PTM)，认为具有市场实力的企业可以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由汇率变动引致的成本可以通过加成调整行为来影响企业出口价格，不过该理论假定出口商以购买者货币(当地货币)定价(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过Redux模型开创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虽然更加偏向宏观方面因素的解释，关注名义价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将工资粘性、非贸易品、不同货币定价、不完全金融市场等微观理论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产商货币定价(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则是假定LCP，由于这些理论基础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一般使用双边汇率或名义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但是从东亚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是PCP还是LCP并不符合东亚贸易的事实，因为东亚国家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美元定价，东亚国家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贸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时东亚和美国之外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图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从全世界和亚洲进口中货币标价的组成状况，充分说明了日本贸易中(尤其是与东亚贸易中)的美元充当“工具货币”的现实。表1则反映了不同行业中计价货币组成状况，不同行业中本币计价的份额是不同的，即在贸易中进口商实行PCP还是PTM方式在不同行业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对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日本向东南亚的出口价格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与东南亚贸易计价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此时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贸易中实际“起作用的”汇率的变动状况，利用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来进行经验分析就无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结论。［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而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获得本币对实际进口货币(生产商货币)的比率，使VCP可以转化为PCP(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是一个整体，使用一篮子货币来标价对日本出口，这个篮子中的货币比重就是日本进口中的各种货币比重)，从而能够利用“对市场定价理论”来进行经验研究，事实上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出口汇率传导时都采取这种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认为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日本进口中的汇率传导。此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可以获得不同部门的不同有效汇率水平，从而避免出现不同部门的有效汇率水平相同的情况，也不需要再重新构建每个行业的有效汇率。参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学者的方法，本文将回归方程设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为差分算子;impt为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et为汇率水平，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根据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对该变量使用国内企业产品价格指数(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进行平减，可以获得某个基期不变价格的名义影响汇率水平，从而包含了国内价格作为竞争价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fpt根据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来构造(neer为名义有效汇率，reer为实际有效汇率);ipt为日本工业增加，一般以此作为GDP的替代变量。数据中除了ipt来自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日本银行，时间从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实际的回归过程中，由于ipt不显著，Bussiere(2007)指出:在进出口价格回归中，需求项一般都不显著，这是由于需求效应已经包括在其他变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将最终的回归方程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变量取对数，φ2为短期汇率传导弹性，λ=φ21－φ1为长期汇率传导弹性，表示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升值1%，将导致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λ%。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数据都是I(1)的，即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样可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回归结果表明汇率项系数是高度显著的(均在1%置信区间内)，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给出通过滚动回归方法得出的长期传导弹性系数的变化图(使用SAS9．0软件，以10年为一个窗口期)。从滚动回归图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业的传导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很多行业(如纺织、食品、运输机械等行业)出现了比较稳定的、缓慢的下降，这和很多学者指出的很多工业化国家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有所下降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化学、木材、电子电气部门的传导弹性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不过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显。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业(如全部产品、化学、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业)的传导弹性出现明显的上升，而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等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页标题#e# 三、金融危机改变汇率传导弹性了吗? 为了判断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了变化，本文首先通过分段回归的方式，计算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传导弹性，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尽管滚动回归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两个时期，许多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为了更准确判断2008年8月前后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为了使计量结果更为稳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邹检验(ChowTest)来判断2008年8月是否是个断点，首先构建断点期哑变量，将2008年8月以后设为1，之前设为0，再将该哑变量和每个解释变量相乘，获得一个关于哑变量的乘积项，然后对方程进行回归。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邹检验结果和滚动回归及分段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危机对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不同行业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食品、木材、化学和电子电气产品以及全部产品的进口传导弹性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并没有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进口商承担了更大的汇率风险，而恰恰说明外国出口商承担了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后日元汇率的单方面大幅升值，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上升说明日元汇率升值1%将导致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进口商从汇率升值中获得的价格下降的好处更多，外国出口商则要承担价格下降的损失。但是机械类产品(包括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则正好相反，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担更多的日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还使得日本进口商比危机前更多地分担汇率升值所带来的价格变动。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价格波动性太大，使得邹检验分析并不能确定传导弹性的结构性变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传导弹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担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的风险。从汇率传导弹性的具体数值来看，在日元升值的条件下，传导弹性增加的行业具体数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超过1%，即意味着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下降，出口企业完全承担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进口商完全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而机械类产品的传导弹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小过1%，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进口商分担了部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各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变化是成直线形态，而不是缓慢变动，在2009年2月之后，汇率传导弹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有些行业出现了小幅回落，这表明汇率传导弹性水平的变化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导致传导弹性急剧变化的原因可能包括两个，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范围和强度)对于很多贸易商来说有些出乎意料，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人认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主要的冲击对象是金融机构，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急剧的实体经济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产品价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涨，但9月莱曼兄弟的破产使得全球对于次贷危机的预期发生急剧调整，很多产品价格开始大幅调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对金融危机的预期和判断比较稳定，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正如张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称为“金融海啸第二波”，以对应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14］ 不过，由于投资者预期已经显著调低，很难有打破投资者预期的意外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汇率传导弹性受价格调整行为的稳定也开始稳定下来;二是日元汇率在2008年9月开始对美元和欧元(主要的标价货币)急剧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对美元大约升值了30%，对欧元大约升值了40%，如图4所示，由于美元和欧元在日本进口标价中的比重，导致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的比率也急剧升值，同时也导致了日元汇率急剧升值的预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有所反弹并开始稳定，使得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比率逐渐稳定下来，汇率预期也开始稳定下来，汇率的急剧变动的现状和预期也可能会导致传导弹性的急剧变化。 四、对行业差异的原因解释 为什么不同行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状况呢，尤其是机械类产品的变化方向和其他行业正好相反，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行业市场价格维持能力不同，即各个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机械类行业的周期比较长，短期内受到的需求冲击相对于其他行业较小，另外机械类行业产品替代产品较少，因此机械类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Oiet．al(2004)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佐证，他们发现日本对东亚出口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的行业差别很大(见图5)，机械类相关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出口商的市场维持能力较强，他们虽然没有计算各行业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但行业特征应该相差不大。［15］ 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汇率传导弹性下降或者变化幅度较小的行业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时，均保持实际价格的相对稳定。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机械类行业的企业内贸易水平较高，机械类行业是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企业内贸易在机械类行业的贸易中比重非常高(见图6)。日本跨国公司从总体收益增加的角度出发，将企业内贸易的风险进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强的处理汇率风险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时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国货币定价，从而将汇率风险转嫁给进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来控制和对冲汇率风险。在巨大的需求冲击和日元汇率单边升值两个不利影响的冲击下，海外子公司承担着巨大的经营压力，为减少汇率对子公司的价格影响，母公司倾向于保持实际的进口价格，自己承担日元升值风险，表现在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上就是具体数值的减少。 五、结语 本文利用日本的进口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作为重大需求冲击的金融危机确实给汇率传导造成了影响，但不同行业的反应是有巨大差别的，大部分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明显增加，而机械类产品的弹性则明显减少，说明大部分行业的进口商在危机后比危机前获得了更多的升值好处，出口商承担更多的汇率损失，但机械类行业的进口商从升值中获得的好处则要比危机要少，表明他们分担了部分出口商所面临的汇率损失。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差异，也可能在于各个行业的贸易类型和贸易结构特点。#p#分页标题#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类型的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进行价格调整的程度和承担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别的，可以说金融危机对那些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小的行业冲击最大，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大的行业则冲击较小，这既显示了一国贸易结构对于防范汇率和需求冲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随着跨国公司在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汇率传导弹性也受到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