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1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358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参考文献：
[1]于尔根·科卡.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J].景德祥，译.史学理论研究，2007，（1）：58-65.
[2]彭慕兰.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M]∥杰里·H，主编.全球史读本.夏继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明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J]. （台北）中国明代研究学会.明史研究，2007， （10）.
[4]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M]∥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63-74.
[6]蒲慕州.生活与文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7]王鸿泰.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台湾二十年来新史学的发展[M]∥江南社会历史评论（4）.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斯特凡·约尔丹.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2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谎梢哉叮?琶劳?瘢?鳇^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 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3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之后，台湾电影的发展就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除了少部分艺术片的创作仍有较强的个性化探索意愿，整体则呈现出佳作甚少、人才流失和市场低迷的状态。直至2008年《海角七号》在两岸均获得极好的口碑与票房之后，台湾电影才又一次燃起了观众的热情。随后的《渺渺》、《锰脚》、《翻滚吧!阿信》、《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 KANO》等影片的成功，让更多年轻的电影创作者看到了希望，不少人认为台湾进入了第二个“新电影”时期。
与此同时，频繁的两岸合作开始进行。从2005年起，以《大灌篮》、《赤壁》、《痞子英雄》等影片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两岸合拍片进入市场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不少人将这种现象视为整个华语片的进步。但在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背后，并存着不少含混不清的问题和争议。这些分歧不仅来自两岸具有明显区域化差异的电影工业体系，更涉及到传统、文化、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使得两岸观众在讨论电影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以《海角七号》为例，该片从历史角度出发，描绘了日据时代一位日籍教师与台湾学生之间的情感故事。影片一方面阐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殖民历史，将台湾被日本侵略的血泪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也从“人”的角度真实展现了台湾被殖民过后的社会遗留问题，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多并同爱情、民族、家国联系起来，体现了本土导演崭新的历史观。
《海角七号》上映后，遭到了两岸民众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导演用“温情”、“浪漫”的方式重述了残酷的殖民记忆，有别于以往大多数同题材影片的表达方式和叙事手法，体现了极大的创新勇气；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影片过于美化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将痛苦的民族记忆通过怀旧的叙事“抒情化”了，具有明显的“亲日”色彩。这些争议一方面反映了台湾当下社会话语的多样与重叠，也折射出两岸在当下历史语境中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歧异问题。
日本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日本人在台湾历史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应该如何对待“台日关系”?在台湾电影中，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艺术创作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均得到了细密的演绎。从台湾电影自诞生至今，日本形象始终作为一个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存在。不论是对台湾电影史的研究，还是对台湾电影故事文本、影像风格、导演创作的剖析，或是对台湾文学、风俗、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都无法回避日本形象的存在和影响力。近年来，日本以三泽真美惠为代表，台湾以黄仁、焦雄屏、吴佩珍等学者为先导，大陆以陈犀禾、艾明江、陈林侠、刘翠霞等多位学者为典型，将“日本形象”、“殖民记忆”、“本土化”等概念同台湾电影研究嫁接，并以不同时期的著名导演为样本，梳理着台湾电影文本书写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走向。不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对具体某部影片中的日本角色的分析上，或单选择某一阶段的台湾电影为样本，鲜有以宏观的历史角度，结合整个台湾电影史将日本形象进行研究的成果。
因此，分析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问题，解读台湾电影日本形象建构的阶段特点，分析日本形象的本质要义，以及台湾电影建构日本形象的方法和手段，评估日本形象塑造对台湾电影造成的影响，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代价值。
二、已有研究成果回溯
1 核心研究
（1）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一部台湾电影史的书写始终伴随着日本形象的构建和解读，这是一种在无法割裂的历史同构和文化迷思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台湾电影中日本形象的呈现自台湾诞生电影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但真正将这个内容作为议题深入研究却是21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准确来说，最初日本形象的研究是从文学创作领域开始的。如丘贵芬的《后殖民之外一一寻找台湾文学的“台湾性”》(2006)立足殖民历史，将“台湾性”这个概念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考察，研究了不同时期下“台湾性”的定义及相关政治、文化局限性，尤其是在研究过程中以叙事方式将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分成殖民与被殖民、对立与非对立、本土与非本土、正面与负面等二元结构，以厘清台湾文化、日本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集。与之相似的研究还有《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张京媛，2007)中关于“殖民者是如何改变被殖民地文化、思潮、社会形态乃至行为模式”的论题，其将台湾文化中的“日本”、香港文化中的“英国”进行对比研究，以寻找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整合的规律。在2012年由台湾国立大学出版的《中心到边睡的重轨与分轨:日本帝国与台湾文学·文化研究》(吴佩珍、下村作次郎等，2012)中，从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1895年台湾划割日本，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均可窥见台湾文学、文化中受日本从中心至边睡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时空平行、重轨而至分轨的痕迹。《台湾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想象》(黄晨，2012)研究了台湾文学从被日本占领到光复后的日本想象。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台湾对“自我身份”和“日本形象”定位的不同，来探讨背后的原因与流变。
（2）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最适合以直观的方式把日本形象呈现出来。从20世纪末开始，以《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焦雄屏，1990),《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李天铎，1997),《伤痕与暖昧: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想象》(艾明江，2009),《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一一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李道新，2010),《台湾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黄仁，2013)等为代表的论文研究便开始将日本形象与台湾电影的文本创作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9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21世纪后台湾电影在相关题材上的表达转向(以2008年《海角七号》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同“后殖民主义”、“本土化”等概念相结合。如刘翠霞的《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一一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 (2009 )，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的演变，从早期的抗日主流影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殖民记忆”的多元叙述，乃至如今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暖昧想象进行了论述，以寻找出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某些文化症候。与之相似的重要研究还有《地方经验与殖民记忆:台湾当代电影的文化想象一一以“海角七号”和“锰舰”为例》(曹成竹，2010)，该文以电影《海角七号》和《锰脚》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为例，结合历史背景讨论创作者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身份的深刻意义，从文本角度研究电影创作者对日本形象的描绘上有哪些内因和外因，进而分析台湾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诉求。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赵春于2011年发表的《论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电影的影响》。该研究注意到了台湾电影中隐含着的“日本情结”，并以“仇日”和“亲日”为划分，将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及其影响与台湾大众文化当中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相结合，探讨台湾电影在身份选择上始终徘徊不定的基本现状，并由此思考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
除了两岸学者的研究以外，日本学者在这个论题上也有丰硕的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三泽真美惠。这位长期专注研究日本与台湾文化关系的学者是台湾电影的忠实拥护者，对研究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做出了极大贡献。她的专著《殖民地下的银幕一一台湾总督府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 》 (2002 )，将1895年至1942年间台湾的电影政策，从法规、统治、宣传等层面进行了史料整理。此外，还从民众社会的层面加以调查分析，通过殖民地下的电影银幕展现当时的文化娱乐状态和大众心理。2012年，三泽真美惠又推出了《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一书，该书主要以日据时代的台湾电影人为主角，致力于还原他们在“帝国”(日本)与“祖国”(中国)之间的夹缝里不断“交涉”、“跨境”和“徘徊”，以及如何寻找自我的过程。该书依据大量的史料，包括日记、书籍、口述和访谈，真实还原了日据时期台湾电影人如何将本土电影产业化，以及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定位自我、规避矛盾同时又能达到艺术效果的历史。这本书对于研究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所填补的正是日本形象出现最为密集、但同时又空白了多年的历史研究。
除了专著之外，三泽真美惠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包括《日据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年一1942年》(1999),《台湾的殖民电影活动轨迹与政治的跨境谈判》(2006)以及《1960年台北的“日本电影欣赏会”所引起的“狂热”和“批判”》(2014),这些成果对于研究日本形象的出现、演变以及传播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研究都将范围限定在了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之下，并未串联起整个台湾电影史来进行纵向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以日本形象作为理解台湾电影发展、变化的参照物，进而为我们研究台湾文化提供相应的帮助。因此，本文将研究的起点定位在台湾电影诞生之日，以大历史为背景，一直延伸至当下，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日本形象描绘图景。
2 台湾文化的相关研究
2008年《海角七号》的成功对台湾电影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它为台湾电影的文本书写和宣传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懂得利用网路媒体的崛起迅速达成商业目的。更重要的是，导演将其本人对“殖民经验”和“台湾意识”的强烈感受，融入电影创作与发行中，把电影变成了社会议题，最后达到了惊人的舆论效应。
《海角七号》所引发的有关效应延续到了魏德圣导演之后的电影作品中。《赛德克·巴莱》和《KANO》都是扛着“殖民记忆”的招牌问世，并表达出了一致的“亲日”态度。巧合的是，与魏德圣同期创作的导演们，也体现出了相似的情感态度。包括《对不起，我爱你》(林育贤，2009),《锰脚》(钮承泽，2010),《燃烧吧!欧吉桑》(黄建亮，2011),《太平轮》(吴宇森，2014)等在文本书写上都继承了《海角七号》的思维，而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日本形象也体现出了相当程度上的“契合”。
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在新世纪初台湾不断炒作“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电影中对殖民历史的“温情呈现”，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像《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一一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李道新，2010)，该文以《海角七号》为例，分析了台湾电影在摆脱“被殖民”身份的同时如何重新建立自我认识、摆脱历史累赘的过程；《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王岳川，2001)则是通过对台湾地区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试图寻找台湾在引入了“后殖民”这个概念以后的文化格局，进而关注与“殖民记忆”相关的各种史学问题；《台湾当代电影的文化身份一一以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的获奖作品为例》(陈明华，2008)通过看台湾原住民复杂的源流和殖民记忆，分析台湾电影的文化身份所呈现出的多元图景，尝试在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侯孝贤、杨德昌到蔡明亮，探讨个性诉求与本土叙事杂揉的影像所构筑的台湾电影文化身份流变。相同研究方向的还有《身份认同与想象中的台湾新新电影》(刘骋，2011)，该论文试图以族群认同的社会、历史和心理三个层面，以及由此派生的“历史言说”、“家园与父亲”、“成长主体”、“性别认同”四个方面解析台湾新电影，描绘了台湾新电影身份认同与自我想象的发展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研究是针对香港、台湾地区的对比进行的。例如《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陈林侠，2009)，以奇特的视角展现了同在“殖民记忆”下生存的台湾和香港，一个是激发出了“本土化”经验而形成的强烈的“台湾意识”，一个则是带有“排他性”和“自卑性”的祸合体。该作者的另外一项研究成果《港台的“在地经验”、后殖民文化及其抵制策略一一以中国台湾、香港及泰国电影文化为核心》(2009)，对比了台湾、香港以及泰国在电影创作领域中分别代表的三种不同心理样貌，从而体现出台湾“本土化”思想以及所谓“台湾意识”对整个社会文化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3 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对两岸电影研究的热潮开始，便己经有了对台湾电影“身份认同”的讨论。陈飞宝的《初探台湾电影导演结构及其电影美学特征》(1994)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历史形态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具体谈到了日据前后电影导演的创作；庄礼伟的《百年来台湾文化的源流、属性与变迁》(2005)同陈飞宝的研究一脉相承，旨在论述近代台湾文化的渊源、属性与流变，通过分析台湾文化在不断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如何形成了当下特殊的文化形态。此外，像《跨文化文本和跨文化语境一一李安电影研究动态》(陈犀禾，曹琼，庄君，2007),《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一一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刘硕，2007),《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侯孝贤，2008), 《多元视野下的台湾电影研究》(陈犀禾，王雁，2009), 《197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中的国族认同研究》(杨雯，2011),《新千年台湾电影的身份认同研究》(龚瑶，2012)等研究成果，作为深入探讨台湾“殖民记忆”、“文化渊源”和“身份认同”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日本形象在台湾电影中的呈现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三、课题研究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达成如下目标:
1.划分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书写的历史阶段；
2.分析台湾电影中不同时期日本形象表达的方式与特点；
3.分析日本形象的银幕建构与台湾政治、文化及电影工业之间的复杂联系；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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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文选(下集).374.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5
另外，该书附录囊括了《风土记》文本、与文本有关的作者及扩展内容，像周处《风土记》的文本辑佚和隋唐正史经籍志著录风土记目录异同表，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方便。
扩“州性李传军博士深谙历史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模式与导师萧放教授《<荆楚岁时记>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本书对“风土”的释义，《风土记》的辑佚和文本分析，体例庞杂的汉唐风土记的总体把握，以及汉唐民众时间观念进行深人探索，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创新，堪称历史学和民俗学交叉研究的成功书写。
首先，作者大胆开拓并丰富了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风土记，发掘出大量珍贵史料，扩展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视域。
历史民俗学是民俗学的重要分支。早在1983年，钟敬文先生就提出了“历史民俗学”的概念，他强调“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长期致力于历史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萧放教授提出，历史民俗学有三个研究方向:民俗史、民俗学史和文献民俗志，民俗史是综合或单项民俗事象的变化和演进史，民俗学史则专注于前人记录和研究民俗的历史，文献民俗志是针对民俗文献的研究，包括民俗典籍即具有重要生活服务价值的非典籍形式。本书的研究正是对文献民俗志资料的开掘，对民俗学史领域的进一步开拓。
我国文献资料丰富，既包括大量记载和评述民俗现象杂宝古代民众生活、民众信仰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对“风土”和“风俗”概念进行了辨析。最后通过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日本哲学家和迁哲郎以及我国古代司马迁、班固等学者的风土观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古代风土观念是兼具地理环境差异、经济和心理等因素的较为完备的风土观。
第二章“周处《风土记》研究”，利用文献辑佚和校勘的方法，从李防《太平御览》等多部文献典籍中辑出晋周处《风土记》原文136条，初步勾勒出《风土记》文本原貌，然后运用历史民俗学和文化学方法，对书中的物产、地名等作逐条分析，并将其与南朝梁宗凛《荆楚岁时记》进行比较研究，以岁时节日为研究重点，描述出魏晋时期荆楚和吴越地区的民间岁时节日生活。
第三章“汉唐风土记中的域外风土映像”转换叙述角度，对汉唐时期域外风土记载作概观描述，并运用思想史理论，对先秦以来人们对域外的整体印象和文化认知的形成和变迁进行分析。本章与上一章内外呼应，融合了本土和域外两类文本，兼具外在风土表现和内在风土观念两个面向，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汉唐风土记文本和观念的综合构图。
第四章“汉唐风土记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中探讨了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发生、先秦两汉诸子的空间观形成及至汉唐时期空间观念的变迁。作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空间理论，以域内空间和域外空间、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世的历史文献，比如岁时记、风土记、风俗志、笔记、小说、、竹枝词等，也有民间社会的各种活态文献，如唱本、善书、家谱、契约文书等。岁时记和风土记是其中的两纂卷大门类，岁时记是记载普通民众岁时节日习俗的专书，比如南朝梁宗凛《荆楚岁时记》、宋周密《乾淳岁时记》、明陆启乱《北京岁华记》、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风土记则以一时一地的风土民情为对象作分门别类的记录，如晋周处《风土记》、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宋欧阳修《洛阳风土记》等。目前学界的岁时节日著述不少，但是风土记的研究却少有专论。本书的出版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种缺憾。
其次，作者具有强烈的理论意识，通过细致分析文献资料，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
作者充分吸收和借鉴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对风土现象和风土记文体意义进行剖析，并时刻保持着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强调搭建理论框架的重要性。李传军博士强调，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对汉唐风土记的研究不能面面俱到，必须提炼出一个合适的主题，建构出一个适宜的结构体系。因此，他选取了汉唐时期的两个典型:周处《风土记》和汉唐域外风土记，选择合适的研究视角，对《风土记》采用文本呈现和厄丁解牛式的分析，对域外风土记则注意展现其所蕴含的风土观念;抓住和提炼出几个主题，如风土记的文献价值、风土记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活状态和节日礼俗、民众生活中的空间观念，进行集中深人探讨。时空观念是哲学和思想史领域常常涉及的问题，作者将这一思路引人到民俗学领域，从最常见的日常生活民俗记录出发，通过细节的比较来看地域文化的空间差异，域内外民俗的空间差异和观念变迁，很有说服力。
再次，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创新研究方法，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特点和亮点，拓宽了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思路。
作者在绪论明确提到，“研究汉唐风土记的一个主要困难，在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除少数风土记留存至今以外，大部分汉唐风土记著作都已经散佚了。我们今天只能尽力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水经注》等著作中搜辑星散于其间的风土记著作”。因此，作者索隐钩沉，恢复了周处《风土记》的文本和风貌，这是目前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辑本，体现了本书的学术分量。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比较方法的运用。作者出身历史学，具有宏阔的历时和共时思维，触类旁通，融贯古今，在风土记的研究中，有本土风土记和域外风土记的比较，有《风土记》与几乎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的横向比较，有《风土记》与前代地理书的纵向比对，与几乎处于同时代的《荆州记》的横向比较，与敦煌写本《沙洲地志》的纵向比对，等等，展现出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框架。而且，在细致的考证之外，窥探出其背后所依托的地域文化差异，思想观念的变迁，有一种超越文本的对人本身、对文化内涵的深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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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2001年4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1、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2001年4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0·039％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99％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6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20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从七种教科书2002年的采用率与1997年采用率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4），即从原来的12·9％急落到现在的5·9％，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99％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4年后的胜利。（5）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2、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54·5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16·5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PKO）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9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PKO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96年12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向国民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一节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9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50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9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9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9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3、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90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116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1996年6月5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1996年12月11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1997年1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177名，实际超过200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9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80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核心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21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NHK》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核心人物。1996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1996年12月15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Voise》、《SAPIO》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10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1997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1996年7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10月29日，出动40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卖国。12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4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