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发助理工作总结范文1
建设美丽乡村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面提升村庄整治和农房改造水平的内在要求，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新农村建设重要载体和主要抓手。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效引导农村人口集聚，优化农村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根据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年）》和《关于加快培育建设中心村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市”总战略，按照“狠抓投入、推进转型、改善民生、强化执行、全力加快追赶跨越”的要求，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围绕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的目标，以深化村庄整治和农房改造二大龙头工程建设为主抓手，配套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积极开展沿线、沿路环境综合整治，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努力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
二、建设目标
根据市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考虑镇乡、街道资源、区位、人文、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重点培育、全面推进、争创品牌”的要求，实施美丽乡村行动计划。到2015年，建成20个以上的精品村、30个以上洁美村庄、培育中心村32个、创建市级示范村25个以上、建设污水单项治理村300个以上。重点建设好三条观光带：一是游埠至诸葛连接线沿线，依托诸葛亮、李渔等名人和历史文化建设名人古村落观光带；二是至芝堰沿线，依托白露山资源和高新农业园区建设生态风情观光带；三是至马涧、柏社47省道沿线以杨梅采摘游为主的农业观光带。
按照抓点、串线、成面的推进方法，将美丽乡村建设分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2011～2013年，突出重点，典型示范，重点抓好省市小康示范村、特色文化村、中心村、景区周边村、干线公路沿线村的创建工作，2014～2015年，全面推进，连线成面，继续抓好集镇所在村、中心村建设工作，实施2～3个乡镇的整乡整镇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创建采取自愿申报和指定创建相结合的办法。年初各创建村提出申请，经镇乡、街道推荐，由市领导小组审核确定，创建时间一般为二年，第一年重点是编制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和环境整治的提升，第二年重点是其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
三、主要任务
（一）以农房改造为抓手，实施生态人居建设行动。
1.推进中心村培育。根据村庄布局规划，加大村庄撤并力度，加快中心村建设，通过培育建设，改善中心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增强中心村的人口集聚力、公共服务辐射力、经济发展带动力，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心。
2.加快农房改造建设。积极引导开展农村住房改造，集中力量加快农村危旧房的改造，采取改建、扩建、翻建、新建等多种方式，改善农民住房条件，鼓励集中建设联立式住宅，严格控制新建独立式住宅，通过连片拆除危旧房、集中建房为新农村建设腾出发展空间，确保农房改造建设新增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土地总量平衡有余。
3.鼓励下山移民。按照人口集聚的趋势，推动自然村落缩减，对村庄布局规划中明确需要搬迁合并的不宜居住村，按规划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引导农户到中心镇、中心村购房、建房，对高山、远山村实施整体下山搬迁，异地进行安置，重点建设下山移民小区，推进高山远山下山搬迁、地质灾害避让搬迁。
4.推进农村土地整治。以镇乡、街道为单位，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中心村为重点，每年启动若干个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将适宜复垦耕种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充分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二）以村庄环境提升整治为抓手，加快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1.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村庄整治扩面提升工程，对规划保留的行政村都要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等环保设施项目，到2015年，农村垃圾集中收集覆盖所有行政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村达到70%以上，卫生户厕农户达到总户数的90%以上，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明显提高。
2.推广农村节能节材技术。深入实施污水净化沼气工程，畜禽养殖场（户）沼气利用技术普遍应用。实施“建筑节能”工程，推进农村LED节能路灯太阳能供电、太阳能热水器等太阳能综合利用进村入户，引导农村新建住宅采用节能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支持农户使用新型墙体建材和环保装修材料。
3.推进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结合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的实施，开展沿路、沿河、沿线、沿景区的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开展万里清水河道建设，成片连村推进农村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使农村环境明显优化。在此基础上，开展市级生态村的创建工作，到2015年市级生态村占行政村总数的50%以上。
4.大力实施绿化行动。深入实施“兴林富民示范工程”，以增加绿量为重点，大力发展乔木和乡土、珍贵树种，形成道路河道乔木林、房前屋后果木林、公园绿地休憩林、村庄周围护村林的村庄绿化格局。建设一批有特色的森林村庄。
5.健全农村卫生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保洁、设施维护和绿化养护工作，落实人员、制度、职责、经费，确保垃圾、污水等设施的正常运行。积极探索农村物业管理新模式，加强农村卫生保洁和公共设施维护。
（三）以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为抓手，构建农村生态产业体系。
1.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切实开展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建活动。“十二五”期间，以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为平台，建设2个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6个省级主导产业示范区、12个省级特色农业精品园，建成10万亩粮食功能区。结合农业“两区”建设，实施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工程，着眼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形成一批农业资源保护，投入集约节约，生产全程清洁，废物循环利用，产品安全优质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带动体系。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要求，扶持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和规范化专业合作社，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森林食品，积极创建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
2.发展农村低耗、低排放工业。严格产业准入门槛，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和功能区集聚，集中治理污染。大力发展来料加工业，逐步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来料加工格局。
3.加快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充分利用农村田园风光、山水资源、人文景观和乡村文化，打造生态家园，彰显农耕文化，展示乡土风情，推进城乡融合，加快形成以重点景区为龙头、骨干景点为支撑、农家乐休闲旅游为基础的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格局。
（四）以创建特色文化村为抓手，构建和谐的农村生态文化体系。
1.培育创建特色文化村。在充分发掘和科学保护古村落、古建筑、特色建筑、古树名木和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优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把传统村落培育成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特色文化村。
2.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开展美丽乡村评选创建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知识宣传、培训活动，把提高农民生态文明素养作为创建重要内容，引导农民生态消费、理性消费。推进农村文体广场、文化中心、图书站室和农耕文化展示场所建设，不断推进文化下乡。大力弘扬文明的婚丧嫁娶新风尚。
3.促进乡村社会和谐。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一步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积极推行以村党组织为核心和民主选举法制化、民主决策程序化、民主管理规范化、民主监督制度化为内容的农村“四化一核心”工作机制，合理调节农村利益关系，有序引导农民合理诉求，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政策措施
（一）编制建设规划。全面分析市域村庄的空间布局、人口规模、产业设施等现状，根据农村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人文积淀，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结合市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生活宜居、环境优美、设施配套”的要求，科学编制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细化区域内生产、生活、服务各区块的生态功能定位和各类项目建设时序与要求，使规划既有前瞻性、科学性、又具操作性。
（二）加大投入力度。市财政每年安排新农村建设专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美丽乡村创建、中心村培育、村庄环境整治和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并逐年有所增长。要加大对美丽乡村建设资金的整合力度，把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村培育与村庄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危旧房改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下山搬迁、千万农民饮用水、万里清水河道、农村联网公路、农村电气化、乡村文化体育、绿化示范村、农民健康工程等有机结合起来。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各界以独资、合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经济项目开发。要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生态项目特许经营权、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权以及林地、矿山使用权等作为抵押物进行抵押贷款，引导金融资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补助，采取以“项目补助为主、达标奖励为辅”的资金扶持政策，财政补助资金主要支持村庄环境整治的提升和基础设施的配套，具体对五方面的创建进行补助。
1.洁美村庄。洁美村庄就是基本完成四大体系建设，达到“四美”要求，做到宜居宜业宜游。补助资金采取预拨和考核结果相挂钩的办法进行，扶持额度达到项目投资的80%以上，扶持资金按创建村主村人口数进行补助，人口在600人以下的补助90万元，600～1200人的补助100万元，1200人以上的补助110万元。
2.精品村。是在洁美村创建基础上，投入较大、效果较好、辐射带动力强、内涵丰富、层次更高，达到全省美丽村庄建设标准的先进村，扶持额度达到总投资的80%以上，扶持资金按创建村人口数进行补助，人口在600人以下的补助160万元，600—1200人的补助180万元，1200人以上的补助200万元。
3.中心村。重点要建设好“二区一中心”，主要对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扩面提升和最大居住点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进行补助，一般每村补助120万元，省级示范中心村补助140万元。
4.示范村。重点是农房改造、环境的提升整治和“穿衣戴帽”，达到创建设标准并通过验收的，人口在600人以下的补助20万元，600～1200人的补助25万元，1200人以上的补助30万元。
5.污水单项治理村。2008年以前（含2008年）已进行村庄环境整治但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村，重点要建设排污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要求入户率70%以上，补助额度按照村庄农户数进行核定，农户总数在200户以下的补助15万元，200～300户的补助20万元，300户以上的补助25万元。
要因村制宜，科学编制创建规划，突出个性，体现特色。对洁美村、精品村的创建要统一委托编制建设规划，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项目实施前要有预算，项目完成后要有决算。
（三）强化技术服务。大力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在生态产业、清洁生产、环境治理、水源保护、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农房改造、古民居修缮等方面，积极推广应用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组建美丽乡村技术指导组，从建设、规划、国土、交通、水务、林业、环保等部门抽调、招聘或留用二线专业技术人员，实行集中办公。充分发挥技术指导组作用，定期开展技术会商，及时指导美丽乡村建设。市农办作为牵头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市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并抓好协调落实。旅游部门要指导旅游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农业、林业、水务等部门要抓好生态产业、具体项目的技术服务。生态办要指导协调生态市创建巩固工作。国土部门既要保证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落地，又要研究指导节约土地、集约用地。
（四）强化宣传考核。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主流媒体的作用，加强对先进典型的总结和推广，适时组织现场会、推进会、先进事迹报告会，宣传先进理念、推广先进经验、表彰先进典型，促进广大干部群众转变观念、创业创新，自觉投身于美丽乡村建设。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监督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美发助理工作总结范文2
为了评价在满足国会需要和作为一个引导实践的组织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方面的绩效，美国审计署（以下称GAO）采用一套围绕审计结果、客户、员工和内部管理四个维度的定量指标平衡体系进行年度评价。现将四个维度的15个指标简要介绍如下：
一、审计结果
注重审计结果和过程效率是GAO成功完成使命的根本所在。GAO通过财务收益、非财务收益指标、.建议被采纳情况、有建议的报告比例4个指标评价审计结果。
对于财务收益和非财务收益指标，GAO首先设立组织总体目标，然后针对每个外部战略目标（即战略目标1：应对美国人民福祉和金融安全所面临的当前和潜在挑战；2：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带来的挑战；3：协助联邦政府转变职能，以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分别设立单独目标。
对于建议被采纳情况和有建议的报告比例指标，GAO从组织整体层面设定目标和报告工作，以促进各战略目标间业绩的一致性。对内，GAO通过及时检查内部战略目标（即战略目标4：作为一个引导实践的联邦组织，提高工作质量，向国会提供及时服务，使美国审计署的价值最大化）的完成情况，以了解之所以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组织总体目标的原因。同时，也利用这一信息向各团队反馈其对实现组织总体目标所作出的贡献，并且帮助其明确需要改进的领域。
二、客户
GAO通过证词数量、 及时性2个指标评价客户服务质量。GAO通过统计他们向国会听证会提供证词的数量，选择部分客户发放调查表来收集有关评价服务质量及时性的数据。GAO设定证词数量组织总体目标的依据是对国会日程和听证趋势的数据评估。之所以设立及时性指标是为了使工作在此指标上达到战略目标间的一致性。
三、员工
GAO通过分析包括内部调查在内的多种数据来源所提供的信息，评价他们在吸引和保留高质量员工以及在员工发展、支持、利用和领导方面的工作。GAO评价员工维度的绩效有招募员工计划完成率、员工留任率（含退休）、员工留任率（不含退休）、 员工发展满意度、员工利用满意度、直接领导能力满意度、 组织环境满意度7个指标 。
在上述7个指标中，（1）GAO通过发放年度员工反馈调查表，统计计算员工发展满意度。但是计算时不包括“无评价依据/无接触”或“无评价”的回复，因为计算结果只代表对此问题有评价意见的员工的观点。（2）员工利用满意度主要统计财政年度内员工出现以下情况的频繁性：自己的技能在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利用；GAO给自己提供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自己总体上有效地实现了自身价值。（3）直接领导能力满意度指标反映的是员工对其直接领导的领导能力满意度，通过员工反馈调查进行评价。
四、内部管理
内部管理主要包括信息管理、设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等服务。GAO通过进行内部员工满意度调查，了解内部管理对员工完成工作的帮助和对其工作质量的影响。调查项目包括网络服务、音频通讯系统、工资福利、办公场所安全与维护等。GAO评价内部管理的绩效有工作帮助、工作质量2个指标。内部管理维度指标的评价办法是让员工对其所享受的30项内部管理服务进行满意度排序，实行5分满分制，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或指明没有享受到该项服务。
GAO财政年度绩效评价结果
这里对2012财政年度绩效作一简要分析，2012财政年度，GAO除了客户和员工评价维度中的两项指标外（证词数计划为180次，实际完成159次；招募员工 计划完成率计划95%，实际完成76%），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其他所有指标的目标。GAO超额完成了两项最重要的绩效指标——财务收益和非财务收益。完成了558亿美元的财务收益，超出400亿美元目标158亿美元。这相当于国会每投入1美元，取得了105美元的回报。非财务收益1440次，超出1200次目标240次。完成了80% 建议被采纳的目标，并且超额7% 完成了有建议的报告目标。没有完成180次证词数量的目标，其原因是涉及一些主要领域的听证会数量比预期的少。在向客户提供报告和证词的及时性方面超额完成目标。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员工维度7个指标中6个指标的年度目标。
美发助理工作总结范文3
[关键词] 发展援助 经济计划 美援机构监管 经济起飞
中图分类号：F1312・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67-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虽不乏有关美国援助对韩国经济影响的研究，但多散见于介绍韩国经验的各类著述中，系统研究、论述美援作用的还不多，大多集中于李承晚时期。关于美援对韩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三种观点：①美援奠定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②美援抑制了韩国工农业发展，美援的负效应远超过其正效应；③对韩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美援的作用是有限和次要的。本文主要运用美国外交政策档案等史料阐明美国的援助对韩国起飞的意义。
美国援韩政策的变化及其意义
韩国在李承晚连任总统的12年里，经济低靡，到处是饥饿和贫穷，被美国顾问们断定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国家。朝鲜战争结束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甘愿背起援助韩国的包袱。20世纪50年代末，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受到国会要求采取减少赠与数额和促进私人海外投资的更大压力。60年代初期，美国国会对外援的态度愈益倾向保守，对韩援助不仅逐年减少，而且国会要求不再给韩国开绿灯，从援助项目到援助程序应和其他受援国一样，不享受例外待遇。国务院为此致函美国驻韩大使馆，表示韩国政府今后取得援助取决于其经济表现。这种情况凸显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怎样彻底甩掉援助的包袱。
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总统，在他看来“援助是避免许多国家崩溃或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一种手段”。因此美国对韩经济发展抱有积极愿望仍然是基于对抗共产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但是其中还有一股“新思维”的作用，这就是当时风行的“学院派”发展主义思潮。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仍然强调短期政治目的和军事性质，再加上艾森豪威尔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保守财政思想也使得他一度主张与第二世界的经济联系要建立在贸易而不是援助的基础上。另一方面，50年代中期后苏联大力加强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美国官学两界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重视不够，不足以对付苏联的经济进攻，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发展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沃尔特・罗斯托参与主持的这份研究报告主张在正常的安全援助之外，通过长期的发展援助计划在欠发达世界培育经济增长能力，今后压倒一切的目标应该是培育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肯尼迪更加重视第三世界的经济福祉，更加强调援助的长期性目的。罗斯托本人也因此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那么，美国援助政策的新思维对韩国具有何种意义呢?首先，作为跟美国友好的政权，韩国“经受着共产主义的威胁”，“革命社会主义势力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会上涨”，为此，美国“最低限度要跟共产党国家一样向韩国人民提供基本的物质需求，最大限度要把其造就成为亚洲实现自由世界理想的一面橱窗”。其次，在李承晚时期，美国的援助计划目标步步落空。李下台后韩国组建了新政府，美国统治集团的信心却没增加半分。面对风雨飘摇的韩国政坛，他们更加期望“出现一个具有视野的领袖或集团带给这个国家明确可信的理想、目标和计划”，“将韩国带进罗斯托所说的起飞点”。就在肯尼迪上台后四个月，发生了一场彻底改变大韩民国命运的。1961年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青年军官几个小时内控制了汉城。尽管搞不是美国人喜欢的民主套路，但幸运的是朴正熙给韩国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军人政治，而是尊重科学和理性的社会精神气质，这正是长期处于传统李朝政治下的韩国社会所缺乏的。美驻韩大使塞缪尔・伯杰有些兴奋地指出“他们是一个真正致力于改革的、有能力、有热情，乐于牺牲的集体”。朴正熙也在华盛顿保证，韩国不会浪费美国援助的每一分钱，美国的援助会发挥更大的效益。美国也决心帮助他推进发展计划：“以往那种缺粮就供粮的方式，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此后一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议，明确提出把发展援助作为美国一项长期的政策，取代过去支持性援助，鼓励韩国经济自立，朴正熙上台后，美国的援韩政策为朴集团度身定做，一经确立便长期不移，这之后的美援对韩国经济具有与此前相比极端重要的意义。
和华盛顿多年的目标相一致，驻韩美援机构把整体上帮助韩国经济自立作为中心任务，在经济事务上的指导、监护意识非常强烈，然而美援目标却步步落空。这其中除了李承晚暗中破坏外，美援机构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它们各自为政，使得那些腐败的韩国官员有机会捞油水。1961年2月，美国行动团的团长助理法利的一封辞职信引起了国际开发署的重视，由此开始整顿美援机构。
首先，大幅度提升驻韩大使的地位。腊斯克强调，伯杰大使得到总统和他自己的全力支持，伯杰本人也作好了充分行使权力的准备。他享有就援助事务直接谈判的全权，直接领导由文职、军事代表团组成的驻在国小组(CountryTeam)，在援助政策及项目上提出建议、指导，对援助活动进行总体协调。
其次，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由国务院垂直领导的国际开发署驻韩分署统筹援助项目，它掌握选择优先实行的具体援助项目的权力，加大了在制订援助政策中的地位。而美国行动团(UnitedStates Operation Mission)规模过于庞大，连美国人自己都提出了批评，要求精简人员，主要负责援助项目的管理和实施。
最后，美国人注重以专业工作小组深入重要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税务局、总务处和经济企划院设有项目办公室，派驻专家顾问。办公室每月和韩国计划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评估当月经济统计数字，负责专业技术培训的美国行动团在会议期间请公共管理的教授来讲课，并聘请西方专家开讲座，category(范畴)、budget(预算)、present value(当前价值)大量英文词被引进教学内容，让韩国学员背会，作为工作中的日常用语。美国行动团还根据韩国各产业部门划分组建了一系列韩美人员共同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定期培训。
美援机构统一行动，形成了层层管理的权威。这就从体制下保证了硬性执行援助项口的取向。伯杰大使在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强调：“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采取跟我们一样立场的重要性，如果韩国人以为他们围着美国行动团转就能达到目的，我们在此的努力就会白费”。
综上所述，美援韩政策的调整具有高度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学者认为，相对于李承晚，朴正熙经济发展第一的取向是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但还应看到如果离开60年代美国援助政策的介入，仅以内部积累自然发展，卓书国不可能在70年代获得高速增长。
美援与韩国经济计划的制定
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生活以及政府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美援来维持的，政府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日常事务上而无暇顾及长期发展的计划。“制定长远的经济规划已非政府力所能及”。但美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来这里的最终目的是帮助韩国经济自立。1959年，一个由参议员普罗克诺主持的跨部门委员会研究了韩国形势，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以计划模式实现韩国经济增长。在计划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在华盛顿还是第一次。“虽然一般说来，美国把自由主义理念作为对欠发达世界援助的基础目标，但援助机构和有影响的顾问们并不十分固执于经济自由主义，往往对在第三世界搞国家导向的政策和经济计划并不十分在意。”美国最终形成以经济计划建立韩国经济自立基础的政策取向是在肯尼迪执政后，国家制定经济计划不再被看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而是美国提供援助的重要标准”，并强调受援国拿出全面的综合计划，而且必须坚持完成。以当时韩国的条件，它必须把经济计划跟获得美援相挂钩。美国为了尽快减轻自己的援助负担，不断向朴正熙施加压力，经常以断绝援助相威胁。1961年，总统特别研究小组报告就指出“韩国的经济计划应该是美国影响的焦点，也是美国援助项目的决定性因素。计划应当充分具体地规划一个清楚、可行的方案，美国的作用在于确保计划中的政策、项目得以贯彻”。因此，韩国制定并硬性执行经济计划，此中体现了美国的主导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韩国为什么恰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功编制经济计划。
来自外部的压力使朴正熙痛感编制经济计划的必要性，他从内心也赞同美国关于如何通过系统的计划取得高速增长的建议。1961年7月朴正熙政府成立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全国的经济计划和预算分配。预算局原属财务部，美国顾问极力要求企划院具有制定国家预算的经济功能，正如罗伯特・赫尔曼指出的：“计划与预算的关系可能是现代政府中最关键的一对关系。不考虑年度预算执行的长期计划会变成纸上谈兵，不考虑发展计划的要求而制定预算会导致资源分散，延误目标的实现。”在美国专家的建议和参与下，企划院一成立，韩国政府把预算局划归企划院。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韩国经济事务的监管，美国还非常注重支持和扶植具有留美背景的经济管理人员，越来越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经济学家任职企划院。当然，更重要的是经济计划的可行性，美援机构在努力保证经济计划的科学性上要求极其严格。
韩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后，美国专家对这一计划的评价是“野心大而不切实际”。这一计划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当时韩国能够替代进口的生产部门是很有限的，只能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进口替代，而且计划的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实际投资能力。美国人的批评不无道理。到1964年，韩国不得不重新修订计划，美国顾问们要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压缩投资规模。
韩国制订经济计划带有很强的外向性，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及受其支配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却是首要的参与者。二五计划的两位关键参与人之一就是曾为李承晚制定战后重建计划的罗们特・内森，另一个是获得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韩国经济学家金满堤。内森计划明确要求韩国转向借贷发展和动员内部资金，不再严重依赖外国无偿援助。美国专家为韩国设计的计划尽管算盘是为美国打的，但它强调结合进世界市场，毕竟是现实的。韩国政府的二五计划就以内森计划作基础，是一个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计划，受到内外专家的广泛赞扬。不断地修订计划是确保科学制定经济计划的重要措施。在韩国已经执行的八个五年计划中，有三个计划中途修订或调整，最初的两个计划还修订两次，全都集中在美国援助当局影响力最集中的时期，美国影响之大，“以致于不知道这些政策首先反映的是韩国政府的目标还是美国援助当局的目标”。
美援管理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朝鲜战争结束后，塔斯卡领导的总统使团用了六个星期对韩国经济作了整体估计，指出韩国对以往援助项目的管理失败。朴正熙上台后，具有强烈指导意识的美国援助机构在实施科学化、理性化的管理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管理理念、管理体制乃至风格等层面强化政府官员和地方企业的业务作风和计划成就。
首先，在管理理念上，把强化自由市场制度作为援助政策的目标予以强调。50年代末以来美国政府及学术界就有不少人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美援提出批评，认为美援背离了自由市场原则，在受援国培育了国有经济体制。1958年开发贷款基金(Development Loan Fund)的启动和国际开发署私人企业办公室的设立表明美国援助政策开始认真对待自由市场制度的问题。1962年国际开发署开始向韩国提供开发贷款基金，用于扶植私人企业和中等规模企业。美援支持私人企业不难理解，但资助中型企业目的何在呢?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大企业在50年代由于美援的作用而兴起。美援无论是给钱还是给物资，都通过政府分发，在分配过程中有能力接近、贿赂政府的企业就能得到钱和物资。大企业受惠于政府，必须寻求政治后台，企业家充满投机心理，合理的竞争机制未能建立起来。而开发贷款基金不针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只以具体的受贷计划或单位为对象，由受援方提出计划向美方申请，可由受援方以当地货币偿还，并且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利息，但须经过一整套可行性论证，以培育竞争机制。
其次，在管理体制上，广泛采用奖励和惩罚机制，这是美援管理的重要特征。例如，一个企业不认真管理会计和预算系统，那么它的会计统计表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检查或者它的贷款申请被故意搁置起来。这种审计工作通常是非常耗时的，久而久之，韩国企业终于明白这种调查无异于致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表现得越明显，私下的反感就越强烈。有一件细节小事颇有意味。1965年，韩国与美Swift化学公司合建一家大型化工厂，由美方管理。美方顾问坚持要求韩国雇员工作时必须开着门，感恩节不搞奖励。该顾问任职六年，只发生过一次罢工事件，在劳工运动频繁的韩国，这不能不说明美国人别具一格的做法在韩国有很大市场。作为接受援助的代价，韩国才容忍美国的控制和监督，可正是在美援机构及其专家、顾问的影响下，强调技术熟练、强调西方的组织和管理方法，讲求效率的风气使企业管理逐渐出现了日趋理性化、科学化的势头。有评论说“这些具体细微的努力未展示什么重要的本质变化，但量的变化和日益转移的政策强调都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以援助的多和少来评估美援对韩国发展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停留在一般化的认识水平上。韩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并不直接跟援助数额有关。自60年代起，美国的无偿援助逐渐减少的同时，美援的计划目标反倒得以落实。
美发助理工作总结范文4
一、美国建立了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集中统管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美军长期采取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分头管理的管理体制，2010年以来对管理体制实施调整，2012年1月撤销负责网络与信息集成的助理国防部长，信息系统建设纳入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管理范畴，实现其对整个装备体系的集中统管。
（一）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分散管理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长期以来，美军在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层面，由负责采办的副国防部长和负责C3I的助理国防部长（2003年改名为负责网络与信息集成的助理国防部长）分头管理，前者负责武器系统采办以及武器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后者负责美军信息系统建设。
1996年美国国会制定颁布了《克林杰—科恩法》，要求包括国防部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设立首席信息官，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由C3I助理国防部长兼任，赋予其更加广泛的职权，包括：信息技术开发与作战使用的战略与政策制定，信息系统采办、体系结构与标准制定，信息安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以及为作战提供信息保障等领域。
美军设立C3I助理国防部长并由其兼任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其初衷是突出对信息系统采办的重视，在客观上确实也起到了推动信息系统建设的作用，美军因此占据了信息技术发展的最前沿领域。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军信息系统的迅猛发展。但由于该体制将信息系统独立于武器系统之外，造成了装备体系的割裂，信息系统与武器系统在顶层设计、标准体系方面往往难以协调配套，影响了美军联合作战与互联互通能力的提升。这种体制也导致大量信息系统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不够清晰，如美军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转型通信卫星等项目的归口管理部门多次在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和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之间调整，造成项目从顶层设计到采办实施各个环节都多次出现重大变化；此外，分散的管理体制也使有限的采办队伍分散到各个部门，降低了专业管理人员整体效能的发挥。因此，随着信息技术对整个装备体系的影响日益加深，信息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导致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之间在体系配套与互联互通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不能适应信息技术环境下装备体系建设包括信息系统发展的要求（见图1）。
（二）对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实施改革
针对美军长期以来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相对分散的管理体制与发展模式，奥巴马上台以来着力推进改革。2009年3月，国防科学委员会了《信息技术采办政策与程序》报告，提出了将信息系统采办直接纳入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集中管理的改革建议。相关改革建议获得了国防部高层的认可，2010年8月9日，国防部长盖茨签发了《国防部效率倡议》，决定撤销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及其办公室。
2012年1月11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签发了《撤销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及相关事项》备忘录，标志着经过近两年的调整，美军NII助理国防部长职位正式裁撤，原来由该助理国防部长兼任的首席信息官正式实体化。2012年2月12日，常务副部长签发《国防部首席信息官执行委员会章程》备忘录，对美军首席信息官及其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上述两个备忘录的，标志着美军在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信息系统建设与武器系统建设分头管理的困局，国防信息系统局的采办工作向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汇报。这样在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方面，美军实现了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的集中统管，便于整个装备体系的顶层谋划与协调发展（如图2所示）。
二、俄罗斯建立决策与执行分开、职责明晰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几经调整，目前又启动了名为“新面貌”的新一轮改革，但从其过去几年的改革历程以及当前的改革思路来看，俄罗斯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突出决策与执行分开、加强监督力度，以严防腐败问题，提高装备经费的使用效益（如图3所示）。
（一）国防部主管装备工作的第一副部长负责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决策与顶层规划
2010年5月，俄罗斯国防部撤销了武装力量装备部和主管装备工作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设立了主管装备工作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职务，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决策与顶层谋划工作，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宏观政策；组织研究国家武器装备规划草案；制定有关装备研制、采购、修理和销毁方面的国防预算建议；组织研究并协调军事指挥机构和装备订货主体制定国防订货方案；制定平时和战时工业企业经济动员计划，监督其动员准备工作；参与准备和执行国防工业发展规划、军事技术合作规划和计划等。
（二）国防部直属的联邦武器、军事和特种技术装备及物资供应署负责信息化装备的研制与采购
联邦武器、军事和特种技术装备及物资供应署2007年成立，原隶属联邦政府直接管理，2010年转隶国防部直接管辖，主要职责包括：执行国家武器装备规划和国防订货；制定和批准竞争性文件和招标文件，组织订货竞争，签订国防订货合同；参与国防工业企业能力评估。此外，国防部还下设主管物资技术保障的副部长，负责全军武器装备包括信息化装备的维修与后勤保障工作。
（三）联邦国防订货局与国防部军事代表局负责监督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实施情况
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将原隶属国防部的联邦国防订货局纳邦政府直接领导，主要负责监督国防部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执行情况，具体职能包括：监督国家国防订货的实施情况；监督国家订货主体和组织在履行国防订货时的行为；监督国家国防订货的竞标情况；监督国家国防订货的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等。此外，2005年，俄罗斯国防部将各军种军事代表机构进行改革重组，在国防部设立军事代表局，负责全军184个军事代表机构的管理工作，各军种不再设立军事代表管理机构，以此加强国防部对全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合同履行监督工作。
三、英国建立了国防装备与保障总署集中统管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英国部队规模相对较小，其装备建设管理一直采用国防部高度集中统管的体制，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建设统一纳入国防部装备管理部门集中管理、统一实施。英国国防部国防装备与保障总署负责统管全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工作。国防装备与保障总署下设8个装备管理分部，分别管理舰船、潜艇、ISTAR（情报监视目标获取与侦察装备，相当我军的电子信息装备）、陆战装备、直升机、航空保障、空战装备、武器等8大类装备，保证了相关电子信息装备与武器系统建设的协调发展（如图4所示）。在项目管理层，由国防装备与保障总署组建的一体化项目小组负责对具体装备项目进行全寿命管理。
四、法国建立了武器装备总署集中统管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法国的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与英国非常相似，其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由国防部武器装备总署统一管理。法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围绕武器装备项目的几大分类展开，大致分为核威慑武器项目，指挥与控制信息系统项目，投射、机动与保障系统项目，作战系统项目，以及防护救助系统项目5类，其中，指挥与控制信息系统项目中包含C4ISR项目，如图5所示。
武器装备总署下属的武器系统局是法军信息化装备和C4ISR装备研制采购的统管部门。它是在原来地面系统和信息局、航空制造局、舰船建造局、导弹和空间局的基础上合并改组而成，使法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统管职能得到强化。该局原设4个处，即航空项目处、舰船项目处、地面武器装备项目处以及战术导弹处。近年来，为加强C4ISR装备的管理，武器装备总署对该局进行机构调整，目前，该局设有航空航天项目处、地面武器项目处、海军项目处、核及导弹项目处一级联合、通信与信息系统项目处5个部门，各处领导若干一体化项目小组，负责分管领域信息化装备和C4ISR装备的项目管理工作。
五、德国历经三次重大改革形成装备、信息技术与使用保障部集中统管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
德国部队规模与英法相似，在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上又与英法等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德国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最初与英法类似，由国防部总装备部负责集中统管，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统一纳入总装备部管理。新世纪以来，德军学习美军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的思路，设立现代化部，形成国防部内部总装备部与现代化部分散管理的体制。
随着美国撤销网络与信息集成助理国防部长，德国国防部同期也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将总装备部与现代化部合并成立“装备、信息技术与使用保障部”，实现了对全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集中统管（如图6所示），加强了武器系统建设与信息系统建设的协调配套与互联互通能力建设，有助于提升德军武器系统的整体作战能力。
六、世界主要国家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的综合分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动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情况及现状来看，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立足现有装备管理体制，构建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系
从外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实践看，世界主要国家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系是建立在现有装备管理体制之上的，注重立足体系建设需要，构建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系。一是统筹装备信息化建设与装备管理体制。美国的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由采办、技术与后勤副国防部长牵头负责，有效统筹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与装备采办管理体制；英国在国防装备与保障总署，法国在武器装备总署，俄罗斯在“联邦武器，军事、特种技术装备及物资供应署”，构建各自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机构，设立专门的业务机构或者武器系统总管，对装备信息化建设进行管理。二是信息化装备配套管理纳入装备采办管理体制中。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将信息化装备的配套保障管理，如质量管理与验收，经费管理，成本控制，试验与鉴定管理，后勤保障、标准化工作等，均纳入武器装备采办管理体制中，实行信息化装备与一般武器装备的一体化管理。
（二）各国国防部对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统管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要国家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管理体制以及国防部与军种职责分工看，存在“国防部高度集中统管”和“国防部集中统管与军种分散实施相结合”两种模式，各国国防部对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统管力度有较大差异。
英、法、德等国采用“国防部高度集中统管”模式，包括信息化政策和标准制定、信息化装备的采办基本上由国防部相关机构负责，如英国国防装备与保障总署，法国武器装备总署，德国装备、信息技术与使用保障部负责全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工作，军兵种不直接负责信息化装备建设的工作，只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需求论证、维修保障和项目管理的部分工作。
美国采用“国防部集中统管与军种分散实施相结合”模式，国防部负责武器装备信息化的政策制定、重大信息化装备项目的审查，以及各军种信息化建设的监督指导等宏观管理，国防信息系统局参与通用性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各军种相关部门负责信息化装备建设的具体工作，各军种装备司令部、计划执行官办公室和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具体实施。
两种管理模式各有利弊。国防部高度集中统管型在国防部设立专门的信息系统采办管理部门，下设具体组织实施机构，有助于从顶层上加强对全军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统一管理，避免各军种分头建设造成的重叠、交叉情况，更加方便国防部从体系建设角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有助于增强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是未来装备及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国防部集中统管与军种分散管理相结合型较好地发挥各军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在其客观上可能造成各军种信息系统之间的重叠、交叉与割裂；这种管理体制对于国防部顶层的集中领导、需求、战略规划的集中统管要求更高，对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要求高，为此，美国建立顶层协调领导机构，完善了需求、战略规划论证体系，构建了技术标准体系的组织体系。国防部高度集中统管型可以在国防部高度集中装备管理体制中，采用跨部门参与协作的矩阵式管理组织，更多地听取各军种的意见，反映各军种信息系统的特殊性；国防部集中统管与军种分散管理相结合型在各军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国防部集中统管与指导力度。
（三）美、德等国经历了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分散管理而后又集中统管的改革过程
美国、德国武器系统与信息系统建设长期以来由不同的部门分散管理，这种分散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是进一步突出和加强信息系统建设，以更好地在信息技术环境下，抢占信息系统建设的先机。
美发助理工作总结范文5
摘要：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为了应对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加强了对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资助。为了应对冷战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为了应对冷战以及道德危机等社会危机，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加强了对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资助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学研究；黄金时代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27-06
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其中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是二者关系的重要体现。关于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国内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二战中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的成功合作使战后联邦政府和大学双方都愿意继续合作。战后初期，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呈现出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自然科学研究，轻社会科学研究的总特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苏冷战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危机的泛起，美国联邦政府才意识到大学科研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大力加强了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造就了大学科研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是体现联邦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典型时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结合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三个方面论述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旨在说明联邦政府在大学科研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联邦政府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与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旋即结束了战时同盟关系，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冷战是除了美苏直接军事冲突和使用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手段的斗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宣传等各个领域。空间技术是一国军事、科技实力的象征，也是美苏冷战的重要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拥有了科技霸主的宝座，而且美国人认为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会确保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这种状态削弱了美国的竞争意识。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美国政府将卫星项目委托给海军执行。然而，由于该项目属于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带来可预见的军事用途，因此没有获得优先开发权。这种情况使美国遭受惨重的代价。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科技霸主的宝座受到挑战，意味着美国在冷战中输掉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斯布特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痛定思痛，美国人认为美国科技能力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其教育的落后和科研体制的不足。具体表现为：计划性军事目的而不是发展科学放在第一位；对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吝啬；没有意识到美国科学的竞争力取决于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综合基础设施。从上到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主流的观点是美国必须通过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来提高自己的内在实力。
科研方面，白宫为了应对危机，将科学顾问委员会扩大并升级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张实行反映“基础研究理想”(the ideology of basic research)[1］168的联邦科学政策，认为联邦科学资助中的规划性研究占支配地位，扭曲了国家研究活动，因为经济进步和国防最终依赖于基础研究。由于大学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充足资源，所以有必要对之给予更大程度的公共资助。
在“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下，联邦政府加强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从而造就了大学科研10年的黄金时代。
（一）以研究拨款或者研究合同的方式加大对大学研究项目的资助
以签订合同或者拨款的方式资助个体研究者或者研究小组，是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资助大学科研的主要方式。1958-1968年期间，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都大大增加了对大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以拨款方式资助从事基础研究的个体研究者的研究项目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核心活动。总的来说，它的拨款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增加，1966年财政年度到达48000万美元[1］174。196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超越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ce)，成为大学基础研究最大的独立资助者。6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将国家卫生研究院看作是“基础生物科学的国家基金会”[1］182。
郝艳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与大学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国防部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统称为防务机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三个机构也都对大学基础研究进行了资助，但主要是资助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基础研究。1964年，原子能委员会与150所大学和学院的研究者签署了514个研究合同[1］187。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作为新成立的研究资助机构，到1963年，成为了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对大学的资助从3000万美元上升到8700万美元[1］188。研究项目资助占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大学资助的主要部分。国防部还建立了高级研究项目署，高级研究项目署最成功的资助项目是在12所大学中创建了跨学科的材料研究实验室，从而促进了大学材料科学研究。
（二）旨在加强大学整体科研能力的院校资助
1958年后的10年中，各联邦职能机构还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繁荣单靠直接的拨款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大学整体研究能力的提高。
195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实行装备并更新“研究生研究实验室”（graduate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匹配资金计划。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实行直接院校拨款（direct institutional grants）计划，即给学校相当于其所获研究拨款的5％的资金，最多达50000美元用于学校认为适合的任何科学活动[1］176。这两个计划被认为是“与资助具体的项目相反的普遍加强大学科学系的大学资助”[1］176。国家卫生研究院也重视对院校的资助，但由于国会明确禁止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医学教育本身，所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以资助与医学研究相关的活动取而代之，如创立允许将拨款用于与卫生研究相关的任何活动的卫生专业学院拨款计划。原子能委员会作为一个防务机构，所资助的大学活动与其具体任务关系较为密切。资助物理学国家实验室是原子能委员会主要的科学责任。除此之外，它也将一部分预算用于资助大学中与其负责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三）扩大资助范围，对更多的大学提供资助
1960年西伯格报告建议：“将‘一流学术科学中心’的数量翻一翻，从15或20所增加到15年后的30所或40所。”[1］169遵循这一建议，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为首的各联邦职能机构都注意对更多的、有潜力的大学提供资助，发起了“大学科学发展计划”（University Science Development Program）或者与之相似的计划。
“大学科学发展计划”的目的是通过鉴别出有向高水平科学质量发展潜力的大学，并依据这些大学所提出的发展科学系科的计划给予它们资助，以促进其科学发展[2]。早在1962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同意创立“大学科学发展计划”，并于1965年对该计划提供第一笔资助。1965-1968年间，32所大学接受了该计划的资助[1］17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科学发展计划”还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肯定。1965年9月，他颁布一项指令，指出[3]：
主要联邦机构的研发计划的力量以及它们满足国家需要的能力深深依靠整个大学系统的力量。各机构对所资助的研究的管理不仅要看研究所取得的具体结果，而且还要看它促进学校学术及提高能从事高质量研究的学校数量的能力。
据此，约翰逊总统命令所有的联邦机构通过建立与“大学科学发展计划”相似的计划。国家卫生研究院创建了“卫生科学进步计划”（Health Sciences Advancement Program），即通过资助那些在相关科学领域有重大实力的学校，以促进其卫生科学发展。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建立科学发展计划，而是通过向现存的追求高质量的计划提供资助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早在约翰逊总统颁布指令之前就已经创建了它的“维持大学计划”（Sustaining University Program），资助学校中与空间相关的科学和工程领域。1962-1971年，“维持大学计划”向170多所学院和大学提供了22500万美元的资助[1］189。1966年，国防部启动自己的大学科学发展计划，即西米斯计划（Project THEMIS）。从推出到1970年终止，西米斯计划共向近100所大学提供了9500万美元的资助。
总之，苏联人造卫星之后的10年，即从1958年到1968年是“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理念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各联邦职能机构遵循这一理念，积极采取措施，从研究项目资助到提高大学整体科研实力的院校资助，再到资助更多的大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计划，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二、联邦政府的社会科学政策及其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
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规模资助开始于二战期间。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战后的困难时期。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激化，社会危机和问题的暴露，联邦政府越来越认可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到50年代末，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联邦政府稳定的资助对象。
6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的推动以及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赢得冷战以及解决国内危机和问题的决心，联邦政府出台了更加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政策，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美国人意识到苏联的成功不仅是科学和工程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因为有一个能做出并执行重大决定的社会体制，美国要想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就必须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于苏联。为此，美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副总统尼克松支持成立了国家行为科学资助委员会，负责向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汇报社会科学的需要。国会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中宣布“国防既依赖于对来自复杂社会原则的现代技巧的掌握，又依赖于新原理、新技巧和新知识的发现和发展”[4]的国家政策。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办公室，资助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科学史。1959年，社会科学办公室更名为社会科学部，在研究理事会中享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管理地位。
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意识到与苏联冷战的继续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的解决都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他非常重视发展社会科学，任用了许多社会科学学者进入内阁班子。1962年4月20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行为科学小组出台报告《加强行为科学》（Strengthening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出联邦政府发展行为科学的几点建议。该报告指出[5]：
资助和应用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科学在今天已被认为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近些年行为科学已经得益于这种对科学进步的普遍兴趣,并已经获得了适度的但不断增长的资助。然而，由于这种资助没有满足一定的需求，所以还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尽管如此，但行为科学家所研究的普遍问题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福利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晚期，特别是约翰逊总统期间，贫困、教育不利、住房、种族歧视、城市疫病等社会危机和问题的解决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发展。1968年秋天，国家研究理事会的政府行为科学计划顾问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报告，就联邦政府如何有效地应用行为科学提出了建议。报告指出，近年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行为科学计划的资助不断增多。但问题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是否能满足行为科学发展的需要或者是否有必要建立单独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6]。1968年参议员弗里德•哈里斯（Fred Harris）提议创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但没有实现。1968年7月18日，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修正案，正式授权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至此，社会科学最终从法律上赢得了官方机构明确的资助资格。
在上述联邦社会科学政策的指引下，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拨款，1959年为5700万美元，1960年为7400万美元，1965年为24亿美元，1970年为321亿美元[7]，1979年达到757亿美元[8]。以资助普通目的的基础研究为己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也一路增长。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预算是5000万美元，其中社会科学预算是75万美元。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中的社会科学预算上升至200万美元。196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预算是5亿美元，其中社会科学预算占1000万美元[9］3。社会科学预算占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预算的比例从1958年的15‰上升到1965年的20‰。[9］3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的资助总额达17292万美元，其中基础研究占14399万美元。196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实际资助高达1530万美元[10]。
大学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场所，自然是60年代联邦社会科学政策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70年美国有社会科学家约11万名，其中约60%在大学工作[11]。从1968年起，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资助的253500名以在大学里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的国家科学研究骨干中，包括了52900名社会科学家。在美国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命科学家(102800人)的大学社会科学工作者，1968年时在数量上超过了自然科学家(34300人)、工程师（25800人）和数学家(22800人)[12]。
三、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及其对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很少。直到1965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才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资助对象。所以，对于人文科学研究以及大学人文科学研究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标志性意义的年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获得蓬勃发展。
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17、18世纪美国的教育主要是博雅教育，学院课程以人文学科为主。从19世纪中期起科学和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上升，人文科学不得不在斗争中求生存。直到20世纪中期，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使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性。1964年4月30日，以布朗大学校长巴纳比•基尼（Barnaby C. Keeney）为主席的人文科学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认为“今天人文科学的状态造成了国家领导能力的危机”[13]，提议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委员会支持建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理由是它符合国家利益。首先，人文科学有利于国家安全。他们认为人文学科能够培养人批判思维的能力，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权衡选择，能够评价假设。在冷战时代，美国精神将会大大有助于决定美国的友好国家和许多举棋不定的国家是否将会自愿地认可并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还是转向支持其他世界强国，或者是自己打拼世界。其次，人文科学有利于解决美国社会危机。人文科学的支持者们认为，60年代的美国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危机的首要表现不是罪恶盛行，而是人们不愿意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做出道德判断。他们认为，克服道德危机的最大希望在于让学生和成人学习人文学科，使人们真正理解一份工作或者一个思想的真正含义，并从中吸取到经验或者教训。此外，现在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对传统价值的抛弃；种族对抗；暴力盛行；地球环境的恶化都要靠国家对人类的人性化的理解能力的提高来解决。
尽管社会各界人士对是否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众说纷纭，但国会对于建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热情很高，议员们在89届国会上提出了多个议案进行听证，最终支持者占了上风。众议院以260-114票通过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议案，经参议院同意后，总统于1965年9月29日签署《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法案》（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Act）美国联邦政府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目的就是把美国建成高度文明、民主和强大的国家。法案中所建立的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主要由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又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和联邦艺术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组成。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是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以及公共电视台、广播台等文化机构和个人。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补助、奖研金和其他援助方式资助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教育、保存和公共计划[14]。其中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活动中占首要地位。正如第一任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主席巴纳比•基尼所说[15］6：
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社会的不足来自于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道德基础理解不足；来自于对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陈腐的、华而不实的运用；首要的还是来自于缺乏方向。
他认为，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大力加强人文科学研究。他说，“在子孙后裔的眼中，美国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公民在艺术、建筑、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活动。”[15］6大学作为学者、研究生聚集的机构自然是从事研究的主体，所获得的资助也很多。格拉汉姆对此进行了描述[16]：
与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不同，国家人文捐赠基金会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大学受助者：学院和大学中的4万名人文学科的教师。与主要资助机构的资助预算相比，这两个基金会的年度预算非常少，而且它们提供资助时常常要求受助大学提供配套资金。1968财政年度，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的项目预算是700万美元，全国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是600万美元。虽然如此，但美国的艺术家和人文学者终究已经屈尊接受了联邦的资助，加入到了那些农民、老兵、科学家、工程师的行列中，从1958年开始这个行列中又新增了教育专家、国际关系专家、外语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国内外危机四起，各种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联邦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加强了对大学科研的资助。为了应对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从加大研究项目资助到提高大学整体科研实力的院校资助，再到资助更多的大学研究的大学科学发展计划，造就了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为了应对冷战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众多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加强了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应对冷战以及道德危机等社会危机，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资助对象，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创造了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以及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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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R］．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64: 4.
［14］Answers Corporation. US Government Guid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EB/OL］．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上载日期不详）［2011-08-09］．/topic/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Oxford_Guide_to_the_US_Government_d.
美发助理工作总结范文6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国安会”是一个“精英型决策分析和对策建议小组”，主要特点是决策效率高、保密性强。
比如在美国击毙“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丹的案例中，美国“国安会”就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不仅是个军事行动，更涉及美国与巴基斯坦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关系，需要从军事、外交、公共舆论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在“国安会”的协调研究之下，奥巴马总统决定对其实施斩首行动，并在“国安会”的“白宫局势研究室”观看了行动的全过程。
“60多年来，美国‘国安会’一直在不断完善其整合资源、协调决策的机制，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体制设计，仍然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作出新的调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说。
他认为，要使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安委”真正成为“整合资源和智慧的体制设计”，需要进一步理顺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并逐步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决策程序，使中国政府能在面对突发危机时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举足轻重
“全世界的自由人民期待我们支持他们维护自由，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领导作用迟疑不决，不但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且一定会危及我国自己的繁荣昌盛。”这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著名《国情咨文》的结语。
二战后国际利益的拓展及“冷战”的启幕，对美国原有的国家安全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加之当时涉及国家安全的多个部门常有分歧和矛盾，为杜绝“政出多门”，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此成立。
根据该法案，新成立的“国安会”主要有两项职能。一是就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向总统提供决策建议，直属总统办公室，是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最高决策咨询机构；二是协调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等政府重要部门的工作。
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又设立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国会批准，用以主持“国安会”的日常工作。此后，这一职位在“国安会”，尤其是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被强化，比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卡特时代的布热津斯基和小布什时代的赖斯。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沈逸告诉本刊记者，在美国安全问题的最高决策体系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扮演着“特殊角色”---“尽管这个人只是总统的私人顾问，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却恰恰为他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其实际权限要视其个性特点和总统对其信任程度而定，在外交事务中他（她）和国务卿往往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
比如基辛格当年秘密访华时的身份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
“国安会”主席由总统担任，其他法定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情报局局长、财政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应邀参加“国安会”会议的政要还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经济政策顾问、总统法律顾问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根据会议议题，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等政府高官也会临时性地参加会议并汇报相关情况。
从这个阵容中可以看出，“国安会”基本云集了美国军事、外交、情报、财经等核心部门的最高主管。
如今的“国安会”，根据200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总统指令》，采取分级会议的形式进行讨论和决策，分级按照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由总统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国家安全会议、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的部长级国安会议以及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的副部长级会议。
正常情况下，国安会议就各方提交的议题进行讨论，给出咨询意见，并听取由国家情报局局长汇总的情报汇报。一旦危机发生，则可根据事态严重性再成立“危机决策特别小组”，在总统直接领导下对局势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其规模更小，保密性更高。
“国安会”还设置了地区性和职能性两种协调委员会，分别针对世界各地区和某社会领域，制定专门的国家安全政策。目前，地区性协调委员会共有6个，分别为：欧洲和欧亚大陆、西半球、东亚、南亚、近东北非及非洲。职能性协调委员会共有11个，主要包括人权和国际行动、国际开发和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环境、国际金融、反恐与应急准备、情报与反间谍等。协调委员会一般由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指定的副部长级官员主持。
此外，“国安会”还配有一个庞大的后勤和文秘团队，由秘书长总领新闻、法律和通信等专门办公室，即时与国会、传媒、学界、民众和各国外交机构进行互动，其职能已经大大超出一个常规的总统顾问班子。
需要补充的是，“国安会”还只是美国国家安全体系最顶端的一环，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机构都负有各自的安全职责。
主要职能是“对外”还是“内外兼修”
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安委”，最大的看点之一，是其主要职能将是对外---应对外部安全威胁，还是对内---维护国内稳定。
接受本刊专访的几位专家指出，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对于美国“国安会”来说，其主要职责毫无疑问是“对外”。
“美国‘国安会’的设立是为了应对二战后扩大的美国国家利益和外部威胁，整合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资源和决策智慧。由于在当时能对美国国家政权和现行体制构成威胁的挑战很少来自于国内，因此‘国安会’的工作重心主要针对外部安全威胁。”沈丁立说。
张家栋则分析说，总体来看，美国“国安会”的工作重心是对外而非对内，但“9·11”事件以后，对内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目前美国国家情报主任也是国安会成员之一，这一职位也负责国内安保情报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国安会’的议题也非一成不变。在成立早期，主要讨论军事和外交问题。但现在除了军事、外交等‘硬安全’议题以外，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也都在其讨论范围内。事实上，所有上升到国家层面、需要总统做出决策的议题，现在都可能放在国安会的桌子上。”张家栋说。
中国“国安委”的首要任务应是“寻找到自己的定位”
据张家栋介绍，中国目前已经存在类似“国安会”的机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主席、副主席担任正、副组长，成员一般包括负责涉外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商务部、港澳办、侨办、新闻办的负责人，以及、中联部部长、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等。
“这次中央决定成立‘国安委’，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为领导小组正名。因为世界大国都有类似机构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事务秘书’等职位，中国尚没有与之对应的机构和职位，不便于国家间就安全事务进行交流、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是将领导小组机制进一步实体化，赋予其具体的咨询、建议和协调功能，而非仅仅是一个议事与协商平台，这将有利于提高安全和外交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张家栋说。
在他看来，在美国，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经常会争夺管辖权，在重大外交议题上有时会有不同声音，让外部世界看到决策层的分歧与矛盾，这是特别值得中国注意的教训。
“中国在成立‘国安委’期间，要注意理顺其与现有国防、外交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成立了新机构，而弱化了既有机构，影响既有机构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张家栋说。
此外，“国安委”的结构形态也应仔细斟酌---“等级制”结构有利于其自身运行，但容易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官僚机构，甚至凌驾于其他部委之上，形成一个“决策山”，沟通与协调功能将会被弱化；而“向心式”结构有利于顾问与咨询，但是容易增加国家领导人的工作负担，会降低决策效率。
“中国‘国安委’成立以后，首要任务不应是马上制订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并最终能顺畅地开展工作。”张家栋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