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1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加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不断创新是关键。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科学的，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是科学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和载体创新，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教育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溯源归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2]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4]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5]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专制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专制制度”。[6]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7]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8]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9]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四、、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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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15]马文奇、李洁明、江洋：《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全面把握
综合以往的认识成果，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概括为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与时俱进实质是对开放性的进一步强调)。我们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唯物而辩证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实践观点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强调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它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受实践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且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时，在充分肯定他在理论上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后，也着重指出，这些发现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参加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力求正确反映实践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努力通过理论的批判来推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早已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改变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它包含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同样适用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革命。当然，否定、批判性、革命性与肯定、建设性、创造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际情况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有新事物诞生，而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要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概括，并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常常落后于实践。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或“地貌”，理论就是“地图”，当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正“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矫正“地图”。坚持这样的实践观点，摆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关系，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我们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并且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真理。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点绝对化，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得越高，立场就越坚定。这同那种“越左越革命”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等“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他甚至讲：每个人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他还说过“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局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道理，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理性的认识了。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时而出错，恩格斯曾经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89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10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一般地说，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蒸汽和电气代表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作为革命家的以革命、造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显然不会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对性。普遍真理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长期适用；二是空间维度上的普遍有效。但是，所谓“长期适用”，也是指一定的阶段或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假如对所有的阶段和时期都适用，要么是“人会死的”这样一些简单和粗略的常识，要么就是过于狂妄甚至骗人的诳语，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无尽的过程，总有新东西在不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的普遍真理，关键是要对我们当下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阶段适用的普遍真理。而且，所谓长期适用，显然也是就某个范围、某一类事情而言，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适用。同理，所谓普遍有效，当然也是对某一层次、某个领域来说。它们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条件的适用，夸大普遍真理的应用范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的观点时，已经阐述了很多相关的道理。11
作为辅证，这里引述陈学明的研究成果。他概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的五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体系。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分；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分开。……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12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剧变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中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但通过考察历史来证明市场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而且通过分析现实来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市场而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与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因此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民主的现象归咎于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并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列入已过时的范围，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及当代意义打开了新的思路。”13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的估计，等等）。”“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同大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14
认识总是要不断发展即扬弃的。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通常都包含着对前人某些重要观点的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突破，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对列宁“中心城市起义”论的突破，就没有思想。同样，没有对晚年“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对邓小平理论某些局限性的突破，也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前人的偏差常常要由后人纠正，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认识上，对于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人们常常熟视无睹，不容易发现和改正；后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容易发现、也容易改正。另一方面，有利益和价值取向问题：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多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所谓威信和形象），因此人们往往讳疾忌医甚至文过饰非；而后人则没有这些利益关联和顾忌，完全可以秉公处理。
龚育之专门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谓“异端”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创新）。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在一些所谓的“异端”之中。这里的所谓“异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具体结论确实不同乃至相反，因而才会被视为“异端”；二是这些看法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内容相一致的，因此，“异端”又要加上引号，称之为“所谓”，意思是它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或反方。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若有，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且不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际也是应当加以分析的，上文已作论述），仅就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旧中国缺乏民主，缺少科学，泯灭个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影响的。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中，封建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唯书（教条主义），唯上（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本位”）、绝对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但它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对于阶级性的理解十分狭隘，现在需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据资料介绍，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1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工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个先进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它是人类的先进部分，它有许多优良品质。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0.5％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是抓住马克思主义词句、却违背其精神实质的坏典型，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在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更必须强调人民性。而阶级性只是人民中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它们整合于、统一于人民性。
附带指出，多年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常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仔细推敲，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排除在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界定过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富裕幸福服务的，前者符合后者根本利益，因而能够为后者所接受；而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不属于无产者。诚然，其他进步阶级中的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工人、无产者不是同样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吗！所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程》所强调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在笔者牵头主编的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一书的《前言》中，笔者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这大概是国内如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仅在我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基本原理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也不限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其实，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和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马列没有讲过的新话呀！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新话，对我们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过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也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既要向实践开放，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又要向其他思想理论开放，从中汲取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吸纳了许多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必然如此。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性，即与时俱进。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大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承包”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真理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没有真理。第二，它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基础和标志。
事实也表明，在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总体上也在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实践水平较高即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好呢？”不能仅仅把这个说法当作怪话，其中是包含真理成分和严峻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句俗语可说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自觉以这句话为指导，来看待我们的一切，包括看待我们的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要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实事求是，而不能是越学习，思想越受禁锢，条条框框越多。我们既要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同时又要防止对它作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式的理解。不能重蹈中国历史上西汉以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和蛮横。统一到哪里？统一到“普遍真理”，而不是统一到某一个人。
这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泛化”了？“泛化”一词带有贬义，正确的说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丰富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实践在不断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单靠“老祖宗”原有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因为人民需要科学，而越是科学的东西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9由于理论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具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而这一切，都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及其不断变化发展为基础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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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第1卷，第75页；第3卷，第29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
5《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第31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页；第3卷，第427页；第4卷，第2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第728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至第436页。
12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3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14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第65页。
15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2006年6月26日《北京日报》。
16《大国崛起·第三集解说词》。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是我党在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形成的旨在扼制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最新成果，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6O年代以来，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严峻，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何走出生存环境危机已成为人类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生态文明的提出则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时代性召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而生态文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新的起点。
一、生态文明产生的背景
人类社会经过大约四百万年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时期。
就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原始文明是“自然中心主义”的文明。在那个时期，自然界与人既是直接同一的，又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人类对自然界基本上处于依赖、顺从、恐惧、神化的状况，只是为了生存而被动的适应自然，因此不会对自然生态系统做出大的破坏。农业文明被称作“亚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在此期间，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明，使人类有了一定的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完全依赖自然的状况。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造成了一些局部地区的环境破坏，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并没有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农业文明仍属于绿色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来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时代，人们凭借知识的力量，以自然的主人自居，自然沦为机械的被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因此这一时期被学者们称作“人类中心主义”时期。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人类因眼前的利益对自然肆无忌惮地掠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使人类的发展陷入困境，连基本生存都岌岌可危。2O世纪60年代卡逊的《寂静的春天》、7O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文章相继引发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提出了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都是人类为解决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所产生的积极成果。然而，工业文明是以“控制自然、自然是为人而存在”为核心思想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文明范式。
二、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是21世纪人类对工业文明时代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从思想观念、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反思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人”，“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都要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条件，劳动只是人与自然进行交换的中介，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说明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受自然的约束，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因此要尊重、爱护自然，与其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以实践为中介来说明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通过实践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实践，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只有通过实践，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才有可能发生。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人才能把自身之外的自然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客体，自然才有以人类生活为判断尺度的为人的存在意义，同时，“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实践是连接人、自然与社会的桥梁，环境对人类的制约性以及人类对自然的主动性通过实践达到统一。然而，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在实践中把“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片面的理解成“控制自然”，过分张扬人的主体能动性，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滥用科技，资本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合理，造成社会内部利益对立，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类自然力的滥用以及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按制自然规律和人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来调整、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其扭曲断裂，从而造成对生态环境无法弥补的破坏。生态文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人类的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要超越自然生态系统自动调节的阈值范围，与自然为伴，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6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渗透至各个生产领域，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整个国家也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但是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工业化又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生产力快速发展过程，它先在少数国家完成，然后向世界范围扩张，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地点和时代，正是工业化最早的诞生地和最早显示其伟大力量的时代，与此相伴，则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张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无论是他们的实证研究还是逻辑推理，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诞生的取而代之的社会形态，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不存在工业化的问题了。显然，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化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工业化的出现以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业化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和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工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当时称之为工业革命或大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分析，提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二是对工业化的客观描述和实证研究，指出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第三个方面，则是通过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推导出工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一）关于工业化产生的分析。
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或称之为制度创新)相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过渡完成。《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2]对于市场化（贸易扩大）与工业化（大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也作了形象地描述："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3]
恩格斯后来总结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时说："随着欧洲以外的大陆的发现，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同时也就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具工厂性质的手工工场所排挤，而手工工场又被大工业所排挤，此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种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交通工具--汽船、铁路和电报。"[4]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和国家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5]
（二）关于工业化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分析。
对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恩格斯分析了其工业化所带来的变化："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很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6]
对于工业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加以肯定。马克思指出："从事农业的相对人数，不能简单地由从事农业的人数来决定。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有许多人间接地参加这种农业生产，而在不发达的国家，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属于农业的。因此，表现出来的差别要比实际的差别大。但是对于一国文明的总的水平来说，这个差别极为重要，哪怕这个差别只在于，有相当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7]
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时也指出："自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被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整个讲来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就应当眷恋那个（也是很贫乏的）埃及肉锅，眷恋那只培养着奴隶精神的细小农村工业或眷恋那些’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那被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已从一切历来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实行那消灭任何阶级剥削和任何阶级统治的伟大的社会变革。……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率增大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
对于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共产党宣言》的描述也是非常精彩和准确的："资产阶级既已榨取着世界市场，于是就使所有一切国度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抽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有的各个民族工业部门都被消灭，并且每天还在继续消灭下去。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挤倒下去，采用这种新的工业部门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种部门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并且它们所出产的制造品已经不只是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是供世界各处消费。旧时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有的需要却一定要仰给于距离极远国度和气候悬殊地带所出产的货物来满足了。先前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塞状态以及单靠本地出产品来维持生存的状况已经消逝，现时各个民族都已经是在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在各个方面互相依赖了。"
"资产阶级既将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的旋涡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三）关于工业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分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工业化与社会制度演变关系的认识。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9]
"自从蒸汽和新机器生产把旧手工工场变成大工业时起，由资产阶级主持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向所未闻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手工工场及在其影响下改进的手工业，曾经跟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就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用以限制它的狭隘范围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力使用方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这个冲突，并非如象人的原来罪孽和神的正义惩罚间的冲突那样单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而是实际地存在着，在我们外部存在着，不依赖于甚至是它所由造成的那些人们的意志或行为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一事实冲突在思维中的反映，不过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其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10]、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尤其如此，因为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就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方面。
（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思想。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11]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虽然可以推导出生产资料生产要优先增长的结论，但是马克思更关心的是工业化的成果为谁享用的问题。而俄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面对经济落后的现状，列宁必然要关心工业化的问题。于是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现象时，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理论。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著作中通过考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得出如下结论：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列宁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12]
这里不去评价列宁上述结论的正确与否。关键是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后来成为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二）列宁的关于利用市场、利用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思想。
以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列宁关于工业化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关系，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在传统的小生产占优势，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不能立即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列宁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指列宁文中所说的’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本文作者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指列宁指导下制定的俄罗斯电气计划--同上），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3]
（二）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布哈林作为苏联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著名理论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现工业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面临着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
为此，激进的以普列奥普拉任斯基为代表的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即社会主义不可能依靠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积累必须的资金，必须依靠内部的积累。所谓内部的积累，就是从农民那里拿来剩余以及压低工人的消费。普列奥普拉任斯基认为"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不把农村和手工业的部分剩余产品归公"，国营经济就没法应付过去。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只能是从农民和农村抽调资金而加速工业的发展，具体办法就是国家利用垄断地位，通过预算、信贷和价格手段再分配国民收入，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来。因此，普列奥普拉任斯基反对旨在利用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
而布哈林则根据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将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是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农民一贫如洗，国内市场的容量很小；第二是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村市场容量较大；第三是美国式的，在那里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存在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布哈林认为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属于第一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工业化那样，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掠夺农村来加速工业化。"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极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它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作准备。"[14]布哈林严厉批评了普列奥普拉任斯基提出的以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剥夺农民剩余的办法，认为这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在这里，布哈林没有涉及到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但是布哈林提出的利用市场机制均衡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和政策，从理论上讲是好的，但是对于当时受帝国主义包围和面临战争威胁的苏联来说，不能解决快速发展重工业以保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斯大林工业化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四是关于农业应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1、关于工业化战略，斯大林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率先发展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时期内只得等待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路。党知道战争日益临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15]"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16]
2、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实施赶超战略和经济紧运行理论。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以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国民经济就必然会"紧运行"。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很紧张。……--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为什么要这样呢？斯大林提出了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外部条件：苏联在经济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假如苏联的工业与德国那样发达，假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
二是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迫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要高速度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可是，不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首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我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17]
3、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为适应上述工业化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18]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正是适应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要求于30年代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
4、在工农关系方面，斯大林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征购和"剪刀差"办法。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指出："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19]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1944年4月，即强调"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20]。次年他在党的"七大"上，深刻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21]，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同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2]可以说，在建国以前，党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政府，造就了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这个政府自然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加速工业化，以实现国家富强；另一方面，为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破产和工人阶级贫困化，希望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而此时苏联正好提供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在当时被认为是成功的。于是，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以1953年"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启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理论的建构。
从1956年到1978年，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以下很好的思想：（1）在工业化发展速度方面，提出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2）针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强调农、轻、重协调发展。（3）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特点，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但是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由于这个时期的探索基本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也就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从1978年"三中全会"开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多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以与时俱进和"发展要有新思路"的创新思维，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时期与以前相比，除了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外，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且市场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展。中国在经历了几乎150年的曲折探索后，终于明白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对现代化来说，就像车子的两轮一样，缺一不可。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说明我国正加速顺应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化这一世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可以说极大地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市场化中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
改革伊始，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转变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市场化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二是关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超越，但是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1985年，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3]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明确把工业化和市场化融为一体，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和动力体系同时推进。指出：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4]。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创新，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成功地找寻到了在经济市场化中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途径。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来推动工业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性难题是中国的工业化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出发，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党的十五大系统阐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并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新发展。集中地表现在：第一，突破了仅靠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传统观点，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第二，突破了公有制仅限于"国营"、"集体"两种形式的传统所有制理论，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25]。
（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工业化与世界工业化的接轨。
与国内市场化方向改革相适应，邓小平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其着眼点就是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才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化的国际水平和竞争能力。邓小平提出的、经过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的利用外资思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机器设备、资金等方面的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利用外资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有效途径。
在吸引外资的同时，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对外投资注。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6]。2002年5月在重庆主持召开六省区市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坚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全方位地发展开放型经济"[27]。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将上述思想概括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8]
（三）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四）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荡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成功的工业化都是吸收和应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时代脉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把这一思想发展为"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六大则将其进一步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五）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推动小城镇建设，不断推进乡村工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一是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29]；二是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互动结合不断推进乡村工业化的道路。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转换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我国大规模的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30]。随后1998、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落实小城镇大战略的具体方针。十六大报告则将其概括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东西部关系是我国生产力布局中的基本关系。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便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的思路，但后来并没能很好探索实践下去。1978年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1]。就这一战略设想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说，其实质是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加快发展工业化，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工业化，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的工业化。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工业化发展客观规律的。。这一战略思想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力平衡布局的观点，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局面。
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和我国的工业化形势，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正确处理的十二大重大关系之一提了出来，并进一步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随着20世纪末全国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面向新世纪、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32]。十六大对此也做了专门论述。
总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基本经验注释
[1]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伯文：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6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第88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12-13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6-21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6-44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3]《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布哈林选集》上册，第4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76-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0]《文集》第3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参见：《论联合政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七大"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注：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一种利用外资。因为，海外企业资金的来源可以是母公司的母国、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和折旧、东道国或第三国等，我国所控制的海外企业在东道国或第三国筹借资金即是利用外资。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9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人民日报》2002年5月25日。
[2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5日。下同。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69-570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