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案例范文1
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
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概述
新时代，未成年人不断通过网络来认识世界，放飞自我，智能互联网已经全面渗透到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娱乐、社交过程中，为其成长提供了多样化的资源和路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其中，10岁以下网民群体占比4．0％，10－19岁网民群体占比16．9％。［1］但应看到，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流动具有难以控制的风险，使得网络社会存在向风险社会随意转化与建构的可能，［2］未成年人极有可能成为网络安全风险的受害者。这是因为：未成年人有区别于一般网民的身心特点———价值观尚未形成，是非判断能力低，对外界环境的影响缺乏抵抗力；心理和人格发展尚未成熟，自控能力低，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猎奇的欲望强，容易受到蛊惑。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全球性等特点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叠加，给未成年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风险。［3］细言之，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风险因素具体表现在：一是技术风险。如某些境内外不法分子大肆运用钓鱼、伪基站、植入木马等手段精心编造各种骗局，未成年人在网上下载文件、图片、视频或程序时点击不明链接往往“中招”。二是人际交往风险。如随着“狼人杀”等游戏在未成年人中走红，许多中小学生与成人玩家混玩游戏、多人群聊，过早接触成人玩家的网络圈子，使得不法之徒有了可乘之机。三是个人内在风险。未成年人的心智成熟程度有限，对安全信息的辨识能力不强，缺乏自制力，因而面对的网络安全风险也被放大。如：8岁男童因模仿短视频网站上“胶带粘门”的整人视频，导致6岁的弟弟绊倒摔伤；学抖音上的小姐姐浓妆艳抹，小女孩故作成熟说着“土味情话”；12岁女孩偷用父亲手机，3天打赏男主播10万元，等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一是内容性风险，如血腥或暴力、成人色情、商业化等。二是联系性风险，如网络欺凌、骚扰、跟踪，被迫性行为，意识形态说服，个人信息滥用等。三是行为性风险，如不当评论、分享传播色情信息、网络、网络侵犯版权等。实践中，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显然不可能通过阻断隔离的方式来化解，通过法律规制来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价值功能
法律规制是指国家及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以解决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则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活动以及伴随其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和控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网络空间进行有效治理，能够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社会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一）法律规制有助于为未成年人构建法治化的网络秩序空间。新时代，从明确提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到突出强调“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再到明确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系列的重大举措无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4］现实中，未成年人极易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侵蚀”和“利用”的对象。通过法律手段对网络进行规制，夯实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保障，能够为未成年人提供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环境并保障其合法的网络权益，进而实现“网络安全从娃娃抓起”的目标。（二）法律规制有助于塑造新时代未成年人的公民品格。目前，中青年以上的网民都是从线下移民到线上生活的，可以称之为“网络移民”；而青少年网民都是生来就伴随互联网一同成长、共同发展的，可以称之为“网络原住民”。无论“网络移民”还是“网络原住民”，都要自觉成为“网络公民”，在网络社会中既享有权利，更承担义务；既享受网络的自由便利，更维护网络的健康发展。［5］新时代，党和国家大力推动全体社会成员以公民之精神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保护也逐渐增强，2016年6月28日，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指出加强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这正是法律正义价值的具体实践。（三）法律规制有助于未成年人达成开拓创新与维护秩序的动态平衡。互联网时代，网络所造就的自由“飞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自我赋权领域与能力，但秩序风险也相伴而来，对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法律规制形成了严峻挑战。［6］这就需要党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的考量，对其进行合理的法律干预。未成年人是互联网时代最富有创新精神、最有活力的人类群体，自当成为互联网技术的主要运用者和技术开拓者。［7］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进行法律规制，能够在不牺牲网络行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网络自由表达与利用等合法权益，进而实现网络安全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乃至社会利益的综合协调。
三、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现实困境
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无论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抑或是“特殊监护模式”都共同指向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国家责任。“虽然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照顾和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责任，但是互联网的广泛性为未成年人接触外界提供了直通机会，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控制减弱，这就导致父母在防范未成年人网络风险方面力有不逮，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8］然而，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实践还面临诸多困境。（一）法律制度不完善。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但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国家尚未单独立法，相关条文只是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之中，且在内容上并未体现互联网环境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对构成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亦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多层、多头的法律体系格局导致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相互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二）执法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执法还处于初级阶段。抖音在美国被处罚，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上执法不力。在执法依据方面，作为现行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基本法的《网络安全法》尚存诸多缺陷。例如：部分“蜻蜓点水”式的宣示条款缺乏现实操作性；术语体系较为混乱，对于互联网企业先后使用了“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用软件提供者”等多种称谓；对政府内部的职权划转关系、机构设置关系未作明确规定，等等。在执法模式方面，执法机关以往在物理空间行之有效的执法模式放置于网络空间就显得有些“水土不服”。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使得管辖争议无法避免，而网络空间的独特证据形式也给执法机关如何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增加了难度。［9］在执法机制方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规制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处置机制还有所欠缺。具体表现在：对网民、互联网企业等主体的宣传教育不够；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执法体系尚未形成，信息交流共享不畅；相关法律法规对法律责任的主体、对象、范围和程序等规定不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程序设计，等等。在执法能力方面，由于网络执法人员规模有限，且具备网络专业素养、法治素养的执法人员严重不足，导致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法律规制过程中出现办案效力低下、办案“一刀切”等现象。（三）司法保障不到位。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司法保障不仅能有效救济网络空间给未成年人造成的侵害，还能有效规制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然而实践中，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司法保障尚有瑕疵。在侦查起诉环节，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专门性人才稀缺，尚未形成办案、帮教、救助的专业环境，未成年人刑事特别程序模式有待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区建设还需加强。在审判执行环节，如何把握好“法官造法”或者“司法能动主义”的限度，达成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之目的还在探索当中，少年法庭的建设也存在地域差别明显、专业队伍不足等问题。在社会支持环节，信息共享的服务平台缺位，影响了司法社会工作服务的便捷性；跨机构、跨区域协作及资源链接机制不畅，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效益；专业人才不足，影响了项目服务的整体效果；政府购买社工组织服务等社会支持配套措施缺位，影响了司法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10］（四）法治意识淡薄。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治理领域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较为突出。就未成年人自身而言，一方面，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沉迷于网络游戏，极易掉进各种诈骗陷阱或遭受网络色情、网络欺凌等不法行为侵害，且事后不懂或羞于维权；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不强，极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诱发盗窃、抢劫、强奸等严重犯罪行为。就互联网企业（网络平台）而言，根据实名制设置游戏防沉迷，早已是业界常识，但中消协对50款游戏进行体验发现，只有部分采用实名制，而且有的实名制验证方式形同虚设。另外，一些直播平台出现的未成年妈妈等案例也说明平台在运营过程中还是容易被流量、日活等利益私心所绑架。就家长、学校而言，一些家长网络安全法律知识匮乏，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引导与监管；部分学校过于重视传统应试教育，网络安全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对未成年人依法上网缺乏必要的指导。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案例范文2
论文关键词 避风港 移植 版权
1998年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最早规定了避风港原则，美国国会的报告表明避风港规则的立法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明确服务提供者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信息产业。第二，建立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服务提供者与版权人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数字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侵权问题，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也就是说，在计算机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避风港原则是为了要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保护版权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过多的责任，最终把成本转嫁到用户身上，又防止侵权者通过网络大肆侵犯版权人利益，阻碍其创作的热情。从司法实践看，自《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实施以来，美国法院处理有关避风港的案件只有20多个，这说明避风港规则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运行，为版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矛盾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标准。我国自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作家、歌手及影视版权人诉网站的案例不减反增，而且各法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援引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的认定也不相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使得避风港规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一、原因分析
为何相同的制度产生的结果却如此迥异？首先，两国的立法背景不同这种生搬硬套式的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我国在立法过程中既未完全引进避风港规则的精华之处，又未能对其缺陷加以完善，以致我国的避风港规则在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立法背景
美国版权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包括直接侵权责任规则和间接侵权责任规则。美国《版权法》第106条为独创性作品的作者设定了一系列的专有权利，其中包括复制权、表演权、展示权、发行权等。任何个人未经版权人授权而对其作品进行复制、表演、展示等行为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专有权利，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直接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即责任的承担不需考虑侵权者是否知道或其主观意图如何，但是侵权意图的有无会影响承担赔偿的额度。在美国版权法理论中，“间接侵权”是相对于“直接侵权”而言的，它是指即使行为人未直接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是其行为与他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法律界定为侵权行为。在前《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时期，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引发的侵权现象，服务提供者承担的有的是直接侵权责任，也有的是间接侵权责任。已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判例案已经不能够应付在纷繁复杂数字网络环境下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问题。因此，在《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没有出台之前，服务提供者因其服务行为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在法律上复杂且不明确的问题。这无疑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风险，增加了信息行业的发展成本，加重这一新兴行业的持续发展的负担。在此背景下，国会通过鼓励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版权人进行一系列激烈的谈判与协商，最终对双方利益进行平衡出台了“在线版权侵权责任限制法案”（该法案归入《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第二部分），它设立了为美国首创，并为其他国家纷纷借鉴的“避风港”规则。使得符合主体要求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享有一定的责任限制，确定了其风险的承担。
虽然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与国际标准一致，但是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步较晚。在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前，只有2001年经修改的《著作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著作权人的权利进行保护，而且在《著作权法》中规定，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保护方式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保护捉襟见肘的大背景下，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是难以达到像美国这这种知识产权大国的水平。此外，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历史较短，公民的版权意识淡薄，侵犯著作权的情况频发，盗版横行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版权意识淡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版权人权益的维护，使网络扩大了侵权人对权利人的侵害。在此背景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应运而生，正如《条例》第一条所说，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就是在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权利人利益失衡的情况下，通过立法维护弱者权益。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美国避风港规则的确立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为宗旨而产生的。而我国是在后者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出现在以保护权利人利益为立法目的法规中的。立法背景的差异在规则中并没有体现，其中移植的因素显而易见，这也就使得实践中问题的出现不可避免。
（二）内容分析
我国的避风港规则从美国移植而来，美国避风港规则内容本身的缺陷加之我国立法过程中的不适当变动，使得我国避风港规则难以实现立法目的保护权利人权利。
第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未完全采用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所规定的有关避风港规则适用的一般性条件。《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规定要受避风港的庇护，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采用并实施了停止为侵权者服务的政策”。该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采用并公开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对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的政策。如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多少次以上的重复侵权者停止服务；（2）以合理的方式执行这一政策，如建立健全的通知举报制度，包括指定接收侵权通知的人，正确的联系方式等，并在知道有某一反复侵权的用户存在时，或者在收到合格的对某一侵权者的多次举报后，停止实施对其的服务。《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虽然规定了几类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条件，却没有规定类似于上述条款的一般性条件。这就导致重复侵权行为难以避免，服务提供商经权利人合法通知后对侵权作品进行删除，删除后侵权人可以继续上传，侵权人上传作品的时间要远小于权利人和服务商发现及删除的时间。这就使得权利人权利的保护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服务商有义务按照权利人的合理要求删除侵权作品，可是又不能够保证其所提供的网络服务不再出现同样侵权的情况。在网络服务铺天盖地的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时代里，用户通过无偿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智力成果，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利益，阻碍知识产品的创作。
第二，避风港规则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通知删除”程序。即在版权人发送“合格的通知”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做出反应，移除被指控侵权的材料或者屏蔽对材料的访问，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管是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还是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都规定了通知的内容，但是实践中对不合格通知界定却存在着争议，如正是由于对不合法通知法律效果的认定不同，导致了案件情况基本相同的环球唱片有限公司等11家唱片公司诉北京阿里巴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雅虎中国网站的所有者）案和7大唱片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一案中法官以雅虎未尽到注意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而后一案中法官却认为不应让百度承担过度的审核义务为由判决百度胜诉。
第三，通知删除程序中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对侵权作品予以删除，但是对及时的时间到底是多长我国立法却没有规定。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关于通过《千禧年数字版权法》的报告中建议，不同的技术情形或变化的情况可能需要制定不同的“迅速回复”的时间标准。在某些情形下，第三方侵权者所的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可能在24时之内导致其他用户数以百万计的下载量，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能要求服务商的迅速回复在4到5个小时之内。相比之下，其他情况也许应当延迟回复时间，比如服务商觉得有必要咨询律师。因情况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时间标准。而我国却缺少关于这方面的规定，导致的恶果是除部分服务商删除不及时外，更有服务商恶意拖延对通知的审查时间，扩大作品的非法传播范围，侵犯权利人利益，更有甚者如热播影视的权利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完善建议
笔者根据以上对比和分析就我国目前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应以保护权利人权利为本位。正如前文所述，我国避风港规则是在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服务提供商控制侵权的能力日渐增强，而权利人维权的境况却没有得到好转，所以，在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保护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要多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在确定侵权的案件中应加重服务商的赔偿标准，简言之，法官应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适度的做有利于权利人的判决。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案例范文3
【英文摘要】Along with the swift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mputers, we have step into the information time. In th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bring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for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specially the copyright law. It is the copyright holders who own the rights controll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works, including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relative regulation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other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But we can't draw the definite conclusion that the regulations are perfect in this field. The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second amendment of copyright law and relative byelaw on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
【关 键 词】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法律规制/制度完善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legal regulation/system perfection
【正 文】
曾几何时,“变”成为点击现代信息技术和着作权制度的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从信息时代三大定律可管窥其一般:摩尔定律认为,微处理器的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吉尔德定律认为,在未来25年,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加一倍;麦特卡尔定律认为,网络的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N个联结将产生N×N个效益。现代信息技术的变化成为现代着作权法①变革的引擎和驱动器,自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着作权法均处于频繁变动之中,但即便如此,着作权法仍被批评为“代表了一个无力跟上先进的信息技术发展步伐的领域。”②而尤其关键的问题是,当作品在网络中以数字化形态传输时,会产生一系列要么传统着作权法力所不逮要么南辕北辙的漏洞。信息网络传播权就是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而出现的新的传播权类型,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及因应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完善,成为版权法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和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与变革的最基本表征。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国际立法概况
(一)美国
美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的立法肇始于一系列的司法判例,其中典型的案件包括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 Frena案,Sega Enterprises V. Maphia案,Religious Technology Ctr. V. Netcom Online Communication Serv. Inc.案③。这些案件涉及到网上传播作品的自由与限制问题,直指版权在网络时代保护的界限。到目前为止,美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则和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上:
1.《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通称的“白皮书”)
199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任命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IITF),以推动信息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和应用。工作机构负责知识产权的工作组于1994年提交了草拟的报告,通称“绿皮书”。在广泛征询各方意见之后,于1995年9月公布了信息基础设施工作机构知识产权工作组的报告,“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通称的“白皮书”。
“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④:(1)扩大发行权的范围。认为数字环境下的信息传输,即将作品从某一终端通过网络以数字信息形式发往另一终端,构成发行,因而是版权人的专有权。(2)理清复制权和发行权的关系。认为在网络空间可能同时出现传播和复制问题,获得复制权的人并不表示他就获得了在网络上对该作品的传播权。(3)扩张“传播”的含义。建议对现行法下的“传播”定义进行修订,使其既包括复制物(copies)的传播,也包括作品复制(reproduction)的传播,该范围由当事人合同约定。(4)规定使用作品的豁免。包括非营利性组织提供盲文版、大字版、声音版或其他版本的豁免,以及图书馆3份以内备份数字信号的复制豁免。(5)详细论述保护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与版权保护的关系,建议增设专门的规定。
2.《数字千年版权法》(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
为实现与国际接轨,美国于1998年10月出台《数字千年版权法》(简称DMCA),该法案是对1976年美国版权法的一次重大修正,它的基本内容已被纳入美国版权法。
DMCA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实施WIPO条约”、“互联网版权侵权责任”、“计算机的维护或修复”、“临时复制;远程教育;图书馆与档案馆之责任”。其中,第一部分作为美国1976年版权法新增的第 12章“版权保护和管理系统”,第二部分对1976年版权法第5章进行修改,在511节以后加入512节“对网上内容的责任限制”。新增第12章主要包括:(1)禁止任何人规避有效地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2)任何人不得伪造版权管理信息、未经版权所有人或法律授权,故意消除或改变版权管理信息。 (3)从民事和刑事两方面,对涉及技术保护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和犯罪及其刑罚作了规定。新增 512节主要是关于网络服务商的侵犯版权责任。服务商是指上网服务或网上服务的提供者,或其系统、网络的运行者。为了保障网络通讯畅通,DMCA界定服务商提供服务过程可能涉及的侵犯版权责任,该法律同时明文规定若干网络服务商免责事由。
3.《规范对等网络法案》(to limit the liability of copyright owners for protecting their works on peer-peer net works)
对等网络即P2P是近几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网络技术,被称为影响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技术。2002年6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规范对等网络法案》,旨在保护对等传输中享有版权的作品,同时对传输者的责任进行限制。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赋予对等网络传输的作品权利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中止、干扰、改变或者以别的方式规避在某一公众可接触的对等网络上未经授权的发行、展示、表演或者复制其受保护的作品。(2)对于版权人在对等网络上采取规避措施进行限制。(3)版权人在对等网络中采取相应措施的程序性要求。(4)对等网络上的虚拟文件传输者享有的权利,可以通过发表权利声明对抗版权所有人,并有权采取司法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
4.《家庭娱乐与版权法案》(Family Entertainment and Copyright Act)
2005年4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家庭娱乐与版权法案》,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刑事制裁手段保护版权。该法案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编《艺术家与防盗版法案》,第二编《家庭电影法案》,第三编《国家电影保存法案》以及第四编《孤本作品保存法案》。显然,本法并非是专门规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案,但由于通过网络将预览影片置于P2P软件划定的“共享区”供他人免费下载的现象增多,而本法又主要针对电影作品尤其是预览影片的传播,因此它的某些条款也成为规范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重要内容。该法与信息网络传播有关联的内容主要包括:(1)明确规定以刑事处罚应对擅自在网络上传播预览影片。对于未经授权而故意使用或者试图使用视听录制设备传输(包括网络传输)或者录制受版权保护的影视作品的任何人,将处以3年以下监禁、罚金或者两者并处;对于再犯者,将处以6年以下监禁、罚金或者两者并处。对于被指控故意使用或试图使用录制设备传输或者录制受版权保护的影视作品的人,可以没收或者销毁用于传输或录制的设备以及非法录制的影片复制品。(2)明确规定在私人场合采取措施规避某些网络传播作品的合法性。该法案规定,私人家庭中的成员为家庭观赏而播放合法制作的影视作品时,遮蔽其中的一部分视频或音频内容,以及制作或提供用于实现此种遮蔽功能的计算机程序或者其他技术的,只要没有利用这种计算机程序或者其他技术制作被遮蔽影视作品的复制品,不构成侵权。
(二)欧盟及代表性的欧盟国家
早在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就公布了题为《信息社会的着作权与相关权的绿皮书》,1996年9月又颁布了《信息社会的着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续),探讨了网络版权保护的许多问题,并且推动成员国的立法。比如,1997年由德国联邦上议院批准生效的《规定信息和通信服务的一般条件的联邦法令——信息和通信服务法》(德文简称IUKDG,简称为“多媒体法”),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规范网络秩序的单行法⑤。英国于1997年公布的《着作权与资料库法》(The Copyright and Rights in Databases Regulation 1997),该法确认了资料库抽取权这一新的财产权利,为在网络环境下保护数据库埋下了伏笔。随着欧盟立法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盟在协调各成员国网络传播权立法方面卓有成效,并且推动了各成员国自身的立法。
1.《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若干方面的指令》⑥
1997年12月欧盟通过《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的版权和有关权若干方面的指令》(简称《版权指令》)草案。后经多次辩论及修改,该《版权指令》终于在2001年4月9日得以通过,2001年5月21日“版权指令”的最后文本形成。
与所有的欧盟指令一样,版权指令的正文(条款)前有一段很长的序言,共有40条“细则”。虽然这些细则与成员国有义务转换成国内法的条款不同,但它们应是解释实施条款的指南。指令有三个主要方面⑦:(1)指令第二章(第2、3、4条)列出了指令授予的权利,并对它们做出定义。这些条款是与信息社会运行相关的行为所涉及的版权和邻接权(网络作品的数字复制和传输)。版权指令最终采纳的复制权定义将暂时性复制置于权利人的权利之内;版权指令规定向公众传播权和向公众提供权,即成员国应赋予作者、表演者、唱片制作者、广播组织者等以授权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的形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包括允许公众的个体成员在自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触作品的行为。(2)对例外的协调。指令要求成员国国内法采纳的例外,一种是强制性的例外(第二章第5条第1款),另一种是选择性例外(第5条第2、3款和第3款之二)。(3)第三章规定了成员国的义务。它要求成员国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以防止“破坏技术措施”(第6条)和防止发生任何改变或删除设置在作品复制件中或向公众传播时显示的权利管理信息的行为(第7条)。
2.《关于共同体内部市场的信息社会服务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若干法律方面指令》⑧(简称《电子商务指令》)
为了对信息社会中的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规制,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于2000年通过《关于共同体内部市场的信息社会服务尤其是电子商务的若干法律方面指令》,该指令虽然是规范电子商务的法律,但是许多内容涉及到在线服务,尤其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规范和协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序言和“指令”的第2条界定了在线服务提供和服务接受者。在线服务包括提供在线信息通讯或商务通讯的服务,或提供搜索、取得或检索数据工具的服务;此外,信息社会服务也包括通过通讯网络传输信息的服务,提供接入通讯网络的服务,以及为服务接受者提供的数据提供主机的服务;点对点传输的服务、视频点播或通过电子邮件提供商业通讯等也属于信息社会服务。“服务接受者”的定义包含了对信息社会服务的所有种类的使用,既可以是在开放性网络(例如国际互联网)上提供信息的人,也可以是为个人或职业原因在国际互联网上寻找信息的人。(2)在序言中概括性描述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的义务。信息社会服务提供者,包括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在知晓或注意到非法活动时,必须迅速删除所涉信息或阻止他人访问该信息;采取删除信息或阻止他人访问该信息的行动时,应当遵守表达自由原则,遵循为此目的建立的国内法层面上的程序;同时指令并不影响成员国设定在删除信息或阻止他人访问该信息前必须迅速完成的特别要求。(3)规定信息社会服务提供机构的设置原则和程序。(4)具体规定不同类型的中间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
3.英国《版权法修正案》(2003年)
2003年,英国按照欧盟指令的要求修改了本国的版权法,在立法上详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界定网络传播权法律关系。包括传播的概念、向公众传播的作品和传播权的主体。 (2)对临时复制的法律性质进行判断。认为作品的复制件包括暂时存在或永久保存的复制件。在作品传输过程中直接或附带产生复制件都属于复制。(3)对向公众传播权和复制权进行限制。特别是对基于科研、个人使用,图书馆为便利于进行研究或私人学习对存有作品的复制,以及在教学过程中或备课时复制、传播文学、戏剧、音乐或者艺术作品的限制作出规定。(4)明确规定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就技术措施而言,包括破解技术措施、破解技术措施的装置和服务、法律责任;在权利管理信息方面,规定电子形式的权利管理信息、破解权利管理信息的责任。(5)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行为进行规范。按照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要求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定,包括相应的通知和反通知程序等。
4.法国《信息社会版权法案》
法国议会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下院)于2006年6月30日同时通过了政府提交的《信息社会版权法案》。这一法案对电子信息产品的版权保护进行了规范,在注重保护版权、打击盗版的同时,也对电子信息产品的“通用兼容性”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包括:(1)加强对版权人传播权利的保护。针对电子信息产品的盗版问题,法案规定,从因特网非法下载电子信息产品的个人行为将被处以小额罚款,蓄意绕过版权保护技术从事电子信息产品复制将受到重罚。按照规定,破解电子信息产品加密技术的电脑黑客,会被判处3750欧元罚金;向公众提供解密技术的人,最高会被判处6个月监禁和3万欧元的罚金;而销售加密产品破解软件的人,最高会被判处3年监禁和30万欧元的巨额罚金⑨。(2)对复制权的限制。个人出于非商业目的复制电子信息产品的自用行为,法案没有约束力。法案还规定,残疾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机构、新闻媒体以及教学科研机构为了教学和科研目的而进行的电子信息产品复制,不受法律追究。(3)“通用兼容性”标准的采纳。市场销售的电子信息产品在保护版权的前提下必须具有“通用兼容性”。法案为此提出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受理软件开发商、电子产品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的申诉。
5、荷兰版权法修正案(2002年)
2002年荷兰版权法修正案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1)版权的修订。在该部分,增加临时复制、向公众提供权及其限制、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等内容。(2)邻接权的修订。包括临时复制、向公众提供权、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向公众提供权的限制、侵犯技术措施法律责任、侵犯权利管理信息法律责任等。(3)数据库的修订。包括技术措施、侵犯技术措施的法律责任、权利管理信息和侵犯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责任。
(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的协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一直致力于协调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国版权法在细微方面乃至根本方面进行应对的差异。起初由WIPO各机构起草建议、指导原则和示范条款,就如何迎接新技术的挑战为各国政府提供了指导。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上逐渐承认单靠指导已不足以对新技术的发展做出适当反应,有约束力的新的国际准则变得不可或缺了⑩。1996年12月2日至20日在日内瓦召开WIPO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的外交会议,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条约:《WIPO版权条约》(WCT)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WPPT)。前者的主要内容是对《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某些实质性条款进行修改,而后者则在1961年《保护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电视组织的罗马公约》的基础上又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制定了专门的国际条约。以上两个条约由于主要涉及互联网下版权与邻接权保护,所以也被称为“互联网条约”。WCT与WPPT两个条约已分别于2002年3月6日和5月20日生效。
WCT由25条组成,未分章节。第1-14条系实体条款,第15-25条系行政管理条款。此外还附有“议定声明”9条。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复制权。“议定声明”第1条规定,《伯尔尼公约》第9条所规定的复制权及其所允许的例外,完全适用于数字环境,尤其是以数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况。不言而喻,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构成《伯尔尼公约》第9条的复制。(2)发行权与出租权。 WCT第6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专有权。同时第7条规定出租权。(3)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又译公共传播权)。WCT第8条规定,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得接触这些作品。(4)限制与例外。WCT第10条规定,缔约各方在某些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损害作者合法权益的特殊情况下,可在其国内立法中对依本条约授予文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规定限制或例外。在议定声明第9条明示,这些限制与例外继续适用并适当地延伸到数字环境中。同样,这些规定被理解为允许缔约方制定对数字网络环境适宜的新的例外与限制。(5)技术措施保护和权利管理信息保护的义务。WCT第11条规定,缔约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约所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措施。WCT的12条给权利管理信息做出界定,并禁止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任何权利管理信息,以及未经许可发行、为发行目的进口、广播、或向公众传播明知已被未经许可去除或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或作品复制品。(6)网络时代版权保护体系化方面的其他规定。涉及到版权保护的范围、计算机程序、数据汇编(数据库)、摄影作品的保护期限等。
WPPT由33条组成,共分五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表演者的权利;第三章: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第四章:共同条款;第五章:行政条款和最后条款。WPPT从总体上遵循着与WCT相同的解决思路和体系化努力,注意厘清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获得报酬权的界限,同时规定对权利的限制和例外,以及关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义务。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1)WPPT沿用“罗马公约”的结构,在第2条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定义,而WGT则与“伯尔尼公约”保持一致,并没有相关定义的界定。(2)WPPT详细规定表演者的精神权利,WCT没有精神权利方面的规定。(3)WPPT没有采用“公共传播权”这一语词涵盖交互性网络传输,而是在第10条规定“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第14条规定“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但其实质含义与公共传播权并无不同。(4)WPPT因为需要把其内容划分为表演者权利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权利而产生结构上分章的需要,WCT没有划分章节。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基本内容
我国《着作权法》在2001年修正时确认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技术措施、权利管理信息提供法律保护。根据着作权法的授权,2006年5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简称《条例》),《条例》已于2006年7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制体系化的实现。结合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最新进展,对《条例》的进步性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观察,已经成为分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现状和未来进展的重要途径。《条例》的主要内容及其不足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畴界定
自网络传播权设置问题产生以后,适用何种“权利”涵盖网络中的传播行为,一直以来就是理论上和立法上争论的基本问题(11)。信息网络传播权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表达,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条约上并没有对应的概念,但是对于网络传播权的含义、法律关系、权利内容和限制等问题,各国之间还是达成不少共识。
《条例》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基本范畴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1)对该范畴基本含义的重述,基本沿用《着作权法》的规定,同时将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的“向公众提供权”整合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范畴中,在第26条明确规定其含义,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基于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包括着作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录像制作者。(2)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条例》第2条规定其内容包括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并将权利管理信息和技术措施作为保护手段紧随其后予以规定。(3)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基本照搬《着作权法》第22条的规定,将其适用网络环境,但有所修正:其一,没有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免费表演、对设置或者陈列的室外作品等情形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其二,将盲文出版使用修改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其三,对图书馆等使用作品进行特殊规定,即“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着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4)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其一,义务教育的法定许可,即“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着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其二,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即“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着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着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着作权人的作品后,着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着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着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适用此条款时,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上述规定的进步意义自不待言,但缺点也较为明显:(1)缺乏权利限制的一般条款,在引进美国“四标准法”尚有困难的现实下,吸收国际条约的规定,引入“三步法”很有必要。(2)通过规章来扩大和限制《着作权法》第22条,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因为着作权法第22条的“使用”行为本身并没有排除信息网络传播,也就是理应适用于网络环境,如果要改变,也应该在《着作权法》修改时在法律中予以体现。(3)《条例》对于图书馆的数字化使用虽有所涉及,但并未予以详细规制。(4)对于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本属于难得的制度创新,但由于限制条件过于严密,实际上很难有适用的余地。(5)对于《司法解释》中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给予否定,缺少合理性。(6)第10条对于合理适用、法定许可的解读矛盾重复,有画蛇添足之嫌疑。(7)没有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方式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没有确定网络环境下的默视许可规则。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联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孕育形成是数字技术时代着作权扩张的直接结果。”(12)作为因应新技术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仍然无法回避的重点问题之一就是针对身处前沿的技术问题展开法律的反思。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涉足的技术领域以及带来的版权法律问题,主要包括数字化复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对上述关联问题的法律应对,成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条例》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包含的技术及关联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在条文的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对权利本身的关注。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界定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为两种法益提供侵权法保护。第26条所下定义反映了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第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第5条规定,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均构成侵权。(2)规定了规避技术措施的例外。包含: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而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在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3)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协助义务。即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 (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的,由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4)规范了“通知与反通知”的避风港程序。第14-17条的规定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该程序运用时应该提供的材料和责任的分担。(5)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指令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或者对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提供自动传输服务时的免责条件。(6)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高网络传输效率,自动存储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根据技术安排自动向服务对象提供时的免责条件。(7)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的免责条件。(8)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时的免责条件。即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上述服务提供者依法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9)规定错告赔偿制度。即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误删除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错误断开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规定可操作性强,立法的细化有助于保护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推动网络服务行业走上法治化轨道。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包括:(1)没有规定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密切相关联的数字化复制行为,特别是对于临时复制缺少规则限定。网络技术的发展呼唤着对该种基础性的行为予以法律性质的判断,为复制权提供数字时代的保护和限制。(2)没有明确限定技术措施的保护范围,在技术措施保护的限制上,缺乏原则性条款,既没有对攻击性技术措施予以禁止,也没有表达技术措施保护和公众表达自由、接触作品自由的关系。(3)没有规定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保护的限制途径。(4)没有规定P2P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特征和法律责任及其免责条件。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制度完善
综观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制已经起步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许多问题还需要在法律上进行清晰界定。“因特网和全球数字化网络带来的版权法重塑的困难并未被充分表达”(13)技术的发展、各国数字化版权立法的最新进展均要求紧密跟踪最新的技术和法制发展动态,为公众利用作品和保护版权人的利益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则。法律的完善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将《着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对那些不便在行政法规中予以规范的内容进行规制;第二步,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完善有关的制度规则。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步,在《着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改中应该增加和修改的条款包括:
1.在总则中增加原则性条款,包括:(1)禁止滥用着作权(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因权利人滥用权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2)权利人行使着作权,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维护公共利益原则)。 (3)本法依法保障消费者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获得信息的各种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4)着作权的设立和行使,不得阻碍技术创新(创新原则)。(5)对于权利人依法享有的着作权,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并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不得予以限制(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原则)。
因为原则性条款在大陆法系得到了一贯的重视。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形下,运用原则性条款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成为整部法典的基本指针,体现法律的指导思想,贯穿法律的始终,使得法律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二,增加法律的前瞻性。在法律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法制反应模式中,原则性条款可以表达立法者的基本观念和认识,为法律的今后发展指明方向。其三,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依据。法律原则有效地构筑起“建设性模糊”(constructive anlbiguous),为实践中法官找法失败后适用“一般规则”提供了便利。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典》尚付之阙如的背景下,在《着作权法》等单行法中增加一般原则的规定相当必要。实际上,《合同法》、《担保法》等民事法律中均有一般条款,《着作权法》由于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变化更为繁杂,所以更需要一般原则性条款的支持。
2.修改第10条复制权的定义。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或其它方法直接、间接、永久或暂时制作等方式生成一份或多份的权利。
因为复制权正在拓展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理解复制权的难度。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重要前提是数字化复制,其综合性特征还决定了在信息网络传播中会大量存在数字化复制。将“永久的”和“暂时的”复制均纳入复制权的范围,虽然会扩展权利人控制权的范围,但是只要辅之以必要的限制,也可以实现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
3.修改第22条,增加一款。“上述规定第(一)——(八)项、第(一二)项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具体条件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理由是《条例》有很长的篇幅重述《着作权法》有关权利限制的内容,实际上是立法资源的浪费。所以,不如在《着作权法》中明确规定,《着作权法》的诸多限制条款同样适用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只是某些例外授权法律法规另行述及。这样,《条例》也就可在《着作权法》的授权下,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
4.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本法对着作权权利的限制,只适用特定情形,不能与受本条例所保护信息的正常使用相冲突,并不能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当前各国在合理使用一般条款上主要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在立法原则和立法宗旨中阐释合理使用的一般价值。例如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版权条款也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通过人们提供接触版权材料的渠道来促进言论自由(14)。虽然“将这些法律适用于版权仍处于摸索阶段,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将其纳入法律范围。”(15)在我国,在《着作权法》规定滥用权利原则和消费者保护原则,就是借鉴该原则条款的有益尝试。第二种做法是美国版权法第107节对合理使用一般判断标准的规定。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判断合理使用的一般标准包括使用的目的和性质、版权作品的性质、使用的数量和质量在版权作品整体上所占的分量以及使用对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判断标准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挑战,包括使用目的和市场影响因素等合理使用条件的消失和淡出,使得可将互联网下的合理使用的合理性判断标准缩小为使用行为是否造成权利人直接的实质损害、行为人有无过错(即是否恶意或故意),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就不构成对于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16)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很难抽象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合适的标准条款,所以将其留给未来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将更为妥当。第三种做法是《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为TRIPS协议和WIPO两个“互联网条约”所肯定的“三步检验法”,也即是对权利的限制必须:A、只适用于特定情形;B、不能与作品、表演者或录音制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C、不能不合理地损害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由于“三步检验法”是“衡量在网络环境下设定的权利限制是否适当的一个总的标准”(17),因此,在我国的立法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5.修改第23条,增加一款,规定“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规划,可以不经着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经发表作品的片断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制作课件,由制作课件或者依法取得课件的远程教育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注册学生提供,但应当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
在《着作权法》业已规定基于义务教育的法定许可之情形下,《条例》又单独规定网络环境下的义务教育法定许可,实际上也是立法浪费,并且《条例》通过增加条件限制该类法定许可,以低效力法规限定高位阶的法律,不符合“法治原则”。所以,直接在该条增加一款,确定相应的条件,更为合适。
6.在权利的限制中增加一条,规定“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不经权利人的同意,但应支付报酬。”
法律是利益的调节器,为缩减“数字化鸿沟”,实现地区发展平衡和减少农村地区数字化消费成本,《条例》确立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是很有见地的制度创新,但是在条件设置上畏缩不前。考虑到《条例》效力的低层次性,在《着作权法》中直接以“法定许可”的形式予以规范。
7.修改第33条,增加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摘编已经在报刊、书籍、网络等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除着作权人声明或者受着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络服务提供者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作为侵权行为。”
确认网站摘编、转载部分作品构成法定许可具有合理性:(1)我国着作权法第32条第(2)项规定,一定范围的作品在支付报酬、注明作者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许可而转载;(2)网络环境下,肯定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有助于实现着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对信息获取权益的平衡;(3)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他们设立的网站在特定的功能上,与报刊杂志社等的功能相同,他们都是传播作品等信息产品的媒介,他们的法律地位应当相等;(4)着作权人通过注明“不得转载”等简单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充分的着作权法保护,法定许可对着作权权利行使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5)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机制可以大量减少网络着作权纠纷,至少是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仅仅为取得许可的那些纠纷。这就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和法院的诉讼资源,更重要的是该项司法解释会适应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的发展,律师们也可以在诉讼外大显身手。《条例》限于效力层次,没有规定网络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这可以理解,但《着作权法》修改时应表明明确的立场。
第二步,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主要包括:
1.体例结构略作调整,将第4条移至第12条之前,第5条放在第12条之后,集中规定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和限制。
体例体现了法律的严谨,同时也便利阅读者和解读者利用体系形成的张力了解制度的架构和法律的精神。《条例》将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置放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之后,远离相关的权利限制,产生理解上的弊端:其一,使人误认为存在技术措施权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权;其二,无法正确凸现权利保护和权利限制的平衡精神和利益分享理念。基于此,可将技术措施保护及其限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保护及其限制集中规定。
2.增加数字化复制的内容,包括:(1)数字化复制,是指网络用户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作品等客体进行的临时性复制和永久性复制。(2)网络用户以营利目的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作品等客体进行数字化复制的,应当经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许可,法律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3)未经信息网络传播权人的许可,网络用户不得将明知未经许可的数字化复制品进行出借、出租、出售、陈列、展览、再上载或者以其他形式提供给他人进行使用,法律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着作权法》已经肯定复制权包括数字化复制的前提下,在《条例》中增加有关数字化复制的规定及其限制很有必要。
3.删除第6条和第8条,增加关于数字图书馆的权利限制条款,包括:(1)公共图书馆通过本馆的网络阅览系统供馆内读者阅览本馆收藏的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同意,并不需支付报酬,但该阅读系统不得提供复制功能,并能有效防止提供网络阅览的作品通过信息网络进一步传播;(2)除着作权人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公共图书馆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不经其许可,通过本馆的网络阅览系统供馆外注册读者阅览本馆收藏的已经出版的图书,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出处,按照规定支付报酬,并且不得侵犯着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提供网络阅览的图书已经合法出版3年以上;(二)阅览系统不提供复制功能;(三)阅览系统能够准确记录作品的阅览次数,并且能够有效防止提供网络阅览的作品通过信息网络进一步传播。
图书馆在国家文化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广大社会公众廉价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但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地的图书馆建设良莠不齐。加快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解决图书馆经费短缺问题的一条十分可行的途径之一。我国已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数字图书馆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较之传统图书馆具有资源丰富、资料更新及时、传输速度快、储存方便、建设成本低等诸多优势,肯定某些情况下数字图书馆复制权和传播权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有助于数字图书馆建设事业和提升全民族文化素养。但是,由于数字图书馆里的图书是虚拟的,“图书内容一旦在互联网上传播,它将摆脱任何束缚,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获得”,(18)所以,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一旦数字图书馆利用作品超出法定的范围,则取得作者授权是必要的,不应该认定为可以适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
4.增加对技术措施保护的限制性原则描述:“本条例所保护的技术措施受到下列条件限制:(一)不得设置攻击性技术措施;(二)不得超出制止侵权行为所必须的限度;(三)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为技术措施保护设置一般限制条款,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宣示功能,表明利益的分享;其二,实际裁判功能,因为禁止攻击性技术措施等均是裁判规范,有助于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5.将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保护和限制分开规定,删除第5条第(一)项“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删除或者改变的例外”,增加一条,“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形下,行为人可以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信息:(一)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经合法授权的其他组织为调查、保护、情报收集或者为识别和指明政府部门计算机、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的弱点所进行的活动;(二)进行模拟信号传输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在播放作品时,为防止违反本条例采取的措施没有技术上的可行性,或者会造成节目提供者承受不合理的经济负担;(三)其他可以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信息的情形。”
《条例》没有详细规定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保护的限制规则,将其与权利保护规定揉和在一起并不合适,因此有必要借鉴外国立法例,对此做出规制。
6.规定P2P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的情形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应网络用户要求在其目录服务器中提供搜索索引服务:(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在收到权利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侵权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立即停止对该信息提供搜索索引服务。”
我国还没有明确禁止、限制P2P网络的规则,在《条例》的修改完善时有必要予以规范,理由在于:其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点对点传输中有可能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二,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点对点传输中的注意义务,既可以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又可以促进点对点传播产业发展和维护最终消费者的利益。
7.可考虑根据网络的实际特征规定以下默视许可条款:(1)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后,权利人仅要求侵害人按照规定支付许可费用的,在侵害人支付合理费用后,应推定权利人许可其继续在网络传播该信息。(2)版权人通过BBS平台、博克传播作品,在权利人未作出明确予以反对的申明时,推定其默视许可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和信用保障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传播者不必向权利人支付报酬。(3)版权人一旦许可报刊、杂志社传播其作品,在权利人未作出明确予以反对的申明时,意味着同时许可中国期刊网等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和信用保障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但使用者必须向权利人支付报酬。
特定情形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其一,这符合网络技术的特征,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在机理。“由于网络是一个极为开放的过程和载体,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上载、传播,应当被认为其对网络的这些特性以及网络中的某些使用行为是明知的或是应推定为默示同意的。对于网络作品权利人意思表示的,应当推定对其作品的默示许可。”(19)例如在BBS上发表文章,可以推定作者愿意通过互联网、传播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方面应理解为是权利人控制作品在网络传输中法律上之力的肯定,但同时也应满足作者和公众信息自由、信息共享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而,“网络通常被视为公共信息的传播媒介,网络供应商无法完全通过定价和限量来追求利益回报。”(20)所以允许网络服务商一定条件下的行为属于默示许可,从而限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符合技术发展和立法理念的双重原理。其二,这不违背着作权自动产生原理,也并非否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品创作完成,不论作者有无提出登记或要求着作权的声明,依照自动取得的原理,他都将拥有对作品的着作权,但是着作权是包含各种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权利束,对其中一种或几种权利进行限制,并不影响其他权利的存在。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权利扩张的结果,当着作权利益平衡被打破以后,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该新型权利的运作,也不会影响到着作权中的其他权利。由于默示许可要求从权利人的特定行为中推定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自由使用或处分,所以只要在法律上将默示许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则不会影响对权利人其他权利的保护。
注释:
①着作权法在英美法国家称为版权法,着作权在英美法国家称为版权,本文为简便起见,在没有特别场景的情形下,对以上两对概念没有进行区分,视为同义词。
②Andrea Antonell,“Applicable Law Aspects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n The Internet :What Principles Should Apply?”In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July 2003.
③M. D. FLA, 1993; N. D. CAL, 1994; N. D. CAL.1995.
④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ask Force,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ept. 1995.
⑤德国《规定信息和通信服务的一般条件的联邦法令》,对该法的详细介绍,可查阅: angelaw. com。
⑥Directive 2001/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 on the harmoniz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⑦安德烈.克勒韦.欧盟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邻接权某些方面的指令[J].版权公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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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今.略论网络传播权立法的价值取向[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网络时代着作权保护”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
(13)See Thoms Dreier, Copyright Law and Digital Exploitation of Works(1997), Available at ipa-uie.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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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案例范文4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in China,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nder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as been promoted, which means the country’s ability is growing of protecting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in a law-ruling society.
为贯彻落实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全面总结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成就和经验，展示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和取得的重大成果，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改革开放30年来30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件，其中著作权案件占三分之一共10件。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这批典型案件还包括专利案件6件、商标案件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2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3件。
这些典型案例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高法审理的案例中筛选出来的，它们或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或者具有重大法律意义，明晰了法律的边界或填补了法律的空白，推动了知识产权法制进程，影响了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对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都很好地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价值。
这些案例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的缩影，也是人民法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
案例一：靳佩芬、海天出版社诉梁海生、中国卓越出版公司等《罗兰小语》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靳佩芬是台湾作家，其创作了《罗兰小语》一书，深圳海天出版社取得了该书的专有出版权。1990年，被告梁海生从卓越出版社取得了书刊号及印刷手续，非法出版了《罗兰人生小语》一书，内容全部选自原告的作品。
法院审理认为，作者的著作权、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出版原告作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据此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同时对被告采取了收缴非法所得、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
法官点评：本案曾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由于侵权事实发生在《著作权法》颁布之前，故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对侵权人进行了判决，同时，对被告给予了比较严厉的民事制裁，体现了法院系统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初始阶段即对严重侵权行为进行打击的决心。
案例二：李淑贤诉王滢等《我的前半生》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我的前半生》最早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体悔罪材料，后在有关领导的要求下，有关部门及群众出版社在征得溥仪的同意后，指定李文达与溥仪一起对材料进行整理、修改，并正式出版。原告李淑贤以李文达以该书作者的身份公开发表讲话，侵犯了原告著作权为由，要求法院确认溥仪是该书的唯一作者。
法院审理认为，《我的前半生》从修改到出版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且该书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体现了溥仪的意志，由溥仪个人承担责任，故溥仪应为该书的唯一作者。
法官点评：本案涉及末代皇帝溥仪的作品《我的前半生》，案件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都非常复杂，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本案已经成为我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权案件。
案例三：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坚硬的稀粥》是著名作家王蒙创作的文学作品。1998年4月，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建立了“小说一族”栏目，栏目中的文学作品是网友从其他网站上下载后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并通过服务器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用户只要进入被告的网站，即可浏览或下载《坚硬的稀粥》。
法院审理认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是使用作品的一种方式。非著作权人对著作权人的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时，应当尊重著作权人享有的对其作品的专有使用权，应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无权对他人作品进行任何方式的传播使用。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作品在其计算机系统上进行存储并上载到国际互联网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据此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法官点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网络应运而生，对虚拟网络上作品的传播如何审理的问题也摆在了法院面前。本案是我国法院审理的最早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之一，和王蒙同时的还有张抗抗、毕淑敏、张承志等六位著名作家，因此该案也被习惯简称为“六作家诉世纪互联案”。该案的审理对网络著作权的性质、网络著作侵权的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案例四：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诉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托福”试题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原告主持开发了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以及以英语作为外语的考试，即TOEFL考试。1989年至1999年，原告将其开发的53套TOEFL考试试题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1997年8月17日，原告许可被告以非独占性的方式复制协议附件所列的录音制品和文字作品（共20套试题）作为内部使用，但不得对外销售，协议有效期1年。2000年11月和12月间，原告购买了被告发行的TOEFL系列教材。该系列教材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TOEFL试题基本一致。原告遂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被告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试题具有独创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以公开销售的方式复制发行了TOEFL试题，其使用作品的方式已超出了课堂教学合理使用的范围，因此，被告复制并且对外公开销售TOEFL试题的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此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销毁侵权资料和印制侵权资料的软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370余万元及合理诉讼支出2.2万元。
法官点评：本案是体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典型案件，其中涉及的试题著作权的保护、损害赔偿等问题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案例五：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公司诉北京出版社等“迪斯尼”卡通形象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原告迪斯尼公司是米老鼠、灰姑娘等卡通形象的著作权人，并曾许可案外人麦克斯威尔公司在中国出版发行上述卡通形象的画册。麦克斯威尔公司在其权利即将届满之时将所谓出版权等转让给北京出版社下属的少儿出版社，后少儿出版社出版了《善良的灰姑娘》等9本与原告卡通形象完全相同的出版物。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美《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美国公民的作品自1992年3月17日起受中国法律保护。北京出版社在未审查麦克斯威尔公司是否有权转让迪斯尼公司作品出版权的情况下，就与之订立出版合同，且未按规定履行登记手续，其主观过错显而易见，已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判决：北京出版社等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法官点评：本案为较早的涉美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也是我国与美国签订“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后审理的首例涉美知识产权案件，在国内外知识产权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对树立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形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至今仍值得探讨。
案例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诉王同亿、海南出版社《现代汉语词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现代汉语词典》是由原告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词典。两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在其主编、出版发行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辞典》中，以照抄、略加改动或增删个别无关紧要的字等方式，使用了原告《现代汉语词典》的大量内容。
法院审理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例句是语言所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创作产生的，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原告语言所依法对具有独创性的释义、例句享有著作权，商务印书馆享有专有出版权。被告《新现汉》、《大现汉》的大量释义、例句与《现汉》的释义、例句相同，连后者中错误的、反映编纂时代特点的也相同，抄袭是明显的。王同亿、海南出版社的行为已构成对语言所的著作权、商务印书馆的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法院据此判决：被告王同亿、海南出版社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0余万元。
法官点评：本案曾在辞书出版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制止辞书界抄袭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净化文化出版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法院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及理论，对词典中释义、例句是否属于作品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判断作品的抄袭等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产生了深远影响。
案例七：美国Autodesk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龙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软件最终用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原告Autodesk公司就3ds Max 3.0和AutoCAD 2000等5种计算机软件在美国进行了版权登记。被告龙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住宅及公用建筑装饰设计及施工的企业，其未经许可擅自安装并使用3ds Max 3.0和AutoCAD 2000软件共90余套。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Autodesk公司是涉案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人。中国和美国同为《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的成员国，故其著作权应当受到我国相关法律的保护。被告龙发公司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安装涉案5种软件用于其经营并获取商业利益，属于商业性使用行为，已构成对原告软件著作权的侵犯，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据此判决：被告龙发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赔偿原告Autodesk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49万元及诉讼支出人民币32250元。
法官点评：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不仅包括擅自复制、发行等常见行为，还包括软件用户未经许可，商业使用他人软件的行为。本案作为一件典型软件最终用户侵权案件，表明了人民法院通过规范最终用户的行为，以充分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态度。
案例八：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原告陈兴良是《刑法适用总论》等三部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数字图书馆公司设立的“中国数字图书馆”网站将上述作品上载到其网站，并供用户付费后使用。
法院审理认为，图书馆的功能在于保存作品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接触作品的机会，并不构成侵权，而被告的网站虽以数字图书馆的形式出现，但却扩大了作品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扩大了接触作品的人数、改变了接触作品的方式，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保证作者获得合理的报酬，故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据此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万元。
法官点评：本案是我国首例涉及网络“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侵权案。在网络飞速发展的时期，一些企业试图利用法律规定的不完备、不具体，进行各种侵权行为。本案中法院在透彻分析传统图书馆与被告的所谓数字图书馆的本质差别的基础上，对被告行为的性质做出了准确认定，对规范网络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九：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飞行网音乐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北京舶盛舫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P2P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原告是许巍等演唱的《蓝莲花》等53首歌曲的录音制作者，其从未自行或许可他人将该53首歌曲在网上传播。由被告所有和经营的“飞行网”提供了Kuro酷乐软件，通过该软件可以“点对点”传输方式实现包括涉案53首歌曲的音乐作品传播，且对其中的音乐文件进行了多层次、体系化的分类，提供了多种搜索下载方法及歌曲试听和光碟烧录功能。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网站提供了以“点对点”（即P2P）传输方式实现包括涉案53首歌曲的音乐作品传播平台，该“点对点”技术可以使用户直接搜索并下载其他在线用户存储在“共享目录”下的文件。被告应当知道涉案53首歌曲的来源很可能是未经原告许可而上载的，且未举证证明曾采取任何措施避免涉案歌曲利用Kuro软件在网上进行传播，故其具有主观故意。被告对于网络用户未经权利人许可利用Kuro软件传播涉案歌曲的行为提供了帮助，侵犯了原告的录音制作者权。据此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20万元。
法官点评：本案是北京市法院最早处理的涉及P2P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之一。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相比，著作权侵权行为更加复杂多样，既有直接侵权人，也有间接侵权人，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是审判中的难点，本案对被告提供P2P软件行为认定为帮助侵权，并对其给予了严厉制裁。
案例十：郭德纲诉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九洲音像出版公司“郭德纲相声”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案情回顾：原告郭德纲曾接受天津电视台的邀请参加了某节目的录制，并供天津电视台作为电视节目播出。后被告九洲出版公司出版、飞乐影视公司发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对口相声]》光盘中收录了郭德刚创作的《杨乃武写状》等10部相声作品。被告则辩称涉案光盘是从天津艺术中心取得合法授权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案例范文5
关键词: 网络；广播组织；法律保护 内容提要: 新技术的发展对于广播组织的权利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环境下的转播问题、重播问题、交互式广播问题、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问题、发行广播节目的录制品等新问题都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应当在充分研究国内外已有立法的基础上，根据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模式，完善我国的广播组织权保护制度，如扩大解释转播的含义，增加广播组织的录制后播送的权利、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的权利、发行被复制的广播节目音像载体的权利，并拓宽向公众传播权的范围。 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制止日益猖獗的盗播广播信号的行为，国际社会制定了《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以下简称《罗马公约》)，授予了广播组织转播权、录制权、复制权等权利，体现了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广播组织的权利要求。这些规定后来被 1994年达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所采纳。及至20世纪90年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广播技术的有机结合，使传统的广播形式发生了天覆地覆的变化，网络广播、数字广播的出现都对现有的广播组织权制度产生了新的冲击。《著作权法》虽然对广播组织权已有规定，但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原有的广播组织权保护制度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为此，笔者将结合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国际立法的最新动向，对此予以探讨。 一、网络环境下的转播问题 广播组织是有关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称。在20世纪中叶广播组织诞生之初，一些广播组织的节目经常被其他广播组织未经许可而转播，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盗播行为。为了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罗马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广播组织应当有权授权或禁止转播其广播节目，该权利即为转播权。关于转播的含义，该公约第3条第7款将其解释为：“一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被另一个广播组织同时广播”。由此可见，转播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转播的广播节目并非实施转播行为的广播组织自己制作的节目，二是转播表现为对他人已有的广播节目的同时广播，即转播行为与其他广播组织的广播行为发生在同一时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罗马公约》制定时期，广播的手段主要是无线广播，当时还未出现有线广播，因此《罗马公约》所规定的广播和转播的方式主要是指无线广播和无线转播。这些解释后来被《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4条第3款所采纳。 《罗马公约》制定时，广播技术采用的是无线广播技术，传播过程易受干扰，信息播放的效果和质量不太好。后来，人们尝试用导线(明线或电缆)组成的传输网络来传播广播节目，此即为有线广播。相比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稳定可靠，收听设备简单，价格低廉，收听质量高，节目内容易控制的优点。于是，有线广播逐渐推广开来，一些有线广播电台、电视台也相继建立。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运用数字技术来表达、传输和处理信息。数字技术的优点在于：(1)传播过程不易受干扰，信息播放的效果和质量较好； (2)发射功率低，效率高，覆盖面广；(3)可以节约无线频谱资源，有利于保护环境。正因为如此，数字技术成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核心，并与卫星广播技术、网络广播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广播节目数字化后，大大方便了广播节目的传播，许多网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广播节目录制下来并通过网站进行传播。例如，中央电视台是2008年奥运会中国内地电视直播权的权利人，其下属单位央视国际网站取得了通过互联网及移动平台转播节目的权利。2008年6月，央视国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先后与PPS、搜狐、新浪等9家网站签订商业转让合同，对新媒体转播权予以转让。尽管如此，在奥运会召开期间，仍然一些网站未经许可而转播了奥运会节目，并在其中插播了自己的广告，从而分流了相当多的电视观众，降低了央视的收视率，减少了其广告收入，损害了央视的经济利益。 有线广播、网络广播的出现，对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产生了冲击。《著作权法》虽然在第44条第1款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进行转播，但是，该法并未对“转播”的含义进行界定，《著作权法》的实施条例及有关《著作权法》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予以阐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如下问题，有线转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通过网络、移动平台等新媒体进行的转播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第44条所规定的转播行为？如果有网站、移动公司未经许可而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同步转播，这是否侵犯了广播 组织的转播权？ 对于以上情况，我国有学者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尚不能将通过网络进行的转播行为视为《著作权法》第44条规定的“转播”行为。其理由是，《著作权法》第44条主要是参照《罗马公约》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相关规定而制定的，既然上述国际公约未将网络转播行为视为“转播”，则我们在对《著作权法》进行解释时不应超出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也不能超出我国立法者在制定《著作权法》时的立法愿意。 从其他国家的立法来看，目前已有一些国家授予广播组织对于有线转播的控制权。例如，《日本著作权法》第99条规定广播事业者有权禁止他人将接收的广播信号通过有线广播播出。《印度著作权法》第37条也有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随着有线广播的逐渐推广，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的控制范围从无线转播扩及有线转播将成为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在网络转播方面，目前对其进行规范的国家并不多见。不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制定《保护广播组织条约》 (草案)时对此做出了反应。该条约草案的第9条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以包括转播、以有线方式转播和通过计算机网络转播在内的任何方式转播其广播节目的专有权。”从该条有关转播权的规定可以看出，它在内容上突破了《罗马公约》第13条第1款的规定，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的范围从无线转播扩展到了有线转播、卫星转播、网络转播等多种转播方式，从而全面反映了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的动态。对于广播组织而言，如果能在法律上授权它们对于网络转播等多种转播方式予以控制，则对其利益保护十分有利。 对于《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9条的规定，一些国家提出应当对广播组织的转播权的范围予以适当的限制，以防止广播组织所获得的保护水平过高，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交存的通知书中，声明将仅对某些转播适用授权或禁止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转播未加密的无线广播节目的权利，或声明将以某种其他方式对其加以限制，或声明将根本不予适用。”对此，美国代表团在该草案的讨论会中也持类似的看法。尽管如此，多数国家对于扩大转播权的范围的规定还是持支持态度。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未对转播的含义予以明确，这对于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十分不利，也不利于处理司法中遇到的一些案件。从司法实践来看，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新媒体转播权”转让行为，但该权利的内涵不清，权利的转让也无法律依据。一旦发生纠纷，很难对广播组织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必须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对转播权进行新的解释。笔者认为，著作权法应当对于转播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首先，从技术特点来看，无论是无线转播、有线转播，还是网络转播或手机转播，其本质上都属于转播行为，都符合同时转播的特点，因此应当将其定性为《著作权法》第44条所规定的“转播”行为；其次，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广播组织在节目制作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投资，在购买节目转播权中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如果不允许广播组织对于有线转播、网络转播、手机转播等新的转播方式予以控制，则转播权的控制范围非常小，广播组织的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再次，从国外立法来看，目前国际社会已倾向于根据新技术发展的特点来扩大转播的含义，我国应当顺应这一趋势。因此，今后在完善著作权法时，应当在立法中明确转播的含义，将无线转播、有线转播、网络转播、手机转播等新的转播方式都定性为转播行为，授权广播组织对此予以控制，以保护广播组织的正当利益。 二、网络环境下的重播问题 广播电台、电视台通常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首次播放某一节目，但很多听众或观众往往不能收听或收看到该节目，为此，广播电台、电视台需要重播该节目，其他的电台、电视台也可能会重播该节目。所谓重播，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再次播出已播放的节目。重播显然不同于转播行为，因为转播是指一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被另一个广播组织同时广播，即两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播放的时间一致，而重播则是一种滞后的节目播放行为。此外，要想重播节目，必需利用原始播放的广播节目的录制品才能进行。 《罗马公约》第13条第1款仅规定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而未对重播问题进行规范，我国著作权法对此也未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广播组织往往未经许可而将其他广播组织的节目录制下来，然后通过电台、电视台或网站予以重播并在其中插播自己的广告，这种利用他人劳动成果来牟利的行为显然损害了其他广播 组织的合法利益。 一些国家已在立法中对于重播行为进行规范。《意大利著作权法》第79条第2款规定，广播组织有权利用其广播节目的录制品进行重播。《墨西哥著作权法》第144条第2款也规定广播组织对其节目有重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制定《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过程中，美国、阿根廷、埃及等国的代表团都主张对重播行为进行规范，即在重播方面给予广播组织以权利保护。为此，《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14条规定了广播组织的录制后播送的权利(即重播权)，其中包括两个备选方案。其中，备选方案1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在其广播节目被录制后播送此种广播节目的专有权。”该方案由阿根廷、埃及和美国所提出，其立法例属于一种授权式规范，即以授权的方式来保护广播组织在节目录制后的播送权，其中包括广播、有线广播和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播送。备选方案2规定：“(1)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在其广播节目被录制后以任何方式播送此种广播节目供公众接收的专有权。(2)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向WIPO总干事交存的通知书中，声明其将规定广播组织不享有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授权专有权；但规定凡未经广播组织的同意，利用未经授权对其广播节目制作的录制品，播送其广播节目的行为，均应予以禁止，从而为广播组织提供保护。”从中可知，该方案第1款与备选方案1的规定一致，第2款则属于一种禁止性规范立法模式。从第14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相当多的国家不仅希望授权广播组织对于重播行为进行控制，而且希望广播组织能够对各种重播方式都进行控制，这包括无线广播、有线广播、网络广播等多种重播方式，从而适应了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广播组织认为它们在制作和播放广播节目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技能和资金，广播节目被他人随意播放将会损害其利益，而且也无法保护广播节目中的表演者的利益，所以，广播组织迫切希望对其利益进行保护。既然广播组织的劳动和投资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那么，我们能否将广播组织制作的节目视为一种作品而给予著作权保护呢？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这是因为，广播组织制作的节目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独创性的节目如春节联欢晚会，对此类节目可以将其视为作品而给予著作权保护；另一种是无独创性的节目如天气预报，对此类节目不宜视为作品。因此，将广播节目视为作品来给予著作权保护的做法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重播行为不仅会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播出该节目的广播组织的利益，只有赋予广播组织单独的对重播进行控制的权利，广播组织才能单独提起诉讼来保护其合法权益。所以，要想彻底解决该问题，应当在立法中应当借鉴《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规定，明确增加广播组织的录制后播送的权利，以便使广播组织能对节目的重播进行控制。无论是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还是通过网络进行的重播行为，均应取得广播组织的许可。应当注意的是，广播组织的这一权利不是一种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在重播的情形下，广播组织提供什么节目，则公众只能收看或收听什么节目，而不能自由选择。 三、网络环境下的交互式广播问题 传统的广播方式是一种“点对多”的模式，即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播出信号，广大公众收听、收看节目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广大公众不能自由选择节目播放的时间和地点，只能被动地接收节目，因此广播的影响范围有限。广播模式除了传统的“点对多”模式以外，还出现了“点对点”的广播模式，即广播行为发生在广播者与请求广播节目的特定用户之间。 “点对点”表现为一种交互式广播，即公众可以根据需要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广播组织发出广播某一节目的请求，广播组织则根据请求向该用户提供节目，从而实现了节目的个性化广播。目前，交互式广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方式是通过广播组织的无线电波、有线电缆或卫星广播来实现，例如有线电视台提供的“视频点播服务”即可实现交互式广播，电视台以菜单形式向家庭用户提供电影等节目的目录，用户可以通过遥控器选择需要观赏的节目，然后该请求会被发送到电视台，电视台即可通过电缆向该用户播放节目。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节目，例如一些广播电台、电视台或电视台的网站将已播放的广播节目放在其网站上，供公众自由地选择时间和地点来收听或收看。 “点对点”的广播模式对于传统的广播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该模式下，公众可以通过遥控器、网络等设施对广播组织发出节目播放的指令，自由选择广播节目来收听、收看。有了这些技术，广播节目的互动性大为增强，用户可以广泛使用 点播、录制、回看等互动电视功能。显然，“点对点”模式显然不同于传统的“点对多”的广播形式，这也是人们不习惯将此模式称为“广播”的重要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广播组织可以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来保护其利益。其理由是，如果播放的节目是广播组织自己制作的，则广播组织作为著作权人对节目享有著作权，其他网站未经许可上传广播节目的行为侵犯了广播组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果播放的节目是广播组织录制的，则广播组织可以以录制者的身份而对节目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可以制止其他网站上传其节目的行为；如果广播的节目是通过许可合同从制作者那里获得的，则可基于许可合同而获得法律的保护。笔者认为该观点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这是因为，第一，广播组织所播放的节目既有受著作权保护的也有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既有自己录制的也有他人录制的，这在实践中非常复杂，很难分辨清楚。在广播组织自己制作节目的情况下，广播组织可以根据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来制止其它网站的传播行为。但是，如果广播组织所广播的节目(如体育比赛实况转播)不能享有著作权，则广播组织无法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来保护其利益；第二，如果广播组织在保护自己利益时必须借助于著作权人或节目录制人的帮助来保护，一旦著作权人或录制者不予配合，则广播组织的权利很难实现；第三，目前国际公约及各国著作权法都未规定广播组织对广播节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组织对于其他网站传输其广播节目的行为尚难以根据现行规定来获得保护；第四，实践中已有一些广播组织将其他广播组织的节目录制下来供公众点播的行为，这种行为区别于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来处理此类问题。因此，广播组织作为一种单独的邻接权权利主体，要想对交互式广播的行为进行控制，就有必要从法律上创立一种单独的权利。 从国际立法看，目前仅极个别国家规定了广播组织对交互式广播的控制权。例如，2001年欧盟通过的《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指令》第3条第2项d款规定，成员国应规定广播组织就其广播的录制品享有授权或禁止他人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节目，无论该广播是以有线还是以无线方式传播的，包括电缆传播及卫星传播方式。此外，《匈牙利著作权法》第80条、《瑞典著作权法》第 4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主持制定《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对此提出了建议，希望能授权广播组织对于交互式广播予以控制。例如，《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15条规定了“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的权利”。该条包括三个备选方案，备选方案1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已录制的广播节目，使该广播节目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方案是根据阿根廷、欧盟及其成员国、洪都拉斯、日本、肯尼亚等国的提议而形成，是以授予广播组织专有权的方式使其拥有在网络环境下向公众提供广播节目的权利。该方案除细节上作必要修改以外，参照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的规定。备选方案2规定：“广播组织应有权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利用未经授权制作的录制品，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从而使公众中的成员可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广播节目这一行为。该方案是根据美国提议的禁止性规范模式来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埃及也建议规定禁止提供录制品的权利，但该建议中没有关于录制品须系“未经授权制作”这一条件。由于代表们对授权式和禁止式立法模式存在争议，所以后来又形成了备选方案3，其内容是将1是2两种备选方案结合起来，[11]以供成员国来选择。 《著作权法》目前对于交互式广播问题未予规定，而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类似案件，很难从现行法中寻找到处理此类问题的法律依据。如果法律上不对于交互式广播予以控制，那么，要不了多久，公众将可以通过网络轻松地得到被盗播的广播节目，这将大大降低广播节目的收视率，损害广播组织的利益。笔者认为，广播组织的节目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一些广播组织或网站未经许可而以交互式广播利用其他广播组织的节目的行为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一种无偿占有，这不符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公平精神。为了解决该问题，我国应当学习《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规定，在《著作权法》中增加广播组织的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的权利，以保护广播组织的合法利益。 四、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的问题 所谓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是指影院、歌厅、餐厅等营利性场所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行为。换言之，影院、歌厅、餐厅等营利性场所接收广播组织的信号并向公众播放的行为，即构成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的行为。一般来说，如果公众个人或家庭收看、收听广播节目，属于合法的行为。但是，如果营利性场所将广播信号接收下来并向公众传播，则该行为的合法性值得考虑。这是因为，影院、歌厅等场所具有营利性，它们在营业过程中利用了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因此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它们应当向广播组织支付一定的报酬，以补偿广播组织的劳动投入。特别是在体育赛事的广播中，如果影院、餐厅等场所公开播放赛事节目，将会大大减少赛事承办人的的门票收入，赛事承办人往往会拒绝授权对赛事进行电视播放，除非广播组织能够对节目的公开播放进行控制。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1961年通过的《罗马公约》在第13条第4款规定了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的权利： “广播组织有权授权或禁止他人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由被要求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根据该规定，如果公共场所营利性向公众播放电视节目，则应取得广播组织的许可。上述规定后来被一些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加拿大著作权法》第21条、《巴西著作权和邻接权法》第95条都有类似的规定。但是，也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与此存在差异。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87条第1款第3项规定，广播组织有权许可他人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该规定与罗马公约存在一个差别，即公共传播权的客体不仅包括电视节目，还包括广播节目。《荷兰邻接权法》第8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也与此类似。从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来看，如果能将向公众传播权的范围从电视节目扩展到广播、电视节目，则对其利益保护较为有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起草《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时也遇到了争议。埃及等国的代表认为，向公众传播权的客体应同《罗马公约》一样仅限于电视节目，[12]而阿根廷等国的代表则认为，该权利应当延伸到所有的广播节目的传播行为。[13]后来，《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10条起草了两个备选方案，备选方案1规定：“如果向公众传播其广播节目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进行此种传播的专有权。”该方案是由阿根廷、欧盟及其成员国、洪都拉斯、日本、新加坡、瑞士和乌拉圭提议的，[14]其目的是将向公众传播权扩及到所有的广播节目。备选方案2规定：“(1)如果向公众传播其广播节目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进行此种传播的专有权。(2)行使这一权利的条件应由被要求提供本条第(1)款规定的保护的缔约方国内法律确定。(3)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交存的通知书中，声明将仅对某些传播适用本条第 (1)款的规定，或声明将以某种其他方式对适用这些规定加以限制，或声明将根本不适用这些规定。如果某缔约方做出此种声明，其他缔约方则无义务将本条第 (1)款所述的权利给予总部设在该缔约方的广播组织。”该方案由埃及和美国提出，它允许成员国对第(1)款的规定予以限制，这实际上赋予了成员国更多的选择余地。无论采取何种方案，授予广播组织向公众传播广播节目的权利，都将有利于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近年来，我国在社会生活中频频出现类似的案例。例如，在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及奥运会比赛期间，经常有一些餐厅、酒店、车站等营利性场所利用大屏幕向公众传播上述广播节目，甚至一些录像厅在传播广播节目时还收取门票，这在性质上是一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对此，我国著作权法并无规定。从公平的角度来讲，广播组织的广播节目是其劳动成果，酒店、餐厅等经营性场所营利性使用他人的劳动成果应当向广播组织支付一定的报酬。这对于保护广播组织的智力投入和经济投资，促进广播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在《著作权法》修改时，有必要增加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权。 五、发行已录制的节目的复制品问题 1961年制定的《罗马公约》第13条规定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录制权、复制权和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的权利，但却没有对广播节目的录制品的发行行为进行规范。而在实践中，广播节目播放后，不法分子往往将一些受欢迎的节目刻成光盘销售，例如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同一首歌》常常被制成盗版光盘销售，这严重地损害了广播组织的利益。 为了解决该问题，许多国家都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广播 组织的发行权。例如，《德国著作权法》第87条第1款第2项规定，广播组织有权将其广播电视节目录制到音像制品、照片上并且对这些音像制品或者照片进行复制与发行，但出租行为除外。在英国和美国，广播节目被看作是作品，广播组织享有的权利类似于作者享有的著作权，因此广播组织对于其制作的广播节目也享有发行权。除此以外，西班牙、荷兰、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的著作权法也规定了广播组织的发行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制定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第13条也规定了发行权，该条款有三个备选方案，其中备选方案1规定：“(1)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录制品的原件和复制品的专有权。(2)对于在广播节目录制品的原件或复制品经广播组织授权被首次销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所有权之后适用本条第(1)款中权利的用尽所依据的条件(如有此种条件)，本条约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影响缔约各方确定该条件的自由。”该方案由欧盟及其成员国、瑞士和乌拉圭提议而成，它以授权方式规定了广播组织发行其广播节目录制品的权利。该条第1 款规定的发行方式包括以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而向公众提供录制品的原件及复制件的行为；第2款则规定的是权利穷竭问题，即关于广播节目录制品的原件或复制品被首次销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所有权之后权利的用尽所依据的条件，留待各缔约方确定。[15]而且，权利用尽原则仅仅适用于作为有形物品而进入流通领域的复制品，而不涉及其他权利。备选方案2规定：“广播组织应有权禁止向公众发行和进口未经授权制作的其广播节目的录制品的复制品。”该方案采纳了埃及和美国的提案，是以禁止性规范来保护广播组织的发行权。[16]该方案强调发行权的范围不仅仅包括销售权，还包括其他权利如进口权。为了解决备选方案1和2 的争议，《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第13条还列举了备选方案3，即允许缔约国可以同时选择适用方案1和2，即提供了采用双重保护的可能性。 《著作权法》第44条规定，广播组织有权禁止他人将其播放的节目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该音像载体。但是，该条未规定广播组织有权禁止发行被复制的音像载体。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也未规定广播组织的对于已录制的节目的复制品予以发行的权利，因此，如果有人销售非法录制的广播节目的光盘，广播组织很难从现行法律中寻求到保护。所以，要想使广播组织的利益得到保护，必须对著作权法进行适当的修改，允许广播组织享有通过销售、赠予或其他方式向公众提供广播节目的录制品的原件或复制件的权利。 总之，在新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是一个疑难问题，以至于有的法学家感叹说：“广播组织的邻接权竟然如此复杂”。[1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1997年起就试图在国际上制定一个《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以应当网络环境下的广播组织权利保护问题，但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条约都因各种争议悬而未决而未成功。我国作为一个广播节目消费的大国，理应充分认识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过完善我国的著作权法来合理解决该问题，构建适应新技术发展要求的广播组织权保护模式。 【 【注释】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4条第3款规定：“广播组织应有权禁止下列未经其许可的行为：录制、翻录、以无线广播手段转播，以及向公众传播同一录音制品的电视广播。若各成员方未向广播机构授予此种权利，则应依照《伯尔尼公约》(1971)，向广播内容的版权所有者提供阻止上述 行为的可能性。” 为了解决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保护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1997年开始组织起草了《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规定了广播组织的若干权利及权利的限制，但该条约目前尚未通过。 WIPO Doc．SCCR /15 /2，article9 (July31，2006)． WIPO Doc．SCCR /12 /2，para．6．05．(October4，2004)． WIPO Doc．SCCR /8 /9．para．19．(November8，2002)． WIPO Doc．SCCR /15 /2，para．14．02．(July31，2006)． WIPO Doc．SCCR /12 /2．，para．12．02．(October4，200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 WIPO Doc．SCCR /12 /2．，para．12．02．(October4，2004) [11] 备选方案LL规定：“(1)广播组织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已录制的广播节目，使该广播节目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2)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向WIPO总干事交存的通知书中，声明其将规定广播组织不享有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授权专有权；但规定凡未经广播组织的同意，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利用未经授权制作的录制品，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从而使公众中的成员可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该广播节目的行为，均应予以禁止，从而为广播组织提供保护。” [12]WIPO Doc．SCCR /15 /2，para．5．09．(July31，2006)． [13]WIPO Doc．SCCR /12 /2．，para．2．10．(October4，2004) [14]WIPO Doc．SCCR /12 /2．，para．7．02．(October4，2004) [15]WIPO Doc．SCCR /12 /2．Rev．2，para．10．02．(October4，2004) [16]WIPO Doc．SCCR /12 /2．Rev．2，para．10．03．(October4，2004) [17][英]韦尔纳•伦普霍斯特：《广播组织的邻接权竟然如此复杂》，刘板盛译，《版权公报》2006年第3期。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案例范文6
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侵权责任
知识产权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在其著作中提出，后由比利时法学家皮卡第所发展。所谓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ll传统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含邻接权)、商标权、专利权。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的新的表现形式，丰富了知识产权的内涵。
一、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现状
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较而言，网络知识产权更突出的是知识产权的存在、使用环境为计算机网络环境。网络知识产权是曲于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其具有传统知识产权的特性，如无形性、专有性等，但是由于其产生的环境的特殊，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例如网络知识产权的无形性更明显；网络知识产权的共享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更突出；网络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更淡薄等。
网络的发展速度让人惊叹，但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是触目惊心。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的软件中有1／3以上为盗版，盗版软件给全球软件产业带来的损失比2003年增加了40亿美元。另有调查结果显示，从全球不同地区的盗版率来看，目前亚太地区的软件盗版率为53％，损失总额为75亿美元；东欧的盗版率为71％，损失21亿美元；而西欧的盗版率为36％，损失96亿美元；北美市场的盗版率为23％，损失72亿美元；拉美国家的盗版率为63％，损失13亿美元；而中东与非洲国家的盗版率为56％，损失10亿美元左右。从不同国家的盗版率来看，中国与越南的盗版最为猖獗，高达93％
根据2009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显示，视频网站侵权、网店侵权等涉及互联网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高发，仅2009年上海法院受理以视频网站经营者为被告的侵犯著作权纠纷一审案件有200多起，可见，对网络知识产权加强保护显得尤其必要和紧迫。
二、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方式
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方式按照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网上侵犯著作权主要方式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凡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行为，即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网络著作权内容侵权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网页内容完全复制；二是虽对其他网页的内容稍加修改，但仍然严重损害被抄袭网站的良好形象；三是侵权人通过技术手段偷取其他网站的数据，非法做一个和其他网站一样的网站，严重侵犯其他网站的权益。
(二)网上侵犯商标权主要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销售也成为贸易的手段之一，在网络交易中，我们了解网络商品的唯一途径就是浏览网页，点击图片，而网络的宣传通常难以辨别真假，而对于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然进行销售，或者利用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或者展览自身产品，即以偷梁换柱的行为用来增加自己的营业收人，这是网上侵犯商标权的典型表现。网购行为的广泛性，使得网店经营者越来越多，从电器到家具，从服装到配饰，应有尽有，而一些网店经营者更是公然在网络中低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的销售行为甚至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三)网上侵犯专利权主要方式
互联网上侵犯专利权主要有下列四种表现行为：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专利号的；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专利技术的；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的。
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责任
(一)民事责任
要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对归责原则进行分析。归责原则是确认不同种类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标准与准则，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分析，即为了确定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决定着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以及方法，可以说，归责原则是网络知识产权
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而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则是过错责任，对于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我国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的管辖权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计算机网络著作权解释》中还规定了网络服务者的一般侵权责任：提供内容服务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足々门用于故意避开或者破坏他人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的方法、设备或者材料，而上载、传播、提供的，依照《著作权法》第47条第六项的规定，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民事侵权责任。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主要可以采取请求停止侵害和请求赔偿损失。而损失的赔偿金额的计算，可以参照《著作权法》、《商标法》与《专利法》中对于侵权赔偿额的规定进行确定。根据《著作权法》与《商标法》的规定，侵犯著作权、商标权的赔偿数额确定的方法为：依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依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实际损失、违法所得均不能确定的，法院依侵权行为情节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述赔偿数额中应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专利法》中对于专利权侵权的赔偿损失数额的确定方式为：依权利人所受损失确定；依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损失或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赔偿。
(二)刑事责任
我国自2000年起，先后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明确规定利用百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侵犯软件著作权的刑事责任以及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了详细规定。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从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需要出发，降低了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标准。同时还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违法所得达到三万元的，也要定罪，对单位犯罪定罪的数额标准由原来是个人犯罪标准的五倍降低为三倍。例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通过网络销售侵权复制品，根据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则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行政责任
现实的网络侵权中常常会涉及到侵权人的行政责任，例如对销售盗版图书行为，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8条、19条规定了网络侵权人的行政责任，例如第19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并可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规定的不足
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引起了众多发达国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关注并都在积极地寻找对策，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美国早在1995年即提出了全国性信息基础设施报告，并于1998年10月颁布了《千禧年著作权法案》；欧盟执委会于1996年9月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增补)》；1996年12月20日联合国下设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了由近160个国家的专家制定的主要涉及作者在计算机网络上权利的(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此外，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为适应数字技术下网络环境对知识产权的挑战，我国已先后出台了若干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包括2001年lo月2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正、国务院2002年1月1日修正后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l1月22日通过的《关于
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国务院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等等。
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从民事、刑事以及行政方面都在各自的适用领域内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而言，我国现有的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仍然存在不足，例如由于侵权行为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则证据的搜索与保存问题便成为操作中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在传统情况下，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主要以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等因素来判断。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危害后果的判定主要即是依据数额确定的。根据其第2条第1款的规定，个人违法所得数额、个人非法经营数额是判断该罪的主要依据。但在网络环境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仅仅从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来判断还远不足够。很多情况下，行为人虽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数额很少甚至没有，但其社会危害性却可能极大。此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可能体现在侵权规模上，而判断侵权的规模除了要看侵权金额的大小，更要看制售侵权品的数量和范围。可见，与非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相比，网络知识产权犯罪因其侵权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致使其社会危害性往往更大，但许多严重侵权行为在金额上却达不到标准。
五、加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加快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如上所述，尽管我国已经有相应的有关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但是此类法律法规大多足以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很少是由全人大常委会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这就说明有关网络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在法律位阶上并不高。此外，由于网络知识产权包括网络著作权、网络商标权以及网络专利权，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网络知识产权的概念，因此，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零散见于各个法律规范中。由于著作权侵权行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较为常见，目前针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较商标权与专利权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定更多，需要加强对商标权与专利权保护的法律规定。而对于在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中的相关问题，例如证据问题，也应在《证据法》中加以规定或以其他形式规定。
(二)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网络交易平台不能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网络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应当借助技术手段对交易各个阶段进行监控，在其设计的网络交易流程中加人知识产权审查程序，采取审核卖家真实身份信息、交纳保证金、提高进人门槛、追究售假责任等措施，对于权利人的投诉建立处理反馈机制，做到网上商品交易可查、可控、可问责，及时发现并制止相关侵权行为。
(三)提高公民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道德意识和技术手段
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要起到根本警示作用还要依靠道德。因此，除了要从形式上完善立法，实践中打击侵权行为之外，更要设法提高网络传媒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更要倡导和鼓励互联网商家和广大网民自觉维护网上基本秩序。例如对于提供网络服务商，在发现用户有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的行为时能够主动采取相应措施，使用互联网的用户能自觉自发自动地维护网络秩序，抵制、举报、打击网络侵权行为。
在强调法治、德治的同时，还要积极采取技术措施，加强技术监督的力度。例如通过数据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防止网络信息的失密和篡改等。
此外，由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常常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非常普遍，而仅凭传统的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可能难以实现对权利人利益的充分保障。因此可以考虑在借鉴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以期达到保险补偿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