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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率；抚养比；预测
对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发现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规律及其特征，预测研究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提出可以应对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不仅可以为制定湖南省人口政策与规划、发展湖南省老年保健提供科学的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发展老年人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对湖南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及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人口学通常将人口总体分为少年儿童人口（0岁-14岁），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口的平均寿命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其次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劳动就业制度、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和气候等差异，国家之间人口的平均寿命差别很大，就业者的退休年龄也相差很大。
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人口类型划分的标准（具体指标见表1），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率，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果大于7%，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判断国家人口类型的标准和界限就是老化系数，即若一个国家或地区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10%，则该国家或地区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二）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从人口老龄化率来看，我省1995年的人口老龄化率为7.1%。也就是说湖南省自1995年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湖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47%，即人口老龄化率为7.47%。而到了2006年，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率则上升到8.89%，比200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从老年人抚养比来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省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0.33%，2006年的老年人抚养比却高达12.00%，比2000年高出1.67个百分点。
从老年人人口总数来看，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湖南省的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601.68万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老年人总数（453.29万人）增加了148.39万人，增长了32.74%。
由以上的数据分析可见，湖南省已进入老龄社会，且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迅速。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构成的某种变化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随着我省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平均期望年龄的延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湖南省的老龄化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且会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倘若处理不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必然会影响湖南省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资金积累规模和投资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湖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加重社会经济负担，影响我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1、湖南省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老龄化速度增长迅速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湖南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总数是453.29万人，2006年则增至601.68万人，仅6年时间就增加了148.39万人，增长了32.74%，平均每年增加24.73万人，递增率接近4.9%。由此可见湖南省老年人口的基数变大，规模扩大速度很大。
自1995年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当时的人口老龄化率为7.1%（按65岁及以上的老人计算），到2006年则达到了8.89%。11年间提高了1.79个百分点，老龄化率的增长速度很快。
这种现象反映了湖南省人口寿命的延长，也从侧面说明了湖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但是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湖南省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和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从容应对。
2、湖南省各市州人口老龄化率的程度不一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化系数超过10%，也认为该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湖南省14个市州都已经进入老龄化，但区域程度不一，湘潭市的老化系数最高，达12.62%，而岳阳的仅有10.22%。2000年湖南省的平均老化系数是11.2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湘潭、益阳、张家界、常德、长沙、株洲、怀化7个市。
3、湖南各市州的老年人口数都有较大增长
图1表示的是1990年“四普”时湖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的地区分布，图2表示的是2000年“五普”时湖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地区分布。可明显看出，老年人口数在30万人以下的城市有原来的4个减少为2个，即湘潭和株洲的老年人口数突破了30万。老年人口数在50万人以上的增至8个城市，新增加的城市为岳阳、益阳、怀化、永州。
1990年和200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数都在30万人以下的城市只有张家界、湘西自治州两个，尽管都没有超过30万人，但两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数也都有所增长，张家界由13.93万人变为17.95万人，湘西自治州则由18.99万人增至26.5万人。早在1990年老年人口数就突破50万人的常德、长沙、邵阳、衡阳，老年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其中长沙、邵阳、衡阳三个地区超过了70万人，仅这三个地区的老年人口就占湖南省老年人口总数的31.14%。可见，湖南各市州的老年人口数都有较大增长。
4、湖南省的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状况
1995年湖南省迈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为3336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使到了2006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达到了8.89%，人均GDP为却只上升到了11830元，折合成美元也仅为1480元。世界上一些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就已经超过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例如，法国、德国、瑞士和美国在1900年时的人均GDP分别为2849美元、3134美元、2516美元和4096美元。湖南省与这些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低，差距非常大。可以说是“未富先老”，必然造成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高。
5、湖南省的高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所占比重上升
一般来讲，将60―69岁的老人称为低龄老人，70―79的老人作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的看作高龄老人。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就是用低龄、中龄、高龄来测算的。由表2可知，高龄老人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低龄老人。60―69岁的老龄老人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间，仅增长了30.1%；而80岁及以上的低龄老人却增长了62.15%，比低龄老人的增长速度高出了32.05个百分点。
再有，低龄老人在老年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减少，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却上升了。1990年，低龄老人有326.88万人，到2000年达到425.28万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由62.56%下降至59.99%，减少了2.57个百分点；相应地，高龄老人却由37.54万人增为60.87万人，所占比重由7.18%上升为8.59%，增长了1.41个百分点，其中，百岁以上的老人有186人上升为521人，增加了335人，增长了180.11%。还可以看出中、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都有所上升。可见，湖南省的老年人年龄结构有高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几年，高龄老人的比重和绝对数量都会增大。
6、湖南省高龄老年人对医疗状况满意度不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低龄老人、中龄老人一般身体状况稍好，因此，我们在这采用了高龄老人对医疗状况的满意度。
医疗收费是高龄老人最不满意的地方（从表3可以看出），有49.5%的人非常不满意，31.5%的不满意，也就是说81%对医疗收费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仅有6.6%。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有一下原因：第一，高龄老人一般退休在家，没有了工作收入，仅靠微薄的退休金（甚至有的高龄老人没有退休金）支撑他们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其次，高龄老人处于身体日渐衰弱，疾病频发的阶段，这导致他们的医疗费用支出较常人多许多。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1再次，目前的医药费、手术费等都很昂贵，较过去有数倍增长，患者经济负担沉重。
表3高龄老人对湖南长沙市医疗支持的满意度单位：%
项目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医疗设施情况 18.7 20.3 31.7 23.4 5.9
医疗服务质量 18.3 19.4 37.9 23.3 1.1
就医便利程度 3.5 7.3 43.5 36.6 9.1
收费合理程度 49.5 31.5 12.4 6.1 0.5
数据来源：易想和，王翠绒.城市高龄老年人的医疗问题调查――以湖南省长沙市310位高龄老年人为例[J].人口学刊，2006，（2）：46-50
由表3可知，高龄老人对医疗设施也不满意。有31.7%的高龄老人觉得医院的医疗设施一般，39%的调查对象感到不满意，仅有29.3%的老人认为医疗设施满意或非常满意。许多城市高龄老年人反映，由于行动不便、经济拮据，他们在生病后，往往优先选择社区医院或小型医院，而这些医院的设施很难满足高龄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因此，很多病检查不了，要么换医院，要么只好拖着，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医院的看法和评价2。
另外，现在医院的服务质量也存在很多问题。有37.7%的高龄老人对医疗服务质量表示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37.9%的老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一般，仅有1.1%的老人对医疗服务质量感到非常满意。
三、湖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本文选择湖南省1990―2006年的历年人口数据，以此数据作为建立模型和计算的依据。
对于湖南省总人口的增长，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来预测。其人口学意义：p为人口数，a是人口数量的极限值，b是人口增长率，c是达到极大值数量之半的年份。根据1990―2006年湖南省人口统计数据，得出湖南省总人口的计算公式。其中a=7199.476756，b=0.06275516773，c=26.38891225（以1990年为第一年）。
再次就是对老龄化率的预测。为使测算结果增加可参考性，本文设定未来湖南省老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低、中、高三个方案进行相关模拟测试。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把握未来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率的变动走势。
（1）低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2.612%，这是1992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最低增长率。
（2）中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3.388%，这是1990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平均增长率。
（3）高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5.763%，这是1992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最高增长率。
预测公式为A=A（-1）*（1+N），其中，A是所要求的老龄化率，A（-1）是上一年份的老龄化率，N为老龄化率的增长率。取定初始年份为1992年，此时的A=6.03%。表4中的老龄化率就是按上述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老年人数则是老龄化率乘以总人口数得出。
表4湖南省人口预测数据表
年份 总人口数
（万人）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2006 6768.10 8.89 601.68 8.89 601.68 8.89 601.68
2007 6781.15 8.88 605.16 9.94 677.56 13.97 952.59
2008 6805.20 9.11 623.12 10.28 702.94 14.78 1010.97
2009 6827.95 9.35 641.48 10.63 729.13 15.63 1072.73
2010 6849.45 9.59 660.27 10.98 756.16 16.53 1138.05
2015 6940.32 10.91 760.94 12.98 904.91 21.88 1525.70
2020 7008.26 12.41 874.11 15.33 1079.39 29.00 2038.74
2025 7058.75 14.12 1001.66 18.11 1248.38 38.31 2717.65
未来的几十年，湖南省的总人口将持续增长，将在2020年左右突破7000万人。
从老龄化率看湖南省老年人口的发展趋势。中方案的结果比较适中，而高、低方案的结果则提供了上、下界的判断。利用上表的老龄化率数据绘制曲线图（见下页图4），可以看出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呈现递增的趋势，并且速度会越来越快。在2010年，老龄化率将达到10.98%左右，上下界在[9.59，16.53]；到2015年，湖南省老龄化率将达到12.98%左右，上下界在[10.91，21.88]；到2020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将达到15.33%左右，上下界在[12.41，29.00]；到2025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将达到18.11%左右，上下界在[14.12，38.31]。
从老年人口数量看湖南省人口发展趋势，湖南省的老年人不仅在相对数量上有所增加，绝对数量也增长较快。测算结果表明，湖南省的老年人口数在2020年左右将突破1000万人，由此可见，老年人口的相对数量也增长很快。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预测结果表明，湖南省老龄化率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将有很大的提高，老年人口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湖南省的老龄化程度有所加重。
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这一社会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求政府从多方面做准备，迎接人口发展过程中这一必经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与引导，从而从容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图3未来二十年湖南省老龄化率的发展趋势
1、完善老年医疗体系，提高老年人对医疗状况的满意程度
针对上述提到的大多数老年人不满意医疗设施的状况，有必要加大对医疗、保健设施的投入，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设施。
另外，继续完善卫生服务网络，方便老年人就医，消除他们对就医便利程度的不满。一方面在城市里，建立更多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要提高城市社区的老年卫生保健服务水平。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最适合老年人，因为他们一般采取上门服务这一方式，这可消除老年人行动不便引起的就医障碍，方便老年人就医。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慢性疾病的康复期的老人。同时可以通过社区医疗机构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咨询等。从这一点上看，应该增加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培养社区医务人员的技能，加强城市老年人的医疗预防与保健意识。对于农村，政府应该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实施农村地区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计划，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完善贫困老年人医疗救助制度，保证人人平等地享有卫生健康服务。
再次，针对湖南省的医疗收费是高龄老人最不满意的地方，政府应责令缩减医药的销售环节，降低药品的价格；规范医院的收费标准，降低就医的门槛，让老年人有病时可以看得起病。
2、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尽量减轻社会负担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
在未来几十年里，湖南省的老龄化率提高，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不仅如此，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必然导致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为此，应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一来可以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二来还可以保障低龄老年人养老时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这项措施有可行之处：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比较低（男60岁，女5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低龄老人阶段，大多身体还能适应工作。一般来说，退休下来的低龄老年人的工作经验很丰富。
3、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体系
“未富先老”，城乡发展不均衡，这要求在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应该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我省现状的措施来应对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
对于养老保障体系，应该建立城乡二元养老保障体制：一方面完善城市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确保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努力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提倡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和个人相辅助，即个人储蓄养老资金和子女供给相结合。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采取家庭养老的老人进行适当的补助；也要鼓励农村的老年人养老社会化，“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
4、重点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随着湖南省老龄化率的提高，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老年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老年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开拓老年人市场，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老年人需求就要促进老龄市场开发，其中老龄市场包括老年医疗保健市场、老龄服务市场、老年用品市场。事实上，老年医疗保健市场属于老龄服务市场的范畴。
在老年医疗保健市场里，应该大力发展护理行业，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应该将老年人的护理与预防、诊治、保健、康复有机的结合。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护理水平。另外，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增设与老年人医疗保健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加快老年医学、管理学、护理学、营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未来老年人的巨大需求。
对于老龄服务市场，一方面应加强老年人公寓、老年活动场所等福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开发老年人旅游专线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发展老年人家务管理行业，因为老年人，尤其是中、高龄老年人行动不便，子女忙于工作，日常生活、家务需要有人照料和管理。
引导和鼓励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是开发老龄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发、生产适应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走产业化道路。以需求为导向，激活老年人消费商品市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5、创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创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维护老年人权益，首先要培养公众的“爱老意识”。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宣传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树立老年人正面形象。倡导青年人与老年人进行交流、交心，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其次是健全和保障老年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保障老年人权益落到实处。严厉打击虐待、遗弃老年人的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面对新一轮“老龄潮”的到来，湖南省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要应对这样的老龄化社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壮大湖南经济实力，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也利于形成一个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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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2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3
有所思才得以有所梦，梦的内容反映的是追求、体现的是抱负。多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也中华民族的百年渴望。然而，实现这个“中国梦”首当其冲的应为国家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无序增长，则势必吞噬消耗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成长阶段。各个国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国外媒体曾悲观的认为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使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势必对其社会经济增长发展不利。其实人口老龄化是代表社会的进步，首先可以代表着本国的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其次说明人口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逐年增长。当然，这也带动着国民对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重视，也体现着计划生育的成功。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手动调节社会的平衡。年度新增人口对经济发展是一种必然性压力，年度新增人口的消费保障是对国民收入的一种折扣。根据测算，我国年度新增人口需要消耗0.6%―0.8%的年度经济增量，如此来看，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世界人口从25亿增长到现在的75亿，中国人口从1953年第一次普查时的6.02亿增长到现在的13亿。但是因为计划生育，形成倒立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完成人口缩减。
最近不少专家提出和研究“用工荒”问题，但是这并不是阻止计划生育的理由。其一，所谓的“用工荒”实际上是个假象，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在800万以上，农村按照土地吸纳度计算的过剩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70%以上。其二，现在的“用工荒”是相对于农民的就业边际效率而言的“用工荒”。其三，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一个条件，但不是根本条件，最重要应该是体制改革、机制转型、创新驱动、全面开放，这些才可以从根本解决此问题。其四，认为“人多好劳动”更欠辩证思考。从一定意义上看，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多并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因为增加就业机会和保证就业成本的难度更大。如此说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才能带动中国梦的实现。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等于不优化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到201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不断创新和完善，将来计划生育仍然还是基本国策，政府调控人口的职能仍然需要长期存在，还会从公共社会利益上去统筹人口的生育和发展。党的十展示的宏伟目标，让全体人民如此近切地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当下，社会上结合实现中国梦的问题，对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些许议论。有的认为应该松动计划生育政策，有的直接提出“两孩化方案”，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存在的老龄化会给实现中国梦形成强大的压力等等。那么，实现中国梦与人口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逻辑关系上看，要提高人口发展的质量和生活水平，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口再生产必须是有序增长，也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一定要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为中国梦的实现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我们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措施，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和地区，提倡计划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国家和地区，则采取有利发展人口的措施；在现代世界性人口猛增，每35年人口就增加一倍的情况控制下，节制生育便成了计划生育中的主要控制作用问题。节制生育是按照夫妇的愿望，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次数和时间。在这个崭新的社会中，我们能够做的不只关注时事，也要尽绵薄之力为我国经济水平以及全面水平做出贡献，而计划生育这一政策恰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后盾。目前我国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健康需求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实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有效衔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是为了适应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客观需要作出的重大改革。
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4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共同主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全国“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8日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三个主办单位的主要领导，有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等政府部门的领导，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多达5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位专家学者、研究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人口报》、《人口与经济》、《人口研究》、《中国劳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等国内著名报刊的领导和代表。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河清教授主持，中国劳动学会华福周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教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谦司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分别为大会致辞，表达对“第二届全国‘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的祝福和期待。
学术研讨于上午9：15正式开始，上午是大会主题发言，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主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莫荣研究员以“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为题，指出当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结构性矛盾突出并解读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相关政策。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在“人口红利的终结与经济增长的减速”主题演讲中强调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减速需要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制度的改革，他认为很多就业问题的产生可能其实并不在于就业政策，而在于整个社会制度安排有问题，如果宏观的社会制度问题不解决，仅仅从具体政策层面去解决，那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彻底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研究员提出人口红利的终结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在“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发展动向的考察”主题演讲中对我国人口迁移规模/强度、区域模式、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动向做出了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以“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研究：人口流动受益者的责任重构”为题，指出人口流动受益者与责任者的受益和责任应该相匹配，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业、市民、流动人口各尽其责，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大会主题发言下半场由中国劳动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小宝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研究员在“ICPD20年全球人口形势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演讲中提出人口变化的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另外，她认为人口本身不是问题，不能敏锐及时地意识到人口变化及其影响才是问题。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段兴民教授和西安思源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王莉娜老师共同做了“基于复杂系统的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化体制创新研究”的演讲，从复杂系统理论的角度来构建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合作模式，运用复杂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了该模式的运作并为该模式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建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王谦司长以“城市化健康发展应重点关注的人口问题”为题，总结了近年来人口流动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迁移需要，推进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谭琳教授在“她们缘何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的发言中指出机关事业单位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十年来女性实际退休年龄下降，性别差距不断拉大；对机关事业单位女性职业发展机会和退休生活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建议男女退休应有一个相同的上限和下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问题，分析了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机制、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6月8日下午是大会专题论坛，分别是“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专题论坛，共有38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的专题发言。下面按照分论坛主题对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如下综述。
一、“人口与发展”专题论坛
该论坛学者们发言的内容主要围绕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人口、城市化等相关问题。关于生育政策问题，陈友华教授在“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新去向”的发言中，认为人口计生部门被拆解，本身就表明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历史的终结，中国也因此逐渐向后计划生育时代过渡。庄国波教授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认为多年来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双方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有些问题的产生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与政策本身并无直接的关系。周长洪教授在“影响家庭幸福感的因素”发言中指出，根据六普数据我国家庭呈现规模微型化、结构扁平化、类型特殊化以及老人家庭空巢化的典型特征，这表明家庭发展存在着极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逐步削弱，由此他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应更多的考虑微观家庭的状况。孙晓明教授以“农村中老年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务机制研究”为题，建议卫生计生部门加强女性更年期生殖健康服务。关于生育意愿问题，张建武教授在“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言中指出广东“80后”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生育意愿出现内部失调，对于开放二胎生育呼声较为强烈。关于少数民族人口问题，马正亮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与变化趋势，艾尼瓦尔·尼吉木教授介绍了新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动，徐世英教授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蔡果兰教授介绍了新疆各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匹配模式。关于城镇化和流动人口问题，朱宇教授在“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的发言中指出，尽管较之第一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上已发生了有利于其在城镇定居的较为显著的变化，但其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很大程度上仍延续了第一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整体上仍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张力教授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多元统计口径给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亓昕教授以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为例介绍了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刘德鑫教授则介绍了对新型城镇化远郊农村的“上楼”问题的访谈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论坛
该论坛专家学者们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养老意愿、养老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研究的重要背景，苏杨研究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的发言中从宏观层面论证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任远教授在“适应人口流动性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发言中指出分户籍、分地区、分城乡的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和人口流动性的日益增强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建立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乃至国家整体性的社会保障计划，使不同社会保障项目能够成为有机衔接的整体：褚福灵教授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探讨”的发言中提出了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两个方案即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方案：傅志明教授在“从过度保障到弹性保障：欧盟劳动者保障模式的变迁与启示”的发言中认为要建立弹性保障制度，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市场与社会保障的边界，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仇雨临教授以“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与发展路径”为题，提出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方向、路径以及实现转型的条件。关于社会保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问题，吕学静教授在“我国失能老人专业照护的缺失与应对”的发言中，触及了社会保障面临的新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护理的需求并提出了五个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杨成钢教授对未来十年四川省人口年龄结构进行测算，并对养老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差异进行分析：胡苏云教授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保障制度费用上涨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表明医疗技术进步对医疗费用上涨的影响更大；黄健元教授以江苏省为例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基本养老基金进行了研究：肖严华副研究员以社会保障缴费率为切入点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刘娟副教授在社会保险法的框架下提出了生育保险个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三条路径；张启新副研究员介绍了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健康福利便利站”的案例，提出社区养老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
三、“就业与人力资源开发”专题论坛
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5
［关键词］ 老龄化 地区差异 非参数检验
人口老龄化, 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 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它的指标是老年人口系数, 其含义是一个地区60 岁以上(含60 岁) 或65 岁以上(含65 岁, 以下同) 人口的数量在该地区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老年人口系数越大, 说明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导致老年人口过多, 影响人口年龄结构, 结养老事业造成巨大压力。对于我国,这尤为突出。一是我国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很大, 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快;其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 必须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本文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作一探讨。
对于中国而言，31个省市由于区位、资源条件以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龄化因此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来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东西部差异。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
为 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这里采用全国四普、五普数据以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从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对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数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最直观、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本文选择老年人口系数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一、人口老龄化程度对比
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标准，从表1数据可看出，全国大部分省市均已进人老年型，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区高出一个百分点，上海、江苏、浙江、北京这四个发达省份甚至已经达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宁夏、新疆这三个省份还未进入老年型社会。
结果说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别为205.0、135.0、111.0，调整后三个样本的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为6.4044，用自由度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丝卡方检验统计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对比
根据全国四普、五普资料显示，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较小，总体上东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31个省市中、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的有黑龙江、青海、重庆等地，造成这些地区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从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或到其他省份的迁移。具体数据见表2。
利用上面表2数据，建立原假设H0: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老年人口系数无显著性差异。再利用SAS软件做Kruskal-Wallis统计检验，可得P值为0.7563， 结果也进一步从统计学的角度更加严格的说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老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没有显著差异。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上这种差异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下面就试图通过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认识经济发展对地区老龄化的影响。
1.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多个指标的综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这里仅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入手，探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长率16.76%。GDP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尺度和总量指标,反映区域经济的总体规模和实力,人均GDP 则更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选择人均GDP做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对老年人口系数与人均GDP做相关分析指标。通过Pearson 相关分析得到表3
结果表明人均GDP与老年人口系数的Pearson 相关系数很高,并且显著性也很低，检验通过，表明存在着明显的一元线性关系。
2.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16,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生育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6年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市地总和生育率普遍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总和生育率，大多数都在1.20以上。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东部地区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其作用是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对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业得以发展，死亡率不断下降，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1949 年人口死亡率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率高达25.43‰外，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使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20 世纪40 年代的35 岁提高到2000 年的71.4 岁。根据杜鹏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变化的作用使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将使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鉴于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存在，各个省市人口发展的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不一样，各个省市应该针对自己的情况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养老模式，及早做好准备,迎接白潮挑战。
参考文献:
［1］杨慧.老龄化地区差异的因果分析.西北人口.
［2］袁爱芝.山东省东西老龄化对比.西北人口.
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范文6
关键词：人口红利 应对 老龄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国民的年龄不断得到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利好态势的“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步入老龄化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把握机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困难是目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目前老龄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预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期将会在2013至2015年消失；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50年。无论是什么时候结束人口红利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总有一天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会结束，到时我们的社会也必然将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人口红利”期所面临的困难
1、“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未来我们社会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出现，对于第三代的一个孩子来说，将来要面临六个老人的抚养问题。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会由红利型转变为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这就要求对将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准备。
2、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养老负担较重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相近，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却极为庞大，因此，我国将来所要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将更加严峻，当社会上的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养老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么届时我们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将会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不足，人民综合素质不高
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并且“数量型”的“人口红利”短期期依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事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家目前依然面临着高素质人才不足的状况，人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跨越性的提高，我国专业性的人才极度缺乏，各类高科技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时，我们面临的人才压力也将会更大。
三、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抓住良好的发展条件，不断发展经济，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不断做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护理人才，也将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口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我们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3、陆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已经累计少出生至少四亿人口，这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可利用的劳动力人口数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二减少，长此以往，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加剧了我国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适当地逐步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对人口的限制，对于我国应对今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缓解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4、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口，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随着社会整体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增强，通过调研和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延长工作期，提高退休年龄，使公民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增加和补充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轻养老压力，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倡社会在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另一半重要智力和体力资源，重视对于女性能力的利用，将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5、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教育是改变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视个人不同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对于解决“人口红利”期内以及应对“人口红利”期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面对难得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个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快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动摇，借助各方面的智力和技术支持，科学应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必然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我们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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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3]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经济研究，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