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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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文1

【关键词】网络经济 现状 问题 对策

在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种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更高级的经济模式——网络经济出现了。网络经济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而言,网络经济主要是指以信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产业群体。广义而言,网络经济主要是指电信、电力、能源、交通运输等网状运行行业构成的产业群体。[1]依艾瑞的观点,网络经济的主要细分行业为:电子商务,网络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支付,移动互联网,搜索引擎。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不断地显露出来。

1.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现状

1.1中国网络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网络应用行业呈快速增长势头。据2011年1月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12月底,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3.75亿,用户人数年增长9319万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1.61亿,使用率提升至35.1%;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到3.53亿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3.04亿,较2009年底增长3956万。同时,网络新闻,博客,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等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都有了大幅的扩大。

1.2网民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的普及率持续升高。2010年7月15日,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增至31.8%。2011年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大关,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较2009年提高5.4个百分点。

1.3互联网商务化程度迅速提高。2009年CNNIC报告显示,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最快。其中,网上支付用户年增幅最大,同时,旅游预订、网络炒股、网上银行和网络购物用户规模都不同程度的扩大。2011年1月19日,CNNIC指出,电子商务类互联网应用则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最快、最迅速的主力军。网络购物用户年增长48.6%,是用户增长最快的应用,而网上支付和网上银行也以较高年增长率,远超其他类网络应用。

2. 中国网络经济存在的问题

2.1互联网的资源分布并不均匀,农村和西部市场未得到有效开发。据2009年CNNIC报告显示,各省的互联网发展状况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大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8个省和直辖市的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就是说,我国互联网的资源分布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而从全国消费者比例来看,西部和农村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及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不高等原因,网络经济的农村和西部这两块大市场还未得到有效的开发。

2.2潜在购买力的目标受众面积不大。中国互联网经济存在覆盖面广,但针对性弱的特点。中国网民的主体仍旧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这一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68.6%,超过网民总数的2/3。[2]而在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是学生,他们消费主要集中在搜索引擎、网络娱乐、交流沟通领域,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去促进商务交易的发展。而电子商务是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互联网企业的广告宣传没达到理想的投放效果,虽点击率高,但潜在目标受众面积小。

2.3网络经济在技术层面的不安全因素困扰。2011年CNNIC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45.8%的网民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遇到过病毒或木马攻击,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占21.8%。一些网络违法犯罪者,特别是黑客,利用计算机网络知识,导致服务被暂时阻断,损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盗窃机密资料,给个人、国家及社会的合法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3]这是影响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软件阻力,也直接导致了网络消费者对网络经济的不信任。这就需要互联网企业积极研发新技术来防止这种技术性的网络犯罪,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

2.4网络经济在法制层面存在漏洞困扰。由于我国网络经济的法制环境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存在诸多法制漏洞,如:虚假、欺诈、违法网络信息;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的无照经营店面;博客文章评论中植入的“垃圾广告”;网络版权保护不利;税收征收管理不力;虚拟财产转移及保护缺乏法律保障;网络犯罪。这成为影响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软件阻力。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为网络经济平稳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3.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对策

3.1政策层面的发展策略。网络经济的发展必须获得国家来自宏观层面的指导。国家应该尽快出台关于网络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明确其地位、职能、规范、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及其方法等。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是网络经济得以发展的刚性保障,也是网络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另外,要加大财政投入,加强网络基础建设,缩小东西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基础网络的建设和运营是发展网络经济的前提和平台。当年美国对国家网络基础设施的巨额投入是其网络经济遥遥领先的主要原因。今天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在东西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财力向西部和农村倾斜,加大西部和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广度,大力发展高速宽带网,购置必要的硬件设备,提高这些地区上网的速度,降低上网费用,使全国形成均衡、高效、快捷的网络信息系统。

3.2技术层面的发展策略。国家应加大对信息、网络核心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力度。研发投入已被各国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投入”。而我国是个网络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外国进口的国家,不能提供国产的网络经济所需

要的关键软硬件产品及技术服务,如:计算机布技术中的芯片技术、软件技术中的操作系统、通信与网络技术中的高速传输与交换技术等。而以信息为依托的网络经济对高科技的依赖性更强,这就要求我们尽快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关键性产品,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性。这样可以提高我国产业核心的竞争力,提升网络经济产品、服务的价值,从根本上扭转目前我国网络产业技术落后,处于世界信息产业较低端的现状。另外,要提高技术防控,有效阻止黑客或病毒的袭击。通过提高技术防控来控制网络犯罪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计算机公司应该积极研发对软件进行保护的技术措施,如给软件加密、电子签名、抵御软件分析;对访问者身份进行鉴别的技术,验证访问者是否合法;对网络实施加设密码等。这样可以确保系统和数据的安全保密,避免一些损害计算机系统安全,盗窃机密资料等危害个人、国家、社会的合法利益的不安全因素的发生。

3. 3法律层面的发展策略。由于网络经济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不规范,使我国网络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很多安全隐患。这就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规范各行业行为,明确其进入、竞争、交易和退出规则,明确信息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使网络经济的运行规范化。网络经济安全体制建设还需对网络基础结构,企业认证标准、商业信用、网络支付、物流配送、交易税收等法律法规加以制定、补充、修改以及完善,加快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平台建设,加大对通信网络的监管力度,加大对钓鱼网站等非法网站以及不良信息的防范、清查和打击力度,以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在健全自身网络经济法规的同时,还应结合国际网络经济法则,一方面为我国网络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普遍适用的网络经济框架,为营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网络经济大环境贡献力量。

3.4国际合作层面的对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每个经济体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所以,我国要积极开展多边的交流与合作。分析网络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在政策、技术、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优劣势,既可以找出一些促进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经验方法,也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注意国际网络经济的发展动向,积极开展商务交流与合作,利用电子商务手段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网路经济,必须融合到国际合作的大潮中,同时也要立足中国国情,综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科研水平以及人口素质结构等现实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经济发展道路,为世界经济交流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朝民主编.网络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第一版.

[2]CNNIC《第二十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文2

1 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1 机遇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互联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且将“互联网+”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机遇,将其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出了“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由此可见,互联网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经济条件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利用互联网金融这一背景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服务广大农民群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金融行业面临的新的发展机遇。

1.2 挑战

虽然近年来互联网在金融行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利用互联网金融的大环境实现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农民对于互联网金融还缺乏正确的认知。农村地区互联网等相关技术和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农民对于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现代金融服务的认知度不高,这就给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导致农产品在新时期缺乏适合的销售渠道,农民不能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来拓宽营销渠道,农村的整体经济效益难以得到提升。第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方面存在困难。现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设计的产品创新性不足,只注重技术的创新,缺乏与农业生产实际、农民实际需求的联系,对线上和线下客户群体的挖掘不够,严重影响了农村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

2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创新策略

2.1 加快经营模式创新,积极推广“线上”金融服务

针对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模式落后,对互联网认知不到位的现状,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宣传力度,积极创新经营模式,大力推广线上金融服务。实际上,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部分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已经开展“触网”,新型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开始加大力度开发农村市场,加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创新,提升竞争优势,是互联网背景下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明确把握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创新理念和先进经验,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加大力度整合现有资源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根据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及产业实际制定合理的战略发展规划,进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业务流程再造,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升其服务水平和综合竞争力,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发展,为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2.2 优化技术,整合资源,创造基层金融服务平台

要想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实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相关部门和机构有必要优化技术结构,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以创造满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机构。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根据需要科学合理的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互联网技术进行金融信息资源整合,并搭建全方位服务的上下游信息交易平台,从而提高组织机构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从根本上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农村产品的推广和营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整合内外部资源,以客户为中心形成功能全面的金融服务平台,对产品和客户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进而形成品类齐全、井然有序、功能完善的综合性农村合作金融平台。

2.3 推进营销渠道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通道

互联网金融环境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营销渠道拓宽提供了途径。推进营销渠道创新,拓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通道,对于提高金融产品营销和服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推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的同时,还有助于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首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中介功能,向目标客户群推介金融产品,积极拓展网上银行功能,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加强与基层用户的交流联系,从而拓宽其金融服务范围。其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充分结合现代人群的特点,利用智能手机等媒介的功能进行营销创新,比如可以通过开发金融APP内置入手机供人们了解使用,主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从而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另外,还可以通过与淘宝、京东、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商平台、支付平台的合作,来拓宽金融服务渠道,进而促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文3

和智慧城市这个概念一样,智慧旅游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和业态的发展,智慧旅游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如果说智慧旅游的前世基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科技),那么它的今生则主要基于“DT”(Data Technology数据科技),可以说“互联网+”赋予智慧旅游这个老词以新生机、新意义和新活力。研究“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旅游,我们则必须首先把它放在“互联网+旅游”、线上旅游、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等元素所构成的大框架中去探讨。

“智慧旅游”的概念界定

2014年,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了《中国智慧旅游城市(镇)建设指标体系》,对智慧旅游的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智慧旅游是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面向旅游业的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是为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丰富旅游者体验,提供高品质、高满意度服务,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系统化、集约化的管理变革。智慧旅游的本质是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是以提升旅游服务、改善旅游体验、创新旅游管理、优化旅游资源利用为目标,增强旅游企业竞争力,提高旅游行业管理水平、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工程。”

智慧旅游概念中的关键词除了“技术”,还有“体验”、“管理”和“服务”,这反映出智慧旅游不仅要有技术上的智慧,还要有管理和服务上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能让游客体验到这种智慧,而不是旅游服务提供者自以为“很智慧”。旅游业本身是一种体验经济,可以说为游客创造极致的用户体验是发展智慧旅游的基石。

“智慧旅游”与“互联网+旅游”

当下“智慧旅游”与“互联网+旅游”都是旅游行业的高频词汇,至于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本报告认为相比“互联网+旅游”,“智慧旅游”是个更大的概念,也是旅游业发展的终极目的。“互联网+”是当前实现“智慧”的一种有效途径。所以发展“互联网+旅游”与发展“智慧旅游”并不矛盾,可以说“互联网+旅游”赋予了“智慧旅游”更丰富的内涵、更强劲的发展动力。

目前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通过“互联网+”来推动智慧旅游发展。2015年9月,国家旅游局《关于实施“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指出“到2018年,我国旅游业各个领域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成为我国旅游产品创新和业态创新的重要动力,成为我国旅游公共服务和行业监管的重要平台;在线旅游投资占全国旅游直接投资的10%,在线旅游消费支出占国民旅游消费支出的15%。到2020年,旅游业各领域与互联网达到全面融合,互联网成为我国旅游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重要支撑,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的国家智慧旅游公平服务平台基本形成;在线旅游投资占全国旅游直接投资的15%,在线旅游消费支出占国民旅游消费支出的20%。”

智慧旅游与线上旅游

由于当前线上旅游的概念比较热,而且线上旅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所以很容易把“线上旅游”等同于“智慧旅游”。本报告认为线上旅游只是智慧旅游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智慧旅游不仅包括线上的智慧,也包括线下的智慧。线上旅游的概念是“依托互联网,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信息查询、产品预定及服务评价为核心目的,包括航空公司、酒店、景区、租车公司、海内外旅游局等旅游服务供应商及搜索引擎、OTA (Online Travel Agent)、电信运营商、旅游资讯及社区网站等”。由此可见,线上旅游关注的主要还是互联网,而提升旅游体验只做好互联网是不够的,还有景区生态保护、基础设置建设等很多方面。举个具体例子,当下我国各大旅游区的“厕所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大批设施先进、卫生舒适的旅游厕所正在建设或改造的过程中。厕所显然不属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线上旅游的范畴,然而厕所革命则是发展智慧旅游的重要方面。

如果本报告着太多笔墨来梳理“智慧旅游”与“线上旅游”的区别和联系,那就显得太过书生气,而且也没多大意义。在迅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很多新兴事物的内涵和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变化,没必要在理论层面探讨太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要给游客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线上与线下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零和关系,而是要相辅相成、互补发展、良性互动,让线下用户能够享受得到线上渠道的快捷与便利,让线上用户感受线下服务的安全保障与贴心舒适。无论线上旅游怎么发展,游客最终的旅游活动主要还是在线下完成的(网络虚拟旅游除外)。所以说线上与线下的融合是智慧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近来在线旅游服务商纷纷加强对线下旅游资源的整合,而一些线下的传统旅游社也在发力线上渠道,比如中青旅的遨游网、众信旅游的悠哉、港中旅的芒果网等。

线上旅游发展现状与特点

线上旅游虽然不是智慧旅游的全部,但它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智慧旅游发展的重要领域。那么我国在线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如何?呈现哪些特点?

市场规模迅速增长。根据艾瑞咨询的《2015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行业研究报告》,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3077.9亿元,比去年增长38.9%,占旅游业总收入的比重为9.2%,比去年提升1.7个百分点。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占整体休闲游市场的比重为10%,未来几年会持续上升,预计2017年将达到15.6%。

周边游呈上升趋势。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用户度假类型仍以国内游为主,但比例同比有所下降,周边游和出境游用户比例均上升,尤其是周边游增幅显著。

价格并不是游客选择在线旅游最重要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网购”和“廉价”这个词很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其实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产品或服务的主要原因并不只是图便宜。艾瑞咨询对在线旅游度假用户的调研就反映了这一点。调研结果显示,相比传统渠道,“品类丰富、选择多”是用户选择通过网络购买度假产品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在线支付便利”、“提供目的地游记/攻略”和“提品点评以供参考”,“更低的价格”位列最后。

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移动端下单购买旅游产品。根据艾瑞咨询对在线旅游度假用户的调查,比较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在线旅游度假用户的下单方式,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用户不再通过PC端登录相关旅游网站下单,而是热衷于通过智能手机客户端下单,这与整个互联网行业移动化的发展趋势相契合。这启示在“互联网+”时代,旅游行业面向消费者的信息化建设,一定要把移动端的产品和平台做好。

购物和旅行社团费是最主要的消费类别。根据艾瑞咨询的调研,在线旅游度假用户出游时最主要的消费类别是购物、旅行社团费和交通,这三项的比例远远高于住宿、娱乐和餐饮。“吃、住、行、娱、购”是旅游行业的五大主要因素,而在线旅游度假用户在“购”上的花费最多,这显示出进一步规范指引旅游购物市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旅游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行业,影响到多个行业的发展。旅游的具体种类包括乡村旅游、农牧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养老旅游、健康旅游、休闲度假、文化旅游等。每种旅游类型都和一个行业紧密相关。比如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朝阳产业。而养老旅游就是养老产业的一个重要领域。此外,旅游业包含因素众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体、疗、学、悟等。旅游业涉及因素众多,包含很多子行业,需要各子行业进行协调配合,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类企业之间存在复杂的、交易与合作关系。

一个国家旅游业的发达程度本身就是其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程度越高,居民旅游的行为也就越普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旅游”的时代。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旅游业每增加1元收入,可带动相关产业增加4.3元收入;旅游业每增加1名从业者,可增加相关行业5个就业机会。旅游业影响、带动和促进的相关行业多达110个。根据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WTTC)的报告,全球2014年旅游和旅行对GDP直接贡献2.3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1%。2014年旅游和旅行对GDP的综合贡献达7.5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9.8%。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2015中国“旅游+互联网”大会上表示,未来5年,我国“旅游+互联网”将在软硬件设施建设、在线旅游交易以及所催生的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等方面实现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有望创造“3个1万亿红利”,成为新常态下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我国旅游人群的特征分析

当前在线旅游移动化和出境游快速发展,成为我国旅游业当下发展的两大趋势。那么我国在线旅游移动端的游客和出境游的游客有什么特征?

在线旅游移动端人群特征:根据艾瑞咨询的《2015年中国在线旅游移动端行业研究报告》,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移动端用户从性别来看,男性占66.4%,女性占33.6%;从年龄状况来看,以25-35岁青年人群为主。其中25-30岁区间人群占比最高,达整体比例的31.8%,其次是31-35岁年龄段,占比28.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学历用户占比最高,达65.5%。其次是大学专科学历,占比19.2%;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已育用户所占比例最高,达到60.5%,其次是未婚人群,占比27.4%;从职业状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企业中级管理人员(27.8%)与普通公司职员(25.8%);在收入状况上,月收入主要分布在3000元以上,其中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用户占比最高,为28.2%。

出境游人群的特征:2015年9月7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2014-2015)》。报告显示,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和最大的消费国。2014年,中国出境游客人数达到1.09亿人次,同比增长11%,在国际游客中的比重达到9.58%。中国出境旅游消费总额达到1650亿美元,同比增长28%,出境旅游消费在国际旅游收入中的比重达到11%。从性别上看,中国女性出境游客占58.5%,比男性的41.5%高出17个百分点。按年龄划分,中国出境游客中,占比最大的是80后,比例高达44.89%;70后位居其次,占25.72%。90后的出境游客比例为11.39%,超过了60后的9.97%、50后的8.04%。

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国内旅游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新特点,主要体现在大众化、产业化、散客化、个性化,以及分享经济方兴未艾。

大众化、产业化: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大众化与产业化是相伴相生的。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2015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市场。2005年至2014年,我国国内接待游客人次持续增长,国内接待游客人次由12.12亿人次增长到36.11亿人次,近10年年均增长率高达12.9%;国内旅游总收入由5286亿元增长到30312亿元,近10年年均增长率高达21.4%。我国入境旅游收入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西班牙。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文4

“互联网+”落地一年,跑个分?

“跑个分先。”这是IT圈做产品评测时经常会使用的方法,就是将产品性能量化为分数,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显示其产品性能。那么,在“互联网+”落地一年多之后,也不妨来“量化”一下成绩单。

6月16日,“中国‘互联网+’峰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位政商精英齐聚,交流了“互联网+”在政务民生和各个行业等方面全国各地的发展情况。与此同时,腾讯研究院与京东、滴滴出行、携程等还共同了《中国“互联网+”指数(2016)》报告,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在全国的落地情况。这一指数的无疑是为各地方、各个领域的“互联网+”进展情况“跑了个分”。 图中人物从左到右依次为:姚劲波、王兴、马化腾

报告显示:在2016中国“互联网+”总指数省级排名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分列前五位。而在全国参与调查的351个城市中,“互联网+”十大标杆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杭州、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和福州,它们成为各地“互联网+”持续落地的参照范本。

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郭凯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互联网+”指数的计算指标主要有互联网发展基础、产业、创新创业、智慧城市四大板块,涵盖了零售、金融、交通物流、医疗、教育、文化娱乐、餐饮住宿、旅游、商业服务、生活服务十大行业,可以非常精准、直观地反映出过去一年“互联网+”战略在全国351个城市的落地情况。据了解,这份中国“互联网+”指数的数据来源包括腾讯、京东、滴滴出行、新美大、携程、58、艺龙等众多合作伙伴的万亿量级单位的大数据,数据总量超过70PB,相当于800个世界最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容量。

作为“互联网+”指数的冠军城市――北京占据了“互联网+基础”“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业创新”三个板块的第一名。比如,北京的“互联网+交通服务”应用领先全国,仅小客车摇号查询就累计使用超700万次,而教育培训方面的APP上线量也排名第一,超过其后10个城市的总和。而深圳作为智慧城市分榜单的榜首,其智慧城市人口渗透率为全国最高。总榜排名第四的上海在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创业创新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比如独具本地特色的图书借阅服务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亮点。

郭凯天表示,“互联网+”指数的物理意义就是各省份、各地市在中国数字GDP总量中所占百分比,其实质上就是实体经济投射到数字中国的生产生活总值。“互联网+”指数可以描绘出一张虚拟的中国数字经济地图,它能直观反映2015年从农业工业到餐饮旅游、交通运输、零售电商、金融服务、生活O2O等几乎所有主要行业在移动端的数据产出和表现。“‘互联网+’指数可以视为是‘数字GDP’(Gross Digital Product)。未来,这份‘数字GDP’将可能成为反映地区信息化进程的重要指标。”郭凯天说。

鸿沟拉大,还是弯道超车?

目前来看,“互联网+”指数与各地实体经济发展现状联系紧密,甚至呈现强正相关关系。比如,“互联网+”指数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和一线城市,其中排名前三的广东、北京、上海,“互联网+”指数之和为35.5,这意味着这三个省市就占去整个数字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在原本产业基础发展就十分不均衡的背景下,“互联网+”之后,会不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如果“数字GDP”能够跑赢实体GDP,能否帮助传统经济弱势的城市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腾讯研究院产业与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互联网发展基础指数分和产业指数分两个维度上,确实跟实体GDP的分布呈现正相关。但是,二三线城市“互联网+”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甚至要比一线城市快30%~40%。

而在创新创业指数分和智慧城市指数分两个维度上,则有很多城市带来 “惊喜”。李刚表示,在这次指数的编制过程中,中西部城市出现了很多亮点。在“互联网+双创”方面,重庆排进全国前五,成都位列第七。武汉、郑州、西安、长沙、合肥、昆明等中西部重镇都排进“互联网+双创”前20。细分行业中的黑马更多。在零售行业中,银川零售指数排名领先统计局社会零售销售总额排名100个位次;信阳的医疗指数排名领先实体医疗行业排名195个位次;渭南在教育指数排名领先根据统计局数据计算出的实体教育排名110个位次。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文5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整体呈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新常态特征。在此背景下,信息化作为一项发展趋势,在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等方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促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纵观其文献,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被认可。Ding和Haynes(2004)研究表明,通信技术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正相关,通信技术的提高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改善区域间的不平等现状。然而,信息化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全然相同:尽管Diego Martínez(2010)等利用一般均衡方法验证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具体技术的改变为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35%之多,而Gust和Marquez(2003)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92―199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信息技术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但对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却未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信息化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样被我国学者承认。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张跃胜(2015)通过构建包含信息化水平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VAR模型,说明信息化、劳动、资本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且信息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持续一段时间后趋于消失;从经济结构角度看,陈琪琪(2013)通过比较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的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验证了信息化对产业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用。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上对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丰富研究,但大多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某经济部门的微观数据,而对于幅员辽阔的我国,省份间的差异不容忽视。另外,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探讨信息化水平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也较为欠缺。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进一步探讨信息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2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2.1样本选择与模型建立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30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的面板数据样本中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中国台湾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的比较多,所以本文也将其予以剔除。,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2.2指标与数据说明

在选择衡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时,本文借鉴刘华军(2015)的相关做法,将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作为衡量指标。同时为消除省级规模差异,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各变量指标定义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表2报告了上述11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省份之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互联网普及率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中,互联网普及率最大值为73.57%,而最小值仅为2.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贸易规模等指标的地区差异也较为明显。

3实证结果与分析

借鉴主流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具体分析中采用逐步回归方式。进一步地,为验证信息化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分东、中、西部对数据进行了回归。

从表3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在全部模型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来看,模型(1)中,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468;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206;在进一步控制政府规模、民生支出水平两个指标后得到模型(3)中,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降为0.197;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控制了城市化水平指标、劳动人口比重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系数是0.181;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指标、贸易规模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是0.174;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失业率指标、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159。由此可见,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得到的互联网普及率的估计系数是比较稳健的,这说明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对地区的发展与民生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较为稳健的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提高0.16。

从表3的控制变量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生支出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贸易规模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具有积极的影响。就模型(6)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将提高3.704,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则平均提高0.408。由此可见,相比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化水平对于改善地区民生的作用,互联网普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也说明我国对互联网信息的利用效率不高。

表4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2)、(3)、(4)、(5)中互联网普及率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系数不显著。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互联网普及率都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具有正向影响,模型(6)的互联网普及率系数不显著可能与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较低有关。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作用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落后地区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更少地依靠信息化拉动,这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他资源的不充足有关。另外,相较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资源丰富但经济发达程度居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化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就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皆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在三个地区均达到了规模经济效益。就城市化水平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而言,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于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优于中西部地区,而只有当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带来积极影响。而中部地区在政府规模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东、西部地区这一指标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由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政府引导。而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上也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

互联网经济发展报告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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