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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1
晋武帝的家世
晋武帝司马炎祖籍温县，温县司马氏是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记载司马氏谱系的史料以《晋书》卷一《宣帝纪》最为翔实：
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①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武帝有史可考最早的祖先就是曾任征西将军的司马钧，关于司马钧的事迹，史书语焉不详。从司马钧以下，司马量、司马俊、司马防三世均是担任郡太守之职的高级官员，按照两汉官员铨选的惯例，温县司马氏足以成为当地最有名的郡望。
其中关于司马防的事迹最值得关注，“朗祖父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带十围，仪状魁岸，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景附焉。位至颍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②相关的记载并见于《册府元龟》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司马防历官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所有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③
综合以上两段史料以及《晋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氏家族的学术渊源遵从于儒家的伦理规范，所谓“伏膺儒教”正是其家庭教育的核心所在。而后来晋武帝下达的一份诏书，“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④，也说明了司马氏的家学渊源所本。由此可以推想，少年的司马炎所受到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儒家伦理的教育。
家学对于晋武帝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
晋武帝出生于魏明帝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前一年正月，其祖父司马懿刚刚被授予太尉一职，在诸葛亮逝世之后，司马懿正式回归洛阳权力中心，司马炎正是出生于司马氏在政治权力中枢逐步掌控局面的时期。少年的晋武帝一面接受着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另一方面，作为司马氏的子孙，家族势力的壮大必然在其心理产生深刻的印象。司马氏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在军功上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这也是司马氏超越其他大族并成为门阀领军的关键。
关于晋武帝幼年所受到的教育究竟是什么内容，还需要从考察自东汉以来曹魏的教育制度入手，对此，陈寅恪曾经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⑤陈寅恪指出了曹魏时代学术的转移升降在于世家大族的维系，这点是符合当时学术变迁的实际情况。关于此类服膺儒教世家大族的出现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地方的普遍情况，例如“四世三公”精研《孟氏易》的汝南袁氏、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⑥虽然关于司马氏究竟世传何种经书并无明文记载，但是参照上述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的例子，司马氏自从司马儁“博学好古”成为学术通家以来，家世所传的就是传统的经书教育。在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教育日趋系统化与严密化，关于晋武帝幼年所经历的教育具体过程与方法可以参看这一时代关于世族生活的集大成之作的《颜氏家训》。从《颜氏家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想晋武帝早年受到的教育。
《颜氏家训·勉学》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庭中的教育情况道：“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⑦从这句话可以想见幼年的司马炎所受的正是这种儒家经典典籍的教育。选择儒家经典的原因除了家世的传统所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儒家经典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除了文化传播之外，更具有安身立命的功用。“自荒乱己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⑧关于教育目的，此时世家大族的目的就是要锤炼可以用之于时的人才，所谓：“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⑨也就是通过早期的教育使幼年的晋武帝可以成为担当世事的人物。当然，关于学习的内容肯定也是由家世所决定，按照颜之推的说法就是“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⑩至于司马炎的幼年教育环境，前述：“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可见在遵循礼法的环境中，长辈对幼年的司马炎爱护有加，但是却不是溺爱，因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晋武帝，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另一方面，遵循纲常礼法也成为其一生的信条。
晋武帝入仕后政治思想逐步成型
经过系统而严格的早期教育，司马炎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关于其具体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大致在“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这个年份也是司马氏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后，司马氏掌握曹魏军政大权之后的时段。考虑到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而按照礼制守丧三年的惯例，司马炎正式参与政事应该在高平陵之后，作为司马氏家族的子弟正式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从晋武帝幼年的教育中，可以大致推想在其进入仕途的时候，其政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在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已经足以独当一面，不然司马氏也不会让十余岁的司马炎守官给事中。
晋武帝正式进入政治舞台之后，所担任的职务如下：“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从这个简单的履历表可以看出，司马炎一直在权力的中枢活动。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晋武帝时年22岁，受到其父司马昭的委派，担任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的职位，迎接常道乡公曹奂入朝。司马炎可以担当如此重要的使命，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得到了确定，同时也可见其政治上的才干得到了其父司马昭的充分信任。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司马炎在政治上的追求与思想动态，在其担任中垒将军时，司马炎曾经种下一株桑树，历经三十年枝繁叶茂。联想到幼年的刘备曾经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而司马炎所担任的给事中、奉车都尉等职位扈从帝王车驾，想必此时的司马炎已经定下成为帝王的目标，而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政局也给予其充足的信心。
在晋武帝的统治时期，一直存在十分严重的党争，而且司马氏本身作为皇权的力量在礼法上不足以决定对其他家族的优势，因此平衡政局就成为武帝的主要统驭策略。但是，武帝却因为温顺良善的性格，使得其政治思想中贯穿着和谐的主线，这也是其政治思想受到其性格影响极大的地方。
综上所述，早年的晋武帝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崇礼法，但是却也包含了革新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在建立西晋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平衡策略，都根源于其早期形成的政治思想。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本文是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研究项目《晋武帝政治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项目编号：zk1062）
注释
①（唐）房玄龄：《晋书·卷1·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②（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65页。
③（宋）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九）·卷794·总录部（四十四）·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9201页。
④（唐）房玄龄：《晋书·卷20·礼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4页。
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0页。
⑥（宋）范晔：《后汉书·卷54·袁张韩周列传》，第1517页；《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第1759页。
⑦⑧⑨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3·勉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3页。
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2
研究性学习是国家教育部2000年1月颁布的《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订稿）》中综合实践活动板块的一项内容。与现有的学科教学不同，研究性学习不再局限于对学生进行纯粹的书本知识的传授，而是让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和获得各种能力。这里的“实践”是指社会调查，收集资料，它还包括选题、制订研究计划、向专家学者请教、撰写研究报告等一系列的过程。
笔者认为研究性学习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学习方式，应该是以问题的探索形式为主，萌生对问题的兴趣，而后选择和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在参与中质疑、理解、体验、探究，最后生成知识并验证，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创新精神，属于一种过程性学习。
二、高中思想政治学科选修课程建设的相关说明
加强选修课程建设是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重点，是转变育人模式，实现学生自主选课，推进高中多样化的重大举措。我们要把握选修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1）以学生发展为本，必须根据学生兴趣和学科的专业特点，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2）科学性、时代性，即选修课要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反映学科最新的发展趋势；（3）多样化、特色化，即立足于本地本校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发挥教育教学优势，培育学校课程特色；（4）层次性、梯度性，即选修课程要满足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和不同个性学生的选课需求。
选修课建设的基本原则与政治学科有很多的契合之处，《 经济生活 》 《 政治生活 》 《 文化生活 》 《 生活与哲学 》 《 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等教学模块都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政治学科的选修课程开发利用要体现以学生为本，以及科学性、时代性和多样化等原则是具有先天优势的，所以选修课程建设对于政治学科而言不是挑战反而是一种契机，使思想政治学科价值更能充分体现。同时课程类别中“知识拓展类”与“社会实践类”是更适合政治学科选修课程开发利用的类别，可以在研究性学习指导下将两种类别加以兼容开发运用。
三、研究性学习与选修课程的关联性
研究性学习与选修课程建设都是新课程理念下的实践形式，二者虽然在操作方式等方面有差异，但是在理念、评价方式、客观效果等方面均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就使得将研究性学习引入选修课程的开发具备了可行性的基础。
首先，在理念上相一致，都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研究性学习强调通过学生亲身的探究体验，使学生在思想意识、情感及学习实践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获得全面的发展。选修课程旨在开发满足学生个性特长和兴趣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让学生形成厚重的知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次，虽然选修课程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评价结合，但是二者都注重对过程的评价，以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再次，二者都强调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注重学习过程中的探究合作、情感体验、交流实践等，所以客观效果上会慢慢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理念。
所以，在研究性学习指引下的政治学科选修课程的开发与利用，是基于学生的兴趣或经验，引导学生在所涉猎的政治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从自身生活或社会生活中发现问题，尝试运用研究性学习的策略方法，体验探究过程的一种学习活动。同时也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将想法观念合理化并加以运用操作的实践活动，从中锻炼提高活动设计、沟通、接触社会的能力。研究性学习的指引可以使政治学科选修课程的开发更有效，避免盲目和随意开发，并实现研究性学习的功能价值，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四、高中思想政治学科选修课程的开发利用策略
笔者在对本地区选修课程建设开展状况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当前选修课程开发中存在着诸如学生研究动力不大、教师难以平衡繁重的教学任务、流于形式课程、成果无实际意义等问题。在参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修资源基础上，提出研究性学习指引下政治学科选修课程开发利用的几点策略。
1.调查问卷，以学生的研究兴趣为依据确定政治学科选修课开发方向
兴趣是一种无形的动力，也就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研究性学习要求我们以学生为本，那么首先就从“以学生兴趣为本”开始来确定政治学科选修课程的开发方向。具体措施为：以知识拓展为起点，以社会实践为过程或终点，把现今高中开设的政治必修及选修课程可延伸出内涵的知识，编撰初步的校本课程标题或设想，做问卷调查，找到学生的兴趣点。也可在问卷上直接让学生提出课程开发方向。这就不但不用顾虑将来没人选课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后续参与课程研究的动力问题，更直接显现课程开发的价值，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将课程选择权交给了学生，为课程开发打好根基。但在提出标题设想时必须考虑知识性、时代性、现实性、可操作性、前瞻性，尽可能做到几者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要有课程研究价值，如问卷调查简表（可经教研组讨论形成集体智慧），见表1。
2.以学生研究成果、过程为依托，整理编撰选修课程教材资料
对加快选修课程建设，各地学校都在摸索中前进。但大多会出现这样的困境，教师一方面要尽力搞好选修课的开发开设，争取出精品；另一方面又要应对联考、学业水平考试、高考所必需的教学任务，工作负担非常重。虽然课程改革中提出解决选修教师的配备与培训的条件保障，但是涉及教师评价机制与待遇等多方面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研究性学习注重过程评价给了我们选修课程开发很大的启迪，难道一定要拿着馒头告诉学生是怎么做的吗？就不可以给他们提供面粉，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饥饿吗？如果花费大把的精力去编写选修课程教材，呈现给学生，那么学生除了多了解一点知识之外，他还收获了什么？研究了什么？这样的结果会大大削弱选修课程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促进个性发展方面的价值。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挖掘学生的潜能，把舞台留给学生，仅提出简单化的课程规划，在学生研究过程中适当提出一点建议，最后将学生得到的资料、研究成果及实践成效进行归纳、提炼、整理编撰选修教材，并且将“学生们的研究过程和成果有可能被编入教材”这一信息在研究伊始就告知学生。这样做的意义，从教师角度来看，可以节省时间成本，是一定程度的减负，另外有利于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作为合作探究者、教学指导者角色的转变，更重大的意义则在于课程开发本身及学生成长领域。
“皮格玛利翁效应”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赞美、信任和期待具有一种能量，它能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人有了被期待或自身期待时，他便增强了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变得自信、自尊，有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当学生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能成为教材的一部分，自己就是编者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使命感，会越发的重视，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在研究过程中会越发的严谨认真，这在促进学生成长和课程价值实现领域的意义是远大的。
以“金砖‘五’国的数字还会变化吗”为例，只需在课程规划简案中为学生预设确定性和模糊性研究问题方向即可，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各自成为金砖成员国的理由？（确定性的5个探究问题）会不会重新变回“四”甚至“三”呢？你猜想又有谁最可能成为“六”呢？（模糊性问题），将这些问题交给学生分组去研究，然后组织交流研讨会，分专题将研究成果及实施情况分享探讨，而后研究小组根据分工形成研究报告，经指导教师及同组教师评估择优编入教材。此过程需要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鼓励和期待。
3.以实践、实验、模拟为载体让选修课程开花结果
学生在参与研究过程中获得相关认知，或查阅资料思考归纳后知识得到拓展和丰厚，但这绝不应该是结束的句号，因为学以致用服务于现在或将来的生活实际才是归宿。选修课程建设类别中的兴趣特长类、职业技能类、社会实践类的实施方案都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目标，那么类似高中政治、语文、物理等9个学科的更多属于知识拓展类的选修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就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了无瓜葛吗？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知识——这就意味着能够应用。”所以我们应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学科选修课程开发利用中承担起这份教育使命，不要让选修课程流于形式。
在研究性学习中有一种“基于项目活动的研究性学习方式”，即先确定活动目标，再设计活动计划，在一定时间内用操作活动达到预设结果的设计性学习活动，主要形式有设计学习、人物模拟、社会参与性活动。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开始课程开发方向上就做好功课，在过程或成果展示中为社会实践创造出空间和可能，将知识拓展和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类似前面所提及策略中的“中学生的政治参与”“咱也来把小理财”等课程开发设想，学生完全可以进行诸如“通过亲朋和本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公务人员来个近距离接触，话话地区政务”“网上发帖跟帖问政”“拿出压岁钱买几股股票”“早晨去排一次买国债的队”等实践过程拓展知识，在形成有效研究成果后再实践，比如班级同学给政府部门写集体建议书等。即使是纯粹的知识拓展类型选修课程也可通过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让课程变得有血有肉“活”起来，风靡世界的“模拟联合国”青年学生活动已经让我们领略到了其健康积极、极富教育意义的面，它也启迪我们实践或模拟会让课程变得有血有肉有深度，选修课程的开发利用将大有可为。
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3
〔论文摘要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来设置专业课程、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是职业学校教学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总结我校数控专业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对构建思路和方法作一些探索。
以就业为导向，旨在突出职业教育由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的转变，学科本位向职业能力本位的转变，努力提高职业技术学校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岗位的能力，使绝大多数的毕业生能够就业，以达到培养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牵动着职业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根本改变。如何以就业为导向设置专业课程、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是职业学校教学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我校数控专业的教学改革为例，对此作一些探索。
1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
1.1根据岗位能力需求提炼专业核心内容
社会和企业对岗位人才的需求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是我们课程设置的依据。在调研分析企业对数控机床操作技术人才的需求和岗位能力要求等相关信息资料过程中，我们着眼于培养和形成岗位能力所需的专业核心内容的分析与提炼。专业核心内容是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内容，它应该具备几个特征:一是能够提供形成岗位专业技能必须够用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二是能够提供就业岗位所需的通用技术和核心技术知识和能力结构;三是能为学生创建就业行为导向，关注学生的就业与人格发展。培养学生能在动态的社会情境、职业情境和生活情境中，具备一定的主动应对能力以及责任感。
1.2根据核心内容确定专项能力模块
核心内容提炼于数控机床操作工人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岗位能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包含了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具各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专门技能及专业知识，要注重掌握技能、掌握知识，以获得合理的知识与能力结构。方法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工作方法及学习方法，要注重学会学习、学会工作，以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社会能力是指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要注重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以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例如，培养数控机床操作工这一岗位能力的专业核心内容我们分析如下。
通过对核心内容、能力、知识、相关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我们将数控机床操作岗位的专项能力划分为四大能力模块，即1)通用技术模块，2)机械加工模块，3)数控编程与仿真模块，4)数控机床操作模块。
1.3根据专项能力模块设置核心课程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识读图和机械控制常识是机制类专业通用的、基础的、必备的能力和技术:机械加工工艺和方法(车、钳、铣等)是学习数控加工技术的重要工艺基础能力和技术:数控编程与仿真模块是一座由普通机械加工能力过渡到数控加工能力的桥梁;数控机床操作技能是专业能力的标志，集识图、工艺、.刀具、量具、机床、夹具、定位、编程、加工、通讯等于一体的综合应用。我们根据能力模块，按照教学规律，通过一定的优化组合和科学创新组建专业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内容的主体是专业技能及相关专业知识的集合，课程内容的排序结构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顺序，体现教学策略，这样就突破了学科的界限，避免了传统课程中的学用隔离的现象，使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真正将能力培养放到了中心位置，实现了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原则。
1.4根据核心课程规划和完善专业教学计划
核心课程是培养学生主要岗位能力的课程，在专业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课程形态是多样化的:有以培养岗位技能为主的工作过程导向型课程;有培养专项能力的综合性课程;有使教学方法更加灵活、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型课程;有职业定向教育型课程等等。无论那一种形态的课程，其目标取向基本一致，即强调能力与知识的整合，认知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融合，内容与方法的兼顾。核心课程的课程形态和目标取向确定之后，还要考虑通用能力类的基础知识课程设置和职业能力形成链的完整性等问题，紧紧依据核心课程这一条主线，设置好基础课程和相关课程，规划和完善整个专业教学计划。
2构建就业导向性课程体系框架
2. 1课程体系的主体内容
根据以上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我们开发了数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实
施于教学，在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探索、改进和解决教学实际问题的理论和经验不断总结、讨论，并提升理性思考，逐步提高了对现代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人才墙养方案，构建了可适用于不同专业的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框架。课程体系的主体内容如下。
1)职业基础课程职业道德、职业素质、职业通用能力;2)通用技术课程职业关键能力、职业关键技术;3)专业技能课程专业基本技能、专业技能、职业能力;4)职业认证课程职业技能资格和等级认证;5)校企合作课程根据就业单位需要开设课程，包括技术课、技能课和用人单位的企业文化课。
2. 2课程体系的基本内涵
1)该课程体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观。专业技能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围绕形成岗位工作技能和职业能力这个中心而展开。职业基础课程和通用技术课程是为专业技能课程服务的，所包含的专项能力是形成岗位能力的基础能力，通用技术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围绕着铺垫好专业技能课程而展开，而职业基础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则关注学生的整体精神构建，围绕着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通用能力这个中心而展开，既可单独开课，同时又强调将其贯穿于专业教学的始终。这三大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可依据岗位工作过程的需求相互协调、互补组合，开展立体式的、基于工作过程的综合能力教育教学，突出培养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而且注意通过职业分析，以职业能力为目标形成系统化课程，体现出鲜明的就业定向性和科学性。
2)课程体系强调实践教学，突出职业技能训练，引入国家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的认证，将就业教育与职业资格高度融合，与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接轨，学生毕业前考取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从资职上满足企业用人需求全面得到企业认可。
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4
知、情、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一般地说，“知”的培养是基础；“行”的实现是关键和标志；“情”起中介和“催化剂”的作用。因此，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必须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促进四要素统一和谐地发展。
思想品德教育只考虑认识过程是远远不够的，通过班会或团队活动向同学们正面宣传提倡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是需要的，但抓住时机，创设自然融洽环境，努力激发学生自身的“内应力”与道德情感则是另一回事。在校内、教室是学生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场所。教师在这儿，有的通过别开生面的班队活动，有的挖掘学科自身的教育因素，有的则根据学生个性与心理特征，因势利导，达到各种教育预期目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对学生“主体需求是内化的原动力”这一点认识不足，在如何把社会首先规范内化为学生自己的品质方面研究得不够，我们的某些方面教育就显得脆弱与生硬。学生在那种正面教育场合，有时很难放开自己，他们经常只是首先意识的被动接受者，即使安排有学生在活动中发言，所说的也常是此刻我应该说此什么，而非内心真实所感，不能期望这种形成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其实，真能触到学生灵魂的教育常常是不露痕迹。它不仅发生在操场上，发生在课间十分钟，而且发生在事先无所准备的最自然的生活与情境中。因此，进行情感教育，是德育工作者打开学生心灵的启动器，是“知”与“行”的中介和“催化剂”。
(一)以情育情，以情动人
情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感染性，也就是说，情能动情。即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情感可以感染到其他的人，使之发生同样的或与之相联系的情绪。新组建的98级公关班，有两位女同学因小事发生口角，继而恶言相向，在班上掀起轩然大波。事后，我不是武断地各挨五十板，而是找当事人心平气各地了解情况，并打算抓住这个时机，召开一个主题班会。班会以小组为竞赛单位，安排了学生喜闻乐道的歌曲、典故、谚语、名人名言等项目，围绕着“团结、友情、亲情”进行了紧张的比赛，学生们情绪高涨，竟相参与。当活动进行到时，我在黑板上写了“大家庭中的你、我、他”几个大字，紧着录音机里传出了《相亲相爱》的歌曲，再一次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情感共鸣。随着如潮般的掌声，那两个同学不约而同地走上讲台，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通过这次班会，同学们认识到同学间，要互相“包容”，只有团结一心，班级这条“大船”才能顺利到达成功的彼岸。而且，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形成团结向上的班风。
（二）以知育情，以情促知
我们知道，单纯地对学生说教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同样单纯地采用感化而不伴之以说理，也难以使学生产生有原则、有深度的道德情感。“知之深，爱之切”正是这个道理，因此，班主任应着力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使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年五月份，发生在美国轰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的血腥事件，引起了全世界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我趁此机会让学生观看电视，收集有关新闻报道，激发他们的爱国激情，发出了“中国人民不可欺”的强烈心声。同时，又让他们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激励他们“为中华崛起读书”以实际行动来声讨美国的暴行。这样，无疑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有血有肉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就是说，认知越丰富，明理越深刻，情感就会越深厚。
（三）以行育情，以情导行
情感的另一特点是实践性。实践是情感形成和转变的基础，也是摇动情感发展的动力。所以情感教育要从实践开始，在实践中，以行育情，越实践，学生的情感就越深，反过来，情感越深，就越愿意实践，从而形成自觉行为。
在以“爱心献功臣”的活动中，我班学生纷纷捐款，奉献了自己的一片爱心。钱虽不多，但却体现了中国青少年对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功臣的崇敬之情和爱国、爱民族的高尚情操。
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5
[关键词]法治观念；当代大学生；长效机制
[作者简介]汪 灵（1991―），女，南昌航空大学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江西南昌 330063）
继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宣传，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1]而当代中国大学生普遍存在法律意识被动，法律知识薄弱，法律观念淡薄不良现象，培育当代大学生法治理念，从家庭、学校、自我三方面构建“教育”“管理”“自律”相结合的三大机制，逐步促进大学生学法、懂法、用法、护法，使大学生法治信念有效化、常态化和持久化。
一、法治观念的概念界定
理解“法治观念”的内涵，首先得区别于“法治”和“法制”。二者有所区别，表现在“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具体制度，它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包括正式的如宪法、法律和各种法规，非正式的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侧重于理论上的法律意义。而“法治”相对于“人治”，它是一种治理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体现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原则、方法，更侧重于实践上的法律意义。法治以“法制”为基础，需要良好的法律实际内容为支撑，但两者作为上层建筑统一于经济基础之中，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治观念”即是怀着对法律的敬仰，对学法、守法、用法的捍卫的一种理性的、必然的认识，也包括感性的、偶然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法治观念外化表现为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又表现为人们自觉地、经常地按照法的理念来思考问题。[2]
二、法治理念的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3]法治理念的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不开，二者不可或缺，相得益彰。
1.法治理念的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辅性
第一，在内容上，“思想政治教育包含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法治理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培育的重要内容。”[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也是法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以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运用法律途径来对待问题，解决问题思维为目的的法治理念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有着集合关系，二者相互补充。
第二，在目标上，对大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标是使其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无规矩不成方圆，培养按社会群体规章制度办事的人才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法治理念的培育也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大学生心中有法，一切活动都以法律的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知法、懂法、守法，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利与利益。二者在最终目标上是保持一致的。
第三，在方法上，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以柔性的意识灌输为主，培养受教育者的爱国情怀，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结合其他具体的工作方法，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法治理念的培育相对侧重于刚性的或者中性理念教育，这是由法律本身的内在客观性而决定的，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普遍的、统一的、公正的法律约束。二者刚柔并济，相辅相成，正是培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的重要方法。
2.法治理念的培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障作用
第一，法治理念在思想上保障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当代以90后为主力军的大学生自我中心意识强烈，强调个人主义，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中迷失自我。培育大学生法治意识，能有效帮助其科学地定位，客观思考，理性处理问题，杜绝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等案件的发生。法治理念的培育在根源上为迷失者提供天然屏障，阻止其走上不归之路。
第二，法治理念在实践上保障营造和谐校园文化氛围。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时，才能创造文明、和谐、干净的校园文化。目前在高校，刮起一阵阵不正之风，如学术造假之风、不择手段争取奖学金之风、班级干部工作不正之风等，凡是涉及到利益的领域，很少有不被污水淌浑的。心中有法，才能做到自律，自洁，自爱，营造绿色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实现和谐校园、法治校园的建构。
三、构建法治理念机制的路径
1.注重家庭培育，奠定“教育”机制形成基础
法治思想的形成范文6
【关键词】法治 政府 制度 创新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我国通过官方阐释表达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在江苏镇江视察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思想，这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文化支撑。中国正在逐渐探索中走出自己一条独特的法治之路。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性
我国在十上规划了到2020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作为法治中国内容之一的法治政府也成为我国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步凸显，冲突加剧，依法治国建设也进入关键时期，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也更加迫切。
首先，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建设法治政府，因此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加快政府建设的步伐。在法治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在具体实践上依然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等问题，由此可见我国在法律执行和实施体系建设上还有所不足。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它有维护法律尊严的义务，也是遵循和实施法律的主体，因此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水平，政府机构的执法质量不仅关切着社会大众的利益，也与政府公信力密切相关。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应高牢记依法行政的要求，带头守法、严格执法，提升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从而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
其次，我国实现小康社会、进行全面改革，需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我国目前的改革是深层次的持续改革，同志曾在讲话中指出，任何改革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要在改革中运用法治思维，以法治促进改革。社会的改革实质是利益关系的改革，这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为此应该加强立法工作来协调利益关系，为改革的开展提供法律支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一便是全面深化改革，而改革所带来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法治的力量更为凸显，应以法治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改革问题，并运用法治思维在社会上达成改革共识，通过法治方式来为改革营造稳定环境，最终还要通过法治规范来保护改革的成果。由此可见，法治在我国深化改革和小康社会建设中地位之关键，建设法治政府也迫在眉睫。
最后，建设法治政府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我国进行法治建设的目标之一便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和权利提供了保障。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使得我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上，往往政府处于优势地位，而群众处于弱势，政府为了自己的目标追求无视甚至是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这破坏了社会公平，违背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必须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规范和监督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行政，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制度创新的困境剖析
在确立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后，我国政府便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如改革领导体制，强化政府责任人制度，完善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政府权力，促使我国政府向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具体的法治政府实践中，我国依然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创新活动超出制度边界、寻租腐败等问题，这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制度创新上还存在诸多困境。
实践中的困境。首先，政府制度创新动因的非法治化。任何事物进行改革的动力都在于能够从改革中获取自身利益。政府尽管是一个公共组织，但政府组织本身由政府工作人员等单个个体组成，因此它包含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两种形态，个体的逐利性驱使其利用权力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政府法治化改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因此必须消除双轨制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民争利，但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必然会触动政府人员的个人利益，这使得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其次，制度创新行动的非法治化。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法治化建设中，其往往利用制度创新的幌子而进行人治，以人治制度创新代替法治制度创新。一些政府在具体的行动上依然没有改变“官大于民”的思维，常常在政府治理中采取暴力手段来实现目的，这无疑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最后，在创新效果上也出现非法治状态。政府的制度改革往往以权力作为支撑，这造成政府权力在改革中迅速扩张，而政府法治化的出发点是限制规范政府权力，由此可见政府制度创新的初衷与最终结果很可能背道而驰，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陷入恶性循环。
体制带来的制度创新困境。在法治政府中，相关主体在制度框架下进行法治治理，而相关制度又是通过主体的执行而发挥效用。因此法治政府必须处理好制度与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主要包括党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个方面。
首先，党政体制上存在非法治化。法治强调平等、规范与统一，在法治理念下，党政之间应平等的接受法律的制约，政党也应遵循各项法律法规。但在现实中，我国却不断出现党法与国法矛盾的问题。而且在党政关系的行为中也存在诸多违背法治化的现象，如一些党委人员却兼任诸多行政职务，这给大众造成执政党与政府二者一致的印象，一旦政府出现过错，群众同样会迁怒于政党，这威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
其次，行政体制具有非法治化特征。这里的行政体制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相同的组织架构，当权力不明晰、缺乏约束力时，央地两级政府便能够同时不受法律制约，这显然不符合法治政府中制约政府权力的要求。而且随着我国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使得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进而带来央地关系、政府行为的混乱，这也违背了法治对秩序的追求。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机制困境。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一个约束政府权力的机制，但目前我国在机制建设上却存在诸多不足，这导致政府行动和政治生态都出现非法治化。我国政府为实现法治化目标，往往采取一些创新行动，如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集中处理严重的消费者侵权案件，但实际上在日常市场活动中，一些工商部门往往不愿意接受和处理公民个体的消费维权案件，这不仅纵容了消费欺诈行为，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还让民众感受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此外在日常事务处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作模式机制和约束机制，政府部门间普遍存在互相推诿、官僚作风等问题，这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也激化了官民矛盾。政府的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一个法治化政府，权力应受法律约束，法律高于政治，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是权力高于法律，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现象。当然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法律自身具有局限性，需要以制度创新的途径来完善自身，如依法处理的结果过于违背道义人情，往往会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多数情况下，权力干预法律将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强化社会的权力意识，这无疑阻碍了法治政府建设。
政府制度创新困境的原因
首先，人治传统的惯性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绵延了几千年，它曾给中国带来了数千年的文明，而在这千百年帝制统治中所形成的中国式思维和逻辑一直延续至今。即便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国家也有法治治理体系，但长期以来却是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这成为当前阻碍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因素，也是政府难以进行制度创新的因由之一。在人治思想下，政府往往呈现出权力扩张的特性，而在专制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往往是一种依附关系，缺乏真正的信任联系，这导致社会个体难以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自由，失去了政治法的根本。在人治背景下，中国形成了人情社会，人们在维护自身权利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依赖法治，而是寻求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解决，有的甚至利用这种关系来为自己谋取私利，产生大量腐败行为，而目前这种人情思想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依法行政、司法公正，阻碍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
其次，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理念也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阻碍政府的制度创新活动。我国社会依然存在传统宗法思想。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亲缘以及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交际网络，在这一结构中强调礼治，形成长老政治，并不认可甚至是忽略外部的法治制度，这种社会结构在基层乡村尤为明显。因此政府在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进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当地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在宗族社会之中，地方行政机构缺乏政治权威性，而即便地方政府在遵守习俗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性制度创新，但一旦出现不服从文化习俗的举措，便会被看作是政治鲁莽，如果改革失败，更是要承担政治后果，这使得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成了与宗法制度、社会习俗之间的博弈，政府在改革中难以大展手脚。
最后，法治改革存在内部逻辑矛盾。一是过于追求效率而导致改革适得其反，我国在为实现政府法治化而进行的制度改革中，许多创新内容是以提升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并因此而实现权力消绑，但一旦改革的主导者离开，这些改革举措往往便被后续政府废置。二是暴力手段阻碍了政府制度创新。我国政府为了快速获取改革效益而往往采取暴力形式推广创新制度，这容易引起大众的不满甚至是敌对情绪，既不利于新制度的顺利施行，也损害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就违背了法治政府中政民良性互动的要求。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政府的制度创新本身便是伪创新，如强制拆迁制度中充斥着暴力，严重违背民意，更非法治化所需。
法治政府制度创新路径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制度创新，首先是提出具体措施，并由创新活动来落实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建设法治政府，之后再在已经建立的法治政府之上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工作，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我国法治政府的制度创新要克服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人治的惯性思维，需要理顺党政、中央与地方以及府际之间的关系。
党政体制的法治化。我国法治政府制度创新的阻碍因素之一便是党政不分，出现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无从谈起政党约束政府权力。因此要建设法治政府，深化改革，需要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所谓党政关系法治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指导下，党政各司其职，党应依法领导政府。首先，要政党去行政化，改变入党做官的观念，政党可以更加关注政府监督与社会组织方面的事务，而政府则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处理。政党的部门设置应根据社会需求，而非针对政府部门。其次，可以将党政关系纳入到监督体系之中，如在宪法中明确党政关系，实现宪法监督，还可充分肯定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使之对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现象进行曝光监督。最后，还要提升党务工作人员的法治素质，党务工作人员应该了解基本的法律法规，并自觉遵守，为社会成员的遵法守法起带头模范作用。党政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只有理顺党政关系，政府才能够正常发挥职能，制度创新活动也才有所保障。
现代中央集权制度建设。我国在进行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如有专家所言，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和制度一直支配着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安排，无疑，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继承和改变传统、借鉴和学习西方以对未来的中央集权制进行调整，也将会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我国应该建立有限度的现代中央集权制度，这可以解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结束博弈关系，推行政府法治化建设。
现代官僚制度改革。阻碍政府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官僚作风，对官僚体制进行限权是我国政府法治化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官僚体制的法治化，首先要整肃吏治，除了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外，还需要完善官僚制度，注重官员个体的道德素质。其次要进行官制变革，这主要是要变革公务员考核体系，在公务员考试中要强化法律素质考察。官员的升迁考核指标也应该更加多样化，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参与到官僚体制之中。最后，要注重权力限制。官僚制的核心是理性精神，这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一致。理性的官僚制是要求公务人员以理性客观态度处理事务，而非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办事，因此可以说官僚制崇尚法治、摒弃人治。我国的官僚制改革应该从关注级别区分转移到关注专业分工，即要根据职务来分配相应责任，这防止因过度关注级别分工而带来官本位问题。当公务人员的权力是来自法定职务时，他必然也受相应的法定责任约束，个体的权力也才能够得到相应限制。此外，在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不仅是执法者，而且也是守法者，他们需要有在法治框架内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为此，政府工作人员应提升自身的法治素质，这能够提升政府的执法质量。一方面在公务员录取考核时便要侧重法治素质的考核，另一方面要不断对公务员进行法治素质培训，使之法治素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
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制度创新。西方国家借助文艺复兴来对理性政治进行大讨论，而我国也可以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法治资源，并借鉴进行制度创新。如我国的古代社会强调礼治，这是我国古代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则体系，因此古代的礼治与现代法治有相通之处。礼治思想在我国依然有深厚的存在土壤，因此我国政府在创新制度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应该客观审视礼治及其规则内容，而非将其全部看作封建糟粕，政府可以适当利用礼治思想来推行法治内容，而不是将所有的礼治制度铲除。此外，我国的法家思想也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法治资源，法家提出了公器、执国命、分封等概念，形成了一套法治话语体系，现今的政府制度创新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也可将这些法治资源现代化，这更符合中国国情，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减少政府制度创新的阻力。
